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9．6社会学ＳOCIOLOGY
金融秩序与国内经济社会
高柏
【摘要】蒙代尔-弗莱明三维悖论表明，一国的国际经济政策有三个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即资本自由流动、稳定汇率，以及国内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一国最多可以同时实现其中的两项。在国内政治经济因素的作用下，历史上的三大国际金融秩序，即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本位制，已经分别选择放弃过三项中的每一项，但最后都走向危机。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建构仍然要受这个悖论的困扰。
【关键词】蒙代尔-弗莱明三维悖论；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本位制；金融危机【作者简介】高柏，杜克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高校社会学EE-研究院。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京）,2009.2.2～16
我个人对金融危机感兴趣是在10年前写《日本经济的悖论》(高柏，2004)那本书的时候。因为要把国际金融体系处理成解释为什么日本从繁荣走向停滞的自变量，我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研究它。在那个研究中，我发现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结构性过程，它更是一个制度性过程。当国际金融秩序发生重大变化时，国家层面的经济制度可能会突然变得工作异常，这将给一国经济造成重大的影响。我在思考目前的经济危机的时候用的是同样的分析框架，只不过把过去没有必要考虑得很详细的一些方面考虑得更为详细一点。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又把原来的书找出来重新读，并集中关注与今天的局面紧密相关的问题。说到底，在现阶段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认知，即认清现在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关于这次危机的性质，西方在2008年10月份之前有三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社会后果
编者按：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进一步显露出大规模经济危机的征象。无论对于世界市场、国际关系和各国国内政治而言，还是对于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言，这场危机都孕育着足以掀起世界动荡和变革的力量。历史表明，动荡总会伴随危机而来，而危机中潜藏着的契机则又是社会变革的动力。面对这场百年未遇的深刻危机的影响，中国将如何面对挑战，冲出国际国内的各种困顿和矛盾，从金融风暴中寻求经济持续发展的出路和社会系统调整的方案，将危机转化为机遇，将困难转变为动力和勇气，这是所有公民，特别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本期专题研讨所刊三篇文章，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问题提出的思考。高柏的文章，从梳理蒙代尔-弗莱明三维悖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国际经济体系中所包含的三项重大结构要素及其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相互关系，并依据体系化的发展理论和总体性的结构分析，揭示了这场危机的政治经济学根源。孙立平的文章，通过将国际经济体系与国内社会结构两方面加以统合分析，指出“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反映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受阻，而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在于提出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更在于从社会建设的基础出发，调整利益格局，实现社会变革和转变发展方式。刘世定的文章，从危机的社会传导机制入手，指出社会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应充分认识到，危机传导机制有别于常规化时期的传导机制；若我们仅从总量分析和结构分析出发，忽视机制分析的应有要义，那些旨在反经济危机的措施和政策也可能会产生非预期的后果，因此必须加强反经济危机措施的监管机制和社会传导机制的研究。
【专题研讨: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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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局面，有的说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局面，有的说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局面。进入10月份以后，所有人的估计都变成一样了，这就是我们正在面临自1929-1933年大萧条以来资本主义遇到的最为严重的局面。在现代史上，从来还没有这么多的国家同时进入衰退的记录。
那么，这次危机的起源是什么呢？美国方面的学术讨论非常频繁，但是绝大多数的分析都是侧重微观的层面，包括可调整利率的贷款、为化解风险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工具，还有杠杆化的银行放贷等等。说到最宏观的也无非是政府监控的失败。CNN 曾经搞了一个导致这次危机的十大罪人名单，倒着数，数到最后，也就是名列第一的，是你我这样的消费者个人。他们的解释基本都是微观的解释。欧洲人的看法则更注重宏观的层面。我的看法比较接近欧洲的看法。我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阅读国际金融制度的历史的时候，发现实际上欧美观点之间的分歧根本不是在2008年11月20国高峰会谈时才有的。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欧美关于国际金融秩序的分歧就一直是这样。当时也是以法国为欧洲的主要代表，一直主张要对资本流动进行限制，尽量争取巩固固定汇率，而美国则一直主张要建立一个市场为中心的国际金融秩序，鼓励资本自由流动，实行灵活的汇率(Helleiner ，1994)。
由于今天要涉及的内容太繁杂，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道理说清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想从蒙代尔-弗莱明的三维悖论出发，然后用它来说明从19世纪以来的三大国际金融体系，即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美元本位，是如何处理蒙代尔-弗莱明三维悖论指出的三个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的。我先对它们进行一个静态的比较，然后再通过一个动态的分析来解释为什么各国在过去三次建立国际金融体系时选择了当时的制度。在这里，我将着重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在这个分析过程中，我还再加入一个动态的考量，即全球化的潮涨潮落。简言之，这是一个动静结合的分析框架。最后再讲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建构未来国际金融秩序时会面临哪些主要的问题。
一、蒙代尔-弗莱明三维悖论
蒙代尔-弗莱明三维悖论认为，各国政府的国际经济政策有三个政策目标，即稳定的汇率、资本自由流动(或货币的自由兑换)，再加上国内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独立性。在这三项目标之间，一个国家在最佳的条件下也只能实现两项，永远不能同时实现三项，因此它们是互相矛盾的悖论(Krugman ，1999)。举例来说，在固定汇率条件下，如果一国经济过热，中央银行就要提高利息来使经济冷却。如果没有资本自由流动，中央银行提高利率后，企业投资与消费者成本上升，因而减少开支，经济就可以冷却。然而，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一旦提高利率，必然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动。这种外来的增加的资本就会抵消中央银行要通过提高利率以减少投资的努力。实际上，很多国家连同时实现两项政策目标都有困难，只能保一项。
历史上三大国际金融秩序包括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美元本位制。有趣的是这三个国际金融秩序中的每一个都曾经主动放弃三维悖论中的三个目标中的一项，而力求保证实现另外两项。而且至今为止的三次选择中每一次放弃的政策目标都不一样，第一次放弃的是国内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第二次放弃的是资本自由流动，第三次放弃的是稳定的汇率。另一方面，如最近的金融危机显示出的那样，国际金融秩序的一个根本性职能是对世界货币发行量进行调节和控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至今为止的三个国际金融秩序既有以黄金为本位的，也有以纸币为本位的。换言之，人类在历史上已经尝试了与国际金融秩序相关的各种选择的不同组合。离开货币发行机制这一条单纯地谈三维悖论，我们就会忽视另外一个可能导致国际经济秩序失衡的重要因素。
在金本位体制下，各国是以汇率稳定作为第一政策优先的。只要出现经常账户中的逆差，中央银行马上会提高利率进行调整。一提高汇率，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就开始向英国银行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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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但是英国本国的资本却受利率的影响纷纷减少或停止投资，这样经济就可以冷却下来，达到调整的目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条件下，各国以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为第一优先。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在欧洲均是以在选举中支持工会的政党取胜，尤其是二战以后，建立福利国家变成欧洲国家政府政策的第一优先。它们为了保护国内政策的独立性放弃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当时是靠放弃和限制资本自由流动来保证固定汇率，以刺激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和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以发展福利国家。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的美元本位制，各发达国家选择放弃稳定的汇率，任由汇率随着市场而波动，从而保证国内经济政策的自主性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
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货币发行以黄金为基础，而美元本位制的货币发行则以纸币代表的信贷为基础。这个重大区别再加上它们与三项政策目标选项中的不同组合就构成了我们理解国际金融秩序以及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在目前已经有的三大国际金融秩序中，既有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发行机制，也有以纸币为本位的货币发行机制，同时三维悖论中的每一个政策目标都被放弃过这些事实，对未来如何选择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有重大意义。因为在历史上这些可能性都已经被试过了，每次选择的结果到最后都失灵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研究性问题，即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应该选择哪一项或者是什么样的选择组合？
二、三大国际金融秩序的兴衰
为了探索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走向，我们必须了解在历史上各国选择放弃三项政策目标的每一项时的原因是什么。只有当我们了解了国际金融秩序的特定的历史时空条件，我们才能够想象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应该如何建构。
通过对历史上三大国际金融秩序的兴衰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国内的政治经济对国际金融秩序有重大影响。
很多经济史学家在讨论金本位的时候纷纷指出，金本位与当时欧洲国家特殊的政治结构之间有重大的相关性。在19世纪欧美之所以可以实行金本位，其中一条重大的原因是当时各国还没有实现普选权，只有有钱人可以参加选举，而妇女一概没有权利选举。前面提到金本位选择放弃的是国内政策的独立性。换言之，当一国经常账户出现贸易逆差时，政府由于受以黄金为本位的货币发行机制的约束，无法依靠增发国债来借钱融资刺激经济复苏，而是要靠提高利率来紧缩该国支出。在这种体制下，一有经济调整，受到最大打击的都是穷人。这样一种选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当时穷人没有任何政治渠道去把他们的声音反映出来，也没有任何办法采取政治行动在选举的过程中使得采取紧缩政策的政治家受到惩罚(Eichengreen，1996)。支持金本位的欧美各国国内政治结构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当时西方各国的工会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或者刚刚初步发展，还没有形成能直接制衡政府和企业的政治势力。当工会缺少在谈判工资和福利时的政治力量时，工资弹性就特别大。一来经济调整，原来的1小时6块钱的工资就可以减成2块钱。这不像现在的美国三大汽车厂，由于工会势力过于强大，只能涨工资，不能降工资。工会势力弱工资弹性大的一个后果是经济萎缩对就业的影响相对要小。危机一来，由于可以给工人减工资，企业就可以不裁人或者少裁人(Eichengreen，1996)。因此，欧美当年能够维持金本位的原因是当时特殊的两个政治条件，一个是没有普选权，另一个是工会的力量不够强大。
大卫·休谟在18世纪给金本位做了一个经典的、简单明了的解释(Eichengreen，1996：25-26)。在休谟的模式中，所有商人都直接用黄金来支付，进口等于一国的黄金流出，出口等于一国的黄金流入。当一国出现贸易逆差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的黄金流出超过流入。一个国家的黄金流出超过流入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流通的货币减少。在本国的实物生产并没有减少、而流通的货币量减少的情况下，东西就变得更便宜了，或者说货币更值钱了。如果你是顺差国，黄金流入多于流出，这就等于增加了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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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发行量。当本国产品并没有大幅度增加，而流通的货币由于贸易顺差的原因增加时，就要出现通货膨胀，导致本国产品的价格上涨，而外国的产品变得相对便宜。这样一来，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就会大量购买别国的东西，而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就会减少进口。这样就会恢复该国经常账户的收支平衡。这是古典经济学关于金本位自动调节贸易收支的内在机制。在这个模式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加上纸币，其道理基本一样。你有多少黄金就发行多少纸币，如果没有黄金就不发行。如果再往前推一步，还可以把中央银行的职能也介绍进来。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利率对纸币的发行量进行调控，以提高调整的速度。
金本位是怎么垮的？金本位垮台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但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金本位体制的内在矛盾已经存在。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发达国家的银行已经开始出现按存款比例放贷的情况。当银行收到10块钱的存款时，它可以把这10块钱只留两块钱，其他都用于放贷。因为它假设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来同时取款，如果这样银行就麻烦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的确存在存款人同时来银行提款的风险。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怎么办？解决方案是中央银行开始扮演最后放贷人的角色，即当所有存款人都来提款时中央银行要来承担提供信贷的功能。然而这样一来，各国中央银行的职能开始产生一个特别深刻的内在矛盾。因为按照金本位的原则，有多少黄金就发行多少货币。但是中央银行又必须承担最后放贷人的角色，在危机到来时，中央银行需要放贷。但是如果没有黄金的支持，中央银行应不应该放？显然也得放。英国金融史上曾经有过一次危机，就是因为没有放，最后使得危机的影响特别大。从此以后英国认识到，中央银行必须承担最后放贷人的角色(E-ichengreen ，1996)。后来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本来中央银行作为最后放贷人只是在危机的时候才增发货币，但是，随着民主政体的普及、普选权的普及，来自社会的政治压力加大了以后，中央银行增发货币就变得更为频繁。即使没有经济危机，社会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政治压力也经常迫使中央银行增发货币。这就对金本位的实践构成了极大的挑战。金本位内在的通货紧缩机制与国内政策的独立性有直接的冲突。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国政府马上增发货币去购买军火，如果再受金本位的限制不增发货币就无法进行战争了。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带来了金本位的垮台。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以及其他的几个国家曾经试图回归金本位，但最后没有成功。到了1931年各国都先后放弃了金本位。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的国际金融秩序处于一个严重混乱的状态。简言之，金本位在19世纪70年代在各国的普及成为支持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的重要的国际金融秩序，而金本位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崩溃也标志着第一次全球化过程的逆转(高柏，2004：第二章)。
二战结束以后，在美国和英国主导下建立了第二个国际金融秩序，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代表英国进行谈判的是凯恩斯，代表美国谈判的是怀特。在就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谈判时，凯恩斯和怀特都已经认识到资本自由流动和国内经济政策独立性之间有本质上的冲突。所以为了保证战后建立福利国家，他们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设计的时候就决定要限制资本自由流动(Helleiner ，1994)。这就是说，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动放弃了资本自由流动以换取国内政策的独立性和稳定的汇率。
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有直接的影响。美国认为，二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由贸易体制的崩溃，因此它当时强烈主张建立一个以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秩序。正是因为这一点，美国才主张实行固定汇率，因为汇率固定最有利于贸易。换言之，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是支持战后第二次全球化浪潮在贸易领域开始的主要的制度性安排。
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时候，全世界有一个美元短缺的现象，欧洲变成一片焦土，没有美元去买美国的东西。怎么办？最后搞了个马歇尔计划。关于马歇尔计划有各种解释。有人解释这是冷战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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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为美国靠马歇尔计划来争取西方盟友对抗苏联。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另外两种解释，一个是为了解决美元短缺的问题，而另一个则是支持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当时欧洲国家没有钱进行战后重建，与此同时，又不能让私人资本自由流动，只能通过马歇尔计划，靠政府直接出面把资本送到欧洲进行战后重建(Helleiner，1994：chap.3)。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欧洲各国的货币实现了自由兑换，一旦自由兑换就意味着资本开始自由流动。同时，随着欧洲和日本战后经济的恢复，产品竞争力大幅度增加，美国开始出现经常账户的逆差。一旦出现逆差，美元在国际市场上就被看贬。当美元看贬已经成为一个经常出现的现象时，美国的企业和欧洲的企业做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反应，这些反应的后果最后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
美国的企业在美元贬值的预期下决定把美元资产向外国转移。当资本流到一个货币升值的国家去，资本的价值不用通过生产过程自然就增加。当时美国很多企业都纷纷大举在海外投资(Eichen-green，1996)。美国资本外流的原因除了美元看跌，还有三条重要原因。一是欧洲当时普遍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在战后初期，由于美元短缺以及美国因为冷战的原因与欧洲国家实行不对称合作，即允许欧洲向美国出口商品，同时对美国出口商品关闭欧洲的市场。当时美国的企业为了绕过欧洲的关税壁垒不得不在欧洲大量投资。二是美国的税收政策不利于在本土投资的企业。三是随着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恢复这些国家的企业已经变成美国企业的一个主要竞争者。哈佛的瑞·弗农在70年代初提出曾经轰动一时的产品周期理论(Vernon，1971)。这个理论认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创新方面具有强大优势，因此他们在刚刚生产新产品的时候是依靠国际贸易把新产品卖到别的国家。然而，生产技术一旦成熟以后，欧洲和日本的这些企业就可以来仿造，并以更低的劳动力价值在国际市场上实现更强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形下，美国的跨国公司干脆就到欧洲和日本去建厂。因为美国的跨国公司有全面的技术优势，在投资建厂以后，可以把外国的竞争者统统掐死在摇篮里。这就是产品周期理论来解释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不断增长的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后来全球生产体系出现的原因。
以上是美国的回应，欧洲是如何应对的呢？在战后初期，欧洲通过与美国的不对称合作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的商品并积累了经常账户的顺差。当欧洲人手里有大量的美元同时又看出美元要贬值时，便纷纷把美元拿到美联储去兑换黄金(Eichengreen，1996)。以上这两种趋势对美国的直接影响是什么？是资本和黄金都在严重外流，经常账户上的逆差变得越来越大。耶鲁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60年代初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一个严重的内在矛盾，即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建立在对美元的信心基础之上，而与此同时美元却无法通过贬值来减少它的贸易逆差。他指出，早晚有一天，或者各国采取激进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这个体系被彻底拖垮(Triffin，1960，1964)。历史后来的发展显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归宿不幸被特里芬言中。1971年，美国政府宣布停止黄金和美元的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垮台。在60年代，欧洲和日本都采取搭便车的态度，既然美国因为冷战的关系和他们搞不对称合作，他们就拒绝将本国货币升值。这导致美国经常账户的逆差日益增长和美元黄金外流的速度越来越快。到最后实在没办法，美国彻底关闭了美元—黄金窗口。
欧洲和日本与美国在60年代围绕欧洲与日本货币是否对美元升值问题上的矛盾的实质是当国际贸易出现严重不均衡时，由谁来承担调整的负担的问题。欧洲与日本都想利用美国冷战中采取的不对称合作政策拒绝让本国货币升值，要求美国增加储蓄和扩大出口来减少经常账户逆差，让美国承担调整的负担。而美国则希望欧洲和日本货币升值并扩大内需，让他们为美国的调整买单。既然他们拒绝调整，美国索性把美元与黄金脱钩，以防止黄金外流。由谁来承担调整的负担历来是各国围绕着国际金融和贸易秩序博弈的根本性问题，今天我们面临的局面也不例外。
美元本位制的出现是美国应对1973年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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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危机爆发的结果。危机爆发之后，所有原油进口国都出现了经常账户的巨额逆差。如何吸引国际流动资本直接影响到各国是否能在危机中生存下来。当时美国和沙特阿拉伯达成秘密协定，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要求石油生产国在国际市场上继续用美元为石油标价，美国则为石油美元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向美国流动提供优惠的利率(Spiro ，1999)。美国依靠这个策略渡过了两次石油危机。由于石油用美元标价，各国为了维持本国进口石油价格的稳定性均继续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关键货币。从这点上看，美元本位制似乎与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什么重大区别。然而，这两个国际金融秩序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从此以后美元的货币发行不再受黄金的约束。在之前的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货币的发行直接受黄金的制约，但是当黄金—美元窗口关闭以后，这个制约消失了。这就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美国可以不再依靠储蓄来增加消费，而是靠向世界各国发行国债或企业债来维持它的经济运转(Dunkan ，2005)。在这样一种条件下，金融业开始强烈要求实现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与金融自由化之间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贸易自由化面临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金融自由化在政治上要容易得多。比如，如果把中国的电信产业全部对外开放，马上就会威胁国内的电信企业，在民主政体条件下，电信企业肯定会上国会去闹。贸易自由化面临着很大的政治制衡。相比之下，金融自由化的影响则不是一个部门的或者局部的。在金融自由化的时候，很少有人认为我可能会成为潜在的受损者，而是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可能受益。因此，金融的风险是隐性的、系统的，一旦出现风险是整个系统的风险而不是局部的。因此，金融界讨论金融危机时指出的各种微观的原因都是在这样一种宏观的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离开这个宏观条件，那些微观层面的金融创新根本没有可能。
美元本位制的出现为7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当时的美国和英国已经明显地在制造业方面失掉了比较优势。从50年代末开始，在美元贬值的压力下，美国的公司就开始向国外大量投资。在布雷顿森林体制下，境内的制造业向海外出口是平衡经常账户的基础。在美元本位制下，依靠发展各种金融工具向海外融资填补经常账户的赤字成为可能，这样就更用不着把美国制造业的企业留在境内。因此，美国的跨国公司在价值链理论的指导下，纷纷把生产过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元本位制成为支撑全世界美元返还的重要制度性安排。在70年代美国获得了大量的来自中东的石油美元，到80年代又加上来自日本的资金，到90年代末期又加上来自中国的大量资金。
随着1979年保罗·沃克尔当选美联储主席后正式停止黄金对发行货币的约束，美元本位制的融资与货币发行机制日益成为美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与实现其他政策目标的手段。从里根时代的星球大战，到后来的互联网泡沫，再到伊拉克战争、房贷泡沫，以及现在的救市，美国无一不是依靠美元本位制来融资。离开美元本位制，这几件事恐怕都干不成。
三、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
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会是什么样？我认为，它必然要面对那两个任何一个国际金融秩序都必须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决定以黄金本位还是以货币本位为货币发行机制。第二个问题是在蒙代尔-弗莱明三维悖论中相互矛盾的三项政策目标中选择放弃哪一项。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有没有回到金本位的可能性？西方媒体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主张回归金本位的人们认为，向金本位回归的目的在于重新建立金融纪律，不能任由流动性泛滥，在世界各地制造金融危机。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两次以黄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一次是英国主导下的金本位，一次是美国主导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两个以黄金本位为基础的国际金融秩序有两个共同条件：第一，这两个国家都是当时世界上的霸权国；第二，这两个国家在建立金本位的国际金融秩序时，都同时既是贸易顺差国又有巨大的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可以借给全世界钱。而现在世界上的情况是不存在任何一个国家同时可以满足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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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美国虽然仍然是霸权国，也有特别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但是却拥有巨额的贸易逆差。中国虽然是贸易顺差大国，但是既缺少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也不是霸权国。其他国家或国家联合体也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因此，我个人认为目前实现回归到金本位条件不成熟，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然而，以货币本位的美元本位制已经对世界经济造成了这么大的冲击，信贷的泛滥，再加上资本自由流动和浮动汇率，这三者凑到一起使得资本流到哪里，就在哪里制造泡沫和危机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回归到金本位没有什么指望，而货币本位又产生这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进行选择的结构性约束条件就是这样。在这种条件下到底能干什么？
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会在蒙代尔-弗莱明三维悖论中三项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中放弃哪一项？前边提到，在到目前为止的三个国际金融秩序中，这三项的每一项都被放弃过一次，最后，无论是放弃哪一项，国际金融秩序都没有能生存下来。从将来的观点来看，国内政策的独立性永远不可能再被放弃。随着民主化第三波带来的民主的普及，各国政府都不会无视在制定政策时国内的政治压力，这一点这次反映得很明显。一旦救市的压力上来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治家愿意让本国经济通过硬着陆去调整，所以这个选项基本被排除了。排除了这一选项后，剩下只有两个，是选稳定的汇率还是选资本的自由流动？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果断地宣布限制资本自由流动，马来西亚的危机很快就止住了；而韩国则选择推行金融自由化，鼓励资本自由流动，结果这次又折进去了。这两个选项之间的矛盾是，如果各国继续选择放弃稳定的汇率，我们就无法杜绝金融投机；而只要有金融投机，早晚就会有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像这次这样的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很可能会反复出现。如果在浮动汇率与资本自由流动带来重大的危机后选择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就意味着全球化的全面逆转，因为资本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的重要指标，一旦资本自由流动停止，资本的、生产的全球化就要受到重大影响。
在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中，在建构未来国际金融秩序的博弈中，各方的利益是什么样的呢？
先看美国。美国现在已经有史上最大的贸易逆差和政府预算的赤字。美国去年国内储蓄率是负的，当时报纸上说是大萧条以来最低的。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可能同意向金本位回归。向金本位回归意味着美国无法自由发行货币，这样一来，经济就无法复苏了。从美国的利益来讲，这是不可接受的。另外一点，像著名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琳芝指出的那样，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拥有与众不同的结构性力量。美国有三个他国不具备的条件：第一，美国经济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第二，美国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内金融市场；第三，美元是世界上的关键储备货币。由于拥有这样一种结构性力量，只要有一个以市场为核心的国际金融秩序，美国就不怕(Strange，1988)。在这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人们可以看到，当危机全面展开时，美元仍然是各国外汇储备选择的关键货币，因此它可以继续保持坚挺，而欧洲一下子就完了。这显示出，如果你不具备这三个条件，在这种局面下肯定要吃很大的亏。对美国来说，它肯定会继续支持一个货币本位的、以市场为中心的，同时放弃汇率稳定这样一种国际金融秩序。从美国的立场出发，建构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必然是加强透明性、加强金融监管，使市场变得更有规则，而不是方向相反。
欧洲的立场正好相反。欧洲国家的贸易依存度特别大。凡是贸易依存度大的国家都希望有稳定的汇率。因为在贸易依存量大的情况下，如果汇率浮动，对一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就会相应地扩大。我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特别是能够变成一个世界工厂，其中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是中国搞了一个模拟布雷顿森林体系来保护自己。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特征是固定汇率和限制资本自由流动，而中国这两条一直都有。虽然外面的天下已经是美元本位制，变成浮动汇率，变成资本自由流动，而中国没有，就靠这个体系的支撑，所以中国在贸易中一直有着比较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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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这个观点的一个反证是当中国从2006年夏季开始允许汇率上调之后，中国经济马上就开始出乱子，这可以看得特别清楚。对欧洲的利益而言，他们肯定会追求汇率的稳定，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从70年代开始就欧元的形成进行谈判的根本原因。当时一看美国要搞以市场为中心的金融秩序，放弃稳定汇率，欧洲马上认识到这样不行，如果这么干欧洲就有大麻烦了。因此为了维持稳定的汇率，他们就自己组成一个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由于统一的货币不存在汇率的问题，欧洲就解决了内部贸易依存度特别高带来的风险问题。
再看日本，日本到目前为止采取的是支持美国的立场。这也很好理解。由于日本的贸易依存度特别低，出口依存度只有12％，它对于汇率变动带来的对实体经济冲击的承受度相对要大，因为汇率变动只会影响它实体经济的一小部分。如果国内内需部分在实体经济中所占的比例特别大，该国经济就能承受得起汇率的急剧变动带来的挑战。
俄罗斯在如何应对呢？从去年开始，它已经建立了以卢布计价的国际能源期货市场，现在还在试图拉拢委内瑞拉和伊朗加盟。由于俄罗斯能控制欧洲能源的1/3，如果这件事干成了，卢布就会增加自己作为国际储蓄货币的职能并减少浮动汇率的负面影响。
四、中国如何面对挑战
中国与美元本位制的关系比较复杂。首先，离开美元本位制就无从谈起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条件。美元本位制是支撑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没有美元本位制就没有全球生产方式。如果美国不能发展服务业，不能以金融业作为它的立国之本，它就不可能简单地放弃制造业；如果美国不放弃制造业，就不会把它的生产过程转移到国外；如果美国的生产过程不转移到国外，占中国现在贸易量一半的加工贸易就无从谈起；离开了加工贸易，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就要大打折扣。同时，美元本位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允许美国靠借债消费，离开这种盲目的消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外部需求就要大大减少。从这层意义上说，中国是美元本位制的受益者。另外，这种以市场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制也为中国大量吸引外资提供了条件。美国依靠其作为最大的世界经济体、有着国内最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美元作为关键货币的条件，吸收了大量的国际游资来为它的经济融资。中国在过去30年里取得的一大成就也是吸引来7000亿的外资，这与美国通过金融渠道从全世界为自己融资有异曲同工之处。中国只不过走的是另外一条渠道，即通过以大出大进的加工贸易来参与全球分工，并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把自己建成了世界工厂。就从全世界圈钱的本事而言，中国人干得并不比美国人差，只不过还没有人在理论的层面把中国概念化到美国的份儿上。
美元本位制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在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贸易依存度达到70％以上。一旦国际市场有个风吹草动，中国经济就要受到打击。目前这种负面影响刚刚开始出现，很有可能将来负面的影响将超过正面的影响。美元本位制直接导致国际上大量投机金融资本的存在和流动，这种流动不仅催生了很多国家股市、房地产的泡沫，也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由于投机家们预测美元大幅度贬值，为了保值，他们投资大宗商品，所以粮价、油价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涨幅。而他们之所以投资大宗商品，是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发展前景看好。所以有人说中国人做什么外国人涨什么。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如果大宗商品的价格暴涨，必然承受沉重的压力。同时，中国在外界的政治压力下开始走人民币升值的道路，当你同意升值以后，投机的国际资本就必然要袭击人民币。美国从50年代末开始不断地被国际金融投机资本袭击，就赌它要贬值，并创造各种各样的压力让美元贬值。
目前值得紧密观察的是奥巴马上台后是否会出现大规模的美元贬值。在美国的历史上，罗斯福和肯尼迪赢得大选的前后，美元均出现过大幅度贬值。这是因为这两位总统在正式上台之前都曾经宣布一个大规模的刺激经济的方案(Eichengreen ，1996：128)。奥巴马的方案已经宣布了，所以1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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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他一上台，弄不好美元马上就要贬值。换句话说，美元在现阶段升值，中国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就买进了5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按照这个速度买，到年底或明年初就会买进1500亿左右。而1月22日以后美元真的开始贬值，就算只贬20％，中国也有可能损失300亿美元。这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事。已经有很多人预测，短期内美元还会升值，但不会超过6个月，肯定要贬值。
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中国面临着巨大挑战。但是我们到底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挑战？我认为这个挑战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短期挑战，表现为出口锐减、经济下滑、失业增加、税收减少，即由于外部需求减弱导致的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这个挑战是短期的。第二个层面是中期的，即经济发展模式由出口驱动型向内需驱动型转变。第三个层面是长期的，即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的和平崛起带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应该如何去把握？中国面临的困难在于应对这三方面挑战的措施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你强调了这一个，可能就会丢掉那一个。如果你以短期目标为主，也就是以救市为主，这固然可以遏制经济的迅速下滑，好像你做的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这次救市使得过去在宏观调控中限制经济过热时控制住的那些投资项目全都回来了，救市就将过去几年里努力转型的成果全部抵消。在转型失败的代价下追求在短期遏制经济下滑的政策目标到底值不值就不好说了。因为如果一味强调转型，忽视救市，也有可能要面对严重的政治社会风险。因此，救市与转型构成一个内在的矛盾，如何拿捏这个尺寸是一个大的挑战。过于强调救市的后果有可能是，虽然这一轮中央砸进了4万亿，地方又跟进到18万亿，但两三年以后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如果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出现，就等于是我们在前两年一直想方设法要解决的问题会在一个更大、更高规模下重新出现来冲击你。你怎么办？这就是短期和中期目标的矛盾。
在20国高峰会谈前夕，国际舆论对中国充满了期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从现在开始可以在重新建构国际金融秩序中发挥很大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建立对本国更有利的未来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然而，尽管这个新规则的制定将对国与国之间的力量对比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中国却未必已经有充分的准备来采取行动。因为中国有1.2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任何削弱美元的做法最后都是一损俱损。但是20年以后、30年以后，按照国际预测的那样，中国的经济总量可能变得和美国差不多，现在不想干的事那时候可能就想干；而那时候想干的事情没准只有现在才有条件干。因此，确立中国更有力的国际地位这一中长期目标与持有大笔的美国国债也构成一个巨大的矛盾。
总而言之，作为学者，我能提供的是分析国际金融秩序在历史上演变的因果机制以及过去和现在面临的种种矛盾，至于如何界定中国的利益，选择什么样的对应策略则是只有中国国内的人们才能决定的事情。我就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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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建社会来再造经济
孙立平
【摘
要】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是
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一个是世界金融危机，另一个是中国本身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尽管我们目前的经济问题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与其说是与美国今天的问题更相近，不如说是与历史上那些传统经济危机的问题更相近。罗斯福新政的实质是通过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创造了走出大萧条的条件。我们在这次经济危机中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关键词】经济危机；扩大内需；社会变革；转变发展方式
【作者简介】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上海高校社会学EE-研究院。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京）,2009.2.17～26一、如何看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中的问题既不能说已经就是经济危机了，也不能说与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没有关系，因为很多问题确实是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所以，我用加引号的中国经济问题来称呼中国在世界性经济危机背景下发生的问题。
如何看待目前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首先取决于如何判断目前世界性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问题”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目前有三种不同的至少是有差异的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问题”就是由世界或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在对目前中国经济的讨论中，持这种观点的人是最多的。第二种看法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的经济就已经出现问题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就是这种看法。他指的主要是，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旧的发展方式中的
问题日积月累，因此，即使是没有这场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也会出现问题。其实还有第三种看法，即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与这场世界金融危机并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中国有经济危机吗？不就是美国不买中国的东西了吗？这种观点的意思是说，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主要是出口困难，而出口的困难除了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如说是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等综合因素的影响。
我个人的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出现，是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内因和外因这两个因素共同起作用的产物。这好像与上述第二种看法差不多，但具体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我说的这两个因素，外部的当然是世界金融危机，即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外部订单减少，出口困难；而内部因素我具体指的是，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过程，而这个转型迟迟转不过去。现在就是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了。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转不过去，核心的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而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造成的困难，恰恰是击在我们的软肋上了。
我强调这两个因素的交织，一是为了表明，这可以使我们看到现在中国面对的问题可能比简单面对金融危机更为复杂；二是为了表明，将这两个因素加以区别，注意到两个因素各自的逻辑，可以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经济问题。在这里，我想着重谈谈这第二个因素，即国内因素，就是从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问题及其对目前中国经济的影响。
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
“中国经济问题”，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尽管我们目前的经济问题是由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与其说是与美国今天的问题更相近，不如说是与历史上那些传统经济危机的问题更相近。换一个说法，尽管这次的金融危机是一种全新的金融危机，但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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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类似传统经济危机中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最近经常讲这样一句话，美国的问题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即使中国的问题是由美国引起的，美国的问题也不一定是中国的问题。
二、耐用消费品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对生活必需品时代和耐用消费品时代进行区分，并强调由前者向后者转型的重要性，对于理解目前“中国经济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我国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年纪大的人可能还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假如夫妻两个人每个人月收入50元左右，加在一块儿100元左右，用于购买柴米油盐的可能就得70、80元。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在典型的柴米油盐时代，也就是典型的生活必需品时代。但从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我们逐步进入从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转型的时期。不但各种耐用消费品进入寻常百姓家，而且，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在这个时候实现了大批量生产。开始是替代进口，接着开始成为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90年代，伴随房改使住房成为耐用消费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进入21世纪之后，家用轿车也开始大面积进入百姓生活。中国目前的经济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生产过剩，这样的话人们已经说了无数遍，无需再次重复。而消费不足与贫富差距或当时利益关系失衡的关系，也是确凿无疑的，但很少有人注意另外一个问题：所谓产品过剩究竟是什么产品过剩？说东西卖不出去究竟是什么东西卖不出去？而这个问题决不是无关紧要的。
耐用消费品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进入这个时代之后，许多过去在经济中不存在的现象在这个时代出现了，比如说，经济危机的发生。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本质上是一种生产过剩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带有很强的周期性，这种危机实际上是耐用消费品时代的产物。在生活必需品时代，即柴米油盐时代，是不太可能发生这样的经济危机的。首先，除了偶然的天灾人祸，柴米油盐这些产品的产量起伏是不会太大的，一般是缓慢上升的趋势，这与人口缓慢上升的因素大体能抵消。其次，人们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是刚性的，起伏也不会太大。对于生活必需品和人口之间的失衡，战争、瘟疫和自然灾害这“三把刀”起着重要的调解作用。而耐用消费品时代就不一样了，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与自然资源的关系要更远一些，只要技术进步的条件具备了，新的耐用消费品品种的出现，产量的爆发式增长就有可能，这样，周期性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就出现了。所以，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就成为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常见现象。不过近些年来，在资本主义世界，由于福利资本主义的体制日益完善，这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就如同这次由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就不是由生产过剩导致的，相反，至少从表面上来看，倒是由过度的消费引起的。
再比如说，消费信贷成为耐用消费品时代不可缺少的金融条件。耐用消费品的特征之一是数量少，单价高；仅仅用当时的即时性收入往往不足以支付购买耐用消费品的支出，而是需要花掉过去的储蓄，甚至要提前用掉将来可能挣的钱。这样就需要信贷消费。如果没有消费信贷的话，这个信贷消费就无法实现，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就非常困难。以美国为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信贷消费就开始在美国广泛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信贷消费的迅速发展，对汽车进入普通百姓家庭，从而对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消费信贷就是信贷消费的制度条件。所谓消费信贷，就是指金融机构为购买消费品的客户提供的一种信贷业务，它以消费者未来的购买力为放款基础，旨在通过信贷方式预支远期消费能力，来实现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
同时，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之后，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因为与生活必需品相比，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国民经济体系大大复杂化了，其信号系统也更加复杂和间接。整个经济体系的整合出现了更高的要求。著名社会学家贝克曾经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他主要是从科技进步的角度来讨论风险社会的，但实际上，人类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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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风险社会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历史表明，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生产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生产时代是十分艰难的。转不过去就会酿成一场大危机。
三、转型需要的结构和制度支撑
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之所以说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过程，就是因为耐用消费品时代需要一种全新的消费模式，这个模式的形成需要特定的结构和制度的支撑，如果形不成结构和制度支撑，这种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就无法完成。
这个条件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是结构性条件，至少有这么两点，第一点是一个社会城市化的程度。要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至少需要一半的人定居到城市当中，成为城市居民，因为农村的生活方式是很难大量消费耐用消费品的。第二个是城市的居民还需要形成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社会结构。从制度性条件来说，首先是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为什么社会保障成为必要？因为社会保障是支撑购买耐用消费品所必需的支付能力和信贷消费的制度条件。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前，美国的现代消费和消费信贷实际上就已经发展起来，但如果没有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的支撑，这个制度是很难运转下去的。第二点就是常规化收入的增长，也就是说你的收入能够稳定，能够预期，而且在增长。
概括地说，城市化、社会福利体制、中产阶层、消费信贷等金融制度，成为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的四大支柱。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相应的消费模式就无法形成，这个过渡就很难完成，结果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更严重的过剩危机的发生。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历史上一些传统经济危机都是在经济非常繁荣的背景下突然发生的。以美国为例，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之前的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经历了一个时间相当长的经济繁荣时期，20年代甚至可以称作
“黄金十年”。从1922年到1929年，被称为“柯立芝繁荣”，平均年GNP 增长率高达5.5％，失业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1％下降至20年代后期的3.5％。19世纪末发明的发电机、电话和汽车等技术，在大萧条发生之前已得到广泛应用，从而推动了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收音机作为当时的一项重要耐用消费品，也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可观的行业，到了1929年，1000多万个家庭每家至少拥有了一台收音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的头号霸主，就是在这1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的。
然而，危机以毫无征兆的极其突然的方式到来了。那么导致危机的因素是什么？可以说就是繁荣掩盖下的畸形社会。
美国著名的印裔经济学家莱维·巴特拉(Ravii Batra)在《1990年大萧条》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导致大萧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至今未被经济学家注意到的变数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这种变数就是财富的集中而不仅仅是收入的集中。这种财富的集中在1929年达到了顶峰并引起了大萧条。他指出，单纯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导致大萧条，因为财富总水平在任何时点上都远远超过国民收入。根据他的分析，财富集中的速度变化通常是极其缓慢的，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次财富集中的飞跃。1922年，美国1％的家庭拥有国民财富的31.6％，但到了1929年，即仅仅7年之后，这些家庭所占份额又上升到36.3％。按照他的分析，财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贷款的银行数目，助长了最终连银行也被卷入的投机狂热。财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闭银行的数目越多，并助长投机，衰退便越严重(巴特拉，1988)。
而当时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经济学家威廉·曼彻斯特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财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导致的两极分化对大萧条的引爆作用。据这位经济学家估算，当时一个美国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当年美国家庭60％以上家庭的收入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句话，购买力跟不上商品产量(曼彻斯特，1988)。可见，当时的经济增长之所以不能持续，背后的原因是一个畸形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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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社会进步创造走出经济危机的条件
也许应该从这样的角度解读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罗斯福新政，包括当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所进行的社会变革。
罗斯福新政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层面的，体现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即实行所谓的凯恩斯主义。在金融和整个经济已处于崩溃状态的时候，出台一系列紧急措施，稳定金融、重振经济。
但更应当关注的是新政的第二阶段，它以社会变革为主要内容。有人将这个阶段实现的社会变革概括为四个方面。第一，联邦紧急救济署和工程振兴署的成立，使联邦失业救济成为了半永久性的措施。第二，《全国劳工关系法案》为工会的集体议价提供了一个有保障的框架。第三，《社会保险法案》在美国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保险体系。第四，通过《税收法案》，恢复了再分配税体系。这其中，社会救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通过工会规范劳资关系也许是三个更重要的方面。可以说，由这些措施构成的社会进步要比第一阶段那些经济上的应急措施具有更深远的意义。
我们先看社会救济。在经济危机发生的时候，受打击最大的就是穷人。这一次也是如此，前些天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30年代大萧条的时候，很多美国家庭的基本生活受到威胁，社会救济就成为当务之急。但须注意到的是，这种社会救济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进行的，这样不仅在危机中保住了底层的生存底线，而且为穷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再看规范劳资关系。当时的美国是资强劳弱，劳工的收入很低。这也是当时的经济转不下去的直接原因。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其措施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发挥工会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最初提出工会问题的是1933年通过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这个法案著名的第七条第一款规定，联邦政府保证工会有自组织及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换言之，发挥工会的作用是作为经济振兴的措施之一提出来的。1935年通过的《全国劳动关系法案》更明确规定，雇员享有自发组织、建立、参加工会，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进行劳资谈判和参加其他各种旨在进行集体谈判或出于相互保护而进行的协商活动的权利。为了使工会真正发挥作用，该法律对一系列可能妨碍工会作用的行为，如歧视工会会员、收买工会等，明令予以禁止。
另一个重要措施则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罗斯福认为，一个政府“如果对老者和病人不能照顾，不能为壮者提供工作，不能把年轻人注入工业体系之中，听任无保障的阴影笼罩每个家庭，那就不是一个能够存在下去，或是应该存在下去的政府”(转引自李昀，2007)。于是就有1935年《社会保险法案》的通过。该法案规定，凡年满65岁退休的工资劳动者，根据不同的工资水平，每月可得10至85美元的养老金。罗斯福解释说：“它不仅有助于个人避免在今后被解雇时去依靠救济，而且通过维持购买力还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的冲击”(解力夫，1994)。至此之后，福利开始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项基本契约。
这与我们惯常的思路好像不一样。我们通常会觉得，社会保障是需要花钱的，总得是经济很繁荣，政府财政收入的状况很好，政府手里的钱很多的时候才能搞社会保障吧？在经济危机的时候，企业本来已经很困难了，再有工会的作用和工人的斗争，企业岂不更为艰难？而且，在经济危机时，社会矛盾也比较激化，再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工会的作用，社会不就乱了吗？事实证明这些想法大错特错。30年代大萧条从时间上说是1929年到1941年，1935年美国正处在大萧条当中，经济状况很糟，政府财政收入的状况也很不好，而且罗斯福执政刚刚进入第三个年头。这时他急急忙忙搞社会保障，为什么？直接的原因是为了让穷人渡过经济危机，而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社会保障使人们建立起对未来的稳定预期，才能解决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而这恰恰是当时经济危机的主要问题。
通过工会的作用使得工人能为自己的利益而博弈，美国社会不但没有乱，反而使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加了，最后形成了一个中产阶层为主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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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产阶层是什么？中产阶层就是市场，耐用消费品的市场。
这几项变革的意义是极为重大的。一方面，它造就了一个中产阶层，同时给你一个社会保障，不用你担心将来养老的问题，也不用担心将来看病的问题，你不但把现在的钱花了，把将来可能挣的钱也花了吧，这就是按揭或信贷消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罗斯福新政第二阶段社会变革的真正含义了，那就是通过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创造了走出大萧条的条件。
五、如何认识中国经济当前面对的挑战在对目前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讨论中，人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这次的金融危机是一种全新的危机。无论从全球化的背景来看，从引爆它的因素来看，还是从它发生的逻辑顺序来看，这场金融危机与历史上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都不相同。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眼下这场金融危机就是以全球化为基本背景发生的，危机的发生地与所波及的地方，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而都是整个危机链条的组成部分。在此前的传统经济危机中，各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是差不多的，往往是先出现经济危机，东西卖不出去，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再引爆金融危机。而现在这场经济危机则不一样，是金融危机引起经济危机，而且在各个国家的表现并不一样。就此而言，认识这场金融危机的独特性是非常必要的。
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不仅要看到危机的总体性和全球性的特性，也要看到危机在不同国家表现出的特点。这次危机在美国这个源头的表现和在我国的表现，很有点我们通常所说的阴阳的关系，你是阴他是阳，你是阳他是阴。从最表面的层面看，这场危机在美国是消费过度，并以过分膨胀的信用来支撑其过度的消费；在中国则是生产能力过剩，内部需求不足，消费不足。而这两者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关系。其结果是，危机在美国主要是表现在金融层面(当然也会影响到实体经济)；而对中国来说，则更具有传统危机的特点，主要表现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当然金融风险也不容忽视)。同时，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美国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金融监管、金融创新的规范、消费模式的改变；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则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社会结构的调整、解决内需等问题。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再看一看这个问题。借用刘世定教授“传导机制”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危机的传导分为两个步骤。一个是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传导，一个是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传导。这个传导的过程对两个社会的意义可能是非常不一样的。美国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金融的层面以及金融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这个传导的核心环节就是资金链条的断裂。这不是说在美国经济危机就不会传导到社会的层面，如失业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美国的失业相对是比较好办的，它有一个很好的社会安全网。而中国的问题可能更多是在实体经济的层面以及经济危机向社会层面的传导，其中核心的环节是失业。应当说，第一个传导已经实现了，就是说金融危机已经在演化为经济危机。2008年9月末10月初美国通过7千亿救市方案就是一个标志。这其间有一个戏剧性的过程。9月29日美国众议院以多数票否决了这个方案；不到一个星期，10月3日，又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个方案。前前后后差了将近60票。这种变化的直接原因可能是政府对方案做了修改，但一些评论家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第一次否决之后，经过激烈辩论，人们对危机的认识发生了转变：这已经不纯粹是一场金融危机、股市危机、次贷危机，而是正在演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其结果是美国乃至世界严重的经济衰退。
实体经济层面的危机，以及实体经济层面的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是我们更需要警惕的。
六、最大的机遇是实现社会变革和转变发展方式
在有关这场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的讨论中，人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即这场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但如何理解这个机遇？我认为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下决心进行社会变革，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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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变革从眼前来说是创造形成内需的社会条件，从而成功应对这场经济危机；从长远来说，则是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为未来几十年的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解决内需问题在今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你可以用加大投资保持GDP的增长，你可以将大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你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但假如东西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要应对今天由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激活内需是一切的前提和条件。换言之，我们今天不能只是一般地谈社会变革、社会改造和社会进步，这种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应当围绕内需问题来展开。内需是连接经济与社会的重要环节。
但问题是，内需和市场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困扰我们的社会已经有超过至少10年的时间了。这表明，也许我们过去启动内需的思路有问题，真正阻碍内需形成的关键性因素没有解决。内需问题不是一个简单地让老百姓花钱的问题，要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通过社会结构的转型，通过相关社会制度的建设，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
其实，变革社会的真正困难之处也往往不在方案本身，而是如何突破既有利益格局的制约，使得正确的方案和政策得以形成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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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
刘世定
【摘要】国际经济危机的蔓延和中国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是当前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以此为背景，本文运用社会学概念和工具，对经济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从经济问题向社会问题传导的社会机制，以及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措施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金融危机；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非预期后果
【作者简介】刘世定，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上海高校社会学EE-研究院。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京）,2009.2.27～38【基金项目】本论文是上海市教育委员会E8-研究院建设计划项目资助研究的部分成果。
一、引言
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正在蔓延，一些国家的政府，包括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虽然我们对这场危机背景的了解还有待深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危机的冲击已经出现。
面对经济危机，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扩大总需求的应对措施，凯恩斯主义似乎正在出现一场复兴，其分析框架和政策主张，在国内学者中也成为主流思路。我认为，仅仅局限在这样一个思路上是不够的。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学术路径可以说是对危机中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的经济学求解，这从他那本著名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名称上也可以看出来。他主要面对的是经济危机中产生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失业，而他用以分析的则是总需求、财政、金融等经济学工具。本文试图在另一个学术路径上进行思考，这个学术路径可以说是对危机中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的社会学求解。
本文将从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的角度进行研究，首先运用一些社会学概念工具讨论经济危机的社会传导机制；进而讨论从经济危机传导到社会危机的社会机制；在分析了这些机制之后，对当前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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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最后是简短的总结。
二、经济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
在宏观金融分析中，对于一项金融冲击如何影响经济行动者的行为从而影响经济总量变化的机制，通常主要关注的环节是：价格信号(包括利率、非货币金融资产价格、汇率等)、直接的信贷活动、资产负债表状况(负债和净资产变动)。无疑，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环节。经济危机也正是表现在这些关键环节的连锁反应中。但是必须看到，到目前为止的宏观经济分析中，有一些重要的社会过程尚未引起研究者们的充分重视，尚缺乏深入的研究。而这些社会过程，或者本身就是危机传导的机制，或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危机传导机制，因而为了防范和应对危机，是特别值得加以关注的。
在这里我想指出，在社会学的工具箱中，有一些工具对于我们理解和分析经济危机的社会传导机制，是有帮助的。比如，自我实现的预言、群体规模信号和重要主体信号、非预料后果等，都是有分析潜力的概念。认为社会学在分析经济危机的传导方面毫无依凭，是一个误解。当然，社会学工具箱中现有的工具并不够用，有的即使有用，也并不完全合用。这恰恰是社会学在现实需要的激励下发展的契机。其实，回想一下面对经济危机的凯恩斯经济学建立之时，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是根本不适用的，正是现实问题推动凯恩斯发展出了宏观总量分析工具。
①
社会学者不能因现成工具不够
用、不适用而放弃理解经济危机这一重要社会现象的责任，也完全不必因此而妄自菲薄。
(一)“自我实现预言”
这是社会学者都熟悉的由罗伯特·默顿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初始时的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由于引发了新的足以影响情境状态的行动，因而使原来被虚假定义的情境变成了真实的。有意思的是，默顿恰恰是举美国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一家银行的倒闭为例来说明这一概念。一家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在某一天偶然聚集了较多的人提款，于是有人据此做出一个判断：这家银行的经营出了问题。这本是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但却在储户中流传开来。结果，大家争先恐后地提款，致使这家银行真的经营不下去了。这个结果，当然不能证明最早认为这家银行经营出了问题的那个人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而是预言影响了储户的行动所致(默顿，2001：287-288)。
当然，并不是任何预言在任何条件下总能够自我实现。一个虚假的情境定义要能够在人群中扩散开，并引导人们采取行动，需要具备某些特点。
②
首
先，这个预言要引起人们足够的关心，通常是人们期待出现或担心出现的；其次，它要和人们掌握的有限信息、人们的某些经验相吻合，否则不足相信；再次，它使许多人没有能力或者不愿花费代价去检验。
从个人行动的社会性角度看，个人的决策总是会受到他人影响的。影响的方式和机制则多种多样。在有的情况下，个人关注他/她的对手，根据预计的对手行为确定自己的行动；在有的情况下，个人受其熟人网络的影响；有时，人们按照想象中的群体行为模式行动；在变化较为迅速的社会中，人们会把宏观走势作为决策的依据之一……当危机蔓延并可能最终影响到每个人的利益，从而对危机形成广泛的社会关注时，人们的情境定义也更容易联想到危机。这时，“自我实现预言”就可能成为一种危机传导的机制。
③
“自我实现预言”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其传导危机的途径也不止一条。默顿所讲的是金融领域中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的例子。比如，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后，美欧民众购买力下降，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总需求减少，如果人们预言中国的外向型企业都难逃倒闭之险，于是抓紧断开和这些企业的长期关系———包括本来通过关系合约维系的债权债务联系，那么，真的就会加速这些企业倒闭，原本有可能调整销售市场和获得生存机会的企业也会因此垮掉。
从应对危机的角度着眼，在“自我实现预言”有可能传导危机的情况下，需要有“去自我实现预言”的机制发挥作用。这方面需要进行认真研究。有人可能设想通过制造和衰退相反的“预言”，借助“自我实现预言”机制来发挥反危机蔓延的作用。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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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机巧是很难奏效的。前面讲到，不是任何预言都可以引导集体行动来自我实现。在危机已经出现时，制造一个繁荣预言，和人们的经验相去很远，是不足以使人们相信的。④比如，在楼市升到高位超出人们的承受能力已经出现逆转以后，某些人人为制造楼市价位即将反升的预言，是很难得到群体响应的。“自我实现预言”并非不受其他条件的约束。我们在这里还特别想要说的是，社会科学研究者不要去制造希图“自我实现”的社会预言，那不仅有违科学伦理，而且终将危害科学研究的正常社会功能。
(二)群体规模信号和重要主体信号
在危机传导中，除了价格信号发挥作用之外，还有一些非价格信号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群体规模信号和重要主体信号是两类重要的非价格信号。
危机的蔓延常常有一个由缓慢发展到加速扩展的过程，这个转折有时是通过群体规模信号发生作用的。传统经济学假定个人在决策时不受他人状态的直接影响，这显然不现实，并不利于展开许多重要问题的讨论。事实上，人们在消费、投资等方面，或大或小地直接受到他人行为，以及他关注的其他行动者规模的影响(Becker＆Murphy，2000：3)。韦伯早就指出过个人行动的社会性。受到社会学影响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把他人影响引入效用分析，提出了扩展的效用函数概念，为进一步的分析奠定了新的行为基础(贝克尔，2000/1998：15)。托马斯·谢林在讨论受到其他人影响的行为及其宏观后果时，从物理学中借用了“临界密度”概念。谢林运用这个概念描述的是这样一个现象：个人在采取了某种行动的其他人达到一定的数量(或一定比例)之后，将被引发相同的行动，而在一个群体中，当参与某种活动的人达到一定最小数量(或一定比例)时，这种活动会自动持续下去。据此，他建构了一个模型(谢林，2005/1978：74-89)。格拉诺维特受到谢林的启发，利用个人行动“起始值”概念(threshold)讨论了由序贯个人行动形成的集体行动的特征，建构了一个和谢林相似的模型(Granovetter，1978)。他所谓的个人行动“起始值”就是使个人的行动得以发生的其他人的最低数量(或比例)。奥利弗和马韦尔等人在研究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时提出“临界数量”(criticalimass)概念，用之讨论使后续行动规模迅速扩大的转折点(Oliverietial.，1985；Oliveri&&Marwell，1988；Marwellietial.，1988；张晓磊，2006)。
上述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讨论经济危机的社会传导，但是其中提出的概念工具对于研究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是有帮助的。可以看到，诸如临界密度、起始值、临界数量这些概念，都和群体规模信号有关。
群体规模信号在危机传导中会发挥一种独特的力量。当经济衰退出现时，在失业规模、企业倒闭规模达到一定量之前，其影响主要是通过企业财务链条发挥作用，还不足以引起社会成员的普遍关注，人们还会按照常规方式来进行决策。但是，一旦失业、企业倒闭达到一定规模，其影响就不仅通过财务链条扩散，而且会形成一个独立的信号向社会成员发送。人们的预期会因此发生变化，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投资、消费趋于收缩，而这样的变化，又推动危机的加速蔓延。
除了群体规模信号以外，经济危机由缓慢到加速的转折，有时也会通过重要主体(如大银行、大企业)垮台发出的信号而发生。在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模型中，对行动主体的差异性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虽然注意到市场势力有不同，但也只限于供求分析)，特别是在完全竞争模型中，这种忽略达到极致。事实上，行为主体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是有差异的，而在危机的蔓延中，不同地位的主体卷入危机的经济、社会影响是不同的。有一些主体在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有重大的影响力，它们不仅在交易网、财务链中举足轻重，而且具有象征意义。这类主体的经济运营一旦发生问题，其连锁反应不仅通过交易网和财务链发生，而且还向社会广泛地发出“经济出现问题”的信号。当意识到问题严重的社会成员们降低投资、消费以后，危机得以加速扩散。
面对危机传导中的群体规模信号和重要主体信号，需要有强信号才能适度抵消，在这里，政府的明智而强有力的措施正可具有这样的信号功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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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应对东亚金融危机中的作为即是一例。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东亚各国货币纷纷降值形成潮流，发出强烈的金融危机将进一步深化的信号，许多人预言人民币即将降值，并抛售人民币，似已形成预言自我实现之势，但中国政府毅然宣布人民币不降值，发出强有力的反危机信号，遂使形势逆转。这是反危机史上信号战的一个重要案例。
(三)政府政策的非预期结果
在宏观经济学中流行的看法是，政府是熨平市场经济周期的力量。也就是说，当经济热度升高引发通货膨胀或显现出严重失调隐患时，政府会采取紧缩政策来使经济适度降温；当经济衰退出现时，政府会采取扩张政策来刺激经济回升，抑制经济衰退。这里，政府显然与衰退的加剧无缘。固然，这种分析架构中的“圣人”政府假定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比如，政府行为研究者指出政府官员从其特殊利益出发具有财政扩张倾向，因而使财政支出存在升易降难的刚性，但这种批评也仅是指出政府具有不适当需求扩张的内在动因，而并未关注政府行为助长衰退的可能性。
事实上，政府的政策，撇开判断失误的政策不谈，哪怕是试图刺激经济回升的政策，有时也会成为危机传导渠道。我们不能用政府试图实施逆对经济周期风向的政策，就判断政府政策一定会得到逆对周期风向的结果。
这里存在由默顿提出的“非预期结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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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政府的下调利率政策，本是试图通过扩大贷款规模并借助乘数效应刺激经济回升的，但它同时也发射了一个经济处在衰退中的信号。这个信号不仅影响到借贷需求者，而且影响到非借贷需求者。人们会根据衰退信号形成预期，并根据这样的预期做出决策。如果衰退预期带来的消费、投资需求缩减大于利率下调带来的扩张，那么，至少在短期中，这种刺激经济回升的政策却是加剧了衰退效应。
有必要指出，政府的政策应对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远远不限于经济周期，而这些政策恰逢经济危机来临时，也可能出现非预期后果。这就产生了政府的应对危机政策和其他政策的协调问题。有时，其他的一些有道理的政策在经济危机来临时会成为强化衰退的力量。例如，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地区的政府从长远发展考虑，出台了吸引高技术企业进入，而将劳动密集型企业逐渐挤出的政策，但替代尚未成功，危机的蔓延已经来临。此时，劳动密集型企业内外交困，加剧衰退。
上面仅仅是举出了几个在研究经济危机传导机制时有潜力的概念和工具。深入研究这些机制，并创造更为适用的分析工具，是社会学面对经济危机应当承担的学术任务。
三、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传导机制抽象而言，上面所讲到的经济危机的社会传导机制，也适合于社会危机的传导。例如，谢林讲到“自我实现的预言”时举的一些例子———如果人们认为某些政治人物已经得不到多少人支持，那么他们就可能真的得不到什么支持：1960年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军之后法国殖民者随之退出，居住在一些非洲国家的白人因为相信其他白人都要离开而抛弃自己的房屋和财产离开非洲———也可以看作是在社会危机出现后使社会危机进一步传导的机制(谢林，2005/1978：96)。
虽然上面那些机制对于我们研究各类危机的传导都是有帮助的，但是，在研究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传导时，还必须注意这两类危机衔接中的一些特殊问题。
依据对经济危机是否存在政府干预，从经济危机到社会危机的传导机制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没有政府干预下的传导机制；第二类，有政府干预下的传导机制。鉴于当前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积极干预的应对经济危机政策，我们将特别注意第二类。
在这里，首先需要避免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应对经济危机的扩大总需求措施会使所有受经济危机损害的人受益，因此扩大总需求的政策不会诱发社会危机。我们虽然尚未见到有关这种认识的明确表述，但是出于更好地应对危机的考虑，预先注意避免这种认识是必要的。
应当承认，这种认识不是没有道理。根据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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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中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分析，在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条件下，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大总需求，会使均衡国民收入水平提高。这意味着，厂商可以生产并销售更多的产品，得到更多的收入；工人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这看来符合帕累托改进的特征。但是这种分析忽略了两点。第一，通过需求和生产之间不断的互动，增长的国民收入也许终将惠及所有社会成员，但是，这是通过一个过程才得以实现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受益的先后次序将不同，与受益次序相联系，人们的后续发展机会和利益后续扩展的程度也会有差异；第二，即使社会成员在绝对收益方面都同时受益，也还可能存在相对地位的不同变化，而相对地位也影响着人们的效用或满意程度。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绝对收益和相对地位差异，如果处理得不好，也是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这两点忽略，是没有引入社会结构的静态总量分析的缺陷。
在《社会学研究》编辑部2006年岁末举办的“中国社会学的责任与承担：‘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专题座谈会上，笔者提出应该把社会结构分析和经济总量分析结合起来形成“总量—结构”宏观政策分析的意见，并写成一篇笔谈文章(刘世定，2007)，在这里，我们想接续这一思路结合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问题来加以探讨。
考虑到应对经济危机的扩大需求政策措施在拉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也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社会分化，从而产生政策的“非预期后果”——
—由经济危机传导到社会危机，因此，在总量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同时，考虑社会结构因素就显得非常重要。社会结构因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和总量政策相结合。比如，我们可以将其具体化为两点：(1)总量政策实施的社会渠道；(2)人们在总量扩张政策介入下的利益差异，包括绝对收益差异和相对地位差异。
在最抽象的宏观经济学分析中，逆对经济衰退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由给定的边际消费倾向决定的乘数对国民总收入发挥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则通过货币乘数对国民总收入发挥作用，而对于财政政策内部、货币政策内部的政策实施渠道则略而不计。更具体的研究涉及到政策实施渠道，如有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就很重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包括利率渠道、金融资产渠道、信贷渠道及汇率渠道的影响(Mishkin，1995)。但是，总体看来，对政策实施渠道的研究并没有和社会结构、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联系起来，或者说，总量政策实施的社会渠道还并没有受到重视。
把投资乘数和货币乘数作为给定的外生变量处理仅仅是一种分析上的便利，而乘数会因政策实施的社会渠道不同而不同，因此，扩大总需求政策的不同社会渠道会影响国民收入总量。由此来看，即使政策目标仅仅是国民收入总量，考虑社会渠道也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在影响总量的同时，社会渠道还影响社会成员的收益次序、后续发展机会、绝对收益和相对地位变化，影响着社会分化的状态。例如，在政府拉动内需的投放总量一定的前提下，通过公共工程来拉动内需，和通过刺激楼市回升来拉动内需，渠道不同，导致的利益格局也不同，化解或引发矛盾的状况也不同。
事实上，在2008年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采取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拉动内需的实践活动中，社会渠道问题已经引起重视。在一定意义上说，这表明实践已经走在学术研究的前面，并对学术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社会迅速变迁的条件下，包括危机传导的社会机制研究在内的总量—结构的经济社会宏观分析将有其用武之地。
四、谨防反经济危机措施产生非预期后果
近两个月以来，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其中尤以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的十项措施⑥及初步匡算至2010年底的4万亿元投资引起的反响最大。
根据前面对危机传导机制特别是从经济危机传导到社会危机机制的思考，我们认为，由于反经济危机并不必然意味着防止了社会危机，因此，在中央迅速采取大力度应对经济危机措施的过程中，必须谨防反经济危机措施同时成为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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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导渠道。为此，我们在研究了目前政府出台的反经济危机措施后，提出以下三个值得引起警惕的领域。
(一)努力革除公共工程实施制度中的弊端目前最引起各地政府兴趣的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是加快公共工程建设。而我国的公共工程实施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从发包到施工等各个环节，都存在缺陷，这些缺陷已经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最引人注目的两大社会问题，一是贪污腐败，二是损害农民利益的征地，大都和公共工程有关。公共工程实施中的制度缺陷并不会因为我们担心经济危机的进一步蔓延而立即消除。
所以，在实行反危机的公共工程建设中，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严格进行监管，防止产生发“公共工程财”的蛀虫；二是在公共工程的征地中，严防出现侵犯农民利益的事件。如果这些方面出现问题，那么，本来是既建设公共工程又拉动内需的好事，有可能反而会成为一些地方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也许经济问题缓解了，却传导成为社会问题。这个危险是必须要考虑的。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有必要在实施反经济危机措施的同时，努力革除公共工程实施制度中的弊端，加强监管。
(二)防止保障性安居工程产生非预期后果在政府出台的十项措施中，第一项就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这本是意在利民的工程，但必须考虑并坚决防止产生非预期后果。
第一，保障性安居工程建成后，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谁具有享用此保障的资格。这就涉及到怎样确定标准，谁来确定标准的问题。确立了标准以后，又涉及如何去分辨享用者的问题。这里显然存在困难。标准模糊、不确定，而确定标准以后不易分辨，都是难以避免的。如果获益群体和社会认可的需要保障的群体之间出现较大差异，那么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不公平感。
第二，保障性安居工程推出和商品楼市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保障性安居工程推出，会使一部分原来准备购买商品房的人放弃购买，等待享用安居工程房。这会降低对商品楼的需求，使楼市下滑，使现在已经投资房产的人的资产缩水。这些利益受损者可能因此而产生对政策变化的不公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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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不公平感是不一样的，牵涉的也不是同一群体。但不公平感却可能使他们产生共鸣。
(三)防止寻租活动导致更大的社会分化应对经济危机强化了政府行为。在政府更强有力地影响资源配置的条件下，寻租活动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在反危机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两种社会分化。一种是市场经济基础上导致的分化，即一些经济、社会地位比较强固的人，从危机中走出来，甚至得到新的发展；而有一些比较弱势的，则受到破产、失业的打击，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另一种是在寻租和分利过程中形成的分化，即寻租成功的获得超常的利益，而无缘寻租的则处在相对地位甚至绝对收益下降的状态中。
如果两种分化迭加起来，使在经济危机中本来占优的群体又在政府反危机措施中通过寻租和分利获得更大利益，那么，危机过去以后留下的将是一个更加严重分化的社会结构。如果没有适当的普惠性的措施，那么，经济问题解决以后，可能潜伏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由于寻租和分利的存在，因此即使从纯粹经济效率的角度看，中国这种市场经济的筛选结果也并非是“优胜劣汰”，也就是说，留存并得到强势的，不一定是能够更好利用经济资源的，而被淘汰的，不一定就是没有经济生命力的。倘若再引入其他一些社会指标，那就更不能如此简单判断了。这提示我们，在反危机措施实施中，如何防止
“劣胜优汰”，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那种认为危机虽然残酷，但却是一个自然的“优胜劣汰”机制的看法，实在是过于理想化了。
五、总结
危机的社会传导机制是本文的研究主线。笔者试图说明，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危机传导机制的研究是有缺陷的，而社会学视角和某些概念工具的介入，则可以使我们对经济危机的传导获得更深入和丰富的认识。从经济问题向社会问题的传导并非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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