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帕累托改进”是根本错误的理论
——评“幸福—收入之谜”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的立论前提本来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谜”只是西方经济学范式必然产生出来的一个伪命题。
田国强、杨立岩在《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一文⑨中，对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提出了他们的解答方案。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就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 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 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 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 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 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研究表明, 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 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 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 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 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 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 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 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 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 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 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 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的立论前提本来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谜”只是一个伪命题。他们之所以会把“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看成是“幸福—收入之谜”，是由于他们所属的价格经济学范式，即他们所认定的“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
的范式缺陷，他们所认定的“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即价格经济学和幸福经济学本来不是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同时，在对称经济学与再生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 “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是所谓“帕累托最优”简单推导的结果，“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与配置经济学，而一般均衡理论与配置经济学和对称经济学与再生经济学本来也不是同一个经济学范式。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不会使任何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改进状态：如果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可以使其中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由于从帕累托改进到帕累托最优的核心精神是资源优化配置，而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是配置经济学，“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成了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按照“帕累托最优”后面的西方经济学的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社会资源再生不能得到定位和解释，资源不能得到无限开发，扩大再生产不能得到持续进行，社会财富不能无限增加，到一定“临界点”后社会只能原地踏步、静态循环。“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就是这种理论的逻辑结论。显然这种理论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悖。同时，帕累托改进只讲经济总量增长、收入总量增长、分配总量增长，把人的需要归结为绝对需要——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忽视了人的相对需要——人与人平等的需要，把人的幸福感增强看成只是收入总量的增加，不讲经济总量增长、收入总量增长、分配总量增长后面的平等机制，包括竞争平等机制与效益平等机制。不平等不可能有幸福感，所以不能解答“幸福—收入之谜”的结论就包含在“幸福—收入之谜”的理论前提“帕累托改进”之中。
经济学作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前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实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利用为前提。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如何优化配置。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使人们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资源如何优化再生。旧经济学是配置经济学，新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在知识经济时代，必须用对称经济学取代均衡经济学，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用知识经济学代替物质经济学，用幸福经济学代替GDP经济学，用发展经济学代替增长经济学，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价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均衡”。以价值机制为基础，追求的是发展。幸
福经济学本来只能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配置经济学为范式框架谈幸福问题，用所谓“帕累托最优”为参照来解决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必然会出现由范式错位导致的语境错位，悖论的结论已经包含在悖论的前提之中。所谓“幸福—收入之谜”本身就是配置经济学范式——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缺陷的必然产物，用配置经济学的模型来解决“幸福—收入之谜”，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只能由悖论走向悖境。
要用再生经济学范式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作为幸福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富”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经济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富”的增长，本来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增长率数字提高、人均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框架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甚至反向而行、渐行渐远。这样的数字提高本来不是作为价值意义上的真正的财富的提高，因此与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本来就没有什么正面关系，产生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因此它本来就不是什么“谜”，而只是一个伪命题。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老百姓幸福指数，首先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而不是在主流经济学范式框架中建立“规范的”幸福经济学理论模型。当前流行的口袋经济学、泡沫GDP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人均GDP 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这种得到主流经济学家和国际媒体普遍认可的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与国际资本在联手欺骗中国人民。此时国际政治与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际政治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产业化”等同于“货币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国空民穷、衙空民穷、官富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的理论依据。所谓的“幸福悖论”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形成的。国空民穷，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的根本原因。要通过政府法人人格化，用法律、道德和舆论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
避免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空民穷。通过税收手段，鼓励、扶持个人创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与再就业工程。要多发行用于基本建设的国库券。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通过各类“高速”交通设施建设，以时间换空间，扩大土地供应。资源产业、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统一经营；由国家统一经营房地产，保证为国民提供质优价廉的住房，压缩百姓对居住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要稳定实行中性货币政策，使货币不断升值、储蓄不断增值。要持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增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要扩大政府公共品支出范围，缩小社会领域中（狭义）产业化、货币化范围，最大限度缩小老百姓对公共品买单范围。要停止教育（狭义）产业化政策，把提高国民知识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教育的支出。要停止医疗（狭义）产业化政策，建立公费医疗体系，把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医疗的支出。要停止发行各类彩票，避免“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心理对国民主体性的负面诱导，强化国民主体素质，把提高国民主体性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并压缩百姓对各类捐赠的支出。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基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只有国富民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才有确实保证，幸福悖论才会消除。
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个体经济人追求效用极大化这一基本假定，这一假定完全不能反映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具体关系——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之间的关系。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方法说明：边际分析方法本质上是价值分析方法，它同价格经济学不兼容。在价格经济学中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是价格经济学的悖论。这个悖论说明：不管经济学家们是否自觉，经济学都是一种文化；而以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的数理经济学只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以价格经济学为框架容不下福利经济学，也就难以对社会经济现象、特别是中国社会经济现象作出完整解释。现实的经济活动渗透人类一切活动、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价值关系也渗透人类一切活动、人类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因此，不能把经济学帝国主义理解成生活中任何一个领域都存在价格关系、金钱关系。经济学帝国主义不是金钱至上，不是价格帝国主义，效益也不仅仅是金钱的成本收益比。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说明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幸福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才是完全的，供求才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才是充分的，市场才是出清的。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的有序性、和谐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对称的市场机制、和谐的市场机制、幸
福的市场机制。如果说“计量经济学”对应的经济学范式是价格经济学，那么幸福经济学由于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所以没有计量经济学的潇洒空间。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所以有时在追求精确性的同时，会造成模糊，而有时模糊方法反而会使其精确。在这里，模糊与精确、定性与定量、结构与要素均为对称的范畴，也是对称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计量经济学”由于过分追求经济数据的精确性，反而会走向准确认识经济现象与经济规律的反面。特别要建立幸福经济学，用精确的数字方法则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人的幸福感是根本不能计算的；如果要使人的幸福感能得以准确评价，唯一的办法是定性的结构分析，而定量的模型分析根本帮不上忙。这就是对象和方法的对称。对于传统经济，精确的数理模型分析工具有近似的性质，而靠直觉建立起来的定性分析的结构性模型反映经济本质与规律则更准确。当然，这里的结构分析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非线性的五维结构。在主流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框架中建立幸福经济学模型，是内容和方法的不对称。
所谓由于人与人之间互相攀比，且攀比度会随着物质财富的增加而提升，所以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会使人的绝对收入增加、相对收入减少，“当总收入超过了临界值”，“增加收入可能不会提高社会的幸福，反而会减少福利。……提高所有人的收入并不一定增加所有人的幸福”，“从A点到B点以任何方式的经济增长，可以使得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但是至少会使某个人受到伤害”，从而产生“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将会导致帕累托无效的结果”⑩，也是配置经济学的逻辑怪论。这里渗透的攀比逻辑与配置经济学的竞争逻辑是同一个逻辑。在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看来，由于资源有限，为了争夺有限资源，人和人之间就要展开竞争。人与人之间是狼，所谓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弱肉强食的狼道经济，发财就是吃着自己的碗里看着别人的锅里；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而且最好你的全部都是我的。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投机垄断哄抬物价内外勾结，只要不犯法，犯法不被发现，发现不被制裁，制裁收益大于成本，就可以干，而且可以大干。撑死了胆大的，饿死了胆小的；贫富分化就是这样产生的，两极分化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就是仇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所谓“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幸福感下降不是分配不均造成的，而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如果经济越发展人们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越严重，那只能是因为经济越发展两极分化越严重。否则，如果任何经济越发展人们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都会越严重，那么得出的荒谬结论就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回到平均主义。这说明，因为攀比造成的绝对收入增加相对收入减少、幸福感下降，不是经济发展、财富增加本身造成，而是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配置经济学范式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错误引导造成。而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资源是可再生的；资
源通过开发来再生，通过合作来开发，通过开发来双赢。如果说工业经济是资源配置经济学的时代背景，那么再生型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知识经济时代，合作才使你能够赚大钱，如果你低估或者否定了合作的作用，真以为万事无需求人、只靠自己，你就无路可走——开小杂货铺也要和别人合作，否则杂货铺都不能维持生计。单打独斗的赚钱模式是算术级数，合作的赚钱模式是几何级数。合作可以带来再生，再生可以带来双赢。合作的目的是互惠。互补胜刚强——合作产生协同效应，合作可以以小制大，合作可以产生生产力。在再生经济学中，所谓“最优”是通过合作把蛋糕做大并取得双赢的目的。人是社会的动物。只有合作才能生存和发展，人际关系就是命运，市场经济就是合作经济。合作→再生→双赢，是好的市场经济；好的市场经济就是合作的经济。双赢是合作的前提。市场中企业与企业的合作，企业中企业家与员工的合作、员工与员工的合作都体现了市场的合作。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依靠市场的合作而取得的。以至于我们说市场就是合作的代名词，双赢就是合作的代名词。在合作经济学中，信息开放性是基础，创造性是起点，对称是核心，再生性是途径，共享双赢是归宿。在合作经济学中，信息经济学由消极的博弈论上升到积极的主体论，信息经济学让位于创业经济学。合作→再生→双赢，是经济增长方式。通过优势互补、双赢合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能促使经济落后的国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后来居上，从而缩小南北差距、贫富差距，走向人类共同富裕、和谐发展，使社会五度空间相互之间向有利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化。合作才能双赢，懂合作者为商家。市场经济是一个广泛的合作经济，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大规模的合作，就没有所谓市场交换，因而也就没有所谓市场经济。做生意离不开合作。人们的利益实现都无一例外的是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只有懂得合作，善于合作，才能最大化自己的财富。真正的最优：合作→再生→双赢。所以真正的最优是合作。合作→再生→双赢，使经济学由竞争经济学向合作经济学转型。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把人际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交易关系，人与人是狼，必然把商场看成是战场；再生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谐经济、双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型经济。企业内外，人与自然、人与人互相依赖、共生共荣、和谐统一；能与狼共舞，才是英雄本色。与狼共舞靠什么？靠平等竞争——合作主导下的平等竞争。合作主导下的平等竞争靠什么？靠游戏规则，当然是显规则而不是潜规则，如果是潜规则也是可以拿到桌面上讨论、拿到阳光下晒太阳的潜规则。游戏规则靠什么？靠诚信。诚信靠什么？靠道德。道德靠什么？靠信念。信念靠什么？靠理论。当然不是靠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理论。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理论公然宣称“经济学不讲道德”，专门教人怎样尔虞我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因为资源有限，只有食肉动物——敢于吃人善于吃人的动物才能适者生存。西方主流经济学
家认为所谓“公平”是弱者、无能的人、食草动物的呐喊或呻吟，真正的强者是肉食动物，应该成为世界的主人。人类是从肉食动物中进化而来，而不是从食草动物中进化而来；而人类中的精英，就是肉食动物中的肉食动物，处于肉食动物进化链中的顶端，当然也处于肉食动物食物链中的顶端，所以只有他们吃别人的份，没有别人吃他们的理。这是机会平等，是西方经典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经典，你不懂这个道理，说明你不是精英，所以就乖乖等着被人吃吧！只有“非主流”的再生经济学才是合作经济学、食草动物经济学、偶尔吃肉也绝不吃人的经济学。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虽然也会产生收入不均、贫富不同，但绝不会造成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心理不平衡、人的幸福感下降。
和谐经济，是新的经营模式。旧的经营模式：商场
如战场。商家之间、老板与员工之间是狼，你输我赢，
你死我活，必须彼此防范。做生意像赌博，办企业要
冒险，风险越大机会越大。新的经营模式：双赢合作、
蛋糕做大，宽严相济、有张有弛，物尽其流、人尽其
用，信息通畅、资源共享，企业诚信、团队精神，机
会平等、良性竞争，有序扩张、稳定发展。和谐商场是和谐经济的具体表现；和谐经济，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和谐经济，是人类二次创业的实践模式。
自私经济学均
衡
配置对抗经济学
调和经济学
经济学
逻
辑
与
历
史
再生：对称经济学
（合作经济学）
经济学范式与人的行为方式
供给与需求、价值与价格哪个为主的背后，是以人为中心还是以物为中心。
以供给为中心
以物为中心：价格经济学、金钱经济学
以价格为中心
以需求为中心
以人为中心：价值经济学、幸福经济学
以价值为中心
经济学范式与经济核心机制
对称经济学使经济学第一次实现了经济发展和人的幸福的统一。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的幸福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两个本质不同的范式。幸福经济学是对经济学重新定义与定位，改变政治经济学范式，把主客体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把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唯“科学”主义认为任何不合理不合法的现象都可以用“理性”、“人的自私本性”、“效率”、“科学”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西方经济学是“带血GDP”的理论基础；由于同道德和审美相脱节，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只有利益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经济总量最大化等数字最大化，没有人的全面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西方经济学不讲人的全面发展实质上是不讲经济主体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都是自私的”的理性，与人的道德理性是对立的；西方经济学的社会货币化、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一切向钱看的经济理性与人的道德理性是对立的；西方走过的资本原始积累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是羊吃人、人吃人的历史，与人的道德理性是对立的。把中国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把西方经济学定位于中国主流经济学，把西方走过的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定位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会给人一种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信仰破灭的错觉，从而造成信仰危机，并由信仰危机引发道德危机。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道德滑坡、道德危机是客观存在的，其根源就在于改革的定位错误、改革的指导理论错误、在改革过程中占主导定位的经济学、经济理性错误。这是人的幸福感不会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增加而增强的根本原因。
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离不开人的行为方式，经济增长方式和人的行为方式的统一离不开实证性与规范性、科学性与主体性统一的再生经济学的指导。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谓“规范性”包括田国强的“幸福经济模型”的规范性是数理模型的“规范性”、经济学操作层面的“规范性”，而不是与实证性相对而言、与主体性同一层次的规范性。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是对配置与再生不加区分、投机与投资不加区分、正当收入与不正当收入不加区分、主张经济学不讲道德、有钱就是爹有奶便是娘的经济学，总体上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不可能会有真正的规范经济学。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财富增长不是人幸福与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把人看成财富增加的手段，产生“财富悖论”、“幸福之谜”是必然的。所以要解开“财富悖论”、“幸福之谜”根本的办法是把西方主流经济学颠倒的主客体关系再颠倒过来，用规范的主体性与客体性相统一的再生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代替“实证”的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
配置经济与实证经济学、再生经济与规范经济学之间是对称的，然而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配置经济时代，规范经济学也有立足之地。在地震等大自然灾害来临时，仅仅在有限资源的配置中，就不一定遵循西方经济学“理性人”、“经济人”的自利性原则；人与人之
间只有互相帮助，才能共度难关，甚至有不少人舍己救人、用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去换取别人的生命，而在此期间并不是人的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而是人的直接本能反应在起作用。在这里，有限资源的配置过程就显示了经济学的规范性、道德性。这根本上是由于，配置过程也可以是再生过程——价值再生过程，或道德价值再生过程。因此“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探讨“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的相应解决方案，即使在技术操作层面也不可能是规范的。同时也不可能实证，因为已经被上述事实所证伪。
在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再生经济学看来，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幸福感不一样、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说明幸福有相对性。对于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强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幸福的，损人利己是不幸福的；通过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幸福的，不劳无获是不幸福的。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差的人却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崇拜厚黑学，贪图“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劳而获的生活。但幸福的相对性蕴含了幸福的绝对性。不管什么人、他（她）的人生观是什么、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幸福的，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肯定是不幸福的。有社会安全感是幸福的，缺乏社会安全感肯定是不幸福的。国家强大、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是幸福的，领土被占、民族分裂、社会动乱、国破家亡、被殖民被奴役肯定是不幸福的。少有所养、书有所读、老有所靠、安居乐业是幸福的，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养不起孩子、死不起坟墓肯定是不幸福的。自我实现、无怨无悔的人生是幸福的，一辈子一事无成肯定是不幸福的。人格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是幸福的，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肯定是不幸福的。改革开放以来GDP大幅增长、老百姓货币收入大幅提高而老百姓幸福感大幅降低，生活中“有钱不是万能，无钱万万不能”等现象说明，钱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用幸福的相对性否认幸福的绝对性的幸福虚无主义，或把幸福的绝对性归结为钱的绝对性的幸福庸俗主义都是错误的。前者否认了幸福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者把幸福经济学归结于西方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幸福的绝对性不能理解成钱的绝对性，幸福的绝对性就是幸福的本质、幸福发展的规律、实现幸福的途径。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是幸福的充分条件，满足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物质财富。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人格平等、社会安定，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才是人的幸福的充分条件。国家和民族只是放大的个人，有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尊严，有个人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幸福。因此，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幸福经济、幸福经济学。卖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也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GDP经济、西方经济学。在幸福经济
学看来，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是统一的；国防也是经济，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安全本身是保护人民幸福生活的宏观经济、幸福经济。而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经济、廉价资源经济、廉价血汗工厂经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救美国也就是救中国的“中美国”一体化经济。前一次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关于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争论，眼下在钓鱼岛事件问题上是要领土还是要中日经济合作大局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发展经济学范式和增长经济学范式的争论，而不是“草民”、“爱国贼”、“民粹主义”者和经济学家“精英”的争论。西方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也只有幸福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否容纳作为新范式的幸福经济学。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讲增长不讲发展，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唯一的目标，后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感的增强为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幸福感普遍增强的经济形态，而不是GDP增长率最高、经济规模最大的经济形态。因此“草民”、“爱国贼”都是天生的幸福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而那些饱食西方经济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一头撞进卖国主义的阵营我们大家也同样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一定要把爱国卖国的争论还原为“草民”和“精英”的争论，那我们也只好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了。
从幸福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的范式差异可以看出，幸福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不是所谓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而是立体的市场经济与平面的市场经济的争论。在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市场是平面的，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任何民族主义都是民粹主义，两极分化只要没有达到老百姓造反的程度就是“帕累托最优”。可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祖师爷美国可没有按照他们徒子徒孙所领会的自己的理论去办。他们的政府先是通过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买办汉奸集团购买几万亿的美国国债，然后用武力逼迫人民币升值，用这种办法明目张胆地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他们自己限制对中国战略物质、核心技术出口，另一方面却逼迫中国廉价出口战略物质，仅仅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就遭到欧美日联合施压。他们公然鼓吹“中美国”理论，用经过他们政府的种种操纵手法逐步贬值最后对于中国一文不值的美元废纸来骗取全体中国人民为全体美国人民创造财富，用中国人民的两极分化、血汗工厂换取美国人民的歌舞升平。所有这些做法遵循的是幸福经济学理论、市场立体化理论，而不是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对于美国政府的上述种种做法，中国的“精英”经济学
家没有一个出来指责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而对于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利用稀土这个战略优势作贸易武器使用却横加指责，认为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这说明这些中国的“精英”经济学家是对别人自由主义，对自己“马克思主义”。
幸福经济学是价值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把经济学的价值定义为使用价值，把哲学的价值和经济学的价值统一起来，把以价值论为核心的哲学和同样以价值论为核心的经济学统一起来，把颠倒了的人和财富的关系再颠倒过来，使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幸福经济学是主体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范式与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把后者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再颠倒过来，把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实现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统一。幸福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的主体性、规律性与科学性统一的社会条件，是使人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主义知识市场经济；也只有以幸福经济学为指导，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真、善、美统一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幸福经济学是爱的经济学。经济就是通过价值的创造、生产与实现，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人类的最根本的需要就是爱的需要；爱的需要是人类一切需要的灵魂与本质，人类其他方面的需要都是爱的需要的延伸、展开和实现。所以，如果说，需要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爱，就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力。如果说，价值而非价格是经济的核心机制，那么爱就是最核心的价值。如果说，幸福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的目标，那么请不要忘了，只有以爱为核心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所以，所谓经济，就是爱的经济；所谓经济学，就是爱的经济学；所谓幸福经济学，就是爱的经济学。爱你的爱人，爱你的家人，爱你的亲戚朋友，爱你的敌人乃至仇人，就是你我他所需要的幸福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家丁伯根的收入分配理论，接近于对称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应该将工人分配到其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使工作需求的教育水平与实际用到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小时，他在不自觉地运用到对称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福利代表着收入、职业与受教育程度，幸福的家庭、良好的工作环境也是影响个人福利及收入形成的重要因素时，他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幸福经济学原理。如果说，最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丁伯根真正接触到幸福经济学的边缘，那么自诩“经济学是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同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的贝克尔，当他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家庭时，倒是开了幸福经济学的倒车。因为，他用的经济学不对头，他不该用市场通行的价格经济学来分析家庭，正好像不能用小车来摆渡。但他这样做了，而且还自鸣得意：“我把较为昂贵的子女称为‘高档’子女”；在他看来，婚姻也要考虑成本收益，扣除成本的婚姻收益是婚姻的净收益，个人的效用函数既包括本人
的消费也包括伴侣的消费，充分的选择和充足的信息会确保配偶组合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贝克尔就是这样，赤裸裸地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来代替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这是经济学的悲哀！我很难想象，当两个真正相爱而不顾一切结合在一起的人会有太多的功利考虑；如果经济学这么不近人情，那这样的经济学还是不要为妙。
只有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再生经济学范式中，才能正确定位与理解幸福经济的人的行为方式。人的需要有相对和绝对两方面。绝对需要：饮食男女；是人和外界物质、能量、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需要。相对需要：你高我低；是人和人进行比较时由于不对称引起的需要。人满足需要的手段有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纵向：劳动和竞争。劳动是纵向满足绝对需要，竞争是纵向满足相对需要。横向：掠夺和压制。掠夺是横向满足绝对需要，压制是横向满足相对需要。纵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推动社会的发展。横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阻碍社会的发展。纵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推动社会发展的人是主体。横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阻碍社会发展的人是负主体。满足人的需要，可以通过纵向积极和横向进取两条基本渠道来进行。如果说，由人的需要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所决定，横向进取可以通过掠夺和压制两种基本形式来进行，那么，同样由人的需要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所决定，纵向进取也可以通过积极竞争这种基本形式来进行。竞争既可满足人的相对需要（攀比），又可满足人的绝对需要（财富）。然而，竞争同掠夺和压制都是相对立的，前者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后者是人的负主体性。因此，它们在人身上的不同比重可以决定人的主体性的高低。
孔子（前551—前479），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教育家，儒
家思想的创始人。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
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
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
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说：“有钱有地
位，这是人人都向往的，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得
来，君子是不接受的；贫穷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
但如果不是用仁道的方式摆脱，君子是不摆脱的。君子一旦离开了仁道，还怎么成就好名声呢？君子任何时候不离开仁道。”
掠夺社会发展阻滞
相对横向后果
压制负主体性
人的需要满足需要的途径
劳动促进社会发展
绝对纵向后果
竞争正主体性
再生经济与幸福经济人的行为方式模型
人的需要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不是平行发展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人的需要的绝对性越占主导地位；反之，生产发展水平越高，人的需要的相对性越占主导地位。与此相应，前者横向进取的主要形式是掠夺，后者横向进取的主要形式是压制；前者纵向积极的主要形式是劳动，后者纵向积极的主要形式是竞争。竞争平等，就是机会平等、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的平等、劳动力按照价值进行等价交换的平等。前者和后者区别的关节点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正像压制和掠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竞争和劳动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竞争只能通过劳动来进行，劳动以竞争为动力，二者互为手段互为目的，共同构成满足人的相对绝对需要的手段。正好像劳动与掠夺相对而言，竞争也与压制相对而言。相对来说，压制比掠夺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掠夺只有损于掠夺者一人的主体性，而压制造成的间接掠夺不但有损于压制者一人的主体性，而且还损害了被压制者的主体性。
在配置经济学看来，只要是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人就是理性的“经济人”，所谓利益最大化就是货币（价格）最大化，而不管其行为方式和所采取的手段；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理性的“经济人”必须按照主体性原则行事，利益最大化是价值最大化而不是价格（货币）最大化，因此要用竞争代替压制、劳动代替掠夺。要把人的掠夺和压制引导到劳动与竞争上来，就必须建立健全民主和法制、用主体性塑造国民素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的“经济人”与配置经济学范式中的“经济人”有本质的不同。市场经济的规范性给“经济人”的主体性定位，就是再生经济学对“经济人”的主体性要求。利己主义的理性人——经济人假设，以及市场的完全竞争——人与人是狼的假设，都是微观经济时代的产物。特定的历史背景，引申出特定的人性定位、特定的经济学出发点。到了经济宏观化时代，经济人必须被扩展为道德人，人与人之间合作关系必定取代纯粹的竞争关系；商场并非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相互倾轧，而是充满了人情味的哥们情谊。这不是田园诗般的浪漫幻想，而是发达国家每日每时
发生的管理实践，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由企业家转为慈善家的过程，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只是滞后的经济学并未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而已。市场经济的规范性，就是通过对“经济人”这一概念的重新定位，实现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在把人看成道德人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使经济成为幸福的经济、人成为幸福的人。
只有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再生经济学范式中，才能正确定位与理解幸福经济学的“幸福—收入”范畴。所谓“幸福—收入”，就是“收入效益”，就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如果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同公共品转移支出增加相等，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对于老百姓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即使用经过多次修正、排除物价因素的“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来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是在忽悠广大百姓。
“实际购买力”和“有效购买力”还有差距：后者还要考虑“有效商品量”这一参数。
“幸福—收入”和“有效购买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一种有效收入，前者则不但包括有效收入，还包括有效支出：
购买力=商品量/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 * 商品量
实际购买力=
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有效商品量
有效购买力=
货币量
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有效收入 =
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有效支出=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无效支出=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幸福—收入”=收入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幸福—收入”模型
本应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项目，通过转移支付由百姓来买单，对于百姓来讲，就是无效支出。无效支出和有效支出成反比关系，因而同“幸福—收入”也成反比关系。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效益）只要提高人的有效收入即可。但对于幸福经济学来讲，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不但要提高人的收入效益，而且要提高人的非收入效益，包括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如果由于这些指数降低，不但直接在精神方面降低人的生活质量，而且人们为了维持这些非收入效益而额外增加开支，因而增加人的无效支出，从而减少收入效益。所以即使仅仅考察百姓物质收入，也必须放在幸福经济学范式中，而不是放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中。幸福经济学范式是对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的扬弃。
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有效收入
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有效支出
（生活效益）自由指数
平等指数
非收入效益和谐指数
安全指数
环境指数
……
幸福指数模型
看来幸福指数是经济学绕不过去的坎；对其不能兼容的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如果也想贴近民众，最好还是转变自己的范式；硬在自己原有的范式框架内塞进幸福经济学基本范畴，只能削足适履、捉襟见肘、当众献丑。
需要不等于利益，利益也不等于金钱。经济学认为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的“经济人”都是在追求利益最大化。问题是，人的利益不仅仅是物质利益；利益最大化不仅仅是金钱最多化。人的利益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有可以计算的，也有不可以计量的。可以通过精确计算的人的利益，只占人的整体利益的极少一部分。把人的利益最大化作为研究出发点的经济学不能归结于数学。把人的利益最大化归结于可以计量的金钱最多化,然后把经济学归结于可以精确计算的数学，是以偏概全。把经济人看成是唯金是图的理性人，是一种片面的抽象;把经济人看成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才是具体的抽象。如果把个人和企业等经济主体都看成所谓只有唯金是图的“理性”特征的“经济人”,很难理解企业文化与团队精神在企业竞争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势必造成经济学同管理学、经济现实的脱节。同时，一个人的身价也不等于身家，个人财富的增加不等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其价值只能纳入社会GDP的账户体系。但如果由此认为其同国民经济增长无关，则是大错特错。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幸福指数同人的个人金钱财富多少无关。因此，国民账户体系仅仅建立在价格经济学的基础上，是极不全面的；不但做不到规范，而且做不到实证——这样的国民账户体系难以准确反映经济过程的客观数量关系。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
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而且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如投机、重复建设、无效工程、浮夸虚报等等，使货币（价格）GDP演变成数字GDP。在价值经济学看来，生产、流通、交换、分配虽然每个环节都生产价值，然而却是完整的产品统一价值中的不同部分或组成环节。因此只能以终端产品——可供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的产品的价值为国民收入统计的依据，否则必然造成重复计算，并助长投机行为。投机不管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但绝不能使投机交易行为人为造成的交易数字的增加，作为经济总量增长的统计数据的来源因素。以生产力为标准，交易对GDP 的贡献，只能是促进生产的发展、最终产品的增加，而不是把过程当结果，把每次交易行为发生的金钱关系均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把货币流通次数的增加及由此造成的货币总量的增加，当作经济总量的增加。货币总量不等于经济总量，货币总量增加只是经济总量增加的手段和过程，而不是目的和结果。价格经济学的要害，就在于把货币总量等同于经济总量；因此不惜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增加经济总量。这样的经济总量不能和人的幸福等比发展是必然的。
绿色GNP
社会GNP
国民决定
核算
体系财富GNP
货币（价格GNP）
以价值为核心、以对称为框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体现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体性原则，也为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但这在价格经济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计量与经济统计原理。从国民核算体系的构成要素与关系，可以看出价格经济学的荒谬。以价格经济学范式编制的国民核算体系不仅会把许多无价值的“经济”活动纳入经济总量统计，而且有许多不必要的重复计算，从而形成泡沫GDP;泡沫GDP造成的泡沫增长，是“经济增长”不能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同步提高的原因之一。财富GDP与货币GDP、社会GDP与货币GDP内涵、外延都不一样。医疗和教育，只能属于社会GDP
而不能属于货币GDP。如果把医疗和教育等不该产业化的也拿去产业化（狭义的），那么由此造成的GDP增长率提高，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畸形发展。
配置经济学再生经济学口袋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解放生产力幸福经济学
价格经济学价值经济学
经济增长方式与幸福经济学
幸福经济是新的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
济学范式，就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和价值经济
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
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
本动力、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以对称思维方
式和整体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五度空间分析
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对称性、
具体性、全面性，是幸福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
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价值经济学范式。从所渗透的思
维方式特征来看，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也就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被对称的、系统的、五度空间理论模式的幸福经济学范式或中国经济学范式所代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是同义语，都是口袋经济学这一概念的花样翻新。相应地，“再生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价值经济学”是同义语，都是“解放生产力”这一概念的不同表述。福利和人的满足感也不能仅仅看成是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而应把人与物的价值关系、社会伦理与道德观念等价值判断的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作为新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是幸福经济学，同旧的经济学的不同之所以是范式的不同，在于其内核——
体系的核心和基础的不同。在旧的经济学中不是没有价值，而是价值从属于价格；不是没有基本的价值判断，而是基本的价值判断淹没在金钱功利主义的判断之中。当传统经济学提出人力资本概念时，也已渗透了人的能力中心的思想；个人的幸福是他所能做的各种事情的函数，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无本质不同。“概念”的内涵本来可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增加，“功效”和“效用”之间如果只是前者含义更广泛，我看没有替代的太多必要。因此，要使新的福利经济学成为真正的幸福经济学，成为与旧的福利经济学本质不同的新的福利经济学；就应该使幸福经济学成为新的经济学范式；这个新的经济学范式同旧的经济学范式（包括它们的福利经济学）在哲学基础、方法、核心、整个体系都有本质的不同；其中最根本的是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而不是用价值机制补充价格机制。
西方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其中的所谓的幸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快乐经济学在没有改变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方法的基础上，也只能是一种说教，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空想、一种对原有主流意识的补充。西方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前者是政治经济学，后者是人类经济学、一般经济学，它们的定义、定位、性质、方法、功能都具有本质的不同，总体上相互之间根本不能相容。但前者毕竟只是昔日黄花，不管历史多悠久，离被淘汰已为期不远。要把幸福确立为经济学的目标，就必须对经济学重新定义与定位。只有把主客体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才能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幸福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不是什么要素的片面和全面的量的区别，而是主体和客体之间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的根本不同的本质区别。爱因斯坦所说：“我们因某种思维方式而导致的那些重要问题，决不可能通过同样的思维方式予以解决。”幸福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两个本质不同的范式，想用政治经济学范式来消化“幸福悖论”，解开“幸福—收入之谜”，在旧的范式框架内建立所谓的“幸福经济模型”，只能徒劳无功。幸福经济学体现了经济学的主体性、规律性与科学性的对称、理想与现实的对称，只有这种对称才能使经济学成为真、善、美的统一。幸福经济学的本质是对称经济学，“幸福—收入之谜”蕴含了以价格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学范式被以价值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范式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帕累托图 帕累托图是排列图的特殊形式。它们被用来区分问题的重要程度，以便于确定最重大的问题。帕累托图能帮助团队获得一个起最大作用的清晰图。 历史 在帕累托图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帕累托”来自维尔弗累多·帕累托（1848-1923）。生于巴黎，他的家人为了寻找更多的政治自由，逃离了意大利的热那亚。帕累托，经济学家，对财富的分配不均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制定数学模型来量化这种分配不均。 乔M.朱兰博士，质量领域的世界知名领袖，在1940年年底准备质量控制手册。他需要一个简短的名字来命名“重要的少数”和“琐碎的多数”现象。他在手稿里描述了一些累计曲线，在下面写上字，“帕累托分配不均原则……”。文字很清楚地表明帕累托仅仅在他的收入和财富的研究中应用了这一原则；朱兰博士把它说成是“普遍性”原则。因此，这个图应该命名为“朱兰图”。累计曲线图在1904-1905年首先被米.澳.洛伦茨使用，让事情变得复杂。 简单地说，这一原则指出（在多数场合），少数问题（约20%）将呈现最大的改进机会（约80%）。 典型帕累托图 LEGEND TITLE: SHIPPING ERRORS PERIOD: 1/89-4/90 SOURCE: RECEIVING REPORTS NAME: DIANA MAGNETTI DATE: JUNE 1, 1990
为什么要用帕累托图？ 帕累托图用来： （A）从全新的视角分析问题； （B）把注意力集中在按优先次序排好的问题上； （C）在不同时期比较数据的变化； （D）为建一条累计线提供基础。 简单的数据安排过程可能显示一些重要的，要么就是被忽略的。在问题的调查中，选择分类，将数据列成表格，处理数据，构建帕累托图，在问题的调查中已经被证实是一种有用的目的。 “要事第一”是帕累托图背后的思想。正确的构造图应该表明资源能被最好地用于解决“大”问题的地方。 累计线很方便地回答了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缺陷等级能构成所有缺陷的70%？” 当有限的资源可用时，帕累托图以一个系统的方式来直接反映问题。 需要注意的事项 操作型定义很容易被忽略，因为我们总是提出假设，又不去实现它。 以下面的方式来考虑操作型定义。 操作的：我们都同意该做什么？ 定义：我们都同意每个词的意思？ 操作型定义的两个好的信息来源是W.爱德华戴明的摆脱危机（第9章）和朔尔特斯的团队手册（2-28—2-29）。 帕累托图 概述 一张帕累托图就是一个栅栏图。栅栏的长度代表发生的频率或成本（金钱，时间）。因此，图表视觉上显示了更为明显的那种形式。 何时使用 当小组分析数据，揭示未被察觉的模式时 当试图将重点放在最重要的问题或原因时 当和别人交流你的数据时 当通过比较原因和影响的帕累托典型图，叙述原因和影响时 当通过比较之前的和之后的数据，评估改进时 步骤 1．决定你会使用的项目组的类型 2．决定图表要包含的时期 3．决定使用的测量方法——频率，百分比，成本，时间，数量。 4．收集数据。
一帕累托的精英循环理论： “精英”理论被用于说明社会不平等现象。 帕累托认为现代社会的不平等主要是由个人与生俱来的生理差异决定的，即基于自然差别。社会成员归属于哪个社会层次决定于他们天生的能力和才干。帕累托提出的“精英”是个中性概念，意指那些具有特殊才能，在某一方面或某活动领域具有杰出能力的成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精英是指那些在各种活动部门中得到最高指数的全部人员（全部社会精英），不分性别和类别，如君主、律师、大盗等等。狭义的精英是指处于特殊地位的统治者，如部长、参议员、众议员、上诉法院院长、将军等等。 帕累托试图用精英及精英循环概念说明社会系统，特别是其中的政治系统——维持平衡和稳定的基本机制，他根据性质不同的两个标准： 一个是先赋能力的自然差别； 一个是掌权与否的社会差别；进行交叉分类。这样，精英阶级一分为二：执政的精英阶级和不执政的精英阶级。（示意图）得到理论图示如下。 说明：在这个图示中，A 类是执政精英，B 类是非执政精英，C 类是执政阶层中 的庸才，D 类是芸芸众生，箭头方向则是精英循环方向。 精英阶级的循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精英被非精英所取代，即下层阶级产生的优秀分子会聚集起来，通过暴力或其他方式去取代上层阶级或其中的某些低劣分子。另一种是一个精英被另一个精英所取代。“历史是埋葬贵族的坟墓”。在帕累托看来，人类的历史就是少数精英轮回更替的舞台。 对精英循环的理解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结合时事分析） 1、基本条件：保持循环路线的畅通，以使执政阶层中总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精英，使执政阶层的力量，才干的平均值高于非执政层； 2、基本过程：非执政层中的精英人物上升为执政层中的精英人物，执政层中的庸才下降到非执政层； 3、基本意义：通过精英循环可以更新上层成员，补充和提高执政阶层所必需的管理能力，使执政层的能力、才干平均值高于非执政层，从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不平等性从僵化向流动转变。 4、社会稳定的关键：保持路线畅通。 执政 非执政 精英
一、精英主义的发展： 精英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于20世纪50年代引起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并于20世纪70年代达其颠峰。 精英主义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第一阶段，流行的是传统主义或经典的精英主义，其主要代表是意大利的维尔费雷多·帕累托及其同胞盖坦诺·莫斯卡和罗伯特·米歇尔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是第二阶段，传统精英主义发展成为当代精英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米尔斯，熊彼特等人。 二、精英主义流派的基本观点： 社会中的权利集中在做重大决定的少数人或小群体的手中。虽然一个政治精英可能为另一个所取代，导致一个既定的精英层的组成者可能在不同的时代有所变化，但精英统治社会的规则保持不变。 精英理论的逻辑起点 是承认人类社会中权力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在政治生活领域,指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现象的普遍性。 对于精英理论基本特征的概括：马文·奥尔森(MarvinE.Olsen)和马杰尔(M.N.Marger)认为,精英取向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六条: ()l在所有的社会(以及大型组织)当中,一直(并将继续)存在少数强有力的统治精英。不管政府和经济的性质如何,总是寡头统治,或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群众确实不能自己统治自己。 (2)尽管精英在人口中占极小的比例,但它们却控制着极大份额的资源,它们组织良好,相当内聚。因此精英在社会中能够有效地使用权力。 (3)精英通常运用所有的手段来保护、维持其权力,并一有可能便增加权力。只有在有利于自身利益时,他们才与他人分享权力L。他们从来不主动让渡权力。(4)为了统治社会,精英运用各种广泛的技术手段。包括控制政府、支配经济、使
帕累托精英循环理论简析 ——读《精英的兴衰》有感维尔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是意大利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帕累托法则”被多数人接受，影响深远。在社会学方面，他的思想虽然被排斥在主流社会学之外，但这并不影响他在社会学界的地位，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史家萨尔沃.马拉泰罗内在《欧洲政治思想史》中，把帕累托与莫斯卡一起考察，认为莫斯卡是法学家，帕累托是经济学家，他的精英理论主要从生产范畴考虑。 帕累托在社会学领域的主要贡献是他的以下三大理论：行为理论——主要涉及人的非逻辑行为，提出“剩遗物”和“派生物”等重要概念；精英循环理论——主要讨论社会分层和统治阶级循环问题；社会系统理论——主要研究社会动态平衡问题。笔者在此着重探讨他的精英循环理论。 一、精英理论的概述 帕累托把精英定义为在日常生活特定领域中有突出成绩的人，包括具备正面精神特质的人，如上进、勤勉、有智慧，也包括具备负面精神特质的人，只要你在某一特定领域做出了异于常人的成绩，这也是他从广义层面给“精英”下的定义。当然，还有狭义层面的“精英”，即统治精英，他们只占国民总数的一小部分，这一笑部分人利用自己的智慧做出决策，推动社会的发展。 精英阶层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流动的。帕累托根据天赋能力的自然差别和掌权与否的社会差别得出一个理论图式： 执政 非执政 在上面这个循环的图式中，A类是执政精英，B类是非执政精英，C类是执政精英中的庸才，D类是平凡之辈。社会达到良性运行的必要条件就是保持循环路线
的畅通，下层中的有知识有才能的人可以上升到执政阶层，而统治精英如果怠惰、愚蠢，就会下降到平凡之辈。正如帕累托在《精英的兴衰》一书中说的“人类历史就是少数精英轮回更替的长篇史诗”，而一旦循环路线不畅，社会秩序就会出现动荡，国家政权就会出现危险。 二、《精英的兴衰》中关于精英理论的论述 《精英的兴衰》写于20世纪初，这是一个平民化的时代，而帕累托的思想也更为保守，他敌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预言资产阶级的没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精英的兴衰》重点分析了精英的循环过程。帕累托在第一章中就列举了法国大革命的例子，引出了精英的循环。法国大革命在本国仅维持了一小段时间（不到一个世纪）就出现了衰败的迹象，从这一各管现象可以分析出三层事实：一，一种逐步增强的宗教情感，显示了我们正处于危机上升期；二、旧精英的衰败，表现为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三，新精英的兴起，表现为民众夺取权力的斗争。 帕累托在论述精英循环的时候是结合了自身状况的，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精英（1898年，他继承了伯父的一大笔财产，在学术上也颇有建树，1923年被任命为意大利王国议员）。政治统治会因时因地需要不同的方式和手段，而某一特定的统治集团不可能长久地同时具备各种优秀品质，所以一旦他们不具备某一品质时，精英循环就会发生。下降期的精英会变得更加软弱，更加“仁慈”，但这种“仁慈”只是表面的，他们并不像放弃任何对非精英阶层的统治，但他们又缺乏统治的勇气，例如，在尼禄统治时期，法国的贵族们不是死于战场，而是死于断头台，他们为了自己可以出卖亲人和朋友。 帕累托认识到，“在下层阶级中优秀分子的聚集，或相反在上层阶级中低劣分子的聚集，是破坏社会平衡的重大动因。”20世纪初，德国卑斯麦政府和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府加深了对平民的迫害，旧精英的无能和暴力引起了平民（尤其是工人阶级，也有一部分是旧贵族）的反抗，工业化的高度发达使得工人阶级拥有了高薪，这样，工人阶级就潜在地成为了新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人阶级还自发地组成了工会和联盟，这就加速了新精英的形成，正如保罗德鲁西耶所谈论的“他们身上能打动你的是某些优秀的品质……如果弱者不能与他们自己的怯懦相抗争他们的境遇就不会有所改善……最优秀的人属于工会，这些人为了一个目标自愿地团结在一起”，这就形象地道出了新精英的诞生过程。 三、对精英理论的反思
帕累托相关原理及其应用 前言： 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中，西方经济学被划分为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实证经济学研究的是实际经济体系的运行，它对经济行为作出相关的假设，根据假设分析和陈述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并试图对经济进行检验；实证经济学简单说就是“是什么，为什么，会如何”的问题，但是除此之外，西方经济学家还应该回答“应当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即他们试图从一定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出发，根据这些标准，对一个经济体系的运行进行评价，并进一步说明一个经济体系应当怎样运行，以及为此提出相应的经济政策，这就是规范经济学的内容。由此看来，我们这学期的课程福利经济学就是一种规范经济学。具体的说，福利经济学就是在一定的社会价值判断标准下，研究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和个人福利的关系，特别是市场经济体系的资源配置与福利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政策问题，换句话说，福利经济学研究要素在不同厂商之间的最优配置以及产品在不同家户之间的最优分配，即资源的最有配置。 如何判断各种不同的资源配置的优劣，以及确定所有可能的资源配置中的最优资源配置呢？在这个问题面前，经济学上接受了帕累托相关原理。 关键词：帕累托最优福利最大化帕累托法则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最优状态 经济学的目的是全社会福利的极大化。但是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全社会的福利总和，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困难在于不同人的福利无法相加。没有任何分析方法可以严格证明，我多赚一元钱，同时你多亏一元钱，可使社会福利总和保持不变，尽管人们可能这样猜想。福利的最后依据是人的主观感觉，这种感觉既然是主观的，就无法对它作客观的运算。 严格的帕累托最优可以用多目标数学规划来描述。假设我们同时有若干个目标，这些目标彼此独立，又无法加权求和。试问我们如何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一般而言，如果突出某一个目标，必定会牺牲其它的目标。所以不可能同时兼顾所有的目标。帕累托最优的意思是尽量改进各个目标，一直达到某一程度，此时任何一个目标的改进要以恶化其它目标为代价。这一状态，就称为帕累托最优。它不是一个唯一解，对各个目标照顾的程度不同便有不同的解。但它避免了存在有改进余地而没有利用的不利状态。 将这一概念应用到经济学，我们的多目标是社会中每一个公民的物质条件。市场经济就是帕累托最优的一个解。如果任何个人的物质条件尚有改进的机会，而不必以降低别人的物质条件为代价，则我们还没有实现帕累托最优。经济的繁荣发达就是用不断朝帕累托最优改进的方法来实现的。举例说，如果双方同意做一笔买卖，彼此都能获利，而且不存在负的外部性（使第三者受损），那么促成这种交易就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阻止交易的实现就是偏离了帕累托最优。简单说来，经济的繁荣就是靠利用一切交换获利的机会来实现的。 经济学应用帕累托最优的概念，隐含着三个极重要的前提。第一，它假定社会中每个成员的权利是相同的，如果损害某人而让别人得益就不是帕累托最优。它的深刻含义是市场经济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经济。在被帝王贵族统治下的经济，统治者的权利高于被统治者，因而那里不可能实现市场经济。第二个前提是在市场经济中帕累托的最优解取
ABC分类法又称帕累托分析法或巴雷托分析法、柏拉图分析、主次因素分析法、ABC分析法、ABC法则、分类管理法、重点管理法、ABC管理法、abc管理、巴雷特分析法，它是根据事物在技术或经济方面的主要特征，进行分类排队，分清重点和一般，从而有区别地确定管理方式的一种分析方法。由于它把被分析的对象分成A、B、C三类，所以又称为ABC 分析法。 ABC分类法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首创的。1879年，帕累托在研究个人收入的分布状态时，发现少数人的收入占全部人收入的大部分，而多数人的收入却只占一小部分，他将这一关系用图表示出来，就是著名的帕累托图。该分析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在决定一个事物的众多因素中分清主次，识别出少数的但对事物起决定作用的关键因素和多数的但对事物影响较少的次要因素。后来，帕累托法被不断应用于管理的各个方面。1951年，管理学家戴克（H．F．Dickie）将其应用于库存管理，命名为ABC法。1951年～1956年，约瑟夫·朱兰将ABC法引入质量管理，用于质量问题的分析，被称为排列图。1963年，彼得·德鲁克（P．F．Drucker）将这一方法推广到全部社会现象，使ABC法成为企业提高效益的普遍应用的管理方法。 ABC分类法应用说明 ABC分类法是根据事物在技术、经济方面的主要特征，进行分类排列，从而实现区别对待区别管理的一种方法。ABC法则是帕累托80／20法则衍生出来的一种法则。所不同的是，80／20法则强调的是抓住关键，ABC法则强调的是分清主次，并将管理对象划分为A、B、C三类。 1951年，管理学家戴克首先将ABC法则用于库存管理。1951年至1956年，朱兰将ABC 法则运用于质量管理，并创造性地形成了另一种管理方法——排列图法。1963年，德鲁克将这一方法推广到更为广泛的领域。 1．ABC法则与效率 面对纷繁杂乱的处理对象，如果分不清主次，鸡毛蒜皮一把抓，可想而知，其效率和效益是不可能高起来的。而分清主次，抓住主要的对象，却一定可以事半功倍。比如，在库存管理中，这一法则的运用就可以使工作效率和效益大大提高。 在一个大型公司中，库存存货的种类通常会很多，动则就可能是十几万种甚至几十万种。鸡毛蒜皮一把抓的管理把管理者累得直不起腰，其收效却甚微，而且可能出现混乱，进而造成重大损失： 第一，盘点清查非常困难，而且难以确保准确性。对于非重要的材料，比如低值易耗品，可能影响还不大，但对于重要材料，例如产品关键部件，如果计数错误，却可能导致缺料，生产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进而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丧失市场机会，失去客户。 第二，存量控制困难。重要材料的存量应该作为重点监控，确保不断料又不积压，非重要材料由于其重要性不高和资金占用量小，则可以按一定的估计量备货。如果实行一把抓式的管理，就可能将目光集中在大量非重要材料上，而疏忽了对重要材料的控制。 有一句俗话，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说的就是不会应用ABC法则的人在我们处理日常事务上，ABC法则的效率和高回报也是显著的。面对众多的问题，如果进行ABC分类，然后处理主要问题，次要的和不重要的问题常常也会迎刃而解。 2．如何进行ABC分类 我们面临的处理对象，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量化的，一类是不能量化的。 对于不能量化的，我们通常只有凭经验判断。对于能够量化的，分类就要容易得多，而且更为科学。现在我们以库存管理为例来说明如何进行分类。 第一步，计算每一种材料的金额。 第二步，按照金额由大到小排序并列成表格。
帕累托最优 摘要：帕累托最优，也称为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改善、帕雷托最佳配置，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 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这个概念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 多·帕雷托的名字命名的，他在关于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研 究中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 关键词：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改进、重要前提、条件、资源配置、效率、“80/20”法则、资本配置 引言：关于资源配置效率，经济学迄今所能给与的明确界定就是“帕累托效率”，也称为“帕累托最优”。 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即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也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再改善某些人的境况，而不使任何其他人受损。 帕累托改进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命名的，并基于帕累托最优基础之上。帕累托最优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福利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增加另外一方的福利；而帕累托改进是指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帕累托改进可以在资源闲置或市场失效的情况下实现。 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如果一个经济制度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一些人可以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情形。普遍认为这样低效的产出的情况是需要避免的，因此帕累托最优是评价一个经济制度和政治方针的非常重要的标准。 帕累托最优有三个重要前提： 第一，它假定社会中每个成员的权利是相同的，如果损害某人而让别人得益就不是帕累托最优。它的深刻含义是市场经济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经济。在被帝王贵族统治下的经济，统治者的权利高于被统治者，因而那里不可能实现市场经济。
帕累托的精英理论评析 精英理论是帕累托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他对精英的定义，政治精英统治的必然性和统治方式的深入研究，使其精英理论在西方社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标签：帕累托；精英；政治精英统治 v·帕累托与莫斯卡、米歇尔斯、拉斯维尔等人对精英主义的开创性探索，使精英理论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主题之一。而帕累托首先在政治意义上使用了“精英”和“精英统治”的概念，他对精英的定义，政治精英统治的必然性以及统治方式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构成了其精英理论的主要内容，帕累托也因其开创性贡献成为精英理论的代表人物。 一、帕累托关于精英的定义 帕累托认为，人类社会始终存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在任何社会中，总存在着被统治的广大群众与占统治地位的一小部分人之间的分离和某种意义上的对立，后者就称为“精英”。在此基础上，帕累托进一步将“精英”区分为广义的精英和狭义的精英。 广义的精英是指那些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取得突出成绩的冒尖人物，他认为，“在每一项人类活动中，对每人的能力都能打一个类似考试时得的分数。譬如，给最优秀的专业人员打10分；对门可罗雀者打1分；给笨蛋可打0分。……。为此，我们将在自己活动领域内拥有高分的人们形成一个阶级，并称之为‘精英阶级’(精英)”。 然而，帕累托实际上没有运用这个广义的精英概念。广义的精英概念只是为了引出狭义的精英概念——统治精英或称为政治精英，即执行政治或社会领导职能的一小部分人。帕累托认为，将广义精英概念中的精英阶级一分为二，“将直接或间接地在政府中居主导部分并构成执政的精英阶级的人们区分开来，他们将构成统治精英，其余者为不执政的精英部分”，即非统治精英。 由此，帕累托将民众分为两个阶层：一．低等阶层，即精英之外的阶层；二．高级阶层即精英阶层。而精英阶层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统治精英或政治精英； (二)非统治精英(如图)。
帕累托原则 在落后的管理观念中，人们看不到时间的价值，不知道时间的作用。如车间里工人成批闲聊；订某一项合同，需盖半年橡皮图章，而此时引进项目也已成为落后项目等等。成功与成就往往来自科学地安排时间，现代人一定要树立时间观念。 一、树立你的时间观念如何树立现代管理的时间观念？ 1. 把握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紧时间，可以创造机会。没有机会的人，往往都是任何时间流逝的人。很多时候，机会对每一个人都是均等的，行动快的人得到了它，行动慢的人自己错过了它。所以，要抓住机会，就必须与时间竞争。 2. 要管理好自己的时间现代人从事企业工作，重要的是时间管理，很多企业人十分辛苦，每天早出晚归，疲于奔命，但如果加以认真研究，仍可发现，许多工作是在白白浪费时间。结果，大事抓不了，小事也抓不到，企业人应有自己的时间安排，抓住关键，掌握重点。 3. 讲话、开会也要讲究成本经常开会，讲话既多又长，并非优点。有效的会议，时间不多，又取得成效。文山会海无非是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也浪费了别人的时间。这些时间，本来可以生产很多产品，这就是会议的成本。应该计算一下，有效益的会当然可以多开，如果没有效益，还是应该减少这样的会议。 4. 开展时间管理学的研究时间观念已成为现代管理的重要观念，浪费时间，就是浪费金钱，就是降低效率。应该重视对时间管理学的研究，设立专门的时间管理学课程，让每一个人都用正确的时间观念思考问题的行动，讲求效率，充当时间的主人，迎接未来的挑战。 企业人节约时间的秘诀： ①。处理公务切忌先办小的，后办大的，应先做最重要的事。 ②。用大部分时间去处理最难办的事。 ③。把一部分交给秘书去做。 ④。能打电话解决的就打电话，少写信，必须写信时就尽量短写。 ⑤。减少会议。 ⑥。拟好工作时间表。 ⑦。分析自己利用时间的情况：多少时间被浪费了。
一、精英主义的发展: 精英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于20世纪50年代引起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并于20世纪70年代达其颠峰。 精英主义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 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是第一阶段,流行的就是传统主义或经典的精英主义,其主要代表就是意大利的维尔费雷多·帕累托及其同胞盖坦诺·莫斯卡与罗伯特·米歇尔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就是第二阶段,传统精英主义发展成为当代精英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米尔斯,熊彼特等人。 二、精英主义流派的基本观点: 社会中的权利集中在做重大决定的少数人或小群体的手中。虽然一个政治精英可能为另一个所取代,导致一个既定的精英层的组成者可能在不同的时代有所变化,但精英统治社会的规则保持不变。 精英理论的逻辑起点 就是承认人类社会中权力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性。在政治生活领域,指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现象的普遍性。 对于精英理论基本特征的概括:马文·奥尔森(MarvinE、Olsen)与马杰尔(M、N、Marger)认为,精英取向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六条: ()l在所有的社会(以及大型组织)当中,一直(并将继续)存在少数强有力的统治精英。不管政府与经济的性质如何,总就是寡头统治,或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群众确实不能自己统治自己。 (2)尽管精英在人口中占极小的比例,但它们却控制着极大份额的资源,它们组织良好,相当内聚。因此精英在社会中能够有效地使用权力。 (3)精英通常运用所有的手段来保护、维持其权力,并一有可能便增加权力。只有在有利于自身利益时,她们才与她人分享权力L。她们从来不主动让渡权力。(4)为了统治社会,精英运用各种广泛的技术手段。包括控制政府、支配经济、使
最优税制理论 最优税制理论研究的是政府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如何征税才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问题。由于理论是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即政府对纳税人的纳税能力、习惯偏好不完全了解这个基础之上的，因此更具有现实意义。 目录
手中，而替代效应则会因为个人行为的扭曲而产生效率的损失。税收的公平性应该是在收入的分配中体现，横向公平为同等福利水平的纳税人应同等纳税，纵向公平为不同福利水平的纳税人应不同纳税。 最优税制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 最优税制理论的基本假设条件如下： (1)市场状态假设 个人偏好、生产技术(一般可获得连续规模收益)和市场结构(完全竞争市场)要明确表示出来。 (2)政府的行为能力假设 政府必须通过一套交易成本较低的、有限的税收工具体系来筹措既定的收入(工具的选择与个人的消费相关，纳税义务与经济政策无关的一次总负税不予考虑)； (3)标准函数假设 多人的模型中，以社会福利函数作为标准函数，计算各种结果，以此来作为选择税收工具的标准。 早期最优税制理论 1927年，年轻的剑桥经济学家拉姆齐(Ramsey)在解答老师庇古(Pigou)的一篇作业中天才地解决了一个关于最优商品税的问题：假定一次总付税不可行，对于征收给定的税收收入，最优的商品税率应该是多少，才能使税收造成的超额负担最小。在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拉姆齐得出，对商品课税的最优税率与该商品的需求弹性成反比。一般来说，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很小，而高档品的需求弹性相对较大，拉姆齐法则要求，有效率的税收应对生活必需品课以高税率，而对高档品课以低税率。 最优所得税问题是一个更古老的问题。与最优商品税假定不存在公平问题相反，最优所得税最初的研究对效率采取了完全忽略的态度。埃奇沃思（Edgeworth）提出，当每个人的边际牺牲相等时(纵向公平原则)，社会效用损失最小，这就意味着最大边际税率为100％。当收入达到某个等级时，当事人的所有增加的收入都将用以交换税收，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可能性是高收入者将放弃工作，选择闲暇。由于损失了效率，政府的收入反而低于课征低税率的收入。斯特恩(Stern)通过对税收与劳动供给的研究，得出
精英理论:帕累托与拉斯韦尔比较 摘要：作为精英理论的代表，帕累托的逻辑经验分析模式，与拉斯韦尔提倡的行为主义分析模式是有区别的。通过理论比较发现，关于精英的定义、精英统治的方式以及民主问题的不同理论构架，形成了帕累托与拉斯韦尔不同的精英理论。研究精英理论，揭示政治权力体系中政治精英的活动，促使社会政治朝着更现代化、制度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精英理论；帕累托；拉斯韦尔 社会精英的研究已经是经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20世纪初，与集团理论相对，精英理论创立。精英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在所有社会，只要存在一个政府，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的总是少数人，而多数人事实上从未能参与政府，而只是服从罢了。正如艾伦·c·艾萨克在其著作中所言，“在许多政治系统中，最高的权力并非掌握在政府领导人手中，而是被其他领域——经济、军事、宗教领域中的精英所享有”。［1］(325) 精英理论的三位理论奠基思想家分别为v·帕累托、g·莫斯卡和j·米歇尔斯。莫斯卡首次运用“统治阶级”的概念，米歇尔斯提出了“寡头政治铁律”，帕累托则是在政治意义上提出了“精英”和“精英统治”的概念，为精英理论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一、关于精英的定义 精英理论的逻辑起点是社会异质性，即人类社会始终存在资源分
配的不平等性，总存在两个对立的阶级，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2］ (97)。帕累托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精英”由人类活动领域中能力最强的人组成的观点，由此，帕累托将社会分为两个阶层：一、低等阶层，即精英之外的阶层；二、高级阶层即精英阶层。而精英阶层又可分为两个部分：（一）统治精英或政治精英；（二）非统治精英。 精英阶层是指那些在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里取得突出成绩的冒尖人物，他认为，“在每一项人类活动中，对每人的能力都能打一个类似考试时得的分数。譬如，给最优秀的专业人员打10分；对门可罗雀者打1 分；给笨蛋可打0分。……。为此，我们将在自己活动领域内拥有高分的人们形成一个阶级，并称之为‘精英阶级’（精英）”［3］。精英阶层一分为二，直接或间接地在政府中居主导部分并构成执政的精英阶级的人们构成统治精英，其余者为不执政的精英部分，即非统治精英。同时，在帕累托看来，精英概念兼具“高度”与“素质”两方面的成分。所谓“高度”是指某种可以客观判断的成功标志，如职位、得分、盈利等，而“素质”则指个人的才智或涵养。他关注的是相对于非精英或较低社会阶层而言，所谓的“统治精英”或“政治精英”。 拉斯韦尔则排除了帕累托精英概念中的“素质”成分，仅用“高度”指标作为精英的衡量标准。他认为，政治研究就是对权势和权势人物的研究。“权势人物是在可以取得的价值中获取最多的那些
帕累托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经典精英理论的创始人，社会系统论的代表人物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1848年7月15日 - 1923年8月19日），意大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经济学，社会学和伦理学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特别是在收入分配的研究和个人选择的分析中。他提出了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并用无异曲线来帮助发展了个体经济学领域。他的理论影响了墨索里尼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发展。 帕累托因对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的观察而著名，后来被约瑟夫·朱兰和其他人概括为帕累托法则（80/20法则），后来进一步概括为帕累托分布的概念。 帕累托指数是指对收入分布不均衡的程度的度量，参见基尼系数。 帕累托生平 1848年7月15日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生于巴黎。原籍利古里亚，18世纪初进入贵族阶层，属热那亚的贵族阶层。1811年，祖父帕累托爵士被拿破化封为帝国男爵。1850年前后，帕累托一家返意大利。学完传统的中等教育课程后，在都灵的综合技术大学攻读理科。1869年帕累托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固体平衡的基本原则》，并作答辩。 1874 －1892帕累托迁居佛罗伦萨。在铁路公司当工程师，后成为意大利铁路公司的总经理。因务需要，他到国外特别是英国旅行。亚当·斯密学会；反对意大利政府的国家社会主义、保护主义和黩武政策的运动。民主主义者，拥护不妥协的自由主义。 1882年参加皮斯托亚选区议员竞选，没有成功。1889年娶原籍俄国的亚历山大?巴枯宁为妻。1891年帕累托读了马费奥.潘塔莱奥尼的《纯粹经济学原理》。开始对经济学产生兴趣。1892年瓦尔拉推荐帕累托接替他在洛桑大学开设政治经济学教职。 1893年帕累托被任命为洛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这时，他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并发表作品。 1896年在洛桑用法文发表《政治经济学讲义》。1898年帕累托继承了一位伯父的大笔财富。他在瑞士家中接待一些意大利社会主义者，他们在逃避国内的镇压。1901年帕累托适居莱芒湖边日内瓦州塞利涅的“安哥拉”别墅。这时他的思想更趋保守，更敌视没落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接待大量反政府异议者。前往巴黎，在高等研究学院授课。他的妻子离他而返回俄国。帕累托立即要求离婚。1902年起，他就与让娜.雷吉斯同居，直至逝世前不久才与她结婚。《普遍社会学》一书是献给她的。 1901年《社会主义体制》用法文在巴黎发表。1916年帕累托最后一次系统讲授社会学课程。《普通社会学》在佛罗伦萨出版。1917年帕累托在洛桑大学参加庆祝他任教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1920年《事实与理论》在佛罗伦萨出版，这是一本主要由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政府文辑成的集子。1921年《民主制的变革》的米兰出版。 1922年为了抗议瑞士社会主义者倡议提取财产税，帕累托在迪沃那住了几个月。年终时，他同意出任（B.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政府驻国联代表。1923 被任命意大利王国参议员。他在《等级体制》上发表了两篇文章，表示归附法西斯主义，但要求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化。1923年8月19日死于塞利涅，并葬于该地。 帕累托历程及其思想 帕累托的父亲、热那亚人马尔凯塞·拉斐尔·帕累托似乎是19世纪上半叶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典型产物、马志尼（②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复兴运动）中民主共和派的领袖。曾加入烧炭党，后被捕，被驱逐出国。1831年在法国马赛创立青年意大利党。参加1848年意大利革命，为1849年罗马共和国三头政治的领导人之一。1860年支持加里波第对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远征，提出建立共
度依次排列而采用的一种图表。可以用来分析质量问题，确定产生质量问题的主要因素。 或者任何与数据关联的描述符来进行分类表示，该是一件多么便捷的事情。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称为帕累托效率、帕累托改善，是博弈论中的重要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 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改进或帕累托最优化。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就是不可能在有更过的帕累托改进的余地；换句话说，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 3条件 交换最优 即使再交易，个人也不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此时对任意两个消费者，任意两种商 品的边际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效用同时得到最大化。 生产最优 这个经济体必须在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此时对任意两个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者，需要投入的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产量同时得到最大化。 混合最优 经济体产出产品的组合必须反映消费者的偏好。此时任意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 必须与任何生产者在这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产品转换率相同。帕累托最优是以提出这个概念的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雷托的名字命名的，维弗雷多·帕雷托在他关于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的研究中使用了这个概念。 如果一个经济体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一些人可以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 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情形。普遍认为这样低效的产出的情况是需要避免的，因此帕累托最优是评价一个经济体和政治方针的非常重要的标准。另外，著名的帕累托法则（或80/20 法则），则是由约瑟夫·朱兰（Joseph M. Juran）根据维弗雷多·帕雷托本人当年对意大利20%的人口拥有80%的财产的观察而得推论出来的。
帕累托最优 （译自英文维基） 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是一个在工程和社会科学中得到应用的经济学概念。这个术语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的名字命名，帕累托使用这个概念研究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问题。 假设为一组个体进行了初次的商品分配，改变分配，使得至少一个个体更好而没有任何其他个体变坏，称为帕累托改进。不能进一步做帕累托改进的分配称为“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效率是效率的最小概念，并不一定形成社会期望的资源分配结果：它没有考虑公平问题，或社会的整体福祉。 概述 非帕累托效率的经济体系，意味着改变商品分配可以使一些个体在没有任何个体变坏的前提下变得更好，因此可以通过帕累托改进达到帕累托效率。这里的“变得更好”通常被解释为“置于占优位置”。人们普遍接受，非帕累托效率的结果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帕累托效率是经济体系和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
任何体系中的经济分配是非帕累托效率的，就有帕累托改进的潜力，以达到帕累托 效率：通过重新分配，至少有一个分配对象的福祉可以被改善而不减少其他任何分配对象的福祉。 （上图中，生产可能性边界显示了生产效率是帕累托效率的先决条件。A点对生产来说不是有效率的，因为在不减少其他商品的生产的前提下能够生产更多两种商品（黄油和枪）中的一种或两种。因此，从A到D的移动可以在没有其他人变坏的前提下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改进）。不是帕累托效率的，因为枪的生产减小了。同样，从A到B的移动也不是帕累托效率的，由于黄油的生产减小了。具有相同X或Y坐标的边界曲线上的点都是帕累托效率的。） 在实际中，为确保旨在提高经济效率的改变没有使任何人受损，可能需要对一个或多个当事方进行补偿。举例来说，如果经济政策的变化使受法律保护的垄断不复存在，使市场变得具有竞争力和更有效率，这种变化就使得垄断者受损。然而，垄断者的损失将被效率上的增益远远抵消。这意味着垄断者的损失可以得到补偿，同时经济中的其他人也能够实现效率上的增益。因此，没有人变坏而有人变好的要求达到了。在现实中，实际的补偿工作会有可观的相关成本（frictional costs），也可能导致激励扭曲，既然大多数现实世界中的政策变化的参与者都不是原子的，而是有相当大的市场力量
帕累托法则维弗雷多·帕累托 二八定律又名80/20定律、帕累托法则（定律）也叫巴莱特定律、最省力的法则、不平衡原则等，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及企业管理学等. 理论来源 1897年，意大利经济学者帕累托偶然注意到19世纪英国人的财富和收益模式。二八定律在调查取样中，发现大部份的财富流向了少数人手里。同时，他还从早期的资料中发现，在其他的国家。都发现有这种微妙关系一再出现，而且在数学上呈现出一种稳定的关系。于是，帕累托从大量具体的事实中发现：社会上20%的人占有80%的社会财富，即：财富在人口中的分配是不平衡的。同时，人们还发现生活中存在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因此，二八定律成了这种不平等关系的简称，不管结果是不是恰好为80%和20%（从统计学上来说，精确的80%和20%出现的概率很小）。习惯上，二八定律讨论的是顶端的20%。而非底部的80%。人们所采用的二八定律，是一种量化的实证法，用以计量投入和产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 二八现象 1.管理学：通常一个企业80%的利润来自它20%的项目；这个80/20定律被 一再推而广之--经济学家说，20%的人手里掌握着80%的财富。有这样两种人，第一种占了80%，拥有20%的财富；第二种只占20%，却掌握80%的财富。 2.心理学：20%的人身上集中了人类80%的智慧，他们一出生就鹤立鸡群。 3.日常生活中的“二八法则”：以下是二八定律在生活中的体现： 20%的人成功------------------80%的人不成功 20%的人用脖子以上赚钱--------80%的人脖子以下赚钱
20%的人正面思考--------------80%的人负面思考 20%的人买时间----------------80%的人卖时间 20%的人找一个好员工----------80%的人找一份好工作 20%的人支配别人--------------80%的人受人支配 20%的人做事业----------------80%的人做事情 20%的人重视经验--------------80%的人重视学历 20%的人认为行动才有结果------80%的人认为知识就是力量20%的人我要怎么做才有钱------80%的人我要有钱我就怎么做20%的人爱投资----------------80%的人爱购物 20%的人有目标----------------80%的人爱瞎想 20%的人在问题中找答案--------80%的人在答案中找问题 20%的人在放眼长远------------80%的人只顾眼前 20%的人把握机会--------------80%的人错失机会 20%的人计划未来--------------80%的人早上起来才想今天干嘛20%的人按成功经验行事--------80%的人按自己的意愿行事20%的人做简单的事情----------80%的人不愿意做简单的事情20%的人明天的事情今天做------80%的人今天的事情明天做20%的人如何能办到------------80%的人不可能办到 20%的人记笔记----------------80%的人忘性好 20%的人受成功人的影响--------80%的人受失败人的影响 20%的人状态很好--------------80%的人态度不好 20%的人相信自己会成功--------------80%的人不愿改变环境20%的人永远赞美、鼓励--------------80%的人永远谩骂、批评20%的人会坚持--------------80%的人会放弃
长尾理论 美国人克里斯·安德森提出的一种新理论美国人克里斯·安德森提出的一种新理论。 长尾理论认为，由于成本和效率的因素，当商品储存流通展示的场地和渠道足够宽广，商品生产成本急剧下降以至于个人都可以进行生产，并且商品的销售成本急剧降低时，几乎任何以前看似需求极低的产品，只要有卖，都会有人买。这些需求和销量不高的产品所占据的共同市场份额，可以和主流产品的市场份额相比，甚至更大。 根据维基百科，长尾（The Long T ail）这一概念是由《连线》杂志主编Chris Anderson在2004年十月的“长尾”一文中最早提出，用来描述诸如亚马逊和Netflix之类网站的商业和经济模式。 “长尾”实际上是统计学中幂律（Power Laws）和帕累托分布（Pareto distributions）特征的一个口语化表达。过去人们只能关注重要的人或重要的事，如果用正态分布曲
线来描绘这些人或事，人们只能关注曲线的“头部”，而将处于曲线“尾部”、需要更多的精力和成本才能关注到的大多数人或事忽略。例如，在销售产品时，厂商关注的是少数几个所谓“VIP”客户，“无暇”顾及在人数上居于大多数的普通消费者。而在网络时代，由于关注的成本大大降低，人们有可能以很低的成本关注正态分布曲线的“尾部”，关注“尾部”产生的总体效益甚至会超过“头部”。例如，某著名网站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广告商，它没有一个大客户，收入完全来自被其他广告商忽略的中小企业。安德森认为，网络时代是关注“长尾”、发挥“长尾”效益的时代。 举例来说，我们常用的汉字实际上不多，但因出现频次高，所以这些为数不多的汉字占据了上图广大的红区；绝大部分的汉字难得一用，它们就属于长尾。Chris认为，只要存储和流通的渠道足够大，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共同占据的市场份额就可以和那些数量不多的热卖品所占据的市场份额相匹敌甚至更大。 长尾市场也称之为“利基市场”。“利基”一词是英文“Niche”的音译，意译为“壁龛”，有拾遗补缺或见缝插针的意思。菲利普·科特勒在《营销管理》中给利基下的定义为：利基是更窄地确定某些群体，这是一个小市场并且它的需要没有被服务好，或者说“有获取利益的基础”。 通过对市场的细分，企业集中力量于某个特定的目标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