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琼[案情] “黄牛”姚某利用颜某担任某交巡警支队高速三中队负责人，负责查处货车超载、客车超员、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职权，事先提供违章超员、超载的车辆信息给颜某，在超员、超载车辆经过某收费站匝口时，颜某故意不履行职责，对违章车辆不检查直接予以放行或查处后不处罚、减轻处罚，事后由“黄牛”姚某从车主那里收取好处费，再按一定比例分成。[评析] 以上案例涉及滥用职权共同犯罪的司法认定问题。司法机关对身份犯与非身份犯能否构成滥用职权的共犯认识不同，理论界和司法界也存在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之间不存在共同犯罪。理由是如果法律没有对具体的身份犯有相应的规定，就不能随意认定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之间存在共同的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施行《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了贪污犯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而刑法分则对滥用职权罪，并未像贪污罪那样规定，且至今没有相关的解释。因此滥用职权犯罪主体必须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第二种观点认为，按照总则共同犯罪的理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存在共同犯罪。刑法总则指导刑法分则，只要具体的行为符合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相关理论，无论从依法办事，还是打击犯罪，都应认为非身份犯与身份犯之间存在滥用职权罪的共犯。至于何种为滥用职权罪，何种为其他犯罪，则根据主犯的身份来认定具体的犯罪。如果无身份者在共同犯罪中其行为起支配作用，则按非身份犯定罪量刑；如有身份者在共同犯罪中其行为起支配作用，则应以有身份者确定共同犯罪性质。本案中，颜某与姚某的犯罪行为可分为四个环节：共谋—扣车—索要钱财—分赃。在这四个环节中，警察颜某的不依法行政行为在本案共同犯罪中起支配作用，其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非转让性，是非身份者不可能实施的行为。若没有颜某的行为，姚某的后续行为无法实施，也正是车主基于对颜某行为的信任，姚某索要财物的行为才能得逞，故本案应以颜某行为的性质来定，也应定滥用职权罪。（作者单位：泰州市检察院）
湖北法院网（作者冯玉梅张玲编审程勇）
案情介绍：
2010年5月，被告人刘某某（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按照某农业机械管理局局长程某（另案处理）的要求，在未实际销售农业机械的情况下，根据某农机局工作人员杨某提供的虚假购机申请和购机协议，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帮助某农机局套取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致使国家财产损失232889.16元。案发后被告人刘某某已主动向检察院退缴全部赃款。检察机关以被告人刘某某帮助某农机局局长程某等人实施滥用职权犯罪，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之规定，构成滥用职权罪，向某法院提起公诉。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于被告人刘某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以下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某某构成滥用职权罪的共同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某不构成犯罪。理由是：刘某某并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符合滥用职权罪的主体要件，而刑法并没有对滥用职权罪的共犯，尤其是不具备主体身份的人能否构成此罪的共犯等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的不能认定是犯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刘某某构成诈骗罪。理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应当依照诈骗罪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本案中刘某某作为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虚开增值税普通发票，骗取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此行为有诈骗嫌疑，所得赃款也在其公司帐上，符合上述解释的规定，应认定为诈骗罪。
第四种意见认为刘某某构成贪污罪。理由是：刑法第382 条第3 款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即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共同贪污的，均按贪污罪共犯处理。本案中，刘某某伙同程某套取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是利用国家授予其所在公司的权利即间接地利用其职务之便，最终又将所得赃款归其单位所有，符合贪污罪构成要件，应以贪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
1、虽然刑法分则对滥用职权罪，并未像贪污罪那样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犯罪的，以共犯论处，但是刑法总则指导刑法分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具有整体指导性。从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来说，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且只能有一个犯罪故意，若分别定罪，就等于同一犯罪行为有两个故意，这不仅人为地割裂了共同犯罪主观要件的整体性，而且违背了共同犯罪原理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2、从共同犯罪的客观要件来说，共同犯罪是两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的犯罪行为，所有共犯的行为与结果之间都具有因果关系。结合本案，程某作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授意刘某某帮助其骗取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并且与刘某某进行了具体分工，在整个犯罪过程中既有合谋的主观故意和意思联络，又实施了具体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且分工明确。从犯罪结果看，两人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共同造成国家财产损失，犯罪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3、滥用职权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何界定渎职罪中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第九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2年12月28日第3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作了界定，即“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从立法解释不难看出，虽然其渎职罪的主体仍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已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了扩大解释。本案中刘某某虽然并不属于扩大解释中的主体身份，但也排除了仅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构成滥用职权罪这一绝对的说法。
4、如果不纵观全案，详查全部事实，了解全部案情，仅从表面上看，把刘某某定为诈骗罪或贪污罪好像合理。但本案被告人刘某某帮助某农机局原局长程某等人骗取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造成国家财产损失232889.16元，其行为无疑是程某滥用职权罪的帮助犯，所骗取的补贴资金大部分都在某区农机局帐上。根据2000 年6 月27 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第3 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定罪。”虽然对于滥用职权罪没有如此明确的规定，但依此反推，如果将刘某某定为诈骗罪或贪污罪，（但某农机局局长程某却以滥用职权罪进行了处理），这不仅与刑法基本原理不符，而且与上述解释相悖，也与诈骗罪、贪污罪的主观及客观构成要件不符，同时对被告人刘某某也显示公平。
5、本案程某的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非转让性，是非身份者不可能实施的行为。若没有程某的行为，刘某某的行为不仅无法实施而且失去了实施的必要性，也正是程某的授权及利用职务之便才能得逞，故本案非身份者刘某某的行为实际上是附属于程某的行为，其行为性质应以程某行为的性质来定，也应定滥用职权罪。但，本案中同样若没有刘某某的帮助，程某也无法实现骗取农业机械购置补贴资金的整个过程，若仅追究程某的犯罪行为，而按照“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原则简单的判定刘某某无罪，不仅与本案事实不符、有悖常理，而且放任了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帮助实施犯罪而不予追究。
综上，被告人刘某某应作为程某案滥用职权罪的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身份犯与非身份犯能否构成滥用职权共犯
□韩琼
[案情]
“黄牛”姚某利用颜某担任某交巡警支队高速三中队负责人，负责查处货车超载、客车超员、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职权，事先提供违章超员、超载的车辆信息给颜某，在超员、超载车辆经过某收费站匝口时，颜某故意不履行职责，对违章车辆不检查直接予以放行或查处后不处罚、减轻处罚，事后由“黄牛”姚某从车主那里收取好处费，再按一定比例分成。
[评析]
以上案例涉及滥用职权共同犯罪的司法认定问题。司法机关对身份犯与非身份犯能否构成滥用职权的共犯认识不同，理论界和司法界也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滥用职权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之间不存在共同犯罪。理由是如果法律没有对具体的身份犯有相应的规定，就不能随意认定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之间存在共同的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施行《关于审理贪污、职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几个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了贪污犯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认定标准。而
刑法分则对滥用职权罪，并未像贪污罪那样规定，且至今没有相关的解释。因此滥用职权犯罪主体必须具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
第二种观点认为，按照总则共同犯罪的理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存在共同犯罪。
刑法总则指导刑法分则，只要具体的行为符合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相关理论，无论从依法办事，还是打击犯罪，都应认为非身份犯与身份犯之间存在滥用职权罪的共犯。至于何种为滥用职权罪，何种为其他犯罪，则根据主犯的身份来认定具体的犯罪。
如果无身份者在共同犯罪中其行为起支配作用，则按非身份犯定罪量刑；如有身份者在共同犯罪中其行为起支配作用，则应以有身份者确定共同犯罪性质。本案中，颜某与姚某的犯罪行为可分为四个环节：共谋—扣车—索要钱财—分赃。在这四个环节中，警察颜某的不依法行政行为在本案共同犯罪中起支配作用，其行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非转让性，是非身份者不可能实施的行为。若没有颜某的行为，姚某的后续行为无法实施，也正是车主基于对颜某行为的信任，姚某索要财物的行为才能得逞，故本案应以颜某行为的性质来定，也应定滥用职权罪。
（作者单位：泰州市检察院）
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关系的形式分析
研究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共同犯罪关系展开形式分析是一个首要问题。共犯形式主要表现为教唆犯、帮助犯、共同实行犯等。非身份犯是否能够构成渎职共犯，以何种形式进入共同犯罪关系，均有必要予以解释。
（一）非身份犯能否构成渎职罪的教唆犯或帮助犯
渎职罪的犯罪构成对犯罪主体要件进行了限制，只有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规定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构成渎职罪单独实行犯。但是，当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教唆、帮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行为时，非身份犯能否构成渎职共犯？刑法学界主流观点指出：非身份犯与身份犯互相勾结，教唆或者帮助身份犯实施犯罪行为的，两者形成共犯关系{1}。但仍有部分学者坚持：既然身份犯要求犯罪主体必须具备特殊身份要件，那么即使是教唆犯、帮助犯也必须符合这种犯罪主体要件，所以，无身份者不能构成身份犯的共犯{2}。
笔者认为：非身份犯可以与身份犯形成共犯关系，构成渎职罪的教唆犯或者帮助犯。主要的补充性理由包括：1.从法条关系的角度分析，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具有整体指导性，而刑法分则以及相关的立法解释对于渎职罪犯罪主体的具体界定仅具有局部涵摄功能，不能够限制刑法总则的规范价值。既然非身份犯现实地帮助、教唆身份犯实施渎职犯罪，就不能将刑法总则第25条至第29条中涉及的“共同犯罪”限制性地解释为“一般主体犯罪”。
2.从犯罪构成要件的特性角度分析，渎职罪单独实行犯的构成要件具有严格封闭性的特点，
非身份者被完全排除在犯罪主体要件之外，但渎职共犯的构成要件具有相对开放性的特点，非身份者可以通过犯罪行为加功或者犯罪故意加功的方式进入渎职共犯的构成要件体系之内。3.从刑法条文的规范效率角度分析，如果否定非身份犯成为渎职罪等特殊主体犯罪共犯的可能性，那么实践中大量不具备特殊身份的主体将被排除在刑法分则之外，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内容无法规制非身份犯，等于丧失了很大部分的刑法评价功能，极大地削减了刑法条文的规范收益。
（二）非身份犯能否构成渎职罪的共同实行犯
持肯定性意见的观点认为：部分渎职罪属于复行为犯，实行行为可以拆分为多个环节，虽然非身份犯不能直接实施与渎职犯罪的核心行为，但仍可实施部分实行行为{3}；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够成为诸如渎职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身份犯的实行犯，是由于某些渎职犯罪行为的可替代性和可转让性决定的{4}。持否定性意见的观点反驳：只有具有一定身份的特殊主体实施犯罪行为才可能构成犯罪，这就证明无身份者本质上不可能实施渎职犯罪等身份犯才能实施的实行行为{5}；身份决定了犯罪主体与犯罪行为的性质，无身份便无从实施特定的身份行为{6}。折衷观点指出：对无特定身份者可否与有特定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的问题，一概否定或肯定的主张都值得商榷，应当区分特殊主体犯罪的实行行为的性质，予以不同的对待{7}。
笔者认为：非身份犯不能构成渎职罪的共同实行犯。诚然，某些渎职罪的整体行为可以分割为若干个部分行为，例如，滥用职权不征税款的渎职行为过程，必然分割成隐瞒应纳收入的来源、少计收人多报支出、不征税款等部分，但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渎职行为，只能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特定主体的不作为（不征税款）之后才可能产生侵犯国家管理制度的严重后果。也就是说，诸如放纵走私、枉法裁判、不征税款等渎职性的实行行为本身是不可替代的，能够替代的职能是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帮助行为。肯定说指出某些渎职等身份犯行为具有可替代性与可转让性，实际上是混淆了帮助行为与实行行为的界限。例如，在滥用管理证券职权罪中，非身份犯只可能实施提供虚假财务报告、隐瞒证券信息或者伪造签名盖章等行为—此均为帮助行为—而真正滥用职权批准证券发行的法律行为只可能由身份犯实施。有身份者才有可能渎职，无身份者并没有实施滥用权力核心行为的职务基础，只能帮助有身份者完成渎职的实行行为。细致分析渎职犯罪刑法条文，我们发现，渎职犯罪具有区别于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独立性特征。渎职犯罪要求特殊主体实施才成立犯罪的实行行为，从其性质上看，不可能由其他无特定身份者与有特定身份者共同实施实行行为，而只能由具备特定身份者实施，在此种犯罪构成之下，无特定身份者就不可能与有特定身份者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实行犯。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中的某些犯罪要求特殊主体的犯罪的实行行为，从其性质上看可以由无特定身份者与有特定身份者共同实施部分实行行为，在实行行为可替代的情况下，承认无特定身份者可与有特定身份者构成共同实行犯便不存在疑问。例如，
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是主动索取或者被动收取贿赂，甚至还可以代为实施谋取利益的行为，非身份犯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同正犯，但渎职罪中并不存在此种类型的个罪。
三、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罪名确定原则
在明确了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以构成渎职共犯（教唆犯或帮助犯）的前提下，我们进一步需要解决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罪名确定问题。传统职务犯罪理论关于混合身份犯罪名认定的原则是否能够直接为渎职犯罪所用？如何在现阶段错综复杂的渎职罪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认定实践中捋出清晰的脉络？根据渎职犯罪的事实特征与刑法条文特点设定独立的判断原则应是当然选择。
（一）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罪名确定的规则缺失
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罪名确定问题较为复杂，身份犯涉及渎职罪的认定，非身份犯涉及其他犯罪，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亦可能交错牵涉对方涉嫌罪名。渎职罪本身的犯罪构成又可能包含对非身份犯其他犯罪行为的评价。这就进一步加深了罪名确定的实践困惑。传统刑法理论对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定性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主犯决定说”、“分别定罪说”、“实行犯定罪说”、“身份犯定罪说”、“部分犯罪共同说”、“折衷说”等等观点{8}各执一辞，至今无法在职务犯罪领域设定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定性的司法判断规则。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定性的混乱局面直接导致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罪名确定原则无所适从。例如，刑法理论对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交叉涉嫌放纵走私罪与走私罪如何定性进行了激烈论证，但至今仍旧无法统一认定标准。
第一种观点：权威学者认为，海关工作人员事前与走私罪犯通谋为走私罪犯提供方便的，应认定为走私罪的共犯，而不能认定为放纵走私罪。因为刑法第156条规定，与走私罪犯通谋，为其提供贷款、资金、账号、发票、证明，或者为其提供运输、保管、邮寄或者其他方便的，以走私罪的共犯论处{9}。
第二种观点：反驳者从法条竞合的角度主张，海关工作人员只要利用职权，徇私情、私利，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弄虚作假、隐瞒事实，放纵走私，情节严重的，均应根据刑法第411条规定认定为放纵走私罪，因为刑法实际上是将某些共同犯罪中与职务相联系的部分实行行为、帮助行为单独列为渎职罪，从而使某些渎职罪如放纵走私罪与走私罪的共犯形成了法条竞合关系，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对海关工作人员应以放纵走私罪论处，而不应定性为走私罪的共犯{10}。
第三种观点：另有学者从想象竞合犯的角度分析，认为应当从一重罪认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渎职者的渎职行为实际上兼有渎职罪构成要件和共犯构成要件的双重性质，属于想象竞合犯形态，依照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对行为人应择一重罪处断{11}。
第四种观点：实践中亦出现了追求司法效率的倾向性意见，认为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成渎职犯罪共犯的，无论其加功行为在共同犯罪中是起主要作用，还是起次要作用，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为应一律以渎职罪共犯定性。因为根据特殊主体优于普通主体的原则，理应一律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论；统一按渎职犯罪定性，既符合共同犯罪的理论，又便于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12}。
第五种观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于2002年7月11日《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条第1款规定，依照刑法第411条的规定，负有特定监管义务的海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利用职权，放任、纵容走私犯罪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放纵走私罪。放纵走私行为，一般是消极的不作为。如果海关工作人员与走私分子通谋，在放纵走私过程中以积极的行为配合走私分子逃避海关监管或者在放纵走私后分得赃物的，应以共同走私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渎职罪中有相当部分属于海关工作人员实施放纵走私的犯罪行为，故放纵走私罪与走私罪中的海关工作人员与非海关工作人员如何进行罪名确定对于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定性问题具有标本性示范意义。放纵走私罪与走私罪的定性困难代表了渎职共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
（二）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罪名确定的操作原则
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犯定性规则相当混乱，缺乏刑法理论深度支持的认定方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明知他人实施犯罪而滥用职权予以放纵的情况下，对渎职者究竟应当认定为渎职罪还是他人所犯之罪的共犯？非国家工作人员组织、教唆、帮助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谋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自己的犯罪进行庇护或加功，对其究竟应当认定为渎职共犯还是自己所犯之罪抑或数罪并罚？究竟如何总结罪名确定的操作原则？
上述第一种观点将渎职罪中的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统一认定为其他犯罪的共犯，排除了渎职犯罪刑法条文的适用，势必造成司法认定过程中的渎职罪刑法条文虚置，立法机关在新刑法中对渎职罪条文进行大幅拓展就失去了规范意义。笔者也不同意第二种观点将渎职罪与其他犯罪共犯之间认定为法条竞合关系。法条竞合是刑法条文中不同罪名犯罪构成之间的交叉或者包容关系，放纵走私罪与走私罪在静止的法条与罪名层面不存在交叉或者包容关系，不能构成法条竞合。第三种观点将渎职罪与其他犯罪的共犯认定为想象竞合应当是正确的，但“从一重处断”仅仅是有效地梳理了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部分内容（身份犯的定罪问题），况且渎职犯罪本身的复杂性决定了想象竞合犯并不能涵盖其中全部的犯罪形态，不能只注重身份犯的处理，非身份犯也存在渎职罪的共犯与其他犯罪的实行犯之间的竞合问题，也存在罪名选择的困难。第四种观点以追求司法实践效率为导向对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一律以渎职罪定性，忽略了渎职罪与非身份犯涉嫌构成的其他犯罪之间的
刑罚轻重关系，可能产生罪刑失衡的结果。况且，不能单纯为了追求司法实践的简捷操作而放弃对精确定性的严谨要求。此外，司法解释的解决方法是对徇私舞弊渎职行为进行限制性解释，消极漠视纵容其他犯罪行为的，符合渎职犯罪经限制解释后的客观构成要件，故可将身份犯认定为渎职罪，积极配合非身份犯从事其他犯罪行为的，超越了限制性解释要件的内容，应以其他犯罪的共犯论处。但是，将放纵、漠视等渎职行为一律缩减为消极不作为，显然不符合渎职行为的实际情况，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完全可以利用职务便利积极帮助促成其他犯罪。可见，司法解释强硬地曲解了渎职犯罪客观构成要件。
笔者认为，目前刑法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和主张，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审视渎职犯罪与传统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纵观刑法分则，渎职犯罪与其他犯罪之间的法条关系问题是各章罪名中最突出的，特别是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又属于故意犯罪，身份犯容易与实施其他故意犯罪的非身份犯再度形成共犯关系。正确的分析路径是应当将这种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以此为基础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进行细化讨论，这样才能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疑难问题。
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犯罪共生模式与动态型犯罪共生模式。前者意指由非身份犯实行的其他犯罪或者非身份犯本身是渎职犯罪客观成要件中的行为对象，此种共生模式属于法律条关系，能够通过对刑法条文展开静态分析而显现表现为渎职罪与前提罪之间形成的共生关系。具包括：徇私枉法罪与相关犯罪、枉法裁判罪与相关犯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与相关的刑事案件本身、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以及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与对应性犯罪等。后者意指由身份犯实行的渎职犯罪与非身份犯实行的其他犯罪在犯罪构成的逻辑脉络和犯罪行为的运行时空范围内前后相继的犯罪联动关系，此种共生模式属于犯罪事实关系，应当放置于司法实践对渎职罪与其他犯罪的动态认定中进行考察，表现为渎职罪与并发罪之间形成的共生关系。具体包括：私放在押人员罪与脱逃罪、滥用管理公司罪与虚报注册资本罪或者虚假出资罪、滥用证券职权罪与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与偷税罪、违法提供出口退税证罪与骗取出冂退税罪、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与偷越国边境罪、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或非法低价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与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等。上述前提罪与并发罪可以合称为渎职罪的共生罪。
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兼容了共同犯罪的基础性法律特征，又涵盖了渎职罪与其他犯罪之间客观上共同存在的附带性事实特征。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的主观特征，即包括了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之间的事前或者事中共谋，也包括了两者之间的事后共谋。这就决定了必须以意思联络理论为核心解决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之间是否在共生罪的层面形成了共犯关系。渎职犯罪刑法条文罪状中的“明知”、“徇私舞弊”等明示了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的主观内容。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的客观特征表现为：身份犯在非身份犯实施其他犯罪之前提供先期准备或部署；
身份犯在非身份犯实施共生罪之中提供充分便利；身份犯在非身份犯实施其他犯罪完毕后予以放纵或者提供庇护。但上述徇私徇情客观表现的实行基础都落脚于身份犯的滥用职权行为。共生模式的客观特征决定了必须以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的实行行为为依据，辨识身份犯是否在客观上完全进入了非身份犯共生罪的行为体系，非身份犯是否具备协助身份犯从事渎职行为的客观事实。渎职犯罪共生关系是否由于渎职罪或者共生罪的部分构成要件缺失等原因被切断，将直接影响到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的具体认定规则。
四、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具体认定
当渎职犯罪与其他犯罪形成共生关系时，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就可能存在渎职罪与共生罪双重罪名的选择问题；当渎职犯罪与前提罪或并发罪的共生状态因为若干犯罪构成要件未充足等原因被分割时，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的刑事责任就可能通过适用单一罪名的共犯形式予以解决。我们区别情况进行分类讨论。
（一）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双重罪名的选择
由非身份犯实施的渎职罪的共生罪，其全部的行为过程可能涉及到教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帮助其逃避刑事追诉的行为，但这应属于共生罪实施完毕后的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是对不法状态的继续性利用或延展性保持，并未侵害新的法益，故不能将之认定为后续渎职罪的帮助犯、教唆犯等共犯形式。渎职罪的共犯行为是作为共生罪的必然结果而实施的行为，尽管与共生罪分割开来看，其本身也是可以从渎职罪共犯的角度进行刑事归责，但对于非身份犯而言，共生罪是主要行为，渎职罪共犯是次要行为，根据主要行为的构成要件，事后行为已经得到了“包括的评价”{13}，在刑法上就不存在成立渎职罪共犯的问题。所以，在共生罪到达了犯罪既遂、未遂、中止或者预备状态之后非身份犯作为共犯参与身份犯实施的渎职罪的情况下，非身份犯不构成渎职罪共犯，而仅构成共生罪。
由身份犯实施的渎职罪可能涉及到帮助非身份犯完成共生罪或者逃避刑事处罚，应当以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理论为基础区分情况认定身份犯是否构成渎职罪实行犯与共生罪共犯的想象竞合。若身份犯与非身份犯事先并无意思联络，只是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发现并明知他人实施犯罪行为，出于徇私、徇情等原因不依法查处，对共生罪采取放任或容忍态度，不能因为身份犯明知存在犯罪行为并在客观上起了帮助作用而认定为共生罪的共犯，而应当认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渎职罪，因为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并没有共同完成共生罪的犯罪故意。
实践中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非身份犯在实施共生罪过程中被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查获，通过贿赂、诱惑或者说情等手段。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予以渎职放纵。根据刑法理论，这属于事中通谋的共同犯罪{14}：非身份犯与身份犯实施共生罪的共同犯罪故意是在着手实行犯罪之时或在实行犯罪之中通过身份犯共同参与犯罪或者为他人犯罪提供帮助而形成；共生罪共犯之间的意思联络主要表现为犯罪行为之间的相互配合；即使共生罪的共同
犯罪故意是在实行犯罪过程中形成的，而身份犯的帮助行为却是在实行犯的行为完成后才实施，身份犯仍然应按共生罪的共犯论处。
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先通谋，由后者实施相关犯罪，前者利用本人职务之便与之互相配合，滥用职权放纵共生罪，根据共犯理论与竞合犯原理，身份犯的行为一方面构成共生罪的共犯，另一方面也符合渎职罪的犯罪构成，属于一行为触犯两个罪名，在刑法理论上确实更符合想象竞合犯的法律特征，而非法条竞合犯（渎职罪与共生罪的刑法条文之间并不存在竞合关系）。应根据想象竞合犯的处罚原则择一重罪处断。值得强调的是，如果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未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只是利用熟悉机关单位的工作流程等客观作案优势为非身份犯通风报信、提供逃避刑事追究的方法等，其本身并不构成渎职罪，无法形成想象竞合关系，应直接以共生罪的共犯论处。
（二）渎职罪与共生罪分离状态下的罪名确定
虽然渎职犯罪与其他犯罪具有共生性，但这一特点无法整体覆盖司法实践中的所有案件，渎职罪与共生罪有时亦会呈现分离状态。
首先，这表现为参加到渎职罪中的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相关罪名可供定性。此时，实施渎职共同犯罪的非身份犯可以直接根据渎职罪的相关罪名进行刑事归责。例如，故意泄漏国家秘密罪在实践中就不存在与之共生的非身份犯可能涉嫌的相关罪名。因此，在非身份犯教唆、帮助身份犯违反国家保密法规定泄露国家秘密的情况下，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故意泄漏国家秘密罪的共犯。
其次，这表现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可能因为犯罪构成的限制不成立相应的渎职罪。渎职犯罪的构成要件中存在一个重要的结果性限制—“造成严重后果”、“遭受重大损失”或者“情节严重”，行为人未达到严重后果等标准，将导致渎职犯罪与其他犯罪共生性的实质脱离。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简化渎职罪中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共同犯罪的认定难度。与此同时，渎职犯罪相随共生的其他犯罪较多属于经济犯罪，通常也具有犯罪数额等结果性要件限制，并且，此类数额型客观超过要素的成罪标准要低于渎职犯罪。所以，身份犯与非身份犯涉嫌渎职犯罪与其他犯罪的行为要件基本成立，但因结果要件的标准差异而形成两种情况：只构成其他共生性犯罪而不构成渎职犯罪和渎职犯罪与其他犯罪均不构成。
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对照2006年7月26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立案标准》），行为人因不符合犯罪结果要件而并不构成渎职罪。例如，《立案标准》规定，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10万元以上的；上级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指使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损失累计达10万元以上的；徇私舞弊不征、少征应征税款不满10万元，但具有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或者其他恶劣情节的；其他致使国家税收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在无法查实税务机关
工作人员索取或者收受贿赂且国家税收损失约8万元的情况下，身份犯并不符合渎职罪的立案条件，无法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纳税主体（渎职罪的非身份犯）偷逃的税款占其应缴纳税款的百分之十以上，纳税主体则构成偷税罪。在这种只构成其他共生性犯罪而不构成渎职犯罪的情况下，根据共同犯罪原理即可解决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的定罪问题。身份犯与非身份犯形成其他共生犯罪故意，身份犯通过渎职行为进行帮助或者放纵的，两者构成其他犯罪的共犯。若因为结果性要件的限制，渎职犯罪与其他犯罪均达不到犯罪标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均不构成任何犯罪。
浅论共同犯罪案件中主从犯的司法认定 （作者：夏俊杰——红安县检察院） 在刑法理论中，共同犯罪是最为复杂的理论问题之一，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每个共同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也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国《刑法》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两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共同犯罪主体必须是两人或者两人以上。共同犯罪人作为刑事案件的主体，包括主犯，从犯，胁从犯，教唆犯，这些区分对于犯罪人的量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笔者身处基层检察院，时常碰到涉及从犯认定的司法实务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常感觉理论储备不足。有鉴于此，该文以各种刑法理论观点为基础，归纳性、总结性地分析论述了在共同犯罪中应如何认定主从犯、抑或是不区分主从犯的判断标准。 一、共同犯罪的主从犯认定 （一）共同犯罪人的分类 共同犯罪，简称共犯，是与单独犯罪相对而言的。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就共同犯罪而言，二人以上可以共同谋划，互相分工，更易于完成犯罪；也可以商讨对策，相互包庇，更易于逃避侦查，因此往往比单独犯罪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共同故意犯罪中，各共同犯罪人因其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而需要区别对待。理论上，各国刑法按照不同的标准，对共同犯罪人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划分。实践中，检察机关在办理共同犯罪案件时，为了使罪责相适应，也需要按照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共同犯罪人进行分类。因此，共同犯罪人的分类也是对共同犯罪进行处罚的前提。为准确理解我国刑法的主从犯规定，有必要首先了解国内外立法确定的共同犯罪人种类，主要有这些划分方式：(1)二分法，即把共同犯罪人分为两种，具体划分又有不同，①分为首犯和从犯，如《唐律疏议·名例》中对“共犯罪者条”解释说：“共犯罪者，谓二人以上共犯，以先造意者为首，余并为从”；②分为正犯和
滥用职权罪主体的界定 2002年12月28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渎职罪的主体做出了扩大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从这一立法解释可以看出，滥用职权罪(渎职罪)的主体有了很大变化，出现了多元化现象。笔者作以下分类： 基本型。即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在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等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授权型。即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委托型。即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聘用型。虽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可见，立法机关是采用“职责论”的观点对渎职罪的主体进行界定的。即不管是否属于正式编制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只要代表国家行使职权时，就应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围，可以成为渎职罪主体。“身份论”
在渎职罪主体认定方面已无立足之地。据此，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包括以上四种类型。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一，立法解释的效力适用于刑法的施行期间，对于刑法实施后和在立法解释发布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渎职罪案件，应当依照立法解释的规定办理。第二，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发生冲突时，以立法解释为准。 在认定本罪主体时，可抛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这个框框，只要审查：第一，是否履行国家公务;第二，其职权的来源是否正当。第二方面一般都有据可查，如果嫌疑人不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要审查其职权的产生有无法律法规授予，或是否来自于国家机关的委托或国家机关的聘任
共同贪污犯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研究室曹坚 共同贪污犯罪认定中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主要涉及到对共同犯 罪既未遂形态的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贪污的认定等问题。 一、共同贪污犯罪中既未遂形态的认定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对共同贪污犯罪的既未遂判断与单独贪污犯罪并无区别，只要共同贪污的公共财物已经处于行为人控制的状态，即可确定共同贪污犯罪既遂。当然，由于共同贪污犯罪中存在一定的分工，共犯人在共同贪污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如何综合全面看待共犯的行为，并继而判断是否达到共同贪污的既遂确实存在一定问题。例如，近年来，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亲身犯在贪污犯罪中有所体现，对判断共同贪污犯罪的既未遂与否产生了一定影响。试举一例。2005年10月，某镇人民政府为某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经区政府同意征用该镇某村1组、2组、9组的耕地，被征地人员符合条件的可办理小城镇社会保险，具体工作由该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委会）负责办理。犯罪嫌疑人张某、付某、秦某当时分别担任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之职，犯罪嫌疑人徐某担任村党总支委员会（以下简称总支委）委员。该村在办理小城镇保险中，确定由村总支书记陆某与村主任张某全面负责，徐某负责整理、收集材料，村会计闵某负责将资料输入电脑并上报给该镇劳动保障中心。同年11月，陆某主持召开了由村委会、总支委两委成员参加的会议，张某、付某、秦某、徐某参加，主要是研究办理小城镇保险等事宜。因张某、付某、秦某、徐某4人均该村1组、2组、9组的村民，均不符合办理条件。会上，张某提出能否趁此机会将他们几个村干部一并办理，付某、秦某、徐某均表示同意，陆某亦未反对。会议定下为6名村干部或家属办理，除4名犯罪嫌疑人外，
试论我国共同犯罪中止理论及完善 袁彬冯景旭 一、从一个案例说起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李某为杀害张某准备了菜刀并邀请王某帮忙。一天夜里，李某、王某在张某必经的小巷将张某拦住。李某捅了张某一刀，扎中张某腹部。张某负伤逃跑。李某、王某紧追。追赶中，王某担心受到法律严惩，建议放弃。李某不同意。王某说服不了李某就自己走了。为了阻止李某进一步的犯罪行为，王某给附近派出所打了报警电话。派出所民警迅速出动。在民警快接近李某时，李某被群众逮住。张某经治疗伤愈。 显然，这是一起共同犯罪，全案为故意杀人未遂。但是对从犯王某的行为是未遂还是中止，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一种观点以共同犯罪的中止要求行为人有效地阻止同案人（实行犯）实施犯罪为由，认为王某行为仍属犯罪未遂，王某的报警行为与李某犯罪未得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此，王某的行为只能成立犯罪未遂而不能成立犯罪中止。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王某的行为与李某犯罪未得逞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王某自动放弃了其犯罪行为，并且也表现出了足够悔意，可以定犯罪中止。 现行通说认为王某成立犯罪未遂。对于王某实施阻止李某继续犯罪的行为，一般是作为一个从宽的量刑情节加以考虑。这似乎是解决问题的一个优良方案。但细细考量，我们会发现，这其中仍然有不甚理想之处： 将王某后面的行为仅仅作为量刑情节而且是酌定情节从宽处罚，这其实只解决了对王某行为的量刑问题，而没有解决定性问题。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是犯罪过程中的停止形态，在性质上，属于犯罪论，因而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涉及的是定罪，而非量刑。本案中，将王某的行为认定为犯罪未遂并进一步考察其从宽情节，虽然可以达到犯罪中止的处罚效果，但是这毕竟不同于犯罪中止，因为犯罪中止处罚是法定，这里仅将其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靠审判人员的法律意识强弱来实现，对行为人的从宽处罚缺乏法律保障。 由此，笔者以为有必要进一步审视我国现行的共同犯罪中止理论。 二、我国现行的共同犯罪中止理论 根据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我国现行的共同犯罪中止理论主要涵括以下两个方面内容： 1．简单共同犯罪的中止
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共犯问题初探 摘要：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罪里，共同犯罪主要是共同正犯、教唆犯和帮助犯的问题。其中，在共同正犯中包括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不纯正不作为犯之间的共同正犯，和不纯正不作为犯与作为犯之间的共同正犯两种情形。不作为的教唆犯表现为行为人以作为的方式教唆他人实施不作为犯。不作为的帮助犯指以作为方式帮助他人实施不作为犯罪。 关键词：不纯正不作为犯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 一、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概述 犯罪的危害行为有作为与不作为两种基本形态。作为是指行为人以积极的身体动作去实施刑法禁止的行为；不作为是指行为人不实施法律要求实施的积极行为而造成法益的侵害。根据危害行为实施方式的不同，可以把犯罪分为作为犯与不作为犯两种。以积极作为方式实施的犯罪是作为犯，以消极不作为方式实施的犯罪是不作为犯。不作为犯又包括两种类型。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预定只能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是纯正不作为犯，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通常由作为构成的犯罪是不纯正不作为犯。 二、不纯正不作为犯与共犯 （一）不纯正不作为犯与共同正犯 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行为的犯罪形态。德日刑法理论中对于不作为的共同正犯的研究，存在“全面肯定说”、“全面否定说”和“限定肯定说”三种观点。其中，笔者认为限定肯定说较为合理。 全面否定说从不作为与作为在实体构造上的不同出发，一概地否定不作为共同正犯成立的可能，既没有不作为与不作为之间的共同正犯，也没有不作为与作为之间的共同正犯。德国学者考夫曼认为，由于不存在不作为的故意，因此没有必要考虑共同的行为意思。而且在不作为中因不存在实行行为，所以也就没有了分工合作的可能性。因此，考夫曼主张在不作为的情况下，没有探讨共同正犯的余地。 全面肯定说主张共同正犯中的实行行为可以是共同的作为，也可以是共同的不作为，还可以是作为与不作为的结合。该说得到了德围判例的普遍支持。日本学者大塚仁认为，“具有共通义务的两人以上者，互相联络犯罪意思，进行了违反其义务的不作为时，就可以说存在共同实行，能够成立共同正犯”【1】。德国学者威尔纳也认为，无论在复数的不作为间，还是在作为与不作为间，均存在成立共同正犯的可能。前者是指二人以上共同负有义务者不履行义务的决心。各人在共同实施的不法的范围内，不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他人的行为也应当负责，因为自己的决心得到了别人的支持，别人的决心也得到了强化。后者对“由积极的作为产生的侵害结果不加防止，表明不作为者(保障人)的行为是对作为者精神上的帮助。但对此后的保障人的不作为不能排除共同正犯的成立【2】。 限定肯定说从共同正犯的本质出发，在批判全面肯定说的基础上，将不作为共同正犯的成立范围限定在具有现实的法的意义的范围之内。在限制肯定说内部，不同的学者对究竟应当在什么范围内成立不作为共同犯罪的观点也不一致。德国学者耶赛克认为，参与者一方以作为形式承担了行为的实施，另一方违反法的义务没有阻止作为者的作为时，可以认定成立共同正犯，但从行为支配理论的
滥用职权罪研究 2006-7-12 10:51 来源：法律教育网【大中小】【我要纠错】 内容提要：滥用职权罪是1997年刑法修订时从玩忽职守罪中分离出来，因此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在主体、客体等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但由于我国刑法对滥用职权罪规定过于原则，以致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认定该罪产生了一些分歧。本文从滥用职权罪的立法沿革入手，对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对争议较大的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及该罪的主体范围如何界定等问题进行重点论述。分析了该罪的客体，列举了该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肯定了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同时，指出了该罪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建议从严厉打击职务犯罪的角度从立法上作些修改。 关键词：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适用 引言：滥用职权罪是1997年刑法修订后新增加的一个罪。在1997年刑法修订以前，对于滥用职权的行为是按照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的。正是由于滥用职权罪是从玩忽职守罪中分离出来的，因此，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有着不解的渊源。也正是这种渊源，导致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滥用职权罪的认定产生很大争论。因此，有必要对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进行深入研究，以便达成统一认识，最终消除理论上的争议，引导司法实践的正常开展，从而增强刑法的权威性，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健康发展。本文拟从滥用职权罪的立法沿革入手，对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进行研究，以期能对滥用职权罪 的理论研究和司法认定有所助益。 第一部分滥用职权罪的立法沿革 1997年刑法修订时，增加了滥用职权罪，同时相伴于滥用职权罪，增加了滥用职权罪的特别法条，比如刑法第402条规定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刑法第403条规定滥用管理公司、证券职权罪、刑法第404条规定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等，从而形成了打击滥用职权犯罪的刑法体系。而在此之前，滥用职权的犯罪是以玩忽职守罪处理的。 刑法增加滥用职权罪有其必然性：1987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正确认定和处理玩忽职守罪若干意见（试行）》中归纳了13个方面64种具体的玩忽职守罪行为，其中将一些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行为作为玩忽职守罪的具体表现形式加以规定。除此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些单行刑事法律、经济法律、行政法律中也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严重后果者依照或比照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随着司法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犯罪惩治力度的加大，大量司法实践表明，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案件呈日益上升的趋势。这种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无论是行为人的主观恶性还是行为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都较国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犯罪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1997年修订刑法时，立法机关采纳了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部门的建议，在现行刑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与玩忽职守行为并列为犯罪行为，从而增设了滥用职权罪，解决了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对滥用职权犯罪行为按照玩忽职守罪处理 的尴尬局面。 第二部分滥用职权罪的犯罪构成
目录1片面共犯的概念与特征 1 1.1概念 1 1.2片面共犯的特征 1 1.2.1犯罪主体上具有多方性 1 1.2.2犯罪行为具有共同性 2 1.2.3故意具有片面性 2 1.3片面共犯的形式 2 1.3.1片面帮助犯 2 1.3.2片面教唆犯 2 1.3.3片面组织犯 3 2关于片面共犯存在的理论分歧 3 2.1全面肯定说 4 2.2全面否定说 5 2.3部分肯定说 6 2.4笔者的观点 6 3片面共犯的构成要件的界定 7 3.1实行犯必须要有实行行为 7 3.2片面共犯必须参与其中 8 3.3必须具有共同的犯意 8 4片面共犯的处罚 9 4.1片面共犯的定罪 9 4.2片面共犯与从犯 10 4.3片面共犯的犯罪形态 10 5结语 11 参考文献： 12
致 谢 13
片面共犯的研究 王明月 摘要：对片面共犯是否成立，学界存在较大的分歧。论文从哲学、构成要件、司法实践的需求、以及法理等方面综合分析，认为片面共犯是成立的。片面共犯的构成，必须是片面共犯人暗中对犯罪实行行为的一种帮助、加功，但二者在犯罪实施前和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犯意的联络，只存在一方的合意，而不存在双方的合意。对于片面共犯的处罚，可以参考从犯的量刑标准进行定罪量刑，但是在实际司法实践中，应当针对案例中具体的片面共犯行为的加功程度酌情考量，不能完全套用从犯的定罪标准。这样既能够保证对犯罪行为的惩罚，又避免了司法上的处罚过重。 关键词：片面共犯；构成要件；处罚 Research on one sided accomplice By Wang Mingyue March，2016 Abstract:The one-sided accomplice is established,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academic circles. The thesis, from the aspects of philosophy, constitution, demand of judicial practice and legal theory, thinks that the one-sided accomplice is established. One-sided accomplice, must be one-sided accomplice secretly to the crime to implement the behavior of a help, plus the work, but the two in prior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rime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does not exist in the contact of criminal intention, there is only a desirable, and there is no mutual agreement. For the punishment of one-sided accomplice can reference an accomplice of the
信号检测与估计理论简答题 1.维纳滤波器与卡尔曼滤波器的区别 维纳滤波器： 1)只用于平稳随机过程。 2)该系统常称为最佳线性滤波器。它根据全部过去和当前的观测信号来估计信号的波形，它的解是以均方误差最小条件所得到的系统的传递函数H(Z)的形式给出的。 3)信号和噪声是用相关函数表示的。 卡尔曼滤波器： 1)平稳随机过程和不平稳随机过程均适用。 2)该系统常称为线性最优滤波器。它不需要全部过去的观测数据，可根据前一个的估计值和最近的观察数据来估计信号的当前值，它是用状态方程和递推方法进行估计的，其解是以估计的形式给出的。 3)信号和噪声是用状态方程和测量方程表示的。 2.解释白噪声情况下正交函数集的任意性 设)0)(()()(T t t n t s t x ≤≤+=中，噪声n(t)是零均值、功率谱密度为2/)(0N w P n =的白噪声，其自相关函数)(2)(0 u t N u t r n -= -δ。于是，任意取正交函数集)()},({t x t f k 的展 开系数 j x 和 k x (k=1,2,…)的协方差为 )])([(k k j j s x s x E --] )()()()([00??=T k j T du u f u n dt t f t n E ????????=T T k j dt du u f u n t n E t f 00)()]()([)(? ???????-=T T k j dt du u f u t t f N 0 00)()()(2 δjk k T j N dt t f t f N δ2 )()(2 = =? 当k j ≠时，协方差0 )])([(=--k k j j s x s x E ，这说明，在n(t)是白噪声的条件下，取任 意正交函数集)}({t f k 对平稳随机过程k x (k=1,2,…)之间都是互不相关的。这就是白噪声条件下正交函数集的任意性。 3.请说明非随机参量的任意无偏估计量的克拉美-罗不等式去等号成立的条件和用途 克拉美-罗不等式] )),(ln [(1 ])?[(2 2θ θθ θ??≥-x p E E 或 )] ),(ln [(1 ])?[(22 2θθθ θ??-≥-x p E E 当且仅当对 所有的x 和θ 都满足 k x p )?(),(ln θ θθθ-=??时，不等式去等号成立。其中k 是任意非零常 数。 用途：当不等式去等号的条件成立时，均方误差取克拉美-罗界，估计量θ? 是无偏有效的。以此，随机参量下的克拉美-罗不等式和取等号的条件可用来检验随机参量θ的任意无偏估计量θ? 是否有效。若估计量无偏有效，则其均方误差可由计算克拉美-罗界求得。 4.简述最小的均方误差估计与线性最小均方误差估计的关系。 在贝叶斯估计中讨论的随机矢量θ的最小均方误差估计，估计矢量mse θ可以是观测矢
谈贪污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一、贪污对象范围的认定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贪污罪的对象只能是公共财物。根据刑法第9l条规定，公共财物是指国有财物、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物、用于扶贫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物，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输中的私人财物以公共财物论。在司法实践中，关于贪污犯罪的对象仍有分歧。 l、不动产能否成为贪污犯罪的对象?人们关于贪污犯罪对象的认识通常停留在动产(如金钱)上，但在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中的不动产，是否属于贪污犯罪的对象呢?笔者认为，公共财物中的不动产也是贪污犯罪侵害的对象。动产与不动产是财物在客观上的物质表现形态，其本质是一样的。首先，刑法第9l条规定的公共财物并没有限制为动产，第382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也没有将不动产排除在外。其次，利用职权非法占有公有不动产，具有现实可能性。现实生活中，财产犯罪中的抢劫罪、抢夺罪是以，“当场”为前提，盗窃罪一般需以对象物的“移动”方可完成，挪用类犯罪因立法上规定其对象为资金或者公款而不能以不动产作为犯罪对象，除此之外，诈骗罪、侵占罪、职务侵占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均可以不动产作为其侵害的对象，不用考虑这种财物是否可移动。对于非法侵占不动产犯罪的既遂、未遂的认定，不以行为人是否办了房产证为准，而是看他是否实际控制了房屋。 2、公共财物中的无形财产能否成为贪污犯罪的对象?公共财产中的无形财产如电力、电信密码、知识产权等，如果被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很少有人将其归为贪污罪之列。笔者认为，公共财物中的无形财物应属于贪污犯罪的对象，因为公共财物中的无形财产是国家、集体投入一定资金，运用专门技术设备加以开发和生产的，这种物质具有商品的两重性，其被非法侵占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不亚于有形财物被非法侵占的后果。 二、贪污对象去向的认定 贪污案发后，在作案手段和占有财物无法否认的情况下，行为人辩称所得财物用于“公务开销”、“经济交往需要”、“业务应酬使用”、“办了福利”等自己未得或所得很少时，如何认定其贪污财物数额呢? l、贪污犯罪既遂的标志是实际占有并控制了贪污对象，犯罪既遂后对贪污对象的处分方式不能改变其行为的性质。犯罪既遂后，犯罪及其数额便作为一种结局不能回复或逆转，不论行为人实施犯罪的动机是生活困难急需用钱，还是贪图享受用于挥霍，也不论行为人的主观动机是为公还是为私，都不影响犯罪的构成。 2、对贪污对象的去向问题可以作为量刑情节来考虑。虽然贪污对象的去向不能反映犯罪人的主观故意，但却反映行为人的犯罪动机，行为人处分贪污对象的方式相对于用于个人挥霍
过失共犯理论探究及其类型展开的论文 关键词: 共同犯罪；过失犯；因果关系判断；过失共同正犯；类型展开 内容提要: 社会发展促使过失犯罪领域出现了新形态，主张过失共同犯罪的学说日渐引起关注。当前的争论主要限定在刑法诠释学的范畴内进行，大陆法系主流立场尚不承认过失共同正犯的成立，行为共同说作为其理论根基并非绝对；当违反共同注意义务的行为整体上对特定法益形成了具有结果属性的现实危险，其中的危险行为直接导致了损害结果，并且在规范判断上存在择一或者重复的因果关系时，过失共同正犯得以成立。承认过失共同正犯不违反罪刑法定主义，是否承认其实牵涉到其他实质考虑。过失共同犯罪理论应限定在过失共同正犯领域，具体适用主要有三种类型。共同犯罪向过失犯领域扩张，合理反映了现代风险社会下的刑法应对，也体现了刑事实体法对被害人法益的重视，我国将来在立法论上有必要予以肯定。 近二十几年来，随着著名的瑞士“滚石案”判决结果的出台，在整个大陆法系领域内，主张过失共犯能够成立的刑法学说日渐引起学界关注，其缘由主要在于，随着社会不断向前发展，过失犯罪领域出现了新的形态，部分学者认为局限于原有的共同犯罪理论，仅仅对过失犯罪行为进行单独的处罚已不能有效地适应法秩序需要，因此自解释论的范畴逐渐开始采肯定立场。虽然直到目前为止，关于过失共同犯罪应当肯定与否仍存在激烈争论，整体而言其在理论和实务中也仍属于少数派见解，但是各国学说有渐渐趋向肯定过失共同犯罪的趋势，面对这一新的时代思潮，本文认为有必要就这一理论变革进行系统研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国关于共犯的理论和大陆法系并不完全一致，且立法明确否定了共同过失犯罪，因此本文的探讨范畴不局限于狭义共犯，也不仅限于我国现行立法规定。 一、共同犯罪领域的革命—过失共犯概述 过失犯罪，只能够由行为人各自进行，如果行为人违反了注意义务，即使这种违反和他人注意义务的违反具有同时性或者存在某种关联，彼此之间也不适用共同犯罪“部分实行、全体负责”的处罚原则，这一点直到上个世纪末期依然是刑法学界基本上不存在争议的共识。但是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过失犯罪类型案件，依据传统的刑法理论见解无法予以妥当处理，或者基于社会保护的需要认为传统的处理结果存在不妥善之处，比如某甲和某乙共同经营某小吃店，由于未曾留意腐烂食物的及时处理，而在意思相通的情形下，误将应该倒掉的食物端给了客人吃，结果导致客人急性中毒；张某和赵某二人出去郊游，共同在野外烧烤，在烧烤结束后疏忽火苗的扑灭就回家了，结果引起了森林大火；再比如，两个同时值班看管锅炉的工人，因为无聊喝酒，然后都睡着了，结果致使锅炉爆炸造成财产人员损害的。面对诸如此类的过失犯罪案件，有部分学者认为应当考虑扩大共犯理论的适用范围，进而开始主张肯定过失共同犯罪的成立。 最先在大陆法系引起普遍讨论的，是今天学界已经比较熟悉的瑞士“滚石案”的判决，这个判决采取了肯定过失共犯成立的立场。“滚石案”的基本案情是：两个瑞士的年轻人a和b，于1983年4月21日下午6时55分左右，从某森林小屋返回家的途中，发现toess河右岸的山坡上有两块大石，重约50公斤和100公斤以上，于是a提议将大石头从山坡上推下去。a 和b对于此处的地理环境非常熟悉，并且知道河岸经常有渔夫出现，将如此重的石块推落下去有可能对他人产生危险，在这样的状况下，b接受了a的提议。为了确认河岸边是否有人，b跑到绝壁边大声喊叫一声“有谁在下面吗”，但是他的位置使得他无法看到toess河右岸的全部景观。在没有听到任何回应之后，b跑回a所在之处，用手将超过100公斤重的大石块推动使其滚落到山坡下，随后，a也以同样的方式将重达50多公斤的石块推落。两块大石头之一碰巧击中了在河边垂钓的渔夫c，导致了c的死亡，但是对于究竟是哪块石头砸死了c，事后根本无法确定。关于该案的最终判决，瑞士联邦法院基于“行为人若不遵守注意义务，
身份犯共犯若干问题研究 摘要 在刑法理论中，有些犯罪的主体是由特殊主体构成的，刑法理论上将其称之为身份犯。分析不同身份的犯罪人在其共同犯罪中的作用，从而判断其具体的刑事责任极其程度，是深入研究共同犯罪必然涉及的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问题。鉴于刑法理论的通说把身份犯分为纯正身份犯（真正身份犯）与不纯正身份犯（不真正身份犯），纯正身份犯关乎定罪，不纯正身份犯影响量刑。笔者以此分类为基础，分析刑法中的身份犯问题，研究最多、争议最大的当属有纯正身份者参与到共同犯罪中时而引发的一系列争论。因此，本文试就共同犯罪与纯正身份中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讨。 关键词：纯正身份犯共同犯罪犯罪构成 Abstract In the criminal law theory, some crime main body is by the special main body constitution, criminal law theory general it called it violates the status.Analyzes the different status crime person's in its common crime function, thus judges its concrete legal responsibility extremely degree, is the thorough research common crime involves inevitably has the important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significance question.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criminal law theory logically coherent argument violates authority the status for the pure status violates (true status to violate) violates with not the pure status (untrue status to violate), the pure status violates concerns determines guilt, not the pure status violates the influence discretion of punishment, the author take this as the classification is a foundation, analyzes in the criminal law the status question, the research are most, disputes in a big way when has a series of arguments which in the pure status participation common crime initiates from time to time.Therefore, this article tries on in the common crime and the pure status related question makes a discussion. Key word: The pure status violates the common crime crime constitution
滥用职权罪的立法完善 [摘要]滥用职权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异化、权力腐败行为，它对国家政权的危害高于一般刑事犯罪。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注重通过立法加强对滥用职权行为的惩治。本文分析了我国滥用职权罪在立法上的缺陷，包括条文设计不合理，罪状不明确，主体范围过窄，刑罚设立不科学等问题。提出应及时修改立法，明确其特征，扩大其主体范围，提高其法定刑等建议。 [关键词]滥用职权罪立法完善 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人们对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也越来越有了新的认识。由于人们的思想与快节奏的经济发展有时会发生新的冲突，所以新矛盾、新问题也就会很自然地表现出来，加之人们的思想受社会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和侵蚀，一些意志薄弱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手中权力为个人谋取私利，致使渎职犯罪案件屡屡发生，有的人为谋取个人利益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他们见利忘义滥用职权，不履行职责，致使国家利益蒙受重大损失。为了强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感，积极同此类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学习了解渎职犯罪案件中的滥用职权罪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现行刑法第397条对原刑法规定中的玩忽职守罪进行分解，并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违背职责的行为增设了滥用职权罪。这一立法举措对于我们这个特权思想积淀沉厚，官贵民贱流毒深远的国度，无疑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然而，由于刑法第397条立法设计上的缺陷，加之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导致该罪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较大争议。本文拟对此进行相关的研究，以期实现滥用职权罪在立法上的日臻完善。 二、滥用职权罪的立法现状 （一）国外滥用职权罪的立法现状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写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防止权力滥用的方法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①此观点，他提出了三权分立的政权架构学说。现代世界各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滥用职权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异化和权力腐败行为，它危及国家结构，腐蚀国家职能，妨害公民权益，最终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因此，现代各国一般均在刑法中设定条款规定滥用职权罪。
5.身份犯共同犯罪 一、身份犯 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是指刑法所规定的影响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行为人人身方面特定的资格、地位或状态，例如，公务员、军人、男女、亲属、在押罪犯等。 以特殊身份作为犯罪构成主体要件或加重、减轻刑罚处罚事由的犯罪，是身份犯。二、共同犯罪 共同犯罪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共同犯罪除人数上必须是二人以上，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必须有共同的犯罪行为，包括共同实行犯罪的行为和参与的行为；其次，必须存在共同犯罪故意，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各个共犯人有共同犯罪的故意，第二，各个共犯人之间有意思联络。 三、共犯的定罪 (一)共同实行犯的定罪 1.双方都有特定身份的情况。 1)双方都有身份且利用共同职务上的便利构成的共同实行犯。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法律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的犯罪，并且利用共同职务上的便利，可以构成共同实行犯。 2)双方都有身份但未利用共同职务上的便利是否构成共同实行犯。这种情况应当区分下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法律虽然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但并未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只要具有特定身份，就可以构成共同实行犯。第二种情况是法律不仅要求犯罪主体具有特定身份，而且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如果没有利用共同职务上的便利，即使都有特定的身份，也不能构成共同实行犯。 2.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实行犯罪。 1)主犯决定说。该说认为共同犯罪的性质是由主犯犯罪的基本特征来决定。主犯具有特殊身份，是特殊主体，应按特殊主体所犯之罪定罪；主犯没有特殊身份，是一般主体，按一般主体所犯之罪定罪。 2)分别定罪说。该说认为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应分别定罪：有身份者按身份犯定罪；无身份者按普通犯定罪。 例如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贪污、侵占案件如何认定共同犯罪的几个问题的解释》规定，行为人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以贪污罪共犯论处。行为人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勾结，利用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的职务便利，共同将该单位财物非法
绝望之章、令人昏迷的共犯论 ＠1共同过失犯罪问题 关于过失共同犯罪，刑法理论与实务界存有颇多争议，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便是它否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它的成立条件以及完善其立法应注意哪些处 罚原则？对此，刑法理论界众说纷纭，意见不一。刑事司法则立足于现有的刑事立法及刑法理论，将共同过失犯罪只视为过失犯罪的一种特殊情况，而不当作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究其原因，乃是认为承认共同过失犯罪，就必然背离刑法中共同犯罪的理论，有走上“客观归罪”道路之嫌疑。但是我认为共同过失犯罪是有其存在的空间和必要性的。 案例：雷某与孔某两人相约在一阳台上，选中离阳台8.5米左右处一个树干上的废瓷瓶为目标比赛枪法。两人共用一支TW-20型半自动步枪，轮流各射击子弹3发，均未打中目标，但其中一发子弹穿过树林，飞向离阳台1000余米附近，击中行人龙某致其死亡。另外，击中被害人龙某的子弹究竟是雷某还是孔某所发，不能查明。 这个案件怎么处理呢？ 在对该案如何处理时，存在以下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雷某和孔某在阳台上射击，主观上均具有疏忽大意的过失，客观上又造成了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对其二人均应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 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二人均具有过失且客观上造成了严重后果，但由于不能查明致死龙某的子弹为何人所发，对其中任何一人处罚均可能导致冤枉一人、放纵另一人的后果，如对两人均处罚，依据传统过失理论，则必冤枉一人，根据“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对两人均不应定罪处罚。
以上两种意见，似乎各有其理，第二种意见从因果联系角度强调查明直接致害人的必要性，并以疑罪从无原则认为不应处罚，但在处罚与否问题上却不免失之于宽。第一种意见突出了该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并指出两人行为均具有可罚性，但其处罚依据则嫌不足。 但是以共同犯罪的理论，就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了。两个人在射击，首先两个人负有共同的不伤害到他人的注意义务。两人共同地违反了这一共同注意义务，致使第三人的死亡，就能够构成共同过失致人死亡罪（我自己编的罪名）。根据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原则。两人都对龙某的死亡承担过失责任。 1、共同过失犯罪的概念 所谓共同过失犯罪，是指二人以上违反共同注意义务而共同过失实施的犯罪。共同过失犯罪属于共同犯罪，对其处罚应当适用其他共同犯罪所适用的“部分实行全部责任”原则，即：指每个行为人对所有的共同危害结果承担责任，而不仅仅对自己的过失行为所造成的危害负责。 2、共同过失犯罪的立法沿革 从立法上看，共同过失犯罪经历了由全面肯定到部分肯定，再到全面否定的过程。1912年的《暂行新刑律》第35条规定：“于过失罪有共同过失者，以共 犯论，”第36条规定：“值人故意犯罪之际，因过失而助成其结果者，准过失共同正犯论”，既肯定了过失的共同正犯，亦承认了过失的教唆犯和帮助犯，是对过失的共同犯罪的全面肯定。1928年的刑法则取消了《暂行新刑律》第36条的规定，在第47条规定：“二人以上于过失罪有共同过失者，皆为过失犯”，仅肯定了过失的共同正犯，而过失教唆犯和帮助犯则不复存在，这是对共同过失犯罪的部分肯定。1935年的刑法则进一步取消了过失共同正犯的规定，已经否认了
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编辑：张智勇律师（赵红霞辩护律师）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滥用职权罪构成要件 滥用职权罪构成要件 一、滥用职权罪构成要件 犯罪客体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逾越职权，致使国家机关的某项具体工作遭到破坏，给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害，从而危害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本罪侵犯的对象可以是公共财产或者公民的人身及其财产。 滥用职权罪构成要件 二、滥用职权罪构成要件： 犯罪客观方面 本罪客观方面表现为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滥用职权，是指不法行使职务上的权限的行为，即就形式上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一般职务权限的事项，以不当目的或者以不法方法，实施违反职务行为宗旨的活动。首先，滥用职权应是滥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一般职务权限，如果行为人实施的行为与其一般的职务权限没有任何关系，则不属于滥用职权。其次，行为人或者是以不当目的实施职务行为或者是以不法方法实施职务行为；在出于不当目的实施职务行为的情况下，即使从行为的方法上看没有超越职权，也属于滥用职权。最后，滥用职权的行为违反了职务行为的宗旨，或者说与其职务行为的宗旨相悖。滥用职权的行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超越职权，擅自决定或处理没有具体决定、处理权限的事项；二是玩弄职权，随心所欲地对事项作出决定或者处理；三是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或者说任意放弃职责；四是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不正确地履行职责。 滥用职权的行为，必须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结果时，才构成犯罪。所谓重大损失，是指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重大物质性损失和非物质性损失。物质性损失一般是指人身伤亡和公私财物的重大损失，是确认滥用职权犯罪行为的重要依据；非物质性损失是指严重损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声
目录 诚信承诺书...................................... 错误!未定义书签。 毕业论文......................................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中英文摘要及关键字............................ 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片面共犯的理论纷争及评析 （一）片面共犯存在与否的理论分歧 (2) （二）部分肯定说之提倡 (3) （三）片面共犯的成立范围 (4) 二、片面共犯的成立要件 （一）行为要件 (6) （二）意思要件 (7) 三、片面共犯的处罚 （一）处罚依据 (8) （二）片面帮助犯的处罚 (8) （三）片面实行犯的处罚 (9) 参考文献 (10) 开题报告表 (11) 中期检查表 (15) 答辩记录表 (16) 成绩评定表 (18)
片面共犯研究 [摘要]：我国刑法对片面共犯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片面共犯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着，它的成立范围应限于片面帮助犯和片面实行犯，其实质是一种特殊的共同犯罪形态，在构成要件和刑事责任的承担上也有其独特之处。 [关键词]：共同犯罪；片面共犯；片面帮助犯；片面实行犯 [Abstract]：The one-sided accomplice in criminal law of our country did not make specific provisions, but the one-sided accomplice in real life exist, it should be limited to the scope of unilateral accessory and unilateral offense, its essence is a kind of special form of common crime,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bear also has its unique features. [Key words]：commit crimes, one-sided accomplice, one sided accessory, one-sided perpetrator 对于片面共犯这一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在我国目前的刑法总则与分则中也并没有较为详细的法律条文对此加以明确规定，因而理论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鉴于此，本文根据学术界对片面共犯问题研究的成果，并结合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现状，从片面共犯的成立范围、构成要件以及责任的划分等问题上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妥善处理好片面共犯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片面共犯的理论纷争及评析 （一）片面共犯存在与否的理论分歧 关于片面共犯的成立与否，国内外学者都对此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依据不同的视角及主客观之间的联系，学术界在该问题上存在全面肯定说、全面否定说以及部分肯定说三种观点。[1]这些观点无论在片面共犯的构成还是在何种情况下进行处罚以及处罚的力度上均存在争议，这些争议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我国的刑法条文对片面共犯相关问题的规定还很模糊，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一种全面肯定说的观点认为片面共犯是一种特殊形式存在的共同犯罪。具体来说，片面共犯是指在某个犯罪过程中，片面共犯人在实行犯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了帮助、教唆、指导等行为，尽管实行犯对此并不知情，但对片面共犯一方而言，他们都加功于同一个犯罪行为，完全是一种共同犯罪行为。有日
信号估值与检测 一、信号检测与估值理论的研究对象 信号检测与估值理论是现代信息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以率论与数理统计为工具，综合系统理论与通信工程的一门学科。它为通信、雷达、声纳、自动控制等技术领域提供理论基础。此外，它在统计识模、射电天文学、雷达天文学、地震学、生物物理学以及医学等领域里，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众所同知，通信、雷达、自动控制系统等都是当代重要的信息传输和处理系统，对它们的性能要求，总的说来有两个方面。 一是要求系统能高效率地传输信息，这就是系统的有效性； 二是要求系统能可靠地传输信息，这就是系统的可靠性或抗干扰性。 ? 使系统信息传输可靠性降低的主要原因有： 1．不可避免的外部干扰和内部噪声的影响； 2．传输过程中携带信息的有用信号的畸变。 二．信号检测与估值理论发展的简略回顾 ? 信号检测与估值理论是从4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整个40 年代是这个理论的初创和奠基时期。在这期间，美国科学家维纳(N．Wiener)和苏联科学家柯尔莫格洛夫(A．H．Ｋ)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将随机过程和数理统计的观点引入到通信①和控制系统中来，揭示了信息传输和处理过程的统计本质，建立了最佳线性滤波理论，后人称之为维纳滤波理论。这样，就把经典的统计判决理论和统计估值理论与通信工程紧密结合起来，为信号检测与估值理论奠定了基础。对于当时的传统观念来说，维纳滤波理论的创立是一次冲击和突破。因此，在20 和30 年代，人们在研究信息传输系统的可靠性问题时，总是习惯于把信号看成是一个确定性的过程（周期过程或瞬态过程），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一章 贝叶斯准则（Bayes Criterion）：在假设Hj的先验概率P(Hj)已知，各种判决代价因子cij给定的情况下，使平均代价C最小的准则。根据贝叶斯准则得到似然比检验，将似然比函数（转移概率密度函数之比）λ(x)与最佳似然比门限η（由先验概率和判决代价因子确定）比较来判决哪种假设成立。似然比检测有时可简化为对数似然比检验。还可进一步化简，使判决表达式左边的检验统计量为观测量x的最简函数。贝叶斯准则是信号统计检测理论中的通用准则，对各假设的先验概率P(Hj)和各种判决的代价因子cij做某些约束，则得到它的派生准则，如最小平均错误概率准则（先验等概时即为最大似然（ML）准则），最大后验概率（MAP）准则，极小化极大准则，Neyman-Pearson（N-P）准则。 最小平均错误概率准则（Minimum mean probability of error criterion）：使平均错误概率最小的检测准则。在通信系统中，通常有c00=c11=0, c10=c01=1，即正确判决不付出代价，错误判决代价相同，此时平均代价C恰好就是平均错误概率Pe，贝叶斯准则就转化为其特例形式的最小平均错误概率准则，似然比检验的判决门限为η=P(H0)/P(H1)，似然比函数仍为λ(x)=P(x|H1)/P(x|H0)。当先验等概时，η=1，判决就表示为两个似然函数P(H0), P(H1)的比较，即转化为最大似然（Maximum Likelihood）准则。 最大后验概率准则（Maximum a posteriori probability (MAP) criterion）：最小平均代价的贝叶斯准则在判决代价满足c10?c00=c01?c11的条件下，其判决式成为P(x|H1)/P(x|H0) P(H0)∕P(H1)（上述最小平均错误概率准则也即为此），最终可表示为P(H1|x)＞＜P(H0|x)，即比较后验概率的大小，就成为最大后验概率准则。易知，最小平均错误概率准则（因而最大似然准则）是MAP准则的特例，也可以说，在给定的判决代价条件下，两种准则是等价的。 奈曼-皮尔逊准则 在许多情况下，信号的先验概率和代价因子无法知道，如雷达系统要确定目标出现与不出现的概率是困难的，此时无法应用贝叶斯准则，应以检测概率最大为准则，如果用降低检测门限的方法来提高检测概率，但门限降低后又会使虚警概率加大，因此只能在对虚警概率加以限制的条件下，使检测概率最大，这就是奈曼-皮尔逊准则。 极小化极大准则（Minimax Criterion）：在已经给定代价因子cij，但先验概率P(Hj)未知时，为避免产生可能过分大的代价，使极大可能代价极小化的信号检测准则。其方法是，猜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