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集大型电视政论片《复兴之路》解说词
第一集：千年局变
序言
在世界的东方，屹立着一个历史文化从未间断的国家——中国。几千年来，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创造的灿烂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历史的脚步，进入公元1661年的时候，随着清朝第三个皇帝康熙的登基，中国迎来了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段盛世。此时，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15世纪末，欧洲的航海家们开始征服海洋。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和贪婪掠夺，世界逐渐联接在一起，从此，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孤立于世界之外而存在。18世纪后期，英国的工业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以及法国的大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股汹涌的浪潮，不可阻挡地逼近了中国。沉浸在康乾盛世中的人们，全然不知这盛世亦正面临着一场厄运。在全球范围内，争夺利益和霸权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已经扩张到东方，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即将到来，中华民族百余年艰苦卓绝的伟大复兴历史，由此拉开了大幕。
第一集：千年局变
（福建马尾港）这是位于中国东南的一个小镇。2006年，小镇上的一个造船企业，迎来了自己140岁的生日，今天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三造船大国，马尾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只是行业中十分普通的一家企业。而在140年前的1866年，马尾造船厂的建立，却是一件备受关注的大事。船厂的创办者——大清国闽浙总督左宗棠在奏折中说修建造船厂的目的是“欲防海之害”。肩负着如此重大的使命，中国第一个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现代船舶修造厂，在小镇马尾动工了。
一百多年前，大清国在海上遭到了怎样的侵害？一个造船厂，如何能迎接这个挑战？马尾造船厂开始修建的26年前，危机从海上而来。1840年6月，集结在澳门沿海之外的英国舰船，出发北上，入侵中国。此后两年中，清政府屡战屡败，最终被迫议和。历史学家称这场战争为“鸦片战争”。古老中国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历史。
那么，中英之间，为什么会爆发这场战争？它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也许，英国议会在1840年4月的3天辩论，可以帮助后人考察战争的根源。关于是否对中国开战，看起来似乎是与两种植物有关的贸易引起的——英国人的鸦片和中国人的茶叶。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牛大勇)在鸦片战争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对外贸易主要是输出茶叶、农产品、经济作物，贸易的中介是银元。在银元方面中国方面是入超的，这个对我们财政上是有利的。但是英国人很快找到了一个有利的武器，就是鸦片。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方德万)与同时期处在工业革命阶段的英国比起来，中国经济已经处于落后的位置了。
对于工业革命后生产能力激增的英国来说，扩大世界市场是它最急迫的愿望。中国的邻邦印度此前已经成为英国掠夺原材料倾销工业品的殖民地。为了获取利润，英国殖民者在中国人中制造了一种需求——鸦片，以此在40年间，掠走了三、四十亿两白银。马克思曾谴责到：“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填满英国国库。”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龚书铎)因为英(国)政府的鸦片烟，除去对商人得了很大利润外，英(国)政府很多税收是从鸦片里面得的。所以它(鸦片战争)背后实际上是英国政府在那里支持。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
任克里斯托弗·休斯)当时为了打开市场，我们付诸鸦片战争。我们过去用枪炮去打开市场。
英国议会最后以5票的优势否决了反对党提出的反战议案，鸦片战争爆发。
在这场从海上而来的挑战中，完全没有准备的清政府，遭遇了完全没有预料的失败。道光年间的中国，作为东方的大国，拥有80万的军力，而英国派出的远征军初期只有7000人，到战争结束时也不过2万人，偌大一个帝国为什么会败于远道而来的英军？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钱乘旦)英国的军事势力是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之上的，当时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化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中国呢，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
然而，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几乎没有中国人意识到双方在社会制度和生产力上的差距，长期的闭关锁国封闭了中国人的眼睛和心灵。一位中国文人汪仲洋这样描述西方人：“他们的长腿不能弯曲，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他们碧蓝的眼睛畏惧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就连在广东抗敌前线的林则徐也相信“只要断绝了对西方人茶叶和大黄的供应，他们就会因为消化不良而死”。而英国人却很早就对双方的差距了如指掌，并为战争作了周密的准备。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黄兴涛)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得多的了解。比如：他认为中国的军队已经不堪一击，中国的沿海的各种炮台、防范措施，他们认为很糟糕。
鸦片战争成为中国历史的一块界碑，以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等为重要内容的《南京条约》，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西方殖民者的枪炮逼迫下，堕入近代的屈辱、彷徨和困惑。自此，中国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战争结束后，当得知英军已经撤出长江，道光皇帝的第一个反映就是下令沿海各省撤军，清政府的军政大员弹冠相庆。有人形容当时文恬武禧的状态：“大有雨过忘雷之意。”中国的一切仿佛又回到原点。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杨东梁)在当时北京的茶楼酒肆里面，贴有一些告示。这些告示主要的意思就是讲：不要谈时事，莫谈时事。
主张抗英的林则徐被罢去了官职，1841年8月的一天，迁戍新疆伊犁途中的他，在镇江与老朋友魏源会面，林则徐将自己搜集编成的《四洲志》等外国资料交给魏源，希望他能编撰成书，唤醒国人了解世界。一年之后，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的中文著作《海国图志》完成了。魏源的一句“师夷之长以制夷”带着理性救国的态度，写出了第一代“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对国家前途的思考。然而，这却是一次无声的呐喊。
几年后，林则徐自伊犁归来，从历史记载来看，被称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无奈中沉默下来。他的老朋友——编撰《海国图志》的魏源则遁入佛门，悄然病逝于杭州的一间僧舍。1840年的炮声，无法惊醒一个沉溺于自己深厚传统的天朝迷梦。第一代探索者的声音，是这样微弱，变革连萌芽都没有产生就已结束。大清王朝对于近代世界的仅有的一些认识，无声无息地消亡了。历史的悲剧在第一次降临时，人们往往漠然盲目，只有在悲剧重演时人们才会感到切肤之痛。
就在这一时期，历代封建王朝由盛而衰的周期性危机已在清王朝再次上演。据记载，1842年到1850年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达到百次以上，1851年，反抗清政府统治和西方列强入侵的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起义不仅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而且提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较为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资政新篇》。然而这场历时14年的农民起义却被清政府镇压了。
就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1851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在伦敦海德公园为第一届万国博览会剪彩。此时，大英帝国的工业制成品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铁路里程和船舶数量占到世界的一半，依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英国成为全球最强大富裕的国家。与此同时，美国、法国、普鲁士等国也奋起直追。
(英国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新兴的海上帝国，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这个帝国主义时期，是一个争夺地盘、军事侵略与经济扩张并举的时期。
疯狂的帝国主义扩张没有给清王朝喘息的机会，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14年后，危机再次从海上来。这一次，侵略者直接逼进了大清国的首都。1960年的10月18日，侵入北京的英法联军焚毁了清朝皇帝的离宫圆明园。
法国作家雨果这样记录了这一暴行：“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做法兰西和英格兰。”
强盗们的大火，在中国人的记忆中烙上了深深的伤痕，也焚毁了大清国士大夫心头虚幻的“上国尊严”。
内外交困之下，1860年12月24日，咸丰皇帝不得不发布了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第一个“上谕”。此时距离鸦片战争已过去20年，清王朝丧失了20年革新突变的宝贵时间。但这毕竟是古老中国发出的寻求自强的声音。
以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为起点，中国近代第一次由清政府主导的自救探索开始了，史称洋务运动。它继承了魏源的“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提出了“自强”“求富”的主张。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风生水起。以军事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出现了，新式海陆军开始筹建，新式学堂一一举办，留学生陆续外派，大清国有了些许新的气象。
洋务运动能够帮助清王朝实现国家的自强吗？这是否就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方向呢？30多年后，这一问题有了答案。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危机依然从海上来。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海军未能御敌于海上，这支在洋务运动中装备起来的舰队最终全军覆没。中国陆军更是一败再败。
(日本孙文学会理事狭问直树)中日甲午战
争后，清政府给了日本2亿3千万两白银的赔款，相当于中日战争发生前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日本明治政府4年的财政收入。清政府分3年付清，当然是用了借款。日本一下子获得了相当于战争前4年的财政收入，用这个赔款，日本的工业化一下子就得到了迅速发展。
交战的双方，同样装备着坚船利炮，同样有留学归来的指挥官，同样是被西方殖民者用武力打开国门，同样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学习西方，为什么大清国会败于近邻日本呢？
(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文海)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主要的原因有两条，第一条就是社会制度的腐败，第二条就是经济技术的落后。(英国爱丁堡大学汉学系主任费南山)人们通常说中国从此觉醒，这是中国第一次发现自己落后于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他们也认识到了必须打开国门，实现现代化。
腐朽导致愚昧，愚昧加剧了腐朽。洋务运动期间，中国自主修建了第一条铁路，起自河北唐山，止于胥各庄，名为唐胥铁路。1881年建成后，清政府却认为，火车震动了东陵的先王神灵，因而禁止使用机车，只准以骡马拽引车辆，人称“马车铁路”。而打败了大清国的日本，1872年由英国人建成第一条铁路，明治天皇亲自参加了通车典礼，国人纷纷前来，在月台上脱去鞋子，小心翼翼地登车参观庆贺。7年后，日本已经开始自己设计和修建铁路。对待铁路态度的差异，暴露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与时代大潮间的巨大落差。此时，欧美各国已经进入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国武科考试的内容却还是弓马骑射，文科考试的内容仍然是八股文章。然而，洋务派却一再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中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这个本体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这样儒家的道统。这个东西是不能够去碰的，不能改变的。西学为用，就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借鉴，可以运用来弥补中国文化的不足。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一场殊死的搏斗中死去。”残酷的现实证明，洋务运动无法实现自强的目的，不是中国现代化的方向。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救亡的良方呢？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一年后，曾留学英国的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指出“如今中国不变法则必亡”。三年后的1898年，严复再次为中国人敲响了解放思想的警世钟，他翻译出版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著作，取名《天演论》。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岂之)思想解放的作用究竟在哪里？就在于动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头的循环论的思想，都是循环，你看都是循环，周围都是循环。起点，然
后经过了一圈以后，又回到起点。进化论不是循环，进化论是不断地向前发展，不断地向前发展，逐步地向前发展。这对人的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
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开始挑起对社会进行启蒙的重任，探索实现救国自强的道路。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一个广东人北上天津，希望拜见清政府的重臣李鸿章，表达自己“以和平之手段，渐进之方法，请愿于朝廷，俾倡行新政”的主张，却遭到了拒绝。他就是孙中山。失望的孙中山远赴海外，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开始用革命的方式探索救国之路。此时，另一个广东人康有为正试图用变法维新，来挽救清政府的危亡。
(孙中山研究所原所长林家有)人的素质很重要，要民主就是靠人，要投票、选举、竞选。人的素质太差了就不能搞共和，康有为他是这个看法。孙中山的看法跟他不一样，他说不是，虽然我们中国人现在不行，但是可以搞共和，中国具有民主共和的素质。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于是两个人就走向不同的道路。
1895年春天，康有为和学生梁启超联合千余名在京应试的举人，共同发起“公车上书”，提出变法主张。对于变法的迫切性，康有为认为，甲午海战之后的中国已处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四万万民众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
如何才能改变被列强瓜分的命运呢？维新派提出兴民权、开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中国人用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认识到打败中国的并不是坚船利炮，而是西方的制度。康有为认为，在所有的政体之中，只有君主立宪才是“治国之大经”，专制政体之不能生存于当今世界这是大势所趋。康有为的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1898年6月11日，清政府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就此开始。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蔡乐苏)戊戌变法它在政治上是具有君主立宪的目标和理想，在经济上呢，它是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但是仅仅103天后，维新派的改革就被迫终结。109年前那个烦闷的夏季，又一次见证了旧制度的腐朽。刽子手挥刀砍下了六颗爱国者的头颅，也砍断了所有试图通过改良实现救国自强的人们的幻想。谭嗣同从容赴死，他认为国家不昌盛是因为还没有人为变法救国而流血。戊戌变法被扼杀了，但“六君子”的鲜血没有白流。
(中国史学会原会长金冲及)当时到了戊戌维新以后，大量地介绍维新，介绍了很多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这样来讲就是使得人从原来一脑子的封建思想里面增加了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是一个进步啊！一个新的东西！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19世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屈辱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大量反思、思考中国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生存下去的时代。
对于亟待变革的中国来说，失败同样宝贵。作为中国近代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戊戌维新将禁锢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打开了缺口。变法措施中被保留下来的京师大学堂，在此后的多次进步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0世纪的大幕拉开了，紫禁城依然巍峨庄严，但太和殿前却留下了中国在20世纪的第一年所遭受的国耻。1900年，在甲午战争失败五年后，列强再次侵入北京。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八个国家的铁蹄。各国军队在北京城划区驻扎，要求所驻区域的所有中国人家必须悬挂占领国国旗。一时间，中国的心脏插着的是八个国家的旗帜。人类进入近代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曾遭受过如此的屈辱。整个中国仿佛都被撕裂了。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的5倍。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此，清政府的战争赔款总数高达7亿2450万两白银，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条款等总数达几百个之多。清王朝已经完全沦为一个对内不能保护国民尊严对外不能捍卫国家主权的腐朽没落的政府。
(广东孙中山研究会会长张磊)非常屈辱的《辛丑条约》，中国最终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沦为这种悲惨的深渊。在这个时候，革命的气息愈加浓烈。
1901年4月，在被英国枪炮打开国门60年后，大清王朝所谓的政治制度改革终于开始了。虽然清政府的“新政”方案在广度和深度上远远超出了被他们扼杀的戊戌变法，但其实际行动却令国人大失所望，直到10年后的1911年，清政府才迫于形势而成立了所谓的责任内阁，却仍是由满族大臣和皇族为主组成。举国一片哗然，改良彻底破产。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但已经太晚了，而这个新政并没有使人民更加趋向于它，而是社会更加远离王权，更加疏远它了，成为它的对立物，包括它培养的新军，培养的学生，都成为它的对立物了。就自己也参与埋葬自己了。
孙中山说，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子免于倾倒吗？
20世纪初的中国，一个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亮，那就是——革命。
此时的孙中山已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并始终坚持奋斗，成为20世纪初期推动中国发生历史性巨变的主要代表。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等人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把创立民国列为誓词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民报》的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顾问尚明轩)三民主义就是针对着当时中国所面临急需要解决的三个问题提出了革命主张。这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民族独立的问题，第二个是政治民主共和的问题，第三个是人民的生活和社会进步的问题。
在三民主义中这一革命纲领的指导下，孙中山和一批批爱国志士进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并最终成功领导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辛亥革命。
这是位于广州市先烈路的一座墓园，这里安眠着72位年轻的革命党人。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120余人在广州起义，在牺牲的革命党人中，有很多是专门回国参加起义的留学生，其中包括年仅24岁的林觉民。广州起义的两天前，林觉民在一方白色手帕上写下了给妻子的绝笔信：“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虽然满怀着对亲人的殷殷深清，但为了苦难中的祖国，林觉民舍弃了他眷恋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儿子。历史将永远铭记一代志士仁人“以天下人为念”，用青春、幸福乃至生命为天下人谋永福的伟大情怀。他们的勇气和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
广州起义半年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不到三天，武汉三镇光复。不到一个月，全国就有13个省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统治。短短四个多月，大清王朝土崩瓦解。
一个王朝终结了，一个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灭亡了。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在亚洲诞生了！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中国人的思想也由此而获得了一次巨大的解放。人们发现，既然两千多年来都被视为奉天承运的“天之子”不过是压在人们心灵上的土偶，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思想不可以被怀疑，不可以被抛弃呢？从此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深入人心。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然而，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它只是赶跑了一个皇帝，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在接下来的岁月中，谁能真正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谁能让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将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呢？
第二集：峥嵘岁月
序言
皇帝倒了，辫子剪了，这是1912年给中国人最大的感受，但是，袁世凯很快就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这年4月，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之位让于袁世凯，中华民国看似有国会、有《约
法》、有众多政党，但实际上政权都操纵在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手中。1913年3月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遭暗杀，他和许多人所期待的议会民主制度成了泡影，随后，为了换取支持，袁世凯基本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时人感叹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1916年袁世凯终于随着83天皇帝梦的破灭而败亡，但北洋政府却连形式上的统一都维持不了，辛亥革命以失败告终，中国依然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
第二集：峥嵘岁月
北京天安门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象征。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它是一个特殊的见证者。
88年前的一天，这里爆发了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奋起抗争的五四运动。1919年5月4日，北京3000多名大学生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游行的起因是正在召开的巴黎和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而对于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则置之不理。
(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章开沅)巴黎和会的表现仍然是强权胜于公理。尽管中国也是一个参战国，也是战胜国之列。但是因为你是(弱)小的、贫弱的、穷弱的、没有实力的，所以照样改变不了原有的这种处境。所以这样引起了民间极大的激愤。
继5月4日的学生游行之后，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都行动起来汇聚成自1840年以来涉及范围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爱国运动。
中国为什么会爆发如此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辛亥革命后中国人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915年9月15日一本杂志在上海黄浦江畔创刊，一年后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发行量接近16000份，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就此发端，《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提出要想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唐宝林)孙中山虽然推翻了一个皇帝，但是中国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民主共和的理念也没有实现。为此，陈独秀独辟蹊径，他提出来要拯救中国必须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
(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陈谦平)实际上就是从臣民向国民的一个转变，那中国没有这个啊，(没有)这个思想基础，因为他只是刚从一个封建社会转过来的，而且中间没有这么一个阶段。
《新青年》亮相三个月后，在一场大风雪中，北京大学迎来了新校长蔡元培。他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往北京。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批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在中国社会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院院长杜维明)从18世纪以来，讲科学理性、讲自由、讲人权、讲法治、讲个人的尊严，这些价值通过五四成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结构中间，就是文化传统所不可或缺的一些基本价值。
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的各种政治学说和社会思潮纷纷涌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各种各样的“主义”中寻找着各自的信仰。
中国已经醒来，但是，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人生最痛苦的事，是梦醒了发现无处可走。”20世纪早期的中国已到了国将不国的地步，军阀之间为争权夺利混战不断，四处可见“城头变幻大王旗”，百姓生活在兵荒马乱的恐惧之中，报刊上常见的描述是“大肆劫掠，惨不忍言。”
租界和占领区则一如从前，外国人在华特权原封不动，外国的战舰仍在中国内河扬威，一个迫切而又迷茫的问题是中国该往何处去？在这众多的主义和思想中哪一个能给中国带来光明。
1919年梁启超来到欧洲，贫富差距和尖锐的劳资矛盾让他十分震惊，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描述道：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了罗针的海船，迎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一位美国记者直截了当地告诉梁启超，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这使得正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中国还要沿
着这条路再走一遍吗？就在这个时候，从俄国传来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在反复比较中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以后，在中国出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据不完全的统计，当时有400多种报刊从不同的程度、方面，以不同的形式来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一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
1920年2月9日，从北京通州到天津的路上，因传播革命主张而被北洋政府通缉的陈独秀和护送他离开的李大钊，正在筹划组建中国共产党。这段惊险的历程为历史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打败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纲领就被旗帜鲜明地提了出来。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陈雪薇)它(中国
共产党)是代表有先进理论指导，有组织、有纪律，严密的一个战斗部队，所以中国共产党产生之后，毛泽东说是中国革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就预示着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会走出一条正确的道路，会达到自己胜利的目标。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虽然看上去还十分弱小，但站在它身后的却是越来越多的正在将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人，北京大学在1923年时进行了一次选举世界第一伟人的民意测验，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位居第一，美国总统威尔逊得51票列第二，这一结果，折射出当时中国知识界榜样转移的思想状态，然而，中国太难改变了，就像鲁迅曾经说过的那样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将如何改变中国，怎样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呢？
从1922年1月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下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的高潮，13个月时间中有30多万人参加的100余次罢工，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也让中国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决心与共产党合作。
(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会长张磊)我想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与时俱进的结果，他找到了真正的朋友，找到了国内的真正的盟友，也看到了革命的基础是农民和工人。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此开始。
一年后，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因病去世，他没有能够看到毕生追求的理想成为现实。在他去世的第二年，由国共两党成员共同领导和组成的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了“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北伐战争，农民、工人被组织和动员起来，形成了历史上空前广泛而深刻的群众运动，史称大革命。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占上海和南京，完全控制了长江中下游以南各省，北伐形势大好。但是蒋介石勾结中外反动势力积极策划反革命政变，仅仅十多天之后，4月12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出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开始捕杀共产党员，此后共有26000名共产党员和30多万群众被杀害，工农运动被镇压下去。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事务委员会委员黄修荣)因为共产党是代表广大工人、农民和劳苦大众利益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国民党右派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因为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根本不一样，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是在所难免的。
大革命失败了，现实给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上了残酷的一课，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经过艰苦探索，中国共产党逐步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多年以后，毛泽东对外国朋友说，我们原先都不是拿枪的，都是爱和平的人，有种地的、有做工的、有当教员的、有做生意的，我是当小学教员的，我没有准备拿枪去打仗，毛泽东将武装革命形容为“逼上梁山”。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8月7日中共中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935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1936年纵横十余省跨越二万五千里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这里本是黄土高原上一块贫瘠的土地，自从红军长征来到这里，它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地名逐渐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思想制高点。正是在这片沟壑纵横，连生存都很艰难的黄土地上，发出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声音，培育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它所散发的精神气息仿佛一块磁石，吸引着每一个有理想的中国人。
(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杨胜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应该说是全面地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从而使得中国广大的先进分子，还包括许许多多的中间分子都纷纷站到它的旗帜下面来，中国人民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走向复兴的坚强的政治力量。
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当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于农村的时候，国民党正在城市发展资本主义，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高官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榨取和掠夺，逐渐成为新的官僚兼买办的资本家，而占人口85%的农村普遍贫困，到1937年时杂税名目竟高达1700多种。国民党统治的十年，经济垄断，政治独裁，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依然矛盾重重，危机四伏。
就在这10年间，世界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苏联通过实行计划经济迅速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资本主义世界却从1929年起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被失业、饥饿笼罩着的人们陷入恐慌之中。欧洲上空，战争的阴云开始凝结。1939年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在亚洲，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实施其既定的侵华政策。1931年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国民党政府却仍将兵力用于“围剿”工农红军，对日本则实行不抵抗主义和妥协退让的方针，致使11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沦陷。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荣维木)共产党多次向国民党提出了合作抗日这么一种诚意，那么直到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共产党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尽了最大的努力，最后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初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的形成。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取得了自1840年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被日本占领的台湾省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中国为世界发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英国哈佛大学教授入江郎)我认为从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到1937年之后的抗日战争，对于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国家统一有重大意义，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三、四十年代始终在抵抗日本侵略。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所长步平)我们的民族，也是近代以来由于我们的一团散沙，所以呢是在斗争中遇到失败，而抗日战争呢，因为我们党提倡了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个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导下，我们民族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抵抗的一种势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和美国成为世界两大阵营的首领。在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壮大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将以何种方式建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共和国成为各种力量关注的焦点。
这是丰子恺先生作于1945年的漫画——《炮弹作花瓶》，它表达了中国人民希望铸剑为犁、重建家园的美好愿望。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双十协定，确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江沛)共产党提出来是希望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容纳包括共产党，包括其他民主党派还有无党派人士，大家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向民主政治迈进。但是呢，
国民党它也深知一旦迈进宪政国民党将不可能独占政治资源。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会议达成五项协议，提出要建立国民政府委员会。但是中国人期盼已久的和平建国并没有到来，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仅仅5个月后，1945年6月国民党挑起内战，中国共产党被迫面对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这无疑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争，国民党的兵力是共产党的3倍，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以及全国75%的土地和71%的人口。但是最终的胜利者却是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两党的力量对比？共产党凭借什么赢得了胜利？
早在1945年人心的天平就开始倾斜，国民党在抗战中赢得的支持却在接收大员的腐败中一点点消失，房子、票子等照单全收，百姓称其为“五子登科”；谁有金条，谁就有理，百姓称其为“有条有理”。国民党政府还出台了这样的金融政策，抗战时大后方发行的法币1元可以兑换200元沦陷区使用的伪币，这意味着在重庆只能买四根油条的钱可以在上海摆两桌酒席。
(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它的后果就是使国统区的广大的原先使用伪币、中储券的社会大众包括工商阶层等等，把他们的财产中的相当一部分奉献给了国民党政权，被掠夺了。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我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组织涣散是它的重大失败。共产党的领导人很明智，强调军队纪律的重要，强调服务人民的重要。
国民党内的高级官员向蒋介石进言说这是在一片胜利声中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上海《大公报》的社评中写道“国民政府的做法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但蒋介石并没有认识到人心向背将成为国共两党较量的核心。
这是一部刊行于1943年的蒋介石的著作，在书中蒋介石极力宣扬维护其独裁的“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这引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民盟中央重要成员闻一多对此异常失望，他说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1946年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闻一多被暗杀了，第二年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毛里和子)1946年之后的中国状况是民主主义成为一个课题，反对独裁的口号呼声很高，这个的背景是国民党一党统治和国民党的相当腐败。
抗战胜利后，一些民主党派曾经试图在国共对立的纲领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提倡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使走资产阶级改良道路的幻想最终破灭。民主党派中的大多数逐渐靠近共产党。而此时毛泽东对中国道路的思考已日渐成熟，早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毛泽东就开始撰写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系统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认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谢春涛)毛泽东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的具体问题，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观点，那么这些观点，经过40年代的延安整风在党内形成了高度共识，在这个基础上七大把它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为一切工作的指针。我想这是历史的选择。
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的前途和道路日渐清晰。就在1945年夏天，民主人士黄炎培来到延安，他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黄炎培希望毛泽东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历史上王朝兴衰周期律的支配。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路，正是1840年之后中国人民苦苦追求、一直盼望实现的道路。在向着这一理想前行的同时，解放区的实践正在把一个延续了2000年的关于土地的梦想变成现实。1947年7月至9月，中国共产党制定和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它旗帜鲜明地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一年后，解放区近900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这是一场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根基的社会大变革，翻身的喜悦直接到达每一个农民的心头，而农民的力量正是可以决定中国命运的力量。
(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方德万)我认为蒋介石与毛泽东、孙中山相比，他输在没有清晰地描绘出一个被人民接受的中国的未来。在赢得民心方面，我认为他始终没有成功。
国统区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运动与战场上国民党军的溃败，共同演绎着蒋介石政权最后的挽歌。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在中国大陆22年的统治被宣告结束。对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蒋介石自己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说国军为什么会弄到今天这个信心丧失、精神解体的地步，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战之前微不足道，由于我们的弱点被它抓住了，遂演成我们今天这样溃烂的局面，共产党打败了我们，不是共产党有三头六臂，是我们腐败无能，自己的弱点击败了自己。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和来自全国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及无党派人士共商国是。在会上，民革中央名誉主席宋庆龄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民盟中央主席张澜说：“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
(毛泽东录音)“诸位先生代表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史学会原会长金冲及)听到说是中国人现在从此站立起来了，那确实是只有当事人大概才能理解到当时那个心情。盼望了一百多年啊！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这是一段非凡、充满巨变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有大量的民众牺牲，但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经历，取得了大量实验成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标志着1840年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毛泽东录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09年沧桑巨变换了人间，北京天安门曾在1900年见证了西方列强的野蛮，在1919年见证了中国人民的觉醒，1949年的秋天它终于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一代代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在这峥嵘百年中历经无数艰难坎坷，他们的业绩将永远载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
1949年9月30日，就在新中国宣告成立的前一天，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主席毛泽东亲自撰写了碑文：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复兴之路》解说词
第三集：中国新生
序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同时也宣告了自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第一项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为实现第二项历史任务：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新生的共和国仅用了半年时间就使全国物价基本稳定，治愈了旧中国无法医治的顽症，农村则继续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先后共使3亿多农民无偿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但是，建设一个新国家的路途却山高水长，1949年的中国铁路主干线没有一条能够全线通车，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4000万灾民等待救助。面对旧政权留下的满目疮痍，冷战格局下诞生的新中国，在建设的进程中将经历怎样的艰难曲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领导人民如何开辟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道路。
第三集：中国新生
1953年11月30日鞍山钢铁公司的数百工人被紧张和兴奋包围着，他们期待着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９时许，中国第一根钢轨诞生了，近百年来中国机车只能行驶在外国重轨上的历史于这一刻终结。就在这一年鞍钢诞生了中国第一根无缝钢管，中国最大规模的自动化高炉也在这里投产。毛泽东亲自发来电报祝贺，称赞鞍钢的三大成就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此时，新中国经过３年时间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被突出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庞松)在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即将完成的时候，党中央毛泽东及时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基本完成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
那么，195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要同时进行，这将给中国带来一场什么样的变革？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表达了对于未来的美好设想，他提出未来中国工业建设要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但是，当中国人真正掌握国家政权的时候却发现想要描绘出美丽的画卷是如此之难。
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和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政治与外交的角力，军事上剑拔弩张，世界被划分成两大阵营。冷战的阴云与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忧虑笼罩了整个世界，也给新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柯伟林)冷战孤立了中国，毫无疑问美国是这么做的，美国实施了对中国的禁运，这就切断了中国产品和许多传统的西方及日本市场的联系。
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３天，苏联政府发来外交照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对新中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支持。两个多月后，毛泽东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也是他出国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邢广程)我们和苏联签定这个条约之后，就对中国国家的安全稳定乃至世界和平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法律上的保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是非常大的。
条约签订后迅速回国的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条约定下来比不定好，定下来，就有了靠，可以放手做别的事情。然而，此时中国东北边境传来了隆隆炮声，建设的步伐被打乱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借机派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10月，美军无视中国的警告，越过三八线，将战火扩大到鸭绿江边，新生政权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开始保家卫国的战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为新中国的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美国犯了很严重的错误，美国低估了中国对这次战争的重视程度。我想美国越过三八线就是错误的开始。
1950年时美国的钢产量是8700万吨，中国只有61万吨，双方相差140多倍。在与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较量中，志愿军战士用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而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也让人们认识到一个刚刚获得独立的民族距离真正的强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在这个时候呢就面临一个问题，你搞整个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怎么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学苏联，因为中国没搞过社会主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社会主义苏联创造的人类历史上崭新的计划经济模式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正是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在建国后短短十几年间，就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这一发展模式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刚刚实现民族独立的后发国家。
1952年中苏两国就经济援助问题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谈判，两国政府最终商定，今后5年苏联给予中国必要的援助，开工建设骨干工程。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在苏联的帮助下加快了进程。
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以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方式全面展开。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副院长约翰·奎奇)计划经济的优势在于直接、高效，特别是在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这对当时迅速发展的中国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到处充满了生机与活力，机器的轰鸣声不绝于耳，共和国几乎每一天到在发生改变，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建设项目开工上马，其中许多是中国过去没有的新工业，如汽车厂、飞机制造厂、大型发电设备生产厂等等。新中国的工业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重大突破，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1951年9月生活在贫困太行山区的农民李顺达第三次受到了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接见。为解决生产资料匮乏的问题，早在解放区时期，李顺达就和6户农民成立互助合作组，将各家的生产工具集中使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个经验与毛泽东是想法不谋而合。1951年12月，在中共中央出台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了这样一段话：“要使国家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商品粮食及其他工业原料，同时也提高农民的购买力，使国家的工业品得到广大的销场，就必须提倡组织起来。”
1952年年底全国出现了农民自愿组织的830多万个互助组和3600多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这样开始了。1953年，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相继开始。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朱佳木)主体是工业化，“三大改造”是两翼，就好比是一只鸟。这个“三大改造”是鸟的两翼，就是两个翅膀，有了这两个翅膀，我们的工业化才能够真正地能够得到实现。
社会主义改造是在生产关系方面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一场伟大变革，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场社会变革，它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直接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成为20世纪50年代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由此开始了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我认为对于任何经济，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非常贫穷的面临许多问题的经济来说，这是一个明智合理的策略，而任由经济发展，不采取任何调空措施是不合理的，这样会给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人民的生活及福祉造成极大困难。我一直深信中国在五十年代早期以及七十年代后半期之后，选择的是一条最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
这是一幅在20世纪50年代非常有名的照片，照片的主角名叫李绍奎。1953年，毛泽东曾亲笔写信祝贺他创造了快速炼纲新记录。李绍奎和千百万新中国建设者们的热情来自哪里？这位炼钢工人常说的一句话透露了答案：“给自己干活，难道还能偷懒吗？”几千年来，普通百姓第一次成了国家的主人。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前规模的普选，人民代表大会自下而上逐级召开，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我国人民民主进入全新阶段。与此同时，伴随新中国一起诞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延续在国家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地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使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尊雕像为后人记录了一位新疆普通农民与国家领袖的故事，库尔班·吐鲁木，一个在旧政权时期被奴役被欺辱的农民，60多岁才第一次从属于自己的土地里收获了金灿灿的玉米。从此，库尔班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他要骑着毛驴去北京，感谢带给他幸福生活的毛主席。库尔班不知道世界有多大，北京在哪里？他只知道向东一直走下去，就一定能到北京。
(库尔班的同乡卡斯木·热合买提)1958年，库尔班大叔作为劳模第一次去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回来的时候毛主席送给了他十多米布，库尔班大叔回来后把它做成了大衣穿上了。1959年，库尔班大叔作为自治区人大代表又去了北京，走的时候村里的乡亲们告诉他，这次去不要说别的了，就说要一台拖拉机的事情。到了北京之后，毛主席问这次你有什么要求呀。库尔班大叔说能给我解决一台拖拉机吗。毛主席就批了一台拖拉机。这是我们这里头一次来了拖拉机。
库尔班的故事后来经王洛宾谱曲，成为脍炙人口的民歌——《萨拉姆毛主席》，直到今天仍被广为传唱。
20世纪50年代的激情岁月给定居北京的波兰裔作家爱波斯坦夫妇留下了这样的印象：“我们被一种同样的精神所感召，这是一种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行动。没有真心实意地参加过这种集体劳作的人是很难体会这种感情的。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一五”期间，我国工业建设和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也就是在这一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建立，原计划用18年实现的目标只用了7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为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根本基础，中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进行建设的初步经验。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系统阐述了处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等问题，第一次提出体制改革的问题，认为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到集中到中央，而应当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同时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不能一切照搬。《论十大关系》标志着中国开始探索一条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大做了理论准备。
(毛泽东录音)我们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这个时候主要矛盾几发生了很大变化，由过去搞阶级斗争就变为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当时的我们国家的生产还不能满足这个需要这个矛盾，因此我们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尽快地要发展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
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也作为独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之后的一次重要会议，八大既对建国以来七年的经验作了总结，也对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规划。(中央党校教研部主任柳建辉)八大提出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有好多都是富有创意的创新精神，包括社会政治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包括执政党建设，这样一些思想，从目前来看，八大在党的代表大会历史上还是具有很重要的历史地位。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进一步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作出了一系列理论创造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此时的中国，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交织着建设新国家的巨大热情，汇聚成了一股无穷的力量，鼓舞着领袖和普通百姓对未来的美好梦想。
然而，当对梦想的追逐变得狂热时，人们逐渐忽视了理性的声音。“一五”计划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此时社会主义阵营取得的成绩也让中国领导人备受鼓舞。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要在15年内赶超美国。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而来到莫斯科的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提出中国将在15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大跃进”，片面追求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
(英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约瑟夫·斯
蒂格利茨)对于中国如何实现工业化以及何时
迅速地实现工业化，有很多理论，当时就想出了一些方法，像“大跃进”“后院炼钢炉”等等，虽然这其中大多数想法的初衷是很好的，但在经济上却过于理想化。
对速度的渴求同样出现在农业领域。1958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合并成为2万6千多个人民公社。
正常的经济秩序被破坏，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年到1961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出现了。1960年，粮食和棉花产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1957年极少数右派分子乘全党整风之机，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开展了一场反右派斗争，但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这是杭州市庆春路上的一栋两层小楼，中国最早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曾经生活在这里。1958年，79岁的马寅初因为《新人口论》遭到批判，这篇充满科学论断与调查研究的文章被一些批判者说成是政治阴谋，计划生育被指责为让中国断子绝孙，学术的正常表达变得异常艰难。这也意味着国家的社会生活已经变得不正常了。
渴望迅速摆脱落后面貌的愿望遭遇挫折。在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撤走全部1390名在华专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大型建设项目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新中国失去了唯一的外援，处在了建国以来国际、国内环境最为困难的时期。新中国追赶当时世界发达国家的速度慢了下来。而这一时期，中国的近邻日本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国民收入在7年里增加了一倍。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举行，使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猛增了一倍多。1968年日本成为当时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强国。在曲折中探索的中国将如何摆脱困难局面呢？
(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程中原)由于我们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陷入很大的困境。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1962年到1965年国民经济逐渐恢复，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出现了集市贸易，农民重新有了自留地，不少农村甚至开始了包产到户，但这样的做法很快就被停止了。而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被削弱和破坏，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
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段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了严重错误估计，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才能解决问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下发，“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损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
这是山东即墨市的一个普通村庄，1968年王家后戈庄因为劳动力不足，决定发动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割草，为调动积极性每斤草奖励5厘钱，这引起了一场大争论，“物质刺激”、“5厘钱的报酬”被形容为腐蚀人们灵魂的“砒霜”。
(王家后戈庄第三生产队原书记王衍怒)农村说那时候没别的，就是一灌尿还两行道，你是这灌尿撒在集体地里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把这灌尿你撒在个人自留地里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是一场值得中华民族永远记取的悲剧！多年以后，这段沉重的历史依然令人慨叹。为了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年轻的共和国曾经经历过如此艰难的历程，而正是为了国家的真正独立和富强，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建设新中国的探索也完全没有停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尤其是在外交领域，在与亚、非、拉国家的友谊不断加深的同时，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中国开始摆脱冷战思维的禁锢，一步步打开西方世界的封锁，为国家发展赢得了国家广阔的空间。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入江昭)我认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以及其他领导人也认识到，即使“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它早晚也是要结束的，同时对抗美苏两个大国是不实际的，于是1970年左右毛泽东开始向华盛顿发出了一些信号。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中美破冰也为中国建交打开了一个新局面，西方主要国家和西方这些国家的盟国在很短时间内纷纷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样一来基本实现了中国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有外交关系这样一个大好局面，最后也可以说，中美破冰也为中国以后的改革开放准备了重要条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从美国方面来说，是它开始日益认识到1949年以后成立的一个新中国，它是真正政治稳定的经济发展的国际影响正在扩大的一个国家，虽然有
“文化大革命”中间的一些混乱，但它不可能动摇这个国家的一个根本。
就在尼克松访华的4个月前，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几年后，领导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对此评价说：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的功绩。
经过２０多年的探索和建设新中国不仅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已经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确立和坚持，而且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从无到有的问题，使中国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物质技术基础，一些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成就，显示了中国丰厚的智力资源，一大批艰苦创业的知识分子和英雄模范，构筑了新中国的精神家园，历史赋予了每一代人各自的使命，任何人都难以超越自己的时代，历史将会公正地记录每一代人走过的足迹，历史也将忠实地把发展的课题留给后来者。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重重困难之中，人们渴望着一股强劲的新风，吹散笼罩在前进道路上的浓重迷雾，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严峻的现实和美好的理想需要所有中国人对这个重要命题做出回答，正在穿越历史三峡的中国航船期待新的领航者出现。
《复兴之路》解说词
第四集：伟大转折
序言
2007年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在为迎接奥运会进行大规模的改建。30年前，这里曾经成为世界的焦点，在1977年的一场足球赛上，从公众视线中消失了两年多的邓小平第一次公开亮相，日本共同社描述道：数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狂热的掌声，美国新闻周刊的评论认为，在经济事务方面预计他将逐渐发挥关键作用。当时的中国刚刚结束了长达十年的灰暗岁月，10年间中国百姓的生活几乎没有得到改善，1977年全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超过两亿，中国经济与世界的差距也在日益拉大，而就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四周出现了经济迅猛发展的亚洲四小龙，中国将如何选择前进的方向，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关头复出的邓小平将如何带领中国实现伟大的转折。
第四集：伟大转折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人们开始企盼着新的生活快些到来。但是，很快出台的“两个凡是”，再次让人们陷入困惑，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还要继续走“文化大革命”的老路？
(日本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天儿慧)
当时复出的邓小平认为应该用更有弹性的思想，更加积极地提高经济活力，否则中国就不可救药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突破某种思维框框。
1977年秋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因“文革”而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使570万中国青年获得平等考试的权利。几个月后，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数千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科学家获得了新生，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逐步展开。
(当代中国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李正华)邓
小平、陈云等老同志坚决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理论，他们认为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中国要前进必须要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
人心所向，正在汇成一股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剑锋直接指向“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
(时任《光明日报》哲学版主编王强华)这篇文章是用一种理论的形态来批驳“两个凡是”的，文章发表的当天晚上新华社就全文播发了，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全文转载和转发，引起了提出和
支持“两个凡是”的人的强烈反对，认为文章政治是反动的、理论上是荒谬的。
(时任南京大学讲师胡福明)中国当时已经进
入历史的关键时刻，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四人帮”粉碎了，中国走什么路这在当时是一个大问题，有两条路可走，一条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什么七、八年再搞一次，还是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么中国真的要万劫不复了，还有一条，否定“文化大革命”，平反冤假错案，全面拨乱反正，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就此在全社会展开，邓小平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随后，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纷纷表示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邵华泽)
当时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面临着如何看待过去、总结过去，如何面向未来、规划未来。这个讨论所涉及的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这场讨论冲破了长期形成的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有力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作了一个主题发言，在三张16开的白纸上他写下了后来影响中国进程的400多字的发言提纲，“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这篇讲话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它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则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没有这样
一个思想解放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现在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
1978年12月18日，这一天的北京白雪皑皑，空气很新鲜，有了之前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热烈而又轻松，会议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十一届三中全会
是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这个重大历史关头所召开的一次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实现了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顾问委员会
主席芮立)我相信大多数人会同意，这次会议是中国几十年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革之一，或许称得上是最具勇气的一次变革，因为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从1978年到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今天的经济发展方式。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1979年，中国农民以特有的首创精神奏响了改革的序曲。安徽和四川等一些农村开始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一年深圳、珠海等4个经济特区开始筹建，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这一年一次跨越太平洋的行程构建了中美两国新的合作基础。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评价道，中国开放的大门以后恐怕再也关不上了。
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展开了新一轮的竞争，面对通货膨胀和经济的不断下滑，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逐渐放弃20世纪四、五十年代采取的凯恩斯主义，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促使欧洲向统一市场迈出决定性步伐，日本通过全球贸易登上了经济强国的位置，苏联依然陷于物质私有制的困顿，人们开始找寻改变现状的新途径。
此时的中国，改革的初步成果催生了人们的信心和希望，一场奋力图新的社会变革，如春潮般涌动，走出一条属于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几代中国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经过几年改革开放的尝试与探索，1982年，一个决定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命题被提了出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邓小平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旗帜，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崭新命题，也使我们能够突破以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局限，根据中国的国情尝试许多新的做法，进行体制创新。
要进行体制创新必须有制度的保障。1982年“文革”中被破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终于得以完全恢复，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
(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信春鹰)经过了“文革”的破坏，我们的经济、我们的法制已经是被破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很多事情要从头开始，1982年宪法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中华民族开始复兴的一个宪法上的起端，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的政治生活在宪法的保障下逐步回到正常轨道。但是，传统的思维惯性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的故事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那是怎样的一段光阴。
浙江温州柳市，今天，中国的百强城镇之一，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上千家电器企业，年产值超过百亿元。20多年前，这里有一批最早闯荡市场的弄潮儿。当年的温州有八位从事不同行业的个体户，人称“八大王”，其中做得最好的“五金大王”胡金林年收入高达几十万元。1982年初的时候，有工作组来到我们乐清来查，他说这个不得了，一个小伙子一年做一百多万，赚了几十万。
(当年温州八大王之一胡金林)我们才381块（钱）一个月，这个不得了了，最后这个工作组跟我谈话的就留下一句话说，虽然你钱是补税了六万多，但是，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
不久温州“八大王”先后因“投机倒把罪”被逮捕入狱，侥幸逃离的胡金林成了全国通缉犯，在外流浪了两年多，一时间红火的工厂关门了，商店收摊了，柳市镇的工业产值一年减少了七千万元。基层传来的信息看似一个经济现象，实则是社会问题。在新事物面前，很多人的思想还无法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禁锢。1983年8月，中央明确指出从事个体劳动是光彩的。“八大王”的命运由此发生逆转。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我说市委决定对“八大王”平反，在电话会议上，这一家伙声势大了，当时平(反)是平了，法院就是寄了一个通知，影响不大。我是要扩大影响，那抓“八大王”谁都知道，这个影响就大了。
1984年袁芳烈代表温州市委、市政府为“八大王”平反，这是一个温州经济发展开辟新天地的信号。而中国的改革此时仍处在早期的探索阶段。“八大王”平反了，人们对经济特区的质疑却还在继续。1984年，邓小平专程去了中国的南方，此时的深圳已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全国瞩目的经济特区，工农业总产值4年里增长了10倍，一个现代化城市初见轮廓。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同时确实也带来一些很多新的问题。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闫建琪)这
种情况下，到底怎么看待深圳，当时有个极端语言，说除了红旗其他都变成资本主义了。
邓小平一路上都在默默地观察和思考，几天后80岁的邓小平登上了珠海罗三妹山的山顶，当有人建议原路返回时他却意味深长地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世事如登山，不走回头路，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为特区建设留下这样一段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中国领导人对坚持改革开放的郑重表态。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郑永年)这个国家能不能发展得好，能不能生存的得好，用比较容易说的话，容易懂的话，就是能不能给老百姓提供一个实惠的问题，提供经济福利的问题，所以邓小平当时就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矢吹晋)邓小平
是非常有经验的政治家，他考虑得很多，他有很多理论，其中最有名的是摸着石头过河。
建国初期计划经济体制曾在当时条件下起过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一体制统得过死的弊端逐渐显露，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改革开放为数以万计处于困境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转机。
1984年3月23日福建省55位国营厂长经理联名向省委、省政府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写道，现行体制的条条框框捆住了我们的手脚，企业只有压力，没有动力，更谈不上活力，为此，我们怀揣冒昧大胆地向你们伸手要权。这封“松绑”公开信很快轰动全国。在随后的几年里，中国大量的国有企业相继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扩大自主权的制度。首都钢铁公司等一批最早开始承包制试点的国有企业取得了初步成效。到1986年国有企业改革又迈出实质性一步，这年的8月3日，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宣布破产，公有企业破产倒闭这在中国是第一次。就在当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企业破产法(草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清泰)企业有
了自主权，有了自主钱，增强了活力，也增强了企业发展的动力，但是这个时候的改革还有很大的局限，比如所有权、经营权不分，政企不分等这些制度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将来还会暴露各种各样的矛盾，尽管是这样，8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为今后的改革做了大量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第35个金秋，刚刚进行了五年的改革开放已经让人们感受到了变化和希望，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中国人用这样的方式向改革的倡导者致敬。
(邓小平录音)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当前主要的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
在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中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将改革进一步推向深入。
国庆盛典结束二十天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一项重要的决定。
(中国社会科院原副院长刘国光)十二届三中
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一个重大突破，因为这个理论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同商品经济联系起来。
(北京大学原校长吴树青)为发展商品经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扫除了许多障碍，同时也为后来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从理论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邓小平对这次大会作出这样的评价，大会说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思想的突围带来了实践的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闸门逐步打开，一个个围绕着市场而生，充满活力的经济细胞诞生了，继四个经济特区后，14个沿海港口城市先后开放，开放的逐步扩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新的生活方式开始进入普通中国人的家庭，一个思想空前活跃的年代到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新的观念，对成功的渴望正汇聚成一股创业的热潮。
1984年北京一位40岁的工程师在这间小平房里创办了后来中国最大的电脑公司，他就是柳传志。20多年后，联想集团以16亿美元收购了美国IBM公司的个人电脑业务。20世纪80年代后，波及全球的科技革命迅速兴起，在人类进入信息社会的这一轮竞争中，中国没有错过历史的机遇，当时正在松绑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加快了中国追赶世界的速度。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收藏着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发行的第一支股票——上海飞乐股票，1986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证券业代表团时，把它赠送给了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范尔霖。范尔霖高兴地说我很荣幸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第一位外国股东。股票的出现引来了国际社会的注目，这一长期被视为资本主义专有的特殊商品冲击着中国人的观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任主席刘鸿儒)
争论这个股票市场就是两个原因，根上一个问题是姓资姓社的问题没解决，具体说两面、两个原因，第一个国有企业能不能改成股份制企业，会不会私有化，第二个搞股票市场会不会助长私有化，助长投机，助长贫富差别，甚至引起社会不安定。
像之前许多新举措一样，股票市场在争论中迈出了第一步。1986年，新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
易柜台在上海诞生。当时，公开交易的股票只有两支，成交价经口头协商后，写在黑板上，通过柜台进行买卖。尽管中国资本市场的真正活跃还要再等待若干年，但这些实验性的举措已经预示着中国经济将会迎来新的突破和飞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各种新鲜事物不断涌现，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也被提上日程，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进一步深入。1987年，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概括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会议还正式制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程中原)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理论，它的重要意义在于纠正对社会主义认识上面超越阶段的“左”的偏差，如实地看到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把社会主义建设放在符合中国国情和客观实际的基础上。
1978年以后近10年，持续突进的改革给中国带来了显著成就。1987年时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但是改革也不可避免地与旧体制之间发生着尖锐碰撞，在经济领域同一种产品既有计划体制下的价格，也有市场条件下的价格，双重的价格体制混扰着经济的秩序，也开始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双轨制应该说在80年代上半期，它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涟)但是它
也有消极的方面，消极的方面就是有些人从计划轨(价格)拿到了物资，拿到市场去卖，这样一下就能够赚很多的钱。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冒天启)在1987年准备对价格进行改革，改革的方法是先调后放，准备用一两年的时间来放开价格，实行市场定价。但是，由于这个方案超出了老百姓的社会承受心理能力，因此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问题。
1988年一场抢购商品的风潮席卷了全国，三个月内居民储藏存款减少300亿，95%的物价都在上涨，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用电器普遍上涨了20%至50%，价格问题还只是中国在改革之路上需要解决的诸多困难之一，破除旧体制的过程中产生的矛盾，逐渐积累并触及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1989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献词有一段这样的描述，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中国面临着1978年以来最不平静的一段日子，1989年5月到6月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这场政治风波的背后既有国内小气候的原因，也有国际大气候的影响。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邢广程)在国际上几乎是所有的西方国家的主流形态都认为中国也必然会改变颜色，所以，西方一些预言家甚至认为他们有一个计划，在21世纪初要在红场举行一个埋葬社会主义这样的一个葬礼，这是公开讲的一个事情，中国也肯定要(改变)，多米诺骨牌也要在中国发挥作用。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将往何处去？邓小平坚定地说：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在风云变幻的关键时刻，认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这是果敢的选择，也是明智的选择。对于如何看待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问题，邓小平提出不要搞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发展才是硬道理。发表这些意见时，88岁的邓小平再次来到中国的南方，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发表了多次谈话，十多年后当人们再次聆听这些朴素的话语，依然能感受到深深的震撼。
(邓小平录音)资本主义发展了好多年了，几百年了，我们才多长的时间，我们尤其是被耽误几十年了，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现在的面貌就完全不同了，再耽误不得了，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生活，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深刻揭示了社会
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的论断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冷溶)他在谈话中从理论上深刻地、明确地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和束缚人们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他在谈话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思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南方谈话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坚定了人们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念。
(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骆思
典)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它们是了解中国改革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口再次以他特有的改革精神为中国指明了道路，他不仅留下了宝贵的邓小平理论，而且留下了宝贵的邓小平精神。有人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推翻封建帝制的孙中山，为中国打开了思想进步的闸门，建立起新中国的毛泽东，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而挽救了社会主义的邓小平为中国找到了一条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道路。
当人们回首20世纪时会发现，整个人类都处在大变局之中，各种社会思想的演变、竞争影响着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20世纪的最后20多年，在世界的东方，中国进行了一场卓有成效的社会变革，解放了思想的中国人焕发出蓬勃的创造力，书写了一个时代最为传奇的一页，在民族复兴的征途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将如何继续？新世纪的晨光中世界将看到一个怎样的中国？
《复兴之路》解说词
第五集：世纪跨越
序言
当20世纪进入倒计时的时候，信息革命已全面来临，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在提速。在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带领着改革开放的中国迈向新世纪。此后的13年，每个关注中国发展的目光都注意到了中华民族释放出的惊人活力，世界见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中国带来的全方位的变化，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构想，是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正式提出的。
(江泽民录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既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么，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将如何建立？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又将开启怎样一段新的航程？
第五集：世纪跨越
上海浦东：今天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国际金融贸易区，它像一只头雁，带动着整个长江流域地区，共同经历了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黄金年代。然而，在17年前，被宣布为国家级开发区的时候，这里还是一望无际的农田，1992年，浦东开发的战略目标被写进了党的十四大报告，这是党的代表大会第一次具体部署一个城市的经济建设工作，从此，这个中国最大，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开发区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浦东开发和许多同样发端于1992年的经济事件一道成为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中国全力起飞的写照。
正是在1992年，上海宝山钢铁集团扩建工程建成投产，宝钢成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王均瑶在浙江创办国内首家包机公司被誉为“胆大包天”。刘永好在四川成立希望集团，这是中国第一个经国家工商局批准的私营企业集团。王选在北京研制成功世界首套中文彩色照排系统，他领导的北大方正集团成为推动信息化的先行者。
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的出口呈现高速增长，“中国制造”开始走向世界，同时，一批大型跨国公司逐渐成为来华投资新主角，1993年，世界500强之一的摩托罗拉公司把全球董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