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社会工作
摘要：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少数民族的人口流动、文化碰撞与经济发展不断加剧，伴随而来的民族矛盾等问题也随之暴露。本文主要通过文献研究的方法，从优势视角和问题视角两个角度，对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问题由来、问题表现与社会工作的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并对有助于解决少数民族社会问题的社会工作方式进行相关探究，以期找到有助于解决少数民族问题的本土化的社会工作模式。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门的助人的专业和职业，将会成为了中国政府社会管理创新、解决民族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一股新力量。
关键字：城市化少数民族民族社会工作本土化
一、引入
近年来，我国进入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新阶段，社会的快速发展也随着带来了一些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的贫富分化加剧、人口流动过快带来的社会不稳定、文化碰撞带来的价值观的冲突等，这直接导致少数民族关系的日趋复杂与民族矛盾的加剧。
城市化过程中少数民族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但目前学术界对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的系统性研究还很薄弱，社会工作在中国整体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国内民族社区中开展的社会工作实践还比较少，有关社会工作应用于少数民族方面的内容还较为单薄、不够深入、不够系统。
在国内，随着中国社会体制的改革，“社区”逐渐取代“单位”成为基层社会管理的单元、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和人们身份的归属与归向之一。民族地区、民族社区、民族工作、民族问题等一直是学术界和政府相关部门关注的焦点。随着社会的转型、城乡关系的松动和少数民族人口的扩散化，无论是民族地区还是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社区里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加剧，社区里的各类社会问题、矛盾、冲突乃至于群体性事件爆发。传统的民族工作、社区工作已不能再适应时代和形势的需求，因而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门的助人的专业和职业，成为了中国政府社会管理创新、解决民族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一股新力量，逐渐为政府部门和社工界关注。
笔者由于自身限制主要通过文献收集与研究的方法，对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需求与资源进行了解，以此来制定相应的社会工作策略。本文旨在通过运用社会工作及其它科学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协助少数民族个体、组织、社区和社会解决各种问题，可以促进民族社会和谐稳定与发展。这是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
新途径、新对策。
二、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问题与“本土资源”
（一）由于城市化的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人口的流动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目前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面临着新特点和新问题：
1、城市化进程中民族关系民族关系问题具有敏感性、群体性、频发性、全国性、复杂性、反应快、连锁性等特点。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方面，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另一方面，各民族流动与交往愈加频繁。地区发展不平衡，使得各民族群众的权力意识、利益意识、资源意识的增强，进而引发的争夺土地、森林、矿产、水源、草场的各种摩檫和纠纷日益增加，影响民族关系的矛盾、冲突也呈上升的趋势。各民族流动与交往的频繁使得民族社区更加复杂和多元。一些因利益纠纷或其他矛盾引发的冲突因为处理不当或未能及时处理容易上升为民族矛盾或文化冲突；外来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口与城市居民因缺乏了解和对话更容易被世居的城市民族贴上标签、被“污名化”，产生民族偏见、民族歧视和社会排斥等。
2、传统社区逐渐解体，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正在消失，社区亟待重建。
一方面，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里的中国人从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另一方面，城市化的进程使得少数民族的传统社区文化与结构受到冲击。企业剥离出来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转移到了社区中；而“社区”作为一个舶来品，人们对它的认同和归属感较弱；社区参与与社区行动缺乏积极性。1995年以来中国开展的社区建设也存在着明显的结构性缺陷，如行政全能主义的体制仍然占据主导，政府几乎包揽了所有的事务，抑制了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的机制的生成；社区的单位化倾向严重，外部的社会服务组织及其它资源很难介入，这就使得少数民族在社区中的“自主性”严重受挫。所以如何做到行动回应社区居民的需求、做到社区福利社会化、引导居民成为社区建设的主体、建立互助合作和人文的社区、增强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最终造福于社区居民提高其生活品质是社区重建的重要面向。
3、少数民族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少数民族的各种权利往往因为“力量微弱”与“诉求无门”而得不到维护。
这主要体现在当少数民族逐渐融入到各地区时，由于受到“户籍制”等因素的约束，其正常生活往往受到影响。当其利益受到侵犯时，由于缺乏合理渠道与
申诉意识而忍气吞声。当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堵塞，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时，权利受到损害的少数民族必然转向制度外的表达渠道，再加上少数民族成员整体素质相对较低、民主法制观念淡薄、“西化”、“分化”等因素的影响，会导致出现大量非法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如抗议和暴力对抗、越级上访，甚至集体围攻基层政府等，这种非制度化参与的现象在边疆地区表现得比较突出。
4、文化碰撞带来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价值观、宗教信仰的冲突。
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每个流动人口携带者不同的文化信仰，在日常生活中，会产生一定的摩擦。各民族的社会生活都要受到来自宗教的影响，同时，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又制约着宗教的传播和发展。宗教关系与民族关系之间的相互交织还表现在任何一种关系的和谐都可以促进另一种关系的和谐，任何一种关系的对抗性倾向也会引起另一种关系的对抗性倾向。
我国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的国家，除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世界三大宗教之外，还有中国独创的道教以及信奉原始宗教的多种形式，而且这些宗教在我国都有悠久的历史。我国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绝大多数是全民信教或是多神崇拜，宗教的影响广泛而深刻。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边疆地区一些地方宗教势力盲目膨胀、其影响力逐渐扩张，一些宗教活动超出了宪法、法律和政策的范围，出现了混乱现象，有的开始干预基层政权，使政治权力出现变质现象，并冲击教育和婚姻等领域；宗教教派之间的纠纷也不断升级，为争夺正统地位或者更多经济利益而不断发生不同派别信教群众间的冲突。由于一些人对于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不了解或理解、认识不够，加之未完全肃清历史上形成的民族歧视思想，一些地方的人们对这些信仰和习俗不能科学地看待，产生歪曲性地认识，引起一些少数民族成员的极大不满，从而成为引发各民族之间民族矛盾纠纷的导火索。
5、还有一些结构性因素导致的少数民族的城市融入问题。
第一，受户籍制度的影响，城市社区里的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无法享受城市的公共政策带来的福利，无法享受城里的公共服务，如残障人士康复服务等。第二，城乡二元结构的差异使得一些公益慈善组织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将城乡互动、城乡贸易公平等纳入到日常工作范畴中。第三，随着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等因素，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增加了，但是公共服务资源供给量没有大的改变，出现供需不足、资源使用紧张等诸i问题。尤其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入城市后变成“边缘群体”中的"边缘群体”，他们中的孤儿、服刑人员子女、致残人员等急需社区服务、社区支持和社区照顾；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子女入园难、入校难等问题并非个案。
6、传统的社区社会工作者、社区民族宗教工作者、基层社会管理者等因为专业
限制和文化识盲，在新形势下开展工作具有极大的挑战和难度，必须吸收更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加入；在社区管理、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等方面使用新的理念、知识和方法开展工作。
（二）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的“本土资源”
1、笔者认为社会工作可以分为专业性社会工作和本土性社会工作两种。专业社会工作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在其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本土已经有一套自助或助人的体系，有一套有效应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制度化方法，这种体系或方法被王思斌称之为“本土性社会工作”，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学界的推崇，笔者也赞同。“本土性社会工作”是相对于西方专业社会工作而言，指与本土的经济、政治、制度及文化传统相契合的、有效的、制度化的助人模式。
2、少数民族的“本土资源”。少数民族社区里的居民都是有信仰的人；他们信仰的宗教有着向善的、与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相一致的东西如天课制度；社区里的宗教领袖如活佛，对群体性事件的解决有着无比的威望和优势；宗教和社区里的传统组织可以发挥着“正能量”，发挥着社会工作应有的功能。我们也可以“看见”社区里已经有着许多本土的社会工作者，他们热爱本民族，与人友善；他们积极学习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的相关知识，脚踏实地地扎根社区开展各种活动；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他们的从善行为与中国每年约1.2万的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中至少75%的流失现象相比，让笔者看到了希望；他们都是本土的社会工作者，与那些外来的、“他者”世界里的社会工作者相比，他们具有语言无障碍、熟悉民族社区等诸多优势。他们在民族社区开展着助学、助困、助孤、关爱女性、农村社区发展、小额助学贷款、公益人才培育、公益组织制度化等工作。诚然，他们并不符合上文提到的判断社会工作的标准，但他们具备着成为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基本素质，而他们的“本土优势”也是外来社会工作者所欠缺的。
三、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的开展
（一）概念界定
1、民族社区
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将少数民族社区定义为由一个或多个民族群体构成，在地缘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互动，形成有一定民族特色的文化和社区归属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定的地域性、民族群体、社会互动和族际互动、一定的民族文化特色和居民的归属感等是构成民族社区的重要要素。社会工作实践中的“民族社区”
主要包括少数民族聚居社区和少数民族散杂居。随着城乡二元社会关系的松动、少数民族人口的流动、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民族问题的敏感性增强等因素，少数民族散杂居社区尤其是东部沿海的城市散杂居社区同样也纳入本文的研究对象。即如果一个社区人口以汉族为主，还居住着少部分有明显民族文化特征的其他的民族，这样的社区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2、民族社区社会工作
社会工作的基本目标是照顾、治疗和社会改变。少数民族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除了少数民族个体和群体，还包括社区和社会层面的发展或改善。“社区是切近居民生活最为密切的社会实体，居民的社会需要既是社区服务以及社区管理的着眼点，也是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点”；“社区是开展社会工作最基本的平台”。显而易见地，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问题不只是个人或是少数人的问题，更多的是社区和社会层面的问题，而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社区成为了中国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基层单元，成为了代替单位发挥助人功能的单元。因此，笔者选择从社区层面入手。将每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看作是开展社会工作的切入点与对象。
（二）民族社会工作的发展
王思斌认为，民族社会工作的实践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民族社会工作至今还没有成为一门严整齐的学科。李林凤认为，国外民族社会工作主要以原住民和移民两类人群为服务对象而开展的。因为中西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差异，在西方国家没有“民族社会工作”这个概念，与之相近的概念是“多元文化下的社会工作”、“民族敏感性的社会工作”，以及“民族敏感社会工作实务”、“反种族主义社会工作”等。
当前中国的民族社会工作发展的特点是：民族社会工作实践远早于民族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民族社会工作研究远早于民族社会工作教育。据研究，民族社会工作实践在民国时期就开始出现，当时边疆社会工作的议题得到一定的关注和讨论，最突出的代表是李安宅先生所著的《边疆社会工作》一书。著名的藏学家、社会学家李安宅先生是提倡并身体力行的重要学者。他参与了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边疆服务的顾问指导工作，他《边疆社会工作》一书论述的边疆服务的思想既是其参与边疆服务的经验提炼，尤其是对历代治便的不当举措尤其是“目的不纯，手段错误”进行了批判，这也是今日我们观察少数民族服务的重要视角。
（三）中国民族社区情境中社会土作的基本原则
民族社区发展是民族成员、政府和各种社会团体共同参与达到特定目的的、有计划的社会变迁过程。笔者认为民族社区发展可以被认为是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的基本内容。民族社区发展的原则有民主性——民族成员要按民主程序参与决策、
主体性——民族成员是主体、针对性——应遵循问题解决原则、全民性——强调群策群力、全体社区居民参与和协调性——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兼顾等基本原则。
（四）社会工作实务
结合少数民族社区的问题和优势，针对少数民族的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和散杂居社区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开展社会工作实务。
1、政府购买项目。
以项目为载体的社会化模式的探索具体是由政府部门设定民族奉教岗位，以项目招标方式，向社会各界选定最优的专业的社工机构来承接项目。
这是针对我国国情设计的一种社会工作的开展方式，也是近年来发展较快、运用较广的一种方式。结合民族社会工作乃至整个社会工作领域在中国发展整体上处于起步阶段，最为欠缺的便是资金和人才，而人才的流失也往往是因为“资金”的短缺，所以资金问题成为阻碍我国社会工作开展的一大顽石。为了解决这一劣势，社会工作机构可以通过与政府合作的方式，形成共赢的局面。专业社工机构负责设计针对具体社区或具体族群需求的项目，政府部门则负责购买服务，体现政府负责和社会运作。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可调动社工以文化敏感性关注身边的少数民族并针对其需求进行项目设计，真正的针对少数民族社区的某一需求开展社会工作，例如，社会工作机构通过承接民族政策宣传等活动，让当地人民了解到一些有利其发展的捷径；劣势在于项目化的运作会让社工难以扎根社区，项目结束服务工作也就停止；社工机构会因为政府服务购买是其生存资金的主要来源而不敢得罪政府、放弃专业操守；社工也会因项目的结束而转向其他服务领域，具有流动性和不稳定性。
可以能一个项目解决的问题有限，但不得不说，在现有资源的约束下，社会工作以这种方式逐步开展是可以逐渐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趋势的。
2、政府购买岗位。政府通过购买民族宗教社会工作岗位，进而协调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观念冲突等。当然，不只是宗教社会工作岗位。
以社区为依托的“社工+社区+社团”互动模式具体是政府党委统战部门、政府相关部门、社区居委会三方共同来在社区里设置民族宗教社会工作岗位，由社区负责对外招募、培训管理社会工作者，并把民族宗教社会工作纳入社区的工作大局中；绩效考核、监督管理、能力提升等工作由三方共管。
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社工会长久地扎根社区，动员社区和社团资源，及时回应社区少数民族需求；劣势在于作为嵌入式的专业社会工作在原有的社区治理结构中会受到很多行政性的干预，专业性发挥会受限制，社工会缺乏自主性。
3、协助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移民积极适应并融入城市文化和城市生活。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因区域环境、民族文化、教信仰等因素影响而具有以下群体特征：他们在当地农民工群体中所占比例较高，多来源于城市周边的民族地区；与东部沿海等地区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年龄更小、受教育水平更低；其就业领域集中于具有民族特色的服务业和建筑业；少数民族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与其它地区的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相比数量较少，受教育程度更低，城市融入更难；其居住格局呈现围寺而居，小聚居、大杂居等特点；西北少数民族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数有宗教信仰，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其人际交往呈现“去内卷化”特征，族际通婚的现象渐多。
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适应和融入难的问题，社会工作必须积极主动发挥专业的优势，扮演好资源联结者、赋权者、群体事件的预防者、倡导者、文化沟通的桥梁等角色。如深圳东西方社工服务社使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介入农民工群体时服务的主要内容有：充权——开展法律宣传教育和维权工作、增能——开展技能培训、关爱——关爱有需要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宣传教育——推进企业工会的成立、开展融入城市的指导工作等。
4、通过给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其他公益组织“赋能”来促进少数民族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以往的社会服务与公益组织已经不能满足少数民族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在社会工作资源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利用少数民族社区的“本土资源”培养专业的社会工作服务人才与机构。通过培育社会工作人才和公益慈善人才、给本土的公益慈善组织提供筹资与资源动员等主题的培训、对心智障碍人士机构给予扶持、孵化和协助注册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等，对少数民族本土机构，进行“赋能”。
5、要积极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开展社区内外的资源动员。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显而易见地，少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收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与改变。社会工作更多的是扮演一个“使能者”的角色，通过让他们联合起来，实现互助与资源共享来真正起到帮助他们的作用。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少数民族之间都有一定的同质性，有一定的组织基础。
笔者认为，若真的能长久起到帮助少数民族的作用，即必须让他们自己成立组织，他们则成为管理的主体。社引导他们建立在社工的组织下，成立社区互助小组，小组成员共同来制定小组的行为规范。首先，要引导该组织选出一个领袖，并初具基本组织结构。之后，便是帮助成员明确组织目的和目标，定时举行团体集会，开拓他们的人际关系网。同时，该组织在日常运行时要对组织成员给予支
持。另外，也要注意提高领袖的领导力，并有相关人负责联系其它团体或部门的财政和基金支持，并与更多的社区建立友好关系，获得来自更广泛社区的支持。
对于最重要的资金问题，一方面通过项目申请、新媒体发布等途径积极连接社区外的资源；另一方面，重视社区地方性知识的挖掘与使用。
之后可以在社会工作者的引导下开展一系列的社区服务，如社区照顾、社区教育、社区咨询等。
（1）社区照顾。通过社区照顾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为社区里的少数民族和社区组织提供服务。社区照顾模式是社区社会工作的一种模式，为应对身心障碍人士、老龄化等群体而发展起来的社区社会工作模式。本文尝试从社区照顾视角探讨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社区少数民族困境群体，希望在探讨社区照顾模式本土化的过程中寻找到少数民族孤残儿童、穆斯林长者等困境群体服务的有效出路。
（2）社区教育。以小组社会工作方法为主，以学校为载体，开展社区教育。同时，也可以针对城市融入问题，进行生活习惯、环境设施、传统习俗等方面的知识普及。
当然，这个组织也必然会为少数民族维护自身利益，提出自身诉求提供一个有力的渠道。
6、社区咨询。当前，城市民族社区和散杂居社区的形势呼唤社会工作咨询实务的开展。
咨询服务的需求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城市政策法规、就业信息及城市生活常识的需求。二是为城市街道办、城管、工商、企业等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提供有关民族文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方面的咨询和培训的需求。对此，笔者建议：一是在与流动人口相管理、城市管理相关的部门的一线单位或窗口增设“民族事务社会工作”岗位或增设“民族事务办公室”，充当与民委系统联系的纽带，专门负责民族事务尤其是与外来少数民族有关的事务的；并由政府或相关部门负责购买服务。二是充分发挥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少数民族的传统组织和社现代社会团体、社区少数民族志愿者在社会工作咨询方面的作用。
7、社会工作者的“中介者”角色。少数民族地区最为突出或者说是最为根本的问题便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这便直接导致了少数民族教育等基础设施的落后。
少数民族的“本土资源”颇丰，只是开发难度较大。而我们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挖掘少数民族各地区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进而联系相关政府部门、公益团体与企业组织，在“牵线搭桥”后，则需要动员各地区的力量，形成一个信息网络，以弥补少数民族地区交通、信息闭塞，以及先进设备不足的劣势。这也是社会工作者介入少数民族社区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六）结合城市化背景，对民族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思考
社会工作是一个舶来品，其产生的背景是西方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西方专业社会工作是在西方社会文化尤其是基督伦理等基础上产生的。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中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提醒我们，西方社会工作专业不可以全盘照抄，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情。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社会工作，我们只能置于特定的文化和环境中对其加以理解”。因此，西方社会工作的中国本土化是社会工作在中国发展的必然。
在开展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过程中，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与利用的“本土资源”：1、尝试招募和使用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作为服务提供者。
少数民族的社区中也有相应的公益性服务机构，虽然还不具备很强的专业性，但也具有他们本土的优势。他们有着宗教信仰，在处理少数民族社会工作方面有观念、习惯与语言的各种优势。所以，在开展城市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社会工作时，利用这些资源是必要且高效的。
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接受过专门得训练、考取了社会工作职业资格，他们来服务散杂居社区里少数民族具有专业性强、容易与服务对象产生认同、容易建立专业关系等优势。如他们可能因为相互懂得说民族语言、熟悉民族习惯和宗教禁忌而拉近彼此感情；发生争执和纠纷时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出面会更有效地解决矛盾；群体性事件发生时本民族的社会工作者介入比其他民族背景的社会工作者介入更为合适。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就专门招募和安排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介入社区民族工作和各类服务工作中。不过在散杂居民社区能找到一名少数民族社会工作者并要求其持久地在社区里提供服务是十分困难和稀少的。
2、发挥宗教等地方性知识在社区传统知识保护、社区发展和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少数民族社区的老人会、沙尼组织等地方性知识显得尤为重要，应该引起社会工作者的敏感和关注。社会工作在民族宗教领域工作的过程中以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和方法为指导，以预防性、治疗性和发展性为专业目标，调动社区、社团和志愿者的力量，协助社区里的少数民族形成互助和自助机制，培养其社区参与意识，促进本地居民和外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相互了解和融合
。
3、注重和社区精英及寺院僧人的合作。因为牧民对僧人和社区的长者比较尊敬，所以在开展培训和组织社区活动时，可以邀请僧人和社区有威望的长者出席活动。
4、社会工作者必须培养文化能力和文化敏感性，以接纳、同理心等专业态度开展工作，是社会工作引入民族宗教事务领域很重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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