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第38卷第3期
外国语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May2015
Vol．38No．3
文章编号：1004－5139（2015）03－0083－08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 晚清至“五四”的译者形象变迁及其缘由探源
贺爱军
（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浙江宁波315211）
摘要：本文梳理了晚清至“五四”期间的译者形象，并探究了译者形象形成及其转变的社会历史缘由。笔者认为译者形象既是一种具体的符号形式，也是一种社会心理表征，它折射出想象主体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主体文化对异质他者文化的想象和态度。译者的形象建构与其说是对译者实际情况的客观反映，不如说是对中国特定历史语境的隐喻性表达。晚清至“五四”期间，在中国社会历史语境和社会风尚的双重变奏中，译者由“汉奸”“假洋鬼子”的负面形象转变为“奶娘”和“盗火者”的正面形象。
关键词：译者形象；通事；假洋鬼子；盗火者；社会历史语境
Image Transitions of Chinese Translators/Interpreters from1840to1919and theＲeasons Behind
HE Aijun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Ningbo University，Ningbo315211）
Abstract?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Chinese translator/interpreter images from1840when the Opium War broke out to 1919whe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kicked off and explores the reasons behind the image transitions．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translator/interpreter image is not only a symbol of a profession but a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psychology as well．It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at times and the imagination and attitudes of the host culture towards the guest culture．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or/interpreter image is more a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of the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situation than an objective representation of translator/interpreter’s true situation．Ｒight in the social and historical changes of China from1840to1919the translator/interpreter image has transcoded from the negative“a bogus foreign devil”to the positive“fire bringer”．
Key words?translator/interpreter images；the linguists；bogus foreign devil；fire bringer；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
随着翻译学科的快速发展，译者研究持续升温。国内外学者或从译者个案入手［3；28］，挖掘史料，梳理纷争，总结译者的翻译经验和翻译思想，探寻译者的译路足迹和心路历程，或从译者群体切入［1；5；10；20；33］，探究他们形成的翻译传统，营造的翻译风气，以及地域文化与译者群体形成之间的关系等。
以上研究可以归结为译者的内部研究，即线性地考证译者的生平，梳理译者的翻译技巧和翻译思想。这些研究为后人借鉴译者的翻译技能，参悟译者的翻译思想提供了丰厚的史料。然而，这些研究所缺乏的是译者的外部阐释，即从横向、纵向两个维度，探讨影响译者抉择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语境，探究译者形象演变的社会土壤和文化风尚。本文将在晚清至“五四”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
中，从时间维度和他者视角梳理译者的形象变迁，探究形象变迁背后的社会文化缘由。
1．晚清时期的译者形象及其形成缘由
1．1“汉奸之尤”：晚清译者的主体镜像
晚清时期，社会对译者的称谓沿袭明朝旧制，依旧称为通事①。通事“译者之称，……皆立此传语之人，以通其志。今北方谓之通事”［41：94］。晚清时期的通事专指广州贸易制度下受行商管理、充当中外贸易之间的语言沟通人士。他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为曾经去过东南亚等地经商的华人。他们在与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习得了肤浅的外语口语表达能力。第二类为跟随西方人到达海外生活数年以后归国的华人、华侨。他们具备一定的口语表达能力和阅读能力。第三类为长期生活在广州、香港、澳门等沿海地区的部分中国人。他们在中外频繁的商贸和外事活动中获得了一些外文知识与以听说为主的语言表达技巧。这一通事群体，成分复杂、水平不够、品德低下、能力不足，大部分人仅具备粗浅的外语口语表达能力，不具备阅读和书写能力。
这三类译者的社会形象如何？时人如何看待他们？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在敌我尖锐对立、冲突不断的鸦片战争时期，凡是学会外国话、为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一律被冠以“汉奸”之名。译者口操外国话，日夕与外国人为伍，在人们看来属于典型的“汉奸”。“汉奸”这一负义词承载了晚清社会各个阶层对译者的形象定位。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对通事鲍鹏的态度清晰地折射出当权者眼中的译者形象。大臣怡良在给道光的奏章中这样描述鲍鹏：
臣闻夷人到粤必用汉人为买办。而其买办者实为汉奸之尤。教猱升木皆其所为。前此邓廷桢任内奏明驱逐之奸夷颠地，有买办鲍聪，系买办中最为可恶之人。因查办严紧，逃往山东，转至直隶，改名鲍鹏。随同琦善前赴广东，托以心腹，与义律往来议事，情殊诡秘。琦善所称夷言先战后商之说，难保非即系此等汉奸有所窥伺而教之使然也。臣谓鲍鹏不诛，夷务必多反复。［16：62］鲍鹏为琦善的通事，当道光皇帝看到奏章后，龙颜大怒，先后两次发出上谕，指示将鲍鹏押解北京，“交刑部，派睿亲王、庄亲王、惠亲王、定郡王、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会同刑部审讯”［34：98］。鲍鹏是否充当汉奸出卖国家利益，从其后的判刑②可知事实并非如此，但在当朝大臣眼里，他投敌卖国，罪大恶极，实为“汉奸之尤”。
皇帝如此，朝廷大臣自不待言。李鸿章（1823 1901）曾这样评价上海的通事：上海的第一类通事（指的是“广东、宁波商伙子弟”）“佻达游闲，别无转移执事之路者，辄以通事为逋逃薮”；第二类通事（指在英、法等国所设立的义学读书的“本地贫苦童穉”）则是“市儿村竖，来历难知，无不染涅习气，亦无不传习彼教”。这些译者在语言能力方面，“仅通洋语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不特于彼中兵刑食货，张驰治忽之大懵焉无知，即遇有交涉事宜，词气轻重缓急往往失其本指”；在专业操守方面，“通事假手期间，勾结洋兵为分肥之计。诛求之无厌，排斥之无理，欺我聋喑，逞其簧鼓，或遂以小嫌酿成大衅”；在品行方面，“此两种人，皆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14：139－141］。由此可见，在朝廷大员看来，译者不仅出身卑微，成份复杂，而且在语言能力、专业操守、道德品行方面一无是处，纯粹是社会的渣滓、汉奸的原型。
①②在中国历史上，译者的称谓形式多样，有寄、象（胥）、狄鞮、译、唐帕、蒲义、舌人、通字、通事、译官令、译字生、九译
令、译言官、译语人、译史、翻译、口译、翻译家、翻译官。
刑部最终并没有判定鲍鹏是汉奸，出卖了国家利益，唯一能够确立的罪状是“私充夷人买办，图赚银钱，并代人买过烟土烟膏，并无另有不法别案”。
究其实，鸦片战争期间，社会对通事的“汉奸”形象定位俯拾皆是。如：“至夷人内有能通语言者，名为通事，未必不是汉奸”［25：429］；“附近省城多谙晓夷语之人，若听夷人任意雇用，难免勾串作奸”［11：124］；“盖夷人与汉民言语不通，未能周知内地情事，而汉奸乃得以传递消息，播弄是非，以遂其肥己之计。臣闻汉民之居澳门者，半通夷语，最易藏奸”［26：75］；“甚有奸民之贸易广东者，习学番语，即在澳门交接夷人，勾引来闽”［8：141］；“凡土人晓习夷语，夷人买卖从中为之说合者……实系汉奸”［21：629］；“臣闻英夷前到天津，遣有两通事上岸与琦善传话，一系绍兴口音，一系本京口音，其为汉奸无疑”［11：126］。
由此可见，晚清时期，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当朝皇帝和朝廷官员下至普通民众———对于译者的形象定位体现出超乎寻常的一致性：译者即“逆者”，翻译即“汉奸”。
1．2译者“汉奸”形象的成因探究
译者的“汉奸”形象如何生成？到底哪些因素参与塑造了这一形象？语言暴力背后隐藏着哪些时代信息？所有这些问题，只有深入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方能获得合理的解释。
贝克［1：213］认为“一般而言，评价译者是否诚实可靠、能否赤胆忠心，甚至有无语言能力，就不仅需要再现并强化当时战争中的主导叙事，而且需要再现并强化整个社会的主导叙事。”她［1：198］认为战争前以及战争中的公共叙事（public narrative）几乎限制了译者所有的交往形式，包括译者与雇主之间、与国人之间、与媒体之间、与政府机构之间以及与社会的其他成员之间的交往形式。只有将译者置放在这一公共叙事之中，探究影响他们行为的诸种因素，包括语言行为的因素，才能对译者进行全面的解读。对晚清译者形象的探究同样离不开当时的战争历史语境。晚清以来，战争频仍，整个社会划分为敌我两大阵营，而当时广州贸易制度规定朝廷和地方官吏不得直接与“洋夷”沟通，一切交往需通过通事进行。于是，晚清通事一直充当着外国人与当地政府之间的中间人，不仅进行语言上的沟通，而且还协同处理中外政府之间的交往事宜。然而，晚清政府在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每每吃亏，交涉的过程中也常常失败。久而久之，统治者对通事开始产生焦虑、怀疑甚至排斥。而随着《南京条约》等近代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广东贸易制度下对通事的管理办法和程序也随之土崩瓦解，朝廷对通事的焦虑感愈益加剧。这种焦虑感在特定的政治和文化语境下转化为“对译者的怀疑以至敌视，最终构建出译者特殊的负面政治和文化位置”［34：2］。在历经一系列历史事件的淘炼之后，译者最终被划归为敌方阵营。身份一旦划定，他们就毫无疑问一律成为“鬼子”的帮凶，我方的“汉奸”，“汉奸”的译者形象从而确立。可见，译者的“汉奸”形象是在中外激烈冲突的战争历史语境之中，晚清政府的外交惨败与译者的负面行为之间交互构建的结果。
2．鸦片战争后的译者形象及其成因
2．1“假洋鬼子”：新一批译者的群体形象
鸦片战争中的译者来源复杂，素质不高，能力不够，晚清政府对其极为不满。为了培养合格的翻译人才，清政府在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等近代西学机构中设置了翻译机构。在这些翻译机构中涌现出了近代中国新的一批译者群体。其次，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官派留学、自费留学活动开始启动。大批青年学子被派出国外，学习西方的军政、船政、制造等专业，语言上的便利使得部分留学生能够从事翻译活动，从而也成为新一批译者群体的组成部分。其三，鸦片战争后在外国传教士设立的众多出版机构以及各式教会学校中同样涌现出一批译者，他们也成为近代中国新一批译者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口通商以后，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成立了许多出版机构，如墨海书馆、美华书馆、益智书会等，这些出版机构“雇用及训练本土读书人为合译者，由教士负责双语工作，华人负责润色译文”［13：159］。外国传教士翻译的目的在于方便传
教，但在客观上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翻译人才。1860年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教会学校在香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竞相设立。据熊月之［27：228］统计，1877年基督教在中国各地设立的教会学校达462所，招收学生85，222人。戊戌变法以后，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加强了在华教育事业，教会学校数量和在校学生数量大幅增长。到1912年，中国教会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为20万左右。这批学生获得了良好的教育，外语表达与写作能力都很优秀，成为近代中国新一批的译者群体。
这批译者的社会形象如何？其形象缘何而生成？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国人“鬼子”形象的流行，“假洋鬼子”③的译者形象也逐步流传开来。在中西方激烈冲突的战争语境之中，整个社会划分为敌我两大阵营。因此，在晚清朝廷官员以及众多民众看来，只要是外国人，不论来自何方，做了什么，统统都是“鬼子”。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Ｒichard）为华北灾民募得巨款，放赈救灾，当地灾民望着这位高鼻蓝眼的外国人，感激地连声称他为“鬼子大人”。这一尴尬的称呼准确地反映出泾渭分明的敌我阵线。既然一切外国人是“鬼子”，那么选择西学，与洋人为伍的中国人无异于将灵魂卖给了“鬼子”，成为敌方代言人，属于十足的“假洋鬼子”。“假洋鬼子”这一标签是当时大多数国人眼中的译者形象。晚清人士称呼洋人为“番鬼”④，称呼那些经常为“番鬼”服务的译者为“假洋鬼子”。他们“早岁出洋，腹少儒书，沾染洋习”；他们谒见留学生监督，“立而不跪”；他们“适异忘本”，“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35：284－286］。
这种形象定位可从郭嵩焘（1818 1891）拟任驻外使节的历史事件中略窥一斑。1875年清廷决定派郭嵩焘出使英国，消息一出，亲戚朋友都劝他放弃出国，有人赠联讽谏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39：23］。赠联首先褒扬他作为“纯粹”中国人的成功，认为他出类拔萃，人中豪杰，而他的出国行为却为国人所不容，为洋人服务，无异于替“鬼”办事。于是，一群参加乡试的学生，决定教训一下这个“数典忘宗的假洋鬼子”，“捣毁郭嵩焘的家和他主持修复的上林寺”［24：114］。而当他被撤职回国赋闲，坐小火轮回到家乡，小火轮被乡民视为“淫技奇巧，不祥之物”而烧掉，乡民们还声讨他，捣毁他的住宅。郭嵩焘任驻外使节，与译者为洋人服务，性质相同。从普通民众对驻外使节的反映中不难推测出译者在普通民众眼中的“假洋鬼子”形象。
当时，在广大民众看来，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步科举之途方为正路。放弃科举，步入西学堂实为不得已的选择。严复对此感同身受，他从小家贫辍学，断绝了科举之路，转到福州船政学堂读书，为此他深表遗憾：“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29：361］，并将自己官场的失意归结为“不由科举出身，（当日仕进，最重科举）。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30：1547］。鲁迅对此亦有同感，“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17：415－416］。辜鸿铭何尝不是如此，他说“尽管我从欧洲回来三年多，我还不曾进入和不知道中国的思想和观念世界，依然使自己保留一个假洋鬼子样”［9：132］。
可见，鸦片战争以后直至“五四”运动之前，译者形象始终与“假洋鬼子”紧密联系在一起，“假洋鬼子”成了译者的代用词。这种在某一历史阶段被反复使用并具有“多语境性”的单一形态的具像，在比较文学形象学中被称为“套话”（stereotype）。那么“假洋鬼子”的译者形象缘何而生成？它
③④据王尔敏［32：156－179］考察，“假洋鬼子”一词初现于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专指美国人华尔在上海招募的中
国兵员。此后，该词词义逐渐扩大，用来代称所有为外国人服务的中国人。
“番鬼”是晚清时期广州人对侨居广州外国人的贬称。
经历了怎样的社会化过程，成为指称译者的套话？
2．2“假洋鬼子”译者形象成因
比较文学形象学创始人巴柔认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做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6：155］。巴柔所说的“一切形象”当然包括“假洋鬼子”的译者形象。在鸦片战争之后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假洋鬼子”作为鬼子的“帮凶”，与“鬼子”一道被归为异域他者，因此本土译者他者化，成为他者文化的符号形式。可以说，主体文化对于译者的形象定位实际上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他者文化态度的隐喻性表达。“假洋鬼子”的译者形象既是国人用“语言暴力”抵抗、还击入侵者的“游击战”，也是社会群体对“文化他者”的集体想象。
其次，“假洋鬼子”的译者形象与“鬼子”的外国人形象相伴而生。中国民众并非一直称西方人为“鬼子”，当英国传教士郭实腊1831年随船队抵达山东沿海时，当地人称他们为“西洋子”，见到他们时，“万分欢喜”，把他们“请到家”，给他们“吃甜点喝茶”［2：98］。西方人的“鬼子”形象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流行起来，鸦片战争是西方人“鬼子”形象的分水岭［4：34］。鸦片战争给中国百姓带来的无尽屈辱，列强的横行霸道、传教士的歪理邪说，以及西方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极大地引发了中国的士绅和普通百姓对西方人的愤怒和不满，“番鬼”“鬼子”形象由此而生。随着英国军队沿着中国海岸由南至北，“番鬼”和“鬼子”的绰号也接踵而至，一直传到北京。及至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毁坏宫殿、杀戮居民，百姓怎能不怀疑英国人到底是人是鬼［2：98］？如果说“鬼子”形象表达了普通百姓对“西方人欺辱的愤怒和痛苦”，那么“假洋鬼子”的译者形象则是人们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对一撮“民族败类”甘当洋人工具的谴责与憎恨。他们身为中国人，口操外国话，“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属于十足的“假洋鬼子”。
3．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译者形象转型
3．1“奶娘”和“普罗米修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译者形象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译者形象发生了本质转变，套话“假洋鬼子”的形象标签渐行渐远，译者成为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乳汁、带来光明的“奶娘”和“普罗米修斯”。
译者形象的转变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实现的。及至“五四”时期，京师同文馆翻译馆、天津水师学堂翻译馆、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翻译机构已经创办30余年，期间马建忠、康有为、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或大声疾呼，或广译西书，使得西学知识体系渐入人心。“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瞿秋白积极倡导并支持翻译活动，而文化名人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则加入到译者队伍中来，从事翻译活动。他们营造的社会舆论，形成的翻译风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文化运动中的译者形象。郑振铎和鲁迅的译者观即为其例。郑振铎受梁启超的影响，认为翻译是新文学建立的根基，因此他高度评价翻译行为与翻译家。他［36］说：“就文学本身看，一种文学作品产生了，介绍来了，不仅是文学的花园，又开了一朵花；乃是人类的最高精神，又多了一个慰藉与交通的光明的道路了。……所以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就如同创造了一个文学作品一样；它们对于人们的最高精神的作用是一样的”，而“翻译家的功绩的伟大决不下于创作家。他是人类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交通者……威克立夫（Wycliff）的《圣经》译本，是‘英国散文之父’（father of English prose）；路德（Luther）的《圣经》译本也是德国一切文学的基础。由此可知翻译家是如何的重要了”［37］。在郑振铎看来，翻译与创作同等重要，而译者扮演了输入异域文学的先锋角色，其功绩不亚于作者。他在《翻译与创作》一文中进一步强调了译者的重要性：
翻译者在一国的文学史变化更急骤的时代，常是一个最需要的人。虽然翻译的事业不仅仅是
做什么“媒婆”，但是翻译者的工作的重要却更进一步而有类于“奶娘”。……我们如果要使我们的创作丰富而有力，决不是闭了门去读《西游记》、《红楼梦》以及诸家诗文集，或是一张开眼睛，看见社会的一幕，便急急的捉入纸上所能得到的；至少须于幽暗的中国文学的陋室里，开了几扇明窗，引进户外的日光和清气和一切美丽的景色；这种开窗的工作便是翻译者所努力做去的！［38］郑振铎将译者比喻为“奶娘”，意在说明译者在引进全新的文学形式、创作手法以及在新文学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奶娘”虽非生身母亲，却为幼小生命提供乳汁，赋予亲情，谊同半母。“奶娘”的译者形象彰显了译者的作用与功能———“敞开精神文化的窗口，接纳外来清新空气和风景阳光，增加新文学前进的力度和审美多样性的功能”［31：548］。
新文化的发动是以异质的西方文化为参照的，这就塑造了译者作为启新资源的引介者、新文化思潮的参与者和新文体的开创者的形象，这也使得郑振铎的“奶娘”译者形象其道不孤。鲁迅塑造的“盗火者”译者形象可谓异曲同工。鲁迅认识到文学“第一要著”的功能可以改变国民的精神，于是，他弃医从文，致力于“别求新声于异邦”。他认为引介外国思潮、翻译世界名著，可以打通“运输精神的粮食的航道”，打破文化上由聋致哑的封闭局面，并且宣布“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是已经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了，这就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粮食，放在青年们的周围，一面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朱门里面去”［18：295］。在鲁迅看来，译者的作用在于引进异质的文化资源，拓展中国新文学的思想力和表达力，从而去聋哑而发新声。他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将翻译比喻为“盗火”行为，将译者隐喻为“盗火者”：
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19：213－214］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盗取火种，传给人类，赋予人类以理智，一向被视为造福人类的文化英雄。鲁迅以这一神话人物设喻，隐喻自己的翻译行为，从而把翻译革命文学作品比喻为窃取天火以赠人类的文化英雄行为。“盗火者”译者形象得以确立。
3．2译者形象转型的观念与现实语境
比较文学形象学认为套话具有时间性，“都只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时期……实际上都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往往与套话生产国对他者认知的变化曲线相吻，也与国与国之间在经济、军事、政治等关系方面的力量对比的曲线相吻”［22：13］。套话“假洋鬼子”的译者形象转变正是在国人对域外他者文化的认知转变中实现的。
从明朝末年西洋人进入中国以来，各种西洋新知不断涌入中国，慢慢地渗透到中国知识体系中。国人在被动遭遇他者文化时，面对一种全新的异域知识体系，表现出极度憎恶的态度。他们鄙视、排斥异域文化，认为它们是“低下和负面”的，并斥之为离经叛道的“夷学”。然而随着清廷在军事和外交上的连续失败，晚清开明人士逐渐认识到“夷学”自有其独到之处，于是他们用“西学中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的主张来抵消西学带来的冲击和震撼，实现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然而，随着甲午海战的惨败，辛亥革命的夭折，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要想改变中国的现实，实现民族独立，仅仅从器物和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还远远不够，尚需从语言、文化根本上向西方全面学习。于是，“中体西用”等主张被证明力度不够，效果不佳，在“传统中变”转变为“在传统外变”（change beyond the tradition），全盘西化遂成为时代主旋律。在西方强势的全球背景中，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急于保存自身文化存在的中国人放弃了文明评价上的独立立场，也放弃了文化与价值上的传统观念，开始全面接受域外文化。于是，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发生逆转，华夷观念颠倒。晚清朝野上下，争相结交外国人，“时而请外人听戏，时而请外人游
园，时而请外人宴会。内而宫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员末秩，皆莫不以敬礼外人为宗旨”［35：53］。正是在国人对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态度转变之中，译者形象也相应地发生了转变。
此外，译者形象的转变也与社会风尚的改变密不可分。“五四”之后，社会风尚亦为之一变。从政府官员到民间百姓形成了一股学习外语的热潮，译者逐渐成为时人眼中的体面人士，“当时之鲜衣华服、乘舆策马者，无不从洋务中来；其在官场，则翻译焉、随员焉”［12：248］。梁启超［15：74］同样描述了当时译者的社会地位，“顾吾闻数月以来，京师及各省都会，其翻译通事之人，声（身）价骤增，势力极盛，于是都人士咸歆而慕之，昔之想往科第者，今皆改而从事与此途焉”。译者群体社会地位的提高无疑是其形象改变的前提和基础。
正是在社会文化语境和社会风尚的双重变奏中，译者形象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假洋鬼子”变成了“洋大人”“奶娘”“盗火者”，实现了由“鬼”变“人”，由“卖国求荣”的“汉奸”，文化他者的“假洋鬼子”上升为引介西方思想文化的“奶娘”和“盗火者”。
4．结语
从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译者形象实现了由“汉奸”到“假洋鬼子”再到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大逆转。这种逆转折射出译者群体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汉奸”的译者形象是在敌我激烈冲突的历史语境中，晚清政府的外交惨败与译者负面行为之间相互建构的结果。鸦片战争后形成的“假洋鬼子”的译者形象则既是国人用“语言暴力”抵抗、还击入侵者的“游击战”，也是社会群体对“文化他者”的集体想象。“假洋鬼子”译者形象在“五四”前后的社会文化语境和社会风尚的双重变奏中实现了逆转，译者成为提供精神食粮，带来光明的“普罗米修斯”。总之，译者形象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物，既是一种具体的符号形式，也是一种社会心理表征，彰显出想象主体所处的历史语境和主体文化对异质他者文化的集体想象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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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YY004）、浙江省哲社规划课题（11JCWY02YB）、浙江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学术项目（pd2013084）以及“外国语言文化”浙江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JDW1214）成果。
收稿日期：2014－09－15
作者简介：贺爱军（1973－），男，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家、翻译理论。
探寻墨迹 育才实验学校李君 每次看到学书法的，大笔一挥，写出各种优美的书法作品时，总是对那些有着结构美、形态美的书法字体产生了很大的兴趣，那时候有着一份好奇：字还可以那样写，是不是我自己学习一下这些字体就能把字写好。多么好玩的好奇心。在学生时代也曾经有过书法练习的经历，但始终没有整理过书法字体的演变过程，借着我们大讲堂安排，重新去满足这份由来已久的好奇心。 汉字发展演变的历史，是一部别有风味的中国文化史。这里面有传说的神秘，有君王的意志，有文人的情怀，有艺人的奇想，还有无数人民的大智慧。沿着这条汉字铺就的古道，来品味那历史的意蕴。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它的演变过程大致分为这么几种：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 一、仓颉jie造字的传说 ▲“仓颉造字”的传说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他在野外的泥地上看到了鸟的足迹，它们有直有斜有交叉，富有变化，线条均匀而优美。于是他模仿鸟的足迹创造了字的笔画。这是造字的开始。后来，他又根据龟纹、虫蛇、黍（shǔ）稷（jì）、山川、草木等形状或动态，创造了文字。在《淮南子·本经》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和《说文解字》中记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就这样，人类最早的文字之一------中国汉字诞生。 二、甲骨文 ▲就目前的资料和研究结果，基本认定，中国的书法是由甲骨文开始的▲。甲骨文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大家来猜一猜，▲这些都是什么字？是的，有些老师立马就看出来了，这是十二生肖中的对应文字。甲骨文作为书法字体的一种，具备相当的艺术鉴赏性。但从学习书法的角度考虑，甲骨文属于死去的古文字，目前已经被识别的甲骨文文字只有约2500多字。因为甲骨文是古文字的一种，不能随意的嫁接拼凑，对书法创作的限制是非常明显的。也就是说，甲骨文只能是锦上添花的字体，而不能当做书法学习的主体。 三、金文 ▲金文的产生时间，大致在甲骨文之后。甲骨文跟随殷商的灭亡而消失，金文则作为姬周时期的主要文字，历经鼎盛，一直延续到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可以说是上接甲骨，下启秦篆。金文▲是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金文与甲骨文相比▲，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笔。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又因为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关系，相对更粗狂，书写相对古朴，端正且雄厚。 金文本身也是古文字的一种，目前能够识别且已经识别的约有1800多字。同甲骨文一样，也是无法被重新创作的书法字体之一，也存在局限性。 三、篆书 篆书是大篆和小篆的统称。其中“大篆”是秦统一前的六国地方文字，西周时期普遍采用的字体，针对不同的书写材料，大篆又有金文，▲籀文的区别。金文刚才说了，是写在青铜器上的钟鼎文，而▲籀文的代表是保存至今的石鼓文，以周宣王时的太史籀所书而得名。他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因刻于石鼓上而得名。▲这是《国家人文历史》杂志
中国法制史：清末、民国时期的法律 基本内容一、清末修律的特点与影响(一)清末修律的主要特点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统治者在内外各种压力之下，于20世纪初十年间， 逐渐对原有的法律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上的修改与变革。我们一般把这一时期的法律改革活动称为清末修律。它的主要特点有：在立法指导思想上，清末修律自始至终贯穿着“仿效外国资本主义法律形式，固守中国封建法制传统”的方针。因此，借用西方近现代法律制度的形式，坚持中国固有的封建制度内容，即成为统治者变法修律的基本宗旨。在内容上，清末修订的法律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与西方资本主义法学最新成果的奇怪混合。一方面，坚行君主专制体制及封建伦理纲常“不可率行改变”，在新修订的法律中继续保持肯定和维护专制统治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标榜“吸引世界大同各国之良规、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大量引用西方法律理论、原则、制度和法律术语，使得保守落后的封建法律内容与先进的近现代法律形式同时显现在这些新的法律法规之中。在法典编纂形式上，清末修律改变了传统的“诸法合体”形式，明确了实体法之间、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差别，分别制定、颁行或起草了宪法、刑法、民法、商法、诉讼法、法院组织等方面的法典或法规，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的雏形。它是统治者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在保持君主专制政体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既不能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也没有真正的民主形式。(二)清末变法修律的主要影响清末的大规模修律活动，虽然在主观上讲是一种被动的、被迫进行的立法活动，修律本身也存在根本的缺陷和局限性，但在客观上产生了显着的影响，在中国近代法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末修律标志着延续几千年的中华法系开始解体。随着修律过程中一系列新的法典法规的出现，中国封建法律制度的传统格局开始
浅谈中朝关系 ----------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1级9班李奉 摘要 中国做为朝鲜的近邻，在历史上对朝鲜关照有加，关键时刻为朝鲜不惜“赴汤蹈火”，提供过许多的帮助，做出过许多巨大的牺性。但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朝鲜似乎对来至中国的恩惠并不领情，甚至在中朝关系上，常常干出一些忘恩负义，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导致中朝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不好的影响。 关键词：帮助；忘恩负义；影响 新华社平壤２月６日电(记者高浩荣张滨阳)今年的“中朝友好年”将成为一幅美丽的长卷画，向世人展示中朝传统友谊的巨大生机、深厚底蕴和时代风采，将为两国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和富有成效的合作提供一个大舞台，同时也将为中朝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和新的希望，有力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1，中国驻朝鲜大使刘晓明６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本条报道指出中国和朝鲜素两国来就有着非常友好的关系，而且定期还有着“中朝友好年”，还会在以后进一步加强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关系。个人觉得这个报道是相当片面的，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的，这其中存在不小的问题，难道实际上中国和朝鲜的关系有表面上这么融洽吗？难道朝鲜真的从心底里很感谢我们中国为他们做的一切吗？难道朝鲜愿意一直把中国当成他们的老大哥么？难道朝鲜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对得起中国为朝鲜所做的一切吗？ 朝鲜虽然作为同新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在一些事情上也站在中国的立场上，但是在历史上，从以前到现在，朝鲜却是经常忘恩负义，做出了不少伤害中国和中国人民感情的事情，导致了中朝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不好的影响。 那么为什么中国给予了朝鲜如此多得帮助，做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而且就当今国际形势来看，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比朝鲜要好，和中国处好关系，对朝鲜有着很大的帮助，那么朝鲜为什么要忘恩负义，去做出一些破坏两国人民感情和两国整体政治关系的事情呢？通过查阅相关信息，以及结合自己的一些看法，个人认为朝鲜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分别是历史纠葛、领土纠纷、治国差异。 从中朝两国的历史纠葛2看：历史上朝鲜曾长期是中国的附庸国。朝鲜的第一个王朝，是由汉族于公元前1050年所建。朝鲜的国号也是明朝明太祖朱元璋钦定的，并一直沿用至今。然而，长期以来朝鲜对历史上中国对该国的帮助、支援甚至作出的很大牺牲避而不谈，却对曾经的附庸经历耿耿于怀，怨恨在心。 从中朝两国的领土纠纷看：长期以来，中朝两国在长白山、和间岛的归属权上存在分歧3。长白山天池座落于中朝边界，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朝蜜月期，朝鲜以天池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为由，提出分长白山天池一角的要求。中国为了照顾两国关系，就将天池一半和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划给了朝鲜。后来，朝方得寸进尺，继而对整个长白山提出领土要求。除领土纠纷外，中国与朝鲜存在着黄海大陆架4的争议。中朝两国有3000多平方公里的争议区；中韩两国有6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区，此外，中韩两国在东海还有12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区。中朝、中韩之间领土、领海争议面积达2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朝鲜半岛的面积。主权纠纷是国与国之间，最敏感，最难以调和的矛盾。是引发国与国之间冲突的主要原因。 从朝鲜的治国理念上看：现在朝鲜治国的两大基本原则是金日成创立的“主体思想”和其子金正日提出的“先军政治”。此外，金日成还以“主体思想”为幌子，大搞个人崇拜。篡改朝鲜战争和中朝关系历史，删除了教科书和官方通讯中关于中国志愿军参战的事实，淡化、抹杀中国志愿军的作用，将中朝人民共同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据为已有。中朝两国被誉为
第十三章清末法制变革 (公元184O年一1911年) 重点、难点： 一、清末预备立宪活动； 二、晚清法制变革过程中的“礼法之争”； 三、清末司法制度的变化。 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发动侵略战争和阴谋手段，强迫中国与之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范围内广泛的特权。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严重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基础和国家主权的独立，使中国由半封建社会一步步地演变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后，清王朝虽然在形式上还保持着虚假的独立和专制帝国的躯壳，但实际上已逐步演变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地主和买办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和阶级关系的变动，自清初沿用下来的法律已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为了在新的条件下继续维持日益衰败的专制统治，清政府对原有的法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从而使中国的法律体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法制的历史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一、清末的预备立宪 （一）预备立宪的发生及其性质 1894年中日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后，中国社会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清王朝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激化，资产阶段革命运动和全国各族人民自发的反抗斗争日渐合流，猛烈地冲击着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而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局，更使朝野震动。当时国内除资产阶级立宪派乘机鼓吹“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要求改革政体外，一些朝廷大臣和满族亲贵也为革命形势所震慑，相继奏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朝廷也在来自革命派、立宪派以及当权派集团的一些人的压力下，于1905年派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五大臣回国复命，在奏请宣布立宪的密折中提出：“立宪之利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经过七次召见出访大臣和召开一系列御前会议后，慈禧于1906年9月1日颁布了预备立宪的上谕，宣布：“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并宣布预备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议论，”而“立宪”的时间，要待数年后“查看情形”而定。因此，预备立宪变成了预备期不定的清政府不预备兑现的空头支票。 清朝统治者宣布预备立宪的目的，一是为假借立宪之名，行抵制革命之实；二是为适应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需要，借以取得帝国主义的进一步支持，其实质，是为了继续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主义政权。 （二）预备立宪的主要活动
试探江华岛事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影响 2011111110000165 杜宇 摘要中朝宗藩关系是东亚宗藩朝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清代前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清末随着东亚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作为“宗主国”地位的衰落，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也开始嬗变。1875年江华岛事件及《江华条约》的签订，不仅首次以近代条约否认了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还使得朝鲜与清朝之间的宗藩交往发生变化，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中朝宗藩关系也由此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并逐步走向破裂。 关键词：中朝宗藩关系江华岛事件影响 宗藩制度是古代中国王朝的重要外交手段，是封建时代时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既不同于国家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有异于近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宗藩关系中，藩属不需要向中国缴纳赋税，中国也不派官吏到藩属任职，但从严格意义上说，藩属又不是完全独立的。在这个体系中，中国处于“天朝”、“上国”的地位，亚洲诸国位于“藩属”、“下国”境地，循尊卑之例；亚洲诸国新王登基，需“天朝”册封，方成正统；依上下之别，亚洲诸国需定期向“上国进献贡品，以示臣服；彰大国风度，中国则以回赐朝贡、保护藩邦为己任。中国与朝鲜就是这种宗藩关系的典型，但是在清代随着东亚国际情况的变化，中朝关系也出现了嬗变。 一、清代前期的中朝宗藩关系 中国与朝鲜正式建立宗藩关系是在明朝朱元璋时期，当时朝鲜李朝的开国者李成桂受到了太祖的册封，朝鲜成为了明朝的藩属国。后金崛起后，一直对朝鲜虎视眈眈，1627年其与朝鲜达成了“平壤之盟”，这个盟约是“后金处处仿明例要求朝鲜称臣纳贡，只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对朝鲜行使册封、赐印、颁行年号的权力，以及正式确立君臣之礼等，姑且称之为‘半藩属关系’”11636年后金改国号大清，派兵攻打朝鲜大获全胜，当时朝鲜国王李倧被迫无条件的接受了《南汉山城规则》，清朝与朝鲜的宗藩之礼告成，清朝接受了明朝的外交原则和外交关系，继续和发展着与朝鲜的宗藩关系。 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在结构制度上与明朝大体是一致的，清朝在1637年与朝鲜订立议和协议时，已明确定下规制：“册封、奉正朔形式，岁时贡献表贺，往来礼仪，一如明制。”2大清会典和礼部规章中，除册封与朝贡两项外，其余所载甚略，两国往来都照成例办理。清朝前期，中朝宗藩关系基本上是和谐发展的，并呈现出了新的景象。 政治上，中韩两国相互地位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而中国的皇帝与朝鲜国王是君臣关系，其君主不能称皇帝，只能称国王；王妻不能称王后，只能称王妃；国王长子不能称王储，只能称世子。朝鲜的国王或世子等必须接受清朝的皇帝册封之后，其地位才正式确立。开始朝鲜是每年朝贡四次，顺治帝时改为每年一次，在正旦元旦进行，然而，以进贺、谢恩、进香、问安等名义来的使者，也 1宋慧娟．中朝宗藩关系嬗变研究[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7页。 2《清太宗实录》卷33，崇德二年正月戊辰条。
书法专项复习 《汉字字体演变》教学设计 [一]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了解并识记汉字的演变过程 2.能力目标：能够欣赏分析各种汉字字体的特点 3.情感目标：通过对书法知识的学习，培养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书法的兴趣。 [二]教学重点难点 赏析名家书法名作 [三]教学过程 一、汉字的演变过程 甲骨文（商）→金文（周）→小篆（秦）→隶书（汉）→楷书（魏晋）→草书→行书二：汉字造字法——六书 象形：依照物体的外貌特征描绘出来，所谓画其成物。如日、月、山、马。 指事：表现抽象事情的方法。如上、下等。 会意：由多个字根组成，衍生出新的含义。如明、休、信、歪、旦等。 形声：由形、声旁组成，分为上形下声、左形右声、内形外声等。如清、围等。 转注：用于两字互译，彼此同义而不同形。如颠、顶二字，本义都是头顶。 假借：借用一个字来表达无法描述的新事物。如闻指听说，但后来被假借为嗅觉。 三：唐代四大书法家（颜真卿、欧阳询、柳公权、诸遂良） ①颜体书法特点：点画丰厚饱满，结构阔大端正，大气磅礴，雄壮刚强，庄严肃穆。 楷书名作：《多宝塔碑》、《颜勤礼碑》、《颜家庙碑》、《大麻姑仙坛记》等。 行书名作：《祭侄文稿》（祭奠从侄季明的文稿，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 ②柳体书法特点：结构严谨，笔法精妙，笔力挺拔。 楷书名作：《金刚经刻石》、《李晟碑》、《冯宿碑》、《神策军碑》。 行书名作：《伏审》、《十六日》、《辱向帖》。 ③欧体书法特点：结构独异，法度严谨，笔力险峻。 楷书名作：《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化度寺碑》、《兰亭记》。 行书名作：《行书千字文》、《张翰帖》、《卜商帖》、《梦奠帖》。 ④诸遂良书法特点：线条瘦劲，结字谨严，用笔富于节奏，华丽而不失刚劲。 楷书名作：《雁塔圣教序碑》、《大字阴符经》、《孟法师碑》。 四：王羲之 ①王羲之，字逸少，东晋人，又称王右军，被后人尊称为“书圣”。 ②代表作：《兰亭集序》（该著作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③书法特点：刚健娟秀，朴素精巧，真率蕴藉，飘逸端庄，炉火纯青，尽善尽美。 五：草书 ①创始人：汉代张芝，被后人尊称为“草圣”。 ②东晋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从东晋开始，草书便发展到高潮。 ③唐代再次掀起草书的热潮，涌现出孙过庭，张旭，怀素等书法家。 1.孙过庭 ①书法特点：笔法多劲力而少柔媚，有力透纸背之感。 ②代表作：《书谱》等。 2.张旭（狂草的创始人，也被称为“草圣”）
中国清末法制变革（网络搜索） 2007-12-26 17:20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统治全国达268年之久。以鸦片战争为界，它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清朝前期，社会经济空前发展，取得了较大成就。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用鸦片走私和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朝长期闭锁的国门，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此相对应，清朝前后期的法律制度也显示出不同的特色。清朝前期，继承发展汉唐宋明等历代法律制度的主要成就，将古代法制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清朝后期，由于西方法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开始转型，兼具近代化和半殖民地化的双重特色。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走上历史舞台，并在各地组织了一系列的起义暴动，力图推翻腐朽的满清统治者，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把中国的民主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水平。这使清廷和它的主子西方列强十分恐惧，希望通过预备立宪来消弭革命，同时希望利用预备立宪对外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这一时期，官僚立宪派和资产阶级立宪派对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政治主张进行了大力宣传和积极吁请，清廷为了回应朝野立宪派的这一请求，不得不对外宣布预备立宪，以顺应舆论压力，并求得自救出路。所以说清末修律变法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修律的主要内容 1．《大清现行刑律》与《钦定大清刑律》 2．《大清民律草案》 3．主要商事立法 4．法院组织法与诉讼法 5．《大清监狱律草案》 在清末变法修律过程中，产生了“礼法之争”。即以张之洞、劳乃宣为代表的“礼教派”与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等新式法典的修订而产生的理论争执。就《大清新刑律》而言，法理派与礼教派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关于“干名犯义”条存废问题。 第二、关于“存留养亲”制度。 第三、关于“无夫奸”及“亲属相奸”等问题。 第四、关于“子孙违反教令”问题。 第五、关于子孙卑幼能否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问题。 在修律的方向和宗旨等问题上，礼教派的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包括清朝廷、社会上层贵族官僚、食古不化的封建士大夫在内的保守势力的观念和态度。“礼法之争”以法理派的退让和妥协结局，在新刑律后加上5条《附则》，称《暂行章程》。 所以说清末修律是继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制大变革以来中国法制史上又一次重大革新，开启了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最初进程，与法律有关的制度、思想、观念的引进、解说与形成，对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便于我们全面正确地理解整个近代中国的法制变革，更好地学习中国法制史。
象形字 「象形字」是根据东西的形状和特徵，用简单的线条描绘出来的文字，例如「木」、「山」、「手」、「龟」。「木」是指有枝干的植物， 原写做「」，「」表示树枝，「」表示树根，「ｌ」是树干，因为强调树根的重要性，因此後来写成「木」。「山」字是根据山的形状 造成的，山是由许多高低不同的山峰组合而成的，中国人自古习惯以「叁」代表多数，因此山字就由「」变化成「山」。「手」是按照手的样子画出来的，本来写作「」，上面是五个手指头，垂下的直线表示手掌和手腕，後来为了书写的方便，就写成「手」。而「龟」字，看起来好像 很难写，其实是根据乌龟外形侧面的四只脚和硬壳，用简单的线条画成的，由「」演变成「龟」，不但不难写，其实是很有趣。 字母文字与象形文字比较起来，各自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字母文字的一个显著的历史特性就是不断演生出新的文字语言。以腓尼基字母为源头，形成了拉丁、阿拉伯、斯拉夫等几种主要字母，又以这几种字母为基础，各自产生了几种或十几种字母文字。这一方面给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没有文字语言的国家民族提供了创立文字语言的方便；但另一方面，由于字母文字表意的疆硬性，所造文字与人类自身发展的轨迹毫无关联，也就必然失去了文字表言达意的丰富内涵，这是字母文字天生的弱点。 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三种文字，即华夏汉字、古埃及圣书字、两河流域楔形文字，都是象形文字。后两种文字虽然夭折得很早，却留下了字母文字。唯有华夏汉字，经数千年演变发展，到甲骨文阶段，已日臻完善，初具“六书”之功，即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就使得汉字或神形，如“牛”、“羊”，视字如见物；或可意，如刀口上加一点为“刃”，或比合现意，如双“木”为“林”，三“木”为“森”；或意音相辅、形声相成，如“河”，取水之意，读“可”之音；或建类一首同意相授，如“老”、“考”，部首同属，互转注释，才有了“先考”、“寿考”之词；或依声托事，假借引申，如“果”，像果之在木上，引托成副词，“如果”、果然“等是也．．．．．．汉字的内涵与外延是如此之深之广之蓄，使汉语与用几十个字母符号机械地与事物毫无内在联系地进行字母组合所形成的语言文字相比，岂止迥乎不同，实有天壤之别。读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所以如吮仙露，似饮琼浆，除了汉字形、声、义兼备之外，还与汉字的洗炼、准确、生动、明快、博采、典雅有关。这也是汉字具有历史的永恒的生命力的内在源泉。日本历史上借汉字的楷书、草书偏旁创造了日本文字，且近代的拉丁化也近200年，但至今仍要使用很大一部分常用汉字；南朝鲜文字也使用一定数量的汉字，这都是真正感悟到了汉字不朽真谛的明智体现。 汉字优于字母文字的地方太多太多，如汉字饱满社会性、蓄含哲理，字母文字则呆板刻意；汉字经人类考验的历史最长，只需近6000个字左右就能表达清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且创造新词以适应新的发展随意入时，词汇无穷无尽，西文则动辄须用几十万个字母组合（单字）才能表述，且创造新词生硬不易；汉字简约，表达同样的内容，汉文简洁精短，西文繁杂冗长；汉字结构优美大方，其书法自古至今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的艺术奇葩．．．．．．之所以汉字与字母文字有着如此大的差别，归根结蒂到一点，就是因为汉字源于自然、源于社会，经人类历史长河大浪滔沙成理顺章而成，是高度科学化、逻辑化、理性化、社会化的“活质”文字；字母文字则因由字母符号进行”游戏”组合而成，完全割断了文字与自然、社会、历史的内在必然联系，随着文字的发展，虽然也有了字根、字首、字尾，历史上也不断通过字母的细微变化衍生出新的文字来（这实际上很不利于人类的民族融合与进步），却永远也改变不了其毫无生机缺少理性的刻板的内在实质，是一种“死质”文字。这就是这两者的本质区别。 埃及象形文字
中国法制史期末复习题 中国法制史—晋藩—第三版—中国政法大学—31元 客观题请见在线作业题 一、名词解释 ?法律答问(2.1) ?折杖法(5.3) ?枷号(8.4) ?春秋决狱(3.2) ?领事裁判权(9.6) ?廷杖(8.4) ?九卿会审(8.5) ?五听(1.7) ?五权宪法(11.4) ?六法全书(11.4) ?八议(4.2) ?三司推事(5.6) 二、简答题 ? 1.简述《北齐律》的基本容。(4.1) ? 2.简述国民政府立法原则和立法特点。(11.3) ? 3. 简述唐律中老少废疾犯罪减免处罚的原则。(5.3)? 4.简述《法经》的基本容。(1.8) ? 5. 简述汉代文景时期的刑罚改革(3.1) ? 6. 简述元代刑事立法的基本特色。(7.4) ?7. 简述《大清民律草案》的制定和基本容。(10.5)
?8. 简述西周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因。（1.5） ?9.简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基本容。(11.1) ? 三、论述题 ? 1.试述明初重典治国成效和后果。（8.1） ? 2.学习中国法制史有哪些历史和现实意义？(本书未涉及) ? 3.试述汉代刑罚制度改革的原因、容及意义。（3.1） ? 4.试述古代中央司法体系的特点。(本题综合) ? 5. 试论明朝初年的立法思想与立法活动。（8.1） ? 6.试述汉代刑罚制度改革的原因、容及意义。（3.1） ?7.试论唐律的特点与影响。（5.4） ?8. 试述唐律的主要特点。（5.4） ?9. 试述清末法律制度变革的原因。（10.2） ?10. 试述唐律中有关违律为婚的规定。（书中未涉及） ?封建法律规定：①同宗共姓不准通婚。唐律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封建婚姻制度明、清律都有同样的规定。②严禁良贱通婚。封建社会的所谓贱民 名称历代并不划一，唐代主要包括部曲、客女、乐人、杂户、 官户、奴婢。清代以士、农、工、商四民为良，“奴仆及倡优 隶卒为贱”（《清会典·户部》）。良贱通婚为违律婚。按唐律，“诸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徒一年半。女家减一等离之，其奴 自娶者亦如之。主知情者杖一百，因而上籍为婢者，流三千里。 即妄以奴婢为良人，而与良人为夫妻者，徒二年，各还正之。” 良贱不能通婚，是封建等级制度在婚姻关系上的反映。
中国古代各种书法字体的特点 隶书的特点及结构 隶书是将小篆的书体去其繁复、增减其体而创立。结体更为端正整齐，呈秀丽端庄之美。其用笔，如以汉隶为例，主要是横画的变化，蚕头雁尾，一波三折，尽情地舒展，呈委婉波状之势。如果说，篆书以弧笔著称，那么隶书则以波势见长。 隶书是由籀文的草率写法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因为籀文圆转弯曲的笔道太多，写起来很费时间，所以人们在非郑重的场合，就将字写得草率一点，一些本该工整的弧形笔道变成了比较平直的笔画。这种字体在战国后期的秦国开始出现，后来逐渐流行开来。 隶书分秦隶、汉隶和八分。秦隶指秦始皇时期使用的简体字。汉代日常应用仍是隶书，但是形体、笔势不断发展。东汉中期出现庄重典雅的新体，熹平四年（公元175年）以新隶体立石经于太学，成为国家的标准书体。魏以后称为八分。 总的说来，隶书的字体有以下一些特点： 1、字形扁阔体势开张 从大多数成熟时期的汉碑可看出，隶书的字形多呈扁方，波磔飞动，向背分时，这样就形成了典型的隶书特点。 2、横平竖直笔画匀称 和楷书相比，其实隶书是更注重横平竖直的，尽管汉碑风格多样，但几乎都有着这个特点，但其外表的平稳和笔画匀称也是相对的，人们常常有意进行不平稳的处理。 3、内紧外松自然茂密 隶书常常突出字中的主笔，有些汉碑中的一些字的笔画甚至作了夸张性的变长， 同楷书相比，行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减省点画：为了书写简便，行书对楷书的某些部位作了简化，或减省点画，或并合线条。如“话”字的“言字旁”，原楷书繁写为七画，写行书就只有两画，省去了五画；“然”字的四点水，由四点变为一横，省去了三画；“近”字的游水，由一点三弯折加一平捺，简化为一竖横折，也省掉若干弯曲波捺；“佛”字中间原是变形的“弓”字，现用横折弯勾代替，一下子省去了两弯。减省点画，大都在字的部首偏旁方面用得最多。 （2）笔势流动 A：增加勾挑与牵丝：写楷书要求点画分明，一笔一画地写，写行书则可点画连起来，在点画之间增加勾挑与牵丝。勾挑是在没有勾挑的点画上，顺势写出短勾，如“古”字的横画，“好”字的撇画；牵丝是在前后不相连的点画之间顺势用细细的牵丝相连，如"丝'宇中间的点画，“心”字的中右两点。行书的点画之间有了勾挑与牵丝，便显得笔势流动，意态活泼。但需要注意的是勾挑与牵丝不能太多，否则用笔就显得不干净，造型也不美观了。 B：改变书写笔顺：行书的书写笔顺，采取的是草书笔顺，同原有的楷书笔顺不同。如“秋、有、戎、半”四个宇，前为楷书笔顺，后为草书笔顺。在写行书时，改变书写笔顺一定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而且要合乎草书的规范。 （3）用笔灵活：行书用笔比楷书灵活，同样的点画写法不大受约束。如“戈”字，横画写好后，既可以直接从右侧翻笔上去写戈勾，也可以从右侧上去绕个小圈再写戈勾；“也”字的浮鹅勾，由上翻笔向下也行，由下直接写下也行；“木”字旁的“木”，一般是写好横竖画后，笔势从左边写撇挑，但如果从右边翻笔写撇挑，也有道理；至于提手旁的一挑，如果依照楷书写法，由上回锋写一挑固然好，用牵丝把竖勾与斜挑连起来写则更佳。 （4）体态多变：行书是介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其活动范围广，表现力丰富，往往一个字有几种写法，体态多变。如“是”字的四个字尾，“花”字的四个字头，写得有收有放，有工整有写意，同中有异，多样而统一，饶有趣味。体态多变是行书的长处，是楷书和草书所望尘莫及的。
晚清法律改革中的外国人 晚清法律改革中的外国人 摘要晚清法律改革是中国法制走向近代化的重要环节。修订法律馆在近十年间先后聘请了几位外国法学家作为修律顾问，他们实际参与立法，在具体的法律起草和修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晚清法律改革外国人 作者简介：池建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法律史。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4-003-02 晚清法律改革在中国法制史里是一个重要的阶段，承前启后，影响深远。“二十八年（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保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修订法律，兼取中西。皆如所谓，并谕：‘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通商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①立法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通常情况下，外国人的作用有限，而在晚清中国，以冈田朝太郎为代表的外国人实际参与各项立法，起草法律草案，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 刑律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极为重视的法律，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刑律是影响普通民众最广泛的法律，也是历代统治者维护专制统治的最有效工具。从《法经》到后来的《九章律》、《开皇律》、《唐律疏议》、《宋刑统》、《大明律》、《大清律例》，这些系统完备的刑事律典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最重要的刑事法部分。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西方列强的武力一次次地冲击着日益衰微的清王朝封建统治。领事裁判权等司法权的出现深刻警示着中国传统法律变革的紧迫性。如何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运用西方国家所谓的法治文明去改变中国，成为各界人士思考探索的焦点。封建刑罚的残酷性日益成为西方国家批评的对象，并且直接阻碍了领事裁判权的收回，因此对《大
浅析清末司法制度之变革(一) 论文关键词:司法制度变革借鉴 论文摘要: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是鸦片战争后,引进西方法律文化的成果之一。它主要吸收借鉴了德国、日本司法机构及审判制度的某些成功经验。这种变革,虽然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开了我国近现代司法独立的先河。 一、清末司法制度变革的历史背景及肇因 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是“预备立宪”官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其包括宪法、民法、商法、刑法、诉讼法等在内的整个修律活动的重要环节。1840年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同时,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成果也传入了中国。中国的一些近代知识分子为改变国家落后挨打的状况,提出了学习西方、进行变法的种种主张。“向西方学习”是鸦片战争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一种时尚和潮流,有人这样说过:“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骋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1〕早期的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19世纪末期,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动了“百日维新”,这场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变法维新思想对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起到了一定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 所谓变法维新,实质上就是要自上而下地用改良的方法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和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仿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康有为说:“近泰西论政,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2〕具体而言,就是由国会行使立法权、国务大臣行使行政权、审判厅行使司法权。这种要求司法与行政相分离、司法独立的思想认识,为清末司法制度的变革奠定了思想舆论基础。以上这些有关进行司法体制改革的舆论,是鸦片战争以前所未有也不可能有的。只有在海禁大开,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司法体制已成为当务之急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外国资本主义深入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悠久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结构。男耕女织式的自给自足的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工商企业,已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行政长官兼理司法、民刑不分的司法制度,已不足以调整和保护新出现的这些生产关系,这是清末司法制度改革的经济原因。 清末修律运动得以实施及司法制度改革成为其先声,离不开收回治外法权,特别是收回领事裁判权这一总目的及立宪筹备这一大背景。西方列强自打开中国大门后,就借口清朝法律野蛮落后,攫取了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是通过《虎门条约》及稍后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得以确立的。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英国为了缓和中国民众的反抗情绪,并为其攫取领事裁判权辩护,在与清政府派出的吕海寰、盛宣怀谈判续订通商航海条约时,达成如下协议:“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期与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方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3〕以后,清政府与美国、日本、葡萄牙等国家续订通商航海条约时也有类似规定。 列强的上述允诺,是在义和团运动以后,意欲扶植清政府作为列强共同的统治工具,以镇压中国民众反抗的背景下提出的,无疑带有欺骗性。但它在客观上适应了中国人要求收回治外法权的强烈愿望,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清政府修改律例的活动。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等在上奏开设法律馆以来工作要点时,开宗明义地说:“臣等奉命修订法律,本以收回治外法权为宗旨。”〔4〕60年后,法学家谢冠生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曾经指出:“距今60年前,我国开始改革原有的法律及司法制度,当时动机就是为的要取消外国人领事裁判权……所以当时一切变法措施,不得不尽量舍己从人,以期符合外国人的希望。”〔5〕不仅如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一贯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清王朝也不得不推行新政,预备立宪。
中国书法史演变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书体沿革流变，书法艺术异采迷人。从甲骨文、金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诸体，书法一直散发着艺术的魅力。 甲骨文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块瑰宝，从书法角度欣赏，甲骨文已经完全具备了章法、结体、用笔等主要构成因素。其笔法已有粗细、轻重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节奏感，为中国书法艺术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基调和韵律。 在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金文是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兴盛于周代。金文依附于青铜器、铸鼎的祭祀礼器，因此金文也被称为钟鼎文。钟鼎文中以《司母戊鼎》、《毛公鼎》最为著名，艺术成就也最高。 在秦统一中国前，通行文字繁杂，互通甚难很不规范，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下令“车同轨，书同文”，由丞相李斯普及小篆，小篆成为官方文字。文字的统一，为书法艺术的成熟奠定了基础。从李斯的《泰山石刻》看，小篆具有字形扁长、笔画多为孤线、结构复杂的特点，作为官方文字不便速写。于是，结构较为简单、笔画把圆转成方折、便于迅速书写的隶书应运而生。关于隶书的产生，唐代书法家张怀瓘《书断》说：“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程邈因罪入狱，在狱中整理隶书三千字，得到秦始皇赞赏，赦免其罪并封为御史。此为传闻，虽不足为信，但是，秦代隶书出现已成定论，只是秦代隶书还多有篆意。到了汉代，隶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成为官方标准字体，并且进入了定型化时期。汉代隶书笔画平直，结构简便，顿挫明显，尤其是碑刻，精妙绝伦。同时，为了字的方整和书写便利，隶书把用作偏旁的独体字规定特殊的形态，例如“刀”做右旁时则写成“刂”，使隶书较篆书易记、易写，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用笔到结字所形成的风格，显得既庄重严整，又变化多姿。这种字体，上承篆书和古隶，下启楷书，用笔通行草。所以隶书在书法艺术上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 人们在使用文字时，总是希望文字好认一些，写得简便一些，尤其在事务急迫繁忙之时更是如此。同时，在由篆到隶的演化中，由于毛笔快写和笔法发展的缘故，草书便产生了。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书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这一时期草书含隶意较多，笔画往往还带有波磔，字与字之间无牵挂，称为“章草”。其代表人物有杜度、蔡邕等。《宣和书谱》中说：“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之间
第四章清末法制变革评价与启示 第一节清末法制变革结果及评价 一、法制变革的先进性清末法制变革是清末新政的一部分，是清政府为了挽救行将就木的专制统治而被迫做出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变革。虽然在变革开始后不久，清王朝就灭亡了，法制变革对清王朝而言，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是，它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它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开始，被誉为世纪法律变革之里程碑。从这个角度看，清末法制变革颇具进步意义。 （一）法制变革引进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律“诸法合体”的状况，初步形成了中国近代法律体系与法律制度。中国的历代法典发展到清朝，虽然“体例复杂，体系详备”但是一直遵守“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原则，不存在独立的法律体系，公法和私法、实体法与诉讼法相互交织在一起，缺乏一个科学的结构。这次变革在所修订法典的外在形式上移植了西方法律体系和制度，不仅建立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还引进了西方法律编纂的某些原则和制度。 1、西方的法典编纂体例。彻底废除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诸法合体”的法典编纂体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大陆法系的编订体例，如《大清新刑律》正式以总则、分则分篇，《大清民律草案》仿德国民法，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5篇，这些都体现了近代法律体例。此外，还把实体法、程序法分开，民法、商法等从刑律中剥离出来，各自单独成篇，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基本符合近代法制规范的法律体系。从此中国有了实体法和程序法、刑法和民法、商法、行政法的明确分工。尽管这些法律、法规主要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但是，在客观上全面突破了原有的“诸法合体”的法律体系。这样的法律体系就为中国建立完全近代意义上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成为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法律制度的基石，并且，它也影响到了在此之后的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通过这次法制变革，中国基本上形成了近代法律体系。 2、西方的宪政制度。在清政府仿照日本明治宪法制定的《钦定宪法大纲》中的《附臣民权利义务》中规定了臣民的九项权利义务，尽管它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不可操作性，但却是第一次以“宪法”的形式明确规定民众的权利、义务，开创了中国宪政制度的先河。 3、西方的“民商分立”体制。仿照德国民法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仿日本商法制定了《大清商律草案》及《公司律》、《票据法》、《商人通例》等单行商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标志着中国法律开始走上了民商分立的发展道路。 4、西方的“六法”体系。仿效法国、日本建立中国“六法”体系雏型，初步形成近代法律体系，并开始与大陆法系接轨。 （二）法制变革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思想和主张，并在新律中援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法律原则。 1、开始建立现代法律观念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等级观念和专制集权相互融合，对人们的法律观念的影响甚深。但是随着西方先进法律思想的传入，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改变了原有的看法。康有为最先提出：“所谓变法者，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定，乃谓之变法。”；“今变法行新法，故为治强之计，然臣窃谓政有本末，不先定其本而徒从事于其末，无当也。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内忧外患，也使得清王朝认识到变法图强的必要性。因而在1901年放弃了“祖宗成法万世不变”的思想，承认“法积则弊，法弊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安补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法令不更，痼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清末最终确立了“变法图强”、“以法为治”的法律观念。 2、确立罪刑法定原则中国法制存在的“比附援引”制度根深蒂固，流弊深远，它适应了古代司法、行政不分的混乱局面，导致了一系列弊端：“第一，司法之审判官，得以己意，于律无证条之行为，比附类似之条文，致人于罚，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第二，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与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援类似之罚，是何异以机井杀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许审判官得据类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决难期统一也。”针对这种弊病，又根据“欧美及日本各国无不以比附援引为例禁者”的世界形势，清末修律中引进并确立了罪刑法定的刑法原则。《大清新刑律》第十条规定：“凡律例无正条者，不论何种行为，不得为罪。”《违警律》第二条：“凡本律所未载者，不得比附援引。”这就是沈家本所说的“一切犯罪须有正条乃为成立，即刑律不得比附援引之大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这个原则直到现在仍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3、吸收轻刑重教思想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一直以来就实行残酷的刑罚。西方法律中的一些轻刑重教思想对清末法制变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欧美各国死刑从前极为惨虐，近年则日从轻减”，西国之刑法，“近数百年以来，逐渐改而从轻。”70这种改重为轻的人道主义，在清末法制改革中得到了体现。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提出“刑法之改重为轻，固今日仁政之要务”，建议删除法中重者，而现
论述清朝末年的法制改革 清朝我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代王朝，统治了全国达268之久。以鸦片战争为界，它可分为前期和后期。清朝的前期，经过康、雍、乾三朝100余年相对稳定的统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取得了超越前朝的明显的发展；而后期，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侵略者凭借着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司法大权，使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由一个封建专制国家逐渐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此相对应，前后期的法律制度也显现出不同的特色。前朝前期，继承发展了汉唐宋明等历代法律制度的成就；清朝后期，由于西方法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使得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法制观念开始更新，中国法律制度开始改革。清末法制改革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开端，也是传统法制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一、清末法律变革的主要内容 根据慈禧发布的“务期中外通行”的方针，清政府确定了所谓“参考古今，博辑中外”、“折冲樽俎，模范列强”的基本原则，对法制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一）“预备立宪”与宪法文件 为了抵制势不可遏的革命运动的历史潮流，敷衍和拉拢要求改革政体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并进一步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巩固清朝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清朝统治者实行了预备立宪的改革活动。可以这样说，“预备立宪”是清政府在20世纪初进行的以预备“仿行宪政”为名的政治欺骗活动。 作为清政府“预备立宪”的一个步骤，光绪三十四年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共计23条，由“君上大权”和作为附则的“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构成。《大纲》规定“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大量规定了君主的权利，基本的立法权、司法权、解散议会权统率海陆军等权利都掌握在君主手中。至于臣民权利、自由的规定，十分狭窄，根据《大纲》，凡合乎法定“资格”之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的自由，有呈诉权、财产权、居住权，臣民只受“法律所定审判衙门之审判”。《大纲》体现了“大权统于朝廷”的精神，突出了皇帝专权，人民无权的特点，给封建专制披上宪法的外衣。但是，这毕竟是在中国法律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臣民的权利义务，这对于启发民智，培养近代的法律意识具有一定的意义；光绪三十三年，清朝设立了资政院、咨议局和议事会，同时拟定了《资政院院章》和《咨议院章程》。作为中央咨询机关的资政院，只是清朝皇室直接控制的御用机关，根本不是资产阶级的议会组织。作为地方咨询机关的咨议局，不具备地方议会性质，它只充当着“民主”的点缀品。但在一定程度上，资政院和咨议局都对当时的中国民主意识的觉醒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对于提高国民的民主觉悟和权利意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清廷“大局已几乎瓦解”时抛出的“急切挽救之方”——《重大信条十九条》，其在形式上被迫缩小了皇帝的权力，但仍然强调“皇帝神圣不可侵犯”，完全着眼于皇帝和国会的关系，人民的权利只字未提。这种立法倾向冲淡了它的价值，完全是一种应急的政治策略。 （二）制定《大清民律草案》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民族工商企业，已经在社会经济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原有的民法已经不能调整当时复杂的财产关系。随着西方法文化的输入和中国传统封闭的法文化状态的被打破，开始了国人由传统的法观念向近代的法观念转型。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清廷制定了《大清民律草案》。 《大清民律草案》仿照大陆法系民法的体系和结构，共分五编：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三十六章，一千五百六十九条。其遵循的立法原则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采纳各国通行的民法原则；(2)以最新最合理的法律理论为指导；(3)充分考虑中国特定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