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重视中医中药之下，整理“单方、秘方、验方”的热潮，也随着发掘和整理祖国医学遗产而掀起。前人的宝贵经验值得借鉴学习，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前的资料，几乎没有功名利禄的水分，医风纯朴，其真实性、实用性、可靠性均很高。
中国针灸学史大纲
杭州市广兴中医院针灸科王德隽
针灸疗法是我国宝贵的医学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几千年来它在我国医疗保健事业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它是我们祖先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所创造出来的一种医疗方法，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经过许多人的苦心钻研，又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由于这种医疗方法使用简便，收效迅速，所以深深地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
针灸疗法概括地说来是:“针”和“灸”两种操作方法。针法是利用金属制的细针，刺入人体一定位置的皮下深部，凭借着这种机械性的刺激，以达到治疗的效果；灸法是在一定位置的皮肤表面，借着燃点艾柱(就是用干燥艾叶研细做成金字塔形的小柱子)的温热刺激，以达到治疗的效果。
针法和灸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配合使用，主要是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针灸疗法不仅是广泛地应用在人类的许多疾病上，而且也可以用来治疗兽类(牛、马等)的疾病，像明代元亨所著的“牛马经”，就谈到了用针灸疗法治疗兽类疾病。
一、针灸疗法的起源
讲到针灸疗法的起源，可说是非常早的，大概在人们还没有知道使用药物治疗以前，就有了这种治病方法。
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当人类手足分工之后，双手在不断劳动中逐渐发展，已经可以握着石块或木棍来防御敌人，猎取食料，并且也能应用石块去击碎石块，挑选其中最锋利的碎片，作为劳动工具。在这种击石的经常劳动中，难免不有几次因被碎石所伤而致皮肤流血，可是每当流血之后，竟发现那些持久不愈的头痛或筋骨酸痛等病，反因而感到轻快，甚至由此而愈。经历无数次的事实，从而积累了经验，以后每遇疼痛等症，就很自然地会想到用碎石片刺破皮肤使之出血以作治疗，这就是古代的所谓“砭石”，也就是针的前身。
砭石的最初采用，大约在旧石器时代(相当于我国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时代)，那时所使用的劳动工具，只是一种极简单极原始的略为加工过的纯厚的石拳楔、石片和木棒(如外蒙阿罗淖尔发现的加工过的数千块岩石碎片等，和“商君书”所谓“伐木杀兽”，“吕氏春秋”所谓“剥木以战”)，以后到了新石器时代(
相当于传说中的“伏羲氏”“共工氏”时代)，劳动工具已更进一步，知道用稜镜型的石子打制细长的石片，再将边缘加工而制成各种形式的石器，如石枪、石刀以及石槌等(安廸生在宣化发现的桂叶式的石剑，就是石枪)，因而“砭石”也进一步加工为比较精巧一些。古代记载针灸最早的内经中曾说:“今世治病，毒药治其内，针石治其外……”又说:“其治宜砭石。”南北朝的全元起对此作过解释，他在内经注解上说过:“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针石、二砭石、三鑱石，其实一也，古来未能铸铁，故用石为针，故名之针石……”。此外山海经中也说:“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箴就是鍼字，也就是针字。郭璞注解说:“可以为砥针，治癰肿者。”郝懿行笺疏说:“砥当为砭字之误，南史王僧孺博引注，作可以为砭针是也。”从以上文献记载来看，足以证明砭石治病确是金属针治病的起源。
同时，在石器时代的人们，并不意味着只能认识石器，利用石器，对自然界一切动植矿物，也能逐渐认识，并加以利用。这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很自然的事。由于劳动人民的智慧，发挥创造积极性，认识动物的骨骼、植物中的竹，都能够做成像石针一样的针，而且光滑细致，要比石针好得多。最近考古家曾发掘出多数骨针，当时可能在治疗上起了作用。
此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至殷商时代，畜牧发达，种植开始，冶铜术早经发明，因此人们的劳动工具已由石器改进为铜器，并广泛应用在生产上，使人们获得更精细的劳动技能。这种技能与经验同时移用到医疗方面，于是石针、骨针、竹针也进而改为“铜针”，这也是可能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一般的生产工具，特别是农具，大致已用铁制，这在历史文献上都有稽考。如江淹的铜剑赞序文中说:“古者以铜为兵，春秋迄于战国……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管子海王篇里也记载着:“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当时在日用上既有以铁制造的针和刀，那末毫无疑问，医疗上所用的铜针，这时也一定随着进步而改为铁针，并且可以想像到，针的形式必然比石制铜制的精细得多，针的种类也一定会增加。所以帝王世纪记载“伏羲氏尝百草而制九针，以拯天扎焉”，这说明了针的种类已有九种之多了。
至于“灸”的发现，当在人类知道用火之后。大家知道，火的发明，对人们当时的生活，引起了伟大的飞跃的变革。恩格斯曾说:“它第一次使人能支配一定的自然力，并因此使人完全脱离动物界。”从那时起，人们便知道“炮生为熟”，“
以化腥臊”(见“韩非子”及“礼含文嘉”等)，从前不易下咽的“鱼鳖螺蛤”之类，现在都可以“燔而食之”，这不但扩大食物的种类和来源，而且引起人们生理上的疾急变化，特别是后脑的发展；同时，人们除了知道用火去取煖和防御“禽兽虫蛇”的迫害(“庄子”冬则炀之)，也 知道用火去“焚林而佃，竭泽而渔”，以补“人械不足”(“淮南子”:本经)。
就这样在火的广泛利用之下，很自然地促使了“灸”的产生。因为当人们以火取煖、煮食或御敌的时候，难免不发生皮肤遭受火伤的情事，而在无数次的火伤之中，竟发现有些疾病反因受火伤而减轻或解除了痛苦，于是积累了经验，每当发生这类疾病，就用火灼伤皮肤某部分来作为治疗，这就是最原始的灸术，古代叫做“火”。
据考证，在新石器时代，曾经盛行过一种“骨卜”的方法，就是将艾蒿一种的菊科植物燃着，放在动物骨骼上，烧成一些斑点，观察它的裂纹，以求得征兆，这种骨卜所采用的原料和所施行的方法，都与灸术极相类似。这确是一件富有研究兴趣的事。
我国考古学家还告诉我们:“1926年在北京周口店所发现的‘北京人’(又名中国猿人)，是50万年前的原始人骨骼，并且在周口店发掘出不少最粗糙的简单石器和骨器，此外还发现有很厚的灰烬和一些经火燃烧过的动物骨骼化石和土石。”这就证明他们很早以前就已学会用火了。因此，究竟灸术是否比针砭要早一些，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
总的来讲，我们根据现有的各种材料，大体上可以这样认定:“针灸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或者更早一些，为后世针灸疗法的萌芽。”
二、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221年)
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70年)到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历史上称为“春秋时代”，也可叫做“东周”；从这以后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了六国，历史上就叫做“战国时代”。
这个时代的社会情况，比起西周有显著的进步，主要是铁的发明和应用，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不仅在农具方面，已经有了铁制的耒、耜、銚、镰、鎒等，使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就是手工业方面，也因为有了比较坚固而锐利的工具，也随着发展起来。
毫无疑问，医疗上使用的针具，这时也必然跟着有了改进，制成铁针，代替了原始的石针或骨针。
我们翻开了中国第一部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来看，里面曾记载有这样一段话；“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气
血，营其顺逆出入之会，令可传于后世，必明为之法令，终而不灭，久而不绝，易用难忘，为之经纪，异其章，别其表里，为之终始，令各有形，先立针经，愿闻其情。”这不是很明显地表达出来，这时已发明微鍼，代替毒药、砭石，并且撰著“针经”，以传后世。
黄帝内经一书，据考证大约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可能到西汉时代曾作了一些补充。全书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81篇(计分9卷或24卷)，灵枢也是81篇(计分9卷或12卷)，在东汉初年班固著的“汉书”中首先提到:“黄帝内经计18卷”，这时还没素问和灵枢的分别，晋代皇甫谧把它别为鍼经9卷，素问9卷；鍼经又名灵枢经，合起来仍为18卷。
有人认为灵枢的著述年代，可能要晚于素问；但是素问所引经典，大多出于灵枢，可见是灵枢在前，素问在后。
内经这部书，也可以说是开创针灸治疗的宝典。因为里面讨论针灸的地方很多，素问汤液醪醴论说:“鑱石针艾，治其外也。”灵枢官能篇说:“鍼所不为，灸之为宜。”我们归纳这书对针灸方面的贡献，主要的有以下五点:
(1)创立经络学说——如灵枢经脉篇叙述了十二经和十五络的起止以及它所经过的部位；素问骨空论又讨论了奇经八脉(督脉、任脉、冲脉、带脉、阴蹻、阳蹻、阴维、阳维)的起止和所经过的部位；灵枢脉度篇更研究了经脉的长度问题等。
(2)提出针的九种种类、用途和操作法——灵枢九鍼十二原篇说:“九鍼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鑱鍼，长一寸六分，头大末锐，去写阳气；二曰员鍼，长一寸六分，鍼如卵形，揩摩分间，不得伤肌肉，以写分气；三曰鍉鍼，锋如黍粟之锐，主按脉勿陷，以致其气；四曰锋鍼，畏一寸六分，刃三隅以发痼疾；五曰铍鍼，长四寸，广二分半，末如创锋，以取大脓；六曰员利针，长一寸六分，大如氂，且员且锐，中身微大，以取暴气；七曰毫鍼，长三寸六分，尖如蟁蝱喙，静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养以取痛痹；八曰长鍼，长七寸，锋利身薄，可以取远痹；九曰大鍼，长四寸，尖如挺，其锋微员，以写机关之水也。”说明了这时的针具，不仅改由铁制，而且已发展为九种型式，同时还在这篇里讨论了补泻等操作法。
(3)规定孔穴名称及部位——素问气穴、气府两论，记载穴道有365名，一穴一名，单穴计算，实际数字只有313穴，分布全身各处，并详细指示出每一穴道的距离尺寸，以作取穴的准则。
(4)指示部分疾病的主治穴道——如素问刺疟论、刺腰痛论、痹论等，以及灵枢五邪、寒热病、癫狂、热病、厥病、杂病、周痹、胀论等篇中，都指示了各种疾
病的主治穴道和操作方法。
(5)讨论了禁刺部位——如素问刺禁论中曾详细讨论了某些要害部位，不能任意施行鍼刺，因为可以造成种种不良反应，甚至引起死亡。
此外，当然也还有不少关于针灸方面的理论与经验，总之，这部书是总结了战国时代以前的针灸医学。
比内经稍迟一些，还有一部书叫做“难经”，它的内容大部分是根据内经的，采用问答质疑的方式，来解释经 义。其中23难至29难讨论经络问题，62难至68难讲解穴道问题，69难至81难研究针法，也是一部有功于针灸的书籍，相传是扁鹊所著。
扁鹊姓秦名越人，勃海?br>州人(现河北省任邱县)，大约生于公元前五世纪，他通晓医学各科，治疗方法非常广泛，如针砭、熨帖、汤液、按摩、搏药、吹耳、手术等等无不精通，当他过虢国的时候，虢太子患很重的病，四肢冰冷，感觉丧失，已半天多，一般人认为太子已死，只是未曾收殓。扁鹊是当时的著名医生，就请他去诊治，扁鹊察知脉乱，故形静如死状，诊断为“尸蹶”症，当即命他的弟子子阳针刺“三阳五会”(百会穴)急救，没有多久，太子就恢复知觉，又令弟子子豹为五分之灸，熨两腋下，太子就能够起坐了，这说明了扁鹊的针灸技术是非常高明的。相传他曾到过赵国的邢(现在的河北省内丘县)，后人为了对名医扁鹊表示纪念和崇敬，特地在神头村鹊山建立一座鹊王庙。
在扁鹊以前，秦国有一个名医叫医缓，也是熟谙针灸技术的。左传成公十年(公元前576年):“晋候有疾……求医于案，秦伯使医缓为之……至曰:疾不可为也，在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据左传所说的治病方法，攻就是熨灸，达就是针刺，药就是药物。后汉郑康成有针膏肓书，三国苟悦的申鍳杂言篇说:“夫膏肓近心而处阨，针之不达，药之不中，攻之不可。”说明左传的“达”字，确是指针刺而言。
我们再看素问异法方宜论，其中曾说:“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焫从北方来，九鍼从南方来，导引按蹻从中央来。”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治疗方法是多式多样的，而且还起着互相交流的作用，这样就大大地丰富了医学的内容。
三、秦汉时代(公元前221一公元后220)
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征服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结束了八百多年群雄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史上第一个中央政权专制主义的大帝国。
秦朝统一天下以后，度量衡、货币制度、法律、文字、以及车轨、服装、历法等等，都被它统一起来，水利交通也有显著的发展，这都和医药的发展有相当的关系。
公元前206年，
汉高祖刘邦建立起强盛的汉朝，汉初农村秩序恢复以后，社会生产力提高，手工业也很快地获得恢复与发展，商品货币关系更进一步发展了。科学为适应着这种发达情况，得到了发展，如天文学和历法在汉代都相当进步，医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这时代里，曾出现了不少著名的医家:
第一位是我国病历记载的创始者，姓淳于，名意，山东临菑人，大约生于公元前215年(秦始皇32年)，曾为齐国的太仓长，所以后人都称他为太仓公，他少年时就喜好方术，后来随公乘阳庆学医，公乘阳庆就授以黄帝扁鹊脉书五色诊病，同时并把禁方(秘方)也传给他，因之淳于意为人治病，决生死多验。他对针灸也很有研究，史记本传曾记载:“治齐北官司空命妇出于病……灸其足厥阴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遗溺而溲清，小腹痛止。菑川王病，蹶上为重，头痛身热，刺足阳明脉，左右各三所。”
第二位是发明“辨证和医疗规律”的张机，号叫仲景，后汉南涅阳郡人(河南南阳县)，约生于公元二世纪，灵帝时(公元168—189)举孝廉，建安中(公元196—216)做长沙太守。他博学多才，曾随同郡张伯祖学医，尽得其传。
他的不朽名著“伤寒论”，不仅在药物治疗上给后人留下许多光辉的典范，就是在针灸治疗上也有着许多卓越的见解和宝贵的贡献。
在伤寒论中，关于针治者共有12条，计太阳病8条，阳明病2条，少阴病1条，平脉1条；关于灸治者共有7条，计少阴病3条，厥阴病3条，太阳病1条；在这里张仲景就给我们指示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三阳宜针，三阴宜灸”，换句话说，就是机体抗病机能正当或尚属亢进的阳证应该针治，转入或已经衰退的阴证应该灸治。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则，有些地方还应当全面审察症状病情，结合“辨证治疗”的方针。
伤寒论不仅从正面清楚地说明那些证候应当针治，那些证候应当灸治，而且还从反面肯定地指出误用灸治所导致的病变，如太阳病篇:“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追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
在针灸操作上，伤寒论里把它分成针刺、温针、烧针(火针)、灸、薰、熨等方法。有时，为了提高疗效，缩短病程，还把针灸和汤药结合起来进行治疗，如“太阳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我们觉得这些办法，在今天仍然有其一定的意义。
第三位是我国外科学鼻祖华陀，字元化，沛国谯郡人(安徽毫县)，约生于公元141-203之间，他的最大发明，是麻醉法和开腹术，提倡体育与医疗相结合的“五禽之
戏”。对于针灸也很擅长。后汉书方术传:“曹操积苦，头风眩，陀针随手而瘥。”华陀别传:“有病脚蹩，灸背处各七壮，灸创愈即行也。”
华陀对针灸操作，是主张“疏针简灸法”，而且很重视掌握针感，他曾说:“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七八壮，病亦应除。”又说“若当针，亦不过一二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他所谓“当引某许”，是指下针后的感通作用应当到达某处，可见华陀对于“针灸刺激强度”这一关键问题，很早就注意研究，这不能不令人佩服古人的智慧。
华陀有一个学生，名叫樊阿，针灸学得很好，别人不能针治的病，他能针治好，这更说明了华陀的针灸技术确是很高明的。
秦汉时代曾有一部针灸的专门著作，叫“涪翁针经”:可惜已经亡佚失传。后汉书郭玉传曾有这样一段记载，“有父老，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涪翁有一个学生名程高，郭玉是从程高学针灸的，因为得到涪翁的教导，所以程高和郭玉都是精通针灸疗法的。
四、晋唐时代(公元265一907年)
晋唐时代包括两晋南北朝、隋朝和唐代。针灸医学在这个时代，可说是最隆盛的一段时期。
首先值得提出的，就是晋代有一位非常杰出的针灸学家，名叫皇甫谧，字士安，自号玄晏先生，定安朝那人(甘肃省灵台县)，生于公元215年(后汉建安20年)，卒于公元282年(西晋太康3年)。幼年家贫，以务农为生，为人沈静寡欲，博览群书，有高尚之志，不愿为统治阶级服务，专事著述。当他中年的时候，得了风痹症，由于疾病的痛苦，使他感到做医生的伟大，因此发愤研究医学，习览经方，手不释卷，终于在公元256年完成了有名的针灸专门书籍——甲乙经，对祖国针灸医学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是一部有历史价值的巨著，从灵枢经总结古代针灸经验起，到皇甫谧著甲乙经，可说是又一次的大总结。
全书共12卷，分128篇。这书在针灸学上的价值和贡献，主要有下列四点:
第一、是把素问、鍼经、和明堂孔穴鍼灸治要三部书，去掉它显明重复的，并将解剖、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一切都依针灸的需要专门化系统起来，归纳成为一部比较有步骤有条理的针灸专书。
第二、把穴道总数确定起来，共计649穴，其中单穴49，双穴300，穴名共349。穴位的排列，以头面、胸、背地位，采取分线来部署，四肢则用三阴三阳经脉排列。
第三、把针灸上的操作手法，宜忌、顺逆，都整理出来和肯定
下来，成为实践针灸技术时的南针。
第四、把各病的取穴，依照各个疾病的需要，排列出来，便利学者的选择。
这部甲乙经，不但对后世针灸医学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就是对国外针灸疗法的推广，也受它很大的影响。如日本针灸医学的发达，就和我国甲乙经传入，有很大关系。甲乙经在日本曾被指定为医生学习中国医学必读之书。他如朝鲜、法国的针灸疗法，也是由我国传入的，所有经穴的部位，完全和甲乙经相同，可见甲乙经对国际影响的巨大了。
晋代还有一位对针灸也有研究的医家，名叫葛洪，号稚川，丹阳句容人(江苏省句容县)，约生于公元281年(太康2年)左右，卒于公元341年(咸康3年左右)，虽然他的主要贡献，是在传染病及制药化学方面，但他的名著“肘后备急方”中，曾列有各病的灸治方法，这些灸法大多是民间流傅的经验，操作非常简便，值得重视。
隋代曾发现一部“黄帝内经明堂”，著作人已不详，杨上善作过注解，这部书以十二经奇经分卷，从脏腑内景、经络循行、谈到主治证候，颇有系统，是今日仅存的古代明堂书，可惜目前只存一卷，其金都已散佚。
到了唐代，针灸医学有进一步的发展，这时不仅正式列为专科，而且已确立了培养针灸医师的制度，旧唐书职官志:“太医令掌医疗之法，丞为之贰；其属有四:曰医师、鍼师、按摩师、咒禁师，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试登用如国子监之法。”新唐书百官志:“针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助教一人，鍼师十人，并从九品下；掌教鍼生以经脉孔穴，教各医生。”
这种鍼生在学习期间，以素问、黄帝鍼经、明堂、脉诀为必修科目，同时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鸟(隋志作赤乌)、神鍼等经。修业期满举行考试，一般是考素问四条，黄帝鍼经、明堂、脉诀各两条。
唐代的针灸学，都是以甲乙经为基础而发展的，这时有两部书是对针灸有伟大贡献的。
一部是孙思邈编写的“千金方”。南朝刘宋时代有秦承祖著偃侧杂针灸经，孙思邈就以甲乙经来校勘秦承祖图，发现秦图有阙漏，于是采用当时甄权的新定图来著针灸经。现在千金要方卷29、卷30，以及千金翼方卷26、卷27、卷28所列的针灸部分，就是孙氏的针灸经。
孙思邈以甄权的新定图为定，但孔穴却与甲乙经完全一样，由此可见甄权的新定图是取法于甲乙经的，或者说是与甲乙经取撷同一材料的。
上面说过，千金方的孔穴与甲乙经是相同的，不过在孔穴之外，增添了一些奇穴。另外，需要说明的，千金要方把侧人图的会阴穴当做双穴，所以说单穴48，双穴301，因此，他计算
穴名349是对的，但总计穴数时为650，却比649多31穴，原因就是把侧人图173穴，错说成174穴。后来在千金翼方就改正过来，说是649穴，这就符合了甲乙经孔穴的数目。
我们认为千金方中的针灸部分，有不少特点:
第一介绍了同身寸的测穴法，便利取穴。他说:“人有老少，体有长短，肤有肥瘦，皆须精细商量，准而折之，无得一概，致有差失，其尺寸之法，依古者八寸为尺，仍取病者男左女右手中指上第一节为一寸，亦有长短不定者，即取手大拇指第一节横度为一寸，以意消息。”
第二发扬了“阿是穴”。在经穴以外，还有其他地方可以针灸的，就叫阿是穴。阿是穴这个名词，首见于千金翼方卷29，他说:“凡人吴蜀地游官，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差，则瘴癘温疟毒气不能着人，故吴蜀多行灸法。有阿是之法，言人有病痛，即令捏其上，若里当其处，不问孔穴，即得便快，成痛处即云阿是，灸刺皆验，故曰阿是穴也。”记得灵枢经筋篇曾说“以痛为腧”。王冰注:“不求穴俞，而直取居邪之处。”汉书东方朔传师古注: “今人痛甚则称阿。”可见唐代是有阿是穴的，而且也可能在唐代以前已有这个名称。玉龙赋称为“不定穴”，明针方六集也叫不定穴，意思就是不拘穴道的定位，在痛处下针。医学纲目及医经会元都称这种不定穴为“天应穴”，近代则都把叫做“痛点”。所有不定穴、天应穴、与痛点，就是阿是穴，而且是从阿是穴演化而来的。
第三、考订了古代的明堂图，用仰、伏、侧三人图来部署表示，并且布置色彩，使人易于辨认记忆。他说:“十二经脉以五色作之，奇经八脉以绿色为之，三人孔穴共650穴，图之于后，亦覩之便会了耳!”这是比较科学的。
另一部是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其中卷39论明堂灸法，穴数与甲乙经有出入，要比它增多8个双穴，就是胆腑人第四，多了“后腋”，“转谷”、“饮郄”、“应突”，“胁堂”、“旁庭”、“始素”7名，膀胱腑人第十一，多了“膏肓俞”1名，除了旁庭、膏肓俞两名曾见于千金方及千金翼方外，其余6名，不知出于何处。外台秘要的穴位排列法，与千金方不同，是用十二经络的路线来排列，所以它改用十二人图，这可能是根据内经而来的。
王焘不信任针刺，他说:“针能杀人，而不能生人”，所以他取灸而不取针。他这种说法当然是不对的，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但他对灸法很重视，曾收集了许多名家的经验灸法，这是值得宝贵的。
五、宋金元时代(公元960—1368)
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建立了比唐代更为彻底的中
央集权的宋帝国。从公元960一1127称做北宋；从公元1127—1279失去淮河以北，称做南宋。
在宋代，农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就是工业方面，也有极大进展，举大的来说:如火药、磁石制指南针、印刷术、冶铜炼钢的技术，都有了飞跃的进步，不但促进了中国文化，而且也影响着世界文明。其中对医学进步起推动作用的，当推印刷术的改进。
以前的医书由于辗转抄写，错误很多，这时为了慎重出版起见，特设立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把宋以前的医书，如内经、难经、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巢氏病源、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都经过校正医书局的校正后印行，这样不仅正确地保存了古代医学文化，而且也为后世医学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确是“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
在针灸方面，亦以抄传下来的图籍、经络俞穴的部位，非常紊乱，不能一致，在整理古医书的风气之下，北宋王惟一就设计用铜铸成腧穴人体模型，并另编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将图刻于石碑。
王惟一是宋仁宗(赵祯)时的尚药御奉，他不但是一位医学家，而且又是一位雕刻艺术家，翰林学士夏竦在序文中说:“王惟一素授禁方，尤工厉石……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可见他是非常审慎从事这项工作的。这样的铜人当时共铸有两座，一座放在医官院，另一座放在大相国寺仁济殿，到了元朝至元年间(1277—1294)曾将铜人和石碑，从河南开封移到北京，放在明照坊三皇庙的神机堂内，以后不幸失去。现存北京故宫的铜人，已不是原物。
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宋时所铸铜人，极为奇巧。他说:“昔倅襄卅日，尝获试针铜人全像，以精铜为之，脏腑无一不备，其外腧穴，则错金而书穴名于旁，背面二器相合，则浑然全身，盖旧部用此试医者，其法则涂黄蜡，中实以水，俾医工以分析寸，按穴试针，中穴则针入而水出，稍差则针不入矣。”铜人模型的制作，确为针灸的学习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这贡献是伟大的。
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穴名，如与甲乙经对勘，可以发现此书要比甲乙经增多“青灵”“厥阴俞”“膏肓俞”三个双穴和督脉的“灵台”“阳关”两单穴，所以穴名354，总计穴数是657穴。对于穴位的排列，是兼采甲乙经和外台秘要的两种方法，卷1卷2是按十二经络和督脉任脉的路线排列，卷3以下讨论各穴主治，则以头部(偃、伏、侧、正等)面部、肩膊、背腧、侧颈项、膺腧、侧腋、腹部、侧胁等来部署，但对四肢各穴仍依十二经的次序。这种办法的好处，就是一方面使人了解古代的经络系统，另方面亦便利临床上
的研究应用。
与这部书很容易混淆的，还有一部叫做“铜人针灸经”，不署撰人名氏，圣惠方卷99曾见引称，自然是宋以前的著作，清修四库全书竟以铜人针灸经与王氏所著混为一谈，这是非常错误的。
铜人针灸经共七卷，篇次和取穴都非常特出，它按正人形、背人形(各四图)、左人形、右人形(各二图)等十二人形次序来配列各穴，计穴名164，连左右双穴共计亦只290穴，要比甲乙经少得多，但其中也有少数穴名，如神聪四穴，膝眼四穴、及眉冲、当阳、督俞、气海俞、关元俞、胁堂、风市、前关等，都为甲乙经所未载，可见当时针灸医学亦有不少不同的学派。
此外，在宋代还有几部针灸著作，值得一提的:如西门子所著的“明堂灸经”，计8卷，内容专述灸法，书中对穴位排列，有时别创一格。王执中也写过一部“针灸资生经”共7卷，它把铜人、明堂、外台三者合而为一，这书有两个特点:①大力蒐集南宋以前针灸医学的精华部分，有些已经亡佚的如甄权许希明堂上经下经的文字，也因之得以保存下来。②列有许多经验治例，可供临床上参考，这是一部十灸实用名著。
闻人耆年在1926年著有“备急灸法”，专门讨论常见急性症的灸治方法，如心痛、牙痛、急喉痹、霍乱、肠、疔疮、附骨疽等。这种方法显然与现代温罨法可收同样效果，所以当时的临症医学一致试用。同时这书里还附有许多生动的图像，如屈指量穴位法，朱点穴位法，骑竹马灸法等，都是以前所没有的。
宋代因为印刷术的进步，曾编辑有不少大部头的医书，其中有一部“圣济总录”，共200卷，约200多万字，这虽是一部综合性的医书，但里面列有针灸门三卷，很切合实用，讨论各病主治，详而有要；特别对于针刺方法，如九变十二节，三刺五刺等，都作了比较全面性的介绍。
针灸在宋代，确是受到重视的，当时所创设的医学校(太医局)招收学生300人，每年春季招考，考试时分为三科，即内科(方脉科)、外科(疡科)和针科。考试科目:内科学生考素问、难经和脉经，称为“大经”，更考巢氏病源、龙树论和千金方，称为“小经”，针科和外科学生所考科目，大体与内科相同，惟不考脉经，另考三部针灸经。这样就很自然地导使大家钻研针灸医学。
以后到了金元时代(1123一1368年)，南宋北金，彼此对峙了一百多年，在这期间兵荒马乱，经济破坏，人民生活极不安定，一切文化落后，医学也停滞不前，但外科医学技术却因连年战争的需要，而有很大的发展，如窦汉卿的“疮疡经验全书”，齐德之的“外科精义”等，都对当时的外科医学起了促进
的作用。
窦汉卿名默，合肥人，曾做过元朝昭文馆大学士，一般都称他窦太师，不仅是外科名家，而且精擅针灸，他除著有“鍼经指南”外，并以歌赋体裁编写了“标幽赋”，“通玄指要赋”等，这时初学针灸的人有很大的便利。
元代翰林学士忽泰必烈著有“金兰循经”，首先绘画脏腑前后两图，按着讨论手足三阴三阳的走属，最后叙述十四经络的流注，逐一注释，并列图于后，将奇经的前正中线“任脉”，及背脊正中线的“督脉”并人十二经，合称十四经，但穴数仍本王惟一铜人经，凡十四经以外的穴道，称为“经外奇穴”。
在这时期里，对十四经经络经穴学说，有巨大发挥的，当推滑寿。
滑寿字伯仁，自号樱寗生，世为许襄城大家，元初祖父官江南，迁徙仪真而寿生，后又迁居余姚行医。他先随京口名医王居中学医，继学针法于东平高洞阳，尽得其术。他本来是刘基的哥哥，易名改姓为医，刘基曾到余姚访问，劝他为官，没有答应。
滑寿曾这样说过:“人身六脉，虽皆有系属，惟督任二经，则包乎腹背而有专穴，诸经满而溢者，此则受之，宜与十二经并论。”于是根据灵枢本输篇、素问骨空等论，著“十四经发挥”三卷，上卷为手足阴阳流注篇(附仰伏人尺寸图)，中卷为十四经脉气所发篇，下卷为奇经八脉篇，通考穴道657个，这是讨论经络学说最有价值的著作。
此外，王国瑞著“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里面除流注杂说外，如玉龙歌和磐石针直刺秘传针灸歌等，都是窦汉卿一系的经验结晶，而本书是首先蒐录者，是很有贡献的。
杜恩敬还纂辑了三本小册子:①云岐子论经络迎随补泻法，云岐子就是张璧，乃张洁古之子，书内所载“洁古刺诸痛法”，很切实用。②针经节要，专论十二经病及六十六穴主治，颇简洁扼要。③针经摘英集，里面所载治病直刺诀，值得一阅。
六、明清时代(公元1368一1912)
针灸医学到了明代，还是继续地向前发展，并没有呈现衰退的现象，这时期的针灸著作特别增多，如过龙的“鍼灸要览”，吴嘉因的“鍼灸原枢”，陈会的“神应鍼经”，姚亮的“鍼经图经”，徐凤的“针灸捷要”(又名针灸大全)，高武的“针灸节要”和“鍼灸聚英”，汪机的“针灸问对”，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吴昆的“针方六集”等；专门讨论经络孔穴的著作也有不少，如刘纯的“医经小学”，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张景岳的“类经图翼”，熊宗立的“勿听子八十一难经”，不著撰人的“循经考穴编”等；综合性医书论针灸较详细的，有李梴的“医学入门”，徐春甫的“
古今医统”等。其中对针灸医学贡献最大的，当推杨继洲的“针灸大成”。
杨继洲名济时，浙江衢县人，在明世宗时被选为嘉靖的侍医，他是一个家学渊源的针灸学家，生年卒月现虽难以考察，但他行医年限是很久的，根据医案所载，至少有40年以上的时间，这中间当然积累了很多的宝贵经验。他这部“针灸大成”就是作者在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一书的基础上，加以增辑而成的。所以就内容来讲，除了系统地收集历代有关针灸的文献资料以外，这里面还包括有作者的家学秘传。
全书共分10卷，首引“素问”、“难经”等关于针灸学的纲领性理论，加以注解，以明确周身经络、穴位以及诊断方法。其次，搜集了历代名家心得编成的针灸歌赋，如标幽赋、玉龙赋、通玄指要赋等二十余首，并对其中较难理解的词句，详加注释，使读者易于记诵和体会。再次分论各种疾病的针灸疗法，还征引名家及附以作者的治验医案作为病例讨论的资料。此外，如补泻手法、艾灸方法、以及穴位名称异同备考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特别值得注意的，卷末还附有四明陈氏的小儿按摩经。查推拿治病，是我国早期发明的理学疗法，是针灸学以外的一个巨大成就，通过本书的介绍推广，使医师得在临床实践中结合应用，治疗效果可因而获得进一步提高。
总的来讲，自从晋代皇甫谧的甲乙经，总结了晋朝以前的针灸知识，奠定了针灸学发展的基础以后。另一次的大总结，就应该说是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因为它总结了明朝以前祖国医学在针灸方面的伟大成就，对针灸医学的整理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它保存了很多古代针灸学的精粹。这部书不但在民间流传最广，而且在国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和影响，很多国际针灸学家把它译成了外文，如法文、德文、日文等，都把它作为重要的学习和参考资料。杨继洲确是明代伟大的针灸学家，他给人民留下了一部不朽的针灸名著，是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的。
在研究经络孔穴方面，我们觉得“循经考穴编”是一部值得推荐的明堂书(“明堂”本是一种房子，后人因看到黄帝内经中有黄帝与雷公等坐在“明堂”论难人的经脉气血流注等话，便把它来做这门学问的名称了)，这书不著撰人姓氏，可分三个部分:①十四经部分；②奇经部分；③内景图部分。以体例来看，可能是仿照元代忽泰必烈“金兰循经取穴图解”的，但金兰循经早已亡佚，仅滑寿的十四经发挥中尚存其要略。
这书多以经文为提纲，而广泛搜集古代流传下来的明堂书，对孔穴一一加以考订，系统分明，首尾条贯，这是
以前所没有的。
还有，关于铜人的铸造，上面已谈及，是创始于宋代，元代至元间曾加以修整，到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上距王惟一制作时间已四百多年，铜像昏暗难辨，石刻漫灭不完，于是砻石范铜，倣前重作，比前更加精致。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四明针灸家高武，除编著针灸节要、针灸聚英两书外，也铸了铜人三座。鄞县志说:“高武，号孤梅，……晚乃专精于医，治人无不立起，尝慨近时针灸多误，手铸铜人三，男、妇、童子各一，以试其穴，推之人生，所验不爽毫发。”以后至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6)又作了许多具铜人，凡是参加纂修“医宗金鉴”的医官都各赐一尊。
针灸学到了清代，由于海禁大开欧西医学的侵入，有渐次衰落的趋势。针灸方面的著作，亦远不如前代之盛，仅有徐瑞廷的“针灸集成”，李守先的“针灸易学”，王崇一的“鍼法穴道记”，叶广祚的“采艾编”，李昌仁的“针科全书妙诀”，李三源的“针灸逢源”，范培兰的“太乙神针”，陈惠畴的“经脉图考”以及不著撰人的“经络圆说”等，而且内容大都粗陋，少有价值。其中只有乾隆14年(1749)所刊行的“医宗金鉴”，内有刺灸心法要诀8卷，简单扼要，是比较适用的针灸书。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
清末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和反动政府对西洋的盲目崇拜，对于中国固有医学的横加摧残，在这种情况下，针灸疗法也和其他祖国的文化遗产一样，未能得到发展。1929年国民党反动政府曾下令取消中医，更有不少西医排斥中医，造成了中西医的对立局面。虽然这样，但由于针灸治病确有效果，而且安全简便，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所以针灸疗法在民间仍然继续应用。
中国共产党素来重视祖国文化遗产，对待中医政策，一向是明确的。早在1944年10月，毛主席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指示说:“西医如果不关心人民的痛苦，不为人民训练医生，不联合边区现有的一千多个中医，和旧式兽医，并帮助他们进步，那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实际上忍心看着大批人畜的死亡。”当时就有好几位西医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向中医学习了针灸，在解放战争中，曾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解决了一部分医药两缺的困难问题。尤其全国解放以后，1951年春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有关针灸的文章，朱琏同志所著“新针灸学”和鲁之俊同志的“新编针灸学”又相继出版，立即引起全国医学界的重视，针灸疗法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
当时中央卫生部也成立了针灸疗法实验所，由朱琏同志负责领导，担负着整理研究针灸
医学和培养干部的任务，全国各地都选派了医务人员参加学习，扩大了针灸范围。这时公私医疗机构设置针灸科室，也逐渐增多，少数民族地区也推行针灸疗法，解决了不少疾病治疗问题，在药费上更节约了许多资金。
1954年党和人民政府号召贯彻中医政策，团结中西医，继承、整理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已基本上扭转了过去轻视排斥等情况，逐步转向发展提高。
现各省市所举办的医疗机构(包括中西医院及门诊部)内，大多均设有针灸科。至于针灸课程，不但在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已列为必修科目，就是各高等医学院校和中级医药学校亦在纷纷要求增设中。针灸专修班亦在不断开办，这种学习针灸的热潮，已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
我们相信，今后在党和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之下，中西医本着团结合作的精神，努力发掘祖国医学宝藏积极学习苏联先进医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中国针灸学必然有飞跃的进步，一定会出现新的面貌，而且可以这样肯定；新中国的针灸学将会在世界医学发展史上，记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本文发表在1958年5期第354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