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和具体的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本身就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
六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为把马克思主义结合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作了长期的努力，经历了曲折、反复的实践过程。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铁的事实证明：任何成功，都是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原则的结果；任何失败，又是违反这一原则所受到的必然惩罚。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历程，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在今后的革命和建设中，防止重犯历史性的错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产生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如何在这样的国家里领导工人阶级进行革命，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向我们提供现成的答案，这就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去摸索解决。
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有个先天不足的弱点，就是在理论准备和国情研究都不够的情况下，客观形势已经迫使党要在面对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强大压力下开展工人运动。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初工人运动的高潮，终于在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军阀势力镇压下遭到失败，转入低潮。这就教育了全党：在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不能单靠工人力量进行革命。因而，在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上，作出了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决议。这个决议的实施，扩大了党的影响，团结了广大的工农群众，发展了党的力量，推动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不少共产党人开始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
体实践相结合了。
从此不少中国共产党人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瞿秋白、任弼时等更加紧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和宣传，写了大量的文章。同时，又有不少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国的国情，特别是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如邓中夏、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彭湃等同志深入工农运动，对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以及革命的领导等进行了切合实际的深刻分析。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要把马列主义的原理运用到中国的实际中去，探索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答案。于是，不少共产党人提出了工人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和保持党的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认识到农民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解决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指出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封建军阀是当时革命的主要对象。这些标志着马列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初步结合的正确观点，集中地反映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党的“四大”所通过的历史文件中。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党内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既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右倾机会主义在大革命的后期占据了党中央的统治地位，终于使我们党付出了惨痛的血的代价，也未能挽救大革命失败的命运。毛泽东同志在总结这一经验教训时指出：那时党还处在幼年时期，“没有经验，对革命缺乏深刻的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的这个分析是很深刻的。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尽管可以找出很多条，但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大革命失败后，党很快总结了失败的教训，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共产党人领导的南昌起义、秋
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如火如荼的武装暴动中，创立了工农红军，开辟了武装斗争的新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方志敏、贺龙、刘志丹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南昌起义的胜利和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懂得光有武装斗争而无根据地是不行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部队，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进军井冈山，及时地把党的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在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树起了第一面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红旗。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剩余部队，经过艰苦转战，举行湘南起义，也有了创立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接着在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西、湘鄂赣等广大地区，相继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政权。这是马列主义关于武装斗争的理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并且终于找到了中国特有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命道路。
同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同志又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和探讨。毛泽东同志说：在这个阶段，我们党“更多地领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因而，革命力量发展了，红军力量壮大了，党的领导加强了，白区的党恢复并且发展了，星星之火即将发展为燎原之势。
但是，小资产阶级占绝对优势的深刻的社会根源，使我们党在开创中国革命道路的进程中，多次发生了左倾错误，其共同特点，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脱节。最突出的就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全然不顾中国革命的特点，生搬硬套马列著作中的字句，原封不动地照抄外国革命经验，形成了一条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无所不包的完整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党在艰苦环境中积累起来的革命力量受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白区的党损失94.6%，苏区的红军损失了90%。
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很好的反面教员，它教训了我们党：空喊马列主义口号，照搬别国经验是不行的，中国革命要胜利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于是，在党和红军最困难最危机的时刻，全党觉悟了，撤销了王明一伙的领导职务。毛泽东同志等重新参加了党和红军的领导工作。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从此，我们党重新回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路线上来。
红军长征胜利，党中央到达陕北，我们党才有条件冷静下来系统地、全面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刘少奇等许多领导同志做了深刻的理论上的研究，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一九三八年十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一九三九年七月，刘少奇同志在延安马列学院的讲演中，更对党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作出了简单明确的科学概括：“我们要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具体的革命实际相结合”。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是对全党进行的一次马列主义的教育运动，中心的问题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教育全党党员和干部要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现状的研究中，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问题给予马列主义的理论说明。
整风学习使广大党员进一步认清了马列主义与左倾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达到了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毛泽东同志说：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党才“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这是我们党自成立到延安整风的二十二年来，努力奋斗的胜利成果。
早在一九四一年，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党校第一次把马列主义
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称为毛泽东思想，并且同时下了严格的定义，指出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长期革命斗争中之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一九四五年，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又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七大”通过的党章也作了严格的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刘少奇同志的论述和“七大”党章的规定，说明了两层意思：第一，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独创而是全党流血牺牲所得来的智慧的结晶；第二，毛泽东思想不是独立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东西，而只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型。它的唯一内涵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它确有自己的科学体系，但这体系就是加添了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当时所以把这体系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只是因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是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做的最好、贡献最大。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作了精致的分析，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路线提出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他首先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特别是他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此外，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党，如何开展敌人统治区的地下斗争，如何结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如何使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相结合……等方面，他也和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其他同志一起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所有这些，都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和集体创作的党的文献中。再加上当时正处于毛泽东同志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
胜利地到达陕北，中国革命斗争需要有一个稳固的核心代表，因此，“七大”通过以毛泽东同志的名字命名党的指导思想，是势所必行、理所当然的!但是，“七大”党章仍然严格地规定了它的科学含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七大”以后，全党团结在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内容的毛泽东思想旗臶下，不到五年时间，不但战胜了骄横一时的日本侵略者，而且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八百万军队，夺取了全国政权，解放了全中国。这就用铁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就必然战无不胜!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列宁曾经说过：“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的无限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完全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所有小资产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果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结合起来”。列宁还说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也“更重要”，并且说：“归根到底，只有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有用社会主义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和小资产阶级生产，才是战胜资产阶级所必需的力量的最大泉源，才能是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列宁所说的第一个任务，我们已经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胜利地完成或基本完成了；但是，如何把列宁所说的第二个任务也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呢?这完全是一个新的问题，新的实践，需要从头做起，作出
新的摸索。
建国初期，我们党在情况极其复杂，经济极其困难的形势下，把马列主义关于不断革命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践，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恢复了国民经济，成功地实现了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为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准备了条件。
接着，我们党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从我国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整套的农业合作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采取了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等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逐步过渡形式，使广大个体农民比较顺利地组织起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又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和平“赎买”的理论，结合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特点，制定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创造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统购代销、公私合营等稳步改造的步骤，胜利地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使命。尽管我们在步骤上还未免过急，在方式、方法上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新的伟大创造，我们的生产发展速度是快的，人民生活是不断改善的，社会的精神面貌是不断提高、意气风发的。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强调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用无可否认的胜利的事实，向全国人庄严地宣告：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结束”，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总之，我们党从“七大”到“八大”，从总的方面说来，都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得很好的，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所创造。如果我们坚定不移不受干扰地按照“八大”的路子走下去，我们的
国家一定早就显示出更加伟大的活力，我们的人民定将更加振奋、团结和发挥出无穷的聪明才智。但是，可惜的是；“八大”刚刚开过，我们却没有完全按照“八大”的决议执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
从一九五七年起，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出现了“十年徘徊”。“十年徘徊”是一种现象，而它的本质，就是在建设时期，要不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建设的客观实际结合的问题，实际上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同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两种思想观点的反复的严重较量。
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艰巨任务摆在我们党的面前。在这方面，我们缺乏经验，仍然需要我们党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继续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此时，毛泽东同志曾经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说明了我国主要矛盾已是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继“八大”以来，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但是遗憾的是，由于在国际上震慑于匈牙利事件的发生，在国内震慑于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夸大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严重形势，从而在实际的指导工作上，却完全违反了曾经经过全党讨论而由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作出的正确结论，开展了一场全国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这不仅错误地转移了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建设，挫伤了广大群众、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到了一九五八年，又在经济工作的指导上，更离开了我国当时的客观可能性，只从主观愿望出现，抛弃调查研究和一切经过试验的原
则，违背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跃进，追求一时无法实现的钢铁、粮食高指标；在生产关系上急于变革、急于过渡，追求形式上的“一大二公”和企图在条件远未成熟的时候，早日过渡到廉价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由于这种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空想，在实际工作上当然就掀起了“命令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等等歪风。为时不久，我们党就察觉到了这些在指导思想和在实际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进行了必要斗争，同时，正在寻找积极的补救措施。一九五九年秋召开的庐山会议，原本也是以纠正左的错误为专题的，党内许多领导同志其中也包括彭德怀同志在内，都是按照这个专题来作积极准备的。彭德怀同志搜集了大量的材料明确地指出这是我们党犯了左倾错误，其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但是，他的这个正确的批评竟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于是以左为正，以正为右，错误地在全党开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不仅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扼杀了党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而且在经济建设上越反越左，发展成左倾路线性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以及苏联政府的乘机逼债，造成了建国以来罕见的“三年困难”，引起了全国性的经济混乱。撇开天灾和苏联逼债这些外在因素，那我们就不能不说，这“三年困难”正是我们违反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所遭到的惩罚。
严酷的现实，迫使我们党不得不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重申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的理论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经过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同志的努力，党提出了缩短战线、调整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条例和措施。一九六二年初，党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号召发扬民主和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这一切说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思想路线又在我们党内占了上风。从而给我们带来了从一九六二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经济建设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全国又重新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
十分可惜的是，我们在经济建设中，努力纠正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左倾路线性错误时，没有提高到世界观的高度，从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上加以正本清源，总结经验教训，因此，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相反，左倾错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还在继续发展。一九六二年九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又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错误的理论观点。而在实际思想上又是把一切阶级斗争都说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对抗性的矛盾”。这就否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结论。一九六三年又在这种左倾理论观点的指导下开展了“四清”运动，提出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十分错误的概念。所有这些，既违背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又完全不符合我国国情的错误的理论观点，不仅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而且为以后更加严重、更加长期的全面性错误，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终于给林彪、江青这些反革命集团留下了篡党夺权的缺口，酿成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空前的历史大悲剧。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就党的领导来说，实际上是左倾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从党的指导思想来说，是彻底破坏了马列主义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可以被随心所欲的解释；党内、国内的形势，可以被任意作出主观主义的判断；现代迷信横行，党内民主匿迹，法纪不行，理论混乱，阶级斗争被不恰当地放在至
高无上的位臵上，发展到“阶级斗争万能论”的地步，于是“文化大革命”便在“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和思想指导下开始了。而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阴谋家、野心家，正是利用了这种占了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的错误，把它推向极端，颠倒敌我、是非、善恶、煽动所谓大民主，实际上运动群众，“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使我们的大好河山投入了血腥的恐怖之中，全国人民遭到了一场空前的大浩劫。
当然，即使在这样险恶的条件下，我们广大群众和干部，尤其是象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以及其他许多死去的和幸存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仍然利用各种机会，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斗争。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四五”运动，充分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的强烈仇恨，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一九七六年十月，党中央执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扫除了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使我们党为恢复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创造了政治前提。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我们党还来不及从政治、思想到组织路线上正本清原，许多错误的东西还不能正确的认识和纠正，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仍然违反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在经济建设上贪多求全，不切实际的现象仍十分严重。在组织上大量的冤假错案迟迟不平，甚至“四人帮”时期混进党和国家机关负有罪责者，仍然窃据要津，用现代迷信和人为制造的禁区来禁锢人们的头脑，束缚人们的手脚，借以抵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客观实际结合起来，继续推行左倾路线。于是，许多党内外的有识之士，喊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呼声，这呼声响彻云霄，震撼大地。
真正使我们党重新回到马列主义与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轨道上来，是一九七八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
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重新肯定了延安整风以来在全党建立起来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原则，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根据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解决了一批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对过去一些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理论观点、政治口号和方针政策作了改变和调整；在党内党外发扬了民主，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从而使我们的“四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又一伟大胜利。
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它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才是我们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才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的唯一正确道路。但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得好并非易事。在结合的道路上经常会遇到种种障碍，会出现反复和斗争。总结我们党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必须依靠集体力量。革命的实践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要靠全党努力，单靠一个人或少数人是不可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所以能够从不懂怎么结合到逐步懂得结合，从结合一点二点到紧密结合，终于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就是由于我们党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贯彻了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了集体的力量，集中了集体的智慧的结果。可以说，没有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没有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
可能，就没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建国以来所有的成就，其中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前欣欣向荣的局面。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的破坏，个人权力过于集中，严重压抑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路线也就越来越偏离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轨道，终于为混进党内的少数反革命野心家所利用，酿成了一场大浩劫。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个人的作用只有植根于群众之中，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行事，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对人类作出贡献；如果一旦离了集体的智慧和群众的力量，违反了客观规律，那么不管他有多大的智能，也必将一事无成，甚至一败涂地。这是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局限有缺点和不足的，就是无产阶级领袖也不例外。每一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阶级和社会关系之中，他的思想、作风和品德必然会受到时代影响和民族传统的薰陶，加上各人的出身、经历、受教育的程度、年龄、身体状况、环境等等的限制，因而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就难免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和已有的经验出发，就难免产生主观片面性。在我们中国这样落后的经济关系中，在长期的农村生活和战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作出伟大功勋的老一代，永远是国家的瑰宝，但是在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往往缺乏对大工业生产的了解和实践，缺乏现代科学知识，如果不努力在这方面补上一课，那么，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时候，往往会从落后的生产关系出发，如用小生产的平均思想去理解共产主义，或者从自己原有的书本知识和经验中去寻找答案，这样势必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探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正确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就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制度，发扬民主，广开言路，发挥群众的力量，依靠集体的智慧。
二、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凡
事必须从中国的具体特点出发。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不和各国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只能是抽象的、僵死的，也是不可能有所发展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政治、文化极端落后的情况下，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定要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弄清楚中国的特殊性。如果对中国的特点一知半解，或者以想当然来代替客观实际，那是肯定不能把理论同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出现的右倾和左倾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它们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为特征的，都是从“本本”或狭隘经验出发，无视我国的具体特点，脱离了我国实际情况的。
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也是经过了多次性挫折和失败，才终于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运用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可以在资本主义世界薄弱环节首先取得革命成功的理论，找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大打农民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而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我们完全不熟悉或很少熟悉的新情况、新问题，又往往离开了我国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条件，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错误理论和口号，以致不得不在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重新回过头来考虑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但正是这样，使我们党“大彻大悟”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相结合的轨道上来了。
无产阶级能够在世界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取得革命胜利，已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胜利所证明。但是，无产阶级打破薄弱环节，夺取政权，还是比较容易的，搞建设就难了。列宁曾多次指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里，无产阶级要完成保卫政权和经济建设的任务，要比夺取政权困难千百倍。这是因为，这些薄弱环节的
国家，一般都是经济不发达，物质基础比较差，科学文化比较落后，这就给经济建设带来了困难。当然，各个薄弱环节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只是一个模式。它要求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探索出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创造性地建设社会主义。我国解放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十分落后，自然经济、小生产占绝对优势，物质基础之薄弱，比苏联十月革命前还差得远，可以说我们是薄弱环节中的薄弱环节。这些曾经是我党建立农村根据地武装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可是现在变成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严重的不利因素。在这样贫穷落后的情况下，怎样来建设社会主义，这确实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更需要我们谦虚谨慎、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来不得半点急躁和狂热。然而，汪洋大海似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又往往在取得一点胜利的时候狂热，在遭到一点挫折的时候急燥。这是一个严重的矛盾，需要我们做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我们是在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工业和商品经济不发达。而社会主义是不能建立在落后的小农经济沙滩上的，只能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由于我国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我们可以截断资本主义道路，但是我们不能不要大工业，不能不要商品经济：只有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大工业才能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高度的物质基础；只有充分利用商品经济，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能不断扩大再生产，提高生产率，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可是我们多年来不顾我国生产力极其落后的这一基本实际，片面地、过分地强调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思想意识等等在一定条件下的所谓决定作用，而最后甚至把这“一定条件”也抛开了，这就完全违反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基本原理。在实际工作中，长期把阶级斗争提到“纲”的程度，不把发
展生产，提高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反而不断地批“唯生产力论”，总想把社会主义建立在“穷”字上，以为“穷”也能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自觉地把巴贝夫的空想共产主义和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模式当作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这种完全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空想，其结果如何，已众所周知。可见，建设社会主义，不能脱离我国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必须从我国社会的具体特点出发，否则的话，欲速则不达，还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三、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革命的进程总是分阶段的，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和要求不同，因此，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内容和形式，必须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更不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别国的结合不能代替我国的结合，过去的结合不能代替今天的结合。当然，别国结合成功的经验和过去结合成功的经验，可以作为借鉴，但决不能照抄照搬。在民主革命中我们党曾经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和理论，吃了不少苦头，最后还是走自己结合的道路，才取得革命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曾经有过照抄苏联模式的情况；尤其是常常把我们民主革命中的一套理论和办法搬来实行，同样遭到了失败。例如，在战争年代，根据地的工厂企业的生产，主要是根据战争需要进行的，由上级领导统一指挥，在那时的特定条件下，用不着什么经济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也用不着考虑奖金、工资、利润等等，这一些在战争条件下是可行的，但是，把它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来就不行了。因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已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可是我们过去还是一直用行政命令、集中统一的方法来管理生产，甚至想用供给制来代替工资制等等，这就严重地影响到社
会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又如，毛泽东同志关于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理论，在战争年代和建设新区时，对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个理论无疑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是正确的。但是，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仍然仿照过去的做法，组织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地方政权、工矿企业、文教事业等单位，结果事与愿违，既没有搞好地方工作，又损害了军队的威信，造成不良影响。这说明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不加分析地搬用历史上结合成功的经验和理论是行不通的。在以前的二十多年中，一个严重教训就是把原来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不分历史条件和具体环境，不顾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到处套用，变成“永恒不变”的教条。
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身也是要不断发展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之所以要发展的原因之一。社会前进了，情况变化了，社会实践不断提出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说明。在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问题就很多，诸如：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怎样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原则?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才能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现阶段究竟应当有那些经济成份，它们又将怎样发展?在经济建设中怎样才能使积累和消费、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基本建设和财力物力都做到平衡?怎样处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各方面的关系?在整个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处理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科学以及思想政治等各方面建设的关系……等等。在国际上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如当代资本主义已有了许多变化，一百年前马克思写了《资本论》，六十多年前列宁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作了科学的分析，但是，如何运用这些理论来分析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通过什么途径取得政权?等等。所有这些
问题，都要我们去了解、研究、探讨。很显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继续向前发展是不行的，而不同新的情况、新的问题、新的实践结合起来研究，又是谈不到继续向前发展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不是永恒不变的。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对那些已经不适合今天情况的、过时了的思想、理论要进行分析，没有用的就抛弃，只对那些还有借鉴作用的东西才加以吸取。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必须是创造性的运用，绝不能把理论当成教条。过去我们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了起来，今天我们正在努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结合，只要我们坚决地依靠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智慧，一切从我国的具体条件具体环境出发，那么，我们一定能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来。我们应该有百倍信心地说：我们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充满了生机!
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总结实践经验和群众创造、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用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理论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掀开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的光辉篇章。新中国成立后，党把工作中心转向城市，成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设想，第一次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确立社会主要矛盾，提出了发展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工作中心转向经济建设，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先后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事关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近期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强调以人为本为核心，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一次创新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回顾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光辉历程，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进入小康、走向繁荣的历史轨迹，每一步都深深地留下了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烙印。二、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成功探索90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播种、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年又一年地坚持下来，一代又一代地发展下去，一次又一次地飞跃起来，不断走向新的境界，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分不开，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无限忠诚分不开，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求实精神和创新意识分不开，与创造性地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分不开。90年间，中国共产党对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了不懈的探索，取得了宝贵的经验。 1.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才能有效地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首先提出并实施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任务，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天地，确立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以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领域，开启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 高度，再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要求，在深刻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基础上，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从新的高度和新的视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和实践觉醒。90年间，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化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新空间，化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化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新纪元。 2.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时代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和理论品格，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才能拓宽马克思主义的新视野，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使之能够适应时代需要、把
刘若愚及其比较诗学体系(一) 【内容提要】 刘若愚是美籍华裔比较诗学研究家，他平生出版了八部与中国诗学有关的专着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他的比较诗学理论体系在西方汉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对中国文艺理论走向国际化也有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本文在全面研读刘氏专着及其论文的基础上，对其建构的比较诗学体系作了整合性的描述。 【关键词】刘若愚/国际汉学/比较诗学 刘若愚(JamesL.Y.Liu,1926-1986)，美国华裔著名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学者。1948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西语系，又在清华研究院英文所攻读一学期，兼任荚籍教授威廉·燕卜荪(WilliamEmpson)的助教。1952年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ofBristol)获硕士学位，指导教授为牛津大学著名诗学家包勒(C.M.Bowra)。其后，长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University)担任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曾任该校亚洲语言学系主任（注：夏志清：《东夏悼西刘》，载《中国时报》（台北）1987年5月25日《人间副刊》。）。 刘若愚具有深厚的汉学功底，同时精通西方文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他长期生活在西方学术语境中，形成他观察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独特角度，通过兼采中西两种文学批评的特长，创造出理解与阐释中国文学思想的系统理论。他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主要著述有八种（《中国诗学》1962，《中国之侠》1967，《李商隐的诗》1969，《北宋六大词家》
1974，《中国文学理论》1975，《中国文学艺术精华》1979，《语际批评家：阐释中国诗歌》1982，《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1988），这些著作总结归纳他的理论思考，是他融会贯通中西文学批评主张的具体实践，他的多种著作被列为西方汉学的必读书。除了理论专着外，刘若愚还有大量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和中国古典诗词的英译作品。当前活跃在美国汉学界的学者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刘若愚学术思想的影响。 中国学术界对刘若愚及其学术成就虽早闻其名，但未知其详，通常提及的刘氏著作仅限于《中国诗学》和《中国文学理论》等少数几种。本文在全面研读刘氏专着及其论文的基础上，拟对其所建构的比较诗学体系作出整合性的描述。 一、研究中国文学的三个路向 刘若愚的比较诗学体系在其1962年发表的英文著作《中国诗学》中已见端倪，这本书在英语国家和西方世界享有盛名，是西方汉学名著。作者在潜心研究各种流派的中国传统诗论的基础上，通过中西结合的方式，形成自己新的诗学观念及其评诗方法，然后用西方读者易于接受的术语介绍和阐释中国传统诗学，既让西方读者感觉通俗易懂，又以其饱含西方学术素养的系统批评方法为习惯于中国传统文论术语和思维方法的东方读者拓展了视野。全书分为三篇，概括了刘若愚研究中国文学及其批评理论三个路向的思考。上篇“作为诗之表现媒介的中文”，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语言文字在诗歌创作、分析与鉴赏中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悲惨现状 在写下这篇文章之前，有几句话需要事先声明，在我写下这个题目之时，我的内心其实有一丝惶恐，因为这个题目看起来是如此不和谐，带点愤世嫉俗，带点哗众取宠，甚至带点反动的意味。但在一篇有些偏激的文章背后的我却并不反动，只是感于现状，不得不说。因为，当我在写这样一篇涉及政治的课堂论文之时，却有那么多顾虑，这正是中国的现状，也正是我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悲惨的初始诱因。总而言之，我之所以以一个如此的标题写下一篇如此的文章，是因为我爱中国，但中国不该是如此。 以下为正文： 既然要讨论一个题目，必然先得明确题目的意思，本文的题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悲惨现状》可拆分为三个名词与一个形容词，分别为马克思主义、中国、现状和悲惨。 首先解释“马克思主义”，参考课本第二页得：“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后又有解释：“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由上可知，马克思主义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领导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似乎可以用武侠小说中的一句话：“得马克思主义者得天下”，但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主义、一种哲学流派，众多哲学论点之中的一种而已。插句题外话，在我看来，哲学是最有用也是最无用的学科，有用之处不用多说，它是万事万物的本质，而无用之处则在“知行合一”四字，知易而行难，知而不行，又有何用？ 回归主题，继续解释中国，这是个没有也不能有什么异议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也。 之后便是现状，在此文中即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现状。如何呢？看起来可谓是风光无上的地位崇高。坐在这个教室中正奋笔疾书的几十个人就是最好的例证了。但在这表面的风光之下却是题中的那个形容词——悲惨。何谓？下文解释： 悲惨现状之一——高高在上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地位过高正是其悲剧的源头。正所谓“高处不胜寒”！在前文谈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时就已经提到，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仅仅只是众多哲学理论中的一种而已，也许它是最科学、最有指导意义的，但也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即任何一种学说都只有在不断地被讨论、被批判之中才能成长、完美。但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却失去了这种被批判的“权利”。这当然不是说在中国不能议论马克思主义，（事实上我怀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论文搞不好是全世界最多的），而是指在中国论马克思主义时只能站在一个立场一个角度之上，论来论去也只能是符合官方定义的论调，否则就是不科学的，有局限性的。甚至在引入外国学者的观点时，也要在最后加上几句：此种观点虽有可取之处，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云云。 以上做法用四字概括就是“唯我独马”。只有中国官方定义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最科学最正确最接近马克思本意的马克思主义。这对于一种学说而言，无疑是悲惨的，其进步的空间被扼杀了。君不见，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可还有能与孔孟相比肩的学者？儒学可有与时俱进？ 悲惨现状之二——不被信仰
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实践是客观的物质性活动；实践是有目的的能动性活动；实践是社会性历史性的活动。实践包括生产实践活动、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科学实验活动等三个基本形式。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 实践概念的科学规定和实践观点的确立，是实现哲学上伟大变革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一切哲学的根本之处，在于它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独特方式，即以实践为基础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不了解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意义，因而导致它们在对世界的理解和观察世界的视角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扬弃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提出了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概念，并以此为基础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从实践出发去理解现实世界，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实践去理解，从而在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和认识论上都获得了全新的解释，构筑了统一的、彻底的、科学的哲学体系。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贯穿于全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环节。离开了实践观点，就不可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思想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是实践的生产力观, 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在现实实践 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本质力量或实践能力, 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则存在于人们不 断发展的物质利益需要及其丰富的社会关系之中。 马克思认为: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 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对于生产力的研究不能只从客体方面去理解, 而应从实践去理解。就是说, 生产力本身已内在地包括了客体、主体和实践, 而对于实践, 不仅要从“客观的活动”去理解, 而且要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 把“主体”和实践联系起来。实践就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这就肯定了主体的能动性; 同时, 实践又是真正现实的感性 的活动, 这又否定了抽象能动性, 把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等关系在实践基础上统一了起来。这也就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双重统一过程中去理解和诠释生产力。由此, 马克思进一步从实践思维方式的高度加以概括, 认为生产力是人们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矛盾的实践能力, 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使其适应人类需要的实践力量。马克思研究生产力的出发点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 生产力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 的人的活动能力。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创造自己的历史。从事物质和精神生产活动, 既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物质和信息的变换过程, 又是主客体之间的物质与观念的变换过程。这样, 马克思从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中找到了把客观性、自主性、创造性和现实性统一起来的基础, 从而解决了先前生产力理论无法解决的矛盾, 实现了生产力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 它使马克思在生产力理论研 究中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实践的生产力观。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使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实践是客观的物质性活动；实践是有目的的能动性活动；实践是社会性历史性的活动。实践包括生产实践活动、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活动、科学实验活动等三个基本形式这里我想谈一下实践的生产力观：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坚持的是实践的生产力观, 认为生产力是人们在现实实践中所体现出来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政治 当人类即将迈入21世纪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内举行过一次“千年思想家”网上评选，结果马克思位居榜首。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各国以及人类的巨大影响，这其中中国尤为突出。当代，在资本主义笼罩全球的大背景下，作为硕果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头羊——中国，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优秀继承者与发展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可谓是息息相关。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它的内容涵盖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和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诸多领域和各个方面。下面，我想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当代政治的关系谈一谈。 中国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无产阶级当家作主。而这一切都有个前提——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许多外界人士以此来攻击共产党，认为中国由“家天下”进入了“党天下”，这是专制的体现。首先我不否认一党专政滋生了一大批中国官员的不作为和贪 污腐败。但我们要看到历史原因，中国几千年来实行的都是君主专制制度，官本主义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扎根了几千年，这种影响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根除的。更何况中国是个大国，多民族，地区差异大，这种复杂程度远不是外国可比的。不然，我们大可以学习香港或者新加坡，建立一个政治清明的
社会。所以中国的反腐倡廉必然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正如前文所说，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既未曾有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民主政治，也未经历过启蒙思想的洗礼，“皇帝“的观念似乎深入人心。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国，乍然推行多党制度，会给中国的社会各界带来混乱和纠纷，因为”皇帝“不但代表了一种制度，更代表了这种制度下的一大批人。事实证明，君主立宪制和总统共和制在中国行不通。而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立刻就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但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而且得到了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既保证了民众的合法利益，也维护了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知识分子的合法地位。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所谓的“发展中”就是“落后“。中国正处于几千年未曾有过的变革与发展时期，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个政府，一个政党更能全面而充分的调动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社会经济建设当中，从而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这才有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了改革开放翻天覆地的变化。德国从一战战败到二战开始，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内，发展到几乎以一国之力横扫世界。我们必须看到纳粹党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德国军政的高度统一，也就是一个意志，给德国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不必担心德国的悲剧会发生在中国身上。因为深受几千年
哲学专业本科学年论文 姓 名： 陕修元 学 号： 0901002 年 级： 09级 院 系： 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专 业： 哲学 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2010—2011学年第一学期
论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唯物主义。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变革的根本标志。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思维方式的核心是实践,应将实践的观点贯穿到认识社会历史的全过程中。实践思维方式的变革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对以往哲学历史观超越的实质。一、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源于实践观的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哲学的根本标志就是以实践观为其首要和基本观点。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 它使马克思在生产力理论研究中创立了独树一帜的实践的生产力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以表明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这种唯物主义不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和自然界对人的优先性，它把主体——人的能动性提到首要地位，并从主客体相互作用中来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其显著特征是把实践作为唯物主义哲学思考的一个重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使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实践是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分化与统一的基础。生产实践不仅使天然自然发生形态的改变，而且把人的目的性因素注入其中，从而改变物质的自在存在形式，使天然自然这个“自在之物”转化为体现人的目的、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这就是自然“人化”的过程。人们在从事生产实践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形成、改造和创造着自己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不可能有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自然的“人化”过程同时就是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及其统一，构成了人类世界。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又具有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实践中，自在世界和人类世界“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其次，天然自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转化为人化自然，人化自然又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整个大自然的运动过程中，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自在世界的运动以其强大的力量强行铲除人化自然的痕迹，使人的活动成果趋于淡化和消失；二是人化自然改变了自然规律起作用的范围和结果，改变了各种自然过程，特别是生物圈内物质、能量的流通与变换，出现生态失衡、全球危机。总之，人的实践活动是一种不断分化世界，不断使世界二重化，又不断统一世界的活动。 第一，实践是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马克思把整个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深究种感性活动不断改变着外部自然界，同时也不断改变人自身的自然。原始人以最初的感性活动，使用最粗陋的石器工具割断了人与自然母体之间的天然“脐带”。古人在较进步的感性活动基础上，发明了文字符号的形式，将人类生存的经验方式变成为理性的精神产品保留下来。依靠它，人类逐渐由定在走向他在，由自在走向自为，由自发走向自觉。在现代人的感性活动的基础上，创造了高度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人能思考地球以外的生存价值，把人的生命意义提升到从未有过的高度。所有这一切无可辩驳地证明“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第二，实践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任何实践的过程都是人借助一定的手段，不仅改变客观对象的形式，让对象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在对象中实现了预定目的过程。
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研究 郭绍虞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奠基者之一,其学术成就与历 史地位已有公论。本文对郭绍虞的定位不纯粹以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建设为参照,而是将其置于中国文学理论的总体发展框架下,在全球化 语境中,以一种学术的、文学的、文化的反思视域,重新审视“郭绍虞经验”,以期发掘其中可以对建设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发挥建构性作用 的理论诉求和价值取向。本文以文学阐释学、文化诗学为主要方法, 兼采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将郭绍虞的学术体系与其“建立具有中国 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学术理想作为一个有机体,通过 历史梳理与现象分析相结合,细绎其中国诗学批评的知识形态、理论 范式和文学批评观。通过剖析其主体人格个性及新文化思潮、近现代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影响,实证性地阐发郭绍虞中国诗学批评现代性 表征,并力图从文化、学术和个性心理的角度,反思其所以存在矛盾和局限的可能原因,探寻其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性价值。本文认为, 郭绍虞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为核心领域,以诗学范畴批评、诗话考论、 诗学语言批评和文体学批评为知识维度,构建了自己完整的学术体系；他以自己独特的材料和方法,建构了“以问题为纲”的研究范式、历 史还原的诠释范式,并呈现出文化诗学的意义范式；他坚守狷而时狂 的知识分子人格,积极实践着“五四”科学精神与“整理国故”思潮,自觉接受、融合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近现代文艺美学思想。郭绍虞的中国诗学批评一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无法 避免的矛盾和局限。郭绍虞的学术理想是“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此一理想之最终未能实现,是由不断变化的时代语境与主体个性及其学术习性之间一时无法消解的矛盾造成的。这不是郭绍虞个人的矛盾与遗憾,这是郭绍虞一代人的集体困境与遗憾。。至今,“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还是中国文学理论界未完成的任务!郭绍虞为我们指明了一种方向,我们也可以返回到郭绍虞,从中获取某些知识资源、思想资源,为构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探究可能的路径。
首先我们说说马克思主义的定义，马克思主义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而完整的思想体系。 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阐述自一战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 国内因素一随着一战的结束，五四运动的开始，中国已经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多种因素。 其一，中国已经有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 其二，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新文化运动提倡学习科学、用科学的观点看待一切客观事物，反对迷信、盲从和武断。指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 其三，中国革命迫切需要科学理论武器的指导，也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原因。革命斗争的迫切需要，加速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和深入。 其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也有利于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古代中国人就有追求人类共同幸福的大同世界的理想，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有相似之处如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财产公有、人人平等、生活富足安定而言又有相似之处。 国际原因二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除了 国内因素外，还有国际因素的影响，即有利的“世界大气候”。 其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 其二，资本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先进分子眼中黯然失色，使他们把眼光投向苏俄，投向马克思主义。 其三，世界工人运动的澎湃，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鼓舞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因素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也是它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科学地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且有很强的实践性，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后马上把它付诸实践，用于指导发动工农，开展革命斗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也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宣传和实践活动分不开。 由上所述可见自一战以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广泛传播是有许多因素促成的。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促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诸多因素中，中国国内的因素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努力实践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其他国际条件固然是重要的，但这些因素是第二位的，它们要通过中国国内的条件才能起作用。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内涵及其方法论意义 专业：马化姓名：陆剑峰学号：120510020004 摘要：人们在研究和探讨实践的观点的时候，往往都是从实践本身的含义及其基本属性去分析和探讨，但是这样难免有所偏颇，不能全面理解实践观点的真正内涵，同时与马克思对于实践观点的本意可能有很大的出入。故本文力图从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进一步深化和理解出发，重新解读实践观点的历史意蕴，同时也揭示出其方法论意义和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价值。 关键词：实践、方法论意义、当代价值 一、实践的定义 谈论实践的观点，首先我们必须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实践，实践具有哪些基本的属性，实践具有哪些重大的作用，以及实践与认识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全面搞清楚实践本身的深刻含义以及它与认识之间的联系，我们才能运用实践的观点去指导我们的现实生产生活。 实践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能动的探索、改造和利用客观实践的物质性的、社会历史性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的要素包括实践的主体、实践的客体、实践的中介三个部分。实践的主体即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客体即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实践的中介就是改造客体所利用的工具。 实践具有三方面的特点，即物质性、自觉能动性、社会历史性。物质性：就是实践是物质性的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构成实践活动的诸要素，即实践的主客体、手段等，都是可感知的客观实在：实
践的结果引起的客观世界的变化，也是人们可以意识到的客观实在:实践的广度、深度和发展过程，也受着客观条件的制约和客观规律的支配。 自觉能动性：即实践是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人具有理性思维，所从事的是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有目的有意识的改造世界的活动，只有这种人的自觉的、能动的活动才是真正的实践的意义。 社会历史性：即实践一开始就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任何人都离不开社会的联系。实践的社会性决定了它的历史性，因为实践的内容、性质、范围、水平都是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都是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 实践包括三中形式，即物质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还有精神生产实践。人类总是通过实践在创造和改变着我们的社会、环境、自身。 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实践决定认识，认识是对实践能动的反作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反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正确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或者要想达到对客观世界改造获得成功，总是要经历实践，然后获得认识，通过获得得感性认识去指导实践，然后再获得对于事物更为理性的认识，接着再去实践，如此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以至于不断完善认识，获得真理，并且指导人们不断的取得实践的胜利。二、实践的观点的内涵
“中国诗学”解读 清人袁枚曾说，“考据之学，离诗最远。然诗中恰有考据题目，如《石鼓歌》、《铁券行》之类，不得不征文考典，以侈侈隆富为贵。”（《随园诗话》“补遗”卷二）强调诗歌创作无与于“考据”，无与于纯知识累积，这在中国古典诗学思想中早已是一个常识，钟嵘以“直寻”排击“补假”与“用事”、严羽“别材别趣”说等，都可谓显例。但从诗学研究的视角来看，“考据”与“诗”恰又存在一种极为紧密的关联。当然，这种关联不仅表现于援引考据方法来研治古典诗歌的“诗学考据”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悠远渊源，也不仅体现在现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经久思考更在于“诗学”自身的内在需要。作为一种现代学术，中国诗学何以要讲考据？不论赞赏还是批评，现代学者又何以如此久久纠缠于此，显然是值得追问的一个“诗学问题”。 一、“诗学”的现代品格 “诗学”乃是一种现代学术。这话需要预先略作说明。本文所谓的中国“诗学”，既非西方文论传统中代称“文学理论”的广义理解，也不是现代以来偏指“诗歌理论与批评”的“狭义”概念，而特指以中国古典诗歌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傅璇琮等主编《中国诗学大辞典·凡例》说）。之所以称其为一种“现代学术”，还在于其不容忽略的三重现代品格。回答“诗学何以要讲考据”，需从这里说起。 众所周知，“现代学术”一语中的“现代”一词，并不是或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更多指其内含新的学术范式。陈平原教授曾指出，描述中国现代新学术范式的建立，可以有走出经学时代、颠覆儒学中心、标举启蒙主义、提倡科学方法、学术分途发展、中西融会贯通等不同方式。亦即是说，讨论所谓“现代学术”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判断方式。然视角固然可以多样，其面临的基本问题却应有一致之处。 关于“现代学术”，刘梦溪先生曾先后撰文提出“三个起码的条件”，其核心意思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学术独立的意识与自由思想的品格，即强调学术应摆脱政治抑或“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加干涉，树立“以学为中心”的学术态度和治学品格；二是强调现代学术在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上以“中与西之关系”为其基本思考框架，摆脱“唯传统”一元论思维下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束缚与求知禁锢。 实际上，高扬学术独立精神和“学者的思想自由”，倒并不仅仅局限于对现实政治、人事以及意识形态控制的摆脱，更包含对一切阻碍理智化求知意识发展之迷魅的祛除，亦即马克斯·韦伯所说“世界的除魅”(Entzauberung derWelt)。虽然这种一往无前、充满无畏精神的、以一种“浮士德一普罗米修斯性格”（本杰明·史华慈语）表现出来的理性化过程，可能因终极审判者的缺席而不免列奥-施特劳斯等所指出的那种“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弊端，抑或哈耶克所说的那种“理性的狂妄”。但毋庸置疑，现代学术正是以这种理性化求知意识的确立和张扬来树立其最基本和最突出的形象。尽管其对传统人文学术不免会产生反噬，但它却也使现代学人得以激发出过去很少有的批判锋芒和反思精神，最终走出尊经、征圣的“唯传统”一元化思维。一如现代学者中以“疑古”著称的顾颉刚曾指出的： 从前人观一书，恒喜掩饰一书中之矛盾，而使其表面统一化。从前人读群经，恒喜谓群经大义相通，其实不能通者，亦必设法使之相通。因此问题本甚简单者乃日趋于纷纷而不可理。令日吾人之态度与从前人根本不同的一点，即在明白承认各书中俱有其矛盾，其矛盾或出于时代，或出于地方，或出于阶级，或出于党派。在明白提出其矛盾之后，加以批判接受，然后才会得到真正的统一。我深信这条路是最确实的，最平坦的，也是最进步的。[4]显然，从“疏不破注、注不破经”的价值取向走向“离经疑古”，正是中国学术走向现代的重要一环。 与理性化进程紧密相连的，是现代学术分途发展的专业化、知识化趋向，以及由此带来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Lion)要求。现代社会，理性化发展的最大成果即价值论上的多元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教材分析]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后成为强大的社会思潮。在经历了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先进的中国人将它作为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指导中国革命，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本课内容理论性较强，教师要做到化远为近、变抽象为具体；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引导学生掌握知识，并树立科学的人生观。 本课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一线索可分成四个阶段：开始传入——正式传播——争鸣竞逐——广泛传播。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史实；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认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 2.过程与方法：本节内容的学习要联系模块I和 II的相关内容。教学过程中要设计一些能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思维的问题；课后设计一些探究活动，史论结合。联系模块I中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内容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了解和分析，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基础是中国革命的历史选择，从而培养学生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马克思主义在纷繁的新思潮中脱颖而出的历程及它的影响。 教学难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原因。 学情分析 学生对于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历史人物有了一定的认识，并且已在模块Ⅰ中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相关内容，具备了一定的阅读、观察、分析、自主学习、搜集史料的能力，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创设问题情境，并展开讨论。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积极引导学生的学习和探究的主动性。 课前准备 1．教师利用互联网和图书等收集相关的史料，制作多媒体课件。 2．教师精心设计开放性问题，认真准备辩论会材料，分析学生可能提出或遇到的问题。 3．指导学生利用互联网和图书查找本课相关名词术语的含义，并收集相关史料，进行整理。 [教学设计] 新课导入： 创设情境：假如我们能够回到过去，作为一名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努力的青年学生，在20世纪20年代我们会崇拜谁呢？ 学生的选择很多（孔子、孙中山、华盛顿、列宁等等） （1）利用多媒体播放李大钊等革命家的相关视频资料； （2）利用多媒体放映材料“马克思主义学说很符合中国国情，很能够指导中国革命找到一个正确的道路，它是经过种种选择比较之后，它不是某一个人，是一批人，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其中主要是思想先进的青年人，要救国救民，大家共同认定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彭明（引自《思想解放史录》）师：马克思主义在纷繁的新思潮中是怎样脱颖而出的？先进的中国人是如何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理论武器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选择我们就去寻找马克思和他的主义在中国的足迹吧。
试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及其当代价值渤海大学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题研究课程考核论文院(系、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年级: 2011 专业: 思想政治教育姓名: 宋艳冰学号: 2011120046 密 封线 任课教师: 一、命题部分 二、评分标准 三、教师评语 请根据您确定的评分标准详细评分，给定成绩，填入“成绩”部分。 注1:本页由学生填写卷头和“任课教师”部分，其余由教师填写。其中蓝色字体部分请教师在命题时删 除。提交试卷时含本页。学生从第二页开始写作，要求见蓝色字体部分。 注2:“阅卷教师评语”部分请教师用红色或黑色碳素笔填写，不可用电子版。无“评语”视为不合规范。注3:试题、评分标准、评语尽量控制在本页。 :不符合规范试卷需修改规范后提交。注4 第 1 页共 8 页 密封线 试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及其当代价值 宋艳冰 提要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本质特征和理论核心，是对一切传统哲学
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变革。马克思第一次将实践贯彻社会历史领域，并以此为基础建 立了崭新的哲学体系，揭示了革命实践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通过我国改 革开放这个大实践，我们更加深切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践观，并在实践中深化了认识， 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体现了科学实践观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实践马克思主义价值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是主体能动地改造客体的物质性活动，是主体通过中介(手段、方法和思想等)探索和改造客体并以实现主体目的的对象性物质活动，是人类特有的本质活动。其根本含义是指“人的活动、实践的观念活动、实践思维方式、实践逻辑”[1]，其特征是“人类现实的感性活动，是人的有意识有目的活动，是人类的社会历史活动”。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构成了人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促进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所以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就是实践”。人类社会只有在实践中才能不断发展，人的社会关系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形成、丰富和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的实践观思想初步诞生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神圣家族》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终形成。马克思实践观的核心是把实践作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整体思维方式，是理解人、人的社会生活、人与客观世界关系一般规律的基础，而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人与客观世界的物质改造关系，或者是人类思维认识活动的基础。正如马克思在《提纲》中所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和对当前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意义 （1）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带有奠基性的第一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持续发展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不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指导思想。 （2）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引着党和人民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提供了凝聚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大精神支柱。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倡导和体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优良学风，不断开拓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 具体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命运和出路、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命运和出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出路。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命运和出路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永葆生机和活力，就必须民族化、当代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如果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为标志，至今已有158年了。马克思主义于德国产生后，就把解放全人类、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崇高使命。而要实现这样的伟大理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必须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样马克思主义就必然要走出德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国的民族化过程。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58年前，它要继续指导当今和将来的世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运动，就不能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就要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就要不断以新的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以使自己始终充满生机活力。也就是说要不断与时俱进，实现其当代化和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当代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体现出巨大的理论威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针对性和生命力，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光明前景。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命运和出路 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充分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近代以来，西方的两种革命理论，即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都先后传到中国，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先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了英勇的改良或暴力斗争，虽取得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胜利，但旧民主主义革命最终走向失败。后来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并以其作为救国的强大理论武器，中国革命才有了新的出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国人民先后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充分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正是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才使中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仍至关重要。要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中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任务无疑是十分艰巨的。我们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建设创新型国家，要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要加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确保党的生机活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等，都离不开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马克思主义发展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所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接关系到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前途和命运。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出路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壮大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关。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奋斗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坚持、运用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产物。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建立起来的，离开或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那就不叫共产党了。 是否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从我们党85年的历程来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错误就是以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搞革命，因而给党和红军造成了严重危害。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所犯的一系列“左”的错误，反映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也是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只有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我们党的事业才能胜利发展。
中国诗学研究 第一讲．概述 一．“诗学”释义 “诗学”是当前文艺学研究中常见的概念，其所指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诗歌理论或诗歌美学，二是文艺理论或文学理论，三是泛指美学。 在西方，“诗学”这个词的英文表述是“poetic”，有“作诗的理论；诗歌创作的理论或章法”等含义。但西方“诗”的含义最早主要是指史诗和戏剧，因此“poetic”最初是“意味着一种应使不熟练者学会写符合规则的诗歌、长篇叙事诗和戏剧的实用教程。”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前384—322）写成了他的《诗学》一书，这是一本关于史诗和悲剧、喜剧的著作，是欧洲文艺和美学史上第一部重要文献，它讨论了“关于诗的艺术本身，它的种类，各种类的特殊功能，各种类有多少成分，这些成分是什么性质，诗要写得好，情节应如何安排，以及这个研究所有其他问题。”由于史诗和戏剧在西方文学史的崇高地位，因此“诗学”这一概念后来用于泛指文学理论或文艺学。如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1957年写的《The Ave of chinese poetry》，台湾学者杜国清译为《中国诗学》（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77年6月），而大陆学者则译为《中国的文学理论》（田守真、饶曙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在中国，“诗学”这个概念最早指儒家经学中的《诗经》的研究，也就是“《诗经》学”。《四库全书》收录的唯一一部题名为“诗学”的著作即清代钱澄之的《田间诗学》，即是“《诗
经》学”研究著作。后来，“诗学”内涵由关于《诗经》的学问向一般意义上的诗歌研究扩展，指与诗歌有关的所有学问，或者说是关于诗的学问。《宋史·艺文志》载，范处义有《诗学》一卷，与其他有关《诗经》研究的著作并列，可能也是相同性质的著作。元代范德机有《诗学禁脔》（现存），类似唐代以来的“诗格”类著作。此外，元代还有严毅的《增修诗学集成押韵渊海》（现存），也是相近著作。明代以后题名“诗学”的著作除指《诗经》研究外，更多指一般意义上的诗歌研究。如明代周叙有《诗学梯航》，宋孟清有《诗学体要类编》，李攀龙有《诗学事类》，黄溥有《诗学权与》、胡文焕有《诗学汇选》，清代顾龙振有《诗学指南》。这类著作多侧重探讨诗歌的句法、章法、对偶、用典、韵律等技巧方面，较少理论方面探讨。当然，以“诗学”指称经学中的《诗经》学的做法仍很普遍。 “中国诗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的杨鸿烈《中国诗学大纲》，该书内容包括中国诗的定义、起源、分类、结构要素、作法、功能、演进等，涉及的面颇广。1934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田明凡《中国诗学研究》，内容也包括演变、派别即诗史的问题。与杨书同年出版的江恒源所撰同名著作（大东书局）以及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范况《中国诗学通论》，则包括诗的体制、作法、基本理论等。大致上说，民国时期人们理解的中国诗学，内容还是较丰富的，不只限于诗的作法、体制，还包括诗歌理论及其历史发展。1976年，台北巨流出版社出版黄永武主编的《中国诗学》，分为“思想”、“设计”、“鉴赏”、“考据”四部分，研究的是诗歌被创作与接受的过程。1980年，台北学生书局出版程兆熊的《中国诗学》，从最古老的命题“诗言志”讲到“诗教”。大陆方面，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陈良运《中国诗学体系论》基本上将中国诗学作为一个诗歌创作理论体系来把握。1994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袁行霈、孟二冬等《中国诗学通论》所涉及的内容大抵也不出诗歌理论的范围。换言之，中国诗学的概念近代以来主要是作为中国的诗歌原理来把握的，而且当今的研究者似乎更倾向于将它理解成关于诗歌写作和意义实现过程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