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亮非法拘禁案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依据我国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安徽神州行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徐亮亮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他的辩护人，依法参与本案第一审刑事诉讼。对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徐亮亮已构成非法拘禁罪，被告人徐亮亮不持异议，辩护人也不持异议。辩护人现根据本案庭审的证据，结合法律，就被告人徐亮亮在本案中的犯罪地位、作用，以及被告人徐亮亮具有的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提出量刑建议，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给予充分的重视。 一、被告人徐亮亮犯罪情节轻微，并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好，酌情可以从轻处罚。 通过卷宗材料里被告人的供述可以印证，被告人徐亮亮仅仅按照被告人方刘伟的安排，和其他被告人一起将受害人何法文从电玩城带出来，随后送其到文一茶楼。到了茶楼以后，徐亮亮就从包厢里出来在车里待着，不久就离开了现场。在整个犯罪过程，既没有实施殴打、侮辱受害人的行为，也没有参与逼迫何法文写借条的过程。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归案之后，如实向公安部门坦白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态度较好，具有一定的悔罪表现，根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坦白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同种罪行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二、徐亮亮在非法拘禁共同犯罪中仅仅起辅助、次要作用，是从犯，依法应当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辩护人主张在共同犯罪中徐亮亮属于“从犯”，主要基于以下的事实和理由。
（一）从本案犯意的提起以及策划实施。 同案的被告人提供的供述以及方刘伟本人供述均证明，关于本案的犯意提起以及预谋、策划实施的整个过程，均可以反映出方刘伟是犯意提出者，也是主谋。被告人徐亮亮在整个犯罪过程中都是受方刘伟指使的。徐亮亮接到方刘伟的电话以为是让他过去帮忙，于是打电话喊孙荣贵一起，喊孙荣贵一起去目的也只是去帮帮忙，具体干什么并不清楚。到了现场，徐亮亮也只是知道方刘伟要找被害人的麻烦并不明知是要对被害人非法拘禁，更没有要向受害人索要钱财主观动机。因此辩护人认为，他是在没有明确的犯罪目的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加入到到犯罪中来的，并且他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处于被支配、被指使的辅助地位。 （二）徐亮亮在共同犯罪中具体实施犯罪行为上看，所起的作用也是辅助性的。 由于方刘伟的电话喊他过去帮忙，徐亮亮出于朋友义气前往现场，被告人徐亮亮参与本案,主要目的是帮朋友忙,主观上并不具有索要被害人财产的目的,且实际上亦未获得任何经济利益。到了现场以后根据方刘伟的授意，伙同其他人将受害人何法文带出来，至于将受害人何法文带到哪里，被告人徐亮亮也不知道，而是按照方刘伟的安排，带到了茶楼，然后就离开了现场，从看见被害人到来到茶楼，被告人徐亮亮与受害人何法文接触的时间应该不超过1小时。徐亮亮在上述被告人实施犯罪过程中充其量起一个参与者的角色，徐亮亮既未积极参与策划、组织、指挥，又没有殴打，侮辱受害人的情节，事情发生以后，徐亮亮就离开了现场，对于受害人2200元既不知情，也没有参与分配，对于后面打欠条的事情更加不清楚。徐亮亮的全部犯
安某诈骗一案辩护词 尊敬的合议庭组成人员： 浙江宇策律师事务所接受安某家属委托并征得其本人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安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结合庭审调查，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采信与否，请说明理由： 一、安某等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组长对组员的犯罪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理由是组长和组员在对具体对象实施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但并不成立。一方面，主观上没有证据证明组员在针对具体对象诈骗时有与组长共同联络，无并共同犯意。组长对组员的培训、指导、管理是不针对特定诈骗对象的。另一方面，客观上，除了起诉书中控制的有组长直接参与的犯罪外，并无证据证明组长参与了其他组员单独实施的诈骗。组长参与组员诈骗钱财的提成主要是老板为了激励组长对组员进行培训，教育，争取更多的收益，但不能因此当然的认为与组员间在针对特定对象诈骗时构成共同犯罪。 二、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虽然唐某在被公安抓获与安某同组，但安某在公安2012年5月11日笔录第3页最后一段已辩解唐某是2012年4月才与自己一组，之前唐某和刘某一组；这一辩解与安某、唐某在法庭上的当庭陈述一致，与其他知情同案犯（刘祥某等）陈述一致，应当采信。但唐某被追诉的犯罪行为均发生在2012年4月之前（起诉书第16节所指挥的犯罪时间应属笔误），因此安某对唐某实施的诈骗行为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三、关于安某的量刑情节。
1．起初也是受害者。安某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时并不知道单位实施的是诈骗行为，听信领导所谓的公司上市计划才决定留下来，因此，从另一角度讲，本案包括安某在内的好几名被告都是通过正常的招聘被骗进去犯罪的，还包括在大学校园应聘被骗进来的，从另一角度讲，也是受害者；也折射出了当代大学生求职就业中的一些问题，征对这一社会现象在量刑时应予考虑。 2．有进取心。安某在明知自己所为属犯罪行为时，也有改过从良之意，并报考了公务员（提交准考证），因此是有进取心的。只因就业难，心存侥幸，没有离开。 3．安某认罪态度较好，系初犯，希望在量刑时也予以考虑。 四、关于本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1年出台的《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该规定，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0万元，根据浙江省的规定，诈骗罪数额巨大的起始金额为5万元，因此在不考虑其他量刑情节的情况下，诈骗金额在5万元至50万元的应判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至少每相差6.4万元才相差一年有期徒刑。 综上，请求对安某在四年有期徒刑以下判处刑罚。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刘海林 2012年10月23日
首届全国公诉人与律师电视论辩大赛——前三组半决赛辩题、辩点及思考 (2011-09-14 22:30:44) 标签：分类： 第一组：浙江公诉队——广东律师队 李芳交通肇事案——《醉驾之祸》 李芳（女）与周明（男）是大学同学，上大学时二人曾谈过恋爱，2001年毕业时李芳让周明和她一起去广东发展，而周明坚持到北京工作，二人分手。2011年7月，李芳到北京出差，晚上约了周明在一家餐厅吃饭。二人见面，百感交集，李芳提出喝些酒，周明表示自己开车来的，不能喝酒，李芳嗔怪道：“不行，咱俩这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今天你 必须陪我喝点儿。”周明见状，遂与李芳对饮。二人边说话边喝酒，不 知不觉喝了一瓶高度国窖1573酒，周明喝有六两，李芳喝有四两。饭 后约22时许，李芳提出要周明送其回所住宾馆，周明欣然应允。二人 在饭店门口准备拦乘出租车，但一直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拦住。李芳遂说道：“这么长时间也拦不到车，咱们别等了，你开车送我回去吧”，周明说：“北京查车挺严的，万一被抓住就麻烦了”，李芳带着醉意说：“你就这点胆量，还敢陪我回宾馆！我今天还就非得让你开车送我不可！不然你就别陪我一起回去。”周明闻言，于是启动车辆，带上李芳上路。李芳坐在副驾驶上，一边与周明聊天，一边不断提醒周明注意一点、开
慢一点。周明开车800多米后，经过十字路口时，由于酒醉闯红灯撞到两位正常过马路的行人，致一人当场死亡，一人重伤。警察到现场后经测试两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分别为283mg/100ml和168mg/100ml。 控方：李芳构成交通肇事罪 辩方：李芳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参考辩点： 1.危险驾驶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关系 2.交通肇事罪是否存在共同犯罪 3.是否成立基本犯的共犯 4.倘若成立基本犯的共犯，对过失造成的加重结果是否承担责任 我认为，该案中李芳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的教唆犯，但并不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 首先，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中存在共同犯罪，因此李芳教唆周明醉酒驾驶（当前规定仅凭酒精含量认定是否醉酒，但我认为这一规定违背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并不合理）的行为双方均应构成危险驾驶罪，但双方辩手对于这一基本事实都没有提及。 其次，刑法规定行为人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作为刑法中法定刑最轻的故意犯罪，危险驾驶行为同时构成的任何犯罪，不论故意还是过失，一般均比该罪处罚重，也就导致“轻故意向重过失”的转化，本案中，周明的行为就同时构成了交通肇事罪，并且应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由此出现的理论问题是，基本犯的共犯是否应当对过失造成的加重结果承担责任，我认为对此必须坚持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共同犯罪必须由故意犯罪构成，过失犯不能成立共犯。
任晓敏诈骗案二审辩护词 唐红新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接受上诉人任晓敏的委托，指派唐红新律师作为任晓敏的二审辩护人。在在详细阅读一审案卷及公诉机关的案卷材料基础之上，辩护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任晓敏诈骗被害人杜菲的40万元有误。请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具体辩护意见如下，请法庭予以参考： 一、原审法院认为任晓敏在电影拍摄合作失败后收取杜菲钱财与事实不符 原审法院认为，上诉人任晓敏在与李振岩签署《剧本转让协议》之后并未在合同约定期间内付款，该合同自动终止，并以此推论上诉人任晓敏在明知没有拍摄合作的情况下收取杜菲钱财，认为上诉人构成诈骗罪。 然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在本案中，虽然上诉人任晓敏在合同约定期内并未依照合同约定期限付款，其本身是违约行
为，应属于民事纠纷，并不当然的导致转让协议的解除。同时作为合同的相对方导演李振岩也一直并未通知本案上诉人任晓敏，要求解除合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九十六条之规定该转让协议尚未解除。 筹备拍摄电影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杜菲直至8月27日才将说好的40万元汇款完毕，已经错过6、7、8月份草原上最佳的拍摄时间，原先的投资拍摄计划需要进行调整。然而不幸的是，在其后短短的不到10天的时间内，徐虹、杜菲遂将任晓敏以诈骗罪向警方报案，随即任晓敏被警方抓获归案，对电影剧本的投资自然难以为继。 需要注意到的情况是，在《剧本转让协议》尚未解除，依据该协议任晓敏享有电影剧本《小牛的草原》版权及所有权，对拍摄电影的投资依然可以继续的情况下，任晓敏收取杜菲钱财，显然不能成立诈骗罪。 二、任晓敏没有诈骗的故意 《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2010年5月23日至2010 年8月7日期间，任晓敏与该剧本的编剧魏术学、导演李振岩经过多次商谈、反复斟酌情节、修改剧本。并于2010年6月18日签订了《联合拍摄电影合同》，后又于2010年8月7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以上种种迹象足以表明《小牛的草原》是真实存在的剧本，任晓敏为了筹备拍摄电影《小牛的草原》也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可见其主观目的并不是为了骗取被害人钱财。 三、杜菲支付40万元是基于徐虹的要求
最新整理辩护意见被采纳获轻判 非法拘禁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法严律师事务所接受X父亲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X本人的同意，指派本律师作为X的辩护人，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及查阅了本案的全部案卷材料，参加了今天的法庭审理活动，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非法拘禁罪罪名不持异议。 二、被告人具有以下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被告人在犯罪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本案的发生，开始被告人并不知情，被害人从xxx被拘禁到X镇，被告人不知情也没有参与拘禁。被害人被拘禁到X镇以后，出于朋友关系，不好拒绝黄的要求，才帮黄追索债务，在犯罪的过程中都是受黄的指使和安排，所起的作用更小，社会危害性不大，是从犯，根据《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2、本案的发生是由于民间借贷纠纷引起的，由于被害人借款未归还而引发本案，被害人具有一定的过错。根据xxx高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的规定，即“被害人具有严重过错或一般过错的，应可以考虑减少基准刑的10%-20%。” 3、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且当庭认罪，系初犯、偶犯，犯罪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没有造成被害人身体严重伤害。此外，X因有一个年幼小孩需要照顾，其妻子因为被告人被抓后离家出走，把小孩子放在家里给爷爷奶奶照顾，X 母亲因自身体多病没有很好照看小孩，希望法庭考虑这情况，从轻处罚被告人，
给被告人尽早回去尽一个父亲的责任。 鉴于上述事实和理由，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同时出于朋友义气而触犯了法律，现被告人已经认识到了自己错误，愿意改过自新，重新做人，希望法庭对其从轻、减轻处罚，辩护人建议对其判处七个月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给予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敬请法庭采纳以上辩护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此致 X市X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xxx法严律师事务所 律师 年月日
董某合同诈骗案一审辩护词（辩护成功案例） 饶为为，法学硕士，湖北利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诈骗犯罪辩护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诈骗类案件的辩护工作。 ——力求在诈骗犯罪案件辩护领域做到极致专业！ 董某在湖北沙洋监狱服刑期间被发现还有漏罪未处罚，即涉嫌诈骗他人20万元人民币，但发现该漏罪时，该案的同案犯张某已经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被判决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但是董某的漏罪却以涉嫌诈骗罪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院又以诈骗罪批准逮捕并向人民法院移送审查起诉，检方量刑意见为四至六年有期徒刑。辩护人在法院审判阶段接受董某女儿的委托后，积极开展辩护工作，分析本案卷宗，最后以公诉人确定的罪名错误，并以合同诈骗罪进行辩护，最终法院采信辩护人的观点，将董某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并在董某有漏罪可能从重处罚的情况下，判处董某有期徒刑两年零八个月，并与前罪剩余刑期合并执行。以下是本律师作为该案辩护人发表的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有异议，并认为被告人董某的行为更符合同诈骗罪教唆犯的犯罪特征。 首先，被告人董某指使张某用其所有的走私宝马车抵押借款的行为，即为教唆行为，而抵押借款本身就是一种合同行为，张某亦按照被告人的授意利用该走私车向被害人周某进行了抵押借款，即被教唆的人犯了教唆的罪。 其次，刑法规定合同诈骗罪的主体为自然人和单位，并未限定在签订、履行合同的一方，被告人董某作为自然人当然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体要件。 再次，被告人董某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张某与被害人周某签订借款合同而实现的。被害人周某所遭受的诈骗行为发生在其与张某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过程中；非法占有的财物即借款也是与借款合同有关的标的物；非法占有借款与合同的签订、履行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张某的犯罪行为侵害的实际为同一客体。 综上，被告人董某与张某属于共同犯罪，其犯罪行为应当与张某的犯罪行为同样构成合同诈骗罪，且其为该共同犯罪中的教唆犯。 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应为17万元。 因被害人实际仅向张某卡内汇款17.4万元，且张某仅将其中17万元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另4000元无证据证明用于支付公司房租。 三、被告人董某的教唆行为，在本案中仅起次要作用，应为共同犯罪的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一）被告人董某采取的教唆方式较为缓和，教唆内容简单 首先，从本案张某和汪某的笔录均可以证明，被告人董某在实施教唆行为时，均只有授意，并未对二人采取威逼、利诱、胁迫等极端方法。 其次，被告人仅授意张某利用其拥有的宝马走私车抵押借款，并未指使张某和汪某伪造与车主陈杰的车辆买卖合同。虽然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均称是受被告人指使而伪造的车辆买卖合同，但是张某的供述和汪某的证言对该事实的陈述矛盾，并不能相互认证，具体分析如下： 张某的两次讯问笔录均记载：“因为用车抵押借款需要车辆买卖合同，董某说他和陈杰关于鄂DE0XXX的车辆买卖合同丢失了，找不到了，还联系不上陈杰，他就让我和汪某签的这份假合同。当时董某还拿出了一份陈杰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让汪某按着身份证的信息在这个合同上签字或书写的。”而在汪某的询问笔录记载：“董某打算亲自拿此车的买卖合同（书面显示是陈杰和董某签的）去借款，但当时好像他因为犯病了，就让我按照原合同打字并填写并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 Jiang Su Co-Far Law Firm 中国〃南京〃石头城6号石榴财智中心05幢邮编：210013 building 05,6 shitoucheng Rd,gulou district,Nanjing, 210013 PRC 电话Tel：(86)-25-6851 5999 传真Fax：(86)-25-6815 6199 黄某某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犯罪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受黄某某家属委托和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聚众斗殴、开设赌场犯罪被告人黄某某的辩护人。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参加了法庭召集的庭前会议，参加了法庭调查，从而对本案的案情有了比较客观、全面和深入的了解。辩护人认为：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检察院——武检诉刑诉【2013】1578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某某犯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不能成立。 一、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起诉书》指控黄某某早期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2003年至2007年，2007年脱离组织），该指控缺乏证据支持。 第一、《起诉书》中指控黄某某的内容多处自相矛盾，基本事实没有查明。 1、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聚众斗殴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9页第11行至第15行:“2003年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为争夺常州市新北区孟河镇小河地下赌博市场，被告人陈志相组织、领导被告人陈伟……及黄某某等人，分别与以刘红夫……为首的赌博团伙3次持械斗殴。其中，被告人陈伟……黄某某、陈玉建各参与1起”；
同一页第21行“（2003年下半年间）……至2004年11月间，黄某某组织人员与刘红夫一方多次持械斗殴……”。 那么，在起诉书指控的黄某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期间（2003年至2007年），黄某某到底参与了几次聚众斗殴？根据现有证据以及2005年5月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的判决结果，只能认定黄某某参与1次聚众斗殴！即2003年12月23日下午与刘红夫等人的聚众斗殴。但该次聚众斗殴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 2、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开设赌场 《起诉书》“经依法审查查明”部分第13页24行：“2003年至2008年间，被告人陈志相、陈伟伙同被告人黄某某等人纠集了被告人……等人开设赌场”；第15页第3-7行：“被告人黄某某虽在服刑，但因其与刘红夫一方斗殴及隐瞒了与被告陈志相、陈伟共同犯罪事实保障了该赌场的顺利进行而享有相应分成，2007年初刑满释放后获利人民币30万元”；第10页第3-4行：“2004年11月，黄某某因本起斗殴及其他赌博犯罪被常州市新北区公安机关抓获后被判刑惩处”。 黄某某2004年11月被抓获，2005年5月被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中一项罪名是：“赌博罪”（见《起诉书》第2页19行）。2006年6月《〈刑法〉修正案（六）》公布实施之前，赌博罪包括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开设赌场罪是《〈刑法〉修正案（六）》从刑法第303条赌博罪中分离出来的新罪名，修改后的赌博罪只包括聚众赌博和以赌博为业两种行为。那么，2005年黄某某被判承担责任是因“聚众赌博、开设赌场、以赌博为业三种行为”中的哪种行为？《起诉书》所谓“其他赌博犯罪”是指什么？如果不能查明，疑点利益应当归属被告人，即因该开设赌场行为黄某某已经承担过刑事责任！黄某某无需再次为2007年以前的赌博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第二、黄某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二)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三)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
2018版诈骗罪辩护词 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 XX周立太（开州）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唐冬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本案涉嫌诈骗罪被告人唐冬的辩护人，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公诉机关参考：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问题 （一）首先，本辩护人对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唐冬的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构成诈骗罪的指控，没有异议。 （二）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具体理由如下： 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领取另一个人（配偶）的移民补偿款事出有因，不应列入嫌疑犯罪金额。 在移民拆迁登记过程中，被告人唐冬想到马上就要结婚生子了，于是就把未婚妻廖芩的名字和所怀孩子取名为唐聪的名字先登记了上去。廖芩自称达到了结婚法定年龄的，去民政局办理结婚登记时才知道廖芩没有达到法定年龄，结果就没办理到结婚证。后来因为怀的孩子流产和其它一些原因，被告人唐冬与廖芩分了手。移民拆迁登记时又已经登记上报了廖芩和小孩唐聪的名字。这个情况，移民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是知情的。于2018年6月左右比较快速的办理了移民拆迁补偿的手续。再之后经人介绍被告人唐冬与李玉婷认识恋爱并于2018年7月1日办理了结婚登记。被告人唐冬多次到移民局请求把原来移民拆迁登记的廖芩的名字更改为李玉婷。但是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说：“廖芩的名字已
经登记上报了，不好更改，反正你只报了一个配偶的名额。”后来一直以廖芩的名字领取到的配偶这个名额的移民拆迁安置补偿款。 根据以上事实，被告人唐冬只骗取了一个人（小孩）的移民补偿款，犯罪金额为39763.32元。 综上，本辨护人认为，公诉机关对本案犯罪事实的认定存在部分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人民法院能够根据本案客观事实，结合相关法律，对本案部分事实予以重新认定。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就本案而言，本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唐冬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具有明显的酌情从轻、减轻情节。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1、被告人唐冬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有自首情节。 2、被告人唐冬过去一贯表现良好。 3、被告人唐冬是初犯、偶犯，获利也不多。其主观恶意不大，只是因一时贪念以及对法律的无知，参与了诈骗。 4、被告人唐冬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并且已经在审查起诉阶段之前积极退还了赃款。在审查起诉阶段，能认罪认罚，有悔罪表现，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5、被告人唐冬的犯罪行为已即将超过追诉时效。按照我国“历史从宽、现行从严”的刑事政策，请求人民法院从宽处理。 以上辩护意见，请求人民法院予以充分考虑。 辨护人：刘朝阳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刘某某亲属的委托，指派本人作为刘某某涉嫌非法拘禁、强制猥亵、侮辱妇女一案的辩护律师，现根据本案事实与相关法律规定，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本案不能构成非法拘禁罪。 （一）事实和理由： 1、本案法律所保护的客体——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没有被侵犯，即人身自由没有被剥夺。公诉机关指控2014年3月21日零时至2014年3月26日期间，被害人被非法拘禁，时间长达近6天。这根本不是事实，在这几天里被害人在与几名被告在一起吸食毒品、一起住在不同的酒店。 2、被害人的口供完全不足以采信：如：其在唯一的一份《询问笔录》第8－9页中有如下记载：问：“你这五天半有机会？”答：“我于第三天24号凌晨7点多钟趁他们睡觉时跑出来了一次，因为忘记拿身份证，又回去拿，又因没房卡，又去前台要，他们不给，于是我双回去找他们，去了刘某某和刘倩的房间，想让他们跟前台证实我和他们是认识的，然后让前台的人给我把201房间打开拿我的身份证，我进了217房间之后，刘某某就要我坐在他们房间里，当时刘倩在睡觉，我害怕跑了会被打，后来两三天我就没机会出来了......”，作为本案的被害人，为了一张身份证，在离开了犯罪现场，还要回来？？？还要
犯罪人到前台证实他们是认识人？？？这明显于常理不符。 3、被害人母亲的询问笔录记载：“问：你姑娘有什么爱好？”“答：喜欢玩赌博机打鱼，2013年她陆陆续续找我要钱，她打鱼借的钱别人找她要，一共给她汇了10几万块钱.....”，“问：你姑娘什和时候来武汉的？答：2014年3月14日来武汉的，之前一直在武汉，有五六年了，没有上班，也没有拿钱回家，都是家里养着她，到处给她还债.....” 4、案发期间，3月24日犯罪嫌疑人与受害人等四人一起开了房后，当时刘茜的母亲还有刘茜的小孩在同一个房间，到达酒店后，三名犯罪人及受害人还一起去江汉路步行街逛街，后来又步行回来。整个过程受害人都没有逃跑的机会？？？ （二）本案被告人对被害人没有实施非法拘禁的客观行为，被告人的行为不具备非法拘禁罪的法律特征。 1、根据对拘禁的语义分析，本案有“拘”无“禁”，不构成拘禁，进而不构成非法拘禁。拘，即抓；禁，是关押。《现代汉语词典》对“拘禁”解释是：“把被抓的人暂时关起来。”拘，是手段，禁，才是目的。退一步，即使不加分析的，完全按照唯一到案的被害人的陈述认定事实，也只有被告人使用暴力，迫使其去酒店的事实，该事实即使认定是非法拘人，但因为拘人后，没有关押，即没有禁，也就不能认定被告人有“拘”，还有“禁”。有“拘”无“禁”，当然不能认定为拘禁。既然没有对被害人的拘禁行为，不构成拘禁，自然谈不上非法拘禁。
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福建XX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王某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被告人王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现辩护人就本案事实，结合庭审的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的定罪及犯罪事实的认定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罪名没有异议；但在犯罪事实方面，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其中5起诈骗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扣除相应的数额，以221850元认定本案的犯罪数额。具体理由如下： （一）被害人包XX、张XX、黄XX被诈骗案与本案被告人无关。 1、本案，现有证据仅能证明上述被害人遭遇类似的诈骗手法从而将款项汇入李XX、樊XX的银行账户，但无法证明该三起诈骗发生时上述户名为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系由本案被告人持有、钱款由本案被告人提取；另，侦查机关亦未从被告人处扣押到与上述三名被害人所接的诈骗电话号码相关的电话卡，同样没有证据证明三名被害人接到的诈骗电话系由本案被告人拨打的。 2、本案三名被告人均未供述对包XX、张XX、黄XX实施了诈骗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首先，公诉机关在没有其他证据与三名被害
人的陈述形成证据链，从而证明上述三起诈骗行为系由被告人王某某实施，仅以本案被告人使用过李XX的银行卡诈骗了被害人陈余，以及被告人使用过樊XX的银行卡，就推定包XX、张XX转款至李XX的银行账户、黄XX转款至樊XX的银行账户也是由本案被告人诈骗行为所致，明显具有主观臆断性。其次，公诉机关指控三名被告人共同实施了上述三起诈骗犯罪，即共同犯罪。但在上述三起共同犯罪中，三名被告人各自的分工、具体的行为以及分赃的情况等影响量刑的情节均未查明。因此，无法达到上述法律规定中第（一）项“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的要求。最后，本案尚且不能排除上述三起诈骗行为仅由被告人朱光照与戚双喜二人共同实施、或二人当中的一人单独实施、又或是其中一人与案外人员共同实施的合理怀疑。加上案涉诈骗手法在当地是人尽皆知并被广泛使用以及用以诈骗使用的银行卡具有极快的流转性。所以，本案同样无法排除上述三起犯罪行为均由他人利用同样的手法使用李XX和樊XX的银行卡实施的可能性。 因此，公诉机关指控的上述三起诈骗犯罪的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依法不能认定。 （二）颜XX被诈骗案亦与本案被告人无关。首先，公诉机关指控的该起犯罪同样没有供述，且存在证据不符合确实、充分的条件的问题。此外，本案用以证明该起被诈骗款项支付的证据仅为被害人颜XX提供的支付宝手机截图，该截图作为证据本身并不具备合法性与真实性，依法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同时，侦查机关亦未调取户名为张煊龙的银行卡交易明细清单，导致本案无法查明颜XX是否实际向张煊龙的银行账户转账15000元。因此，现有证据尚无法证明该起诈骗犯罪事实的发生。
关于xxx涉嫌合同诈骗一案 辩护词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x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本人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通过查阅案卷材料，会见被告人，并听取了被告人对有关问题的陈述，辩护人对本案有了一定了解。现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及相关法律法规提出以下辩护意见：一、关于本案事实部分，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以及本案相关证据来看，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涉嫌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定性及相关证据、事实没有异议。 二、关于本案量刑部分，被告人具有以下法定或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1、被告人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根据我国《刑法》第67条第3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对此，公诉机关在起诉书和量刑建议书中也作了相应认定，因此，请求法庭能从轻处罚。 2、被告人系初犯、偶犯，之前没有任何前科劣迹，一贯表现良好，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一是其法制观念淡薄，二是因为当时被告人也被人骗了不少的钱，为了弥补窟窿，才铤而走险采用合同诈骗的方式骗取他人的钱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本人也是受害者。他对被他骗的受害人也深表歉意和愧疚，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宽恕和谅解。 3、被告人到案后无论是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在今天的庭审中，都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说明其认罪态度较好，有明显的悔罪表现。所以，请法庭根据其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给予从轻处理。 4、由于本案适用“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理程序，被告人也当庭表示自愿认罪，愿意接受惩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因此，请法庭在量刑时能酌定考虑。 综上所述，虽然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但是鉴于其具有诸多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法庭从挽救与教育的原则出发，对其从轻处罚，给其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xxx律师事务所 xx 律师 2012年9月27日
非法拘禁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江西赣维律师事务所接受许某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陶小泉担任本案被告人许某某的辩护人，为其辩护。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案卷，会见了被告，并作了必要的调查，因而对本案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又经过刚刚的庭审调查、质证，使辩护人对本案的实质有一个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辩护人认为，本案中一审量刑畸重，与其他同案犯罪人之间严重失衡，应减轻处罚。就这个观点，辩护人发表以下四点辩护意见，诚望合议庭采信。 一、被告在本案中处于服从、被支配的辅助地位，应认定为从犯。 辩护人经过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了解，被告在整个犯罪过程中都是受人指使的。他参与到犯罪中来完全不知情，以为是他人让他一起来取回所欠的合法债务。在犯罪过程中，也不知要非法拘禁受害人，更不知要将受害人拘禁到何地，上车时只是知道在街头谈欠款的事不方便，要找一家莱馆继续谈。后来参加向受害人家属拿钱及如何拿钱也完全是听从同案其他人的调配。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当初是认为取讨合法债务，并无违法之处。他是无意加入到犯罪行为中来的，并且他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处于被支配、被指使的辅助地位，依据我国《刑法》第27条规定，应认定为从犯。对于从犯，应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因此，请求二审法院对被告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犯罪情节轻微，不具有从重情节，应从轻处罚。 (一)一审认定，被告参与非法拘禁受害人时间长近六小时，这是严重不符合事实的。前面辩护人已经说过，案发时被告以为是和他人一起取回合法债务，根本没有非法拘禁受害人的故意。而上车时，也是根据其他人要求为避免在街头谈不方便而要找一家莱馆继续谈。直到此时，被告都一点还不知道要非法拘禁受害人。只是在下午三点左右，车到南昌县黄马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按照刑法，构成非法拘禁罪在主观上要有故意，过失或没有故意是不能构成非法拘禁罪的。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参与非法拘禁的时间应从车到黄马的时间下午三点左右算起，到受害人同日下午四点四十分左右释放，被告实际参与拘禁的时间应该为一小时三十分左右。可见，被告的犯罪情节比较轻微，请求二审法院从轻处罚 (二)一审还认定，被告对受害人进行了殴打行为，辩护人认为，这是一审对“殴打”在刑法上意义的重大误解。首先，一审对证据的取舍严重错误。在整个案卷材料中，只有被告自己在一次供述中说自己因为被对方击怒打了受害人个耳光。但在随后的四次供述中，都对此予以了否定。特别是同案的王某、王某某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中，都明确说明打受害人耳光不是被告而是其他同案犯。因此，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合议庭： 四川迈德律师事务所受本案被告人李某某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曾永红、李松琴律师担任李某某涉嫌诈骗罪一案的辩护人。经过刑事诉讼程序，辩护人对本案的案情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现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某构成诈骗罪的指控不能成立，应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被告人李某某定罪量刑。 1、本案被告人李某某无论是否明知其实施转账分流的资金来源于诈骗所得，均不成立诈骗罪。其一，李某某等人对于有关资金可能属于犯罪所得，是属于违法性认识。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基本前提，如果不明知有关资金属于犯罪所得那是没有违法性认识是不成立犯罪的。其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条第五款明确规定“明知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以下列方式之一予以转账、套现、取现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追究刑事责任。但有证据证明确实不知道的除外：……3，多次使用或者使用多个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资金支付结算账户或者多次采用遮蔽摄像头、伪装等异常手段，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的4，为他人提供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信用卡、资金结算账户后，又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的……。实施上述行为，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此条规定已经明确在事前无通谋的情况下，明知是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主观条件。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是客观行为要件。因此，公诉机关关于被告人明知是诈骗所得而予以协助转账、取现的属于诈
骗罪的共犯是存在逻辑错误的。明知不是犯罪行为，通谋才是。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本案各被告人与犯罪团伙存在通谋行为。 2、无论王某某是否与诈骗团伙是否存在事先通谋，对于李某某均只能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理由如下：其一、王某某实际存在两个行为一是组织谢某、李某某等进行转账，取现等洗钱活动，二是向诈骗团伙发送银行卡。因此，李某某等人与王某某的犯罪故意存在重合，但不完全相同。也许诈骗团伙归案以后能够查证王某某与其有通谋行为，甚至追究王某某的诈骗罪刑事责任。但并不影响本案各被告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范围内成立共犯。其二、目前与王某某联系接单的上家身份不明，虽然从现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害人损失的资金部分流入各被告管理的银行卡，但仍然不能确定与王某某联系人员属于诈骗团伙成员以及存在共谋的客观事实。 3、李某某等人所实施的行为属于诈骗等上游犯罪既遂以后独立实施的下游犯罪。即便没有李某某等人的参与，也不会显著提升诈骗的成功率。电信诈骗成功率的高低取决于诈骗团伙对于被害人的识别、诈骗媒介的利用、诈骗情景的设计等因素。而不再于资金被骗后的多手转移、隐瞒。因此，即便没有本案被告人的参与，电信诈骗的危害和风险依然没有消除。因此，各被告人的行为仅仅是增加了公安机关查缉诈骗的难度，而非导致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本案各被告的行为，与电信诈骗行为从社会危害性来讲明显不具有相当性。 二、对李某某的量刑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情节 1、在本案中，李某某应认定为从犯。、 （1）关于李某某入股10万元不应明显影响他在本案中的从犯地位的认定：其一、该款确系由王某某借用，且因其无法偿还后由其提出让李某某作为股东，但实际上10万元已经用尽，只是王某某的还
xxx等非法拘禁案 【案由】刑事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非法拘禁罪 【审理法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司法公开示范法院） 【审结日期】2014.02.14 【案件字号】(2014)浦刑初字第635号 【审理程序】一审 【审理法官】李俊英 【审理法官】李俊英 【文书类型】判决书 【代理律师/律所】陈建华，上海陈建华律师事务所；刘极军，上海陈建华律师事务所；【代理律师/律所】陈建华上海陈建华律师事务所刘极军上海陈建华律师事务所 【判定罪名】非法拘禁罪 【刑罚】一、被告人xxx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二、被告人李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三、被告人沈某某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 【权责关键词】从重自首立功缓刑悔罪表现考验期假释轻微伤拘役鉴定意见辨认笔录证明独任审判简易程序 xxx等非法拘禁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14)浦刑初字第635号公诉机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xxx。 被告人李某。 被告人沈某某。 辩护人陈建华，上海陈建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刘极军，上海陈建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沪浦检刑诉[2014]28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xxx、李某、沈某某犯非法拘禁罪，于2014年1月3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审判，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唐某某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xxx、李某、被告人沈某某及其辩护人刘极军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3年10月4日10时许，被告人xxx为索要欠款，在本区惠南镇巧遇被害人黄甲后将其带至本区周浦镇横桥路XXX弄XXX号梧桐苑1502室内，伙同被告人李某、沈某某对被害人黄甲进行看管。期间，被告人沈某某挥拳击打被害人黄甲。当日18时许，被告人xxx、李某、沈某某又将被害人黄甲带至本区周浦镇民福居饭店，并授意李辉等
诈骗罪一审辩护词 作者:张向锋时间:2012-02-24 查看(13) 评论(0)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接受被告人宋某委托，受北京汉卓（上海）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宋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经调查、阅卷及会见被告人及今天庭审之后，现就本案发表有关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定性问题 根据法庭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辩护人庭审前仔细查阅本案全部卷宗材料，被告人宋某主观上存在诈骗的故意，客观上有诈骗的行为，被告人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也已承认并表示自愿认罪。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宋某犯诈骗罪的定性没有异议。 二、关于被告人宋某自被害人官某处取得资金的数额 （一）、关于被害人官某对资金数额陈述 1、被害人官某曾在上海美天便利连锁有限公司信笺上记录“该房是借的上海官某共捌拾万元建造”。 2、2011年2月11日，被害人官某的询问笔录，第六页第一行“有凭证的就有25万多元，此外还有35万元是没有任何凭证的”，第七页第一行“具体数字我记不住了，总数在60万元左右” 3、2011年2月18日，被害人官某的询问笔录第五页中，“宋某向你借的钱有凭证的共计多少钱，总计254080元。除此之外，宋某还向你借过多少钱？没有借条、汇款凭证的借款，我算下来应该有20万人民币左右。……这20万元你是如何算出来的？我也是估算下来，具体多少，我自己的说不清楚。” 被害人官某对资金数额陈述存在矛盾，明确表示没有凭证的款项数额只是估算。考虑到年龄因素，被害人官某对资金数额陈述不应成为量刑依据。 （二）关于被告人宋某对资金数额供述 1、2011年3月21日，被告人宋某第一次讯问笔录第七页第八行，“具体的数目我自己都不记的，现在回想起来大概有三十万左右”。 2、2011年3月21日，被告人宋某第二次讯问笔录第二页，“先后三、四十万元”。 3、2011年3月21日，被告人宋某第三次讯问笔录第二页，“先后骗了三、四十万元”。 4、2011年3月24日，被告人宋某第四次讯问笔录第一页，“到目前为止我自己估计借了30万元左右的金额”。 5、2011年4月11日，被告人宋某的讯问笔录第一页，“至2010年7月，共骗得官某人民币20多万元，不会超过25万元”。 6、2011年5月30日，被告人宋某讯问笔录第二页，“至2010年7月，共骗得官某人民币20多万元”。 7、2011年5月31日，被告人宋某讯问笔录第一页，“从2005年至2010年这几年里，共骗得官某人民币20多万元”。 8、2011年8月18日，被告人宋某讯问笔录第二页，“你诈骗官某总共到底多少钱？人民币20多万元”。 以上被告人宋某对资金数额供述，一直较为稳定，能够与借条、收条和汇款凭证等等证据相互印证，故被
关于非法拘禁罪法律意见书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欢迎借鉴与阅读! 关于非法拘禁罪法律意见书 山东三禾律师事务所接受犯罪嫌疑人夏某的委托，指派李全利律师、胡顺雨律师担任犯罪嫌疑人夏某的辩护人。经过会见犯罪嫌疑人，并查阅相关资料，对本案有了一定的了解，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夏某不构成非法拘禁罪，具体法律意见如下： 犯罪嫌疑人潘某因与受害人相某赌博输了很多钱而怀疑相某打牌时出老千,便让冯某去找相某赌博作弊的证据,并把输的钱要回来。冯某便让夏某开车过来将其本人好黄某送到某国际小区楼下，同时冯某找来的艾某和肖某也赶到小区楼下。冯某、黄某、艾某和肖某四人上楼将相某强行带出，随后五人同乘夏某的车来到某商务酒店，而夏某却独自打车至酒店，到达酒店后冯某用相某的身份证开了房间，夏某也开了一个房间，夏某并一直呆在自己开的房间里面，夏某并不知道冯某、黄某、艾某和肖某四人向相某要钱的事实，更没有实施殴打相某致相某轻微伤的行为。 夏某只是开车将冯某、黄某送到某国际小区，期间冯某并没有向夏某表示要对相某实施非法拘禁的犯意，更没有和夏某进行商议要共同实施非法拘禁，因此在主观方面夏某也没有要实施非法拘禁行为的犯罪故意。
在本案之中夏某并没有实施非法拘禁罪的行为，而只是出于帮助朋友之意开车将冯某、黄某送到某国际小区，更为重要的是夏某并没有和其他四人一起上楼强行将相某带至酒店，在酒店内更未与其他四人对相某实施殴打和拘禁的违法行为。 在本案中受害人对于本案的发生存在严重的过错，虽然潘某与相某从事赌博的违法行为，但是相某在赌博的过程中采取了作弊的手段，不正当地赢取了潘某十多万元，因而潘某心存恼意，继而潘某找到冯某让其找相某把钱要回来，才使得本案发生。 犯罪嫌疑人冯某、黄某、艾某及肖某拘禁相某的时间仅为15个小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1、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24小时以上的”，依据“举重以明轻”的当然解释规则，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非法拘禁24小时以上的才可以构成犯罪，那么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24小时以下的便不构成犯罪，在本案中冯某实施非法拘禁行为的时间仅为15个小时，远远没有达成非法拘禁罪的立案标准(24个小时以上)，因此在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冯某等人的行为不符合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起辅助、协助作用的夏某更不应当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