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看八大路线的中断
黎见春
中共八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里程碑式的会议。“中共八大确定了现代化和经济改革的方针，通过了把中国变为现代化的高度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期纲领。”【注：陈春华译：《戈尔巴乔夫回忆1989年5月16日同邓小平会晤》，《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5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领导建设“从落后的农业国到先进的工业国”的重任历史地托付给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因此，作为领导机构的中央委员会成员的构成，就直接影响到八大路线能否坚定地贯彻执行。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年龄、知识结构、性格特征、个性心理等都会对实际工作产生极大的影响。以往的研究者从制度因素、一些偶发因素(如苏共二十大、波匈事件、反右斗争等)、主要领导人的领导责任(如毛泽东)等方面论述了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本文试图从分析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构成的视角，来探讨它与八大路线中断的关系。
一、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指导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这更需要从组织上团结全党，为恢复国民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而奋斗。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一方面我们的国家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之下，焕发了自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强烈愿望，这对毕生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党的领袖们来说是无比地欢欣鼓舞。因此，从如何引导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有必要从组织上团结全党，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统一到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上来，这就有必要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重新确立中央集体的领导。新的中央委员会必须是深受人民群众爱戴，又能较好地领导和组织全国人民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而努力工作的强有力的集体。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后期的过急、过粗、过快，诱发了一些社会问题，社会上一度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退社、群众上访等不稳定因素，加上苏共二十大引发的冲击波，无疑加深了中共领袖们的忧虑：苏联模式到底灵不灵?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现实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上、制度上和组织原则上作出明确的回答。
中共八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因此，如何从组织制度方面保证党对社会主义的领导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现在的建设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也在于党的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4页。】。而党的领导是通过党的中央委员会来实施，所以选好中央委员会就显得尤为重要。什么样的人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决策者、组织者、执行者?什么样的集体成为经济建设的引路人?这始终是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思考的首要问题。因此，他们在筹备八大时一直将选举工作作为八大准备工作的“三大
工程”之一。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讲“预备会议要开十几天，要做的主要事情，一是准备大会文件，二是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三是准备大会发言稿”【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那么如何选举好党的中央委员会呢?毛泽东在充分肯定七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经验与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卓有成效的工作后，分析了七大以来党的发展变化，在通盘考虑方方面面的现实情况后，于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上对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的指导思想作了原则性讲话，对选举原则、选举方式、中央委员会的人数等作了原则性说明。
关于选举原则，毛泽东在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后，作了这样的说明：“现在，很多很有用的人才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培养起来的，这就是所谓‘三八式’的干部。他们是我们现在工作的很重要的基础，没有他们不行。但是这部分干部人数很多，如果要安排，这届中委的名额就要增加到好几百人。所以这次就不考虑安排了。”【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也就是说，这次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一般不考虑“三八式”以后的同志。关于选举方针，要充分发扬民主，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方式。先由各代表团提名候选人，再集中到中央讨论，又经过代表们的预选，再经过中央提出正式候选人，最后由代表们民主投票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这种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既体现了民主又是集中的产物，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反映。同时，毛泽东对这次未能当选的“名落孙山”的同志也给予鼓励，给予厚望。毛泽东还说，“我们这个名单要管二十世纪”。
毛泽东的建议显然被大会的代表们所接受。按照中央及毛泽东的部署，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经过充分民主提名，到候选人预选，到正式党内提名，一直到最后选举，各个程序的工作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的。1956年9月27日选举产生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其中，正式中央委员97人，候补中央委员73人，共计170人。其后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又选举产生了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以及党的正副主席和总书记。可以说党的八大选举产生了一个德高望重的中央领导集体。
二、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结构分析
党的中央委员会是全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它负责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担负着组织、协调、指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任。所以，党的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结构是否最佳最优，就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得到行之有效的贯彻执行。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是经过全国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应当说它是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和充分信赖的。但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现实结构状况肯定会影响它作为指挥机关应发挥的作用。下面即对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构成作一些分析。
首先，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知识结构来看，知识分子和经济建设的专家级人才不多。在170名正式中委和候补中委中，有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有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有纵横捭阖的外交家，有思想深邃的理论家。他们大多是中央各部委及省级的主要领导，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领导。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经验是党和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他们大都有几十年的革命经历，经过了革命战争的洗礼。这些人是中国
革命的脊梁，没有他们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就不可能有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他们大都是职业革命家，多半是脱下军装的军事将领，有丰富的军事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但是他们中恰恰缺乏经济建设的行家里手。实事求是地讲，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团结的战斗集体，政治性强，立场坚定，对革命事业忠贞不二，但就其知识结构来看，的确缺乏经济建设的专门人才。以这些经济知识相对匮乏、对现代化大生产了解不够的人充任经济建设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具体社会实践的参与者，无疑难以适应经济建设的快速健康发展。毛泽东本人对这届中央委员会也流露出不满情绪：“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作为党的领导机构的中央委员会，缺乏全面经济建设的各方面的人才，这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各种人才是背道而驰的，也与党提出的“向科学进军”、“向自然开战”是相悖的。这种状况的存在使党的领袖们忧心忡忡，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党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其他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1页。】中央委员会里缺乏知识分子和懂经济建设的人才，这势必导致在执行八大的路线时，由于既缺少科技力量做支撑又不能很好地按经济规律办事，从而发生违背八大路线或因力不从心偏离八大的正确建设方针的情况。
其次，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阶级出身来看，绝大部分出身于农民阶级，来自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较少。毛泽东曾讲过：就我党的主要成分来看“是无产阶级和过去半无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还有一部分中农和知识分子”【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页。】。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现在党已经有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其中工人党员占百分之十四，农民党员占百分之六十九，知识分子党员占百分之十二。”【注：《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这种结构也会影响八大路线的贯彻执行。农民出身的职业革命家，经过战争的洗礼，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但是传统的小农意识仍时不时地在这些人身上显现出来。小农意识的重热情，轻规律，急躁冒进思想，一遇到合适的土壤就会迅速膨胀，他们以为单凭热情和群众运动的方式，就可以搞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因而不那么尊重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八大以后，中央主要领导急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急躁冒进的“左”的思想的发展，正好迎合了那些带有小农意识的中央委员们，而他们积极响应及某些人的推波助澜又反过来感染和影响了党的主要领导人。这种不良的互相感染及循环运动，势必导致“左”的浮泛。因而八大确立的“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认识很容易动摇和改变，致使八大的正确决策得不到很好的贯彻。
再次，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职业构成和社会心理来看，他们大多是职业军人出身，
而军人的特点是服从命令和权威。这批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军队里养成了对上级忠诚和强烈的纪律感，他们惯于接受上级领导的命令，同时，他们又是省、地、县级干部的老领导、老上级，也惯于以命令的方式向下级发出指令。这就不能不影响到在具体贯彻执行八大路线方针时，不分条件和时间，只要上面有什么号召、指示，下面就大力推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建设会变成群众运动了。此外，军人出身的中央委员们，大多服从权威和迷信上级。他们敬仰、尊重、服从中央和毛泽东，特别是对毛泽东，他们有时到了迷信和盲从的地步。在他们看来，服从毛泽东就是服从中央。毛泽东的指示被绝对地贯彻：毛泽东认为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认识马上被全党所接受，八大的正确判断“我们国内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马上被抛弃了；毛泽东认为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于是全党“跃进”，全民“跃进”；还有毛泽东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反右倾、反党内“走资派”、反修防修等主张无一例外地被全盘认可。后来的“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地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观念盛行，虽是阴谋家、别有用心之人的阿谀之词，但如果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包括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种荒谬的论调岂可盛行?当然，这并不表明八届中央委员会没有是非判断能力，只是由于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一贯正确，所以后来有位党的高级干部在检讨时说：只要毛主席在思考，全党就不思考。
综上所述，一方面，从总体上讲，可以说第八届中委是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事实上，第八届中委在领导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作出了极富成果的贡献，八届中央委员会作出了许多科学的决策和富有创见性的探索，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贯彻到底，但它为以后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和启迪，许多内容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第二代领导集体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导。正如邓小平所言：“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但是从另一方面考察，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并非最佳结构，其中毕竟缺乏大规模经济建设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当然，这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对此不能苛求。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只给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这样的条件。长期的革命战争，使加入革命队伍的是那些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具有高度觉悟的工人阶级、为求翻身做主的广大农民群众和一部分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风历雨，逐步锻炼成为具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先锋战士。他们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关头都有出色的表现，其中一部分精英分子脱颖而出成为领导者。但长期的战争环境又使他们没有机会坐下来学习现代化大生产所需的专门知识。建国后，我们只有依靠现有的这些革命者搞建设，他们脱下军装，深入一线，去从事他们很不熟悉的经济建设，边探索边学习。由于是“将军管
经济”，虽然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经济建设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显然并不比指挥打仗更容易。历史的条件决定了历史只能这么发展。
第二，50年代是一个英雄崇拜的年代，共产党因使中国走上了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如日中天。人们崇拜英雄，敬重那些为中国革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英雄们昔日的光环尚在。所以，当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第八届中委只选“三八式”以前的老干部时，党的代表们毫不犹豫地将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任托付给了他们尊敬、信赖的老领导、老上级。
对于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我们不能苛求，因为历史只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这些条件，我们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位中委都是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专门人才。事实上毛泽东也曾讲过：“不一定要求每个人都通晓各方面的知识，通晓一个方面或者稍微多几个方面的知识就行了，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就变成了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注：《党的文献》1995年第2期，第7页。】这样的认识应该说是深刻的。
三、第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结构分析
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党的领导核心机关和决策机关，政治局成员的构成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与否。党的第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一共17人，他们是中国革命的精英，其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客观地讲，他们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无论是从资历，还是从威望，以及领导水平来讲都是众望所归的。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使他们被公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引路人，这也反映了全党是尊重他们和信任他们的。从政治上讲，这个政治局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强保证，但从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应承担的责任看，还存在一些遗憾。
首先，政治局委员们的经济知识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相适应。作为党的主席和对重大事情有最终决定权的毛泽东曾讲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注：转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4页。】此外，刘少奇主管党务工作，对经济建设相对过问得少一些；朱德戎马一生，对经济建设也不太在行；作为总书记的邓小平由地方进入中央不久，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也缺乏经验。对此邓小平有清醒的认识，他曾说：“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在政治局里面，只有周恩来、陈云是全面主管经济的，他们对经济比较懂，但由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时间比较短，又没有很好的经验可供借鉴，对于如何组织和领导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周恩来、陈云也有时显得力不从心。政治局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不多的几位同志也具备一些经济知识和经济经验，除他们之外的领导人，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知识更少一些。因此可以说，第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懂经济的占较小的
比例。另外，政治局委员们经济建设的经验也有限，他们之中有些人除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积累了少许的经验外，对现代化大生产的知识和规律知之甚少。所以，作为全国经济建设的总的指挥机关，政治局的组织、指挥、协调、规划等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出来，这势必影响八大路线的行之有效的推行。因此，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八大路线在贯彻时会走样，甚至中断。
其次，政治局委员的思维方式和领导工作方式也有些不利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彭德怀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上书，曾讲过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搞经济建设就不如炮击金门那样得心应手?这固然反映了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规律还不熟悉，没有经验，但从另一个角度也折射出人们的思维方式：将经济建设与军事斗争相类比，以为经济建设也像战争一样，一两个战役就可以决出胜负。这种思维方式显然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以指挥战争的方式来指挥经济建设这种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的人在党内大有人在。就连毛泽东有时也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曾说过：我就不相信搞经济建设比打仗更难?而且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企图依靠一两次大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就会改变我国的面貌：“超英赶美”一声令下，全民大炼钢铁；“大跃进”，万马奔腾；人民公社化运动，举国风行。以这种突击式的搞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固然在短时间内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效，但从长远来看，这种轻视经济规律的行为，必然要遭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大跃进”的后果是大倒退，“共产风”的结果是人心的恐慌和全民的贫困。长期革命中形成的依靠群众，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本是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使政治局委员们意想不到的是以往的经验却成为今天经济建设的障碍。
四、历史的启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历史是为了借鉴历史。今天我们研讨八大以后的这段历史，正是希望从中得到某种启示。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是党的各项工作的灵魂和精髓。
党的七大贯彻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把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同志选拔到中央领导的岗位上来，也没有轻易抛弃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结果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
党的八大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的时候召开的。这更需要党一切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才能，因此，在选拔干部时，更要注重量才录用。可是毛泽东提出的“三八式”干部一般不选的原则，被代表们所接受。结果还是陷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反对的“论资排辈”的误区，把一大批有才华、具备现代化科技、懂管理的中青年干部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这确实是一大憾事，不能说这种因素对八大路线的中断没有影响。反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一大批德高望重具有丰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老同志和一些掌握现代科技、善经营、会管理的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同志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他们在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党的十四大、十五大，更是着眼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托“科教兴国”、“依
法治国”，更多的年轻有为、通晓各种知识的专门人才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专家治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保证。
第二，在干部的选拔任用方面不能整齐划一，一刀切，要注重五湖四海，四面八方。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总结报告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在我们党内，我想这样讲：‘我劝马列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不要使我们的党员成了纸糊泥塑的人，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就不好了。”【注：参见薄一波：《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第6期。】“不拘一格”有主张多样化、不主张一种形式的意思，又有不注重论资排辈，而重在取人所长、量能授职的意思，目的是为了发挥各种人才的才能和优势的作用。如果按照毛泽东七大的讲话精神和党的五湖四海干部政策，党的八届中委的结构可能会有所改变。但是毛泽东在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正式选举前夕提出了以“三八线”划线，这固然体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对老干部这种党的宝贵财富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一刀切、论功行赏的弊端，使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结构过度“政治化”，其他方面的人才没能进入中央委员会。如果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真的按照毛泽东“就是要由能够保证实行大会路线的同志来组成中央委员会。采取这样一个原则比较好，比较恰当”【注：《党的文献》1995年第2期，第7页，第3页，第8页。】。可能是另一种结果。当然，历史不能假设。但这件事情本身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应该从中得到某种启迪。
第三，讲学习、提高领导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始终是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源泉。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党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广大的党员干部的正确领导，党的领导的整体素质直接决定了党如何去带领群众实现党的方针政策。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结构没有达到最佳，这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我们无权责备历史，重要的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改善和提高中央委员会的整体素质，以弥补结构的欠佳状况。其中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讲学习，从实践中学习，在探索中提高。其实毛泽东也讲过这样的话：“选举中央委员会，就要选有学习精神的人，他不懂得这不要紧，我们选他，让他去学。”【注：《党的文献》1995年第2期，第7页，第3页，第8页。】八大之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建设中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也感到缺乏经济建设的知识，曾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学习活动，并特别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经济学知识，这样的认识可谓是清醒的。经过学习，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知识得以提高，但后来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冲断了刚刚兴起的学习和调查研究之风。历史的机遇就这样丧失，令人扼腕叹惜。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就吸取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非常注重党的高级干部的理论学习。江泽民提出的“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正是这种认识的反映。事实证明，学习、学习、再学习是提高我们认识水平的关键所在。这就是我们今天应从中得到的。
刊名:中共党史研究期次:2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