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名：林某某、陈某、邓某力、邓某饶盗窃案（采用口供）
［基本案情］2010 年 5 月27 日23 时许，被告人林某某、陈某、邓某力、邓某饶经密谋，窜至广州市东二环高速公路北往南离笔村收费站约100 米位置的涵洞处，由被告
人林某某、陈某、邓某力将涵洞内的两条无缝钢管（总长94.84 米，经鉴定价值人民币12303.45 元）以切割方式盗走，由被告人邓某饶驾驶一辆向其工作的单位借用的电信
工程车，负责搭载同案犯、作案工具切割机以及赃物。次日凌晨6 时许，涉案小货车途经本市东二环高速公路时被民警人赃并获。
被告人邓某饶归案后辩称事先对去实施盗窃并不知情，其只知道其哥哥邓某力叫其去拉货，于是其糊里糊涂地到了现场，其没有直接实施盗窃行为，其只是帮忙运货，不能就此认定其主观上具有盗窃的明知故意。而三名同案犯中，其哥哥邓某力也证实事先没有明确告知邓某饶帮忙搭载同伙、运货目的，邓某饶确实对盗窃不知情。另两名同案犯林某某、陈某则指证在邓某饶搭载同伙前往作案现场的时候，四人在车上已经商议好去现场盗窃，即邓某饶对盗窃是知情的。四名被告人在何人组织、提议去犯罪的问题上，均将责任归咎与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同案犯。在犯罪的实施问题方面，被告人邓某力、林某某、陈某均指认其他两人负责切割钢管，自己在现场负责看风。现场监控录像显示：一辆黄色电信工程车在晚上23 时许在案发地停留一会儿，期间从车上走下来三名男子，并搬运了一台电焊切割机；到了凌晨 6 时许，该货车又出现在案发地，三名男子轮流搬运钢管和切割机上车，期间车上司机也下车帮忙搬运钢管上车。被告人邓某饶所在的工作单位某通信工程公司的主管李某也作了证言，证实案发前一天，邓某饶以帮朋友搬家为由向单位外借了一辆通信工程车。被害单位某路政管理所员工王某受单位委托作了陈述，证实被盗的钢管属备用输气管道，钢管的材质为碳钢，成色为全新，价值1 万多元。萝岗区价格认证中心的鉴定结论，证实被盗钢管价值人民币12303.45 元。
一、案件办理经过
2010 年7 月25 日，公安机关以林某某、陈某、邓某力、邓某饶涉嫌盗窃罪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被告人林某某、陈某、邓某力、邓某饶采取秘密窃取的方式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向萝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审查起诉终结报告》中，公诉人认为，本案四名被告人相互纠合，共同实施了盗窃行为，四人在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相当，故不区分主从关系。在庭审阶段，围绕被告人邓某饶是否具有盗窃的主观故意展开讨论。2010 年8 月20 日，广州市萝岗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被告人林某某、陈某、邓某力、邓某饶犯盗窃罪，分别判处一年至八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其中，对于被告人邓某饶作出的对盗窃不知情，没有盗窃的主观故意的辩解，不予采信。
二、对本案证据的审查鉴别
（一）对本案中邓某饶辩解的分析与行为的定性公诉人针对邓某饶提出的辩解，经过补充侦查有关证据，找出邓某饶口供的破绽之处，在庭审阶段逐个击破。
一是从作案时间看，四名被告人从晚上23 时许到达案发地，一直持续了5、6 个小时，到次日凌晨6 时许才离开，被告人邓某饶作为司机负责接送同案犯以及作案工具切割机，其应当清楚该时间明显不符合正常的运输货物的时间。
二是从作案地点看，案发地处于东二环高速公路北往南离笔村收费站约100 米位置的涵洞内，该地点地处偏僻，既非四名被告人工作的地点，也非正常运货或者卸货的地点。
三是从被盗赃物的特征判断，该被盗两段钢管属于碳钢钢管，成色全新，属于输气管道，并需要专业的切割机进行切割，且切割耗时较长，邓某饶作为通讯工程车的司机，期间还帮同案犯搬运已经切割好的钢管上货车，其不可能对此不了解。
四是从其他两名同案犯林某某的供述判断。首先，两名同案犯林某某、陈某讯问笔录的内容
中，对作案过程作出比较一致的供述，尤其是对邓某饶在犯罪时参与了商量，也作出了较为一致的指认，明确邓某饶在盗窃之前是知情的。其次，本案的侦破经过也显示，四名被告人是同时被抓获，案卷中的第一次讯问笔录也反映了侦查机关几乎在同一时间取得上述四人的口供的事实，并由不同的公安人员进行分别进行讯问，排除了串供、诱供、指明问供的可能性，而且两人在其后的供述中对此问题一直比较稳定。第三，三名同案犯中，邓某力是邓某饶的哥哥，林某某、陈某两人在事先与邓某饶不相识，仅凭邓某力的介绍下才认识，可见上述口供可信度较高。而邓某力作为邓某饶的哥哥，具有充分维护弟弟的目的和动机，作为一种“亲亲得相首匿”的证言，其虚假程度较大。
五是从被告人邓某饶借用的作案工具的借口判断，其向单位出借交通工具的时候，其借口是帮助朋友搬家，明显与事实不符，如果帮忙拉货是正当行为，其不必向单位撒谎编造理由。综上，本案的被告人邓某饶深夜时分驾车前往高速公路的一个偏僻的涵洞内，在等候了5、6 个小时后，凌晨时分又搭载同伙、作案工具、崭新的钢管离开现场，其辩解对盗窃不知情的意见显然有悖于常理。表明邓某饶对其他同案犯的盗窃行为具有充分的认识。客观上，邓某饶的负责提供交通工具，搭载同伙、作案工具以及赃物，期间还帮忙搬运赃物，对整个盗窃犯罪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当以盗窃共犯定罪处罚。
案名：贾某、夏某抢劫案（未采用口供）
［基本案情］2006 年 4 月 5 日凌晨，贾某、夏某乘坐马某驾驶的车辆到北京市通州
区某超市附近，由贾某、夏某以打车为名将出租车司机郭某骗至某村一胡同内，以勒脖
子的暴力手段抢走郭某人民币100 余元及手机一部（价值人民币100 元），后贾某和夏
某坐马某的车离开。两小时后，马某载贾某和夏某到朝阳区四惠附近，贾某和夏某同样
以打车为名将被害人范某骗至通州一市场附近，对范某进行殴打欲进行抢劫，因范某
反抗抢劫未果。同日，被害人郭某到公安机关报案。后马某向公安机关举报贾某、夏某抢劫，提供了两名被害人的车牌号，并协助民警将贾、夏二人抓获。
一、本案证据
贾、夏到案后，在侦查机关的第一次供述中均只提到与对方一起实施抢劫，未提及马某。夏某从第二次供述开始指控马某，称是贾某提出抢劫，马某寻找目标、抢劫后接应，自己与贾某负责抢；贾某从第三次供述开始指控马某，称是马某教他们抢劫的方法，抢完后马某再接他们。在对检察机关的供述中，贾某称每次出去抢劫都是马某的主意，是马某教他们怎样跟司机要钱；夏某称每次出去抢劫都是贾某的主意，抢劫的过程是马某的主意。马某在供述中始终不承认自己参与作案，称其记车号是为了举报。
二、审查起诉分歧
在审查起诉阶段，对贾某、夏某构成抢劫罪没有争议，但对马某的行为应该如何认定，产生了三种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马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应对其提起公诉；第二种意见认为，马某涉嫌抢劫，但证明是抢劫罪共犯的证据不足，应当对其存疑不起诉；第三种意见认为，马某不构成犯罪，应当对马某法定不起诉。
（在共同犯罪中，如果犯罪嫌疑人揭发其同案犯的内容是共同犯罪之外的其他犯罪事实，犯罪嫌疑人本身并未参与，则此时作出供述的犯罪嫌疑人就变成了知道案件情况的案外人，他可以具有证人身份，其口供应该作为证明同案犯其他犯罪事实的证人证言使用。）具体到本案而言，贾某、夏某揭发马某参与策划、接应抢劫的供述是针对同一犯罪事实，且揭发马某，证明马某是出谋划策的主犯对贾、夏二人的罪责有影响。因此，贾某、夏某的口供性质应属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分析：贾某、夏某的供述尚未达到证明马某构成抢劫罪的法定证明标准。从供述的稳
定性上看，贾某前后供述不一致，经历了伙同夏某抢劫———坐马某车去抢劫，给马某打车费———马某教抢劫方法的变化；夏某的前后供述也不一致，经历了伙同贾某抢劫———贾某提出抢劫，马某寻找目标、抢劫后接应，其与贾某负责抢的变化，贾、夏二人供述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从供述的内容上看，贾某和夏某的陈述不能完全相互印证：对于谁提议抢劫的问题，贾某说是马某，夏某说是贾某；对于意思联络的方式问题，贾某说是马某打电话给他，夏某说是贾某打电话给马某，无法查清三人之间是否有抢劫的意思联络。从供述的动机上看，不能排除贾、夏二人揭发马某存在报复目的。从证明的对象上看，不能排除马某的主观动机是知情举报的合理怀疑。本案中马某并未参与抢劫的实行行为，其运送行为发生在贾、夏抢劫的预备阶段，接应行为发生在犯罪既遂之后，如果其不带有犯罪的主观故意，则这种单纯的运输行为是不为刑法所禁止的。因此，马某是否构成抢劫罪的共犯，必须证明其与贾、夏之间是否存在共同故意。虽然马某举报并记下被抢车辆车号的行为可以推定其对贾、夏二人的抢劫行为是明知的，主观上至少是放任的心态，但其是否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无法通过贾、夏二人的口供得到确证。马某事后举报的行为及其本人供述又表明其确实可能是以掌握犯罪证据后去举报为目的。正因为马某的主观动机不能通过贾、夏二人的口供得到合理排除，本案在经过两次补充侦查后，检察机关最终决定对贾某作出证据不足不起诉决定。
浅议“零口供”在经检办案中的运用 近年来，我们工商部门在查办各类经济违法案件中，由于个别案件的特殊性，或者当事人的狡猾性，在做询问笔录的时候，总会出现当事人拒不出面配合调查或者拒不承认违法事实的现象，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这无形中给我们经检办案增加了难度，也使一些案件久拖难结，影响了行政执法的效率。由此，也引发了我们对当事人做询问笔录是否必要进行思考。我个人观点认为，询问笔录虽然说在很多时候不可或缺，但也并不一定是我们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的必要条件。 第一、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证据种类有 询问笔录只是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即：当事人的陈述。而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证据种类有七大类，， 此类案件如无主案件，我们照样能用没收并上缴国库的方式进行 之所以会这样，就是一些当事人看中你执法部门没有过多的精力和人力与他周旋，最终会不了了之，因此，象这类案件在以后可能会有所增长。所幸的是我们工商部门已经灵活地运用了司法界的“零口供”手段，使个别难度较大的案件得以办结，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这对那些心存侥幸的人来说也是一种震慑。由此，我想我们执法部门在查处这类案件的时候，我们从过去一味地依拖口供中超脱出来，通过调取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与违法事实相印证其他证据来解决这些难题是很有必要的。去年，我所在查处蒋某销售侵权铜锁的案件中，就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现在我就该案的查处过程在查处这类案件中，本人认为应该抓住以下几个要点： 一、要以违法事实的确切存在为基础。2005年5月26日，我所执法人员根据群众举报对蒋某依法进行检查。发现当事人 要以抓住事实证据为关键一是采取强制措施前，要注意证据的收集。
二是要以相关的证据链为依托。 三是证据必须已经取得的。 四是文书制作要严谨，特别是调查终结报告 一、 二、要
我国法律对待口供的应有立场（上） [内容摘要] 我国法律应当对现有法律进行完善与改革，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采取以下立场：合理界定口供，口供只包括供述；应当合法取证，对非法口供应当排除；不能轻信口供，确立口供补强规则；充分使用口供，重视口供扫诉讼功能；废除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确立沉默权制度。本文首次全面论述了我国法律对待口供的应有立场，纠正了存在于司法实践中对口供看法上的偏见和片面看法。 [关键词] 口供，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口供补强规则，沉默权 一、合理界定口供：口供只包括供述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上，通说认为，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口供的内容包括供述、辩解和攀供”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者的普遍共识。对此，我认为口供不能等同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首先，在我国司法传统上，“口供”一直都是特指“承认有罪的供述”。如“断罪必取服输供词”、“无供不录案”、“罪从供定”等。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前，口供即“供述”也是多数学者们的共识。在司法实践中，当侦查人员说“突破口供”、“拿下口供”时，首先指的当然是“撬开犯罪嫌疑人嘴巴” （让其开口说话而非沉默），但是，其意思却绝非止于“开口说话”；相反，其实质上强调的是“被追诉人交待了什么”。因此，如果一个侦查人员获得了被追诉人辩解就宣称“拿下了口供”，论者的论证自身就前后矛盾。在证据法中，供述和辩解是两种性质截然对立的证据形式：二者具有不同的证明方向。其中，前者于被追诉人不利，属于控诉证据，后者则属于辩护证据。因此，将二者笼统地归入口供名下，对于司法实践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其次，现代法治国家，供述与辩解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宪法要求。一方面，在现代社会，被追诉人享有不得自证其罪的特权，而不再负有协助国家追查所涉嫌犯罪的法律义务。因此，就供述而言，在宪法层面上，它实际上内在地暗含着一种法律上的限制，即不得以物质或精神上的强迫，强制被追诉人做不利于已的陈述。另一方面，作为证据而存在的被追诉人辩解，在因果关系上，是被追诉人行使辩护权的自然结果。因此，在法律意义上，辩解证据首先表现为一种与被追诉人辩护权密切相关的辩解行为，然后，才是作为证据意义的辩解陈述。辩护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宪法性权利。尊重、保障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必然
刑事诉讼侦查中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 尹春春 （商学院，法学二学位1101,20111611440） 摘要：本文中阐述了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主要权利,结合案例分析了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现状及原因,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今后如何完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机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侦查；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措施 Protection of criminal suspects’ rights in the criminal prosecution investigation Yin Chunchun (20111611440,the second bachelor of law1101, School of business)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main rights of suspects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and analyze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reasons of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criminal suspects by some cases. I put forward my views on how to security mechanism of criminal suspects of our country in the future on the basis of those cases. Keywords: Investigation; criminal suspects; rights; safeguards measures 近几年中，媒体陆续曝光了许多像赵作海杀人案、佘祥林杀妻这样的案件。在这类案件出现戏剧性变化的原因，有的是被杀死之人突然出现，也有的是真凶落网真相大白。这些在当时令所有人拍案叫好的“破案”现在全变成了“错案”，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司法公信力，动摇了司法的权威性。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要求我国的各个司法机关在工作过程中提高业务能力。我们需要持续深入的研究如何保证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提高国家机关主动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意识,同时也让更多犯罪嫌疑人了解自己在受到控告时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刑事诉讼侦查中犯罪嫌疑人享有的主要权利 犯罪嫌疑人在刑事侦查阶段的权利保障，在一国的法律体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不但反映了国家的社会文明程度和司法文明程度，同时也是一个国家法制体系是否完善的直观表现，因此其长期深受大家的关注。我国现阶段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享有的主要权利有：（一）与案件无关问题拒绝回答的权利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对犯罪嫌疑人在面对侦查人员询问时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做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这一条的规定，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首先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既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也要听他作无罪的辩解，以防止主观片面，先入为主。当侦查人员提出问题时，犯罪嫌疑人应该就该问题做出诚实的回答，既不能隐瞒，也不能避重就轻。这条法律规定实际上也对侦查人员提出了要求，侦查人员在向犯罪嫌疑人提问时，所问的问题必须是能影响定罪量刑并且与案件有直接关联的问题，如果是所问的问题不符合上述条件时，犯罪嫌疑人可以选择不回答。 （二）获得律师帮助权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吸纳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把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也就是说，自从司法机关对受追诉者采取强制措施时起或是进行第一次讯问后，犯罪嫌疑人就可以请律师为其进行辩护了。当犯罪嫌疑人请求与律师会见时，看守人员必须在48个小时之内就安排双方见面，同时新的法律规定当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的时候，侦查人员可以不在场。这些规定大大提前了律师参与到该案件司法活动的时间，使犯罪嫌疑人的合法人身权利得到更完善的保障[1]。依照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有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在什么时间可以委托辩护人为自己辩护，并且有义务在犯罪嫌
刑事诉讼法无口供定罪的规定是什 么 1.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2.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等。 想必大家在影视剧当中都见到过这样的情景，我国执法机关在侦办刑事案件的时候，当事人的口供对案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拿到当事人的口供以后才可以，结合其他方面对当事人进行量罪定刑。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当事人就是不交代事情的情况，就无法为执法机关提供确切的口供。下面小编将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刑事诉讼法无口供定罪的规定是什么? 一、口供
刑事被告人就其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所作的口头供述(包括对其他人的揭发检举)。在中国，公安、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口供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一种证据。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二、口供的作用 (一)被告人口供是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七种证据之一。 其客观真实性在刑事诉讼中有重要意义。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其本人最清楚，如果他能如实供诉，就能够交待出案件的全部事实情节，从而成为反映案件事实最详细的最真切的证据;即使案件不是被告人所为，他也比其他人更清楚，能够更充分地陈述出与自已无关的理由。因此，真实的口供，无论是有罪还是无罪的辩解，都可能成为证明力很强的证据。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其本人最清楚。事实证明，经过调查核实符合案件客观情况的口供能使在侦察案件迅速突出。从这一角度看，口供所具有的作用的确独特，不可替代。这也是口供在侦查阶段一向被重视的原因。 (二)正是因为口供的巨大现实作用，给侦查机关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极大，其中所隐含的危机也将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与适用 摘要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诉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关内容，为准确理解和适用该规则，本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谈了几点自己粗浅的看法。关键词新刑诉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据适用我国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实践中由于没有明确规定非法收集的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也没有具体规定司法人员以非法手段收集证据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因此出现个别司法人员因破案压力或受利益驱动，采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2010年6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证据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死刑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新刑诉法吸收了《证据规定》和《死刑证据规定》中的有关条款，首次以立法形式明确规定了收集证据的原则、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证据类型、程序、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构建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源自于英美法，于20世纪初由美国提出，是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通过非法程序或者非法行为所取得的证据不得被法庭采纳为定案依据的规则。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所取得的证据，既包括违反法律规定取得的证据，也包括违反有关规定所取得的证据，例如提取物证时没有制作笔录，并不能对其做出合理解释。根据新刑诉法第54条的规定，非法证据包括以刑讯逼供手段获得的口供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实物证据等。（一）非法言词证据“非法言词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或通过非法手段所取得的言词证据，根据新刑诉法第54条及《证据规定》第1条的规定，非法言词证据既包括刑讯逼供等方法收集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也包括采用暴力、威胁等方法所收集的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等。关于“非法言词证据”的取得手段，虽然新刑诉法第54条只明确列举了“刑讯逼供”、“暴力”、“威胁”三种手段，但在实践中，对于非法手段的理解可以参照《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规定?豍，构成“非法言词证据”的手段，并不要求其行为必须构成犯罪。
摘要：随着我国要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提出,使得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和改进再度成为普遍关注的热点。虽然2010年出台的《关于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让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不再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排除规则不尽相同。但当前非法口供排除对获取非法口供所使用的非法手段界定并不明确；非法口供排除程序规定不明确；缺少与非法口供排除相关的配套制度；非法口供排除规定的效力还有争议等难题。所以应该根据我国国情,考虑侦查水平和社会的实际需要,逐步发展和完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在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中进一步排除"毒树之果"获得的口供。 关键词：非法口供证据规则获取口供 Abstract:Along with the revision law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our country, the criminal evidence exclusionary rule has been improved and again beca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n the illegal obtained evidence exclusionary rules" issued in 2010, white has already preliminaried form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kes that the core country of the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weight of evidenc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and does not believe the confession easily, and prohibits to extract confessions". And it differs from the continental law system, and Anglo-American law system on exclusion rules. But the current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ary rule does not give a certain definition to the mean obtaining illegal evidentiary statement. The principles of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procedure is not clear;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is caking of related system to match with it；The effect of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is still a debatable problem. So it is need of society to gradually develop and perfect the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of illegal evidence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 an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obtaining conf essions from the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can’t do exist in exclusionary rule of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Keywords:Illegal confession Evidence Rule Acquiring oral confession
非法证据论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论文：试论刑事诉讼中的非 法证据排除规则 [摘要]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能够促进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笔者试对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一探讨,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立法与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民主化和现代化。 [关键词]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人权保障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证据虽然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价值,但基于立法者的预先设定或司法者的据情考量,认为该 种证据的使用将违背法律原则以及法律精神所应当体现的 社会价值及观念,从而对这种证据的资格予以否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19世纪末起源于美国,作为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人权保障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很多国家已经被确立和采用。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规定,非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和证人证言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此条可视为对非法证据的否定,但却未形成规则,更无操作程序可言。近些年来,被告人和辩护律师以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违法手段获得证据为理由要求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 日益增多,尤其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经常会以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为理由要求排除被告人的“有
罪供述”。但真正采纳辩护律师意见排除“非法证据”的案例却比较鲜见。究其原因,这不仅与理念障碍有关而且与该规则的实施缺乏配套制度有关,笔者从我国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必要性出发,分析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规则需要正视的问题,进而探讨了在我国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确保的措施。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价值取向 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不仅仅是为了保证刑法的贯彻实施,以期更有效地同违法犯罪作斗争;它还有一项重要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权,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正因为如此,在各国的刑事司法实践过程中,寻找证据打击犯罪与符合法律保护人权成为了人们无法回避的矛盾点。而对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问题,对非法证据究竟是“取”还是“舍”,这看似一个简单的抉择问题,其实是上述矛盾在司法实践中的集中体现,并与一定的法律价值取向相联系。因此,对其进行深入探讨,从价值取向上分析十分必要。 在整体法律这个宏观背景下,我们可看出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是一个多元的体系,它包括:控制犯罪、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稳定最基本的三个方面。如前所述,现今刑事诉讼法是一国保证实体法实施的前提,一个目的就是发现案件的客观真实,为正确适用实体法提供前提性条件,以保障刑罚权的有效实现。其在法律价值这一理念上就是控制犯罪,维护
南昌市高二下学期语文期末考试试卷（I）卷 姓名:________ 班级:________ 成绩:________ 一、选择题 (共1题；共6分) 1. （6分） (2017高三上·重庆月考) 小幽默往往运用语言的多义性巧妙地转换问题，答非所问，从而造成幽默的效果。比如下面这则名为“歧视”的幽默： 一个身材十分矮小的人问图书管理员：“这里有关于歧视个头矮小者的书吗？” 管理员说，“有，在书架最上层。” 读者问的是书的内容，而管理员回答的是书的位置，答非所问，从而造成了幽默的效果。请你仿照这种形式，在横线上填入句子，使之具有幽默效果。 （1）五岁的小宇拔牙回家，妈妈问：“儿子，牙还疼吗？”小宇回答说：________。 （2）三岁的小文误吞了玩具车上的小金属块儿，医生问：“感觉怎么样？”小文回答说：________。 二、现代文阅读 (共3题；共28分) 2. （6分） (2015高二上·杭州期中)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因推出“零口供”而一举成名的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最近重新定义“零口供”，并在有关文件中删去了“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允许其保持沉默”的字样。而正是这一表述，曾被认为是把沉默权引入了中国司法界，并引起很大争议。 去年8月，顺城区人民检察院在全国率先推出《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规定：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允许其做无罪、罪轻的辩解，允许其保持沉默，在排除有罪供诉的前提下按照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危害后果如何以及犯罪事实发生的经过等要素，运用全案证据进行论述，得出嫌疑人犯罪的结论。该院当时把“零口供”定义为：当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呈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检察机关视其供述为“零”，办案人员通过全案的其他证据进行推论，以证明其有罪。而在最新一稿的《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里，“零口供”被定义为：认定犯罪事实可不依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独立存在，使有罪供述对犯罪事实的影响为零。在删去“允许其保持沉默”的地方，取而代之的是“在鼓励其如实陈述的同时，不强迫其做不利于本人的陈述”。 所谓“沉默权”最早源于英国。在17世纪英国的利而伯案中，利而伯以“自己不能控诉自己”为由，对司法人员的讯问保持沉默，他的做法得到英国最高立法机构的认可，沉默权制度开始显露雏形。1898年，英国在其《刑事证据法》中明确规定被告人的沉默权是英国刑事法律的重要原则之一。任何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以及告知沉默权
内容提要 诉讼证据规则是指在运用证据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可以作为解决当前司法实务中突出的以刑讯逼供等非法形式取证、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问题的对策，在我国现行立法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可供操作，司法实务中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排除对当事人影响重大的非法证据。文章认为通过借鉴英美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进而完善对刑诉中当事人的保护。本文通过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介绍，阐述笔者对在我国确立该规则的有关问题的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关键词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确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目录 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基础 (2) (一)人权保障理论 (2) (二)程序正义理论 (3) （三）排除虚假理论 (4)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 (4)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尊重人权的价值 (4)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于程序的价值 (5)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于侦查手段进步的价值 (5) 四、如何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6) (一)我国对是否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不同观点 (6) (二)我国对非法证据的界定和有关规定 (7) (三)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操作 (8)
试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确立 引言 执法人员“人权观念”淡薄，在执法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不以为然、有意无意甚至恣意损害其权益的不在少数。轰动一时的佘祥林案件正是对当事人人权不予重视乃至肆意践踏的典型。 另有：被告人魏清安，男，被指控为强奸犯，经过三天三夜的“突击审讯”，公安人员采取捆绑、电警棍捅和指供、诱供、骗供等非法手段，终于在讯问人员冒充县公安局长进行审讯时，逼使被告人作了招供。魏在一审被判死刑。魏以“没有作案、口供是刑讯逼供所得”为由提出上诉。上诉被二审法院驳回。在魏被执行死刑半年后，强奸案的真正罪犯被抓获。后魏案得以平反。从佘案与魏案的发生看，无不与执法人员的“人权观念”淡薄、漠视生命的思想有关，更与我们的司法体制有关。对于佘案，“当地法院及检察院的有关人士均表示，公安人员在侦查取证时可能采取了暴力手段”。在这些非法取证案件中，虽然致害者都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但是刑讯逼供之非法取证行为之恶果已然铸成，被刑讯逼供的受害者的生命已然终结，纵“平反”、“制裁”又有何用呢? 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之屡禁不止，我们所做的不应只是事后的“平反”、“制裁”，我们要做的是，如何设置一个完善的规则、制度来遏制、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借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对于警方在办案过程中对某人进行非法逮捕后得到其口供或以非法口供为线索取得的其他证据这一类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确定这些后来取得的证据是否会因为它之前的程序上的违法而受到“污染”。以上这些行为在我们现时司法机关的办案过程中出现之多，已引起了法学界的关注。理论上，这涉及到对此情况下取得的证据的采信问题，而证据的可采性或者证据能力主要是一个价值或者正当性判断问题，法律可以明确加以规定。所以，证据法的核心问题就是解决证据的可采性问题【1】。这就涉及到证据规则问题，涉及到英美法上的一项著名的理论——毒树之果，涉及到对不合法的——“非法’’证据的排除，即就是本文要论述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2]这个规则于20世纪初产生于美国，后来逐渐为其他国家和联合国机构采纳。该规则主要是为了保障公民享有的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在刑事追诉活动中，国家追诉权的行使不仅仅涉及被追诉人的权利，而且还可能涉及诉讼以
浅谈审查逮捕环节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机制的必要性及存在的问题 发表时间：2011-12-07T16:50:44.877Z 来源：《时代报告》2011年9月上期供稿作者：申颖颖 [导读] 近日，备受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被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隔15年，刑事诉讼法迎来第二次大修。 申颖颖 （安阳市殷都区检察院河南安阳 455000）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41-1413（2011）09-0000-01 摘要：随着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检察院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日渐由个别试点走向全面铺开。实践证明，在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这一工作机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应当得到推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因此需要广大检察机关尤其是侦查监督工作者的进一步实践和努力。 关键词：审查逮捕；讯问；必要性；问题 近日，备受关注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被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时隔15年，刑事诉讼法迎来第二次大修。关于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环节的规定，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对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犯罪嫌疑人要求当面陈述的，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有这三种情形之一的，检察机关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在本修正案草案提出之前就已经开始实行这一制度，河南省各级检察机关更是坚持每案必问的原则，每一起审查逮捕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检察官都要对每名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并制作讯问笔录，保证每名犯罪嫌疑人都获得向检察院人员当面陈述案件事实的机会。不仅如此，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严格依法通知其法定代理人（一般为父或母）到场参加讯问，以起到感化教育作用，更好地维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益。 一、审查逮捕环节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必要性 逮捕作为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是司法机关依法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并将其羁押在一定场所的司法行为。因此，在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案件中，既要对公安机关报送的案件证据材料进行审查，也要对犯罪嫌疑人依法进行讯问，听取犯罪嫌疑人意见。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防止逮捕权滥用，确保批捕质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1、侦查监督部门处于法律监督的前沿阵地，侦查监督的三项职能的全面履行，直接关系到人权保障落实，而提审犯罪嫌疑人，则是落实侦查监督的重要一环。司法实践中审查逮捕环节讯问犯罪嫌疑人也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国刑诉法第6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应当根据情况分别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但刑诉法对检察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未作出具体规定。1997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97条规定，审查逮捕部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不另行侦查。在审查批捕中如果认为报请批准逮捕的证据存有疑问的，审查逮捕部门可以复核有关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第二项明确要求审查批捕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但是从该规定出台的背景来看，该规定的主旨在于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问题。2010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作了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成为审查逮捕部门今后开展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的法律依据。 2、审查逮捕环节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检察机关审查逮捕司法属性的具体体现。审查逮捕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而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审查逮捕是一种司法审查，应当坚持客观、公正的立场，既认真审查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案卷材料，听取侦查人员的意见，又要认真听取犯罪嫌疑人的申辩及其委托律师的意见，做到兼听则明，居中裁断，最终做出是否批准逮捕的决定，因此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审查逮捕环节的应有之义。 3、审查逮捕环节讯问犯罪嫌疑人有利于全面复核证据，防止错案发生。审查逮捕需要对公安机关报送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查和复核，而犯罪嫌疑人供述与辩解，又称口供，属于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是证明犯罪事实最直接证据，检察人员除了要审查书证、物证、鉴定结论等证据外，还应审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而对该证据的审查主要途径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承办人在全面阅卷、熟悉案情的基础上，通过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可以最大限度的获取与案件有关的信息。 4、审查逮捕环节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深入掌握案情，查清和消除矛盾点，确保案件批捕质量。一方面，听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可以核实案件疑点和矛盾点，全面核实案件证据，另一方面，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的讯问和交谈，通过犯罪嫌疑人的语气、语速、表情，可以进一步了解其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观动机、悔罪表现、精神状态等信息，从而更准确把握每一起案件的逮捕必要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讯问犯罪嫌疑人也就是我国古代司法制度所说的“色听”。 5、审查逮捕环节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重要途径。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案件的同时，还承担着侦查监督和立案监督的重要职责。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可以及时发现漏罪漏犯，及时追捕追诉，纠正随意改变强制措施的现象，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特别是刑讯逼供行为。 二、审查逮捕环节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是对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环节讯问犯罪嫌疑人工作已探索和开展多年，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对审查逮捕阶段是否应当讯问及如何讯问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没有法律依据，有人认为讯问是侦查措施，审查逮捕不应当讯问，有人担心审查逮捕时讯问犯罪嫌疑人容易造成翻供，影响办案效果，有人认为审查逮捕期限较短，开展讯问工作费时费力，增加了工作量。还有部分办案人员认为只要审查公安机关报送的案卷材料即可，无需提审犯罪嫌疑人。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流于形式，而没有真正发挥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作用。 二是过分依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部分办案人员仍然将口供视为“证据之王”，把提审作为查清犯罪事实的唯一依据，在提审时事无巨细，使审查逮捕阶段的提审成为了检察人员的“二次讯问”，浪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三是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近年来，审查批准逮捕案件大幅增长，加之有办案资格的检察官人少、现代化办案装备水平低、提审路途时间过长、车辆紧张等客观情况，确保每案必提确实困难重重。以笔者所在的安阳市殷都区人民检察院为例，侦查监督科现有干警4名，2010年受理审查批准逮捕案件159件251人，除去法定节假日，平均每3.14个工作日要办结一起案件。每一起案件都要审阅案卷、制作审查
我国法律对待口供的应有立场 一、合理界定口供：口供只包括供述;1 二、应当合法取证：非法口供应当排除;2 三、不能轻信口供：确立口供补强规则;4 四、充分使用口供：口供是证据之一;6 五、供述不是义务：沉默是一种权利;7 [内容摘要];我国法律应当对现有法律进行完善与改革，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采取以下立场：合理界定口供，口供只包括供述；应当合法取证，对非法口供应当排除；不能轻信口供，确立口供补强规则；充分使用口供，重视口供扫诉讼功能；废除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如实供述义务的规定，确立沉默权制度。本文首次全面论述了我国法律对待口供的应有立场，纠正了存在于司法实践中对口供看法上的偏见和片面看法。 [关键词];口供;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口供补强规则;沉默权 一、合理界定口供：口供只包括供述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上，通说认为，口供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口供的内容包括供述、辩解和攀供"[1]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者的普遍共识。对此，我认为口供不能等同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 首先，在我国司法传统上，"口供"一直都是特指"承认有罪的供述"。如"断罪必取服输供词"、"无供不录案"、"罪从供定"等。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之前，口供即"供述"也是多数学者们的共识。在司法实践中，当侦查人员说"突破口供"、"拿下口供"时，首先指的当然是"撬开犯罪嫌疑人嘴巴"（让其开口说话而非沉默），但是，其意思却绝非止于"开口说话"；相反，其实质上强调的是"被追诉人交待了什么"。因此，如果一个侦查人员获得了被追诉人辩解就宣称"拿下了口供"，论者的论证自身就前后矛盾。在证据法中，供述和辩解是两种性质截然对立的证据形式：二者具有不同的证明方向。其中，前者于被追诉人不利，属于控诉证据，后者则属于辩护证据。因此，将二者笼统地归入口供名下，对于司法实践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其次，现代法治国家，供述与辩解承载着截然不同的宪法要求。一方面，在现代社会，被追诉人享有不得自证其罪的特权，而不再负有协助国家追查所涉嫌犯罪的法律义务。因此，就供述而言，在宪法层面上，它实际上内在地暗含着一种法律上的限制，即不得以物质或精
“孤证不能定案”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孤证不能定案”似乎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为我国诉讼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所共识。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律工作者对如何适用“孤证不能定案”规则十分模糊，本文欲起拾遗补漏之用，对“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缘起、内涵、在我国和国外的适用以及应怎样正确看待运用“孤证不能定案”规则进行简单地阐述。 一、我国“孤证不能定案”的缘起 中国史学传统中有“孤证不引”的规范，这里的“引”是指引用史料典籍中的话证明自己的观点。所谓“孤证不立,偏难概全”，孤证立论乃史家之大忌，此点尤为考据学派所强调。清代学者戴震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中批评以前的治学方法是“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考据学派注重实证，坚持无证不立论，孤证不定论的治学原则。譬如乾嘉学派，其研究方法强调“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且“不以孤证自足，必取之甚博”。梁启超曾总结乾嘉学风“凡立一义，必凭证据”，“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如此看来，“孤证不能定案”大概就是“孤证不为定说”的法律版了。 二、“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内涵 “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内涵大家或有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孤证不能定案”是指“每一个证据的证明力之有无或者大小，都不能靠该证据本身得到证明，而必须通过对证据本身的情况、证据与其他证据之间有无矛盾及能否互相印证、证据在全案证据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衡量，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这种说法的核心是证据之间的“印证”，认为证据
存在于关系之中。然孤证之义，本在印证之外。孤证的证明力之强弱，似不应以无法印证为由先天的将其否定，而由法官在法庭上依据案件性质与证据本身进行自由裁量或许要更为可取。 三、“孤证不能定案”规则在我国司法中的应用 我国的证据分类中，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关系的不同，可以把证据分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是指犯罪事实是否存在，以及该行为是否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是指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法律事实。能够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是直接证据；不能够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是间接证据。那么，我们要认定案件事实，仅仅靠一份间接证据是肯定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因此，对于间接证据而言，无论是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都应该严格遵守“孤证不能定案”规则。 除了间接证据之外，还有直接证据，那么，既然直接证据可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是否就可以凭借一份直接证据定案呢？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它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但是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规定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视听资料等是否可以单独定案。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我们认为，只要没有其他证据加以印证，任何单个证据都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是因为刑事诉讼涉及公民的财产权、人身权甚至是生命权，必须慎之又慎。但是，因为刑事诉讼法没有明文规定，这仅仅也只能是一种司法理念。
解读“零口供规则” 摘要：“零口供规则”的初稿中最核心的内容被认为是“沉默权的提出”。几经修改后的《规则》 与初稿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再把口供视为零，而是把对口供的依赖降到最低点。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审讯时不再 允许其保持沉默，原来的绝对“零口供”演变成了现在的相对“零口供”。“零口供规则”的意义体现在它对 我国司法制度提出了预警，使人们再次正视司法实践中屡禁不止的刑讯逼供，及阻却这一弊端的迫切性。 关键词：“零口供规则”、沉默权、刑讯逼供 一、“零口供规则”的产生及内涵的变化 所谓“零口供规则”，是指2000年8月，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推出《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但是这个规则从2000年8月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2000年8月刚出台时，“零口供规则”包括两方面主要内容，其一是当侦察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即口供呈至检察机关提请批捕时，检察机关将视其有罪供述不存在，即为零，应通过在案的有关证据进行推论，证明其有罪。其二是在审查起诉时，犯罪嫌疑人对检察官的讯问应允许其做无罪、罪轻的辩解，允许其保持沉默。这个“规则”中最核心的内容被认为是“沉默权的提出”。由于它与我国自建国以来在司法实践中一直奉行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是严重冲突的，(因为，所谓的“抗拒”既包括狡辩谎供、暴力脱逃，也包括对讯问保持的沉默。)同时，也是对我国重口供轻证据的司法实际的一种宣战，因此，“零口供规则”甫一出现，即引起了全国各界，尤其是法律界的密切关注，并进而引发了人们对证据制度、刑事诉讼的司法观念等诸多问题的大讨论。顺城区检察院的做法被视为“惊世骇俗”之举1，并被评价为“中国司法制度的一个历史性进步”2。但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许多学者针对沉默权与现行中国法律的冲突、中国现阶段是否具备了确立沉默权的条件、零口供规则是否具有实际意义等问题提出了质疑，这种理性的思考促使人们对沉默权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而“零口供规则”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改变。 2001年3月27日，抚顺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对《主诉检察官零口供规则》进行了第5次修改，“通过实践和征求各方意见，修改后的《规则》更加完善了”。据报道，修改后的《规则》从原来的一页增加到现在的三页，有很多内容都是新加进去的，而且更加严密，更能经得起推敲。最大的改动是检察官对审查起诉的案件，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已不再是“允许其保持沉默”，而是在“鼓励其如实陈述的同时，不强迫其做不利于本人的陈述。”而“零口供”也被重新定义为：认定犯罪事实可不依赖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而独立存在，使有罪供述对犯罪事实认定的影响降低到零。 修改后的《规则》与原来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再把口供视为零，而是把对口供的依赖降到最低点。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审讯时不再允许其保持沉默，原来的绝对“零口供”演变成了现在的相对“零口供”。 两相比较，修改后的“零口供规则”才算是较为准确地还原了制订者的初衷。事实上，“零口供”的“零”并不是数学意义上的零，不等于要否定口供的证据效力。因为从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它是顺城区人民检察院针对办案人员对口供过分依赖的现状而提出的一种带有价值趋向的希望，即最大限度地降低这种依赖。正如顺城区人民检察院起诉科的一位负责人说：“我们实行‘零口供’的目的就是提高我们办案人员运用证据的能力，提高业务水平而不是想探索沉默权的大问 1龙宗智“‘零口供规则’意义何在”，《南方周末》2000年9月28日。
内容摘要： 摘要：口供是一种根据，对它应作严格的划分：自白、自认和辩解陈述，口供的证据力主要由法律来规定，其证明力主要取决于法官的自由心证，围绕着口供的证据力形成了取证、质证、排除和补强规则。这些理论上的认识是与人道主义的时代要求相吻合的。 摘要：口供是一种根据，对它应作严格的划分：自白、自认和辩解陈述，口供的证据力主要由法律来规定，其证明力主要取决于法官的自由心证，围绕着口供的证据力形成了取证、质证、排除和补强规则。这些理论上的认识是与人道主义的时代要求相吻合的。 关键词：口供；证据力；证明力；人道主义 一、口供性质和范围 口供是证据的一种，而对于证据性质的认识，大体上有三种学说。一是事实说，认为证据本质上是一种事实，以陈光中教授为代表，但是这种学说近来受到严厉的批判，比如何家弘教授指出：“证据一词本身，并有真假善恶的价值取向……‘事实’一词则改变了证据概念的这一性质，使他不在具有中性的立场，而是坚决的站在‘真实’的一边……我们就被这‘不属实者非证据’的定义带入了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②第二种学说就是以樊崇义等为代表的“根据说”，认为证据是侦查人员、检查人员和审判人员等依据法定的程序收集并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根据。③这种学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事实说的不足，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第三种学说是事实和根据说，这种学说没有认识到事实与证据的内在的矛盾性。由此来看，口供时一种根据。 口供传统定义的笼统性，使学界对口供的范围认识上众说纷纭。而要彻底的打破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采用对抗制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就必须对口供做出严格的区分：自白（confessions）、自认（admissions）④和辩解陈述（exculpatorystatements）,并且三者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⑤在实务中，辩解陈述与自由、自认能比较容易的区别开来，但是自由和自认比较难于分辨。由于供述有假、假中有真，鱼龙混杂，所以有的学者干脆就对自白和自认就不加以区分。⑥我们认为，实务中的难操作性并不能否定理论上分类的意义，并且在现实中也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形：犯罪嫌疑人由于忍受不了心理上的罪过的精神折磨，而向司法机关忏悔自己的真实所作所为。我们将自白和自认区别开来，就是为了在司法程序中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让自白适用于更加严格的证据规则，更能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而让自认适用于较宽松的证据规则，有利于诉讼效率的提高。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同案中被告人供述的性质认定问题，也就是攀供的性质归属问题。我们认为，要想准确的辨别攀供的性质，必须首先对供述者的被告人和证人的诉讼地位进行实质考察，实质上的共同被告（真正的共犯）供述应当认定为口供，形式上的共同被告供述则应归属证人证言。⑦换言之，只是将实质上的共犯的供述认定为口供。而有的学者将攀供简单的归为口供，⑧我们认为这是非常不恰当的。攀供实际是口供和证人证言的混合体，将其中的部分（共同被告供述）归为口供，是公平价值的体现，将另外的部分（共同被告供述）归为口供，是公平价值的体现，将另外的部分（形式上的共同被告供述）归为证人证言，则是诉讼效率的要求。在实质上共犯的情形下，供述者对自己的所为的自白或者自认与他对共犯中他人的攀供也有明显不同，那么为什么同将两者界定为口供呢？我们认为，这是刑事法学人道主义背景下的必然结果。因为将共犯的供述认定为口供，而适用严厉的证据规则，有利于共犯中供述人外其他人的人权的保障，相比之下，若将其认定为证人证言，与国家的公诉机关相比处在弱势地位的共犯中的供述人外其他人更加容易被审判机关认定为罪犯——因为证人证言的证据规则显然比口供宽松的多，同等情况下的证人证言的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