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编纂背景下的基本原则立法（一）民法总则草案基本原则
1.平等原则
2.自愿原则
3.公平原则
4.诚信原则
5.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原则
6.公序良俗原则
7.合法权益受保护原则
（二）
1.确立不同的民法基本原则的标准是什么？
2.确立不同的民法基本原则有何实质差异？
法学的核心任务即是解决本土的纠纷
（三）要不要基本原则
说服力来源之一：历史
说服力来源之二：体系
（四）从历史看要不要基本原则（基本原则的立法渊源）
1.1922年《苏俄民法典》实际上规定的是操作性问题，而非基本原则
2.1964年《苏俄民法典》丰富了技术性规定，体现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表述
3.各个社会主义民法典首先是社会主义民事法律调整任务和原则单独分开规定。
4.195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和1980年民法通则都是模仿苏俄民法典。
5.1985年民法通则草案精简了社会主义表述，传统民法理念大大增加，技术性规定增加。
6.1986年民法通则包含了平等、合法权益受保护、公序良俗、公平原则，社会主义式表述仍存在但大大减少。
7.中国民法通则曾创造性地包含着三大部分：技术性规定、传统民法理念、社会主义式表述。（两大阵营的融合与折中）
（五）从体系看要不要基本原则
1.德国民法理论语境中基本原则的含义：最高层的原则根本尚不区分构成要件及法效果，其毋宁只是以作为进一步具体化工作指标的一般法律思想。此类原则有：法治国原则、社会国原则、尊重人性尊严的原则、自主决定与个人负责的原则。（拉伦茨）
2.卡纳里斯“一般法律原则”包括：自我决定原则、自我负责原则、交往及信赖保护原则、尊重他人人格及自由原则。
3.拉伦茨认为一般法律思想（基本原则）不是规则，不具有裁判功能，故无需规定于民法典中。
4.在德国，诚实信用并非最高层原则，而是一个“下位原则”，其性质为“概括条款”（一种法律规范），公序良俗原则同样也是概括条款。
5.A→B（A代表使用条件具备，B代表规范得到适用，符号代表蕴含词“如果，则”）
6.全有或全无的适用方法：规则在适用时，是以完全有效或无效的方式。如果一条规则所规定的事实是既定的，或者这条规则是有效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接受该规则所提供的解决方法，该规则对裁决不起任何作用。
7.概括条款属于规则，原则与之不同（eg：“权益受保护原则”，“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利”，帕尔默案）
8.原则是在A推出B的过程中进行权衡，如过程不符合原则则B 不可推出。
9.概括条款是权衡A是否合理。
10.最佳化命令和确定性命令：原则是最佳化命令，它们能以不
同的程度被实现（存在原则之间的互相权衡），规则是一种仅能以被遵守或不被遵守的方式来实现的规范，是确定性命令。原则可以被部分实现，原则的适用有无穷种可能，规则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可能的范围内构成一种决断。（香烟强制标示体现了两种基本权利原则的冲突与部分实现）
11.规则是A满足后确定地发生B，在符号上不可权衡，原则是在A满足后未必发生B，而是一个开启一个权衡的过程。
（六）我国民通两类“基本原则”及其成因
1.第一部分是民通第4条的“诚实信用”以及第七条“公序良俗”，以上是有裁判功能的概括条款。
2.第二部分是民通第一章中其他所谓基本原则，如平等原则、自愿原则、公平原则、合法权益受保护原则，以上是没有裁判功能的一般法律思想。
3.对我国民法基本原则基础理论的反思：
A.基本原则的“效力贯彻始终性”
概括条款的效力不可能贯彻民法始终；
任何条款都有其确切的适用领域，不可能适用于民法全体；
贯彻民法始终性的真正所指，是指向并解说那些不具有裁判功能的法律理念。
B.“效力贯彻始终性”理论带来的实践危害
第一，将本不具有裁判功能的民法理念作为裁判依据在全民法范围内适用
如侵权法中的公平原则（会导致法官随意创设形式平等的例外）第二，将本只能在特定领域中适用的概括条款在全民法领域中适用
如以诚信原则否定自由磋商的合同的效力(应以公序良俗原则否定自由磋商合同效力）
4.基本原则的立法准则、司法准则、行为准则功能
行为规范在规范逻辑上当同时为裁判规范，裁判规范并不必然是行为规范。（黄茂荣）不是裁判规范的也不属于行为规范。
立法准则和行为准则功能都不可行，唯司法准则可行。
（七）民通基本原则立法模式的成因
1.大陆法系国家具有绵亘久远的私法传统
2.中国没有私法传统，我国民通制定时，社会中尚不存在这些前提性因素，当然也就无法向民法供给。我们的经历恰恰相反，我们是希望通过法律的规定来向社会输出这些因素。
（八）我国民法典总则对基本原则的立法安排
在民法典总则制定之时，我们还有无必要继续民通上的混淆？
1.基本原则作为民法首章的立法体例，来自前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民法典，而这一点不应再成为我们选择的决定性因素。
2.技术性规定必须要有
3.传统民法理念中的一般法律思想不需要明文化
4.一般法律思想与概括条款的混淆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5.诚实信用(应放置于法律权利行使之下）、公序良俗（应放置在法律行为无效分类之下）两个概括性条款各归其位、各得其所
6.即使明确了一般法律思想不用于裁判，也不宜将其立法化，因为这会造成民法“内在体系”的固化
中国民法典立法的主要争议与思考
中国民法典立法：主要争议与思考 对于我国民法典争议有很多，比如是效仿法国民法典还是德国民法典，大多数学者还是赞成吸收两者长处，探索中国自己的民法典；要不要编纂民法典，还是仅仅是一个法律汇编就好；要民商合一还是民商独立；哪些单行法应当纳入民法典。 首先，关于是否制定民法典。诚然，制定一部统一的民法典有很多好处，可以更好地贯彻民法原则，可以更好的避免民法规定之间的冲突，可以在适用的时候更为方便明了，或者说也可以说明我国立法的技术的提高，但这是从理论上而言；实际上，民法典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法典，更不能就是照搬其他国家的法律，而是应该从我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民法典的社会基础应该是形成的市民社会。西塞罗认为，市民社会不仅单指整个国家，而且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更通俗点说，市民社会产生于自由经济的土壤之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自由决定大概跟谁交易，交易什么，如何交易，可以平等地协商，不受他人和国家的干扰。个人的权利得以实现，财产得以保护。但我们的社会离市民社会还很远。一部旨在物尽其用，定纷止争的物权法颁布之后，频频出现的拆迁案和征收案，让物权法的实施寸步难行，步履维艰。在中国长期形成的强大公权力无孔不入，政府只是说话的法律，是法律的执行者，而不是创设者。但在这些引起社会关注的案子中，政府始终扮演着强权者的角色与民争利。在现今社会，个人的权利应更多地得到保护。所以，现今的社会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市民社会，国家的权利对于个人的干涉太多，很多应该平等的地方，国家权力和个人权利也并不平等。对于没有形成的市民社会是很难产生一部相应的合适的民法典，即便制定出一部民法典，实行起来也会很有
合同编目次第一分编通则 第一章一般规定 第二章合同的订立 第三章合同的效力 第四章合同的履行 第五章合同的保全 第六章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第七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第八章违约责任 第二分编典型合同 第九章买卖合同 第十章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第十一章赠与合同 第十二章借款合同 第十三章保证合同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保证责任 第十四章租赁合同 第十五章融资租赁合同 第十六章保理合同
第十七章承揽合同 第十八章建设工程合同 第十九章运输合同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客运合同 第三节货运合同 第四节多式联运合同 第二十章技术合同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技术开发合同 第三节技术转让合同和技术许可合同第四节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 第二十一章保管合同 第二十二章仓储合同 第二十三章委托合同 第二十四章物业服务合同第二十五章行纪合同 第二十六章中介合同 第二十七章合伙合同 第三分编准合同 第二十八章无因管理 第二十九章不当得利
（注:暂按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条文顺序编排） ∨ 第一分编通则 第一章一般规定 第二百五十四条本编调整因合同产生的民事关系。 第二百五十五条本编所称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 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编或者其他法律的规定；没有规定的，可以根据其性质参照适用本编规定。第二百五十六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百五十七条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依照总则编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争议条款的含义。 合同文本采用两种以上文字订立并约定具有同等效力的，对各文本使用的词句推定具有相同含义。各文本使用的词句不一致的，应当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以及诚信原则等予以解释。 第二百五十八条本法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编通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适用本编典型合同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
民法典制定中的几个重大的问题 摘要: 目前所进行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次民法典立法意义重大。在制定民法典的过程中,要合理解决立法的依据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情的调查研究和法律规范移植的理论研究;要合理解决民法典立法的指导思想问题,用立法扩大私权的空间;要合理解决法典内部的逻辑和谐问题,在创新理论的指导下,创新体系和创新制度。 当前,我国正在制定民法典,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就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的民法草案进行了一次讨论。新中国成立后,这算是第四次民法典起草工作。1954-57年、1962-64年、1979-82年所进行的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均因条件不成熟而中途停止。我们希望这次民法典的起草工作能有一个良好的结果,诞生一部21世纪适应中国国情、符合世界潮流的新型民法典。 民法典被誉为人民自由的圣经,它的制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浸染于官僚体制、忽视民法作用、甚至不知民法为何物的社会来说,其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至为重要。民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的支点,关系着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千秋伟业”。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推动着中国的历史车轮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飞速前进,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五千年历史发展的转折点,正处在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历史发展的转折点。盛世的到来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盛世呼唤盛典,盛典成就盛世。为使我国民法典成为一部伟大的法典,使其立基于人民的共识而获得旺盛和持久的生命力,成为活在人民心中的法典,在制定我国民法典的过程中,以下几个重大问题应予以合理解决。 第一,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广泛参与问题 民法典的内容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它对百姓的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将是无所不在的。确保受到影响的人们对所要规范的事项拥有发言权,是民主政治和民主立法的起码要求。正是考虑到民法典对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在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尤有必要强调人民的广泛参与。 所谓人民的广泛参与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本质来讲就是立法工作要挖掘人民大众对于社会生活秩序的所思所想,从激活人民沉睡已久的权利意识出发,提高人民参与民法典制定的能力。为此,应当妥善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1.处理好学者的学理知识、司法部门的实践经验和人民群众的认知之间的关系;2.处理好借鉴和接轨的关系。
论民法典“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 人类并不止步于认识局部世界，而是极力探索纷繁复杂表象背后的规律，所以具体法律制度不能满足民法学家的好奇，他们痴迷于民法普遍规则的探求和具体制度的整体构建。民法典总则是潘德克顿法学的核心，“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是民法典总则构建的核心。“提取公因式”是民法典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根源于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和对终极真理的追求。 (一)“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的思维模式 “提取公因式”作为民法典总分体系立法技术的经典表达，体现总则在分则中的普遍适用特征。总则部分针对一些确定的基本法律制度，即法律职业者无论是在债法抑或在物法、继承法或者家庭法，甚至在整个私法领域中都要加以运用的法律制度，正像古斯塔夫?博莫尔所说，提纲挈领地以一般化形式因此具体的数学概念是对无限数量的限制，完全包含在无限的时空概念中，而包括法律概念在内的普通概念则与其相去甚远。虽然我们必须把每一个概念都设想成为一个包含在无限数量的各种表象中(作为其共同性标志)、因而将这些表象包含于其下的表象，但没有任何概念本身能够被设想为仿佛把无限数量的表象都包含于其下的。法律概念只是将众多甚至是无限数量的法律现象包含其下，并不如同数学即将限制的时空包含在无限的时空之中。其下与其中的差别反映在内涵层面，后者是同质的，而前者的质始终存
在差别，表现出不同层次。所以“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停留在概念的共性与个性的逻辑层面，其实是一种分析手段，永远只是使既有概念明确化。因此，“提取公因式”的表述只是在貌似层面表达了抽象化立法技术的特点,并未达到神似的境界。当数学之术用于民法领域时，这种综合创造力已经大打折扣，甚至面目全非。 其次，同普遍逻辑一样，“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属于逻辑思维的范畴，本质是一种分析规则，奉矛盾律为最高原则。但是普遍逻辑完全突破了经验基础的限制，适用于所有对象，于是沦为纯粹的思维规则。而“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的分析对象为经验性的既有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作为一种特殊领域的逻辑思维，它的重点始终是抽象化法律思维的运用，对于前提性问题并不过多关注。正是这种经验性前提使“提取公因式”的必然性大打折扣。 (二)“提取公因式”立法技术是抽象化立法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 罗马法学家与实践的亲缘性决定了罗马法体系的实践导向即通俗化、直观性。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创建了“人法——物法——诉讼”的民法体系模式，此体系直接根据法律实践领域进行划分，绝非根据抽象思维进行权利“主体一客体”的逻辑划分，因为当时并不存在权利思维方式。当时的法学家进行体系化的动机是满足实践需要，而非出于民法理论的诉求。这种现象与罗马人缺乏抽象哲学思维有关，同辉
民法典的时代意义（下） 四、民法典的几种选择 对法典从社会、文化角度做过深刻比较研究的Csaba Varga﹐曾经提出非常细致的功能类型[1]﹐就民法典而言﹐本文仅从以下几个观点来分类﹐作为评估大陆民法典草案的基础。 1、体系观点 近代民法典从其整编民事规范的单位数来分﹐从最早的法国、奥地利民法受罗马法中盖尤斯「法学阶梯」的影响采三编制﹐对拉丁美洲多国有深刻影响[2].到了一八八九年的西班牙民法改采四编制﹐影响到后来的阿根廷民法也是如此[3].一九○○年开始施行的德国民法首创五编制﹐直接影响的是希腊、日本、中国（国民政府时期）和葡萄牙﹐也都采五编制。晚出几年的瑞士民法则可说是五编制的变型﹐即把债法独立出来﹐而余下四编架构相当近似﹐只是不设总则﹐而以人法替代﹐且把亲属、继承置于物权之前而已。意大利旧民法（1865）原来主要借鉴拿破仑法典﹐现行民法（1942）则显然受到德国潘德克吞学派的影响﹐但又刻意与德国民法区隔﹐首创不同以往的六编架构。而另一个在社会主义民法具有典范地位的一九六四年苏联民法典则采的是八编制。一九九二年竣工的荷兰民法典﹐其前身（1938）深受法国民法影响﹐以债编为例﹐据说六三三个条文中至少有五六一个条文直接从法国民法抄过来。后来也「德」化日深﹐新民法典共分八编（如果第七编之一不另计的话）﹐仍在讨论中而未订的还有两编。更新的是苏联民法分成三部分共六编﹐第三部分才在二○○二年三月
开始施行[4].各种体例可说琳琅满目﹐极尽民法体系的想象﹐此处限于篇幅﹐不细说其差异。然而隐隐然似乎可以看出由简而繁的趋势﹐反映了民事关系的日益复杂。 梁慧星教授谈到大陆民法典立法的三条思路[5]﹐其中所谓「松散式、邦联式」思路﹐也是从体系观点出发﹐以与注重逻辑性、体系性的法典相对﹐这样的分类非要建立于一种比较广义的法典定义不可﹐因为本文前节讨论的小结﹐仍然以系统性编纂的法典为宜﹐此处就不把英美法系中同样可见的某些法典纳入讨论[6].就狭义的法典来观察﹐一个也许比较有意义的分类﹐是从有无「总则」编切入﹐也就是在分为不同单元之后﹐能不能找出共同的﹐或德国人所称的「括号前」（vor die Klammer）的原则性规范﹐不仅在立法技术上因避免重复而较为经济﹐更重要的﹐是让适用者可以如算算术般从一般演绎到特别（deductio more geometrico）﹐乃至藉此标示出足以统摄整部民法典的精神﹐从而属于比较「紧密」的法典﹐反之﹐则显示其法典对所规范领域的整合﹐有意或无意的﹐仍相当「松散」。就此而言﹐首创总则编的德国民法典确实代表民法体系化发展的一个新里程碑﹐因为它不仅以总则编统领其他四编﹐而且各编都按通则／分则的方式编纂﹐且不论通则还是分则一律依权利义务关系的发生、存续、消灭的三部曲编列﹐可谓体系井然﹐配合普通／特别的规范﹐更创设了各种精确的概念﹐形成上下位分明、如同金字塔般的概念体系。德国民法之后出现的民法典﹐很多都采这种紧密的体例﹐如日本、中国、希腊、韩国、波兰、苏联、葡萄牙等。德国民法之前﹐深受罗马法影响的法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2019年12月16日稿) 目录 第一编总则 第一章基本规定 第二章自然人 第一节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节监护 第三节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第四节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 第三章法人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营利法人 第三节非营利法人 第四节特别法人 第四章非法人组织 第五章民事权利 第六章民事法律行为 —1—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意思表示 第三节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第四节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和附期限第七章代理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委托代理 第三节代理终止 第八章民事责任 第九章诉讼时效 第十章期间计算 第二编物权 第一分编通则 第一章一般规定 第二章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第一节不动产登记 第二节动产交付 第三节其他规定 第三章物权的保护 第二分编所有权 第四章一般规定 第五章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2—
第六章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第七章相邻关系 第八章共有 第九章所有权取得的特别规定 第三分编用益物权 第十章一般规定 第十一章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十二章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十三章宅基地使用权 第十四章居住权 第十五章地役权 第四分编担保物权 第十六章一般规定 第十七章抵押权 第一节一般抵押权 第二节最高额抵押权 第十八章质权 第一节动产质权 第二节权利质权 第十九章留置权 第五分编占有 第二十章占有 —3—
第三编合同 第一分编通则 第一章一般规定 第二章合同的订立 第三章合同的效力 第四章合同的履行 第五章合同的保全 第六章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第七章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第八章违约责任 第二分编典型合同 第九章买卖合同 第十章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 第十一章赠与合同 第十二章借款合同 第十三章保证合同 第一节一般规定 第二节保证责任 第十四章租赁合同 第十五章融资租赁合同第 十六章保理合同 第十七章承揽合同 —4—
ISO9012015 7.1.6组织知识的解读 “知识”作为一种资源出现在ISO 9001标准中，这是本次标准换版的重要变化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全新的要求，特别是对于知识管理、知识产权等方面意识和实践普遍薄弱的国内企业而言，如何满足新版标准的有关要求，加强对“知识”的管理，将这种资源有效转换为价值是需要重点考虑的事情，当然实现这些目的也需要新的“知识”。本文将重点围绕知识与知识管理的基本概念，对标准要求的理解展开探讨。 一、知识与知识管理 在GB/T23703.2-2010《知识管理第二部分术语》中，有关“知识”的定义为下述内容。 知识knowledge 通过学习、实践或探索所获得的认识、判断或技能。 注1：知识可以是显性的，也可以是隐性的；可以是组织的，也可以使个人的。 注2：知识可包括事实知识、技能知识和人际知识； 注3：知识是经“编辑”的信息，在具有意义的背景环境与分析处理后，能为组织带来真正的 价值，它是隐含在专利技术、成功产品与有效决策之后的只是力量。而组织知识的集合（积累的经验、员工、管理技能、作业方式、科技应用、策略伙伴与供货商的关系、顾客及市场情报）就是它的智慧资本。 从上述定义的描述可以看出，知识来源于个人或组织所进行的学习、实践和探索活动，知识是经过“编辑”或“整理”后的信息，也是个人或组织所具有的认识、判断或技能。 从其载体的角度，知识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所谓显性知识是以文字、符号、图形等方式表达的知识，而隐性知识，是未以文字、符号、图形等方式表达的知识，存在于人的大脑中。对于一般的组织而言，如何将隐性的知识转换为显性的知识是知识管理的重要内容，因为很明显，随着人员的流动，那些隐性知识都会随之流失，这对组织来说是一种损失。 对于很多组织而言，“知识”这个概念既熟悉又陌生，因为知识这个词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经常出现，人们对其有着基本的理解，但如果具体到组织的层面上，对于组织的知识是什么，其范围和表现形式是什么，组织往往难以回答。实际上，显性的知识一般指组织的作业文件、技术文档、标准、规范等文本中所蕴含的知识，而隐性的知识指的是组织中的个人通过工作和学习所积累的经验、诀窍和特定的技能。在引入知识管理之前，组织对这些事项的管理往往是从文件的控制、培训的管理等角度考虑和实施，在引入知识这个概念之后，对这些事项的管理往往需要再增加一个维度。 知识管理是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一个话题，所谓知识管理一般是指对知识、知识创造过程和知识的应用进行规划和管理的活动。典型的，知识管理涵盖了对知识资源的鉴别、创造、获取、存储、共享、应用等一系列活动。 1、知识的鉴别 主要是根据组织的环境、目标等重要因素分析对知识的需求，包括对已有知识的确定和对尚未掌握知识的判断，这涉及到根据各业务流程的实施环节明确组织所积累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的主要载体（显性或隐性），根据业务环境及其变化确定所需知识的缺口。 2、知识的创造 是通过创新、改进、学习、总结和探索等活动创造或总结出组织所需的且以往并不具备的知识。一般来说涉及到组织鼓励创新、交流与分享氛围的营造以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具体举措，也会涉及到如何有效地引入外部资源来来加强知识的创造过程。 3、知识的获取 是组织对内部已有知识的整理和对外部知识的获取。典型活动包括将组织内部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对内部知识进行分类、梳理、汇总，从外部如顾客、合作伙伴或公开的知识来源（如互联网、学术期刊）通过购买、合作、兼并等方式获取所需要的知识或有针对性地引入相应的人才，也包括典型的参加培训、专业会议等方式获取新的知识。 4、知识的存储
民法典的立法程序问题得知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已决定在今年年底起草出民法典草案并交人大常委会讨论，作为一个民法学者，一方面非常欣慰，另一方面又有所忧虑。为了后一方面的原因，特将自己对域外民法典制定程序方面的研究写出来，以备方家参考。要言之，本文旨在说明，起草一部民法典需要什么手续，需要多长时间？关于起草一部民法典需要什么手续的问题，让我们看4个国家的例子。法国民法典的制定由4个环节构成：1、政府指定4名实务人士起草草案；2、参事院的立法局对草案文本进行加工，不完善的文本悉数被退回该局。以上为“正方”进行的工作；3、法案评议委员会对草案进行质疑，这是“反方”进行的工作。民法典在这样的对抗中达到完善；4、立法会议在不能修改草案的情况下对法案进行一揽子投票，[1]因为民法典所涉事项技术性强，条文彼此间钩心斗角，牵一发动全身，如果就其细节进行讨论，很难达到专业化水平并拖延立法进度，甚至“杀”掉某些好的条文。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与法国民法典相似，但增加了事先编订“民法典词目索引”的准备工作，以保证每个术语在民法典中都在同样的意义上被使用，O.格拉登维兹进行了这一工作，此为环节一。德国民法典众所公认的严谨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一环节决定的；环节二为由两个委员会编写草案；三、由编订委员会和编订分委员会对写出的草案进行质疑，以保证民法典之定稿的形式统一、句法严谨、语言准确。[2]环节二和环节三也构成“正方”和“反方”的对抗关系；四、表决通过。议会就民法典进行的讨论只就重要的政治、宗教和社会问题进行，不涉及细节，以避免人多嘴杂，外行糟蹋内行。[3] 由于经验之积累，瑞士民法典的立法程序最为完备，分为以下阶段：1、初期准备。它表现为未来的民法典草案的作者欧根。胡贝尔受政府委托对瑞士各州的既有私法作一个综述，其成果为最终于1893年出齐的《瑞士私法制度和历史》。这是受历史法学派影响产生的程序，因为该学派把法理解为特定时空中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因此立法前要搞清楚这种精神的具体形式。在其他地方，这一程序表现为对法典编纂前本国的民事习惯进行调查。2、学者稿。瑞士政府专门把正在德国的哈勒大学任教的胡贝尔召回国内，以司法与警察部的名义委托他起草一部民法典草案，他于1900年完成了这一委托。3、“正方”的自我完善。司法与警察部组织专家对此草案进行讨论，加以补充，形成了司法与警察部草案，于1900年11月15日公布。4、立法理由书，胡贝尔对具体条文的起草动机作出说明，形成在1901年－1902年出版的立法理由书，它构成理解条文的权威依据。5、质疑。为了审查草案，联邦政府任命了由31名专家组成的“大专家委员会”进行对草案的批评，有所补充，形成了第二草案，完成了“反方”的工作。6、表决。在这一联邦民法典之前，瑞士各州通过私法法典时就只能就整部法典表决，不得进行逐条审议，以避免立法的统一性和融洽性遭到破坏。在瑞士议会，这部草案也只就其原则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然后得到整体通过（1907年12月10日）。 [4][!--empirenews.page--] 西班牙民法典的起草程序在两方面提供了独特的例证。其一，它增加了在委托专业人士起草法典前制定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基础（Base）的专门法律的环节，这一法律包含27条基础，在法典草案于1888年通过时，只允许议会讨论这些基础，不许讨论草案的细节；[5]第二，它提供了这些基础的内容的报道。例如基础6的内容是这样的：“确定下落不明和死亡推定的特征及其含义时，要保证下落不明者及其继承人的权利，允许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享有权利，他们可通过遗嘱或合法继承取得权利。在推定死亡情况下，现配偶不得再婚”。[6]可以看出，这样的基础的抽象性在具体规定与基本原则之间，是起草某个制度之条文的基本指导。议员们仅能就它们进行讨论，其对民法典的干预能力很低。这种安排体现了自罗马法以来的法学家立法的传统，因为在民法典草案被付诸表决前的各个起草环节都由法学家主持。至此可概括一下上述4个民法典起草实例中包含的程序环节：1、对本国现有的民法进行调查，包括习惯法调查；2、提出立法的基础；3、委托学者起草最初的草案；4、组织一个“正方”的委员会对该草案进行补充完善；5、提出立法理由书（其中含比较法研究报告）；6、组织一个“反方”的委员会质疑改善后的草案；7、立法机关对该草案进
1 下列选项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基本特点，描述不正确的是（）。[ 单选题：5 分] A 它是全面总结我国的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对现行 民事单行法律进行系统的“编订纂修” B 它虽然是新的，但构成民法典的主体内容的规则大多数来 自于先前的民事单行法，因此不需要特别重视 C 它是一个新的规范的整体，条文之间的体系性的联系更加 密切，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去理解和适用 D 它的新内容的表述与先前规定有些细微差别，需要人们捕 捉立法上的变化，并且充分掌握这些变化的内涵与意义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B回答正确 2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尝试编纂现代意义上的民法典。 [ 单选题：5 分] A 《大清明律草案》 B 《中华民国民法典》 C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 D 《不动产登记条例》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A回答正确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当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时，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 [ 单选题：5 分] A 15% B 20% C 24% D 36%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D回答正确 4 中国民法受（）影响很大。 [ 单选题：5 分] A 德国 B 英国 C 美国 D 日本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A回答正确 5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 单选题：5 分] A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B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C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D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分则》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A回答正确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单选题：5 分] A 五 B 六 C 七 D 八 试题解析 您的答案：D回答正确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涉及（）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 多选题：5分]
2020年民法典草案全文 民法，社会生活的记录和表达。民法典，“社会生活百科全书”，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民法典的每一条都与你我息息相关！！！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在即，民法典草案即将提请全国人代会审议，中国民法典呼之欲出。我国的民法制度也将迎来民法典时代。民法典改善了一个国家的治理。《中国民法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大厦”的重要支柱，将为中国法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为实现“两大法治”提供有力保障。百年目标”。 时光回溯到2014年10月，编纂民法典——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这一重大立法任务。 我国民法典编纂采取“两步走”：第一步出台民法总则;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并将修改完善的各分编草案同民法总则合并为完整的民法典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为了保护人民的权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民法典的编制对促进全面法治具有重要意义。民法的一般原则具有程序性作用，规定了民法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规定，并支配着部门和部门，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2016年6月，《民法通则》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标志着《民法典》的编制已正式进入立法程序。 2017年3月，民法典编纂完成了关键的“第一步”。作为中国民法典开篇之作的民法总则，获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
2018年8月，民法典编纂迈出“第二步”，各分编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其中包括6编，即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共1034条。 此后，2018年12月、2019年4月、2019年6月、2019年8月、2019年10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第十次、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四次会议对各分编草案进行了拆分审议。
(一)总则编 《民法典》第一编“总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统领民法典各分编。第一编基本保持现行民法总则的结构和内容不变，根据法典编纂体系化要求对个别条款作了文字修改，并将“附则”部分移到民法典草案的最后。第一编共10章、204条，主要内容有： 1.基本规定; 2.民事主体; 3.民事权利; 4.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5.民事责任、诉讼时效和期间计算。 (二)物权编 物权是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的重要财产权。物权法律制度调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关系，是最重要的民事基本制度之一。《民法典》第二编“物权”在现行物权法的基础上，按照党中央提出的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的要求，结合现实需要，进一步完善了物权法律制度。第二编共5个分编、20章、258条，主要内容有：1.通则;2.关于所有权;3.用益物权;4.担保物权;5.占有。 (三)合同编 合同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合同法。《民法典》第三编“合同”在现行合同法的基础上，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的精神，坚持维护契约、平等交换、公平竞争，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完善合同制度。第三编共3个分编、29章、526条，主要内容有：1.通则;2.典型合同;3.准合同。 (四)人格权编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对其特定的人格利益享有的权利，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民事主体最基本的权利。《民法典》第四编“人格权”在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基础上，从民事法律规范的角度规定自然人和其他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内容、边界和保护方式，不涉及公民政治、社会等方面权利。第四编共6章、51条，主要内容有：1.一般规定;2.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3.姓名权和名称权;4.肖像权;5.名誉权和荣誉权;6.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 (五)婚姻家庭编 婚姻家庭制度是规范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民法典》第五编“婚姻家庭”以现行婚姻法、收养法为基础，在坚持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基
《民法典》重要变化梳理汇总 一、《民法典》'第?编总则'涉及的重要变化 （一）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重要立法目的。 《民法典》第一条规定：'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民事关系，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宪法，制定《民法典》。' （二）确立了民法的基本原则 《民法典》确立了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守法和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将绿色原则（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确立为民法的基本原则。 （三）规定胎儿有权利继承遗产、接受赠与等
《民法典》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四）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民法典》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五）紧急情况被监护人无人照料，村居委会或民政部门应安排照料。 《民法典》规定,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六）民事权利的保护——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作了原则性规定。 《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七）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八）要求侵害人赔礼道歉也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
论民法典中的民事责任体系——我国民法典应建立新的民事责任体 系 一、民事责任的立法例及其发展-责任与债从融合到分离 研究民法典中的民事责任体系，需要研究民事责任的立法例，把握其脉络，才能了解其发展趋势。民法法系国家的民法典体系包括其民事责任体系，主要受罗马法的影响。因此，首先需要从罗马法的民事责任体系讲起。在罗马法上，责任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是与债的概念融合在一起的。“债权、债务、债之关系，夫此三种不同之名词，拉丁文均作‘obligatio’”。（注：陈朝璧：《罗马法原理（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44年发行，页123.）债，在罗马法上有时是指法律关系。债是“当事人之一方依法得请求他方为一定给付之法律关系也。”（注：陈朝璧：《罗马法原理（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44年发行，页123.）有时是指履行义务的法锁。“优帝法典所述之定义曰：‘债者，依国法而应负担履行义务之法锁也。’”（注：丘汉平：《罗马法》，会文堂新记书局1937年版，页604.）“有时（至少在优士丁尼法的文献中）还指权利人享有的权利。”（注：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页283.）学者在论述罗马法时，也是从不同的角度讲债的。有时将债务与责任混用，例如说：“债之关系有两方面：一方面系要求对造履行约定或法定之义务，他方面系向对造尽履行之责任。”（注：丘汉平：《罗马法》，会文堂新记书局1937年版，页604.）有时将权利与责任相对比而言。例如说：“侵权云者，谓对于个人法益受侵害而发生损害赔偿之权利也。衡之罗马法例，权利之侵害有可以回复者，有不能回复者。其可以回复者，则为契约上之请求权；其不能回复者，则发生赔偿之责任。”（注：丘汉平：《罗马法》，会文堂新记书局1937年版，页708.）“在昔罗马法，债务与责任合而成为债务之观念，责任常随债务而生，二者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注：史尚宽：《债法总论》，台湾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版，页3.）在罗马法上，责任体现在债的效力之中，体现为“债受法律保护。债务人如不履行债务，债权人可诉请法院强制履行或赔偿损失。”（注：周枏： 《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页629.） 近现代各国民法典将责任与债务两个概念区别开了，但是，各国规定有所不同。法国民法典第1142条规定：“一切作为或不作为之债，在债务人不履行之
迟来的“民法典”时代 迟来的“民法典”时代 无论从彰显大国的时代精神、法治文明还是司法实践的角度，民法典都不可或缺。2017年3月15日，第十二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的开篇之作，《民法总则》起着总纲领和基石的作用，将确定《民法典》的立法目的、调整范围、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法律概念。根据规划，《民法典》各分编包括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继承编和亲属编等拟于2018年整体提请审议，《民法典》整体编纂有望于2020年完成。有民法体系而无《民法典》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编纂民法典”。这是在中央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法学家王轶将其称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决定”。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此前四次起草尝试都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正式启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就“民法总则草案与人大立法工作”答记者问时，就引用了法国政治家的罗贝尔·巴丹戴尔的名言：“任何编纂法典的举措，想要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有利的时机、有才华的法学家、有政治意愿。”张荣顺特别强调了政治意愿的重要性。本文由收集整理世界主要成文法国家在上世纪或者更早就完成了民法典的制定，大陆法国家最有代表性的著名民法典《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分
别诞生于1804年和1900年。民法是调整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调整社会生活关系和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中国迟迟没有自己的民法典无疑是一个缺憾，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只能看做缩略版的民法典，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不合时宜之处。尽管随着《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相继出台，中国的民法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走出了一条“单行法加司法解释”的立法模式，但欠缺民法总则使得整个民法体系缺乏统领性和整合性的基本逻辑。由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民事基本法律的制订时间和时代背景不同，存在规范缺失、规范重复、概念混乱的现象，再加上庞杂的司法解释，导致民事法律缺乏统一性和明确性。无论从彰显大国的时代精神、法治文明还是司法实践的角度，民法典都不可或缺。著名法学家江平曾经撰文表示，编撰民法典的条件早已具备，但争议导致停滞。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立法机关先后数次组织编纂民法典，前两次均因政治动荡无疾而终，第三次则因条件不成熟而暂缓，第四次编纂时，民法典草案获得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但之后搁浅。即便2014年之后进入草案阶段，法学界仍有许多分歧，比如在立法技术问题上，人格权法是不是要独立成编就一直是一个争议点，以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界专家是否定的一派，以王利明代表的一派则持肯定的观点。2015年的一次大学讲座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梁慧星就表示，要不要在民法典单独设立人格权编，是民法总则制定、编纂中，最重大的一个分歧点。双方的分歧，不在于认为人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百科全书”，是 民事权利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如果说宪法重在限制公权力，那么民 法典就重在保护私权利，几乎所有的民事活动大到合同签订、公司 设立，小到缴纳物业费、离婚，都能在民法典中找到依据。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立法经过 195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力量起草民法典。此后，由于反右斗争扩大化，立法活动被终止。 1962年，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议程，并于1964年完成 了草案（试拟稿）。后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 197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组织民法典起草工作， 至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虽然草案并未正式通过成为法律，但现行的民法通则都是以该草案为基础。 2002年12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民 法草案。之后，由于物权法尚未制定，加之对民法草案认识分歧较 大等原因，民法草案最终被搁置下来。 2014年11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 2016年3月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副秘书长、发言人傅莹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民法典编纂工作已经启动，从做法上分 两步走，第一步是制定民法总则，第二步是全面整合民事法律。民 法总则的征求意见稿已经出来，预期6月份能够提请人大常委会进 行审议。 2016年6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了民法总则草案，标志着民法典编纂工作进入立法程序。
2017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 2018年8月27日，民法典各分编草案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不再保留计划生育的有关内容，新增离婚冷静期。12月23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12月23日，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为体现对合同的保护，二审稿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2019年6月25日，栗战书委员长主持召开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和民法典继承编草案。12月20日，法工委对民法典各分编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将2017年已经出台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编入草案，重新编排条文序号，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提请12月常委会会议审议。12月23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沈春耀作关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修改情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编纂情况的汇报。据沈春耀介绍，民法典（草案）共7编，依次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共1260条。12月24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审议民法典草案]。12月28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审议民法典草案的议案，决定将民法典草案提请2020年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论文关键词：形式理性民法法典论文摘要：形式理性是大陆法系发达国家民法学者普遍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它是强调法律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结果，也是使民法典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形式理性作为一种科学的方法论对民法典内容与结构的设置具有决定意义。我国已将民法典的制定提上全国人大的议事日程，制定民法典的必要性已无须讨论，但民法法典化的深刻含义是否为人们所真正领会仍值得怀疑。民法典是根据以前的经验制定的，但要适用于现在或将来发生的事件，而社会又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那么民法典能否适应这种发展变化的需要呢？虽然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困难，但是如果能够发现民法法典化的合理性，那么或许可以得到这个问题的初步答案。本文以作为大陆法系典型代表的德国民法以及德国学者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目的是为了寻求同一法律文化传统之下民法理论与相关司法实践的结合点，从相对宏观的角度说明形式理性对民法典的决定作用以及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值得注意的基本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形式理性与民法典立法技术的某些联系。一、形式理性与民法典的产生本文所谓“形式理性”来源于德国著名的法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法社会学理论。在他看来，形式理性是法所追求的最高层次的合理性，即逻辑形式的合理性。这需要专门的法学家以文献为基础，根据逻辑形式的要求，进行系统地法律编纂，使根据成文法进行演绎的严格程度增大、诉讼的合理性技术增强。只有成文法才具有形式理性，而民法与民法典又是成文法的具体表现。[1]他认为，这种形式理性仅有可能出现在大陆法系的民法典中，尤其是在《德国民法典》中才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2] 法典一词既可以指通过法律汇编而成的典籍，又可以是经法律编纂而产生的正式法律文献。前者并非立法活动的结果，而后者却是立法活动的成就。大陆法系的法典就是针对后者而言的，即对某一部门法进行系统、全面的编纂，从而形成一个 《查士丁尼国法大全》正式的法律文件。民法法典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法，需要指出的是， 虽被称为法典，但它主要是法律汇编，充其量也只是一个法律汇编和法律编纂的混合体。但它对于民法法典化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才可称为近现代意义上大陆法系的第一部民法典。当时制定民法典的客观原因主要是统一全国私法的主流思想，其次是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冲击以及拿破伦的权威和决断力。《法国民法典》是以自然法的构想为基础的，当时的立法者认为，有一种独立于宗教信条的关于个人自治的自然原则，由此可以派生出许多法律规范，如果把这些规范有目的地以一种条理清楚的形式加以规定，那么就可以奠定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立法者即使尽其最大的想象力也不能认识到所有问题的案件类型并予以判断，因而必然要给司法判决留有余地，通过司法判决使法律在不可预见情况下具体化，并且使它能够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生活。立法机关的任务应该是从大处着眼，确立法律的一般原则，而且必须是高度概括的原则，而不是对每一种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琐碎的规定。法律的适用是属于法官和律师的事情，他们要深刻理解立法的基本精神。需要注意的是，立法与司法一样也有技巧，但两者有所不同。立法者的技巧是要发现每一领域中对公共福利最有利的原则，法官的技巧则是要把这些原则付诸实施。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法国民法典》确立了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平等自愿原则、所有权不可侵犯原则和契约自由原则。为了使法典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一方面由立法者根据已经变化的社会价值观进行了一些修订，另一方面司法判例又通过解释对法典进行了许多重要的发展、补充和一些必要的限制。[3][!--empirenews.page--] 在德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德国人与罗马法的接触虽然比法国人晚得多，但对于罗马法的继受却远远胜于法国。这是因为当时的德国中央集权不断削弱而地方邦主的力量却非常强大，这种状况阻止了普通德意志私法、普通德意志司法组织和普通德意志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从而无法抗拒罗马法思想的普及和传播。在中世纪晚期，德国的社会和经济关系变得错综复杂，由日尔曼法发展而来的立法形式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而罗马法恰好填补了这个真空，并不是因为罗马法规定的内容比传统的德国法更好或更正确，而是由于它提供了丰富的概念设置和思想方法，借助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论法典中心主义与我国民事立法的体系化 王利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 法典中心主义/民法典/单行法/体系化/去法典化 内容提要: 民事领域的法典中心主义,是指在民事法律部门的全部渊源体系中,民法典处于核心的地位。法典中心主义有助于保障私法规则的统一性、实现民法渊源的体系化和确立民法基本价值的中心地位。民法典应当对单行法起着法律创制上的指导作用和法律适用上的统率作用;同时单行法对民法典也起着细化补充、辅助、维持民法典体系性以及发展和实验等作用。因此在民法典制定时必须处理好民法典和单行法的关系,在坚持民法典为中心的同时,做好立法的规划和统筹,增强立法的科学性、针对性和体系性。在我国目前的立法状况下,谈论去法典化为时尚早。我国应当尽快制定民法典,同时也要关注去法典化的现象,注重协调民法典与单行法的关系,避免单行法自成体系。 “不管在哪里,民法典都往往被当作整个法律制度的核心。” [1]艾伦·沃森的这一名言描绘了民法典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目前,我国民事立法进入了关键时期。是否应当制定民法
上网找律师就到中顾法律网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典,走法典化道路,学者之间存在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我国应当坚持法典中心主义,从而真正实现民事立法的体系化。法典中心主义主要解决民法典制定的理论基础,以及民法典与民事单行法关系的问题。 一、法典中心主义的历史发展 就民事立法的体系而言,民法典是处于中心地位,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典中心主义。所谓法典中心主义,在成文法国家,法典是成文法的最高形式和最终成就,由法典统领其他形式的民事规范。本书所指的法典中心主义,仅限于民事领域,即在民法典所涉及的民事法律部门的全部渊源体系中,民法典处于核心的地位。艾伦·沃森曾言:“一部法典最令人瞩目的特征是它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在大多数国家里,一个基本观念是,随着一部法典的问世,先前的一切法律都被废除了;人们不能脱离法典,回溯到历史上解释其条文。” [2]法典所具有的内容的完备性、体系的完整性、调整范围的宽泛性、价值的指导性等等,都决定了它必然在民事法律渊源体系中具有中心地位。在我国,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在民法典颁布之后,即使民法典不是单行法的上位法,但相对于单行法而言,法典应当处于更高的效力层级。一方面,民法典是最基本的概括和总结,它规范的是最基本的民事制度,所以它必然处于更高的效力层次;另一方面,民法典是规定基本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它对于所有单行法具有指导作用。所以,在法律体系中,民法典通常对单行法起着一种统辖的作用。单行法与民法典构成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