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案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摘要我国现行法律已初步搭建起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框架，但其制度本身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监督标准不统一、范围过于狭窄、程序不健全、监督措施过于偏软等。因此，必须在立法层面上，对刑事立案监督制度的线索来源、范围、程序、措施等各方面予以改进和完善。
关键词刑事立案；监督制度；完善
自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87条首次在立法上明确检察机关的刑事立案监督权以来，各级检察机关积极开展立案监督工作，立案监督工作取得很大发展。然而，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刑事立案监督制度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困惑，制约了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工作的有效开展。因此，探讨当前开Ⅱ事立案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如何完善，对促进刑事立案工作的更好开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刑事立案监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监督标准的不统一
在实践中，不同的检察机关采取的立案监督标准并不相同。有的检察机关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立案标准作为立案监督的标准，即《刑事诉讼法》第83条所规定的“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或第86条所规定的“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有的检察机关则按照《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工作问题解答》(以下简称《解答》)第十条所规定的“能捕、能诉、能判”的“三能”标准作为刑事立案监督标准。不同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标准的认识的不统一，严重制约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发展。
(二)监督的范围过窄
1.监督对象过于狭窄
在我国，具有刑事立案权的机关有多个，如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走私犯罪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及人民法院。现行刑事诉讼法
地大《法律基础》（三） 第三章刑事法律制度 一、[案情] 被告人马某，男，36岁，某运输公司大卡车司机。马某与同车队同事段某积怨颇深，某日清晨，马某溜进车队停车场，将段某开的大卡车的刹车装置破坏，企图制造行车事故，陷害段某。当日上午，段某去某厂拉货物，途中发现刹车失灵，多亏路面较宽，未造成交通事故。 [问题] 马某的行为构成什么罪?如何处罚? [分析] 破坏交通工具罪，是指破坏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足以使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已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本罪的构成特征如下：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 2．本罪的客观方面必须具有对法定的五种交通工具实施破坏足以使其发生倾覆、毁坏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1)行为人破坏的须是正在使用中的火车、汽车、电车、船只、航空器等交通工具。“正在使用”，包括正在行驶和准备行驶的待用状态。(2)行为人的破坏行为足以使上述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足以”，是指破坏程度应能够影响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或飞行，如果破坏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状态不被排除，交通工具就有发生倾覆、毁坏的危险。对足以使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的认定，应结合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一是交通工具是否正在营运使用之中；二是实施破坏所采用的手段；三是所破坏的交通工具的部位是否是重要和关键的部位。 3．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 4．本罪在主观上是故意。 [结论] 本案中，马某主观上出于直接故意，客观上故意破坏正在使用中的卡车的刹车装置，足以使汽车发生倾覆、毁坏的危险，其行为已构成破坏交通工具罪，应依法惩处。 二、[案情] 被告人张某，男，41岁，某厂汽车司机。1997年12月21日晚，张某酒后开车，在开往城郊自己家的途中，张某将一骑自行车的妇女撞成重伤。张某下车看到被害人血肉模糊，心中十分害怕，当即开车返回厂中没有回家。被害人因未得及时救治，失血过多死亡。
浅谈刑事和解 [摘要]刑事和解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型刑事诉讼模式的产生。文章将这种新型的诉讼模式与传统的诉讼模式进行比较，得出该种模式的优越之处，看到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刑事和解；传统刑事诉讼模式；对抗 2002年随着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判的“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的产生，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方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①刑事和解在西方称之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它是西方三十年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改革尝试；它一改传统刑事司法以国家为本位，主张对受害人权利的关注，它为刑事司法理念研究和实践注入一种全新的理念。 刑事和解的出现，使在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对抗基础建立起的传统刑事理论面临了挑战。假如刑事和解制度能在我国通过完善理论而获得成功，可能为世界司法理论做出贡献。 一、与传统模式比较 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建立在国家追诉主义的基础上，将公诉机构与被告人置于完全对抗的地位，而法院则应“保持中立”。自贝卡利亚以来，无罪推定被奉为刑事诉讼的“王牌条款”，公诉机关必须证明被告人有罪，并需要达到让人信服的最高标准。相反，法律免除了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样，保证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宗旨。 以上理论建立在“对抗性司法”的基础上。加入犯罪嫌疑人向侦查人员做了有罪供述，放弃无罪辩护，上述理论则毫无意义。国家公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并不处于完全对抗的地位，而且有进行合作的可能。比如，在轻微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一旦认罪，法院可征得检察官的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对存在立功、自首、初犯等情节的被告人，检察官发表公诉意见时主动要求法院“在量刑时考虑上述情节”等。 在刑事诉讼中并不都包含“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过程。由此我们发现了两种司法模式：一是传统国家与被告人进行对抗的司法模式。二是国家与被告人通过协商和妥协进行的合作模式。 但是刑事和解不同于以上两者。这一模式作为非形式化方式处理刑事案件，其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即为社会冲突的化解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公权力机关不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和解，而是作为居中促成和解的调解人。这样一种模式的存在与发展，是传统司法中所固有的冷冰冰的权利责任分配体系开始让位
刑事立案监督存在几个问题和对策 1997年1月1日修改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法律监督的原则，在立法上明确了刑事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一项内容，特别赋予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监督权。这一权力的确立，对于人民检察院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法律的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 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有案不立”、“以罚代刑”、“不破不立”、群众告状难等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影响了决策机关正确分析犯罪动向、及时确定打击犯罪的方针政策，而且影响了群众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使人们对司法机关执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对维护社会稳定极为不利。针对这种状况，立法机关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刑事立案监督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使得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具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它在有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提高司法机关的执法水平的同时，有效地遏制了违法办案等现象，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维护了法制的统一，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 ; 目前《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虽然对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执行和分工做出了具体规定，但是笔者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发现，这些规定还不完善，可操作性差。因此有必要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从而使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真正体现立法者的意图，完善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加有效地保护。 ; 一、目前刑事立案监督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公安机关在刑事立案中存在的问题 1、执法不够严格，立案标准不统一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予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同时，《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63条规定：对于有控告人的案件，决定不予立案的，公安机关应当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在7日内送达控告人；控告人对不立案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后7日内向原决定的公安机关复议。原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10日内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控告人。 ; 上述规定对于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立案环节中有关立案的条件、不予立案的案件处理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个别公安部门不按照上述规定执行，导致控告人见不到《不予立案通知书》，更谈不上行使复议权了。加之上述规定中并没有明确公安机关是否将立案决定书告知控告人，由此影响了公民行使其正当的权利，同时也使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是否立案的情况无法掌握，不能正确履行不予立案的监督程序，致使人民群众产生“司法机关互相推诿”的误解，严重损害了执法机关的威信和形象。 另外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公安机关掌握的立案标准不统一，
刑事诉讼法的强制措施 一、强制措施的概念与特点 1.特点（适用主体；对象；目的；法定性；时间上的临时性） 2.与刑罚、行政处罚的不同 3.扭送（不是强制措施。）（对象：正在犯罪或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通缉在案；越狱逃跑；正在被追捕。总结为：现行犯或在逃的） 二、拘传 1.拘传与传唤（对象不同；是否具有强制性不同；二者的关系） 2.拘传适用的程序（《解释》第63条、第64条） （1）负责人批准； （2）被拘传人所在的市县进行； （3）2人执行； （4）辖区以外执行——通知当地的公或检、法 3.时间 三、取保候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安全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 1.取保候审适用情形 （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3）应当逮捕，但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4）对被拘留的，需要逮捕而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 （5）提请批准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复议、复核的； （6）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 （7）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刑诉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8）持有效护照和出入证件，可能出境逃避侦查，但不需要逮捕的 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方法逃避侦查，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不适用取保候审。 2.取保候审的方式 （1）人保 A保证人的条件：与本案无牵连；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享有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没有被限制；有固定的住处和收入。（第54条） B义务：监督；及时报告 C责任 a.行政责任：罚款（1000——2万）； b.刑事责任 c.民事责任（前提：协助逃匿、明知藏匿地点而拒绝提供；如果取保候审的被告人同时也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人，保证人还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应当以其保证前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提起的诉讼请求数额为限。）（《解释》第73条） （2）财产保（人民币；起点） 注：不能同时适用 3.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第56条） （1）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 （2）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3）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证人作证； （4）不得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 4.取保候审的程序 （1）取保候审的申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律师） （2）决定机关（决定数额；变更） （3）执行机关（没收、退还保证金、罚款）
浅析我国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发表时间：2009-11-18T09:16:13.293Z 来源：《中外企业家》2009年第5期下供稿作者：张文雯[导读] 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尝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张文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北京 100088)摘要：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尝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对“赔钱减刑”的质疑众说纷纭。详细界定了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探讨刑事和解的制度因素，包括参与主体、适用范围、适用条件和责任形式四个因素。 关键词：刑事和解;基本内涵;制度因素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09)10-0166-02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刑事和解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2003年7月以来，北京市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大兴、昌平七个区的检察院公诉部门共受理各类刑事案件27 427件，其中轻伤害案件共4 607件。在轻伤害案件中，检察机关适用和解结案的共667件，和解适用 率为14.5%[1]。刑事和解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媒体冠以“赔钱减刑”进行了报道后引发了社会各届的质疑：“赔钱减刑”导致有钱人“花钱买命”或有钱人受到的处罚较轻的局面，容易滋生“暗箱操作”及“权钱交易”，导致司法腐败。事实上，“赔钱减刑”的说法容易产生一种字面上的暗示，公众理解的减刑是简单的用减刑作为等价物，或者看到交钱后犯罪人的刑期得到从轻处罚时就会认为钱和刑已经挂钩了。因此，笔者认为应将“赔钱减刑”的司法实践统一称为“刑事和解”来讨论，以避免公众的误解，并形成严谨的学术用语。 一、基本内涵的界定 刑事和解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早已有之的刑事司法改革措施，在我国，刑事和解尚不是一种被法律所确认的刑事法律制度，但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践尝试都将其定位为一种制度来对待。迄今为止，国内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的概念表述几乎都采用“一句话”交待的方式，即要么直接一句“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发生后，经调停人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面对商谈、解决刑事纠纷”[2]，或直接释义为“刑事和解又称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3]”。大多数作者在作此类简单交待之后，随即笔锋一转叙述刑事和解各项内容，然而“刑事和解”这个概念并非如此简单，应对其基本内涵进行详细界定。 刑事和解是一个刑事法律术语，它与传统的国家强制对抗性刑事诉讼模式相对。刑事和解的基本内涵不能限定于字面解释，应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主体和方式这三方面进行分析和理解。 首先，刑事和解的对象是犯罪纠纷。一旦产生犯罪纠纷，就有解决纠纷的需求，双方通互相妥协与让步和平是解决方式之一。 其次，刑事和解的主体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犯罪人与国家、犯罪人与一定的社会组织。由于犯罪纠纷是由犯罪所引发的，实施了特定危害行为的犯罪人和犯罪的受害者当然都是犯罪纠纷的一方主体。但受害者不仅包括一般情况下的犯罪被害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包括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目前国内学者对刑事和解的界定中仅提到“犯罪人与受害者”，大多数学者对“受害者”并未作任何的解释，使读者难以理解“受害者”是限定于一般的犯罪被害人之内，还是也包括特殊的犯罪被害人，这种模糊的说法是不妥当的。因此，刑事和解应该包括犯罪人与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和解。 最后，刑事和解的方式为“和解”的方式，强调自主性和自愿性。“和解”的自主性和自愿性指，犯罪纠纷是否进行和解由双方自主决定、自主选择，并且在和解中双方所表达的是自己的真实意思。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由特定人（第三方）调解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会影响到调解的可行性。因为在我国现有法制状况下，确立相应的调解机构或调解人、设置相应的调解程序及规则是难以实现的；调解可能因被害人或犯罪人不同意或不接受而难以实现。因此，双方当事人的自主与自愿是刑事和解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刑事和解指在犯罪发生后，犯罪人与犯罪受害方，包括被害人、国家、一定的社会组织，自主自愿地进行沟通、协商并达成互利性合意以解决犯罪纠纷的机制。 二、刑事和解之制度因素 (一)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 刑事和解旨在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犯罪纠纷，犯罪行为必然由加害人对被害人实施，加害人和被害人都是刑事和解的必要参与主体。在犯罪发生后，只要犯罪符合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适用条件，只要被害人愿意与某些加害人达成和解，就应当准许适用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也涉及国家公权力机关一方，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他们参与到和解中时国家追诉权不再是其唯一目的，其重要作用是给家害人和被害人提供对等的信息和沟通平台，从帮助被害人的角度考虑，对于如何更好地解决纠纷提供法律上的咨询和帮助。 此外，律师在实际工作中也成为刑事和解的参与主体之一。律师是专门的法律服务人员，地位比较中立，他们熟悉各种法律规定，对诉讼中的利益和风险的认识深入而客观，一般能够获得当事人的信任。当然，律师促成的和解也要经过法庭的严格审查，以免出现损害当事人利益的情形。 (二)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 目前我国学界对于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有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从案件轻重来划分；另一种主张从案件种类来划分。 1.案件轻重范围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还局限于轻罪，但也有国家在司法实践中已经突破了轻罪的范围，将刑事和解运用于严重犯罪中。笔者认为，依照罪行轻重来划分有其不足，因为轻罪和重罪的范围各国有不同的理解，其标准在世界范围内是难以统一的。在一国范围内，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究竟是应当局限于轻罪，还是可以扩展到包括重罪的所有案件中，并不完全取决于制度设置，也与一国的文化、民族心理和国民观念密切相关，在实际操作中可能因案件的千差万别而异常复杂。在广东东莞抢劫案中，虽然该抢劫案属于重罪，但被告人表示痛改前非，被害人又能因此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以不判处死刑的方式达成和解不失为一种对国家、社会和当事人都有利的选择。因此，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不能依据案件罪行轻重来决定，还应当根据案件种类和具体情节综合考量。 2.案件种类范围
（管理制度）谈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 的许可制度
谈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的许可制度 林新法 引言 案例简介：2001年6月25日，浙江省某县公安局以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报请该省某市人大许可对身为该市人大代表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提请逮逋，该市人大收到有关资料后，以暂时不能及时召开常委会会议为由“不予受理”。其后，县公安局根据《浙江省实施〈代表法〉办法》第21条的规定，提出“不予受理”理由缺乏依据，且要求人大召开常委会主任会议，以许可对张某提请逮捕。经连续3日的交涉，该市人大最终召开了主任会议，但主任会议于审查了公安机关提交的书面资料后，作出了“证据不足，不予许可”的决定，县公安局尽管不服，却也只得中断对张某帮助毁灭证据壹案的侦查工作。 这是壹个典型的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许可案例（本文所称人大代表仅指县级之上各级人大代表）。于这壹简单的操作流程中，我们能够发现许多引人深思的程序问题：如主任会议能否作为审查许可的主体，人大是否有权决定“不予受理”和“不予许可”，公安司法机关不服人大决定时应如何救济等等。由于法律于设定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许可制度的同时，对如何报请许可和如何审查许可等操作性问题均作了回避，关联的程序特别是人大否决及救济机制的缺如，给实践带来了极大的随意性和混乱，导致了储如前述案例中的许多程序尴尬和困惑，所以若能从理论上对人大代表适用刑事强制措施许可制度加以科学剖析和合理阐述，无疑具有深刻的实践意义。 一、对人大代表适用强制措施的报请许可范围 当前，内容涉及刑事强制措施许可制度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下简称《代表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和各省级人大制定的《代表法》实施办法等，由于制定时间上的差距和制定主体上的不同，这些法律法规对于适用强制措施的报请许可范围的规定存于着较大的冲突。 《代表法》第30条的规定：“县级之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可，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逋或者刑事审判。如果因为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方案。对县级之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如果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应当经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这里的“法律规定的其他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于范围上是非常广泛的，包括刑事措施、行政措施等，就刑事诉讼法而言，这些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又包括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逮捕五种。而“现行犯”壹般是指正于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犯罪后即被发现的人犯，[1]它
中国刑事司法制度主要问题(一) 一、问题的提出 1996年3月16日，中国立法机构对颁行于“文革”后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作出了大规模的修改。伴随着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施行，一场影响深远的刑事司法改革在中国发生了。作为这次改革的主要成果，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护等基本诉讼原则得到了一定的贯彻，被告人、被害人、辩护人的诉讼权利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因此，人们几乎普遍对这次改革作出了积极的评价，并将其视为中国在刑事法律中加强法治原则的重要标志。1] 如果对1996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作一简要回顾的话，那么，中国立法机构为推进刑事司法改革所作的努力之大还是令人赞叹的。例如，为防止法官在审判前对案件形成先入为主的预断，避免法庭审判流于形式，同时也最大限度地发挥控辩双方在证据调查和事实发现方面的作用，立法机构对刑事审判方式作出了大幅度的改革，引入了源于英美的对抗式审判模式。2]又如，为增强被告人的防御能力，立法机构改革了刑事辩护制度，使辩护律师有机会在侦查阶段为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并且使那些无力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范围得到了扩大。再如，为维护嫌疑人的人身自由不受任意侵犯，有效地约束检警机构的强制性侦查权力，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拘留、逮捕的条件作出了改革，建立了财产保释制度，使得“收容审查”措施得到废止。当然，新的刑事诉讼法还确立了疑罪从无原则，对一审法院严重违反诉讼程
序的行为规定了消极的法律后果…… 然而，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不久，由于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即通过法律解释的形式，对该法律作出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此后，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相继对刑事诉讼法作出了独立的解释，制定了各自的执行规则。于是，一些旨在应对刑事司法改革的“变通之策”大行其道，大量体现刑事法治理念的制度在不同程度上被架空和闲置。刑事诉讼法的施行逐渐出现了危机，刑事司法改革也开始陷入困境。1999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情况组织了一次“执法大检查”，就社会各界非议颇多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辩护律师权益保障以及刑罚执行中的实体变更等重要问题，展开了全面的调研活动。在这次“执法大检查”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相继以“通知”、“批复”等方式，对纠正和制止超期羁押、刑讯逼供问题提出一些行政化的要求。与此同时，鉴于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证据规则极为简单，根本不足以发挥维持控辩双方公平游戏的作用，而法官在证据适用上又存在着普遍的混乱现象，因此，中国立法机构在法学界的支持下，开始了制定刑事证据法的努力。一时间，诸如沉默权、证据展示、证人出庭作证、非法证据排除之类规则的确立，又成为人们所致力实现的改革目标。 毫无疑问，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整体上并没有达到立法机构和法学者所预期的目标。中国司法实践的现状表明，立法机构在审判方式、辩护制度、强制措施制度等方面所进行的改革，相对于整个刑事司法
刑事和解论文刑事和解制度论文：浅谈我国刑事和解制度之 构建 [摘要]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被害人和刑事被告人直面会商为中心的刑事和解程序就一直是西方犯罪学界研 究的主题，并不断地出现在各国的刑事诉讼体系中。在化解社会矛盾，弥补传统刑事司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经济和法律全球化的影响，特别是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指导下，刑事和解逐步走入中国人的视野，成为一个新生物。为此，对刑事和解制度过去与现在以及未来的发展给予足够的关注，对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务的全方位的考察是必要的。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构建 一、刑事和解的概念和特征 刑事和解也被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的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它的基本内涵是在犯罪发生后，经由调停人(通常是一名社会自愿人员)的帮助，使被害人与加害人直接商谈、解决刑事纠纷，其目的是为了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伤害，以及恢复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的和睦关系，并使加害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新的刑事问题解决机制,弥补常规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的不足,它的核心在于恢复性司法，其理
论价值在于正义的恢复，而正义的恢复的途径存在于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两个基本方面，强调被害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兼顾了犯罪人的社会复归，主要表现为两个最基本的特征——“参与性”和“恢复性”。所谓的“参与性”，就是在处理犯罪案件的过程中，主体将不再局限为国家和犯罪人，而是吸纳其他与犯罪有关的人加入到处理犯罪的案件的过程中，特别是被害人加入其中与犯罪人沟通交流，作出协商。而所谓的“恢复性”则是通过一系列的司法活动，努力恢复到犯罪前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状态。通常通过协商，犯罪人通过认罪、道歉、赔偿等方式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使被害人因犯罪影响的生活恢复常态，亦使加害人通过积极负责的行为重新融入社区，并赢得被害人及家庭和社区人员的谅解。 二、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和解以其全新的理念和良好的实验效果引起了人 们的兴趣。但是就总体来说，作为一种新的争端解决方式，存在美丽诱惑的同时，也存在着理念上对传统刑事司法的挑战、人们对它功能上的怀疑、程序上的缺陷等问题，这些方面显然也直接导致刑事和解制度相当的不成熟。 （一）基本理念的碰撞 首先表现在犯罪性质上，刑事和解制度在实体法领域内涉及到对犯罪本质的认识的重新界定。刑事和解的个人本位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一) “内容摘要”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的保障体系，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重要手段。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本质体现了实现刑罚与保障人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在实现国家刑罚的同时要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权保障。为了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客观需要，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我国应当对包括逮捕、监视居住等在内的强制措施制度进行改革，对超期羁押进行制度性的防治，协调行政措施与强制措施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刑事强制措施制度；逮捕；监视居住；超期羁押 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不仅有助于促进诉讼顺利而有效地运行、及时地追究和惩罚犯罪，而且直接关系到公民人身自由权的维护，鲜明地体现出一个国家的民主和法治程度。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使得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向着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迈进了一步，但由于观念和技术的原因，我国现有的强制措施制度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在司法实践中，其执行的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因而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的必要。 一、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现状与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制度的种类、权利主体、适用对象、使用原则和程序做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刑事强制措施在建国以后几十年的司法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打击、揭露、控制犯罪，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更是功不可没。然而，近年来，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以及国际人权保障呼声的不断高涨，我国在强制措施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方面出现了一些滞后现象，因此，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是十分必要的。（一）改革与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适应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 诉讼制度的发展不能脱离其所产生并发挥作用的特定社会条件，因为，“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做出强烈的摆动”。1]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也不例外。 近年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迅速发展，公民的个人权利意识日渐觉醒，迫切希望得到法律的认可和维护；另一方面，依法治国方略已被写入宪法修正案，规范和限制国家机关的权力的行使，使之法制化、程序化。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指出要“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进一步强化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体现法治的精神和内涵，这是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对我国的诉讼法治建设提出的明确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理应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二）改革与完善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客观需要 当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总体上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各种问题，一些问题还相当突出，严重损害了法治尊严和司法权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强制措施的权利主体未受到合理有效的制约，主体行为的主观随意性大，从而未能在实质上保证强制措施使用的公正性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权统一于公安机关。将拘留权统一于公安机关，主要是从公安机关的性质及其案件范围来考虑的。因为，公安机关站在同刑事犯罪做斗争的第一线，每天接触到大量的突发性的刑事案件，如无拘留权则不利于同犯罪做斗争。但拘留直接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所以，刑事诉讼法又拘留的条件、时间上做出了必要的限制，使公安机关在保障社会利益与保护人权上做到平衡。然而，公安机关在全面掌握拘留的决定权与执行权的同时，却牺牲了权力制约的司法理念，在工作上的特殊职责和侦查活动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难以客观地、理性地监督拘留的适用。因此，对于未受到合理制约的权力，是不科学的，不公正的。2] 2、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不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应当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对人的强制措施；二是对物的强制措施；三是对隐私权的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实际上是第一种意义上的狭义的强制措施。
浅谈刑事和解制度论文 刑罚权历来被视为公权力而被国家所垄断，在严厉的惩罚，司法系统和监狱负担沉重、再犯率又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刑事和解制度给了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新的启示，下面是浅谈刑事和解制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被害人保护运动的兴起，出于对传统诉讼模式忽视被害人缺陷的反思，被害人和刑事被告人直面会商为中心的刑事和解程序成为西方犯罪学界研究的主体，以刑事和解方案为主要操作模式的恢复性司法方案成为热点。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也都纷纷掀起了刑事和解的研究狂潮。各地的探索性实践也颇见成效。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也已经有了刑事和解的雏形，但都只限于自诉案件。虽然刑事和解是为了更好的保障被害人的合法利益，使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尽快而设立的，但在实践中会因多方利益的角逐而偏离预先设想的初衷，甚至会危及其根基，这是构建刑事和解制度面临的重大挑战。如有时会因被害人、加害人之间财力悬殊、取证困难、诉讼费高昂而使被害人违心和解，这样刑事和解成了有钱人逃避法律追究的避风港同样，加害人可能以赔偿为条件提出减轻刑罚等不合理的要求，这会从本质上动摇刑事和解的正当性根基，然而许多被害人及其家属却往往由于现实原因接受不合理的要求，从而使法官面临是保证被害人获得赔偿还是让被告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的两难的窘境。而刑事和解则演变成了只
要赔偿就可以按加害人要求量刑的真正交易。 刑事和解的含义及其特征 刑事和解的概念 和解作为诉讼法中的一个专业术语，是指发生纠纷的双方通过自愿达成协议的方式来解决纠纷的行为和结果。按照纠纷或诉讼性质的不同，和解可以分为民事和解、行政和解和刑事和解。刑事和解即刑事和解制度，一般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后，在调停人的主持下，使加害者和被害者直接对话协商，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刑事司法制度。 刑事和解的主体是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而非检察机构，这一点就是刑事和解制度与控辩双方的协商制度的区别，后者的主体是犯罪嫌疑人与检察官之间的协商。刑事和解必须在调停人的主持下进行，调停人作为中立的中间人判断刑事案件和解的可行性和和解协议的合法性等问题。这点也是刑事和解制度与刑事案件私了的本质区别。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双方当事人，即加害人与被害人，也就是说，双方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在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和解的结果中起着积极的决定性的作用，而调停只是扮演一个消极的，中立的角色。这也就体现了和解与调解的区别。调解更加强调了调解人在其中起的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调解人起着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协议的达成的作用。刑事和解是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的。刑事和解中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和解双方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一方是处于优势地位或劣势地位才能确保和解双方根据自己自主意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
第十二章强制措施 一、单项选择题 1．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下列哪种情况应当撤销强制措施? （） A．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及其他辩护人对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 B．对已经逮捕的人，患有严重疾病的或者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审结的，或者正在怀孕、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妇女，受委托律师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 C．对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处管制或者宣告缓刑以及单独适用附加刑，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的，以及第二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被羁押的时间已到第一审人民法院对其判处的刑期，受委托律师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 D．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律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查证、审理，受委托律师要求解除强制措施的 2．某地发生一起盗窃案，公民当即将罪犯扭送到当地人民法院，该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 A．不立案侦查 B．对公民扭送不予理睬 C．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D．自行侦查 3．王某是一私分国有资产案件的嫌疑人,被检察院采取了取保候审措施,其妻张某是其保证人。王某私自到外地做生意，张某代为隐瞒。公安局决定对张某罚款，则哪种罚款的数额是合适的？（） A．100元 B．800元 C．2000元 D．2万5000元 ．如果犯罪嫌疑人郭某由于侦查案件的需要，被采取了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他进行下列哪项活动时，情节严重的，不能对其予以逮捕？（） A．请同车的许某吃饭，请他作证时多多关照 B．在传讯时因主干道发生交通事故未能到案 C．未经公安机关批准离开本市外出采购服饰物品进行买卖 D．将藏起来的摩托车撞人留下痕迹的轮胎销毁 5．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无权对犯罪嫌疑人拘传的机关是下列哪一机关? （） A．人民法院 B．人民检察院 C．公安机关D．国家安全机关 6．人民法院受理一起自诉案件以后，对被告人谢某做了取保候审的决定，由谢某的妻子王某作其保证人。但在取保候审期间，谢某骗过妻子外逃。其妻王某发现情况后，直到有关机关发现，都没有报告。那么下列哪个机关可以对王某处以多少钱的罚款？（） A．人民法院，1500元 B．公安机关，1500元C．人民法院，800元 D．公安机关，800元 7．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执行机关是（） A．人民法院 B．司法行政机关 C．人民检察院 D．公安机关 8．华某因参与盗窃而被公安机关依法逮捕，由于华某家庭生活拮据且家庭负担全靠他一人支撑，父母和妻子均无任何收入。公安机关经审查认为，华某可以取保候审，那么可以作为华某的保证人的是（） A．华某的已经成家立业的姐姐 B．华某的妻子 C．华某的父母 D．华某的尚未立业的儿子 9．下列选项中,哪项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证人的条件?( ) A．与本案无牵连 B．有能力履行保证义务 C．有自己的住房,且收入亦较固定 D．虽不享有政治权利,但人身自由未受限制 10．胡某系海成县五龙乡人，因欠邻居夏某货款 1 万元，夏某多次催要货款而胡某未给。1999年7月，在催要货款过程中二人发生口角，胡某将夏某殴打致伤，共花去医药费用３５００余元。受害人夏某遂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受理后，依法对胡某取保候审，胡某提供本乡副乡长王某担任保证人。但在诉讼进行期间，胡某外出打工以逃避审判，而王某明知胡某所在地而拒不提供情况，致使胡某长时间逍遥法外。请问下列关于王某应当
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律制度浅析 根据我国国情和未成年人犯罪现状,为了减少、遏止未成年人犯罪,应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综合治理,完善未成年人立法,全社会都要关心和教育青少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个方面必须紧密配合,注重加强对青少年的理想、道德、纪律和法制教育。 一、完善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法体法规 1、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立法现状及缺陷 (1目前,我国没有独立的少年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以及程序规定与成年人犯罪一起置于统一的刑事法律下,仅是在个别法条中对未成年人做了些特殊规定。而我国现行《刑法》中涉及未成年人犯罪的条款较少,只有第17条和第49条,内容也过于单薄,不成体系。致使现实生活中缺少适应法律的依据。 (2刑法的具体条文上,存在缺陷,生涩难以理解,并容易产生歧义。如《刑法》总则中的第17条,第二款规定的14至16周岁的未成年人承担的8种罪,是指8种具体的犯罪还是抽象的犯罪行为,表述的不明确,导致实践中适应起来出现问题. (3关于未成年人能否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问题。我国刑法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公民,不适用死刑。但对无期徒刑却没有明确规定,也就等于对未成年人判处无期徒刑是默认的态度。 (4非刑罚处罚方式过于单一。我国现行《刑法》规定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措施主要有以下5种: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分或行政处罚。 2、刑事立法完善 (1根据对未成年人罪犯保护和区别对待的精神,我国应在
适时出台未成年人刑法,和与之相应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系统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罪名以及审判方式和规则等。或者在现行刑法中,专门设立一章未成年人犯罪,系统的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以及相关的处罚方式。 (2具体法律条文的完善。《刑法》第17条第2款的完善。《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该条款规定的8种犯罪,到底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还是指具体罪名,这个条文没有说清楚,理论界也一直存在争议。 (3在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未成年罪犯不得适用无期徒刑,以切实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无期徒刑作为严厉程度仅次于死刑的刑种,笔者认为不适应于未成年罪犯。这既是正确贯彻我国刑法对待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和法律原则的需要,也是基于我国承担的国际义务,贯彻有关国际公约的需要.对未成年人犯罪应当采取以教育和挽救为主、以惩罚为辅的方针,尽量对其做出宽大处理,这是我国一贯的刑事政策,我们应坚持并发扬下去。 (4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完善。非刑罚的处罚方法是针对犯罪情节轻微可以免于刑事处罚的人,以及根据其犯罪的罪行虽可处以刑罚,但因其人身危险性较小,从教育、感化、挽救出发,对其放弃刑罚处罚而采取的宽松的处分方式。对未成年罪犯,其目的主要是教育改造而非单纯的惩罚报应。因此,现代国家大多淡化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观念,而代之以保安处分和教育处分等非刑罚处理措施。 二、家庭预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一个人走向社会化过程的起点。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家庭可以说是“第一道防线”。 “子不教,父之过”,孩子能否成材和家长有很大关系,孩子身上能依稀看到家长的影子。大多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都与家庭环境有关。家长的言谈举止、文化素养以
刑事立案监督存在几个问题和对策(一) 1997年1月1日修改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法律监督的原则，在立法上明确了刑事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一项内容，特别赋予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监督权。这一权力的确立，对于人民检察院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维护法律的公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过去的司法实践中，“有案不立”、“以罚代刑”、“不破不立”、群众告状难等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影响了决策机关正确分析犯罪动向、及时确定打击犯罪的方针政策，而且影响了群众与司法机关的关系，使人们对司法机关执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对维护社会稳定极为不利。针对这种状况，立法机关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刑事立案监督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使得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立案监督具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它在有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提高司法机关的执法水平的同时，有效地遏制了违法办案等现象，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维护了法制的统一，是我国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 目前《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虽然对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执行和分工做出了具体规定，但是笔者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发现，这些规定还不完善，可操作性差。因此有必要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从而使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真正体现立法者的意图，完善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更加有效地保护。
一、目前刑事立案监督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公安机关在刑事立案中存在的问题 1、执法不够严格，立案标准不统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8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予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同时，《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63条规定：对于有控告人的案件，决定不予立案的，公安机关应当制作《不予立案通知书》，在7日内送达控告人；控告人对不立案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收到《不予立案通知书》后7日内向原决定的公安机关复议。原决定的公安机关应当在收到复议申请后10日内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控告人。 上述规定对于公安机关在刑事案件立案环节中有关立案的条件、不予立案的案件处理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个别公安部门不按照上述规定执行，导致控告人见不到《不予立案通知书》，更谈不上行使复议权了。加之上述规定中并没有明确公安机关是否将立案决定书告知控告人，由此影响了公民行使其正当的权利，同时也使检察机关对于公安机关是否立案的情况无法掌握，不能正确履行不予立案的监督程序，致使人民群众产生“司法机关互相推诿”的误解，严重
何谓刑法体系？这是首先应明确的问题。对此，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刑法体系是由刑法典、单行刑事法律、附属刑法三大部分组成的体系，是一个以刑法典为核心的庞大的体系；（注：何秉松主编：《刑法教科书》，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页。）另一种观点认为，刑法体系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单行刑事法律、其他刑事规范组成的；（注：金凯、章道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明教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7页。）再一种观点认为，刑法体系是指刑法的各种渊源及其相互关系。（注：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如何看待这三种观点呢？笔者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应先明确何为概念。所谓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9月修订第3版，第404页。）可见，概念应反映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而刑法体系的本质特征在于“体系”。所谓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注：《辞海》（修订稿）词语分册（上），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00页。）据此，举凡体系都有如下特征：一是由若干事物构成；二是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三是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各事物的简单相加和机械凑合。据此特征来衡量上述有关刑法体系的三种概念，就会发现，第一种观点有两点不足：一是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即以体系来定义刑法体系；二是只是表明了刑法体系的组成要素，但没有显示出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第二种观点除了具有第一种观点的第二点不足外，还没有说明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第三种观点虽然注意到了刑法体系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但却没有表明它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故此，上述三种概念都不准确。 笔者认为，所谓刑法体系，是指刑法各种渊源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它有三个特征：第一，刑法体系是由各种刑法渊源构成的。目前，这些渊源即是指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刑法典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经过系统整理或重新创制按照一定体系集中规定的刑事法律文件；单行刑法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独立于刑法典之外的、规定某一种或某一类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刑事法律文件；附属刑法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民事、行政、经济等非刑事法律中所包含的修改或补充刑法典的有关犯罪和刑事责任的条款。第二，各种渊源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第三，刑法体系是各种渊源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刑法体系与刑法学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刑法学体系是指由各种刑法理论而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既依照刑法体系，又不限于刑法体系，而是按照刑法理论的内在联系，照顾到叙述的方便而排列起来的。一国刑法体系的范围一般是本国的全部现行法，而一国刑法学体系的范围却可以包括古今中外一切刑法、刑法思想以及国际刑法、比较刑法等等。 刑法体系与刑法体例不同。“所谓刑法体例，是指刑法的外部表现形式，即刑法的渊源。”（注：赵秉志主编：《刑法修改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这实际上只相当于是刑法体系的组成要素的统称，其含义比刑法体系窄得多。 刑法体系与刑法的外部体例也不同。按有关论著的表述，刑法的外部体例是指刑法的外在表现形式，如唐朝的律、令、格、敕、例；现今的刑法典、单行刑事法律和附属刑法条款，等等。（注：赵国强：《刑事立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57、258页。）而刑法体系的组成要素虽然也是刑法典、单行刑事法律和附属刑法，但它更强调是由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