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国家安全问题的新变化
大约1000年前中国的一位思想家张载就将有志之士的社会良知概括成“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充分反映了先贤们所特有的崇高理想与深沉的使命感。人类文明自发轫以来，历尽劫难，但总能克服困难险阻，不断发展进步，正得力于各国人民的共同奋斗。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既为人类所取得的文明成果而感到欣慰，也深深感到肩负的责任重大。已经过去的20世纪曾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世界各国人民终究依靠自身的努力，重新赢得了和平。进入21世纪，和平、发展、合作已成为时代潮流，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也面临着严峻挑战。霸权主义、局部战争等传统安全威胁仍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而进入新世纪第一年就发生的“9·11”恐怖事件，2003年发生的“非典”疫情，以及印度洋海啸灾难等都表明，非传统安全威胁正日益凸显，并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社会面临着新的安全挑战。如何应对这些安全领域的威胁和挑战，已成为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课题。
一、安全观念的演进
安全是个人或社会共同体免于威胁的一种存在状态，是行为体间的“优态共存”，意味着个人或社会共同体生存危机的消解。安全是国家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也是国际关系最基本的价值诉求。人类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不断应对各种安全问题或安全威胁的历史。
国家安全的內涵因社会环境与时代潮流而有调整。冷战時期，国家安全的定义著重于軍事安全，以达到维护国家主权与生存等目标。安全主要涉及国家使用武力对抗其他国家对其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所造成的威胁，并结合外交、政治等“高阶政治”议题作为传统国家安全的主要內容。
随着两大阵营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加之全球化与信息化趋势的影响，传统上强调军力的概念遭到过于片面的批评。经济发展、社会安全、政治安定等区别于传统安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或称“低阶政治议题”，日益凸显出来成为了国家安全政策的焦点。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世界一体化，使得各国日渐充分地认识到，只有加強国际安全合作才能真正解决这些关系全球安全的突出问題。在全球化的情势之下，国家只有更新观念，才能真正得到安全。
因此，今天我们所说的安全问题一定是指囊括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综合安全。
大家知道，全球化在超越国家界限、缩短空间距离、共享人类文明等方面，越来越使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然而，与此同时，这种日益深入的全球化运动，也给人类带来了许多难以名状的痛楚：大规模的金融风暴、日益严重的环境危害、猖獗横行的跨国犯罪、喧嚣尘上的恐怖主义、肆虐流行的各种疫病等等。可以说，全球化彻底地改变了人们既有的传统安全理念与安全环境，人类越来越需要面对更加趋于多元化、复杂化、普遍性的种种有形无形的新的威胁。总而言之，人类走进了全球综合安全的新时代。
二、传统安全问题
（一）何为传统安全
在国家安全领域,最初纳入“安全”范畴的主要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在“领土主义”时代,由于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提及国家安全,首先指的是国家的主权和生存权不受侵犯。戴维·赫尔德认为:“国家安全传统上主要被理解为军事力量,即获得、部署和使用军事力量来达到国家的目标。”在若干个世纪中军事安全一直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内容。因此，传统安全多被用来指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际安全的军事因素。
（二）两类传统安全问题
传统安全问题由来已久。晚近的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彰显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前。其中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二战以来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军事对峙，这是典型的传统安全问题；另一类就是由于领土争端、民族冲突、宗教纷争所导致的全球、全面、地区及局部战争，这是传统安全问题的典型而激烈的表现。
首先，我们看一下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斗争。20世纪四十年代末，形成两种意识形态对立的阵营，即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并展开“冷战”。1949年美国等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冷战”中展开咄咄逼人的气势，作为回击，1955年苏联等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两大阵营展开军事对峙，终于演变为“两极”格局，它打破了原来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格局。“冷战”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采取除“有限战争”和“全面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和敌对行动。除了军事敌对行动外，“冷战”还有政治的、经济的、心理的和文化宗教的各种行动。其主要目的是遏止共产主义，稳定资本主义，推行西方的价值观，服务于建立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冷战”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与战略特点，更以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为主要特征；还伴随着激烈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竞赛。“冷战”催生了“两极”，“两极”相互展开“冷战”直到发展为美苏争霸；美苏争霸又以“冷战”为主要形式。争霸往往不仅限于“冷战”，还要动用武力，但美苏都避开了欧洲。可以说，这是苏联解体、冷战结
束前最大的传统安全威胁。
其次，战争的威胁。1948年开始的5次中东战争、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1961—1975年的越南战争、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1979—198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以及1980年爆发的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等；除此之外，涉及领土争端、宗教矛盾、地区纷争的武装冲突更是比比皆是，如印巴之间长期的克什米尔争端以及为此展开的核军备竞赛；连绵不断的阿以冲突；利比亚内战、尼日利亚国内冲突、苏丹国内冲突、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争端、索马里内战以及卢旺达与布隆迪种族仇杀等等。这些都是构成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内容。
（三）当前传统安全问题的新趋势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安全威胁重新抬头。最明显表现在：
一是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仍保持高发态势。当前全球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呈现出“数量居高不下、地域相对集中、起因复杂多样”的特点。中东和南亚部分地区是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相对集中的区域。美于2001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至今未能结束,美军仍陷在伊拉克泥潭,同时阿富汗安全局势急剧恶化致使美军正在将其战争重点移向阿富汗,中东及南亚其他地区的局部动荡也有新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8月8日,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因南奥塞梯问题爆发武装冲突。值得深思的是,俄格冲突是在俄国力加速复兴、美欧加紧推进北约东扩等战略背景下发生的,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的战略背景和错综复杂的历史根源。我们不能从纯军事角度简单地看待这场冲突,它对国际安全形势的战略影响远未终结。可以说，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冷战思维”却如阴魂不散时常作祟，使得某些局部或地区的动荡甚至冲突打上了“小冲突、大战略”的烙印。
二是以新军事变革为核心的国际军事竞争日益激烈。某些国家大幅度增加军费，积极扩军备战，强化军事同盟，从而导致了大国之间出现了高科技军备竞赛的局面，国际力量对比失衡，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威胁增大。2008财年,美军费达4814亿美元,同比增长4.35%;英军费约646亿美元,同比增长0.6%;法军费约522亿美元,同比增长1.4%;日军费约402亿美元,仍保持较高数额。主要国家战略核力量建设快速发展。美出台《21世纪的国家安全与核武器报告》,重新评估核安全环境,酝酿调整核政策;俄加紧部署机动型“白杨-M”洲际导弹,多次试射“圆锤”潜射弹道导弹,重点提升突防能力和打击精度。美俄围绕部署反导系统斗争持续发展。太空军事竞争日益激烈。总的看,新一轮以质量建设为主的国际军备竞赛正在进一步展开。
三是核扩散和军备控制形势依然严峻。朝鲜半岛核问题与伊朗核问题仍是国际安全领域尤其是核扩散领域的热点问题。朝核问题出现反复，2009年4月5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新闻公报，宣布朝鲜于当地时间4月5日11时20分（北京时间10时20分）成功发射“光明星2号”试验通信卫星。2009年4月13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发射问题一致通过一份主席声明。声明说，发射活动违背安理会2006年通过的第1718号决议，安理会对此表示“谴责”，要求朝鲜不再进行进一步的发射活动。第二天（4月14日），朝鲜外务省即发表声明，宣布退出六方会谈并将重启核设施建设。2009年4月25日，朝鲜外务省宣布，朝鲜已开始对从试验核反应堆中取出的乏燃料棒进行再处理。2009年4月29日，朝鲜外务省发表声明说，如果联合国安理会不就侵犯朝鲜自主权的行动“赔礼道歉”，朝鲜将再次进行核试验和试射洲际弹道导弹。2009年5月25日，朝鲜宣布成功实施核试验，称这次核试验在爆炸当量和控制技术方面取得进展，进一步提高了核威慑能力。这些表明朝核问题最终解决仍有待克服诸多困难甚至反复。伊核问题仍处于僵局。美欧绕开安理会,单独出台多项对伊制裁措施,力图迫伊主动弃核。伊则运用软硬两手与美欧周旋,努力为核研发活动争取时间。目前,和平解决伊核危机仍是国际社会主流诉求,谈判大门并未关闭,但恶化的可能也不能排除。
上述情况也不断地昭示我们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传统安全在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出了新的形态,内涵与外延发生了深刻变化和扩展,但并非意味着传统安全的地位和作用在国
家安全中被“边缘化”,军事仍然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手段,军事安全仍将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和关键内容。在复杂多变的充满竞争的国际环境中,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要想有效地维护国家不断拓展的战略利益只能是一句空话。正如拿破仑敏锐地认识到的,“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并非无所不能,但是强国却能够做到军事力量薄弱的国家所做不到的事情”。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需要面对威胁人类整体性生存与发展共同安全问题。在这些共同性安全问题之中，生态环境、能源安全、粮食危机、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凸显了出来，它们业已成为世界各国在国际利益结构调整和国际秩序变革过程中争取主动地位的一场重要博弈。同时，这也为在新形势下推进国际安全合作、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借用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话说，除了科技的发现，便是“风险、恐惧和噩梦！”
（一）非传统安全的内涵与危害
非传统安全威胁是相对于军事、政治和外交等传统安全威胁而言的，指除此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主要包括恐怖主义、贩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病、海盗活动、非法移民、环境安全、经济金融安全和信息安全等方面。
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危害不可低估。2001年的“9?11”恐怖事件夺走了近3000人生命，超过了美国在当年珍珠港事件中的阵亡人数，另据不完全统计，仅2004年全球发生的较大规模的恐怖事件就导致2900余人死亡、8200余人受伤；国际有关机构统计，现在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每年高达250万至350万；有关研究还显示，1974年至2003年的30年里，全球发生的重大自然灾害造成至少200万人死亡，1.8亿人流离失所，而2004年12月印度洋大海啸导致近30万人丧生，给有关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量，仅斯里兰卡一国就达到13亿至15亿美元，占到其经济总量的6.5%。由此可见，尽管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看上去不像世界大战那样硝烟弥漫，但其危害程度有时并不亚于一场战争，已经构成对世界发展和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
（二）非传统安全的特点
与传统安全威胁相比，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1、非传统安全威胁超越了传统安全以各国疆界为主的地理空间，具有突出的跨国性。非传统安全威胁普遍具有跨国性的突出特点。首先，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本身就属于“全球性问题”。如地球臭氧层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严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等，都不是针对某个国家或某个国家集团的安全威胁，而是关系到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其次，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明显的扩散效应。如在东亚、拉美先后爆发过的金融危机，始于一个国家，而最终波及整个地区，而且随着其不断扩散，其危害性也逐渐积聚、递增，以致酿成更大危机。再次，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呈“网络化”分散于各国。如以“基地”为核心的国际恐怖组织就分散在全球60多个国家，其结构呈网络状，彼此并无隶属关系，但联系紧密、行动灵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跨国性非常突出，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
2、非传统安全威胁超越了传统安全主要限于军事领域的样式，具有明显的多样性。传统安全的核心是军事安全，主要表现为战争及与之相关的军事活动和政治、外交斗争。非传统安全威胁远远超出了军事领域的范畴。首先，大部分非传统安全威胁属于非军事领域，如能源危机、资源短缺、金融危机、非法洗钱等主要与经济领域相关，有组织犯罪、贩运毒品、传染性疾病等主要与公共安全领域相关，环境污染、自然灾害等主要与自然领域相关，都不是传统安全所关注的领域。其次，某些非传统安全威胁虽具有暴力性特征，但也不属于单纯的军事问题。如恐怖主义、海盗活动、武装走私等虽然也属于
暴力行为，并可能需要采取一定的军事手段应对，但它们与传统安全意义上的战争、武装冲突仍有很大不同，而且单凭军事手段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多样性，使其较传统安全威胁更为复杂，靠单一手段难以根治。
3、非传统安全威胁超越了传统安全威胁由矛盾积聚到冲突爆发的渐进方式，具有强烈的突发性。传统安全威胁从萌芽、酝酿、激化到导致武装冲突，往往会通过一个矛盾不断积聚、性质逐渐演变的渐进过程，往往会表现出许多征兆，人们可据此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然而，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却经常会以突如其来的形式迅速爆发出来。首先，不少非传统安全威胁缺少明显的征兆。据有关资料，1990 年以来全球有100多起影响较大的恐怖事件，都是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发生的。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艾滋病，到近年来的“疯牛病”、口蹄疫、“非典”、禽流感等，当人们意识到其严重性时，已经造成很大危害。其次，人类对某些问题的认识水平还有局限。如地震、海啸、飓风等自然灾害，其发生前并非全无征兆，但由于人类在探索自然方面还有许多未解之谜，而全球经济、科技发展的不平衡，也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对灾害的早期预警能力。此外，金融危机、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并非源于某个确定的行为主体，其威胁的形成过程也带有很大的随机性，使防范的难度明显增大。
4、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相伴而生，具有明显的互动性。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是传统安全问题直接引发的后果。如战争造成的难民问题、环境破坏与污染问题等。其次，一些传统安全问题可能演变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的形成，就与霸权主义所引发的抗争心态，领土、主权问题导致的冲突和动荡，民族、宗教矛盾形成的历史积怨等传统安全问题有着密切关联。再次，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也可能诱发传统安全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如恐怖组织谋求获取核生化等高技术手段，就会涉及到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的互动性，使看似相对孤立的事物，却常表现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不能简单地对待和处理。
（三）典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非传统安全主要是相对于国家传统安全而言的。当前除军事以外的国家安全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网络安全、能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等。
1、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中，当时，指正的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封建王公、不法投机商等反革命分子的反攻，决定实施“红色恐怖”，国民公会也通过决议，“对一切阴谋分子采取恐怖”手段。后来国民公会让位给了作为一个临时性政府的公共安
全委员会，“他们公然主张的政策就是全面逮捕、快速审判、立刻处决”，因而被称为“恐怖主义”。《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界定恐怖主义：“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已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可见，恐怖主义活动在目的上是有一定政治性的，行为上是无合法性的，手段上是暴力性的，方法上是突袭性的，对象上是无确定性的，后果上是灾难性的。恐怖主义在本质上是滥杀性的变态复仇，是彻底的反人性、反人道、反人类的犯罪。
例如，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旗号的恐怖主义，其主要宗旨是以暴力改造现存的穆斯林国家，并以“圣战”的方式对抗西方社会。典型案例：911事件回放：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早晨8:40，四架美国国内民航航班几乎被同时劫持，其中两架撞击位于纽约曼哈顿的世界贸易中心，一架袭击了首都华盛顿美国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而第四架被劫持飞机在宾西法尼亚州坠毁，据事后调查失事前机上乘客试图从劫机者手中重夺飞机控制权。这架被劫持飞机目标不明，但相信劫机者撞击目标是美国国会山或白宫（事后对参与策划袭击的恐怖分子进行审问的结果表明，恐怖袭击的第四个目标是国会大厦。而在此之前美国官方一直怀疑目标是白宫）。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幢110层摩天大楼在遭到攻击后相继倒塌，除此之外，世贸中心附近5幢建筑物也受震而坍塌损毁；五角大楼遭到局部破坏，部分结构坍塌；袭击事件令曼哈顿岛上空布满尘烟。
在9.11事件中共有2998人罹难（不包括19名劫机者）：其中2974人被官方证实死亡，另外还有24人下落不明。罹难人员名单中包括：四架飞机上的全部乘客共246人，世贸中心2603人，五角大楼125人。共有411名救援人员在此事件中殉职。
虽然本?拉登领导的阿尔盖达组织从未公开声明对事件负责，他们公开赞扬事件，并暗示该组织曾经幕后策划过整个事件。该组织发言人在一卷寄给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录影带（2001年10月播出）中说，“美国人应该知道，更多的飞机风暴将不会停止……在伊斯兰世界，有成千上万年轻人渴望牺牲，他们死的信念与美国人生的信念一样强烈。”这样，911事件使得以本?拉登为首的恐怖主义组织“基地”组织浮出水面。
2、经济安全
经济安全主要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在国际体系中保持优化状态，即经济政策和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金融规则和机构的稳定性、收入分配的公正性等内容。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剧，以及可持续发展压力的加大，国家经济安全越来越像传统的军事安全一样受到各主权国家和社会的广泛重视。国家经济安全既有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带来的，如信息安全、金融风险、贸易问题、引进外资与保护民族工业问题等；也有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石油供应、重要矿产资源保障等。
经济全球化也使我国经济安全面临重大挑战。我国目前虽然位居世界第三大能源生产国，却也同时是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并且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国外石油、铁矿石等资源的依赖程度与日俱增；目前，外资企业已在我国一些对国民经济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行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我国正在进行中的产业优化造成了不利影响，威胁着我国的产业安全；2009年爆出的力拓间谍案，是有关人员似乎将包括企业生产成本、企业技术改造水平、具体经济技术指标、生产技术参数，甚至铁矿石谈判的对策和底线等极为关键的信息透露给铁矿石供应商，这几乎让中方在谈判中毫无秘密可言。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中方拥有50%左右世界铁矿石引进量筹码却始终难以拿到满意的“买方价格”，并且谈判还总是那么艰难。我国钢铁行业关键经济信息的泄露，更是严重威胁到了国家重要产业安全。我国的金融体系还处于比较脆弱的阶段，金融体制尚不健全，金融监管力度不足，存在爆发危机的隐患；我国信息技术相对落后，网络经济面临巨大挑战和严峻威胁。
3、国际公共安全
世界各国近年来都面临着非传统公共安全问题的共同威胁，所谓国际公共安全，是指国际层面的“社会安全”和“公众安全”，维护国际社会的公共安全主要包括：有效防止威胁各国人民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损失的生态环境恶化、有严重危害性的传染病、跨国毒品走私、非法移民、武器扩散、海盗、粮食短缺、食品安全等问题，以及对各种类似核反应堆泄漏所做出的突发事件的应对措施等。国际安全是一个视野广阔的安全领域，强调许多影响人类的跨国性“非传统安全”问题，很难依靠单个国家提以解决，而必须依赖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各国政府间、各国组织间和各国公民个体间，可能通过各种区域和全球平台上的合作，共同致力于对国际社会安全的保护。
典型案例：索马里海盗问题
索马里海盗，是一群专门在海上抢劫其他国船只的犯罪者。1991年索马里内战的爆发，令亚丁湾这一带海盗活动更趋频繁，曾多次发生劫持、暴力伤害船员事件。2009年12月，索马里海盗当选为时代周刊2009年年度风云人物。
由于生活贫困,大多数人为了谋求生路干上了这个犯罪行道。欧洲的渔船来捕金枪鱼使渔民赖以生存的渔业消失。被索马里和也门环抱的亚丁湾位于印度洋与红海之间，是从印度洋通过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及大西洋的海上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据统计，每年通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只约有1.8万艘，其中大多数都要经过亚丁湾。而这条重要国际航道也为索马里海盗提供了大量下手的目标。联合国秘书长索马里问题特别代表艾哈迈杜·乌尔德—阿卜杜拉9月29日说，索马里沿海的海盗活动已经对国际航运、海上贸易和海上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种情况决不能再继
续下去。
索马里海盗猖獗，使得各国纷纷派出了护航军队。全世界2008年给索马里海盗赎金共1.2亿美金，而由此产生的间接损失是海运保险费增加和航线路线变更。现在，在亚丁湾共聚集了来自欧盟，俄罗斯，美国，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等多国军舰，或联合或独立护航，旨在共同维护这条国际航线的安全。
4、生态安全
Norman Myers是发展和宣扬生态安全概念的先行者之一，他于1993年指出生态安全是地区的资源战争和全球的生态威胁而引起的环境退化，继而波及经济和政治的不安全。生态安全是指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包括饮用水与食物安全、空气质量与绿色环境等基本要素。健康的生态系统是稳定的和可持续的，在时间上能够维持它的组织结构和自治，以及保持对胁迫的恢复力。反之，不健康的生态系统，是功能不完全或不正常的生态系统，其安全状况则处于受威胁之中。在现代社会状态下，环境资源短缺、生态系统承载力下降、大气变暖、跨国界污染、基因威胁等所构成的环境问题成为对主权国家非传统安全威胁的重要内容之一。1991年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首次将环境安全纳人国家安全范畴。与此同时，联合国也向世界各国发出相应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秘书长在《和平议程》中告诫说，生态破坏已对世界稳定构成了新的威胁。2009年底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再次凸显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全球性的生态威胁。中国在力促全球合作的同时，也积极地做出了自己的庄严承诺，表明了我们对待这一全球性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态度。
5、文化安全
社会文化的安全与传统安全很不一样，从本质上来说，文化安全就是文化主权的安全，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条件下，保持传统语言、文化、社会团体、宗教、民族认同和习俗的能力，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国家对外来文化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人侵和反控制来保护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建设和发展，使本国本民族文化的性质得以保持，功能得以发挥，文化利益不受威胁和侵犯的能力和状态。
6、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是信息风险防范与信息危害的消除，或者说是信息系统的完好运行及其相应构件（硬件、软件和数据资源）的良好保护。信息安全是物理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信息内容安全、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与公共信息安全的总和。现代社会中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在带给人类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对国家、个人和社区带来不小的安全威胁。如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的电脑病毒，神出鬼没、无孔不入的黑客侵袭等，
都给整个互联网的安全带来了巨大隐患；正如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将拥有整个世界。”
四、世界的共同选择
中国古代思想家讲过，"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我们今天来研究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点和成因，目的是为了共同探求有效的应对之策。尽管国际社会在反恐、卫生防疫、防灾减灾、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但非传统安全威胁成因复杂，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被消除，而且有的还可能呈现上升势头，威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切实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各国人民营造一个稳定和谐的家园，仍然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切实解决的重大课题。
1、更新安全观念。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武力不能缔造和平，强权不能确保安全。只有树立全新的安全观念，才能应对日益增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近年来，中国倡导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不仅适用于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也完全适用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
2、加强安全合作。面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单个国家的行动往往难以奏效，国际合作才是必要和有效的手段。近年来，国际社会在加强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方面取得不少成果。上海合作组织于2004年1月正式启动地区反恐机构。中国与东盟先后签署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联合宣言》和《谅解备忘录》，中日韩与东盟于2004年1月同意建立打击跨国犯罪的合作机制等。今后，国际社会应继续加强不同领域、不同层级的多边对话与合作，并进一步加强在金融风险防范、卫生防疫、防灾减灾方面的机制建设，建立起更为完善的早期预警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最大程度地减少各类灾难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
3、提倡标本兼治。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着眼于当前，又要标本兼治。只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彻底消除贫困和落后，才能最终铲除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滋生繁衍的土壤。这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积极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发达国家应该更多地关注和考虑广大贫穷国家的需求，尤其要下气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步伐，尽快缩小日益拉大的南北发展差距，让世界经济的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在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应把解决贫困问题和保护环境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防范和抵御各类经济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
4、兼顾两种威胁。我们不能因为强调非传统安全威胁，就忽视传统安全威胁。应该看到，对许多国家而言，尽管非传统安全威胁明显上升，但传统安全威胁仍是当前所面临
的主要威胁。这是因为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依然存在，由领土、主权、民族、宗教等矛盾引发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仍时起时伏。因此，我们应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和把握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关系。
整整60年前，在那场正义对邪恶、光明对黑暗、进步对倒退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各国人民同仇敌忾、相互支援、并肩战斗，拯救了人类文明，赢得了世界和平。今天，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从国际舞台上消失，同时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又一个世界性课题，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勇气和决心。我们任重而道远。
背景材料：基地组织简介：
基地组织又译为阿尔-凯达组织、阿凯达组织、凯达组织、开打组织or盖达组织，是最著名的伊斯兰恐怖主义恐怖组织，对9.11事件等恐怖活动负责的国际犯罪集团。
1988年，本·拉登在阿富汗建立了“基地”组织（又译卡达或凯达）。成立之初，其目的是为了训练和指挥与入侵阿富汗的苏联军队战斗的阿富汗义勇军，但是从苏军撤退后的1991年前后开始，该组织将目标转为打倒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腐败政权”。
“基地”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有10多处训练基地，对从各国来到阿富汗的成员进行恐怖活动训练。训练内容包括学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教义，学习使用轻型武器、发射迫击炮和火箭筒、使用电脑和因特网。据估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基地”接受过训练的人有3万以上，他们被称为“阿富汗的阿拉伯人”。据悉，“基地”组织核心成员约4000～5000人，主要由“阿富汗的阿拉伯人”组成。拉登通过传真、移动电话、因特网或信使遥控指挥其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者。
基地和其它几个恐怖组织有联系，包括黎巴嫩南部、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菲律宾、埃塞俄比亚和要脱离俄罗斯的车臣共和国内的组织。一提到“基地”组织，人们立即联想到的肯定是云中雾里的拉登，无处不在的恐怖分子，神出鬼没的武装人员。现在，一个以伊斯兰极端宗教思想为意识形态、以“基地”组织为核心、以西方国家或“西化”伊斯兰国家利益为打击目标的“恐怖同盟”浮出水面。这个“死亡同盟”无疆界、无领土、无固定基地、无标识。一个恐怖组织可利用全球化的有利条件，在不同国家拥有网络，军事打击无从下手。这样一个国际恐怖组织势力是由四个层面构成：
一是以基地自身网络所形成的骨干组织。二是恐怖同盟或死亡同盟。三是911以后，许多原来不属于基地的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加入了基地组织。四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当前全球仍存在大量的同情和支持基地为核心的人群。这是当前恐怖组织存在的主要土壤。可以说，现在“基地”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或者一种概念、一种运动。“基地”由一个“官僚实体”转变成跨国网络组织。
案例：力拓间谍案与中国经济安全
联合早报27日发表文章，题为：力拓间谍案与中国经济安全，作者邓聿文任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全文如下：
最近，力拓间谍案似有越闹越大趋势，除了4名力拓驻华员工和一名首钢高管被国家安全部门拘捕外，据说中国多家钢企的领导以及国际矿业巨头必拓和淡水谷亦可能涉嫌其中。
间谍案也成了国内外舆论近来关注的一个焦点。但中国媒体和经济专家对此案的讨论已经超越了案件本身，开始反思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根据媒体最新的披露，数十家与力拓签有长协合同的钢企资料藏身力拓在上海的办公电脑。这些资料涉及了企业详细的采购计划、原料库存、生产安排等数据，甚至连有的大型钢企每月的钢铁产量、销售情况也非常明晰。显然，中国钢企的这些商业秘密不是一般的推算可得到的，而是通过商业贿赂等手段有意识地窃取。
问题在于，假若确有其事，那力拓为什么能够这样大面积、长时间地窃取中国钢铁行业的机密？换言之，中国钢企为什么又有这么多“内鬼”向力拓提供商业情报？这仅仅是一桩个案，还是众多案件中的一个？此案的背后，又反映了中国经济安全怎样的现实？这些都是需要有关方面深入反思的。
中国经济安全的隐忧
在很多人的意识里，谈到国家安全时，考虑的只是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技术安全等，很少把它与经济安全联系起来。如果说，当一国经济规模还小时，经济安全似乎的确不是很重要，那么，当一国经济规模很大，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就与日俱增，某种程度甚至比一般的国防机密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还大。
以钢铁业为例，作为工业经济的基础性原料，其价格的波动将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影响。近年来，中国房价的上涨，与钢铁等建材价格的上涨不无关系。而钢价的上涨，固然有需求因素的影响，但亦是与进口铁矿石的高价格分不开的。中国是铁矿石的需求大国，进口世界一半多的铁矿石。
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在与国际矿业巨头的谈判中，中国这个需求大国的因素竟然完
全发挥不出作用，甚至连“首发价”都做不到，每每被国际矿业巨头牵着鼻子走，十分尴尬。据悉三大铁矿石巨头近几年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取的溢价高达7000亿人民币。中国钢企自然要把这庞大的成本转嫁给其他行业，并最终要消费者付费买单。而高房价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许多人买不起房，这对中国社会无疑会产生相当大冲击。
现在看来，假若三大矿业巨头确实通过种种手段，从中国钢企获取了生产成本、技术改造水平、经济技术指标、生产技术参数，甚至铁矿石谈判的对策和底线等关键信息，那显然对其谈判“功不可没”。所以，就钢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而言，力拓窃密案不能用一般的商业贿赂罪看待，它实质上对中国钢铁产业、经济和社会安全构成了威胁。
当然，中国方面也无须夸大力拓间谍案的影响。在一个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窃取重大商业情报的现象很正常。尽管如此，从力拓案中也可看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安全因下列特殊情形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
该保密的没有保密
首先，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现象，对一些不该保密的、或已经过时的秘密还列为机密而保护着，比如，中国各级领导干部的住址和通讯地址都毫无例外地被各地列入保密范围，但是，对一些应该保密的机密却不能很好地保密起来。这方面的典型就是经济领域，在其他国家看来是经济机密的一些东西，中国却是门洞大开。很多人的经济安全意识相当差，所以，中国无意中泄密的事情很多。
其次，境外利益集团一般通过在华机构和个人进行利益输送、政策游说以及商业情报的搜集等方式来获取中国的经济情报。政策游说在许多国家都存在，但发达国家一般都制定有一整套制度和程序来规范游说活动。而中国在这方面却显得非常混乱。
跨国企业窃取中国商业机密的方式，一是通过在华外国企业商会举办研讨会等形式，对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施加影响；二是通过在中国的渠道寻找利益代言人。几乎所有跨国公司的驻华代表，都有在相关部门或大型企业任职的经历。不仅如此，跨国公司甚至直接在中国政府内部寻求代理人。郭京毅案就是一例。郭是商务部条法司的司长，他在草拟外商购并中国企业的法令时，为外商对中国行业龙头进行斩首式购并大开绿灯，致使中国经济安全形同虚设。
第三，由于西方掌握着国际经济的话语权和规则，为了进入国际市场，很多中国公司主动请国外投行、会计师事务所或评级机构进行咨询、审计、评级，这当中就有很多核心数据与规划等重要商业机密被其所获。
鉴于中国经济“坐三望二”，以及中国各级政府控制着巨大的社会资源和政策资源，将会越来越吸引一些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向华派出间谍刺探经济情报，行贿政府官
员和相关企业领导人。而无论是商业贿赂还是通过其他方式窃取经济情报，都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安全产生非常大的危害。所以，对越来越多的商业贿赂和间谍案不能等闲视之。
应有针对性的立法
在这方面，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美国可能是世界上间谍活动最多的国家之一。1996年美国国会制定了“反经济间谍法”，对商业情报战中导致的美国企业商业机密外泄和国家安全受损进行制度性保障，遭遇商业间谍侵害的企业可要求联邦调查局介入调查，且根据相关法律条文的规定，任何意图或故意以各种方式提供商业机密，并有利于外国政府、机构或代理的行为，都可以在此条文下定罪。
正如一些专家所呼吁的，中国也应尽早制定一部专门针对外国企业的反商业贿赂法，运用法律手段，使防范各类国际不良企业和个人侵蚀中国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举措机制化、日常化。同时，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要进行严格限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无拘无束。为此，可考虑设立国家经济安全调查局之类机构，主要职责为对外资、外国商品的进入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对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物流、军工、能源、电信等产业的外资投资和并购项目有效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等。
另外，还应规范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内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严格禁止涉外部门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会等“变相任职”。鼓励相关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等对境外利益集团造成中国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事件进行监督和提起法律诉讼。
总之，过去中国过多地考虑保护外企的利益，现在，是立法约束它们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