“竹林七贤”在历史上广为表现，成为中国传统艺术中一个常用的题材，但对其表现最早，并且与后世的七贤画像大为不同的，就是魏晋时期的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系列。
魏晋时期的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系列共发现了四处墓葬，分别是1960年5月在南京西善桥出土的南朝大墓，1965年11月在江苏丹阳鹤仙坳发掘的南齐大墓，和1968年8月和10月在江苏丹阳吴家村及江苏丹阳金家村出土的两座南齐墓。可惜丹阳三墓中的“七贤”壁画多有残缺，尤其是鹤仙坳墓中“七贤”画残缺严重(仅剩半幅)。吴家村墓和金家村墓“七贤”画较完整，但仍有少部分残破，且人物形象及题榜姓名还有互相错乱或重复、缺少等误差。南京西善桥墓出土的“竹林七贤及荣启期”大型画像砖保存最为完整，对称排列于墓室的南北两壁，各长2.4，高0.8米，共计用324块砖拼嵌组成。人物形象及题榜姓名也与史书记载一致，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现珍藏于南京博物院，历来被国内外史学和美术界所重视。
如杨泓、郑岩在其《中国美术考古学概论》中，就有这样的论述：“西善桥宫山墓南北两壁装饰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拼镶砖画，长204、高80厘米，由上百块砖拼合而成。南壁由外而内依次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壁自外而内依次为向秀、刘灵（刘伶）、阮咸、荣启期，所画人物或奏乐，或饮酒，或长啸，情态各异，均题有姓名，画面两端和每个人物之间各有一树。这些模印砖上原有彩绘，今多已不存。这组画像是目前所见南朝绘画艺术最为精彩的作品。其他三座墓葬在同样位置也装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金家村墓与宫山墓画像的许多部分甚至出于同一印模，只是补加了当时已经失去的部分。吴家村墓则依据金家村的画像重新制模，线条较粗疏。此外鹤仙坳墓还发现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的部分残迹这些后期制作的壁画均不及宫山墓所见精彩，且题记多有错乱，但增加了其他内容的画像。”（[2]P 218）
这几套画像砖内容、形式大体相同，所以本文就以南京西善桥宫山墓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为例，分析对“竹林七贤”的性格表现。
八个人物之间的十株树木不全是竹子，而是五株杏树、两株垂柳、一株松树、一株槐树，仅仅在向秀与荣启期之间有一株阔叶竹。画像砖中的荣启期，是两晋的士人甚为推崇的春秋时期道家人物，其人精通音律，博学多才，传说孔子游于
泰山，就曾见其鹿裘带素，鼓琴而歌，交谈后甚为赞服。魏晋时期，对荣启期也推崇备至，砖画中安排荣启期和“七贤”在一起，有为“七贤”之楷模的寓意。
画面中，八人均席地而坐，但各以一种最能体现自己个性的姿态来表现。人物有的上身袒露、披襟抱膝，有的赤足打坐、两眼凝视、若有所思，有的抚琴啸歌，有的颔首倾听，有的高谈玄理，有的把玩如意，人人宽衣博带，生动地表现了他们傲世、享乐的神态。嵇康头梳双髻，目送秋鸿，手弹五弦，做怡然弹琴状。阮籍头戴巾幢，一手支皮褥，一手置膝上，口作长啸状。山涛头裹布巾，身前置一瓢尊，一手挽袖，一手执杯欲饮，作豪饮状。王戎斜身靠几，手弄一玉如意。向秀头戴帧，一肩袒露，闭目沉思。刘伶双目凝视手中酒杯，另一手蘸酒品尝，尽展其嗜酒如命。阮咸垂带飘于脑后，挽袖持拨，正弹琵琶，表现其妙解音律。荣启期披发、长须，腰系绳索，凝思而弹五弦琴。整个画像砖用最典型的手法，形象地刻画了“七贤”的个性和特点，与史书记载的七贤的性格和特点描绘可谓惟妙惟肖。孤傲高雅、崇尚老庄之情，追求个性之心，溢于画面。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画像砖上作到充分地表现。
整幅画像砖以突出人物为主，以挺劲、秀丽的线条，形象地刻画了每一个人物的性格和动态。他们轻裘、缓带、宽衣、赤足，衣裙和飘袖尤如春蚕吐丝，线条极为优美流畅。并以阔叶竹、青松、银杏、垂柳等不同树木作间隔，既分段表现了人物的特性，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婀娜多姿的古树作为衬景，使人树结合，相互辉映，也滋育和推进了此后的山水画。每个人物身旁均有题榜标明身份，是一组既各自独立又和谐统一的大型画像砖组画，其精心处理是颇见匠心的。
四、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艺术特色及价值
画像砖一般是一个砖面上是一个画面，即一个砖面上表现一幅完整的画面或主题。而南朝发展出了一中新的画像砖手法，即：拼镶砖画。“所谓拼镶砖画，即是由多块画像砖拼镶起来表现一完整主题。可以说，南朝的拼镶砖画是在画像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P421）可以看出，而南朝的拼镶砖画与一般画像砖又有着不同，其区别就是，拼镶砖画的画面在每一块砖面上表现的都是画面的一部分，都组合起来才能形成一幅完整的画面。“所谓的拼镶砖画与东晋南朝的画像砖有着明显的不同。拼镶砖画是由多块砖拼镶在一起来表现一幅完整的画
面，其构图一般是布满整个墓室；拼镶砖画的题材内容一般是表现在砖侧，而东晋南朝的画像砖题材一般表现在砖面。”（[3]P422）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绘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情，但可惜这个事情遗留下来的绘画作品极少，所以南朝的拼镶砖画为研究分析南朝的绘画艺术提供了可贵的实物资料。南京西善桥宫山墓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就是这种拼镶砖画中的杰作。
同时其在工艺上亦有创新，它与西汉洛阳等一砖多模的空心画像砖以及东汉成都等地的一砖一模实心画像砖相比，制作过程也更为复杂。据专家考证，模印拼嵌画像砖的做法是：先将白描画面的粉本制成木模，再用木模将画面以线条的形式压印在统一编号的砖坯上，经烧制定型，再按编号的顺序嵌砌在墓壁上，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这样的做法，突破了以往一砖多模画像砖的重复单调，以及一砖一模幅面小，气魄不大的局限，反映了制陶工艺的进步和南朝时多种艺术形式的借鉴和融合。
在这幅《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画面上，创作者又独具匠心的将荣启期与七贤并列，一方面反映了魏晋南朝时期“贵在肆志”、“仰慕同趣”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也是墓室两壁画对称的需要。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因志趣相同而展现在同一幅画面上，是这件作品的特色和创新，反映了南朝时期江南地区活跃的艺术创作氛围。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母本作者究竟是谁，至今仍有争议。但从《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的人物及树木的刻画手法、风格、线条、人物神态、衣褶飘袖等都与顾恺之的摹本《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极为相似。而且顾恺之本人也是东晋名士，生活的年代与“七贤”较接近，所以目前学术界比较集中的意见认为是顾恺之。所以，这幅作品也是研究顾恺之及魏晋时期绘画的重要素材。
五、在艺术中永存的七贤
“竹林七贤”独具的个人魅力，使他们在我国文人中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是当时的士人情趣及社会风尚的反映。在“竹林七贤”身后，有着众多的艺术家都以其为题材，创作了许多的杰作，都寄托了对他们笑傲山林的向往和憧憬，并都注重对其精神面貌和个性特征的描绘。但随着《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的出土问世，人们对“竹林七贤”的研究又被推向了新的高潮，所以当代的
理论家、史学家又展开了对他们的探讨，并大胆的根据他们在因政权压迫下的不同表现，深入的分析其“贤”与“不贤”。但不论这些研究的结论是什么，都不能抹杀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特定的人格精神。
现代人离“竹林七贤”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但他们的博学多能、鲜明的个性、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以及坚忍不拔地追求自由和理想的人格魅力，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今天的生活中，仍然是我们也在不断追求的境界。而且随着对人性的解放和对人性的关注，必将愈来愈受到当代人的推崇。所以在艺术作品中存在发现的“竹林七贤”精神也必将随着艺术永存。
本文对南京西善桥宫山墓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的研究分析，一方面是为了画像砖艺术的发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竹林七贤”的人格魅力发扬。通过上述的分析，从画像砖的艺术发展和独特风格出发，进而研究“竹林七贤”的产生时代、人物性格等。通过《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中的艺术表现分析，发现其在人物性格的表现上的独特之处，从而让这个古老的艺术形式携“竹林七贤”再次走向人们的视野，在感受画像砖的特有艺术语言带来的魅力同时，也感受到“竹林七贤”的人性魅力。所以，南京西善桥宫山墓出土的这件《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不仅在历史价值上，在艺术价值上也是不可替代的一件珍品，不愧为南朝时期最杰出的艺术作品和国宝级的艺术文化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