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讯逼供
【摘要】当前法治社会建设尚未完成，法制体系不完善导致的司法过程中层出不穷的问题已经广泛的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这其中，刑讯逼供罪尤其引人瞩目。赵作海案，佘祥林案等等重大错案，使得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刑讯逼供罪进行剖析，更好地研究刑讯逼供，完善我国法制体系，为减少冤案错案贡献一份力量。
【关键字】刑讯逼供沉默权同步录音录像
作为干扰司法公正的顽症，刑讯逼供在刑法学界被形象地比喻为“毒树之果”依靠非法手段获得的口供是“毒树”，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进而获取的其他证据是这颗树上的“毒果”。近代刑法学创始人贝卡利亚在《论罚罪与刑罚》这样描述了刑讯的恶果——“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奇怪后果：无辜者处于比罪犯还坏的境地……被屈打成招为罪犯。”，无疑说明了，刑讯逼供成为了冤案的源头。近些年曝出的一个个冤假错案，刑讯逼供致伤致死案，都是在挑战人们对于国家司法体系的信任，都是在质问司法者的职业道德与良心。因此，毒果不除，司法的公正何谈，社会的稳定何在。关于拔毒树除毒果，理论界的法学专家们争议无数，观点各异，我试图通过本文对此问题进一步的探析，以期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构建，为减少冤假错案，为司法公正尽绵薄之力。
一、刑讯逼供罪概述
（一）、刑讯逼供的概念：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询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
（二）刑讯逼供带来的危害
1、刑讯逼供极易造成冤假错案。
被杀之妻归来，蒙冤入狱11年的佘祥林i终于沉冤得雪，可是逝去的11年时光，承受的11年指责谁来赔偿，又如何能赔偿？刑讯逼供不仅使一些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并且放纵了真正的犯罪者，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加糟糕的境地，“尽管二者都受到折磨,前者却是进退维谷,他或者承认犯罪,接受惩罚,或者在屈受刑讯后,被宣布无罪。但罪犯的情况则对自己有利,当他强忍痛苦最终被无罪释放时,他就把较重的刑罚变成较轻的刑罚,所以无辜者只有倒霉,罪犯则能占便宜。”。因此，我们可以说这样的司法行为不仅使得法律没有实现其打击犯罪的目的，还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损伤了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也增加了公民对于司法机关的不信任。
2、刑讯逼供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人身自由的权利，有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
尊严。
罪行法定和罪行相适应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作了规定，明确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免遭不法侵害。然而，司法人员的肉刑或变相肉刑根本损害了其基本人格尊严，剥夺了其意志自由和侵犯了其隐私权，不但侵害当事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也给当事人的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
3、刑讯逼供的后果严重降低了刑事诉讼的效率。
从司法结果来看，刑讯逼供可能冤枉无辜，使以前的诉讼程序全部无效，从而增加案件的诉讼成本，则导致刑事诉讼效率和效益的降低；与此同时也严重挫伤了被追诉者对程序公正性的信任，引起抵触情绪，必然导致上诉和申诉的大量增长，降低诉讼的效率；会使侦查人员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殆于收集其他证据，当被刑讯者被证明是无辜的而不得不收集其他证据时，调查取证的有利时机可能已完全丧失；刑讯逼供还会令当事人产生抵触及恐惧情绪，进而决绝拒绝供述或虚假供述，阻碍或误导案件的侦查，刑事诉讼就会出现负效率和负效益。
4、刑讯逼供根本违反了我国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
因为在残酷的刑讯之下，最终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的不是事实和法律，他对于这些肉体或心理上的折磨的承受能力。因此,贝卡利亚讽刺道:“一位数学家大概会比一位法官把这个问题解决得更好。”
5、刑讯逼供是以暴制暴，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
（三）我国有关刑讯逼供的法条
除了在刑法中对刑讯逼供的入罪，我国也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司法解释、部门规定，对刑讯逼供进行预防和惩处，例如，根据《刑法》第247条第1款的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严禁以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收集证据。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指出“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第1条）“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2条）但是这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出台，只是使刑讯逼供现象暂时得到遏制，但过不了多久，又如野草般燃后重生，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刑讯逼供屡禁不止呢？
二、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以及禁止的意义
我看了许多学者针对刑讯逼供屡禁不止这一问题的不同观点，对于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也有了一定认识，结合众多学者的观点，总结了几点原因。
（一）、传统刑事侦查方法的影响。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是以特定的思想和理念作为基础的。对于在司法实践久禁不止的刑讯逼供现象，普遍认为是受封建法律传统的有罪推定思想和长期以来“左”的思
想的影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一直走的是重人治而轻人权的道路，这一点在案件侦查方面尤其明显，刑讯逼供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以合法的面目光明正大的被使用着，可以说，它贯穿于我国整个封建社会法制的始终，就连包青天也动不动就“大刑伺候”，声称“不用大刑，焉得实供”。几千年封建传统加之大陆法系纠问式诉讼方式的影响，刑讯逼供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刑讯逼供已经深深植根于司法人员的观念中，一时间，将它在推拨到违背法律的一边去，还是难以真正消灭。
（二）司法投入不足。
尽管我们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理念，但是结合国情来看，国民经济水平落后，国家能够给予公安司法机关支配的资源相对有限。这样也就导致了我国刑事侦查手段的落后，具体有两个方面：
1、刑事侦查设备落后。
一方面类似于美剧《CSI》中出现的各种用于犯罪现场、证物等高端科技的调查设备，目前我国还难以配置齐全，并保证随时更新。另一方面，随着“高、精、尖”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嫌疑人却欲来越多的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犯罪，这些犯罪行为通常范围更广、隐蔽性更强、手段更狡猾，想要破案自然也就需要更高端的调查设备。与此相反，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成本和耗费相对较小，技术含量要求也并不高，办案人员心中的天平也就向获取口供倾斜。此时，以刑讯逼供作为突破疑难案件似乎是“合情合理”了。
2、侦查人员技术水平尚待提高
犯罪的高端科技化一方面显出了刑事侦查设备的落后，同时也反映了侦查人员并不能随着犯罪手段的智能化加强培训，提升自我的业务素质。办案人员不能娴熟的运用侦查、审讯技巧与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侦取证据。侦查人员不能也不愿耐心寻找证据，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询问证人，而是适用简单粗暴的手段，获取真假难辨的口供。
基于上述两点，不难看出，司法投入不足导致的这两方面问题俨然成了刑讯逼供滋长的沃土，这些问题不解决，死灰复燃也是必然之事了。
（三）司法制度不健全的恶果
我国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时间不长，加之过去的司法体系需要改正的问题太多，一时间，司法体系自然是不健全，因此，我国的司法制度，相较于司法体系健全的国家落后很多，由此也产生许多的问题，其中几个正是为刑讯逼供助力添火。
1、我国刑事立法中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三款确定的一项刑事诉讼中的基本原则即是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该原则的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权。而我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无权沉默和拒绝供述的，反而应负有回答询问的义务，这简直是对侦查人员逼供的鼓励。加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长期政策，与政法机关办案重口供、轻证据的现象的普遍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更是无从谈起。即是没有沉默的权利，也就赋予刑侦人员讯问直至开口交代的权利，刑讯逼供又是水到渠成的事
情了。
2、我国没有建立合理的羁押制度。
在国外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在合法羁押场所进行。而该羁押场所由独立的第三方来管理而不隶属于侦查机构。但是，我们国家恰恰与之相反，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通常发生在进入羁押场所之前，而不在羁押场所。在实践中，侦查部门将犯罪嫌疑人放到羁押场所之外他们认为合适的地方进行讯问，这无疑给了刑讯逼供提供了有效的生长空间和时机。
3、监督机制不够完善。
我国实行的是侦审一体制，即侦查、审讯均由公安机关来处理。这样的后果是，作为我国法律的监督部门的检察院在这个过程中被排除在外，而只负责起诉阶段的工作，不介入侦查过程，没有了检察院的监督，没有约束的权力终会导致不可忽视的恶果，刑讯逼供正是这“毒树之果”
4、其他相关制度的缺失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盛行的重要原因。如：犯罪嫌疑人接受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
（四）其他原因
形成这种现象当然不止这一种原因，还有对刑讯逼供处罚不力。，以及侦查人员自身的问题等等。
（五）禁止刑讯逼供的意义
刑讯逼供屡见不鲜，屡禁不止，究其根源，与我国过去的司法制度与刑侦手段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刑讯逼供作为一种与侦查相伴而生的破案方式，在旧社会长期存在，并且在询问案件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时，此等方法屡试不爽，不可否认，刑讯逼供在那个刑侦技术落后的社会里的确能提高司法人员的办案效率，可是，由此引发的冤假错案亦是难以计数，刑讯逼供倒成了双刃剑，使得好便可法网缚歹徒，使得不好却是错冤清白人。如果说在那些年代里，刑讯逼供尚可勉强立足，那么，在如今它便全无存在之必要。因为，诚如上文言，刑讯逼供践踏了宪法赋予公民的人身权利，而且掩盖事实，使得真凶逍遥法外，无辜之人枉受牢狱之苦，并且也是对人道主义的蔑视。
因而，刑讯逼供是构筑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健全我国司法体系必须摒弃的糟粕，必须逾越的障碍。
三、防止刑讯逼供的法律制度的完善
尽管我国也制订了许多有关禁止刑讯逼供的法律法规，然而收效甚微，具体原因如上所述，因此，就现在的情形，防止刑讯逼供的法律制度应当进一步完善。
（一）实施沉默权制度，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
沉默权是指被刑事追诉之人对刑事指控保持沉默的权利。这项权利在有关的国际文件和一些国家的法律法规中，通常被表述为：“不被强迫做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现代西方国家有关的沉默权的内容就是著名的“米兰达警告”。在中国刑事诉讼制
度中，沉默权并不是一项被明确肯定的诉讼权利，然而沉默权确实能有效的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试想刑讯逼供从动机上来讲就是要从被刑讯的人口中得到口供，不可否认，口供是证据之王这样的观念已是“深入人心”，在这样的观念驱使下，破案侦查实际上都围绕口供展开，因此，警察在抓住犯罪嫌疑人的第一件任务就是来向其索取口供，然而犯罪嫌疑人定不肯轻易交代犯罪事实，而警察必须运用各种手段从犯罪嫌疑人口中获取口供，由此出现刑讯逼供。可见，要防止刑讯逼供，首先就是要解决犯罪嫌疑人说话的权利问题。因此，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是防止刑讯逼供至关重要的一步。如想建立沉默权制度，首先应考虑这种制度所扎根的土壤，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考虑其生存的基本环境，只是照搬过来，那么，沉默权制度想来是很难成活。因此，想要制订出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可以采用小范围试点的方法，一点点摸索出合适的方法来建全制度。相信通过这样的实践探索，终能让沉默权在我国顺利实施，最终达到防止刑事诉讼过程中出现刑讯逼供的目的。
（二）把律师在询问时有权在场列入法律规定。
律师是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熟识刑事诉讼活动的每一个环节，因此，他最能够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也就能有效地预防刑讯逼供的发生。现在我国虽然对此也有规定，但是尚有不足，刑诉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此条中可看出，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是在犯罪嫌疑人“被采取了强制措施”和“第一次讯问后”，而不包括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次讯问”。加上我国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为了得到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个别侦查人员往往在第一次讯问时采取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审判阶段翻供，其理由就是侦查阶段受到了刑讯逼供等侵害，而这些侵害是否属实也往往难以查证。为了避免犯罪嫌疑人受到刑讯逼供等侵害，也为了维护侦查人员权益，将从第一次讯问起律师就有权在场列入法律规定，无论是对于嫌疑人、被告人还是对侦查机关都有益，能有效监督侦查、起诉机关的行为，避免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证据的现象，达到预防刑讯逼供的目的。
（三）讯问时，同步实施录音录像，将所录的录音（像）带作为证据使用。
实行同步录音录像不仅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形成心理威慑，因为面对全程录像他们不得不考虑翻供的后果和成本，大大减小了翻供的几率。同时加强了对办案人员的监督，提高了办案人员自律性，促使办案人员追求执法规范化，提高执法水平，从根本上杜绝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证据运用到诉讼活动中去时，其显然属于视听资料，它是刑事诉讼活动的真实记录和再现，反映了诉讼过程的全貌，为公诉人在证明其诉讼活动合法真实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
（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非法获得的证据，简称非法证据，是指司法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或以违法方法取得证据材料。确认非法证据，无疑就是对刑事逼供的纵容。在我国，法律明确规
定严禁刑讯逼供，但是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这种非法取证现象不容忽视的存在，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使实施刑讯逼供者最终无法从刑讯逼供中获利，从而使其不得不放弃刑讯的意图，从而达到遏制刑讯逼供的目的。
（五）走“科技强侦”之路。
国内外警察机关为了有效地同采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犯罪的行为作斗争，已越来越多地研制出现代的高科技设备，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先进的DNA指纹图谱技术，破获了数千起重大案件等。但高科技的刑事侦查技术远远没有得到普及，相当一部分执法人员依然在依靠口供办案，依然在搞刑讯逼供，如果我国刑侦技术可以提高，研制高科技侦破设备并把它们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刑事侦查工作中，就可以迅速发现犯罪，及时依法取证并制服犯罪嫌疑人，这样即使犯罪嫌疑人拒不招供，也无需搞刑讯逼供就能破获案件。为此，我们应当继续加强刑侦科研经费的投入和扩大科研机构的规模，加速培养大批能掌握和运用高科技的技侦人材。只有这样，才能研究出大批技侦科研成果，才能培养出大批掌握和运用现代高科技的技侦人材，从而提高破案率，减少刑讯逼供现象发生。
（六）对刑讯逼供者严格执法。
尽管刑法也有对刑讯逼供的人员规定了处罚，但在一旦发生刑讯逼供致人死伤的案件时，有关领导和人员因“为了工作”、一贯先进、业务骨干，以及被致死伤者劣迹斑斑、狡辩抵赖、等情有可原的因素，有意无意加以开脱，使惩罚力度上不去。此种情有可原的理由，其实在是遮掩了刑讯逼供犯罪对公民人权的粗暴践踏和对司法机关形象的严重毁坏。因此，要切实对于刑讯逼供的司法人员予以严惩，对于肆意包庇的领导也绝不手软，才能遏制刑讯逼供之风，才是对司法人员的关心和爱护。
四、结语
总之，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我们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各项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刑讯逼供行为将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国家得到非常好的治理和控制，刑讯逼供将不再是司法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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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主要原因 2、当今为何耍减少和避免刑讯逼供 3、刑讯有功还是有过的制度分析 4、刑讯逼供行为在实践中难以认定，使这一行为有了存在成长的空间 5、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法律对策 [摘要]刑讯逼供作为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环节出现的一种侵犯人权的不文明现象，在立法上早己被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禁止，但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行为本身却并没有因为《刑事诉讼法》有了禁止的规定而销声匿迹。 [关键词]刑讯逼供、减少刑讯逼供、提讯。 一、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主要原因 司法人员在办案中偏爱口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不得轻信口供，还规定判案不要求必须有被告人口供，但是在实践中，侦查人员没有口供不结案，检察人员没有口供不起诉，审判人员没有口供不判案等情况确实屡见不鲜。大家都知道口供不可靠，办案时过分依赖口供很容易出问题，但是又都千方百计去获取口供，似乎手中没有口供，心里就觉得不踏实。刑讯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在野蛮的古老法制中，烈火和沸水的考验以及其他琢磨不定的械斗的“神明裁判”就是刑讯的雏形。古老野蛮法的刑讯产生的根源是将人致于烈火中交给神来裁判。而几行年后的今天的刑讯己经有了自己新的意义，其产生的根源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当代刑讯到底根源是什么？笔者想以刑讯本身为基上噗的榆方法向大家揭开其真正的面纱。 前面提到了刑讯的概念，既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口供在刑事诉讼中被称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属于证据的一种。而且是直接的，原始的证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案件已经发生不能重现，所以其他证据的获得具有很大的困难，激发人的惰性而使用刑讯来获得证明力强的口供。司法机关要口供就是要证据，这里我们推出了第二层的概念——证据。 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它是证明犯罪事实的唯一手段。刑事案件是已经发生而且不可能重现的客观事实，司法工作人员查明案件，证实犯罪的唯一途径，就是充分，全面地惧与案情有关的证据，并运用证据，经过正确的推理，判断，查明案件的情况，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离开了证据，要想查明案情，证实犯罪，是基本上不可能的，所以公安机关要费劲力气来获得证据。不仅如此，证据还是进行刑事诉讼的依据，刑事诉讼的全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谎，就是运用证据的过程。在立案，逮捕，定罪的各个过程中，没有了证据就无法进行下去这里我们有从证据引出了第三层的概念——刑事诉讼。我国的刑事诉讼的要领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被追诉者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从定义中我们就能看出，实际上刑事诉讼是将犯罪与理事责任相连接的纽带，只有通过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才能是国家实现刑罚权，能使一个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刑罚处罚，使无罪的公民的权利得到保护。这里提到了犯罪与刑罚便是我们耍的第四层概念，在一个法制的社会里，一般情况下，犯罪是刑罚是对立的统一，两者的对立主要表现在：犯罪是侵犯法益的行为，而刑罚是保护法
浅论沉默权 （一）沉默权的由来 许多人对“你有权保持沉默”这句美国警察式的告知已耳熟能详，甚至把沉默权等同于美国的“米兰达规则”。其实，据有关学者考证，从立法上最早确立沉默权制度，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当时星座法院在审理约翰.李尔本出版煽动性书刊案时，以被告人拒绝宣誓为由，判定被告人犯有蔑视法庭罪。但两年后议会掌权，议会经审理认为星座法院的判决不合法，并判决禁止在刑事案件中强迫被告人宣誓，其理由是：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宣誓回答使他的生命或自由处于危险之中的问题，随后被告人有权保持沉默遂成为英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制度。但一提及沉默权却不能不提美国的沉默权，由其是将沉默权制度在美国推到极限的“米兰达规则”。1996年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米兰达等四起案件一并进行了评议，于1966年6月13日由美国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比4的表决结果确立了著名的“米兰达规则”，其要求警察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前，必须先告知四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选择回答，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将用作对你不利的证据；你有权要求律师在讯问时在场；如果你没有钱雇请律师，将为你指定律师。如果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没有向他作上述的告之，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将被法庭作非法取证被排除。米兰达规则把英国17世纪确立并由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重申的以“反对强迫性自我归罪”为基本内容的“默示”的“审判”沉默权制度演变为“明示”的“审讯”沉默权制度，从而使西方沉默权制度发展到了“颠峰”。
; （二）沉默权的概念 什么是沉默权？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沉默权本质领域的追问。即从现象到本质的推论。本质是事物的内在联系，是决定事物存在的根据；现象则是事物的外在表现和外部联系。根据这一理论，沉默权的现象是指能够凭直观的方式可以认识的沉默权的外部因素联系的总和，是直观的感性对象。 就沉默本身而言，沉默是一个人不说话或者停止说话的状态；那么沉默权就是享有这种状态的权利。在司法活动中，沉默权就其表相而言，一方面表现为任何人有权在对他的审判中不提供证据；另一方面表现为不能强迫任何人作不利于本人的供述，比如，如果一个问题是由某个试图发现一项罪行是否已经发生以及是谁所为的人提出，那么任何人拒绝回答这样的问题都不构成任何犯罪，也不能因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而成为相反的评论对象。有这两方面，让人们很容易感觉到沉默权是以消极的形式反对自证其罪的行为。但众所周知，美国总统克林顿因与白宫实习生莱文斯基有不正当的性关系而被独立检察官穷追猛打，这一诽闻被众多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传遍世界各地，从诸多报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哪家批露过：被传唤的克林顿因享有沉默权而拒绝回答检察官的提问。独立检察官斯塔尔一而再，再而三地传唤克林顿，他都规规矩矩地接受了询问，尽管他表现得颇不耐烦，但还是非常不情愿地逐一回答了检察官的提问。由此看来，在沉默权盛行的美国，即使贵为总统，也未必真的享有这种保持“不说话或者停止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法学 论刑讯逼供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原因 （一）国内研究状况及成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不断发展，法律体系也随之不断健全起来，法制意识已深入人心。在各种法律事务处理中，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但是，在现实运用中，我们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2005年的湖北荆州的佘祥林案、2009年的云南晋宁李荞明“躲猫猫”案以及2010年上半年河南翻版的佘祥林案，湖北赵作海案等都被一一证明是冤假错案，也都被事实证明，这些案件都是被刑讯逼供造成的。这些案件的曝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我国的司法部门，尤其在公安部门，刑讯逼供等侵犯嫌疑人权利的事实客观存在。这些案例教训深刻，促人警醒，发人深思。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确禁止，但仍然时有发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蔓延泛滥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刑讯逼供的存在，并不是执法人员不懂法，而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存在的原因。关于刑讯逼供为何能在我国长期存在且屡禁不止，国内外众多学者及相关专业人士也作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 主要文献材料介绍如下： 《“躲猫猫”真相:狱霸打死疑犯》一文于2009年2月28日刊登在长江日报上，阐述了2009年云南晋宁李荞明在狱中离奇死亡被官方定位“躲猫猫死”的背景经过，用血一样的事实告诫刑讯逼供的危害并提出、归纳了规范监狱管理，遏制刑讯逼供的措施。 高铭暄，赵秉志共同编写的《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揽》（上）中详细地介绍了刑讯逼供的渊源，包括介绍什么是刑讯逼供，它是怎么产生的，何时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的。高铭暄，赵秉志，在书中给刑讯逼供以定义并指出刑法立法中明确规定杜绝刑讯逼供制度。 柳诒徵在他的《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共分十九章来介绍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历史，以“信古”而对抗“疑古”，以“道德决定论”而对抗“物质决定论”，以“敬天爱民主义”而对抗“民族虚无主义”，以《易传》之“阴阳消息论”而对抗“进化论”，从中国古代文化分析了刑讯逼供出现的原因。 杨鹤皋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则侧重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刑讯逼供的产生和发展，从《唐律》对刑讯要件和限制作出明确和严格规范，刑讯的使用也较前代宽厚。规定刑讯
论严禁刑讯逼供(一) 论文摘要 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危害、对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口供。然而，刑讯逼供行为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被新闻媒体公开曝光，因此必须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一定措施禁止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严禁刑讯逼供”是指严格禁止采用非法方法获取被追诉者对犯罪事实的供认。 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1）封建社会流毒的影响。（2）资产阶级国家警察搞刑讯逼供的影响。（3）对刑讯逼供的违法犯罪者处罚不力。（4）办案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低，对口供认识偏面。（5）侦查人员数量少，任务重。由于刑事案件多和破案任务重，而政府拨给公安机关的在编人员少，因而侦查人员数量也相应少。（6）目前的侦察水平不够。（7）法律监督不力。（8）侦察人员对口供过分依赖。 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1、因刑讯逼供有很多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人；2、刑讯逼供伤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使本来有可能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不愿供述或虚假供述。3、模糊了有罪者和无罪者的外部差异,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4、刑讯逼供严重地侵犯了人权。5、刑讯逼供还会严重降低刑事诉讼的效率。6、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7、刑讯逼供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8、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现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9、刑讯逼供直接违反我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 严禁刑讯的对策：1.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的学习，提高严格执法的思想认识。2.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公安机关领导在预防和禁止刑讯逼供方面的监督。3.不断改革公安人事制度。4.尽快添置必要的侦查技术设备。5.提高侦察人员业务素质。6.建立、完善预防刑讯逼供的有关制度。7.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严肃查处实施了刑讯逼供的责任人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口供。然而，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却长期存在，屡禁不绝，防止刑讯逼供已成了刑事司法领域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难题。刑讯逼供的存在与发展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出发点是打击犯罪，然而在办案过程中却不断发生异化，最终以制造新的犯罪为终结，给社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伤害。在当前执法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近来，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力度的加大，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和警务公开制度的贯彻，一系列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事件被公开曝光，那么到底什么是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原因何在？为了禁止刑讯逼供，我们又该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哪些措施？ 一、刑讯逼供概念的界定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中也列有专条规定。其中，司法工作人员是指：侦查中承办案件的人员，“肉刑”，是指对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肉体进行摧残或伤害，如殴打、夹指、捆绑、吊起、用警棍电击等。“变相肉刑”，是指罚站、罚跑、罚冻、罚晒、罚饿等；“精神折磨”，是指用药剂催眠、不让睡眠、搞车轮战等；“逼取”，是指逼迫和获取。“供认”，是指供述和承认。“严禁刑讯逼供”是指严格禁止采用非法方法获取被追诉者对犯罪事实的供认。 二、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口供是"刑事被告人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向公、检、法机关所作的口头陈述。 口供在古代有证据之王的说法，受封建社会纠问制及其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思想影响，一些办案人认为只要有刑事被告人的有罪陈述就能断案，所以为了获得口供会采用各种手段去
浅谈刑讯逼供 摘要：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权利，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严重影响了政法机关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也列有专条禁止刑讯逼供，但是，此类案件仍然是层出不穷。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本文将从刑讯逼供法律制度不健全、刑讯人员素质、经济技术等等诸多方面来分析刑讯逼供的成因以及其危害和遏制措施。 关键词：刑讯逼供构成要素屡禁不止原因危害遏制措施 正文：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野蛮到文明的不断进化的历程，而反映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正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臻于完善。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冲突或纠纷解决机制，刑事诉讼制度自身的历史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曲折进程。在古代社会，由于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重在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秩序，因此许多制度设计简单、粗糙而不合理，涉讼公民的相关权益往往得不到充分保障。近代以来，随着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兴起，整个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目标逐渐由惩罚、控制犯罪转向保障和维护人权，刑
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日益呈现出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总体趋势。然而，就在诉讼文明化日益到彰显的今天，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诉讼手段印在法治的时代背景下禁而不绝。尽管许多国家都在法津中废止了刑讯逼供，但在各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仍有大量的秘密刑讯和变相刑讯存在。如何通过对刑讯逼供的危害及其现实成因的透析，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已经成为各国刑事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提倡依去治国的现代中国。由于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以及现行法律制度某些方面的缺位，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禁而不止，已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陨害，这就使得从理论上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在当前的中国显得更为迫切。
刑讯逼供大全（慎入！） 一、那些“江湖上”的刑讯逼供招式据各地新闻报道，刑讯逼供的方法不可谓不多：罚站法、手拷法、电警棍法、皮带抽打法、剥夺睡眠法、搓衣板法、链法、苍蝇蚊子法、吐痰法、烫烟头法、扣板油法、下身敲打法、辣椒擦眼睛法、“自产自销”法、方凳砸脚法、吊钢丝法、饥饿法、株连法、拳头法、竹片法、椅子法、摇晃法、啤酒扳法、冷冻法、噪音掩盖法、针刺法、钢丝敲打法、“金鸡独立”法、读诗法、威胁法、诱供法……1.老虎凳 铁椅上固定坐姿，时长可达数百小时，不让睡觉，控制大小便，控制进水饮食。使得挨打无处躲，双腿极度肿胀，尾椎受损。2.鸭儿浮水 双手反扣铁窗吊起，身体前倾，脚尖点地，十多天不让睡觉。这使得被讯者手脚麻痹，意识模糊。 3.苏秦背剑 双手在背后上下交叉，用铁链子栓紧后吊起，脚尖刚好着地。4.金鸡独立毛巾蒙双眼，用胶带缠紧，双手背身后拷住。绳子一头栓双腕间手铐链子，另一头悬高吊起，让双脚刚刚点地。被讯者双臂要忍受脱臼般的痛苦。5.烤全羊双手抱住自己小腿并用手铐拷住，用一根木棍从双腿弯中间穿过去，抬起来担在两个桌子之间。被讯者屈膝内侧疼痛
难忍，身体可被随意翻转。6.打表 手铐、脚镣连一起，身体向下弯成90度，站数天甚至数星期。被讯者易脑部充血，意识模糊休克。7.浇冷水 用冷水刺激，不让睡觉休息，开冷空调吹。被讯者被迫保持清醒，易感冒、发烧。8.喷芥末油 用注射器往嫌疑人鼻腔喷射芥末油。辛辣味直冲脑门，让人眼泪鼻涕齐下。 二、刑讯逼供在“江湖上”造的恶1.无法计数的冤假错案长期以来，刑讯逼供作为主要破案手段沿用，重口供，轻证据，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这是导致冤假错案的根源之一。刑讯逼供的大量存在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中国每年发生的刑讯逼供案件有多少？没有人知道确切数字。一位公安系统内部的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除非主动招供，否则少有不打的。2.打折扣的司法公信力刑讯逼供一直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最受诟病的领域。由于刑讯逼供嫌疑永远不能避免，司法系统的基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同时，冤案的概率也不断上升。三、刑讯逼供何时才能“退出江湖”？（一）推动因素1.立法上的禁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对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非法的证据收集方法作了禁止性规定；《刑法》规定了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等罪名，并规定对这类案件要从重处罚。2006年7月，修订后的《最高人民
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编辑：张智勇律师（赵红霞辩护律师）刑事知名律师张智勇释义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构成 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构成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我国法律严格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即使是被怀疑或者被指控犯有罪行而受审的人，也不允许非法侵犯其人身权利。刑讯逼供会造成受审人的肉体伤害和精神损害，因此，直接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按照刑讯逼供所得的口供定案，又往往是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因此，又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 本罪侵害的对象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所谓犯罪嫌疑人，是指根据一定证据被怀疑可能是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所谓被告人，是指依法被控诉有罪，并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证人不能成为本罪侵害的对象，如果对他们刑讯逼供构成犯罪的，按暴力取证罪论处。 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构成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首先，刑讯的对象是侦查过程中的犯罪嫌疑人和起诉、审判过程中的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入、被告人的行为实际上是否构成犯罪，对本罪的成立没有影响。其次，刑讯方法必须是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所谓肉刑，是指对被害人的肉体施行暴力，如吊打、捆绑、殴打以及其他折磨人的肉体的方法。所谓变相肉刑，是指对被害人使用非暴力的摧残和折磨，如冻、饿、烤、晒等。无论是使用肉刑还是变相肉刑，均可成立本罪。再次，必须有逼供行为，即逼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行为人所期待的口供。诱供、指供是错误的审讯方法，但不是刑讯逼供。 刑讯逼供罪的犯罪构成 三、主体要件： 本罪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刑讯逼供是行为人在刑事诉讼过程
浅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浅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摘要】人权是指作为人而存在应享有的权利，包括生命权，政治权利和经济、文化等权利，是权利最一般的形式。在刑事诉讼中，其与国家权力的对抗最为激烈，而随着近代人权观念的深入人心，如何妥善解决人权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则成为社会聚焦的重点。但我国目前的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还不够完善，主要是制度的缺失和执法人员观念的偏差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相应活动中难以得到合里对待。本文试从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内容及其理论基础为出发点，阐述我国现行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现状和不足，并分析其原因，力求可以探索出一条既可以惩罚犯罪又可以维护人权的道路。 【关键词】人权保障刑事诉讼对策 人权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思形态》中所说的权利的最一般形式，即指一国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人身自由和其他的民主权利。近代以来，随着人权思想的深入人心，人权不仅成为各国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并且也由纯粹体现观念意思转变为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实体权利。人权是人须臾不可离开之物，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参照点，其对于人的价值也为全世界所认同。人权的主流精神始终是防止和抵抗公权力走向恶政，而侦查权，检察权和审判权则是刑事诉讼中主要公权力，这些权利行使的得当与否则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合法权利损害与否。因此，在保
障和维护公共秩序基本功能得以发挥的同时，加强对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内涵及理论基础 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不是在人权和人权保障上的一般意义上来说的，而是专指人权保障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内容及它所涉及的范围。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就是国家在追究和惩罚犯罪的过程中采取一定措施，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使之不受国家机关的肆意侵犯。其基本内涵有三：（1）保障任何公民不因政府的非法强制而沦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即保障个人免受无根据的或非法的刑事追究；（2）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受到公正的待遇，既要保证无罪的人尽早脱离追究程序，又要使有罪的人的合法权益得到适当的维护；（3）保障被依法认定有罪的被告人受到公正的、人道的刑罚处罚，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的刑罚或非刑罚制裁。① 刑事诉讼是一种国家行为，而非个人行为，的确应当追求发现真实的目标，然而这目标是不可能自动显现的，而是隐藏在一系列的复杂事务背后。这就意味着在达到这一目标之前有很长的路要走，离开了刑事诉讼过程，便无发现真实目标可言。所以，“刑事诉讼是发现真理的一种方法，不是证明已被接受真理的一种方法。要充分理解诉讼程序的推理功能，就要牢记我们不是从答案开始而是从问题开始；只有在我们寻找未占有的答案，而且可能是最佳答案的前提下，全套诉讼机制才是可以理解的、站的住脚的。即使实体法不合理，诉讼程序仍是合乎逻辑的。这就是说，诉讼程序起到的是逻辑推理的作用，其结果并非如愿。不论最终判决如何，合乎逻辑的诉讼程序为发现必要的答案提供了最佳的工具。” 什么是合乎逻辑的诉讼程序?合乎逻辑的诉讼程序必然要求刑事诉讼中起诉职能、审判职能和辩护职能的均衡。在中世纪的刑事诉讼中，起诉职能和审判职能过分强大，辩护职能则相当微弱甚至不存在，只能导致诉讼手段的残暴和诉讼结果的不公。所以，现代刑事诉讼正是在保护人权的旗帜下，将增强辩护职能作为刑事诉讼改革的目标。 在刑事诉讼中，起诉职能和审判职能分别由国家权力所支持的检察机关和①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从“胡电杰冤案”浅析我国刑讯逼供防治 【摘要】刑讯逼供就是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追溯其历史，可以到西周时期，中国古代是以刑为主，刑讯逼供成为了主要办案手段，而在历史书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它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但其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遗毒，还荼毒着如今这个法治社会，并且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本文就是以一个冤案来分析我国刑讯逼供如何防治，文中将从六个方面，针对我国当今缺乏的相关制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关键字】刑讯逼供非法证据律师在场权国家赔偿 【正文】 案例：2002年3月4日，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的一个小山村中发生了一起血案，死者是村民胡电胜的妻子郭瑞英及一双儿女，死者郭瑞英被凶手用刀捅死，一双儿女被凶手掐死，凶手还残忍的将三名死者的眼睛用尖刀刺瞎。3月20日，胡电胜的堂兄胡电杰被叫到了南乐县公安局，被锁定为此案的犯罪嫌疑人。据胡电杰的回忆，案发当天晚上，他正在邻居家打麻将，而且他的母亲也在场，麻将打到深夜便散伙回家睡觉。但在警方的眼里，胡电杰却是本案的重大嫌疑人，理由只有一个，死者家的院墙外有一枚脚印，经过警方的比对，恰好与胡电杰相同。自此，胡电杰遭遇了严酷的刑讯逼供，在连续六天六夜的酷刑下，胡电杰迫不得已在办案人员的诱导下承认了自己的“杀人行为”，并编造了杀人细节。2003年10月15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胡电杰死刑，不立即执行，同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胡电杰倍感冤枉，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04年5月，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下达一审判决，称“鉴于本案确无固定不变的直接证据”，维持原判。2004年12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时，警方提交补充侦查笔录，根据胡电杰所供称“作案后先把刀子放在院门南侧的水道眼里”，经勘查发现，水道眼内的一块砖上有放过东西的痕迹。据此，2006年10月24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次作出判决，胡电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人经济损失19万余元。胡电杰仍坚持提出上诉。2007年10月1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三次作出终审裁定，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故撤销判决，发回重审。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仍然于2008年9月不公开审理了本案，判决结果依然相同，胡电杰再此被判死缓。2009年8月1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四次作出裁定，结论与上次无异。第五次审理时，濮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决定撤回起诉。2011年1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裁定，准许撤诉。此时，距离胡电杰被抓已近9年。但撤诉不等于无罪，胡电杰离开看守所，是因此案“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经南乐县公安局决定，对胡电杰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案例中，胡电杰收到的四份死刑判决书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震惊，更多的
论刑讯逼供罪 【摘要】在传统文化思想、落后的侦查技术及不健全的制度体系的影响下，我国的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它严重地破坏了司法权威和司法机关形象，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因此，通过对其的构成特征、成因及其危害的剖析，探讨刑讯逼供的防治措施，探索出一条遏制刑讯逼供现象并且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子来，从而实现综合治理，保障人权，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体系。 【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危害防治 刑讯逼供是刑事诉讼中最为常见、危害最为严重的酷刑。它不仅有碍司法公正，极易导致错案，而且严重侵犯人权，危机到公民的合法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及早地遏制刑讯逼供，不仅仅是我国司法制度体系的一种完善，更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种保障。 一、刑讯逼供罪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在实践中，由于受传统职业心理和习惯的影响，在观念上一些侦查人员仍将犯罪嫌疑人视同罪犯，一旦发现某人有作案嫌疑，心理上即刻就产生了一种对立情绪。在以后的侦查活动中，他们就很难再将其视为一个无罪公民，给予其充分的权利保障，而容易实施一些非法行为使“客观”符合其主观认识，刑讯逼供就往往成为其达到此目的的“有效”方法。 （一）犯罪主体问题 本罪的主体位特殊主体，只有司法工作人员才能构成，即必须是司法工作人员，包括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具体是指公安和国家安全机关的侦察人员、海关缉私警察人员、检察机关的检察人员、审判机关的审判人员和监狱的监管人员。根据“两高”等有关部门所作的有关司法解释，如果劳教工作干警对被讯问的劳教人员刑讯逼供的，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二）犯罪主观方面问题 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也有人强调本罪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但一般均认为是否实际逼出口供，供述是否符合事实，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不是为了逼取口供，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则不构成本罪。司法实践中有人主张，犯罪动机是“为公”的，就不应以犯罪论处；犯罪动机是“为私”的，才应以犯罪论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其实背离了本罪的立法初衷。设立本罪要保护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有公民的人身权利，又有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即使犯罪动机是“为公”，如果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也正是侵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因此同样应认定为刑讯逼供罪。 （三）犯罪客体问题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也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因此，本罪的客体应当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正常的司法活动。可是对于这一双重客体，何为主要客体，何为次要客体，理论界曾有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本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1]另一种意见认为本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 [2] （四）犯罪客观方面问题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司法工作人员借助司法机关的权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
浅论沉默权对遏制刑讯逼供的作用 2013年的张高平叔侄强奸案的尘埃落定，舆论把刑讯逼供导致的冤假错案推到风浪尖上。刑讯逼供与冤假错案是毒树上的花与果，对此，我国法律从业人员早己达成了共识，必须建立起完善的制度杜绝刑讯逼供，实现司法正义，保障人权，但是对于如何从根本上杜绝刑讯逼供，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以为，参考现代法治国家的先进经验，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制度选择。本文试就沉默权对于遏制刑讯逼供的价值作一粗浅论述。 一、沉默权概述 沉默权，英文原意是沉默的特权，其根本要义乃是反对被迫自我归罪的特权(Privilege against compulsory Stilt incrimination) ，概言之，沉默权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对司法机关的讯问或出庭受审时，有权拒绝陈述、保持沉默，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并且不因拒绝陈述而被司法机关做出对其不利的法律推定的制度。因而沉默权制度被誉为人类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的内容。 (一)沉默权的起源 沉默权制度起源于十七世纪的英国，约翰李尔本案则是公认的沉默权第一案，1637年某口，英国官府以贩运禁收和煽动反政府邪说的罪名逮捕了不法书商约翰李尔本，押往伦敦星座法庭受审。彼时英国尚未建立警察制度，法庭审理同警察审讯合二为一，审判的同时包含了侦查。庭审现场，李尔本断然否认所指控的是事实并拒绝如实供述宣誓，法官则以藐视法庭为由决定对他施以鞭刑。行刑中，李尔本不再沉默，大声痛斥审讯的不公。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议会在审理12主教案时重新对李尔本案件进行宣判，并从此确定一项重要权利:面对不公正的审讯，英国人有权保持沉默。从此李尔本案作为先例判决具有了判例意义，为后世英国司法所遵循。 (二)美国的米兰达规则 受益于现代传媒业和娱乐业的高度发过，比英国创制的沉默权更一为人知的是美国的米兰达规则。完整的米兰达警告适用于警察拘捕犯罪嫌疑人时，对其询问前，必须先告知四句话:你有权保持沉默，并且可以不回答问题，否则你的陈述将会在法庭上成为对你不利的证供(You have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and refuse Lo answer questions. Any-thing you do say may be used against you in court of law)。你有权在接受警察讯之前聘请律师并且在接受问话时你享有律师在场的权利(You have Lye right Lo consul an attorney before speaking Lo Lye polio and Lo haven attorney present during questioning now or in the future)。如果你无钱聘请律师，我们将在你愿意的情况下在你接受问话前免费为你指派一名律师(If you cannot afford an attorney one will be appointed for you be-for any questioning if you wish) o假如你决定没有律师在场时回答问题，你仍旧在任何时候享有停口.回答问题的权利直到同一名律师对话。你听懂并且理解了我对你解释的上述权利了吗，你愿意在律师不在场是回答我的问题吗?如果警察在审讯时没有预先做出以上警告，那么，被讯问人的供词一律不得作为证据进入司法程序。这就是米兰达警告所明确的沉默权。
论刑讯逼供的成因及对策 摘要：刑讯逼供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它作为一种“顽症”，对社会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应加强领导，加大对公安民警的教育培训力度，严格依法办事，严肃查处各类刑讯逼供案件，建立和完善制约、防范机制，将刑讯逼供事件的发生控制到最低限度。 关键词：刑讯逼供、成因、对策 公安机关担负着大量刑事案件的侦查工作，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中问题之一就是刑讯逼供，它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是严重而恶劣的。刑讯逼供，一方面侵犯了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给其精神上和肉体上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另一方面，妨害了司法公正，而且影响法律的严肃性，也损害了公安机关的社会形象，导致公众对公安机关及整个政府产生不信任，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这一问题的解决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关于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与历史上的刑讯传统流毒甚广、办案人员仍有主观主义思想以及教育处理不严有直接关系。”有的认为是“办案人员能力差、办法少、取证手段不高明、水平低。”还有的认为是打击不力。这些都从某一方面分析了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客观分析并结合实习经验后，归纳出如下几个原因：第一，由刑讯逼供本身的特性决定。刑讯逼供具有三个特性。一是对象的特定性。从公安机关看，对象大部分是犯罪嫌疑人，由于他们惧怕法律的惩处，在审讯过程中确实存在狡辩、抵赖现象，这是刑讯逼供得以发生的诱因。二是行为的“效果”性。在实际工作中常听民警反映：“某某案件嫌疑人现场抓获，证据确凿，却拒不交待，给点颜色看就交代了，”“某某嫌疑人犯罪嫌疑很大，审了几天几夜，就是不交代，要是动手的话、不用半个小时就开口”等。这种隐藏着极大危险性的“效果”是刑讯逼供行为禁而不止的重要原因。三是目的的“正当”性。刑讯逼供尽管是违法的，但在有的民警看来，其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违法犯罪事实口供，是为了惩治犯罪，有了这一“正当理由”，使少数领导对本单位出现的刑讯逼供现象制止不力，甚至美言之“出于公心”而姑息迁就，从而导致个别民警法制观念淡薄，工作中以审代侦，不依法办事。 第二，个性心理弱点作用。调查发现，违法违纪主体的心理特点与案件的发生有极大关系。这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禁而不止的内在原因。许多一线民警出于荣辱心理，看到别人办的案子很快就结案，而自己经办的案子久攻不下，觉得脸上无光，产生急躁情绪，抓到犯罪嫌疑人就开始动手动脚了。加之，不少犯罪嫌疑人十分顽固，认为“只要我死不承认，对方是无法的”，这从某方面又激怒了民警，使其在讯问中发生过激行为。实际工作中，有相当多的民警抱有很大的侥幸心理，认为“只要自己运气好，动动手脚，只要不把对方打死是算不了什么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刑讯逼供之风的蔓延。 第三，传统侦查破案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公安人员对刑事案件采用原始的“摸底排队”的破案方法，待缩小“包围困”后，就将主要的力量用在讯问嫌疑人获取口供上面。于是，口供成了寻找证据的源泉，竭力获取口供也成为侦查破案的“捷径”。这就导致公安人员不去主动寻找其他证据，不去主动提高自己的侦查水平，也不注意增强侦查的智慧投入，不
论“两高”司法解释下“刑讯逼供”的释义 与认定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解释存在分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对“刑讯逼供”的认定设置了过高标准，对“等非法方法”的解释进行了不当限缩，不利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皆通过司法解释规定，认定“刑讯逼供”须使受害者“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却没有明确判定“疼痛或者痛苦”是否达到“剧烈”程度的标准，应当引入“客观标准”辅助“主观标准”对痛苦的“剧烈性”加以判定，减少实践中认定“刑讯逼供”的理解分歧。 [关键词] 司法解释；刑讯逼供；剧烈；特殊标准；客观标准 期刊：法制与社会 作者简介：杨希奇，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4-263-03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刑讯逼供” 近些年来，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刑事冤案纷纷浮出水面，不绝如缕，这些案件大多涉及刑讯逼供等非法审讯行为。因此，为有效预防、规制违法审讯行为尤其是刑讯逼供，从源头上杜绝冤假错案，建立并健全一套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已经成为法学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共同关注的刑事诉讼程序改革重点。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只宣示性地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但未明确采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法律后果和责任机制，故不具有实行性和可操作性。与该法配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虽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却又没有设计具体的排除程序，使得在实务操作过程中欲排除非法证据，根本不知“何以下刀”、“从何下刀”。为补缮程序疏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
刑讯逼供危害性调查报告 在当前执法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近来，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力度的加大，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和警务公开制度的贯彻，一系列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事件被公开曝光。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根源何在刑讯逼供到底有哪些严重危害为了禁止刑讯逼供，我们又该在立法和实践中采 取哪些措施本文将试图对此进行探讨。 一、刑讯逼供久禁不绝的原因 (一)思想原因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是有特定的思想和理念作为基础的。刑讯逼供之所以在实践中久禁不止，就是因为作为其基础的思想和理念还未能得以清除。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长盛不衰的思想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有罪推定的思想影响。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主地推定为有罪，这是刑讯逼供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也是刑讯逼供至今仍然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刑事诉讼中,具体办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对于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在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捕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问题,由此造成误
断、错判。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其他证据可供查明案件真象的时候,往往凭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判断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就会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老实”,并容易不由自主地进行程度不同的刑讯逼供。 再次是由于司法实践中的种种错误认识。这又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刑讯逼供必要论”,认为真正的犯罪分子一旦交待实际情况就会受到刑罚的处罚,因而没有一定的强制力量就无法迫使其交待罪行;二是“刑讯逼供利益论”,认为刑讯逼供虽会造成一定消极后果,如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等,但却有助于迫使犯罪分子交待罪行,有利于侦破丛案、串案。只要没有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刑讯逼供是利大于弊的;三是“口供论”,认为在目前我国现有侦查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刑事侦查将很难进行。 (二)制度原因 相关制度规定不明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盛行的现实原因。 首先是我国一直不承认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现代世界各国公认的基本的宪法原则和刑事诉讼原则,其最基本的功能就在于确认: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无罪的。既然是无罪的,侦控机关当然无权对其使用暴
刑讯逼供犯罪的法文化考察 刑讯逼供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已受到司法界的高度重视。法学界展开了对刑讯逼供问题的激烈讨论，分析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以寻求救治之方。一些论者认为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的缺失是产生刑讯逼供的一个重要原因，主张通过立法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一些论者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刑讯逼供，主张取消这一刑事政策；一些论者认为刑事侦查人员的法律素质和技术手段不高是产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主张提高刑事侦查人员队伍素质。这些分析都很有可取之处。我们的刑法已将刑讯逼供规定为犯罪，犯罪者受到严厉的惩治，但长期以来，刑讯逼供现象却有较高的发生率，这不能不说是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显然，仅仅用“以权谋私”、“素质不高”或“不尊重人权”等来概括说明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是不够的，刑讯逼供应该有更为复杂的产生原因，也应该寻求多方面的对策。本文不拟对刑讯逼供的产生原因作全面的考察评述，只打算从一个特殊一点的角度-法文化的视角-对刑讯逼供犯罪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刑讯是历史的法文化“遗产” 在古代中国社会，刑讯是合法的诉讼方式。《汉书。张汤传》：“讯鞠论报”。颜师古注：“讯，考问也。”《汉书。王子侯表。安檀侯福》：“讯未竟”。颜师古注：“讯为考问之。”“考”，后世作“拷”，与“掠”、
“榜”等皆为刑讯的方式。可见，在古代中国，讯问就是拷问，就是刑讯。当时，刑讯作为合法的讯问方式，是普遍使用。只有针对特殊的被告人，法律才规定不许运用刑讯。《唐律》规定：“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故失论。若证不足，告者不反坐。”《疏议》对此加以解释：“‘应议’，谓在《名例》‘八议’人；‘请’，谓应议者期以上亲及孙，若官爵五品以上者；‘减’，谓七品以上之官及五品以上官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者；‘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依令‘一支废，腰脊折，痴痖，侏儒’等：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称‘众’者，三人以上，明证其事，始合定罪。‘违者以故失论’，谓不合拷讯而故拷讯，致罪有出入者，即依下条故出入人及失出入人罪法；其罪虽无出入而枉拷者，依前人不合捶拷法，以斗杀伤论，至死者加役流，即以斗杀伤为故、失。若证不满三人，告者不反坐，被告之人也不合入罪。”除这些法律规定不允许施以刑讯的人之外，对于其他所有的被告人，在审案过程中，都是可以实施刑讯的。当然，法律也规定了施行刑讯应有一定的限度。《唐律》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断。拷满不承，取保放之。”“若拷过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杖数过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即有疮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决，而邂逅致死者，勿论；仍令长官等勘验，违者杖六十。”这些规定都是对审案者运用刑讯手段的限制，但这样一些限制，应该说是相当宽松的。所以，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及防范(一) 内容摘要： 刑讯逼供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的方法以逼取口供的行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非法获取口供的手段。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审讯方式依然存在，并成为我国司法体制的一颗顽固毒瘤。本文试图对刑讯逼供的存在根源及其危害性进行分析，并参考借鉴国外相关成熟的做法，以期提出一套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希望本文对遏制刑讯逼供有所裨益。 关键词：遏制刑讯逼供有罪推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一、刑讯逼供的根源 一思想根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人的意识有能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它指导着人们的行动，所以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会有特定的思想根源作为基础，没有特定思想作为基础，这种社会现象就如没有地基的大厦，随时可能崩塌。刑讯逼供之所以能够在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环境中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必然有作为其生存土壤的特定思想。那么刑讯逼供赖以生存的思想土壤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先入为主，假定有罪思想的存在。有罪推定是封建司法的遗毒，基本含义是：任何被指控犯罪的人，都被假定为有罪，可以不经其他司法程序而将其直接宣告有罪或作为犯罪对待；或者虽经司法程序才能够将刑事被告宣告有罪，但这种司法程序是以假定被告人有罪而设有的①。在有罪推定思想下被指控犯罪的人即被认为是犯罪或者象对待犯罪那样处以刑罚，对其可以长期甚至是无限期羁押，为获取口供，可以对其采用刑讯逼供等不人道的方式。况且“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竟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及法院审理后绝大多数都被判有罪，无罪的只是极个别的②。 2、追根溯源，封建特权思想长期的荼毒。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皇帝至上，国家至上天经地义。“重官轻民”，“先国家后个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传统文化中的权力本位主义在人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于是有部分司法人员认为自己手中拥有权力，可以对犯罪嫌疑人随心所欲，从而出现刑讯逼供或变相的刑讯逼供。 3、现在的司法人员办案急功近利，总想着偷工减料。有了问题不喜欢去调查，不喜欢去实践，不去发案现场去寻找证据，不向群众请教，而沉溺于讯问犯罪嫌疑人，正如有位民警说的“明明是他干的，却死活不承认，给他几下他就会把问题给交代清的，根本不用东奔西跑”。想想在这样的思想的指导下，难道会不出现刑讯逼供！ 二制度根源 1、《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询问，应当如实回答。这一“如实回答”的法定义务，就使犯罪嫌疑人丧失了沉默的权利，同时也给了侦查人员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权力。痛恨犯罪人是人们的普遍心理，不打不招是犯罪嫌疑人的普遍做法，只要有一线希望，绝大数的犯罪分子都不会主动放弃逃避法律制裁的希望。这样，当犯罪嫌疑人不回答或回答的内容不符合侦查人员心目中的标准时，就认为犯罪嫌疑人在抵赖，于是为获取口供侦查人员难免会动手或者动用具械，刑讯逼供就这样发生了。理论上，第93条“如实回答”是旨在否定刑讯逼供，然而在事实上却起到了变相鼓励侦察人员重口供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纵容了刑讯逼供的发生。 2、我国到现在才基本上确定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是一项保障公民权利为核心的原则，基本含义是：个人在没有被依法证实有罪以前，应推定为无罪。既然是无罪的，侦控机关当然无权对其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对此，贝卡利亚进行过精辟论述：“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