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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致性制度变迁
作者：罗大蒙
来源：《人大研究》2011年第11期
一、制度与制度变迁
制度是一系列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和规范的集合。政治学中的新制度学派代表人物马奇和奥尔森就把制度定义为“一种根据角色和场景的关系界定适宜行为的相互联系的规则和惯例的集合”[1]。理性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凯泽和奥斯特罗姆把“个人用来决定什么人或什么事情能够被纳入决策场景，信息如何处理，采取何种行动和按什么顺序行动，以及个人行动如何聚合为集体决策所使用的规则”[2]称之为制度。
制度存在一个确立、变革和完善的过程，即存在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含义可作两层理解:第一层含义就是指旧有的制度将被新的制度所替代。这是制度的创立过程，制度创立是一种制度革命，是制度由无到有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另一层含义，“仅仅指某个特定制度安排的变迁（结构中其他制度安排不变），而不是指整个结构中每个制度安排的变迁。”[3]这是在制度创立之后，对制度不断进行改革和完善的过程。前者需要政府或国家的强力推动，政府或国家通过行政权力和立法手段等外在强制力推动制度变革，可以理解为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即指由国家或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实施的，并靠国家或政府行为（发布命令或制定法律、法规）促成的制度变迁；后者体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含义，即制度变迁是由个人或群体为追求自身利益，而自下而上倡导的制度变革或创新过程。因为在制度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创立之后，不应该仅仅成为供人观摩的标本，而需要在社会中得以实施。但要保证制度的实施，不能始终依靠政治强制力，需要把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因而就需要民众广泛地参与到制度的修改和完善过程中，需要以民间微观主体的需求为导向，对已创立的制度进行革新，这样的制度才会得以遵守和有效施行。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人大制度的确立、破坏与重建的内在逻辑
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制度之一种，其确立和变革过程也遵循制度变迁的一般逻辑，即靠国家强制力得以创立，依吸纳民意实现变革。但我国人大制度的变迁过程充满了曲折和艰险，在21世纪之前的时期至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人大制度的确立、破坏和重建。人大制度变迁的这三个阶段存在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这是一个依靠国家强制力、自上而下的变迁过程，始终体现的是统治者的利益和意志，无论是制度的确立，还是制度的破坏，并没有体现人民的意志，人民在这个过程中成为“沉默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