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2010年第10期

半月谈2010年第10期目录

热点声音 [P1]建好分好公租房考验政府执政能力 [P4]
经济强镇遭遇成长的烦恼 [P6]
改革：集镇向城市转身 [P10]
求解改革中的困惑与问题 [P14]
继往开来再创业 转型拓展写新篇 [P16]
半月谈网成长话题栏目　推出高考特别策划 [P19]
“弘扬延安精神”向全国征文 [P21]
“去官化”：深圳公务员制度改革在破冰 [P22]
国管院铁腕推进节能减排攻坚战 [P25]
语言出位背后的官员心态 [P27]
莫等闲，国人遭遇“心病”困扰 [P31]
无棣：探索基层党建新抓手 [P33]
档案造假不止，拿什么相信档案？ [P35]
村干部离村现象值得警惕 [P38]
农业水危机 [P40]
农民眼中的“春天的故事” [P43]
为“地沟油”找一条循环经济的正道 [P46]
在世博会上触摸“未来生活” [P48]
民众三问“物业税” [P51]
民营文化企业须政策扶持 [P54]
80后返乡创业者李建业 [P56]
一场难忘的“春晚” [P58]
为民鼓呼解难题 [P59]
一份亲切一份情 [P60]
孩子视角中的十大家庭教育问题 [P61]
领导干部当谨言慎行 [P64]
十道“令牌”为啥关不了一家污染企业 [P65]
国家提高医保补助标准和报销比例 [P66]
补充性遗嘱也有效 [P67]
当我受到伤害时，应该怎么办？ [P72]
欧洲债务危机搅动世界 [P78]
卡梅伦：改变保守党形象的英国新首相 [P81]
“再工业化”如何催生美国产业变局 [P83]
建好分好公租房考验政府执政能力


漫画：公租房
《半月谈》第10期刊发刘健署名文章《建好分好公租房考验政府执政能力》，全文如下：
规划建设公租房，正在各地开展起来，这是政府对民生期待的回应。但是，地方政府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建好公租房，体现着政府的责任和良知；而分好公租房则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水平。
与普通商品房相比，公租房具有“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特性，这一特性附加着政府责任。建立并完善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考问着政府智慧，关系到能否分好公租房这块“蛋糕”。
政府有责任为中低收入人群建设公租房，“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已成为共识。然而，房地产市场仍有一些困扰着决策者的声音：政府应不应该免费或低价拿出寸土寸金的土地？政府应不应该为公租房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甚至有极端者提出，公租房只能配套公共厕所。何去何从，体现着政府的责任。
从国外的成熟经验看，政府对公租房采取划拨土地的方式，选址往往避开市中心，定在郊区，同时政府拿钱辅以比较完善的各类配套，既满足了需求，也适当降低了成本。可是，让我国地方政府免费或低价拿出土地，难免会冲击已成为财政重要来源的土地出让金这一块收入

，进而影响财政收入等政绩指标。而完善的教育、商业、交通等配套设施及小区环境，意味着财政要有更多的支出。此时，政府的选择就应是变“与民争利”为“让利于民”，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应尽之责，同时也是践行“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的承诺。
对某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近年来，在保障房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积极性让保障房建设回归民生属性，一些地方保障房建在远离城区、交通不便、生活设施配套差的地方，大大增加了人们的出行成本和生活成本。对此，老百姓并不满意。有的地方保障房建设进度缓慢，去年第三季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发现，全国当年任务完成率仅为23.6%。
在高房价面前，每个大中城市都有30%～40%的农民工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等中低收入人群不能安居。建好公租房，为他们撑起一个家，是社会良性发育的需要，也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远非土地出让金和财政收入减少等短期利益可比。怎么看待公租房带来的收益与付出，实际是政府思维方式的分水岭。
公租房是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共产品，分配是否合理、公平，其意义不亚于安居本身，这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又一道考题。前几年，面对经济适用房这道考题，不少政府是“不及格”的。那种开着奔驰汽车申请经适房的怪事屡见不鲜，公共资源成了少数有权有势者“寻租”的商品。这个教训，当引以为戒。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以个人资产和收入限制为标准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将的确需要住房、又买不起房的中低收入人群纳入租住范围。特别是对于没有取得本地户口的外来农民工更需敞开胸怀接纳，对于收入水平已经提高、不再符合条件者，建立严格的退出机制。
建立准入和退出机制，说起来容易，实施起来千头万绪。需要银行、企业、税务、劳动保障、公安等部门形成合力，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才能真正多渠道核实公租房申请者的收入和资产状况。对于隐瞒真实信息或拒不退出者，则需要通过立法等措施解决问题。为了严格审查，香港成立了“打击滥用公屋资源特遣队”，抽查公屋住户的户籍和居住情况，审查公屋住户、申请人的收入和资产申报，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的，将依法刑事起诉。这些成熟的经验，我们应尽早结合本地情况加以借鉴，建立完备的机构，出台相关的法规，避免公租房成为有权有势者的“盘中餐”。相反，如果没有严格的准入和退出机制，被寻租的公租房将会造成

更大的社会不公。
公租房虽是政府“二次分配的公共产品”，但是同样有着房地产市场特有的商品性，要考虑供求平衡，建少了，“僧多粥少”，难以发挥社会保障的功能；建多了，造成公租房大量空置，也是对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这一道“新考题”还没有引起地方政府的足够重视。新加坡在为中低收入阶层建设组屋时，也曾一度出现过组屋供大于求、积压的问题，新加坡政府及时吸取教训，完善制度设计，比如设立预购制度，只有认购率达到70%以上，才开始兴建，有效解决了问题。
政府开建公租房以解决民生问题，值得肯定，但在市场规律面前，拍脑袋或拍胸脯式的决策方式却需要摒弃。地方政府需要广泛问计于民、问需于民、问政于民，要通过广泛吸纳民意来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只有这样，才能将好事办好，办扎实。




大规模建公租房，该怎么建？怎么管？
为“夹心层”提供低价、稳定、可供长期租住的房源，公共租赁房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期待。
当然，公共租赁房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实际操作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首先，户籍门槛限制了公租房的受益面。在北京、上海等大学毕业生、外来务工人员数量众多的城市，多数新就业人员并非本地户籍人口。然而，受保障能力和管理水平所限，一些城市的公共租赁房仍然只保障本地户籍人口。
其次，准入门槛和退出机制认定不清，也是公共租赁房发展的一大瓶颈。今年3月，青岛公布了首批公共租赁房项目的2440套房源，因其申请条件规定为“月收入高于610元，且最高不超过915元的市民”，光这条规定就把许多中等收入的“夹心层”挡在了公共租赁房门外。最后，仅有1600余户家庭入围，还有近千套房源闲置，有关部门不得不重新界定收入标准的范围。
此外，如果大规模建设公共租赁房，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也引起了人们的担心和忧虑。
“大量的公共租赁房投入市场以后，怎么管？政府必须有配套的政策支持。”专家呼吁，国家应加快与公共租赁房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和管理服务体系建设，成立专门的公共租赁房管理机构，并配备与之规模相适应的专职管理人员。同时，加快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完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和个人信用档案，将公共租赁房的管理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对接，逐步建立起一个全方位、立体式的保障性住房体系。
经济强镇遭遇成长的烦恼
编者按：
乡镇是中国现行行政体制中的最基层政权。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很多乡镇迅速长大——几十万的人口、上万家企业、车水马龙、高楼

林立。可是，由于体制的束缚，经济强镇的财权、事权等公共资源与庞大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需求相距甚远，陷入了“小马拉大车”的窘境。为突破这一困境，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前沿的温州市开始了“强镇扩权”改革，其目的是给强镇松绑，让强镇展翅腾飞。
这轮改革改什么？如何改？改革中如何化解难题？最近，半月谈网记者张和平走进温州进行了调研。（《半月谈》2010第10期）

资料图片：新旧龙港镇对比
温州的5大经济强镇
打开温州市地图，从南到北，有5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神奇而迷人的温州大地上。它们就是中外驰名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苍南县龙港镇、“百年重镇”平阳县鳌江镇、“中国汽车摩托车配件基地”瑞安市塘下镇、“中国阀门之乡”永嘉县瓯北镇、“中国低压电器王国”乐清市柳市镇。
这就是温州市推行“镇级市”改革的5大强镇。
置身5大强镇,都市气息扑面而来。记者驱车驶入苍南县龙港镇，8车道的迎宾道——世纪大道跳入眼帘。大道上豪华城乡巴士、各类高级轿车穿行如梭。两旁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红绿灯交替闪烁。车行到龙港大道，人流与车流交汇，各类大型超市、高档商场、银行机构点缀其中。龙港镇是温州市5大强镇的缩影。
据温州市委政研室调查报告称，温州市11个县（市、区）共有30个强镇，这些强镇的主要经济指标已逾温州市的半壁江山。在全市的份额中，虽然其总数仅占全市乡镇10.3%、区域面积占11.6%，但常住人口已占全市的36.8%，工业总产值占60.9%、农村经济总收入占68.7%，财政收入占57%。
尤其是龙港、鳌江、塘下、瓯北、柳市这5个超大型镇已成为温州市各地主要产业集群的重要依托。柳市镇的低压电器、瓯北镇的水泵阀门、塘下镇的汽车摩托车配件、龙港镇的印刷包装等年产值均达数百亿元，它们已成为温州市特色支柱产业，并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不仅如此，它们已成为当地经济、社会、文化中心，经济实力已超过我国中西部地区有的县、乃至一个地区的水平。
“鱼大了，鱼塘小了”
据统计，温州市5个超大型镇常住人口都达20万～30万，面积均在6平方公里以上，其经济总量、人口数量、城镇规模、社会管理均达到中等城市规模，已成为温州农村人口向小城市聚集的重要平台，成为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的聚光点。乐清市柳市镇总人口近30万人，镇域面积49.88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12.8平方公里，2009年工农业总产值376亿元，财政总收入17.37亿元。永嘉县瓯北镇总人口已达32万，其中户籍人口13.3万，镇域面积136.3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42平方公里，2009年工农业

总产值248.14亿元，财政总收入17.45亿元。
然而，看似经济发达，钱多很风光，实际上镇里税收中自己可支配的很少，工作人员编制也囿于镇级建制，应付动辄上万家企业、几十万外来人口等社会管理事务时，常常显得捉襟见肘，城镇建设、公共服务、公共管理还停留在传统的集镇水平，远远达不到城市化标准。
当地干部称，“鱼长大了，鱼塘变小了”，现有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其突出表现是：“责大事多”“权小钱少”“功能薄弱”。镇委、镇政府在户籍管理、行政司法、土地要素、财税分配、项目审批、投资规模、城市建设等领域陷入“小马拉大车”困境。
原苍南县委常委、龙港镇委书记、现任温州港务集团董事长汤宝林对城市管理出现的“看得见，管不着”等问题有切肤之痛。他告诉记者，龙港镇镇域面积83平方公里，建成区16平方公里，总人口30万，城里城外每天发生数不清“看得见”的违章建筑、环境污染、无证经营、流动摊贩等城管问题。但县规划建设、国土资源、城管、环保等部门下设到龙港镇的机构（所、队）就这么几个人、“七八条枪”，又没有审批权、处罚权，行政功能弱、办事效率低，有些形同虚设，对众多的违法行为实在管不过来。
苍南县委常委、龙港镇委书记林万乐和镇长王忠秀说，在这种情况下，镇政府不得不派自己的城管中队去管，但又“管不着”，名不正言不顺嘛！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镇政府的执法队不是法律赋予的执法主体，没有执法权，一管就意味着违法，就得“吃官司”。到问题成堆了，县、镇、村便三级联动“大兵团”作战，合围打“歼灭战”。这一打，又激化矛盾，造成社会不稳定。
乐清市委常委、柳市镇委书记胡成剑和镇长程天青对往事不堪回首：2000年，我们处罚了几十起城市违章行为，结果每起都要吃官司，镇政府基本败诉。这些年来，搞得我们欲管不能、欲罢不忍，拳头打在棉花里。
一些乡镇干部抱怨说，由于很多监管部门只设到县区一级，在镇里没有触角。而镇没有被赋予相关执法权，出了问题又要承担责任。比如安全生产方面，虽然乡镇无法干预，但是如果发生责任事故，乡镇负责人还是要受到处理，可谓“天大的责任、巴掌大的权力”。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瑞安市塘下镇、永嘉县瓯北镇的同志也有倒不完的“苦水”：不仅社会行政管理的权限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而且建设、发展一个超大规模、日益膨胀、几乎是小城市规模的中心强镇，一些要素资源配置也被禁锢在镇级权限的樊篱中。
胡成剑、程天青说，柳市镇建成

区现有道路约2024亩，人均仅4.5平方米。可是区内建有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市场及多个配套市场，周边又星罗棋布般聚集着数千家中小企业，城内206家物流公司每天进出的大型集装箱货物高达9000多万吨，导致城内交通严重堵塞，车满为患，城镇道路建设严重滞后，企业和群众均怨声载道。
“现在城内道路这么乱，神仙也管不了。根据测算，建成区内至少需增扩1000亩土地用于道路建设。但受用地指标的控制，我们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胡成剑无奈地说。
柳市镇副镇长吴思哲痛心地算了一笔账：“由于资源要素匮乏、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导致中小企业难以拓展规模，传统产业难以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无法落户，还导致人才外流、企业外迁、消费外溢。3年来，柳市镇有28家大企业外迁。如果没有七七八八的制约，柳市镇的工农业总产值就绝不会是现在的376亿元，而应该达到800亿元～1000亿元。”
记者在温州各地了解到，除了“缺权”、“缺要素”外，镇一级的财政体制也成为强镇向小城市发展的严重瓶颈。按理说，欠发达地区的乡镇，缺钱缺人好理解；经济总量庞大，看起来非常富裕的镇，缺钱缺人就多少让人想不通。一些镇干部表示，经济发达了事情就更多，但财政、编制这一套制度不管你发达不发达，总还是镇一级的，所以反倒缺得更厉害。
平阳县委常委、鳌江镇委书记麻胜聪与镇长苏立盛表示，现有的县镇财政分配体制导致鳌江镇发展主要是“缺钱”。按照浙江四级乡镇财政体制计算，中央抽走50%，省里拿走25%，剩下的再由县镇两级分。而镇财政收入绝大部分上交县财政。鳌江镇贡献大，年年“抽肥补瘦”。这样的体制无法实现对超大型城镇建设和对数十万人口提供充足的公共服务，也难以解决大量流动人口带来的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等难题。由于没钱，一些事关民生的基础建设只能一拖再拖，严重影响了当地百姓的工作和生活。
钱不够花怎么办呢？不少乡镇只好搞“土地财政”，依靠土地出让金来支撑。但是随着县里统筹力度进一步加大，镇里土地出让金留成比例越来越低，镇可以调动的财力更加捉襟见肘。
缺钱的同时，也缺人手。龙港镇镇长王忠秀说，经济强镇虽然规模已经达到中小城市的水平，但行政管理仍然是乡镇一级的体制，与人口只有3000人的小乡镇没有差别。比如龙港镇的车流量、人流量大大增加，但受编制的影响，龙港只有一个交警中队，而能够上路执勤的只有8个警察。30多万人口的交通，8个警察累死也管不过来。无奈，镇里只好自己掏钱聘用30多人的协管员来辅助管理。其他诸如城管、治安、消防

等无不受人手限制。
窘则思变。“小马拉大车”、“大人穿小衣”的严峻现实逼着温州市委、市政府进行强镇扩权改革。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温州市的镇改率先“破冰”。
改革：集镇向城市转身
改革：集镇向城市转身

资料图片：平阳县鳌江镇新区一角
半月谈网记者 张和平
在中国现有行政区划的概念中，有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从未有过“镇级市”。温州市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镇级市”，再现了温州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和胆识。
“镇级市”是啥样的市
2009年6月底，温州市委、市政府联合出台了《关于推进强镇扩权改革的意见》，强镇扩权系统工程全面启动。但是，这一部署实施后，特别是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用通俗语言提出建设“镇级市”的思路后，一些县、市及相关镇的干部在认识上陷入一个误区：强镇扩权就是“镇改市”，就是增加编制、增加人员，就是升格行政级别、升级干部级别。
对此，邵占维说，这个“市”不是行政区划概念的“市”，而是“小城市”的“市”。建设 “镇级市”不是将原建制镇的行政级别升格为建制市（县级或副县级），不是简单的机构增扩、更不是干部人人提拔，而是把集镇建设为小城市。
温州市委、市政府的改革思路是，把强镇建设成为“镇级城市”。它的核心是，以城市化的标准来规划、建设、管理5大强镇。换言之，它们的城市规模、城市设施、产业结构要达到城市化水准，它们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设施等社会事业的各项指标也要接近城市化标准。5个市级试点强镇的建设目标是现代化小城市，30个县级试点强镇的建设目标是现代化中心镇。
“镇级市”本质上是农村城市化的一种推进方式，这是在当前国家行政体制条件下，避开行政区划难题，由镇级政府去建设、管理和经营超大强镇、促进强镇发展方式转变、提升强镇小城市功能的一种选择，其根本目的不是解决强镇的行政级别问题，而是为了提高强镇城市功能，推进强镇发展转型升级，带动周边农村发展。
邵占维说：“我们是按照建设现代化城市的要求和理念，全面提升5大强镇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和各项工作，努力实现城镇向城市转型。”
让利、扩权、高配、管人
从某种意义上看,“镇级市”改革是市、县与镇之间权和利的重新调整。温州市委、市政府对“镇级市”改革作出了颇有力度的调整：让利、扩权、高配、管人。
——让利：在用地、财政、项目等方面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一是增加强镇的建设用地指标。5个县（市）政府在编制土地规划时，安排一定数量的用地计划指

标，单独切块，并直接下达到所属的强镇。一些镇干部将之理解为“计划单列”。
二是加大强镇的财政收入。破格建立“镇金库”。重新调整5个强镇上缴县（市）财政收入的比例，大幅向强镇倾斜，土地出让金收益也向镇财政大幅度倾斜。5个县（市）在所辖强镇里收取的各种规费全额归入镇财政专户，按比例分配。
三是加大强镇项目支持力度和审批权。温州市及5个县（市）优先安排强镇的产业和基础设施、社会事业项目。5个强镇政府行使县级企业投资项目、技术改造项目的核准、备案权，县（市）财政用于技改的资金按比例切块给强镇，由强镇自行审批技改项目的资金配套。
镇干部称，三项“让利”改革有效地缓解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和“大人穿小衣”的窘境。
——扩权：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扩容”县（市）职能部门派驻强镇机构的权限，这些派驻强镇的“七站八所”改建为规划建设、国土、财政、地税、国税、质监、环保、公安、工商、监察、水利、社保、房管等分局。原有的保留或升格，原没有的增设。
各相关县局将行政职能和法律职权向分局授权、委托，各分局对所在镇管理的行政事务行使县局职能，实行自主审批、县局备案。
升格组建城镇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将原执法中队升格为执法大队，大队的法律职权也由县（市）各有关部门分别授权、委托。由该大队全权负责城镇综合性管理，统一行使镇辖区内市容市貌、园林绿化、市政工程和公用事业等方面的监督执法和社会事务管理工作。
许多镇干部说，两大扩权改革有效地解决了过去“看得见，管不着”和“天大的责任，巴掌大的权”等责权脱节难题，特别是清扫了执法的“盲区”。
新增组建镇级审批服务中心、土地储备中心和招投标中心。这三大新建机构作为县（市）三大中心的延伸平台，分别承担县级部门职权范围内的审批、负责本镇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购储备、负责本镇的建设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政府采购、国有资产产权交易、农村集体资产经营权转让等一系列审批、管理事务。
一些企业主和群众称：有了镇级审批服务中心，我们办事就不用往县审批中心跑了，大大方便了群众。
龙港镇镇长王忠秀满意地说，镇政府有了“土地储备中心”，一方面获得了调配土地资源的机动权和主动权，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将拥有的土地拿去抵押融资，通过镇政府的投资公司向企业和民间贷款搞建设。有了“招投标中心”，镇里搞建设、建项目才转得起来。
——高配：理顺管理体制，镇党政一把手和派驻机构正职高配（一级）。5大强镇的镇委书

记，任所在县（市）委常委。镇长为副县长级，列席县（市）政府常务会议。规划建设、国土、财政、地税、国税、质监、环保、公安、工商等各分局正职由县（市）职能部门副职领导兼任或为副科级。
——管人：县（市）属部门驻镇分局的正职人事任命须书面征得镇党委的同意。镇委、镇政府对驻镇部门主要领导实行年度评议，评议结果作为县（市）对部门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县（市）“忍痛割肉”
每一次改革，事实上都是一次利益再分配，其难度可想而知。根据我国现行体制，对所在县（市）来说，实施强镇扩权是件十分痛苦的事，要忍痛割肉。这些强镇都是所在县（市）的经济中心，财政收入的“大头”。现在县政府及各职能部门要放弃事权“指挥棒”，下放行政事务管理权、审批权、处罚权，割掉身上的“精肉”，难度相当大。
温州市委、市政府强镇扩权的改革方案下达后，为了切实推进城市化建设，瑞安市、乐清市、苍南县、永嘉县、平阳县深刻领会“镇级市”的深远意义，下力度“放权”“割肉”，相继出台了力求“放权放到底、让利让到位”的细化、可操作的方案。
在用地指标方面，苍南县和瑞安市分别确定镇用地指标不少于全县（市）1/3,如有特殊项目要另外追加。平阳县力度更大：丢卒保车，优先安排鳌江镇的用地计划指标，原则上确保鳌江镇建设用地需要。
在财政分配方面，各县（市）均与镇确定基数，超收分成，一定3年或5年不变。超收部分镇级财政得60%以上。土地出让金提取省市规费和县专项资金后，镇级财政留成80%～100%。平阳县政府舍得把“肉”割光，土地出让金100%留给镇里。这是温州市做得最彻底的县。平阳县县长王中毅向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把“肉”割光，“十二五”的5年中，县财政将减少收入50亿元。“下这个决心，我辗转反侧一夜睡不着。为了补回这个重大损失，我们被逼上梁山，实行城南3.7平方公里的旧城改造，即使这样，也只可补回35亿元，还有15亿元的窟窿。”
“但我们还算了另一笔大账，鳌江经济占平阳半壁江山，鳌江兴平阳兴，鳌江衰平阳衰。支持鳌江能带动周边乃至整个平阳的经济发展。再则，要发挥乘数效应，同样的资源和要素投入鳌江与投入其他镇不是一个级别，而是放大好几倍。”王中毅如是说。
在放权、扩权、机构设置方面，各县（市）政府职能部门已在强镇开始逐步建立分局机构。各县（市）分别启动组建城镇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新建审批服务中心、土地储备中心和招投标中心。今年4月初，苍南县龙港镇行政审批中心建立，并与县行政审批中心并网运

行，26个部门的139项事务管理审批权限下放到该镇。这是温州市首家建立的镇级行政审批中心。
温州曙光正邦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朱诗传告诉记者：强镇扩权给我们企业带来了福音。最近我的子公司要在龙港镇投资5000万元，牵涉到技改补贴资金，过去要县里三四个部门审批，现在分管镇长就能批，办事效率高多了！
为了从长效机制上解决放权、扩权的问题，乐清市委、市政府率先做出两大“捆绑”举措：发文宣布各分局局长“倒兼”市局副局长，制定公布所有分局扩权的细化责、权、职。
“‘倒兼’一招以保证分局局长代表市局的权限行使到位，公布责、权、职以确保分局的法律职权操作到位，也防止今后被淡化、稀释。两者缺一不可。”乐清市委书记潘孝政说。
柳市镇镇委书记胡成剑、镇长程天青告诉记者：它从制度上把扩权“钉”死了。
潘孝政说：“目前从市局职能部门掏出来的职权还仅仅是第一步，还要进一步掏，一直掏到彻底放权、扩权为止。目的就是要让小镇成长为欣欣向荣的小城市。”
求解改革中的困惑与问题——对话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
温州“镇改”是一场涉及诸多权力群体、利益集团以及法规制度敏感神经的深刻革命。温州的市、县、镇三级党委政府及广大企业、群众在欢呼这场改革的同时，也提出许多希望。他们一是希望改革不要走回头路，二是希望国家及省里给予更多的支持，下放社会管理权限。
如何在新一轮的小城镇改革中破解遇到的难题，使这场改革实现大家的预期，本刊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中共温州市委书记邵占维。
记者:温州市委、市政府进行强镇扩权改革的动因是什么?
邵占维:主要为的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因为温州大部分小城镇当前碰到的问题是功能问题。这些小城镇是工业镇，特别突出的矛盾是人口膨胀后，它的城乡公共服务功能跟不上，第三产业发展、社会管理等方面很不适应，而这些城镇在温州经济中有重要的分量。
温州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没有中心镇的转型升级不行。而且光有中心镇还不够，推行强镇扩权就是把整个温州发展方式转变联系起来考虑。
记者：一些同志反映，要让政府职能部门向镇一级放权、扩权阻力不少。请问您在改革过程中遇到了阻力没有？
邵占维：如果讲阻力，不是来自哪个部门和个人，主要是现行的体制有很多不能适应城镇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为什么实施难？因为这些部门提出的意见在现行体制框架下它是正确的，它是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而你要突破它。所以，减少阻力最重要的是统一思想认识，最重要的还是

要解放思想。有些问题是现行体制与改革举措在胶着与磨合中表现出来的，这是正常的，我们要客观而积极地对待。
记者：现在基层同志有些担忧改革不到位或发生倒退。如何让改革制度化，不要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邵占维：如何做到制度化，这个问题很重要。我非常希望我们的改革符合科学管理的制度。但我在思考另一个更深的问题：关键不是制度，而是能不能创新管理方式，能不能让广大企业和老百姓接受你的管理方式。如果非常乐意接受，能顺应这种趋势，那么不管谁在搞，不管想不想搞，社会力量还是在推动着，谁想阻拦也阻拦不住。
为了解决长效机制，我提出一个新的见解：下一步要研究权力下放的方式、方法。这就是如何使权力凭借网络的优势来服务企业和社会。过去我们老在权力分配上做文章，今后不要在这里转圈圈，要走出这个怪圈，要转变思路，要在如何用好方式、方法来服务企业和群众上做文章。有了这个思路，政府会避免很多矛盾。我与一些市级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交换了这个意见，他们都非常赞同我的想法，表示愿意把服务中心延伸到中心镇。
记者：这场改革使县级的权力被“瓜分”了不少，他们肯定也有所顾虑。请问改革如何调动县级政府的积极性？
邵占维：县级政府被“瓜分”的主要是资源。关于资源问题，这还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跳出自我，一切以有利于本县的科学发展为宗旨。
当然，县级的利益也要考虑好。现在浙江省委、省政府也在研究这个问题，马上要出台一个措施来解决它。温州的财政是“分灶吃饭”，市、县财政分离，县财政直接上缴省财政。即使在省管县的体制下，我们研究决定每年从市级财政拿出6亿元支持各县，还要在公共设施上予以支持。我认为，县政府也要树立全局观念。我支持平阳县政府做大“蛋糕”、以点带面的理念。县长王中毅不是向鳌江“切蛋糕”，而是把鳌江这个“蛋糕”做大。他把鳌江“蛋糕”做大了，经济发展了，城市功能提升了，人气旺了，土地升值了，把周边带动起来了，还怕没有钱、没资源？
记者：强镇扩权必将促进小城市的繁荣发展，在此过程中如何避免出现新的或拉大城乡二元结构的情况？
邵占维：解决这个问题的重点是，使城镇或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要有大的改变。通过改革，使中心镇的城市功能得到强化，使一部分农村居民离土不离乡，我认为这是实现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工作着力点。我们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农民可以不从事农业生产，可以到城市从事二产、三产，但居住在农村。因为小城市建

设好了，它可以辐射带动周边。广大农民既可以在小城市享受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又可以享受农村纯净、清新、怡人的自然环境，同时减轻小城市的压力，这应该是比较理想的境界。
继往开来再创业 转型拓展写新篇
阔别十年，终于又“回家”了。
5月9日16时38分，当D62次列车缓缓驶进久别的北京南站时，无来由地心生“近乡情怯”之感。好似多年在外的游子，重新踏上“返乡”之路，有些激动，有些感慨，有些兴奋，还有那么一点点茫然。我真的要“回家”了?马上要与朋友们、亲人们晤面了?当席军、王秀珍两位老友真真切切地站在我面前时，方从“梦”中醒来，噢，真的到“家”了。
这次“回家”的路，很远很漫长，整整十年了。

5月11日，半月谈功勋通讯员和忠实读者代表在“鸟巢”前
“来，我们围成半月型，为半月谈加油!”
一、 振奋――庆典会议成功鼓舞士气
5月10日下午1时半，《半月谈》30周年庆典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的贺词，贺词中充分肯定《半月谈》“成为广受欢迎、很受欢迎的时政期刊”;还有汪洋、路甬祥的贺信，以及中宣部等多家单位的贺信被宣读后，大小编辑部在场的同仁们备受鼓舞，《半月谈》不愧为“中华第一刊”，当下、乃至今后，我们每一个人，没有理由懈怠，没有理由不发奋努力，没有理由不激流勇进，我们不但要保持《半月谈》“中华第一刊”的赞誉，而且要通过我们的切身努力，去攀登新高峰，创造新奇迹，夺取新胜利。
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坚定不移的信念。“与时俱进30年”是《半月谈》曾经的历史，创造新的辉煌10年、20年、乃至30年，是我们几代人的追求，也是几代人前赴后继的既定目标。
会上，新老总编辑冯瑛冰、闵凡路精辟总结过去，精心规划未来;从来不喜形于色，一向以沉稳著称的副总编张正宪也在主持中激情满怀……
《半月谈》，我似乎已经预测到了，看到了你的未来。那么，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从我做起，为她的前进加把劲吧，哪怕添一块砖，加一片瓦……
二、 感动 ――“回家”的路并不平坦
奥运会之后，一些老谈友们就在往来电话中互相打探“2010年是《半月谈》创刊30周年，不知杂志社是否还搞庆典活动。如果有庆典，能参加就好了。”鉴于当时的种种情况，谁都不敢肯定有没有庆典，而且即便有庆典，我们是否能在被邀之列，谁都没把握。就这样七上八下着。
2009年春天，一股新的气息从京城传向祖国四面八方。大家都兴奋地在电话中“奔走相告”：有希望了，新的领导班子不但要大干一番事

业，而且还郑重重提“大编辑部思想”，提出依靠各方面力量，团结各方人士，共同把《半月谈》事业推向前进。
今年三、四月份，谈友们往来电话增多，都希望在阔别多年后到“家”看看，见见新老领导，看看老朋友，结交新朋友……但有些事情是离不开当前整体大环境的。比如，肆虐全球的经济危机，我国当然不能幸免，加上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等，中央明令尽量不搞庆典、节庆活动，要搞也要最大限度地压缩规模……《半月谈》的30周年庆典活动正处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大背景之下，为了搞成这个庆典，为了能够邀请到一部分老通讯员，冯瑛冰总编辑绞尽脑汁，背后做了大量工作，尽了最大努力，这些事情虽然原来自己也想到过，但知道的并不具体，这样详细，一旦得知，便感动不已。
这几年来，我常常想，我，以及一些老谈友，即便曾经为《半月谈》事业的发展做了一些工作，有了那么一点点贡献，那也是为了党的新闻事业，是责任，也是义务，没有什么值得骄傲之处，更不能作为向人炫耀的资本。更何况，那些工作也都是过去时，亦是“俱往矣”。有时我还想到曹操手中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我等过气之人，甚至连“弃之”都不可惜，何必总是念着那曾经的过往呢?这次我能被评为“功勋通讯员”，我自己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没想到，以冯瑛冰总编辑为首的《半月谈》的新领导班子和同仁们，没有把我们这些“鸡肋”弃之，而且还在尽最大努力把我们请回“家”去，在大会之余，冯瑛冰、闵凡路、王树成、韩煦东等领导还挤时间召开了老谈友和部分读者座谈会，倾听大家对《半月谈》事业发展的建议和意见，常言道“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士为知己者死”虽然是封建士大夫的一套，但用来形容知遇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点不过。凝聚力、向心力就是这样在无言的行动中形成的。
谢谢，这次“回家”真的被感动了，相信，那些渴望“回家”，但被客观条件限制这次没有“回家”的老谈友们会理解的。请大家告诉大家，为了这次会议，为了能邀到部分老谈友，编辑部确实已尽了全力。
三、 温暖——新老朋友欢聚一堂
今年三、四月份，相继接到王秀珍、席军、高萍、张景媛、许小丹等人电话，都是围绕庆典的一些事。高萍、许小丹告录像事，张景媛商晚会事，秀珍约稿，席军自告奋勇接站……今年，老朋友电话多了，都是围绕庆典。使我人在青岛，似乎庆典之风已扑面而来，北京的暖风吹走海边凉意，当时我虽有带状疱疹在身，但同志们的情谊也治病三分，使我早日摆

脱疱疹之扰。
5月10日下午大会前，走进会场，见到了孙燕、逯祖毅、秦殿杰、贾靖宏、沈鼎、段立荣、高秀珍、李龙波、黄凤琴、高萍、史胜艳、胡师傅、陈书全、戴杏民等人。匆忙之中，不及嘘寒问暖，会议便开始了。这之前，已在9日晚餐桌上与姚杏泉、张景媛、王京忠等人就筹备晚会等事相谈甚欢……
晚宴上，又结识了王永前等新朋友，后来之秀。杨力、欧阳、孙伶几年不见，他们中有的当了领导，有的发了财，让人好生羡慕。王树成一派港人范儿，但人还是那个宽厚之人……
晚会上，四小天鹅舞，智斗等等，精彩迭出，高潮不断，笑声四起。冯瑛冰总编辑抬轿子，闵老总朗诵《半月谈赋》，涂普生、吴声和、刘朝清、何承宗南腔北调说《半月谈》……
办公室李燕玲、张宇怀、小辛等人陪同我们参观鸟巢、国家大剧院，服务细致周到，体贴入微，使人倍感温暖。财务部刘贺文靠在会务组，为每一个人的来去细心打点，安排车辆，或亲自送站……
回家的感觉真好。
时隔十年，我重新感到半月谈大家庭的温暖，这温暖将伴我一生，使我的半月谈情结凝驻心中。（文章作者是半月谈功勋通讯员）

“去官化”：深圳公务员制度改革在破冰

漫画：新热门
据半月谈网记者黄浩苑报道，一直以来，受机构规格和职数限制，中国基层公务员晋升空间狭小成为无奈的事实。“天花板”的限制导致了公务员千军万马挤官道，催生了许多官场怪现象。如今，深圳在公务员任命和升迁模式上率先破冰，“去官化”成为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一把尖刀。通过职位分类和实施聘任制，深圳公务员制度在“淡化官本位，打破铁饭碗”上做出了尝试。（《半月谈》2010年第10期）
分类管理打破“天花板”
深圳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警员卢培锋说：“1997年，我从见习民警转正为科员后10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晋升，但是公务员制度改革后，两年多的时间我就升了一级。如果没有改革，我想升一级，不知道再等10年是不是能够实现。”
在中国现行的公务员体制中，公务员薪金水平与其所在的职级序列挂钩，这从客观上导致了公务员挤破头都要当官的现象。这也几乎成了公务员惟一的出路。“在完全是综合管理类的情况下，绝大部分的一线执法人员基本上是没有升迁机会的。”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敏说。
据统计，深圳市公安局里大约有1.7万名民警，其中很多四五十岁的老民警仍然是科员，这些工龄20年左右的公务人员仍然领着最基础一级公务员的工资。
近年来，国家在加强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方面出台了很多办法，比如强调从具有基层

工作经历的公务员中选拔领导干部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由于受机构规格的限制，基层公务员晋升台阶少、发展“天花板”低的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难以留人又留心。有些干部因升迁无望，消极混日，影响了行政效率和公务员形象，也有一部分公务员想方设法调离基层。
原来的公务员管理制度中，也存在一些与国家行政体制改革进程和方向不适应的地方。王敏认为，政府管理强调力量下沉，加强基层一线，但现有制度下，基层公务员缺乏职业发展空间和待遇增长空间，难于安心基层工作。国家推行大部制改革，但“千军万马挤官道”的现实，使各单位更热衷于通过增设机构、提高机构规格来解决干部出路问题，额外增加了大部制推行的阻力。
“国家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但公务员的待遇完全依附于官职，造成‘官本位’意识浓厚，深圳就是要打破这个紧箍。”王敏说，从全球来看，公务员分类管理是打造专业化、现代化公务员队伍的有效制度。

改独木桥为阳光大道
为了改变这种“千军万马挤官道”的局面，2010年初，深圳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从综合管理类职位中划分出行政执法类和专业技术类职位，并对这两类职位建立与行政职务级别脱钩的独立职务序列，把公务员发展的独木桥改为三条阳光大道。深圳大部分公务员告别行政级别的束缚，通过职级晋升来体现自己的价值。
王敏介绍：“此次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涉及30多个部门及10余个执法单位、执法队伍，大概涉及6000余个岗位和人员。加上此前进行的公安专业化改革对1.5万名警员做了类别划分，分类管理改革覆盖70％的行政机关公务员。”
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指在行政机关中主要履行监管、处罚、稽查等执法职责的公务员，他们有两个特点：一是主要分布在基层的街道、分局、所（站）等一线管理单位，职业发展“天花板”低。二是工作性质相近，工作任务相对固定，工作内容重复性强。
王敏说，改革后，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明确为非领导职务，设7个职级。执法员职级不与行政职务级别挂钩，三级执法员以下不设职数限制，执法员晋升职级主要考虑年龄和业绩因素。“一般每三四年可晋升一个职级，22岁毕业的本科生一般45岁左右可升到二级执法员，在退休前有30％至60％的人可晋升至一级执法员，这基本解决了职业通道的‘天花板’问题。”
刘伟森是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的基层工作人员，此次公务员改革中，刘伟森被划分为行政执法类公务员。今后他要追求的不是科级、处级等行政级别，而是从七级执法员到一级执法员这样的专业

职级。
“以前副主任科员和主任科员名额有限，晋升很困难。现在职业道路一下子拓宽了，可以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一级级往上升。这样我就不用整天想着升官的问题，可以安心自己的工作，只要表现好，不当官我也会有好的发展。”刘伟森说。
推行公务员聘任制是深圳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的另一重要举措。为稳妥起见，深圳采取增量改革方式，对2010年后新进入深圳行政机关的公务员均实行聘任制。按深圳每年公务员退休数和接收军转干部人数测算，预计每年新增约1000名聘任制公务员，10年后如果达到１万人，也只占到深圳目前公务员总数不到1/4，这对现行管理制度的影响将是渐进、平缓和可控的。

“官本位”思想被撬动
王敏认为，这次改革首先是为了打破长期以来公务员管理体制“大一统”的模式，让不同岗位的公务员获得明确的发展目标。也为“精兵简政”提供人事制度支持，改变了以往通过增设机构来增加职数，解决干部待遇问题的普遍现象。
深圳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副局长林长平说，打破了“天花板”，深圳公安系统基本遏制了增设机构的冲动。深圳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得到了基层公务员的普遍支持和认同，他们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充满信心。刘伟森认为，公务员改革有三点好处，一是工作更加专业化，二是发展空间更大，三是公平竞争的机会更多。他说：“无论是晋升还是退出，路都比以前更开阔，我们可以更专心研究自己的行政执法业务。”专家认为，新的管理制度对公务员的影响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前途明了、路子宽了、步子稳了、要求高了。
“分类管理改革的第一步解决了基层公务员职业发展的‘天花板’问题，接下来要加大竞争性选拔领导干部的力度。同时，我们将对综合管理类非领导职位适当细化分类，建立综合管理类非领导公务员多元化的职业发展通道。”王敏说。
此外，建立分类考核办法也是公务员制度改革的工作重点，突出考核结果在职级待遇晋升方面的重要作用，避免形成新的“大锅饭”局面。“如果变成‘齐步走’，熬到年头我就上，这和改革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实际上仍无法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所以在打破职数限制之后，我们要落实相关的配套制度，通过考核实行差异化竞争机制。”林长平这样说。
尽管深圳公务员改革仍有一些问题待解决，但其破冰意义值得肯定。腾讯网网民“玄铁剑”评价说：“深圳公务员改革让人欣喜地看到，纠缠中国两千多年的‘官本位’思想已经开始被撬动。”
国管院铁腕推进节能减排攻坚战

4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采取八大措施，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5月5日，国务院再次对节能减排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同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进入5月份以来，国务院各部委也密集部署淘汰落后产能的各项工作计划。在2010年这最后的8个月内，一场节能减排攻坚战已经打响，根本的举措则是推进产业调整、结构转型。

信念信心信号

四年之前，“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这是全国人大通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指标，是各级政府必须向人民兑现的庄严承诺。
今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也是实现上述节能减排目标的决战之年：“十一五”前四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14.38%，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下降9.66%，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13.14%，扭转了“十五”后期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上升的趋势。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去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仅降低2.2%，不及此前三年的平均速度。特别是2009年三季度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逐步回升，高耗能、高排放行业快速增长，一些已淘汰的落后产能死灰复燃，能耗强度、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速度放缓甚至由降转升。从今年一季度看，电力、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化工等6大高耗能行业增长19.6%，同比加快17.3个百分点。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上升3.2%，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
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国务院加大节能减排力度的一系列措施及时推出，明确地展示了中央政府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决心，同时也释放出我国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积极信号。

责任危机挑战

毋庸置疑，节能减排是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减缓温室气体增长、保护环境的同时，还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等多重任务的挑战，节能减排形势可谓复杂严峻。然而，很好地落实“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将为我们迎接全球能源变革的挑战，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打下良好的基础。
从经济结构看，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最大特点是以第二产业为主，资源消耗高，如果不强调节能减排，那么环境污染问题没法解决；其次，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消费开始转型，水电煤气等能源资源消耗将大幅上升。如果不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我国的能源、资源和环境将承受不起；第三，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到70%．碳排放量高，能源结构决定我国

经济发展一定要低碳化。
实际上，GDP的实现仅仅代表货币资产增值，并不代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福利的改善，而一些行业产能过剩更是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浪费。
从“十一五”执行情况来看，我国很多地方还是在继续依靠大量的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就目前的现状来看，要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需要多管齐下，特别是要关注资源开发源头的遗留问题。

推进落实转变

温家宝总理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的八大任务具体而明确，各部门和地区应采取得力措施，继续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狠抓落实。一方面，要继续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加强组织领导和督促检查，狠抓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强化节能目标责任考核，对省级政府的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告，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另一方面，要坚决查处违规乱上项目、严重浪费能源资源和污染环境等行为。
在5月5日召开的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温总理再次强调，要切实把节能减排作为加强宏观调控、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任务，坚持节能与发展相促进，开发与节约相协调，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综合运用经济、法律、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抓好节能减排工作，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
同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将落实节能减排目标内容固化为政府红头文件，下发全国。该通知强调，2010年关停小火电机组1000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铁产能2500万吨、炼钢600万吨、水泥5000万吨、电解铝33万吨、平板玻璃600万重箱、造纸53万吨。有关部门要在5月底前下达各地区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公布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确保落后产能在第三季度前全部关停。
当然，目前我国淘汰落后产能的相关政策措施尚不够完善，激励和约束作用还不够强，部分地区和企业对淘汰落后产能的工作认识存在着偏差、责任不够落实，需要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建立健全淘汰落后产能的长效机制。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必须有效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

语言出位背后的官员心态

漫画：我是局长（来源：人民网）
据半月谈网记者周伟报道，从芙蓉姐姐到凤姐，互联网造就了一批批网络“红人”。雷人不断涌现，一浪接一浪的雷语“被娱乐化”，掀起了众多网民的狂欢，一定程度上佐证了社会转型期的复杂多元。
在这个眼球经济时代，平民百姓的雷人演出挑战的或许只是大众的审美情趣，而近年来一些干部的出位言论却不仅限于此。因为手中掌握公权的人，他们的言

论往往被当作“官方表态”，并非纯粹的个人行为。于是，官员语言出位虽然偶发，却往往直触社会底线，受到民众的猛烈炮轰。个别官员出位语言背后的心态值得关注。（《半月谈》2010年第10期）
从语言出位看部分干部心态
为何有的官员一张嘴，网民就被雷倒一大片？因为这些出位语言体现了部分干部的冷漠、蛮横，并暴露了他们的某些真实心态。
一是狂。
一些干部在面对群众、接受采访或处理民生等问题时经常口出狂言，甚至语带威胁。据报道，天津市宁河县一名小学老师因拒绝拆迁自家楼房被停课，县教育局领导在对其做工作时称：“在中国，你说不拆，肯定把你拆了。我就这一句话，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全世界牛X。”近年来“涌现”出来的类似狂语还有不少，比如“你敢在网上曝光，我就叫它关闭”、“记者证在我们这里没用的”、“你现在就是我砧板上的肉，我想怎么剁就怎么剁”。
个别官员的狂妄，来自权力产生的幻觉。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这种感觉让他们习惯了高高在上，以为可以对老百姓指手画脚。加之权力运行有时缺乏有效监督、群众在官员升迁中的话语权尚处弱势等因素，更加剧了这种幻象的产生。另一方面，个别官员习惯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处理问题，以为“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认为“只要出政绩、手段不重要”。在这种心态驱使下，他们爆出一些狂言也就不稀奇了。
二是怕。
一些干部在与媒体打交道时，害怕“言多有失”。据报道，安徽省利辛县一家拆迁公司在拆除一栋楼房时，掉落的水泥块将邻近房屋砸坏，一位八旬老人被砸中头部死亡。记者电话采访时，利辛县政府办一名接电话的工作人员答道：“对不起，我是路过这里的，不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办公室的人全部出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
利辛县政府办的这名工作人员不一定是干部身份，可是类似这样不作为的“雷语”在一些地方的机关单位并不鲜见。比如全国统一取消公路养路费后，媒体报道天津小车车主每月仍须交纳有关费用，面对记者的镜头，天津市政管理局一位干部说：“这个事我不好说太细。”
基层一些干部在媒体面前不愿讲话，最主要的原因，是许多人认为说对了没有功劳，说错了上级要怪罪，因此“事情不说太细”是上策。归根结底，这些干部考虑问题、处理事情，出发点首先是自己的乌纱帽。凡是对自己乌纱帽没利或有风险的事，宁可当缩头乌龟。
三是蒙。
对于一目了然的事实，一些干部睁眼说“雷话”，把自身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企图蒙混过关。近年来，此类出位言论有不少。
有

用来蒙群众的。据媒体报道，有网民在哈尔滨市政府网站上反映，南岗区政府门前大理石路面遇雨雪天气湿滑难行，相关部门竟然回复称“大理石路面积不大，可以绕行，没必要非在上面走”。
有用来蒙媒体的。据报道，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三部门曾联合发文，为安排干部子女就业，专门出台了一项所谓“考录”干部子女的政策。针对舆论的质疑，温州有关部门的解释是：为了“稳定干部队伍”。又比如，2010年元旦，由于供热设备故障，部分哈尔滨市民家中供暖温度下降，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在当地引起反响。哈尔滨市供热办一位干部认为，媒体应“多报一报我们供热企业怎么千辛万苦搞好工作的”，不要“老报冷冷冷”，要注意“社会和谐”。
还有用来蒙上级的。如《黑龙江日报》报道了一则农民耕地被强占挖土取沙的新闻，在社会上引起反响。黑龙江省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局的领导打电话了解情况时，穆棱市国土资源局有关负责人答复说：“不要相信小报的报道，不准确。”这名干部竟然把堂堂省委机关报，说成一纸小报。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官员也是人，也可能说错话，关键看是无心之过，还是有意为之。

出位语言发出预警信号
失去监督的权力不仅可以麻醉一名官员，也可能腐蚀一个部门。当握有公权的官员屡次喊出出位言论时，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便受到伤害，这就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预警信号一：一些干部信仰缺失、官德不彰，将部分群众推向对立面，导致党和政府的“民心资本”不断流失。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一些干部在现实中对此却是阳奉阴违，他们把当官作为发财的职业，而不是追求人生信仰的事业。浙江省义乌市一名叫金新华的原村党支书，公然声称“做干部就是为了钱”。而福建省周宁县委原书记林龙飞的心得是“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当身边的群众可以作为自己积攒政绩、图利升迁的道具时，此类干部会在镜头面前卖力地“秀”上一把，认认真真走过场，把送温暖等活动表演到位。而当身边的群众可能阻挡其“建功立业”时，他们又会换上另外一副面孔，声色俱厉地呵斥群众。这一点在一些城市强拆事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事业的发展关键靠人。群众评论政府好不好，主要是看身边的干部好不好。有些干部的行为举止，不仅远离官德的水准，甚至连做人的道德底线也屡屡突破，这样的干部难以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也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
预警信号二：一些干部做群众工作处于“失语”状态，却陶醉在官话、套话体系内“难以自拔”，脱离群众会导致党的执政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