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公有制的思想起源和"公权、私权"辨析
邵挺:
1982年《宪法》一条规定：城镇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就成了土地市场运行的铁律，从此政府征地、卖地，农民被拆迁、抗争，此起彼伏，热闹非凡。但可能有许多人并不十分清楚为何我国的土地要实行公有制，并且还是两类公有制并存的局面。尤其搞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或熟知国外土地制度的学者，总是认为目前这套土地公有私用制度既跟中国几千年土地私有制的历史传统不合，也得不到国际上绝大多数经济体实行的土地私有制的经验支撑。一直以来，土地所有制和使用关系都是土地问题的两个核心命题。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何要建立这样一套土地公有私用的制度，所有权是公权、使用权等是私权，这种“公权和私权的剥离”是怎么产生的？仔细梳理中共成立以来的土地政策演变过程，才能清楚明白现行制度的思想和实践来源。
先从1928年12月颁布的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说起。这部法出台前一年，正值国共第一次分裂，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转向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又称“土地革命”时期），在国内严重恐怖形势下，中共六大被迫在莫斯科召开，在《中共六大土地问题决议案》中提出“革命完全胜利后，在全国或在重要省份中已经建立了坚固的苏维埃政权之后，中国共产党将进而帮助革命的农民去消灭土地私有权，把一切土地变成社会的公有财产。”并认为“土地国有，是消灭国内最后的封建遗迹的最彻底的方法”。按照“六大”精神制定出来的《井冈山土地法》，第一、二条就是“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和“一切土地，经苏维埃政府没收并分配后，禁止买卖”。再细分一下，《井冈山土地法》有三个核心内容：第一，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是对当时农村土地占有关系的“彻底洗牌”。第二，土地所有权归政府而不是农民。第三，禁止土地买卖，抑制“土地兼并”以求“公平”之效。
今天回过头来看，革命时期的中共能够生存壮大，正确解决土地问题是关乎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后来革命斗争的实践证明，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的第一、二条都出现原则性错误。可惜的是，这些错误在1930年3月的《兴国苏维埃政府土地法》（下称《兴国土地法》）中也没有得到根本纠正。《兴国土地法》第一、二条仍规定“没收一切豪绅地主阶级及祠堂、庙宇、会社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归苏维埃所有”和“自耕农的田地、山林、池塘、房屋，除自食
自用外，尚有多余经当地多数农民要求没收者，没收其多余的部分并分配之”。跟《井冈山土地法》相比，《兴国土地法》的进步之处在于承认不能没收一切土地而只是豪绅地主的土地，分田也“不得采用绝对平均主义重新瓜分”（第十条）。其后两个月不到，1930年5月颁布的《土地暂行法》跟《兴国土地法》大同小异，核心仍在于坚持“所有土地国有化”和“禁止一切土地的买卖、租佃、典押”（第四条）。
10年磨一剑。1921-1930年这10年间，中共的土地政策逐渐形成“全部土地国有化”的土地政纲，其思想来源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经典解释，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上讲“在租佃制占支配地位的地方可以用土地国有制或公有制消灭土地的私有制；而在抵押制占支配地位的地方可以用抵押权的国有化来完成”。1931年11月出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为考茨基的这一理论论断提供了中国经验的脚注，该法第十二条中写道：“在苏维埃政权下，土地与水利的国有，是彻底消灭农村中的一切封建关系，而事实上就是使农村经济达到高度的、迅速发展的必经步骤。不过实行这个办法，必须在中国重要区域土地革命胜利与基本农民群众拥护国有条件之下，才有可能。”类似的提法在当时许多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中都有体现。1932年初的《土地问题》中也讲到“土地及水利宣布为国有，这便是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政纲，这是最革命的最彻底的土地政纲”。
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一认识不仅共产党有，国民党和其它党派也都高度重视。上世纪30年代，中国各党派都有各自的土地政纲，比如国民党的土地政策就是孙中山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就是要地主按照他所有的土地价格，缴纳政府一笔土地税作为公费用，政府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作为国家公地。除了“平均地权”，国民党还提出“二五减租”等口号，调和佃农和地主之间的矛盾。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也提出过“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二五减租”等主张，但并没有具体规定“如何没收、怎么没收”等内容。跟共产党“全部土地国有化”的政策主张相比，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其它党派的土地政策还不彻底，执行力也远不如共产党。
谈到“土地国有化”问题，许多研读中共土地革命史的学者始终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没收了一切地主的土地，平分给雇农贫农中农后，又要把一切土地归为国有呢？直接把土地所有权给农民，不是更能发挥农民参与革命、拥护共产党的作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
的经典论述。这个时期中共在制定包括土地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纲时，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很大。在1932年初，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编的《土地问题》中专门集中论述了“土地国有问题”，这段明显出于共产国际授意的话，解释了土地国有化的必要性和实施路径，“平分土地不能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因为土地平分了变成各人私有的，在提高农业技术，增加生产力的立场上，是有妨碍的”，而要消除这种阻碍，就“只有把土地收为国有。土地国有以后，政府可以统一的改良农业的技术……所有这些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在土地私有制度下，是不能够实现”，土地国有的另外一个优点是“可以免除土地分配的不平等……每一个农民劳苦群众都可以向政府领得一样多的田去耕种”。因而，“便于实施大规模的社会改良运动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和“促进土地分配的平等性”是当时中共决定将“一切土地国有化”的理论基础，尽管这种理论只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另外，当时苏联农业的社会主义化过程中，土地国有被共产国际认为是一个强有力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眼中，土地国有也被认为是“中国农村经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主要先决条件”。
当然，理想和现实毕竟有很大距离。中共“没收一切土地推行全盘国有化”的主张，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推演出来的重要命题。中共承认国有化是土地革命最终的奋斗目标、是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骤。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阶级分化严重，粗略就可分为军阀、豪绅、地主、富农、中农、雇农、贫农等各主要阶层，简单地从理论和理想出发，采取“没收一切土地并充公”的办法，实践表明这一做法不利于发动农村最广大群众（尤其是富农和中农）参加革命。从1933年开始，中共土地政策开始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最终明确了“土地革命的意义，不但是给占全国人民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众解除封建的剥削，而且同时就是推动这百分之八十的人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强大民族革命力量”（《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1936年7月22日）。期间调整的主要政策有：一是调整对富农的策略。1935年12月6日颁布的《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反对富农的策略，是在把富农推到反革命的怀抱中去，是在加强反革命同我们斗争的力量。因而，这种策略现在已经不适当了。”1935年12月25日《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也提到“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当农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二是调整对大农业主和商人兼大地主的政策，并允许土地出租和商业借贷。《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1936年7月22日）第六条和第七条分别指出“对于大农业主（主要不依靠地租剥削而依
靠大量雇农经营土地畜牧的业主）的土地，因其生产方式带有进步的色彩，应按照对待富农的政策办理”、“商人兼大地主时，其土地部分照一般地主办理，但不得侵犯他的商业部分”，另外还规定“宣布取消高利贷，但商业借贷和劳动人民相互间的借贷，不在取消之列”、“苏区内允许土地出租”等。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政策调整还只停留在“没收范围、没收方式以及补偿方式”等细节方面，并没有改变中共关于土地国有化的基本方向和奋斗目标，不触及中共土地政策的核心。后者只有到了1937年全面爆发抗日战争、组建全民族统一战线时，才有条件进行重大调整。当然，这个调整也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在1937-1945年的八年抗日战争时期内，经过三个阶段才暂时告别“土地国有化”的奋斗口号，逐步确立“土地私有制度”。
第一阶段是“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相当于承认地主既有的土地所有权。1937年5月3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为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共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保证了四项内容，其中包括“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原因是“日本灭亡中国的危机放在全国人民的前面。中国的土地是属于日本还是属于中国的问题，超过了是属于地主还是属于农民的问题。因而为团结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挽救亡国的危机，宣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是完全必要的。”
第二阶段是明确以土地私有制为主的土地所有权体系。最早在1937年9月20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发土地所有权证条例》第二条规定除下列土地（即可通运之水道；天然之湖泽而为公共需用者；公共交通道路；矿泉地；盐地；公共需用之天然水源地；其他属于公共性质之土地）不得为私有外，其它土地都归私人所有，由边区政府颁发所有权证。并在第十条允许土地所有权的分割、转移和出卖。《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1939年4月4日）第二章专门论述“土地所有权”，第三条明确指出“确定土地私有制，人民经分配所得之土地，即为其私人所有。土地改革以前之旧有土地关系，一律作废。”进一步指出“取得土地所有权者，有完全使用与支配其土地之权”（第六条）、“属于私有之土地及其定着物，在合法手续下，得将其所有权转移于他人（如出卖等）。”。这些规定，赋予了私人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及使用权、转让权等其它权利。这些权利在同期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草案）》（1939年4月）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取得私有地权之业主，对于其土地，有买卖、处分、收益、使用之全权”（第二章第三条）。
第三阶段是加大“保障土地私有制”的力度。针对某些地区仍延续“没收地主土地”、“打土豪分田地”的旧有做法、不注重保护既有的土地私有制度，中共又出台了若干法令和条文，坚持土地私有制，以更好地保障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并强调“除了对于死心塌地的大汉奸的土地根据法令给以没收外，是不能取消任何人的土地私有权的。像‘地主离开其土地所在地满三年者，继续五年以上的承租人得征收其土地’的规定，也是不对的。”。1942年中共正式确立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纲，探索出一条在肯定土地私有制前提下保障农民正当权益的道路。1944年1月23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草案》第三条再次明确了“依保障人民土地私有制的原则，凡合法土地所有人在法令限制范围内，对于其所有土地有自由使用，收益和处分（买卖、典当、抵押、赠与、继承等）之权。”
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面临跟国民党争夺全国政权的新任务，农村战线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土地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开始有步骤地削弱和取消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所有权，促使土地所有权向贫农、雇农等群体逐步集中。在这个阶段，尽管对外宣传上仍坚持“土地私有制度”、“保障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比如1946年3月26日《解放日报》发表《减租减息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的社论，强调了“减租减息是为减轻封建剥削，扫除农业生产发展道路中的障碍。而非限制私有财产，限制富农和其它私营经济的发展。”，仍然把缓和地主和农民矛盾而非直接改变土地所有权作为“一切工作的基础”。但中共开始鼓励农民采取各种方式取得地主的土地，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一般称为“五四指示”）的出台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中共土地政策从“保护全部土地私有制”向“有条件、有偿没收地主、富农土地”转变，主张“耕者有其田”，要求各地党委“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和地主丧失土地。”“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地有其田’。”当然这个阶段在对外宣传上没有明确提出“没收地主、富农土地”的主张。因此，“五四指示”对土地政策作了重要的改变，但不是全部改变，因为并没有全部废止减租政策，也没有全部取消土地私有制。
“五四指示”后，中共开始考虑制定新的土地政策，在1946年7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要求各地答复制定土地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中，就给出了“征购地主多余土地”的具体办法，规定“地主可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但超过一定数额者由政府以法令征购之”，“地主多余的农具，耕牛，房屋等为农民所
必需者亦得征购之，但地主所有之工厂、商店，矿山不得征购”、“征购办法，由政府发行土地公债，交付地主地价，分十年还本，公债基金或者由得土地的农民担负一部分，农民负担的部分分为十年至二十年交清，另一部分由政府在自己的收入中调剂”。1947年，一些地区就制定了征购土地的条例，对征购地价评定、土地清偿方式、公债还清期限等内容做出具体规定。1947年9月13日出台的《中国土地法大纲》，集中体现了1946年以来土地政策的重大变动，第一、二、三条明确提出“实行耕地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把“全部土地私有制度”改成了“农民土地私有制度”，去除了“地主和一些公共机构的土地所有权”，但总体上仍保留土地私有制度和相应的其它土地权利。在这个阶段，之所以仍保护土地私有制度，主要还是出于吸引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参加革命、与国民党争夺农村阵地的目的。
从“五四指示”开始，解放区开始加快分配土地的步伐，大量地主的土地通过各种“合法”手段转移到农民手里。表面看，中共坚持土地私有制的方向没有变，但从当时党内高层的认识来看，一般都坚持“土地私有制作为适应当时形势发展需要的过渡手段，土地国有化才是党最终的奋斗目标”。比如，董必武在《关于土地改革后农村生产与负担问题》（1947年8月21日）提到“今天农民希望分到土地，作为私有，就能永远保持使用土地，还没有觉悟到土地国有，才能真正保障他们对土地的使用权……农民只有在实际生活中慢慢觉悟到土地私有制的不利，那时他们才相信土地国有的办法是好的……仅仅土地国有还不是社会主义，它仅是跨进社会主义必经的一个门限。”
仔细分析1921-1949年间的中共土地政策演变过程，可以找到一条很清晰的逻辑脉络，就是在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上始终坚持“全部土地国有”，这是由马列主义思想和共产党的政纲决定的。但在各个阶段的具体政策、策略上，土地所有权相继表现出全部农有、全部公有、全部私有以及部分农有等形式。1921-1927年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张“耕地农有农用”，就是谁耕地谁就拥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1927-1937年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主张“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1937-1945年间（抗日战争时期）主张“维持土地私有制度”，1945-1949年间（解放战争时期）逐步向“分步骤没收地主（富农）土地、维持农民土地私有制与部分城郊土地国有化”过渡。（上）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副研究员
人文山丹 山丹方言趣谈 山丹一中赵琼 山丹方言属于北方方言区西北次方言区秦陇语群。山丹方言具有语音系统清晰、方言词汇丰富等特点。随着文化教育的逐步普及和社会交流的日渐深广，山丹方言正在发生着急剧而深刻的变化。作为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不妨对它来一番趣味性的审视。 山丹方言的声韵调系统是很严整的，也就是说与普通话相比，有很强的规律性。从声母方面来说，山丹话与普通话相比，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sh、r与u及u打头的韵母相拼时变成了f、v。如"叔、书、耍、刷、拴、甩、说、顺"在山丹话里都变成了f声母，"如、入、儒、软、弱、绒、锐、润"也都变成了v声母（普通话没有这个声母）。山丹人有时把人名字里的"顺"、"儒"错写成"奋"、"武"，因为在山丹这是同音字。学习普通话时除了要学会shu、ru之类的发音外，还要注意区别哪些字该读shu、ru，哪些字该读fu、wu。有人把舒服(shūfu)、粉刷（fěnshuā）读成shūshu、shǔnshuā，这就错了。还有一个人给同学主持婚礼，把人家夫妇（fūfù），说成了shūshù，这就更不应该了。山丹话声母中有古音遗存现象。如"街芥解戒角，敲腔，项杏瞎下巷鞋涎咸"这三组字，在山丹方言中分别为g、k、h声母，而在普通话中则是j、q、x声母。音韵学上讲现代j、q、x声母来源于古代的g、k、h和z、c、s，这一点正好在山丹话中找到了例证。
山丹话在语音方面还有一些特点，比如有"儿尾"、"子尾"而无儿化韵的特点，轻声词较多的特点等，此处恕不赘述。 在词汇方面，山丹话属于北方话，也就是说处在普通话的基础方言区，所以与普通话的差异不是很大。但是作为西北方言，尤其是人口渊源较为复杂的边远地区方言，其词汇系统也还是很值得研究玩味的。 歇后语是方言土语中的一座宝库，其中也不乏闪光的珍珠。如：拿上麻秆子打狼呢--一家怕一家；借上人家的娃娃赌咒呢--不害心疼；道士拾了个狗卵子--撂也不是了，吃也不是了；端上筛子饮驴--给驴尽心呢；狗皮袖盖子--不是上排场的东西；狗戴凉帽子--照人行事；天窗里吊苜蓿--哄得老牛害相思。这些语言里充满着先民们的睿智和幽默，有着深厚的生活底蕴。 谚语中的深刻哲理也是地方民俗文化的重要精髓。如：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老手旧胳膊，一个顶十个；跟好鬼，喝好水，跟的个邋遢鬼，喝的是烂恶水；人情不是债，提上锅儿卖；人颠（轻佻癫狂）没好事，驴颠没草吃；活的给一口，强如死了献一斗。这些话语常常出现于一些长者的口里，作为平时讲理说事的重要理据，并且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农事生产等方面的谚语更是数不胜数，一代一代心口相传，渐臻准确精要。如：不怕使三天，就怕抽三鞭；九九一场雪，来年好打麦。这些形象生动的语言透露着劳动人民生生不息的顽强智慧和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浅析知识产权私权公权化 下文为大家整理带来的浅析知识产权私权公权化，希望内容对您有帮助，感谢您得阅读。 1私权公权化产生的理论根据及其评析 目前，之所以会提出私权公权化理论，除了因为知识产权本身相对于其他私权，如物权，债权等，有其独特的私权性质，如客体共享，利益专有;客体具有创新性;其是无形的财产权利等，导致其区别于其它私权却又无法解释某些问题，提出私权公权化理论的学者还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1.1知识产权的公法化趋势从国家的战略层面上看，知识产权逐渐发展为第一生产力，在国与国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依附于高价值的知识产权，因此着重发展本国、本企业的知识产权具有重大的意义。 1.2国家授予与确认在知识产权国家主导方面，知识产权的利益链条环节上，从授权、确权、权利行使到知识产权从权利授予、确认、行使到保护的全过程，都有国家公权力的涉入。 1.3社会公益与利益平衡知识产权法是平衡知识产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的调节器，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它需要由公权适时介入来调整知识产权这一私权存在公权的渗透。因此，知识产权的利益平衡机制的平衡点便是政府的干预程度。上述的私权公权化的根据确实具有其合理性，因为其综合来说反应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目前各国对其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体现在其
将保护知识产权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的发展战略和对知识产权的行政确权程序规定严谨，为了体现这些措施的正当性，就不得不通过立法和政策为之正名。 2以知识产权私权性认识其本质 从知识产权的发展历史上看，由于印刷术的传入和广泛使用，使得出版物的誊抄工作变得没有价值，封建君主开始特许出版。随后，资本主义发展要求脱离君主特许，知识产权才兴盛起来，而其属性之争到1993年Trips协议结束，明确其为私权。而公权与私权的划分标准，吴汉东教授认为尽管众说纷纭，但是从权利的内容上看，公权一般是政治性的，私权一般是民事性的，前者属于事实行为，是创造者取得知识产权的前提;后者是法律行为，是创造者的权利主体资格得以确认的程序。权利的本质是利益，知识产权的利益主要体现为创作者对权利客体的财产权。 权利人对其创作作品的利益专有，根据各国国内法制定的不同，其专有的范围也不同。当其权利被侵害的时候，应是infringment而不是tort，而财产权是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是私法。民法为私法，民法上的权利属于私权。著作权、专利权等各个组成部分关于权利取得的相关规定，是对民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的详细描述，因此其行使便需要遵守民法中的权利不得滥用、公序良俗等规定。而知识产权的保护方式，也应与其它民事权利一样，当受到侵害时，有权行使有关的请求权以期使被损害的权利可以恢复到其本身的圆满状态。因为请求权作为一种相对权，在权利体系中显得尤为重要，同时这种性质由知识产权的民事权利特性即私权性所决定的，可以说，离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6b11258629.html, 趣谈地名中的词汇知识 作者：钱伟 来源：《英语学习》2017年第11期 欧美有很多城市的名字中带“堡”（burgh）这个字，特别是在英国、法国、德国、荷兰、 北欧、南非等“法兰克-日耳曼”体系及受其文化影响的国家很常见，一抓一大把。例如欧洲小 国卢森堡（Luxembourg）、英国的爱丁堡（Edinburgh）、法国的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俄罗斯的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以及德国的汉堡（Hamburg）、纽伦堡（Nurnberg）、海 德堡（Heidelberg）、勃兰登堡（Brandenburg）、瑞典的哥德堡（Goteborg）、荷兰的米德尔堡（Middleburg）、奥地利的萨尔茨堡（Salzburg）、美国的匹兹堡（Pittsburgh）以及南非（曾是荷兰殖民地）的最大城市的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等等。有意思的是“burg”、“burgh”、“bourg”、“berg”长得都很像，可以算是一家子（其实它们还有一个英语远亲叫做“fort”）。它们的共同祖先来自于古日耳曼语词根“bergaz”，也就是今天日耳曼语中的“berg”，意思是“山丘”、“高地”和“城堡”（这个词根至今还留在英语冰山“iceberg”一词中），原因在于古代筑城选择居高临下的高地，具有易守难攻的军事价值，于是这种类型的城市的特称便逐渐成了泛称。 英语中也有些常见地名是以“ia”或“a”等名词后缀结尾的，表示“之国”、“之地”。这多是常见于西班牙或意大利等拉丁语区或是根据希腊语和拉丁语习惯命名的地区。与此有关的地名数不胜数。比如Asia（亚洲）、Africa（非洲）、America（美洲）、Arabia（阿拉伯）、Australia（澳大利亚，意为“南方之地”）、Liberia（利比里亚，意为“自由之国”）、Romania （罗马尼亚，意为“罗马人之国”）、Estonia（爱沙尼亚）、Latvia（拉脱维亚）、Bulgaria（保加利亚）、Slovenija（斯洛文尼亞）、Valencia（瓦伦西亚，西班牙第三大城市）等。需要说明的是英语中地名词尾“nesia”是由希腊语“nesos（岛屿）”和词尾“ia” 合成的，意思是“海岛之国”。例如Indonesia（印度尼西亚，意为“印度群岛”）、Polynesia（波利尼西亚，“波利”是希 腊语词根“polys”，意为“很多”）、Micronesia（密克罗尼西亚，“密克罗”是希腊语词根“mikros”，意为“微小”）、Melanesia（美拉尼西亚，“美拉”来自希腊文“melas”，意为“黑色”），所以这几个词的字面意思分别是“印度群岛”、“多岛群岛”、“小岛群岛”和“黑人群岛”。 英语中还有些为数不少的地名是以“polis”结尾的。这和希腊语“polis”（城市，如英语中的“metropolis”就表示“大都市，大都会”）有关，与此相关的地名也不少。如：美国的Minneapolis（明尼阿波利斯）、Indianapolis（印第安纳波利斯）、加拿大的Annapolis（安纳波利斯）、巴西的Tunápolis（图纳波利斯）、利比亚的首都Tripoli（的黎波里）。按照“Tripoli”的字面意思（三个城市），其实中国的武汉（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也是典型的“Tripoli”。 英语中另一个常见地名后缀是“stan”（斯坦）。其直接来源是波斯语，最早可追溯到一个印欧语的共同词根“sta”，表示站立的意思（如“stand”）。这个词根在印欧语诸语言中有很多 变体。其在英文中的写法“stan”，意为“……之地”。其实和“stan”同源的词在欧洲语言中很常
应城地名趣谈 地名，不仅是一个地方的外在名称代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该地的历史、方位、风俗、传说、地方特色等深层次的内涵，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以下地名，都反映了各自的地方特色，或为水系之要津、或为交通之要道、或有人文之佳话、或为特定的历史之见证。 长江埠原名长岭，位于县境东南边缘，东临涢水与云梦为界，南与汉川县接壤。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有位名叫易宜仲的人，为避“宸濠之乱”，由江西流落到应城东乡“长岭”定居，以摆渡为业。易有一子三孙，子名道敏，长孙长江、次孙长发、小孙长宏。后来，长发、长宏迁居外地，长江则留居本地府河边以开饭铺为生，店名“长江饭铺”。易长江在经营之余，见乘客上岸下船不便，就在河边修建埠头一座，方便客人，于是人们将这个埠头和长江之名联在一块，呼之为“长江之埠”。时间一长，长江埠就取代了古称“长岭”而成为这里的地名了。 白粉壁位于长江埠西南，府河西边的一个湾子。亦称白粉壁杨家（音ga）里，现又名东西村。明朝开国后，社会逐渐安定，江西、湖北黄冈等地的流民在流浪中开始到应城落藉。那时应城地广人稀，来此地者插竿为标，垦田种地。白粉壁始祖和卿公因儿子在湖北军营当差，便携弟一起从江西泰和县来到湖北。其弟在襄樊定居，他自己则选择
了应城东面的白陂澥之畔落籍。因为此地土地肥沃，加上他率领全家勤劳耕种，生活逐渐富裕。随着人口日益增多，于是在村中盖起了一幢幢的房子。其建筑青瓦青砖，飞檐走垛，墙壁内外用石灰粉刷得雪白。在当时那种生活水平下，煞是显眼。过往行人咋舌称赞，但不知其湾名，只见其白粉壁在日光中熠熠生辉，印象深刻，于是称之以白粉壁。其名便逐渐流传开来，方圆百里之人皆知。 古时的白粉壁，风景很美，村居素有粉壁朝霞、石桥夜月、东冈三浪、西郭五峰、白澥渔唱、古寺疏钟、曲港清泉、横堤晚照等八景。现录一首《粉壁朝霞》诗为证：“扶桑日出赤峰开，紫气重重拱照来，粉壁千家红一抹，参差曙色满楼台。粉壁侵晨一色红，轩轩霞彩照晴空。繁华不厌新妆点，清白犹留乃祖风。” 解放后，白粉壁一直是乡公所、人民公社、管理区等行政机构的驻地，常驻人口5000多人，分为东村西村两个行政村，是云梦、汉川、应城三角地带较活跃的乡间集镇。这里的人们商业意识很浓，商品交易活跃。即使在“文革”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里的商品也是应有尽有。改革开放后，这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不仅盛产闻名遐迩的白湖莲藕，而且有传统手艺和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各种小工厂；不仅有走南闯北的行商大贾，也有杨德清上将这样的军政精英。 伍家山位于应城市三合镇境内，为大洪山系余脉。伍家山的得名，其说有二。远在春秋时期，伍子胥率吴军伐楚，曾经过此地，由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当地居民为纪念他，将此山命名为伍家山。唐后人们还在山上柏林寺供奉伍的塑像。一说为楚平王时伍家山中居住着
一、公权与私权的一般性释义及其研究价值 公权是公共权力以及相应的公共权利的统称，是指社会公共领域中由公众赋予和认同的能够给公众带来权益和幸福的集体性权力。公共权力主要存在于公共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是公共权力的最重要表现。现代公共权力取自于民众的授予、法律的确认。一切公共权力都必须来自于人民的让渡，同时，民众托付给国家的这些公共权力又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和确认，这才使公共权力在公共性的基础上获得合法性。 私权，相对于公权力，由非公权机关介入的私人和团体所拥有的权利。它是指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因其私人性质被称为私权利或私人权利。私人权利的内容包括个人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财产权利及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权利等。公民权利是由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公权和私权的划分源于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公权力与私权利资源在不同阶层按不同方位排列组合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目前我国的权利（力）状况是公权力强、私权利弱、公权力经常侵犯私权利，因此我国应当明确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确立私权优位主义的指导思想，运用法律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并发挥社会组织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中的润滑剂作用，从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生活可以分为两大领域，一是政治国家生活领域，二是市民社会生活领域。对前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公法，比如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对后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私法，私法的主要内容就是民法。与此相对，依据公法享有的权力为公权力，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依据私法享有的权利为私权利，如财产权、人身权等；公法强调国家意志，私法强调个人意志，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真正实行法治的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始终处于平衡状态。否则，公权力的极度膨胀，就是专制，就是中央集权制；私权利的极度泛滥，就是自由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当前，党和政府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利益协调和平衡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因而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公权与私权的相互关系及其理论探究 （一）公权与私权的基本关系 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基本关系这是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只有公权与私权之间和谐，才能推动和促进私权与私权之间的和谐。国家权力的来源是公民的权利,公民的权利是国家权力合法存在的依据。没有公民的权利,也就没有国家的权力。公民之所以要国家权力,是为了通过国家权力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发展自己的权利。现代民主国家的公共权力都是公民通过民主法律的程序出让的，即公民通过让渡一部分权利组成公共权力以控制社会，维持秩序。 但是公权力于私权利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在根本上看来，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的冲突和协调可以简化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协调，简化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冲突和协调。美国独立之父杰斐逊则更直接的说：“政府是必要的恶，要用宪法之链束缚，以免受其祸害。”这样的表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冲突而至协调的逻辑过程：为避免战争状态，为实现私人权利，人们让渡出权利
“私权优先”原则浅析 ——“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关系演变”专题讲座心得体会 2005年5月28日，金山区区长郝铁川教授在交大包兆龙图书馆三楼演讲厅，为我们做了“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关系演变”的公共管理专题讲座。郝铁川区长曾经做过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具有学者风范，又有政府工作的经历。在他的演讲中，详细分析了“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二者之间的关系。下面就本次讲座，围绕公权与私权的关系，浅谈心得体会。 国家公权力英文翻译为“power”,公民私权利英文翻译为“right”。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power”与“right”之间的关系显得十分重要。笔者认为，私权优先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公权与私权二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也适用于没有发生冲突的时候。要使行使公权的人永远牢记自己的使命，就是努力维护和促进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凡任何公权行为都不应当损害私人的合法利益，即使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并依法给予合理的补偿。 私权优先也还要区分私权的类型，充分理解私权的含义和范围。私权可以大致分为生命健康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基本权利四大类。 一、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优先，而且无价。在公权与私权关系当中，人的生命及健康权应当至高无上。古语云：“人命关天”。对这一点可能争议不大。 二、私人的财产权。个人的财产权利对个人的重要性，怎么讲都不过分。不保障私人财产权，任何法律都显得多余。“国家保护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几乎就是它最主要的责任。”公权保护私人财产权，
最常见的错误就是简单比大小，要看一看花费的公共财产和被保护的私人财产哪个多、哪个少。保护人财产权，如果非政府出面不可，花费多少不能简单比大小。例如有人被盗1000元，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就不能简单计算被盗1000元和办案费用的大小。 三、民主权利。人的尊严就在于他是否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是人作为完整的人的基本权利。因此，人民群众享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知情权、表达权、选择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是不能被剥夺的。许多公权机关比较注重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以及财产权利，但漠视人民的民主权利，有意无意侵犯公民的民主权利。这是当前影响公权与私权和谐的最突出但最不受重视的一个问题。私权优先，就是要求尽最大努力创造条件让人民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而将可能产生的高昂费用和效率问题放到第二位。要坚决反对以费用和效率为名侵害人民的民主权利。 四、其他基本权利。人民的私权内容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的。除了上述基本私权之外，劳动权、受教育权和人身自由，也是人民私权的基本内容。我国政府在保障这些基本权利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努力，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问题也还不少。私权优先原则要求公权机关将保障人民的这些基本权利放到比增加财政收入、改善公权机关办公条件等问题更加重要的位置给予关注，着力解决当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
北京密云地名趣谈 北京密云地名趣谈 作者：李东明 北京密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造就了地名独有的文化韵味和博大气象。 ■密云地名的“大气” 古有“密云不雨”之语，语出《易·小畜》：“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喻事物正在酝酿，尚未发作。多形容两军临阵，战云密布之态。密云不雨，是云涌如奔的无声轰鸣，是暴风骤雨将至的凝固定格。故古代两幅地名联皆以密云为首，其一：密云不雨旱三河虽玉田亦难丰润；怀柔有道皆遵化知顺义便是良乡；其二：密云布雨引三河灌玉田万年丰润；平谷移山填静海建乐亭百世兴隆。
■密云地名的“古气” 密云地名中的“古气”，是就其诞生年代的古老而言的。密云许多地名有着悠久的历史。巨各庄镇久远庄村，该村为汉、唐村落，以成村历史悠久命名。不老屯，村原名不老古，因传说村中出了仙人王志，村人称其为不老古人，因得村名。古北口，为密云境内最古老的村名之一，夏、商时期，这里便成为古代先民往来的通道，唐时称为“虎北口”，五代时古北口之称见于史籍。以上村名，可谓“古气”十足。 ■密云地名的“皇气” 密云地名的“皇气”，是指那些与古代皇帝及皇家有关的地名散发出来的气息。因密云为京畿重地，故许多地名“皇气”十足。皇帝的儿子，被选定为继位者（即立储）称为太子。密云地区因太子命名的地名即有西田各庄镇的“太子务”，凡以“太子”为专名的地区，大多与官田有关。皇帝外出巡幸驻跸的地方，称之为“行宫”。清代北京地区行宫最多，仅密云
地区就有刘家庄行宫、罗家桥（省庄）行宫、瑶亭行宫，今县城东门外尚有“行宫”之名。 ■密云地名的“官气” 所谓地名的“官气”，是由那些与官府、官员有关的地名聚结而成的。密云地区充满“官气”的地名颇多。河南寨镇有提辖庄，“提辖”是宋、辽时的武官名称，文学名著《水浒》中极具个性人物花和尚鲁智深，官为提辖，人称“鲁提辖”，鲁提辖拳打镇关西的故事世人皆知。提辖庄村，因辽代提辖官刘存规庄院在此而得名。县城东北有村名太师屯，相邻又有太师庄，东邵渠镇有太保庄。太师、太保为古代官名，与太傅号称“三公”，太师位最高，次太傅，再次太保。这三个庄名的形成，当与历史上某个太师、太保的墓地或庄田在此有关。县内还有司马台村，“司马”位次于三公，与六卿相当，掌军政和军赋，隋唐以后为兵部尚书的别称。 ■密云地名的“民气”
地名来历和地域变迁 泉州在福建举足轻重，在全国也颇负盛名。仅跻身于首批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列，全省头一个撷取此顶桂冠，就有不少话儿可谈。 泉州这名称，最早出现在隋朝初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据历史记载，隋灭陈后，把丰州改名泉州，废建安、南安两郡为县，划归泉州管辖。但那时的丰州不是现在的丰州，泉州也不是现在的泉州，而是福州。其所辖范围，相当于福建全省。所以，那时的泉州，实际上就是现在的福建。 泉州这名称在本土落地生根，是从唐景云二年开始的，距今也一千两百多年了。福州之所以叫“泉州”，是因为那里“地开三尺即见泉”；而泉州呢？据《府志》载：“乃因清源山之流乳泉，湛然澄清而得名”。可见，这来历也很有魅力。 泉州所辖地域代有变迁。概而言之，大抵大时北到闽江下游，南到金、厦等地，连澎湖也曾隶属泉州，称“泉州外府”。但此后固定的范围，大概与今之晋江地区相仿。这是明洪武年间定下来的。明代福建有“八府二州”，泉州是八府之一；清代福建的“九府二州”，泉州府领晋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五县和马巷、厦防二厅，就与今晋江地区差不多。
所以，泉州更准确地说就是晋江流域一带。这是历史形成的。晋江，发源于戴云山麓，以“晋南渡时，衣冠避地者多沿江而居”得名，全长四百多公里，东溪和西溪分别从永春和安溪汇聚而来，在南安双溪口汇合流入泉州平原，滋润着五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哺育出璀璨的历史和文化。所以，泉州和晋江密不可分，它是述说泉州时不能不首先涉及的。 《泉州晚报》1985年4月20日 鲤鱼城的形成 泉州别名鲤城，这是尽人皆知的；泉州之所以叫鲤城，是因为她的城郭形似鲤鱼，这也是很清楚的。 但泉州这个鲤鱼城，是怎样形成的，对一些人来讲，就未必了然。 泉州之有像样的城郭，除却早期的衙城外，始于唐天祐三年（公元907年），距今一千多年了。但那时的泉州城，规模只有三里左右，称“子城”。其范围北至北鼓楼（今公共体育场）、南至南鼓楼（今花巷口）、东至东鼓楼（今南俊巷口）、西至西鼓楼（今会通巷口），是南唐节度使王审知建的。
方言趣谈 中国方言可谓世界一绝。全国书同文，然各地语不同音。 戊戌时期，光绪召见梁启超，梁启超的粤方言将“考”说成“好”，把“高”说成 “苟”，光绪听不明白，彼此不能达意。据说光绪原本准备重用这位25 岁维新新锐，擢为侍从之臣，然因难懂广东方言，仅赏六品顶戴，叫他去办大学堂译书局，也算“专业对口”才“尽其用”。1949 年后，一次政协会上，竺可桢先生发言因绍兴口音浓重，大家听不懂，只好请人翻译。竺先生慨曰：“我说英语能够走遍世界，我说中国话却走不出家乡！”1937年9 月，斯诺夫人从延安去黄陵，中央保卫局给她派的特务员”乃是来自江西的老红军，一口难懂赣语，“ H”成“ F”软音读作硬音，陕西农民听不懂他连珠炮似的南方话，反而得由外国女士来当翻译，真不知谁为中国人。20 世纪20 年代，南方学生上北京读书，兜转沙滩附近租房。房东为求保险，一般只愿租给带家眷者，三两句话谈妥价钱，会加问一句：“您有家眷吗？”南方人以为问的是“家具”，答曰：“家具不是你们提供吗？”房东大怒，还有可能动武，已经谈好的租约就这么稀里糊涂崩了，南方租客还不知道毛病出在何处，不明白对方怎么突然翻脸。 沈从文长期居京，然乡音难改，湘西味儿特重。“文革”结束后，沈从文赴美 讲学，其连襟、汉学家傅汉思教授当翻译，常有听不懂之处，只好按自己的理解“自行”转译。沈从文另一连襟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周有光先生，一次他对小姨妹张兆和说：“从文的话我有两成听不懂。”不料，与沈从文一起生活半个世纪的张兆和答道：“我只有一成听不懂！” 20 世纪20 年代，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学生听课并不踊跃，语言是一大障碍。起初，选鲁迅课的学生相当多，旁听的也不少。可鲁迅满口绍兴普通话，粤籍生实在听不懂，听众便渐渐稀下来。“原来挤得座无虚席的现象，也渐 渐变成寥寥可数的冷落现象了。”当时国语尚未普及，江浙川湘鄂粤各省教授各讲各的方言，很妨碍交流。上海的暨南大学，“同学要跟教授说话，先以国语， 国语不达意，则改用上海话，如上海话又不适用，那么只好各说各的了。”好在学生适应能力强，无论教授讲什么方言，一个月下来，大致都能听懂，只是最初的一个月，苦了学生要艰难“适应”。 20 世纪初，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离职回国，纽约市商会为他设宴饯行，汉学家夏德教授做翻译。夏德先生身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亦不便推辞。然而当这位总领事起身致辞，夏德教授大为恐慌，因为总领事说的是福州话，他一句都听不懂。夏德教授又不能向商会方面解释中国方言太多，他一句也听不懂，于是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默不作声，大记笔记。当领事说完，夏德教授起立用英语译曰：我这次离纽返国，心里充满一喜一悲的矛盾。喜的是即将重返祖国，能见久违亲人；悲的是与纽约诸新交旧识从此握别……如此这般，情文并 茂。当他“译”完，全场热情洋溢，掌声如雷。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夏德教授将这事讲给他听，胡适绝倒，直至晚年记忆仍新。唐德刚先生认为这一类的笑话
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与和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随之而来的房屋拆迁工作成为了重要的内容。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执行程序的失当以及中国传统的义务本位思想的影响，加上对公共利益名义的滥用。大规模的城市房屋拆迁目前仍处于无序状态，大量的违法拆迁现象层出不穷。为了使公私权二者由冲突转为和谐，有必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控制公权，保护私权，提升私权在法律中的地位，以此来完善我国现有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 【关键词】房屋拆迁公权与私权冲突与和 一、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的概述 （一）城市房屋拆迁中的法律关系 一般认为，房屋拆迁法律关系是指拆迁法律规范在调整拆迁当事人（包括拆迁人、被拆迁人、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及有关国家机关）的行为过程中所形成的他们相互之间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城市房屋拆迁涉及多方利益，既关系到拆迁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又关系到国家建设和城市规划的具体落实，因此，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乃至参与。其中，以保证拆迁行动的顺利进行。当前，城市房屋拆迁以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协商拆迁这种民事行为为基础，同时以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干涉为后盾，这种特殊性使房屋拆迁关系到城市的发展、环境的保护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这样一来，一方面有关行政机关与拆迁当事人就形成了行政法律关系，如拆迁许可证的申请和颁发、拆迁纠纷的行政裁决等。另一方面，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对于补偿安置及拆迁期限等问题通过平等协商的解决，又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 1、行政法律关系 为了保证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序进行，同时为了满足和服务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行政机关有必要对拆迁活动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通过拆迁活动的行政许可来规范城市拆迁活动的有序进行，这样行政机关就和拆迁人或被拆迁人就形成了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这种行政法律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房屋拆迁主管部门与拆迁人之间因房
XX地名趣谈 xxxx 一以神话传说命名地名 仙女湖、妖女湖在年保玉则主峰西北山脚下，有两个十分美丽的湖泊，其形像一双清澈美丽的大眼睛，两湖之间有河流连接，大的叫西姆措，藏语西姆”为仙女，措”为湖，西姆措意为仙女湖，小的叫俄姆措，俄姆”为妖女，俄姆措意为妖女湖。仙女湖内碧波荡漾，鱼儿在水中白由白在地游玩，岸上全是绿茸茸的小草，草地上盛开着各种各样的野花，红的、白的、黄的、紫的，真像一个美丽的大花坛。每日晨昏，这里云飘雾绕，湖面变幻莫测，以其神奇而闻名于世。 有一天，一个恶魔与年保山神斗法，恶魔化身黑耗牛，山神化身为白耗牛，两头耗牛在空中斗法，黑耗牛被猎人朱拉加射死。据说，妖女湖（俄姆措）是恶魔的化身，恶魔死后阴魂不散，就经常幻化成少女，来迷惑岸上的青年小伙，故而得名；仙女湖（西姆措）是山神的化身，据说牧羊姑娘用湖水沐浴梳状之后，个个都变得美丽异常，宛如仙女下凡，由此得名仙女湖。 二以动物命名地名 德合隆藏语德合”为老虎，隆”为沟，德合隆意为老虎沟，故名。 三以地形、山形命名地名 智青松多藏语智青”为马绊，松多”为三岔口，喻地形像马绊一样的三岔口，故名。 达xx藏语达xx ”为xx, xx地形像xx。 叶赫拉山藏语叶赫拉”为*毛牛角，喻山形像耗牛角，故名。 四以单位名称命名地名 马场1965年建立县国营种马场，繁殖久治优良种马一一河曲马，而得名。1983年撤销县国营种马场，如今马场只是一个地名而已。
五以xx命名地名 久治1954年，召开全县各界民主人士座谈会，商讨政府机构设置、人事安排和命名县名等具体问题，经过反复酝酿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确定县名为久治，藏语久治”意为团结。冀望全县各族人民携手团结，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新久治。 六以地面物命名地名 朵池山藏语朵池”为乱石头，意为山上到处都是杂乱无章的突兀巨石，因而得名为乱石头山。这些巨石形状各异，千姿百态，有的像草原上的哨兵，挺立在山间溪水旁，有的像雄狮，静卧在草丛中，等待时机，呼啸欲出，有的像盼夫凯旋的凄子，遥望着远方，深情而羞涩??…山上散布的巨石也许是千万年前的某次火山爆发，使得乱石呈辐射状散布在大山北侧？也许是几亿年前的大海，由于地壳上升，海水退走了，留下了这些奇形怪状像石蛋的滚石？也许是天外飞来石，来点缀这空旷的草原绿水？有待人们去揭秘。 七以民族命名地名 索乎日麻元朝有蒙古人在此游牧，该地称喇嘛托罗海，清民演变为索乎日麻，藏语索乎日麻”意为蒙古人居住过的地方。 八以警示命名地名 死亡谷在年保玉则地质公园有一条峡谷，谷内丛林密布，云雾缭绕，人畜不慎进入此谷地，轻者昏迷不醒，重者有生命危险，因此当地牧民称此峡谷为死亡谷”，被视为禁地，人畜不能随意进入。为此派生出很多传说。相传，在死亡谷”内盛开一种叫然都拉瓦宗柔”的野花，花开九瓣，两尺来高，枝繁叶茂，姿态华贵，妖艳妩媚，但它的毒性也叫人不寒而栗，飞鸟走兽从两三公尺外经过，也会中毒而死，据说这种野花是上天派来专门守护神山神湖的士兵……201非，科考队进入死亡谷”考察，沿途有很多动物尸骨，尚未发现传说中的毒花，却揭开了死亡谷”神秘的面纱。原来，峡谷内有几处温泉，冒出的热气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等气体。由于峡谷内空气流动性差，二氧化碳长期积存在谷内，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和氧气浓度的降低，导致人畜进入峡谷引起缺氧中毒，出现人畜昏迷乃至死亡现象。九寺庙命名地名
和谐社会视角下公权与私权的平衡协调 【摘要】公权与私权的平衡协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三个机制的法制化是促进公权与私权平衡协调的关键。 【关键词】公权；私权；和谐社会；措施 改革开放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与此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治安、住房、安全生产等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行政违法、司法不公、权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近年来的焦点，大多集中在这些问题上。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某种程度的平衡机制欠缺、动力机制失范，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主要深层原因。从法学视角看，公权与私权失衡是其根本原因。因此，促进公权与私权的平衡协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任务。 1. 公权与私权的平衡协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由此可看出，和谐社会的根本在于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和谐。而社会各种利益关系的和谐关键在于私权与公权的平衡协调上。美国社会学家伦斯基认为，几乎所有人们劳动的产品都以两个看起来互相矛盾的原则为基础来进行分配，这就是需要和权力。在由需要决定分配的地方，个人的基本需要就被演绎为人的权利。个人的权利不仅是要求被保护，而且为他人甚至政府权力的行动确定边界。而权力则是社会政治过程中的核心。政治运作的一个根本是谁能得到什么，这必先取决于谁拥有权力。在社会利益分配机制中，权力表现为由各种能力或资源所构建起来的潜在或实际的力量。权利表现为个人享有某种利益、机会和资源的资格或可能性，即“需要”。社会利益的分配和社会关系的性质主要是由权力和权利共同决定。 社会的不和谐归根到底是权利和权力的滥用、权力与权利的相互异化、失衡所导致的结果。一方面，权力不受制约，恣意行使，为掌握和行使权力者攫取最大限度的优势利益和特权，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对法定权利的充分保障，公民无法通过主张权利去抵御来自强权的侵害，从而导致了更多社会不公和社会不满。以腐败为例，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对权力缺乏制约而导致权力恣意，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则是监督权、信息自由权等民主权利的贫困。因为在一个权利发达的社会中，公民、权力机关、新闻媒体和社会团体等会自动形成对权力恣意的有效制约。再以“黑砖窑事件”或“黑社会犯罪”为例，从个人权利角度讲，是某些社会成员凭借财富或暴力，肆意掠夺他人的财产，践踏他人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生存权等基本权利缺乏保障的结果，从国家权力的角度讲，是政府职能部门失职、渎职、不作为甚至姑息纵容的结果。 2. 以机制的法制化促进公权与私权平衡协调
洋县地名趣谈 洋县老杨 对洋县的地名加以分析，就会发现以下有趣的现象： 一、与数字相关联： 一心村（原二龙乡的一个自然村）； 二龙乡； 三溪关（在原安岭乡）； 四郎乡、四红村、四兴村（在胥水乡）； 五郎庙、五里塬； 六陵渡 七里店（在戚氏镇）； 八龙乡； 九里岗、九池 十亩地 二、以姓氏命名： 1、单姓村。就是以一个姓氏命名的村，在汉江河两岸的河谷地非常普遍。如：李家村、王村、谢村、张村等等。 1、双姓村。就是由两个姓氏命名的乡村，在磨子桥镇较为突出。如：治杨村、冯杨村、张赵村、闫杨村、焦李村、白马村。 三、与地形紧密结合： 1、与河流有关的：胥水乡、溢水乡、白河村、沙溪乡、杨家湾村、前湾村、后湾村、三溪关村、黄金峡镇、金水镇、酉水乡等。 2、与河谷台地有关的：小江坝、水田坝、张家坝、罗家坝、王台村、晏家坝等。 3、与山有关的：张山下、李家坎、安岭乡、刘家沟、康沟、枫树湾等。 四、有古军事基地蕴涵： 1、有军事防御功能的村庄：张堡村、闫堡村等 2、有古代囤兵的山头：袁寨村、石坎寨村等。 五、以树木命名： 如桑溪村、桃溪村、梨树村、枫树湾村、柳树梁村、槐树关乡、麻柳树坝等等。 六、以独特的地方特征或地理事物命名的： 如鹅项村（山间平地随小溪弯转，状如鹅脖子）、石佛村（天然巨石状如佛像）、九里岗（距县城九里地的山岗）、孤魂庙等。 七、有故事传说的地名: 谢村桥（谢孙桥）、磨子桥（由磨盘做桥墩构成的桥）、白鹤村、何（和）家村、安古城（在贯溪，听说过去的城就在那里）、太师坟、童家坟、还珠台，叫化垭，娘子关、绞场坝、野猪沟、高道村等。 八、与寺、庙、宫殿有关的地名： 甘露庵、天宁寺、孤魂庙、土地庙、五郎庙、天明寺、清凉寺、清凉庵、关寺、五郎宫、文昌宫、茶坊庙 九、与古作坊店铺有关的地名：
公权与私权的矛盾统一的关系 要了解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关键了解公权和私权的来源和概念。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生活可以分为两大领域，一是政治国家生活领域，二是市民社会生活领域。对前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公法，比如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对后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私法，私法的主要内容就是民法。与此相对，依据公法享有的权力为公权力，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依据私法享有的权利为私权利。公法强调国家意志，私法强调个人意志，二者既对立又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观点，一个合法的，深植于民心的政权，其权力的来源于人民的权利。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是一种公职行为（即公权力并不具有私属性）。这也就是说，行使国家某项行政管理权的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只是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授权或委托，代表国家行使某一具体的行政管理权。权力是一种与公职息息相关的能力或者潜力，如若无公职，则无权力。其二，权力是权利的后盾，即无权力的保障便无从享受权利。权利主体对权利的享有的最实际的表现，就是依照法律规定对某一项具体权利的行使。那么，权利的行使，必须是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的一个协调的互动过程，而该过程实质上是权利主体某一特定利益的取得，和义务主体某一特定利益的抑制或让渡。由于利益得失上的这种本质区别，必然要求这种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的协调互动过程，必须依赖于另外一种力量国家公权力的
作用力。从这一点看权力与权利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 同时也因这两者的关系，权力与权利又相互矛盾。 权力是一种支配性力量。权力作用的发挥，只能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实现。权力的行使者与行使对象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缺少任何一方都没有权力可言。权力的支配性是权力的本质特征，没有支配性，就没有权力。公权力行使，无论是以组织形式，还是个人形式，背后都以国家的强制手段为支撑，拒绝公权力支配，意味着势必受到制裁或惩罚。公权力的这种特殊支配性，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证社会正常运转，组织社会活动，进行社会建设必不可少，但是公权力握有者也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特殊支配性，背离公权力的本质要求，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利。具体形式，可以是避开公众注意力隐蔽进行，也可以是明目张胆地为所欲为。也正因为如此，当公权力极度膨胀，不受制约时，公权力对私权利造成侵犯，从而产生滋生腐败，公权力滥用，公权力为某些个人（主要是把持权力的官员）的私利服务，从而将本应为大众的私权利保护的公权力变质成对大众私权利损害的毒刃，进而对社会公平，和谐产生消极影响。而当私权利膨胀，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无政府主义和自由泛滥的恶果，正如以前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所说，“不顾一切追求自由的后果，破坏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导致了极权政治的需要，极端的自由结果就会导致极端的奴役。” 也正是为了平衡这两对矛盾，建立新型民主，自由，文明的
应城地名趣谈
应城地名趣谈 地名，不仅是一个地方的外在名称代号，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该地的历史、方位、风俗、传说、地方特色等深层次的内涵，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以下地名，都反映了各自的地方特色，或为水系之要津、或为交通之要道、或有人文之佳话、或为特定的历史之见证。 长江埠原名长岭，位于县境东南边缘，东临涢水与云梦为界，南与汉川县接壤。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有位名叫易宜仲的人，为避“宸濠之乱”，由江西流落到应城东乡“长岭”定居，以摆渡为业。易有一子三孙，子名道敏，长孙长江、次孙长发、小孙长宏。后来，长发、长宏迁居外地，长江则留居本地府河边以开饭铺为生，店名“长江饭铺”。易长江在经营之余，见乘客上岸下船不便，就在河边修建埠头一座，方便客人，于是人们将这个埠头和长江之名联在一块，呼之为“长江之埠”。时间一长，长江埠就取代了古称“长岭”而成为这里的地名了。 白粉壁位于长江埠西南，府河西边的一个湾子。亦称白粉壁杨家（音ga）里，现又名东西村。明朝开国后，社会逐渐安定，江西、湖北黄冈等地的流民在流浪中开始到应城落藉。那时应城地广人稀，来此地者插竿为标，垦田种地。白粉壁始祖和卿公因儿子在湖北军营当差，便携弟一起从江西泰和县来到湖北。其弟在襄樊定
居，他自己则选择了应城东面的白陂澥之畔落籍。因为此地土地肥沃，加上他率领全家勤劳耕种，生活逐渐富裕。随着人口日益增多，于是在村中盖起了一幢幢的房子。其建筑青瓦青砖，飞檐走垛，墙壁内外用石灰粉刷得雪白。在当时那种生活水平下，煞是显眼。过往行人咋舌称赞，但不知其湾名，只见其白粉壁在日光中熠熠生辉，印象深刻，于是称之以白粉壁。其名便逐渐流传开来，方圆百里之人皆知。 古时的白粉壁，风景很美，村居素有粉壁朝霞、石桥夜月、东冈三浪、西郭五峰、白澥渔唱、古寺疏钟、曲港清泉、横堤晚照等八景。现录一首《粉壁朝霞》诗为证：“扶桑日出赤峰开，紫气重重拱照来，粉壁千家红一抹，参差曙色满楼台。粉壁侵晨一色红，轩轩霞彩照晴空。繁华不厌新妆点，清白犹留乃祖风。” 解放后，白粉壁一直是乡公所、人民公社、管理区等行政机构的驻地，常驻人口5000多人，分为东村西村两个行政村，是云梦、汉川、应城三角地带较活跃的乡间集镇。这里的人们商业意识很浓，商品交易活跃。即使在“文革”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里的商品也是应有尽有。改革开放后，这里更加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不仅盛产闻名遐迩的白湖莲藕，而且有传统手艺和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各种小工厂；不仅有走南闯北的行商大贾，也有杨德清上将这样的军政精英。 伍家山位于应城市三合镇境内，为大洪山系余脉。伍家山的得名，其说有二。远在春秋时期，伍子胥率吴军伐楚，曾经过此地，
2016粤东西北地区乡镇事业单位真题与答案（综合类） 判断题（10题,正确打A 错误打B） 1、“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是一个基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重要的战略措施。(A) 2、“一带一路”的全称是“丝绸之路”和“21世纪海上丝之路气(A) 3、当前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是合作共赢。(A) 4、改革是社会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A) 5、“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A) 6、在我国，公民比人民的范围广泛。(A) 7、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是国家的行政机关。(B) 8、诚实信用既是道德规范，也是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A) 9、王某潜入某公司财务室，打开保险柜想偷盗巨额钱财，但保险柜空无一物，王某失望而去。因为王某没有偷到任何东西，所以王某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B) 10、陈某在商场购买了一件男装，回家拆后发现衣服在严重质量间题，陈某可以与商场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A) 多选题（10题，错选、多选、少选均不给分。） 11、下面关于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表述正确的是(ABC) A、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 B、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C、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D、经济发展面临下等压力，需加大投资拉动经济发展; 12、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是(ABCD) A、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
B、为了使人民改革发展的成果。 C、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D、解决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的需求; 13、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内容有(ABC) A一切为了群众; B一切依靠群众; C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D群众运动; 14、《贞观政要》中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这段话富含哲理的名言给我们的启示是(ACD) A、关于听取他人意见，是促进认识发展的重要途径; B、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决定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C、避免重犯他人错误，才能使自已生活中不犯错误; D、自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把握社会发展规律; 15、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同一事物会形成不同的认知，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因为(ABD) A、人们的立场、世界观和人生观不同; B、人们的认识、知识结构和思维方法不同; C、世界上的事物是千差万别的; D、客观物质条件制约人的认识; 16、宪法的根本地位表现在(B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