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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汉魏时期文学逐渐向内发现了人，走向人的自觉和抒情的自觉。但此时的诗歌艺术处于文人诗发展的前期，诗史的演变更多受到政治文化背景的作用，而其内部的因素显得不是那么突出，也就是说文人身份的独立性和诗歌艺术的独立性还不够。因此，在文学走向自觉中也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文人抒怀的特征也与作家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
一、文人悲怀与政治认同
（一）宏观背景。汉代文人对政治依存度高，思想和创作都宥于社会政治的统治。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经学昌盛限制了诗人的创作自由。由于汉末历年战乱，社会动荡不安，大一统的政治和思想控制瓦解，文人身份相对独立，文人思想获得解放。在此过程中，文人们追求建功立业、匡救天下，又有感于社会的离乱、民生的凋敝、生命的短暂一方面他们通过诗歌抒情言志，表达忧国忧民、感时伤乱之痛，另一方面将事功不朽与文章不朽同视为人生理想。文人乃脱出两汉经学的桎梏，从以经国为主要价值发展到以艺术为其自身存在的价值，进入了文学自觉的时代。建安时期，文人悲情的自觉抒发得益于身份和思想的解放。刘师培在《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中说：“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悦：悦则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n如I 口｝因此，建安文学的悲怀抒发
有缘情、慷慨、尚通的一面。与汉人相比，建安文人更侧重于将文学看作表情达志、宣泄情感之具，这是文学自觉的表现。文学自觉后更注重个人抒情，又逢乱世，抒情中就免不了带上悲剧色彩，所谓“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毛诗序》）。文学自觉的前提条件是文学自身的价值与功用为社会认
可。从建安时期开始，统治者便逐步肯定文学的价值，认为“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人的身份地位也相应的提高。魏国统治者曹氏父子都爱好和奖励文学，招揽文士，围绕他们聚集了“七子”、蔡琰等众多文人。曹氏父子作为建安时期政治和文坛上的领袖，他们引领诗歌走向文学的自觉，“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
“诗之作矣，情以告哀” （王粲《为潘文则作思亲诗》）。
从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的角度来看，他们最初向往的是社会政治而不是专一做一个诗人。他们以特殊的历史事件、生活场景人诗，表明这些诗人身陷乱离时世，切身的生活体验和感受触发了他们悲天悯人的情怀，从而以诗歌观照社会。文人们一方面反映社会的动乱、民生的疾苦，另一方面有匡国救民的理想，悲凉慷慨，悲怀浓郁。此时的悲怀与《古诗十九首》相比，或许更浓烈，也不仅仅悲己，更有浓郁的哀世情怀。如《短歌行》中曹操所表现
的生命主题的重心已由伤一己之生命短暂转为对整个社会大生命的关怀；《薤露行》将董卓之乱摄人笔端，对国家和人民遭受的灾难表示了无限的愤慨和悲痛；在《蒿里行》中，又沉痛刻画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画面，发出了“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慨叹。“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炙热的功事之心与冷酷的打击排斥之
间往往存在巨大的落差，文人身份的解放和文学的自觉使得文人敢于将悲志不遂的感伤投入文学创作中予以宣泄、消释。因此对社会离乱的哀伤、对生命迁逝的哀叹充斥建安诗人的笔下，如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送应氏》等。建安初期诗歌具有了“以悲为美”的特质，他们不大描写欢乐的豪奢生活，更专注体现乱世的悲凉凄惨，哀叹人生短促与脆弱，满怀生命之忧。然而建安文人并没有陷入失望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由于文人在身份认同中注重政治身份，他们强烈的事功愿望使他们的悲怀有不同的气度和广度，也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建安后期的邺下生活相对优裕，而曹丕、曹植兄弟作为贵介公子，不免有骄矜之气，贵游之风转盛。此时愍乱忧时的文学悲怀减少，慷慨悲歌的风力靡缓。
（二）微观考察。同一时期文人的悲怀虽具有类型化取向，但在同中存异，不同文人的个体身份认同不同，悲怀的内容和抒发方式也不同。身份认同的差异导致文章风格的差异，建安时期的文人们的诗赋不仅倾向抒发悲怀，而且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刘勰曾对“三曹”因身份差异造成的风格差异评论道：“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三曹”的风格不同，古人早有评论：如
评曹操，“曹公古直，甚有苍凉之句。”（钟嵘〈诗品》）“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 （敖陶孙〈诗评》）评曹丕，“子恒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沈德潜〈古诗源》卷五）；曹植的诗早期“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 （敖陶孙〈诗评》）后期诗“意厚词赡，气格浑雄。” （方东树〈昭
昧詹言》卷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钟嵘《诗品》）这些风格在他们抒发悲怀时表现尤为明显。曹操与曹植的诗都表现了他们作为一个政治人的内涵，无论是现实的或是理想的。曹丕的诗却好像有意识地回避政治，在抒发悲怀时也渗透着一种闲适的趣味，洋洋清绮，“虑详而力缓” （刘勰《文心雕龙》）。曹操身为掌握国家命运的重臣，戎马一生，
忧国忧民，心怀天下，具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救民于水火的远大抱负。再加上其性格洒脱豪放和厚重的人生阅历。而其现实主义诗歌中又处处流露出其对现实丧乱和民生疾苦的忧患，因此其诗体现出了常人所不能及的苍凉悲慨，其悲怀抒情的特点表现为直书其事，直陈其情，古朴中呈现哀思，愤慨中孕有豪气。曹丕乃一代君王，他的人生比其他人顺利，心思细腻、敏感多情，在刀光剑影中尤感生命脆弱，凄苦悲惨，其感伤多发于琐事，触目皆悲凉。同时，身为帝王的曹丕所肩负的家国责任，天性多愁善感的他更加感伤，作品中满载哀愁、满溢伤悲，形成了其悲怀细腻哀婉的格调。曹丕的伤感还来源于他害怕曹植夺取太子之位而常怀猜忌、恐惧之心。为了确保帝位，他不仅对辅佐他的臣子存有戒心，还排斥自己的骨肉兄弟。曹丕是一位孤独的君王，作品中的感伤基调源自心灵深处的悲凉孤寂。因此他的作品缺乏其父的沉雄气度，也如履薄冰似的回避着政治。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曹植从来不把自己当作纯粹的文人，他时刻坚守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希冀将自己的身份首先定位于政治雄才。他的一生都把对政治理想的追求放在首位，而文学则始终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说“辞赋小道”，认为文学创作不能“揄扬大义”，又不足以“彰显来世”。形成这种态度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社会大动乱的时代，激起了士人统一天下的壮志豪情。建功立业是当时仁人志士普遍的政治理想。其次，曹操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影响着他，他也有拯时救世的政治理想，建功立业自然成为曹植一生执着追求的理想。第三，深受儒家“三不朽”的道统影响，曹植希望通过“立功”获得“不朽”，实现其生命的价值。“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声”，而不是“以翰墨为勋绩，以辞赋为君子” （曹植《与杨德书》）。纵使文学上取得彪炳千秋的成就，他始终为自己政治理想的破灭而郁郁寡欢。长期遭受政治压抑和排挤的他不能获得身份的认同，只能将满腔悲怀化为笔下辛酸泪。同—个文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其身份的变化，其所抒发的悲怀也会发生变异。建安末，曹操及多数文人辞世，文坛热烈气氛顿然冷却，而两位核心人物支撑起文坛气象，而仅剩曹植一人不断哀吟着悲歌。不过曹丕已登基，曹植则只能在贫瘠荒秽的封地过孤独寂寞而不自由的生活。曹丕故作大言豪语，以壮帝王声威，一扫其感伤敏感的悲怀，但显出过分的矜饰。他缺少曹操那种过人的胆略和沉雄的气概，底气不足，空作豪壮语，反显得虚张声势，终嫌浮泛浅露。曹丕进入了皇帝的角色，同时不免丢失了文人的身份。曹植前期仕途得意、意气风发，其诗歌或描写公子生活的放纵浮华，或抒写他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诗情昂扬慷慨，辞采华茂，正所谓“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后期，曹植因争立太子失败而被
打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生存之忧让他的悲怀更深沉委曲。后期的作品因政治遭遇的影响呈现出与前期不同的风格，主要是抒发他的悲怀：抒发理想不能实现的焦虑，雄心不能施展的苦闷和对社会与人生的悲剧体验。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1）〈美女篇》〈七哀诗》为代表的闺怨诗用弃妇、怨女的形象曲折吐露自己壮志难酬，在政治上惨遭遗弃的哀怨之情以及自己思君保国的衷肠；（2）〈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为代表的悲愤诗，直接抒发怨愤，揭露曹丕的残忍阴毒；（3）以〈杂诗》等为代表的述志诗，满纸辛酸泪。政治理想的失落，现实环境的残酷，骨肉相煎的无情使曹植的创作日趋成熟起来，其作品风骨凛立，力透纸背；（5）〈仙人篇》、〈五游咏》、〈游仙诗》、〈远游篇》等为代表的“游仙诗”寄托着他对建功立业理想的不懈追求。朱自清曾说过“曹植在曹丕作了皇帝之后，颇受猜忌，忧患的情感，时时流露在他的作品里，诗中有了‘我'，所以独成大家”。四自从其兄曹丕继位后，曹植的抱负就再也无法实现，其作品是他壮志难酬、频遭打击、四处流浪、处境险恶的情绪反映。他怀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的凌云壮志却面临“圈牢之养物”的窘境，悲愤难平，曹植只有以饱蘸感伤的笔墨，谱写一曲曲生命的悲歌，不平的人生遭遇使曹植发他人所不能发，成就了其诗悲愤抑郁，哀凉伤感的风格。曹植的人生悲慨源自他那颗不甘以文士自居的心灵。身份认同严重受挫，目标追求与现实际遇所形成的巨大落__ 差，使得曹植的悲怀更多的表现为一种失落、悲哀、绝望、怨怅、愤怒等情感冲动。困顿危殆的生活，使曹植一洗此前“三河少年”的浮华气息，脱胎换骨，增加了不少深沉的悲怀。十余年身份认同的受挫，十余年痛苦艰辛的摧折磨练，使得曹植积累了丰厚的生命体验来撰写那些充满忧患意识和悲愁情怀的诗文。正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钟嵘〈诗品》），他从而真正走上了大作家之路。
二、文人悲怀与文化身份认同
（一）宏观背景。
在一个文化激烈转型的社会，寻求深层次的文化身份认同一般是通过激烈的内心冲突和挣扎而达到的，这也就形成了文人悲怀的重要源泉。在动乱的时局中，文人较之儒者更能发挥作用，因此文人的地位和文学地位得到充分的肯定，诗人群体开始形成。文人群体身份更多的是在形式上得到确立，它仍然无法给文化深层的心灵—个栖居之地。刀光剑影下的深重灾难，文化道德体制的崩溃，使得身份本已无“根” 的文人在精神上也如飞蓬。战乱纷争削弱了中央集权，思想的多元化取代了儒家正统思想的专制，知识分子因传统道德的崩溃而失落，却也因此得到了解脱，得以自由抒写心声。建安时期，
‘‘好法术”的曹操和“慕通达”的曹丕，通过政治上的打击、文化上的放逐、个人生活情趣上的导向等种种手段，给
本来就已经气息奄奄的儒学带来了毁灭性的
打击。建安为易代之际，这是中国思想文化转型变化的时代。
《魏志》卷十三《王肃传》注引《魏略儒宗传序》云：“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 当时“风衰俗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思想史上有名的“孟德三令”与“孔融三论”。前者实质是所谓“唯才是举”“盗嫂偷金” 者等不仁不孝之人亦在举拔之列。后者第一论破儒家亲亲之义，第二论破儒家君臣之义，第三论破儒家性善之义。明代李梦阳在〈〈曹子建集?序》中指出：“曹操以雄诈智
力，盗取神器。丕席父业，逼禅据尊。乃不趁时改行，效重本敦睦之计，而顾凋剪枝干，委心异族。有弟如植，俾之危颖禁锢，睹事扼腕，至于长叹流涕，转徒悲歌不能自已。嗟乎，予于是知魏之不竟矣! ”此段从思想文化角度探索人文悲剧：第一、偏重曹植作品中的文化人伦悲怀的苦咏；第二，指出曹魏政权的文化品质违背了士人内心深处遵从的儒家文化人伦精神；第三，人文传统与法家传统的抵牾使得文人悲怀深沉。曹魏政权的这种文化品质使得本来深受儒家君子道统影响的士人内心十分矛盾，其文化身份在仁义道统与政权文化需求之间难以实现认同。（-）微观考察。
《晋书?傅玄传》云：“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
之论盈于朝野。”从此处也可以看出曹操及曹丕文化身份内部并没有大的冲突，故其悲怀的类型也较为侧重事物
“感发”型，并不是内心深处的矛盾激化。“曹植身上一方面反映了曹魏时期重才轻德、任情使气的文化品
质，‘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魏志?陈思王传》）；另一方面，他又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方东树云：‘子建
庄重直似六经'，清人吴德旋云：‘陈思终是汉纯臣”'。脚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
业，不朽之盛事”，而他却始终以儒家“治国平天下”为第一理想，在《与杨修书》中说到“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文章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
他也以孟子的舍生取义为烈志，“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在《赠白马王彪》中写道：“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含蓄地表达出孤臣孤忠无告的悲愤，将对手足之情的依恋和人伦道德的呼告推向了悲怀之渊。后来曹植作了《求通亲亲表》一文，博引《诗》《书》《礼记》，彰显儒家大统中的“骨肉之恩”“亲亲之义”，痛斥严刑峻法。此时玄学的发展还不足以使得文人在其中获得心灵的自由通脱，似乎是儒家功名之手将他推人政治深渊。儒家伦理传统将他束缚于心灵痛苦之中，却又是儒家道统的声音使他发出自己渴望获得身份认同的呼告。在曹魏崇尚法家的文化背景中，这种儒家人性的伦常之美只能沦为专制的祭品。文人的文化身份认同严重受挫。文化身份内部的矛盾使得其始终处于内心的激烈冲突中。在—个文化剧烈转型的时代，总有一部分人在漩涡中无力地挣扎，发出羔羊求救的呼号，寻求解脱但无法解脱，只得将一腔悲怀诉诸笔端。
结语悲怀的抒发是建安时期文学的最大亮点。悲怀的背后是人们基于身份认同对现实生存的思考和对人生寄托的寻求。文人身份的变迁正是文人悲怀变异的主要原因。这不仅使得悲怀有时代的烙印，而且使得悲怀有个性特色。曹氏父子作为建安时期政治和文坛上的领袖在中国文学史上贡献巨大，他们所抒发的悲怀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三曹与建安七子
八十年代初期，为一家出版杜撰写莎士比亚》的传记时，在众多资料中。我一直难以忘怀的，是剧作家和他的剧团同事，在詹姆士一世的驻跸行宫里，堂会演完以后，夜里还得为之站岗的细节。那时已经有点名望的莎士比亚，而且为供奉剧团的股东之一，也得穿上制服值勤。我不知道他是否像现在伦敦皇宫戴着高顶熊皮帽的御林军样子?更不知道他在雾气弥漫的英格兰之夜有些什么感想?他快活呢?还是尴尬，或者竟是麻木?吾人已不得而知矣! 这位苏格兰的跛子国王，如今，即使在他的故乡，也没有什么人会提到他了；而莎士比亚，却成为这个地球上的所有语种，都能闻音而意会的词汇。记得解放前在南京国立剧专读书的时候，听孙家秀先生讲授莎士比亚课的情景，她朗读莎剧应该算是古文的英文。那铿锵的语调之美，接着，口译为中文，那华彩的文字之美，令我们这些学子，充分领会这位大师的艺术魅力。
但是，当我为他作传的时候，想到一个巨人，竟被一个小丑式的君主，侏儒般的帝王，如此这般地役使着，不禁为这种斯文扫地的场景，生出一丝莫名的悲哀。当然，辱没大师，侮弄天才，也不仅仅是在威尔登宫里站岗的莎士比亚的遭遇，在中国有记载的文人活动史中，很长
文人的际遇要比莎翁还糟糕些，好一点的，为侍奉，为弄臣；次一点的，为家奴，为仆从，几乎不具有独一个时期，
立人格，是一辈子附属于人的人。因此，为主子站岗放哨，给老爷擦背搓澡，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司马迁在他受到最屈辱的宫刑以后，给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不无苦涩地道出这种说是文人，实为贱民，名为近侍，地位很低的现状：“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因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这境遇，听起来蛮心酸的。文人作为一个自觉的，在精神上获得解放，在心境上有所飞跃，不再臣服于谁，不再附属于谁，不再视自己为奴仆的人，这一步，这一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曹操给改变了的。这当中也包括曹丕、曹植，也就是文学史惯称的“三曹” 的共同努力，从此，中国就有了两种文人，一种是御用的，一种是非御用的。当然，非御用的不见得不可以御用，同样，御用的也会丢掉皇家的饭碗而非御用；反过来。非御用的不见得不想成为御用的，吃香喝辣，同样，御用的说不定脑满肠肥之后，想要一份非御用的清名冷誉，也说不定的。所以，有这两种文人出现，是好事情，但他们之间，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非泾渭分明的格局。由于三曹，中国有文学以来，开始出现异类文人，有别于官方的，主流的，正统的，在朝言朝的御用文入，实在是文学的大进步。有了这种不一定听命君主，不一定遵旨创作，与统治集团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具有相对程度上能够自由创作的文人，对于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肯定会起到促进和推动的作用。这是公元196年东汉桓帝建安年间出现的文学盛况，故名之日“建安文学”或以其代表人物，名之日
“建安七子” 。
只有一朵花支撑着的春天，终究要显得冷清，所以，曹操，虽然他杀害文人，名声不佳，但他能够容忍人，在不危及到他的统治威权下，给文人较多的选择余地，较大的活动空间，造成建安文学的辉煌。而且，曹孟德不像汉武帝那样，把司马相如、司马迁，当作可以呼来叱去的狗那样对待，而是在矛盾没有激化到必须杀人才能解决问题时，还是能够平心静气与孔融、杨修之流探讨文学，甚至开个玩笑什么的。将他们当作人，当作文人，而不是部属、下级、听差、茶房，在封建王朝中，这样的统治者，敢于突破流俗之所轻，敢于改变周秦以来视文人为末流的观点，真是了不起。
鲁迅先生的话，他说：“曹操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尽管，建安七子中的绝大多数成员，是他们父子的部属，在相府那儿拿工资，领补贴，享受局级或者处级待遇。孔融甚至当到政府的建设部长，这项任命，要没有为丞相的曹操画圈，汉献帝也不敢任命他。虽然后来到底砍掉了脑袋，但是，在他没有出事以前，曹氏父子对他，对七子的其他文人，是一种文入与文人的同行关系，而不是主子与奴仆，帝王与臣僚的关系。汉代的两位司马，以及枚乘、严忌、桓宽、王褒之辈，好像没有得到过这份平等的待遇。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或主要以文学．来谋生的文人，也是较早不以服务帝王为己任，不以官方意志为准绳，按自己意愿写作的文人。他们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并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成为中国非正统、41E?丫文人的一种样本。鲁迅先生在一篇题目很长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作品中，认为他们的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
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下来，“通脱” 则更加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潮流。所谓“通
脱” ，说到根子上，是文人对于创作自由和个性自由的追求。然而，文学迈出的每一步，总是要付出或大或小的代价。任何新的尝试，总要打破旧的格局，而一旦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抵抗、
反扑。倘若探索实验，还在文学的范围以内，至多视作离经叛道，犹可容忍。倘逾轨出格，使得利益格局发生变化，这时，若不煞车，若不就范，某个文人的脑袋，就有可能撞到刀口上去。同是杀身之祸，曹操以前和以后的文人，便有了本质上的不同。屈原被楚灵王赶出了朝廷，他只会在汨罗江边，眼泪鼻涕一大堆地伤心哭泣，绝不敢革命；司马迁犯了“错误” ，他宁肯忍受汉武帝的宫刑，在蚕室中将泪水往肚里吞，也不敢跑出去造反。而在曹操以后，那个阮籍，对不起，大醉三十天，硬是不理会你司马昭。那个嵇康，你可以杀我的头，但在下刀子以前，你得让我抚完一曲《广陵散》。这等风骨的文人，你能让他在威尔特郡潘布罗克伯爵的庄园里，为詹姆士一世站岗吗?所以，曹操了不起，他给文学史带来的纷繁复杂的变化，先是文人品类的非单一化，然后才有文学世界的多样化。一个文人去为帝王站岗，也许能使这位统治者添些许风雅，但所有文人都去站岗的话，这太清一色的文学史，怕就不那么好看了。因此，曹操这一手，自觉的行动也好，不自觉的行动也好，“善莫大焉” 。也许，他终究是货真价实的诗人。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文人的，曹操得算一个。他的诗写得有气概，他的文写得有声势。而且，在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的那一刻，其实是个很浪漫，很多情，很讲朋友和义气的诗人。譬如，他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不完全是她的《胡笳十八拍》写得让他感动，更重要的，她父亲蔡邕是他的朋友。而且那是一位
大学问家，他要求回汉的蔡琰，将她父亲已被战乱毁灭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种对文化，对文学的开放的精神，包容的姿态，也不是所有的领袖人物，都能具有的胸怀。应该看到，他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黄河流域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才有可能改变文人的从属依附的地位。加之他手中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 延揽了一批像蔡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文人，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在许都，主流文人献诗作赋，非主流文人吟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展示的中心。老实说，在中国，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饱，生活不安定的时期，领导人便只会革命文化，而顾不上建设文化的。尤其出身于草根阶层，文化低，素质更低的皇帝，便以扫荡文化为能。由于大局已定，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璃，应场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是相当准确，并具有权威性的。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此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绒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 ” 看起来，曹操是振—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余遗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动乱与安定的关系至大。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
步的作用，但其破坏文明文化和毁灭社会财富的极其消极的方面，则更可怕。董卓这个军阀，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也自然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这种荡涤人类明成果的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举步维艰。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生养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的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的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诗
章” ，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 的局面出现了。《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变，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 了。因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乱，
接触到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实景，加之当时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的解放，文人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所以，“慷慨任气” ，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 ，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 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求全责备，是大可不必的。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在文学史上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数千年过去，本来的浓，会渐渐地淡，本来的淡，会渐渐地消失，如今谈起建安文人，仍挂在嘴上的这些名字，也就只有“融四岁，能让梨” 的孔北海了。至于谈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三曹，长居霸主位置。曹操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曹植的《七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北地称伯的陈琳，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曾经很浓过，浓得化不开过，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本来也许就淡，淡到后来，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但是，三曹所营造的建安文学的包容格局，所形成的建安文人的个性色彩，对于中国文学史所起到的表率作用，先启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否则，只有
“建安风骨”是指建安时期和魏文帝、魏明帝时期诗歌的美学特征，又称“汉魏风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是天下大乱的时代，这时代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诗人。“三曹”指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建安七子”指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于建安前期先后投奔曹操，形成了一个以曹操为首的文学群体，共同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时期。 曹操（公元155—220年），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人。东汉末年的权臣，位至魏王，死后被儿子魏文帝曹丕追尊为魏武帝。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是建安文坛的领袖。现存诗歌二十多首，全为乐府。南朝梁的《诗品》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曹操的诗真实地反映了汉末长期战乱所造成的凄惨景象，如《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一百个人中只剩下一个），念之断人肠。”曹操一生为天下统一而战，他的诗歌也抒发了这种理想和抱负。如《龟虽寿》：“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丕（公元187—226年），字子桓，曹操次子。公元220年称帝，史称魏文帝。曹丕所著《典论·论文》篇，是中国第一篇比较完整而有系统的文学批评论文，它论述了文章体裁、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以及文学批评等问题，把文学的重要性提到了“经国（即治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程度。曹丕现存诗歌四十余首，大半是乐府诗，但多有变革。在内容上，他由反映社会问题转向抒发个人感情，擅长写离别相思之情；在诗体上，他大胆探索，创作了中国第一首七言诗《燕歌行》和长达77句的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在语言上，他由质朴自然转向清丽文雅；在风格上，他由慷慨悲凉转向委婉含蓄。他的诗歌已明显呈现文人化、个人化的趋势。 曹植（公元192—232年），字子建，曹操子，曹丕弟。他才思敏捷，很受曹操宠爱，几乎立为太子。但他任性放诞，终于失宠。曹丕称帝后，他备受猜忌和迫害，名为王侯，实同囚徒。后来封为陈王，忧愤而死，年仅四十一岁。死后谥为思，世称陈思王。南朝宋代诗人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这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曹植确是继屈原之后最杰出的诗人，现存诗约九十多首，代表了建安诗歌的最高成就。慷慨悲壮的情怀，爽朗劲健的形象，凝炼秀美的语言，大量运用比兴手法，形成了“骨气奇高，辞采华茂”（钟嵘《诗品》）的独特风格。他的散文和赋也写得很好，其中《洛神赋》尤为著名。
湘潭江声实验学校集体备课稿纸 2015 年下学期七年级语文研讨时间：月日第周星期研讨人员： 主备人：曾朝霞审核人：参与修改完善人员： 课题：建安文学 ［教学目标］ 1.了解关于建安文学的基本文学常识。 2.以“三曹”代表性诗歌为例了解建安文学的基本特点。 3.以其中一或两首诗为例进行诵读并鉴赏。 4．提高学生分析鉴赏诗歌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１.了解建安文学的基本特点。 ２.抓住诗歌意象来解读诗歌主旨，培养诗歌鉴赏能力。 ［教学过程］ 一、导入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汉沛国谯（今毫州）人曹操组建青州兵，挟持汉献帝， 统一北方，社会有了比较安定的环境。曹操父子皆有高度的文学修养，由于他们的提倡， 一度衰微的文学有了新的生机。在当时建都的邺城铜雀台（故址在今河北省邯郸临漳县 境内），聚集了一大批文人，他们在诗、赋、文创作都有了新的突破，并掀起了我国诗 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今天，我们就去看看那个时代颇具特点的文学。 二、文学常识介绍 1、建安文学的定义及代表作家 东汉末年一大批文学家，在铜雀台，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 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是“三曹” (曹操、曹丕、曹 植)和“建安七子” (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蔡琰，而 以“三曹”为核心。 2、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动乱和人民的苦难，抒发建功立业的理想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意境宏大，笔 调朗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其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艺术风格，文 学史上称之为“建安风骨”或“汉魏风骨”。 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叹，强烈的个性色彩和浓郁的的悲剧色彩，就是“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的内涵。 三、以“三曹”诗歌为例，感受建安文学的特点 （一）曹操及其《蒿里行》 个性化设计：
建安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段时间的文学，即曹氏势力统治下的文学，创作主要是在建安年间。代表作家主要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和蔡琰等。建安作家用自己的笔直抒胸襟，抒发渴望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掀起了我国诗歌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个高潮。由于其时正是汉献帝建安年代，故后世称为建安文学，也称建安风骨。 建安风骨 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刚健：（性格、风格、姿态等）坚强有力。是刚强、雄伟的风格形态。刚健的作品气势豪迈壮阔，感情奔放激烈，境界雄奇浑厚，具有阳刚之美。 遒劲：雄健，刚劲有力。 风骨：指文学作品刚健遒劲，有个性、有力量的格调。 慷慨：情绪激昂。 影响 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曹操，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他的作品除五言外，四言诗也不少优秀之作，他学习汉乐府，但又有自己的风格。 他御军三十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唯才是举；对文士礼遇有加，与文士一同从事创作，讨论文章，相处如宾如友。 他的诗歌创作代表作品有： 1、描写汉末战乱和人民苦难的 如《蒿里行》中的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2、表现统一天下雄心壮志、充满积极进取精神和博大的胸怀的 如《短歌行》中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描写了大海孕大含深的气派。 3、表现对贤才的渴慕 《短歌行》中的“青青子矜，悠悠我心”
三曹诗风异同 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代表的建安诗人，开创了彬彬大盛的建安文学新局面，形成了建安诗歌慷慨悲凉、明朗刚健的风貌。三曹的创作体现了建安文学的时代特色及不同阶段的个体特征。 共同点： ①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歌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诗歌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同的贡献。曹操借乐府旧题写时事，开创一代诗风；曹丕诗歌以抒情性代地替写实性，运用乐府艺术形式时引赋入诗，开拓了诗歌艺术表现；曹植在乐府诗中注入强烈的感情与个性，使原来以叙事为主的乐府转向以抒情为主，丰富了五言诗的表现手法。 ②曹氏父子的创作，体现了建安时期追求“慷慨悲凉之美”和非功利、主激情、重个性，求华美，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的特点。 ③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政治理想的高扬，人生短暂的哀怨，强烈个性的表现及浓郁的悲剧色彩的表现贯穿其创作之中。 不同点： ①风格差异；三曹创作体现了建安风骨初期、中期及后期不同的风格特征。曹操的诗歌古直悲凉，曹丕的诗歌激扬壮丽；曹植的诗歌豪宕深沉，情兼雅怨。曹操诗通脱，曹丕诗华丽，曹植诗沉著。 ②诗歌内容侧重点、艺术表现不同： 曹操的诗歌多从时事政治、军事民情方面反映现实；曹丕的诗多从离愁别怨、家庭的角度反映社会生活；曹植的诗主要从自身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内心的悲愤忧思的角度反映社会现实；曹操的诗激烈深刻，勇于批判，顽强进取，多英雄本色，大将风度；曹丕的诗委婉平和，固步守成，多公子声气，儿女柔情；曹植的诗悲怆幽怨，多诗人气质，情感浓郁；曹操诗报国
述志，蒿目时难，侧重时事、政治、民情的抒写；曹丕的诗工于言情，重在乱世余人心理的表达；曹植的诗重在个体遭受挫折的悲哀与怨恨的抒发；曹操诗质胜文；曹丕的诗文胜质，曹植的诗文质合一。 ③题材表现、情调不同 曹操的诗多抒发生灵涂炭，四海未定的悲情，其情深沉、苍茫、浩大，主要借乐府旧题反映现实，直陈其事，明情显志，忧国悯时，充满“悲情”；曹丕的诗多怀着迷惘的思绪，淡淡的情愁，关注游子思妇的叹息，思考生命本体存在的价值，其情细腻深婉，纤巧细密，充满“忧情”；曹植诗歌着重描述个体需要在遭受挫折后的悲哀与怨恨，展示失意者的内心世界，其情曲折腾挪，沉痛深挚，充满哀怨。曹操的诗多以乐府旧题填写新辞，反映现实；曹丕的诗借游子题材，表现人生的孤苦飘零，生命本体承受的气质沉重苦难；曹植的诗主要借游仙形式寄托情感，抒发人生变故，失意的悲愤。
第六章建安文学 一、名词解释 1、三曹：汉魏间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的并称。他们以显赫的政治地位与杰出的文学才能著称于世。他们在诗歌中抒写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乱离的社会场景，悲歌慷慨，是汉魏风骨的代表诗人，在五言诗歌发展史上处于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曹植被誉为“建安之杰”。 2、建安七子：指东汉建安年间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等七位文学家的并称。他们均以诗文显赫当世，是曹魏文学集团核心成员，与三曹同为建安时代的重要作家。其中以王粲、刘桢成就最高。 3、建安风骨：是对建安文学风格的形象概括。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当时有不少作品反映了乱离的社会现实，表达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和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其诗歌情调慷慨悲凉，语言刚健爽朗。后人把建安诗歌的成就称为“建安风骨”。 4、《悲愤诗》：诗歌篇名。汉魏间著名女诗人蔡琰的代表作品，相传有骚体与五言体二首。其中五言体较可信。全诗五百四十字，自述在汉末动乱中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整个汉末动乱时期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具有典型意义。全诗叙事波澜曲折，抒情如泣如诉，有强烈的感染力。 二、论述题 1、建安时期有哪些著名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有何共同特征？ 参考答案：建安时期著名的诗人有“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和女诗人蔡琰。其诗歌创作的共同特征是：都致力于五言诗的创作，表现了乱离的社会现实，表现了统一天下的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理想精神，情调慷慨激昂，语言刚健爽朗，“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形成所谓“建安风骨”。 2、试析“三曹”诗歌风格的差异？ 参考答案：曹操的诗歌富有抒情化、个性化特色，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语言古朴苍劲，风格悲凉慷慨、雄健沉郁。曹丕的诗多写游子思妇题材，兼有年命之悲和行乐之情，充满乱离时代的哀怨之音，诗风清丽哀婉。曹植是第一个大力写作五言诗的作家，其诗歌加强了抒情化色彩；描写细致，善用比喻，增强了形象性和生动性；词藻丰富华美，讲究对偶、炼字，语言绮丽而自然，韵律、色调和谐；讲究谋篇布局。风格“骨气奇高，词采华茂”。 3、简述曹植诗歌创作前后期的变化及其原因？ 参考答案：曹植早期诗歌充满了昂扬奋发的精神，后期诗歌慷慨悲凉。诗风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其政治地位的变化导致题材与艺术手法的变化。曹植早期才华横溢，颇受宠爱，故诗歌多歌唱建功立业的理想抱负，也有感时伤乱、述写宴饮游乐的作品，洋溢着浪漫乐观的情调。后期备受猜忌，故主要抒写自己遭谴被弃的悲愤与不平，或述写朋友和自己遭受迫害的愤懑，或借传统闺怨题材表明自己的心志，或自抒胸臆，或借游仙以排遣内心的苦闷。大量地运用了比喻和象征手法表现诗人反抗迫害的精神。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 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是指从汉献帝刘协建安年间（193——220）下延到魏明帝曹睿太和年间（227——233）这一历史阶级的文学，它实际上是以曹魏为中心的文学。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影响，这个时期的文学较之前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特别在诗歌方面更是奇峰突起，作家群出，俊才云蒸，形成了古代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创作高潮和“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那么，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容上：反映现实，抒写怀抱。汉末，三国是历史上著名的乱世，社会动荡，战祸连绵，疾疫水旱不断，死亡不幸袭击着千家万户，悲哭哀号弥漫了中原大地，实是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建安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描绘出一幅幅满目疮痍、凄凉残破的乱世灾难图。如曹操的《薤露行》记叙董卓之乱前后的历史事实，弹劾执政者的昏庸无能和军阀的殃民祸国；《蒿里行》更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两首诗向有“实录”之称，“诗史”之誉。王粲的《七哀诗》勾勒了一幅痛沭人心的画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令人惨目伤心的情景，正是当时苦难现实的典型缩影。蔡琰的《悲愤诗》通过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真切再现了董卓之乱中人民的惨罹杀戮，妇女横遭蹂躏的丧乱现实，和大乱后中原“城郭为山森，庭宇生荆艾。白
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凄凉景象。此外曹植的《送应氏》、《泰山梁甫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都以不同方式、在不是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灾难和人民的疾苦。这是建安文学在内容上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建安作家还在其作品中抒写了他们希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壮志和理想。曹操的《短歌行》抒发民作者年岁老大、功业未竟的感慨、求贤若渴的情怀和统一天下的抱负，真诚感人。《步出夏门外》中的观沧海、《龟虽寿》更是“歌以咏志”的名篇。前者通过对大海的描写，抒发了作者吞吐日月、怀抱星汉的豪情和席卷天下、囊括四海的雄心，后者直率淋漓地倾吐了老当益壮的英雄情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脍炙人口的名句，千秋使人慷慨。曹植的《白马篇》塑造了一个游侠英雄的形象，通过赞颂他“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的高超武艺、“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的豪迈气势和“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献身精神，寄托了作者豪情壮志。曹植后期一再遭受曹不丕父子的迫害，但他仍多次上书求“自试”，念念不忘“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杂诗》其五）、“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杂诗》其六），表现出早遭困顿而气不衰、其志弥坚的精神。另外，孔融的《杂诗》其一、刘桢的《赠三弟》三首等也都表现了当时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 二、形式上：抒情直接，笔调明朗，文质相称，勇于创新。建安文人都大热爱民间文艺，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抒情“唯求诚恳”，“不求雕琢”，具备民歌那种浑厚朴素、直率自然的特点，不只曹操等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此，就是陈琳、阮的诗歌也带有明显的民歌调。与此同时，建安的优秀作品多产生于战乱年代，形
建安风骨到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期间出现了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呈现出一种全体性的风格。 文学的自觉标志：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三对文学的审美性有了自觉的追求。 魏晋玄学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明显的关系，东晋以后又吸收了佛学的成分，步入新的阶段。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玄学的崇尚自然与言意之变对文学与艺术有直接的影响。而佛学的传入，在文学想象、音韵词汇方面给中国的文学带来了影响。 唐文学的繁荣是为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是诗，它可以说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就表现领域说，逐渐从宫廷台阁走向关山与塞漠，作者也从宫廷官吏扩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调说，北朝文学的清刚劲健之气与南朝文学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境界；就诗的形式说，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唐人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把四声二元化，一是解决了黏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构成律篇，摆脱永明体诗人种种病犯说的束缚，创造了一种既有程式约束又留有广阔创造空间的新体诗——律诗。 1三曹：曹操、曹丕、曹植 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曹操的诗，现存二十馀首，都是乐府诗，其内容和写作方法都与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精神一脉相承。他采用乐府古题，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语言古朴率真，悲凉之中含跌宕慷慨之气。就艺术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诗也为已经板滞僵化了的四言体注入了活力。其诗一是反映了汉末战乱的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被后人称为“汉末实录”；二是描写他本人的政治主张和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作品有：《薤露行》、《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短歌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等。他的《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我国现存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曹丕，现存诗约四十首，按内容主要分为三类：一为宴游诗，模范山水比较细致，文词富丽，常用对偶，在我国山水诗的发展上有一定的地位。二是抒情言志之作。与他《典论》中的某些篇章用意相同。三是写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最能体现曹丕诗的水平。清人沈德潜说：“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一变在个人情感的抒发，由历史和天下转向个人；二变在文人化艺术艺术表现手法的使用和艺术风格的形成，主要表现在语言的工丽和艺术形式的创造上。（他的诗，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诸体具备）他的诗中充满了对死亡的哀伤，他对人生中凄凉情感的体验，是超出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他的《燕歌行》是我国现存第一首成熟的七言诗。（邺下文人集团） 曹植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和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白马篇》。后期诗歌主要表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后期按内容可以分为四类：对自己和朋友遭遇迫害的愤懑；用思妇、弃妇寄托身世，表白心迹；述志诗；游仙诗。锺嵘《诗品》“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是第一位大力写作五言诗的文人。现存诗歌九十馀首，其中六十多首是五言诗。他，既继承前代又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其诗受到后人推崇的原因有三：一文采富艳；二对五言诗的发展有重大的影响；三成为失意文人的典型。 2七子：王粲、刘桢、孔融、应玚、阮瑀、徐干、陈琳 “三曹”、“七子”在建安时代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 “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刘勰许为“七子之冠冕”，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他的诗感情深沉，慷慨悲壮，“自伤”是他的感情特征，写诗的出发点。 刘桢，性格豪迈，狂放不羁。其诗一如其人，纯以气势取胜，目无千古，踔厉奋发。他的诗一类为
建安文學的自覺 這個問題，是魯迅先生最早提出來的。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系》：“用近代的文學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一派。” 從曹丕《典論·論文》來考察，有以下表現。 一“詩賦欲麗”，對文學本質的認識，文學地位的提高。文學审美特征成為自覺的追求。“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強調立言的重要性。 二“文氣說”。創作個性的覺醒。 強調作家主體意識在文學創作中的作用。 三、文体观念的自觉。细分体裁。 四“哀人生之多艱”，抒寫內心世界，反映社會人生，慷慨悲涼，表現自我。 五“三曹”、“建安七子”，文學群體的出現。 《世说新语·文学第四（66）》：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qí）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曹植的影响；1文采富艳，泽被后世。 一代大家。《诗品》。才高八斗。王勃。李商隐。黄庭坚。汪道涵。 2五言诗的发展。 3不幸身世。 1.古都邑名。春秋齐桓公始筑，战国魏文侯建都于此。秦置县。汉后为魏郡治所。东汉末年又先后为冀州、相州治所。袁绍镇此。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为魏王，定都于此。曹丕代汉，定都洛阳，邺仍与洛阳、长安、谯、许昌合称五都。晋避司马邺 (愍帝)讳，改名临漳。十六国时後赵、前秦、北朝东魏、北齐皆定都于此。有二城：北城曹魏因旧城增筑，周二十馀里，北临漳水，城西北隅列峙金虎、铜爵、冰井三台。旧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南城筑于东魏初年，大于北城，今属河南省安阳县辖境。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复名邺县，宋 (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并入临漳。《韩非子·内储说上》：“西門豹爲鄴令，佯亡其車轄。”《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曹公敗于赤壁，引軍歸鄴。” 《典论·论文》和《文赋》各有一段话提到文体的特点，为文学史家所熟知。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文赋》） 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会提及这两段话。鲁迅先生更是从这段话里读出了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开始。但人们重视的是“诗赋欲丽”和“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两句话，从中看出对文学自身形式美的追求的自觉。但仅注意到这些远远不够。仔细研究这两段文字，有几个细节值得进一步注意。《典论·论文》提及的文体有八种，分为“奏议”“书论”“铭诔”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897676776.html, 论建安文学与陈子昂诗中的名士风骨 作者：陈逸鸣 来源：《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8年第02期 摘要：林庚的《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指出，当社会发展较好、充满希望时，更容易出现浪漫主义，并通过一系列的逻辑推理、论证，得出陈子昂诗歌和建安风骨属于浪漫主义的结论。本文对此提出了质疑，论证了建安时代的主流是战乱而非发展；建安文学不是平民文学，而是名士文学；陈子昂诗歌与建安文学一样，既关注现实、悲悯苦难，又雅好慷概、高扬理想。本文最后反思、批评了古代文学研究中常见的“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二分法的缺陷。 关键词：陈子昂；建安文学；名士风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153（2018）02-0054-06 一、《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内容概述 林庚的《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古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传统》一文原载于《文学评论》1959年第5期，于1987年收入林先生《唐诗综论》一书。《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全文分为提出问题的前言和论证观点五个章节。在前言部分林先生发问：“作为盛唐时代前夕的大诗人陈子昂，他在诗歌创作上以及主张上，究竟是属于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呢”[1]5；在之后的五个章节里，林先生力证自己的核心观点：陈子昂诗歌属于浪漫主义。 在前言里，林先生除了提出上述的问题外，还摆出了一个基本观点：当社会发展较好、充满希望时，更容易出现浪漫主义。林先生的原话是：“在全民意志盛旺的情况下是有利于文艺高潮出现的，这自然就更有利于浪漫主义的出现”[1]5；“当所遇见的矛盾较为单纯，可以有希望克服的时候，就容易生产浪漫主义；当所遇到的矛盾纠缠复杂，难以求得解决的时候，就容易产生现实主义”[1]6。随后林先生就在这个前提上开始论证自己的核心观点。在第一章“武则天的时代”里，林先生用“武则天预为唐玄宗选拔了开元名相”等事例，论证了一个观点：陈子昂所处的时代，并非一些人说得那么黑暗，而是“一个全民意志盛旺的前夕，一个上升发展中深具浪漫主义气质的时代”[1]12。在第二章“建安风骨”里，文章先指出陈子昂钦慕的“建安风骨”是指一种“爽朗遒劲的风格”，它符合浪漫主义的精神实质——“高瞻远瞩”、“有理想而不同于流俗”、“具有英雄性格”。然后说建安时代也是一个上升的时代，农民起义带来的“主要的是发展而不是战乱”，这就是建安风骨“雅好慷概”、“梗慨多气”的主要原因。在第三章“陈子昂的诗歌主张”、第四章“陈子昂诗歌中的浪漫主义精神”、第五章“《登幽州台歌》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作者立足于陈子昂的具体作品——《修竹篇》《感遇诗》《登幽州台歌》等，说明陈子昂诗歌的确颇有浪漫主义的风骨。 如前所述，在《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的前言与第一、第二章里，林庚是在摆设自己的逻辑链。此逻辑链可归纳如下。在前言道明一个论证的前提，即社会发展较好时更容易出现浪
七哀诗 基本内容 《七哀诗》，是一种中国传统诗歌体裁，起自汉末，以反映战乱、瘟疫、死亡、离别、失意等为主要内容。《七哀诗》是民众生活的写照，与宫廷诗相对应，有鲜明的民间色彩。从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到晋朝的张载，再到唐朝的杜甫，诗歌形式、内容、水平在一步步扩大、充实、提高。 虽然《七哀诗》在中国传统诗歌队伍里，是弱小的群体，史来不被人重视，但是却不能忽视她的存在，抹杀她的功绩。《七哀诗》的成就，在于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细致入微的描写、真实客观的记录。 《七哀诗》保存到现在的作品，现在可以见到的，以汉代的建安七子王粲的《七哀诗》为最早，其中《西京乱无象》一诗，最能代表汉魏风骨，堪称典范之作。用举重若轻之法，典型概括了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读来令人为之落泪。而晋朝张载的《七哀诗》亦名佳构，作品凄怆感人。《北芒何垒垒》一诗末句“昔日万乘君，今为丘中土”更让人生无常之感。唐朝杜甫的《三吏》、《三别》，向为众人熟知，在此就不再赘言。 《七哀诗》的产生，往往是伴随着战争、兵燹，接着便是朝代的更替，或者朝廷的衰败。《七哀诗》的形成、发展，亦即是朝代更替的见证，其作用如同现在的摄像机、麦克风和新闻特写。《七哀诗》既有文学性，又有新闻性，还有文献性，在资讯不发达的古代中国，诗歌往往兼有多种功能，而以《七哀诗》最有代表性。 到了后来，由于格律诗歌的兴起，唐诗、宋词、元曲等，相继在中国古代诗歌历史上风起云涌，淹没了古诗乐府，吞没了柏梁体，席卷了骈文，也兼并了四言、六言诗歌。自然，作为诗歌王国里的弱小群体《七哀诗》，亦遭到了灭顶之灾。在后来的中国历代诗歌选辑里，就很少再看到有《七哀诗》的出现。因此，挖掘、钓沉、收集、整理、研究即将绝迹的稀有诗歌品种《七哀诗》，就更显得迫切和必要。 在汉代王粲、晋朝张载的《七哀诗》，还是以五言诗为主要表现形式。 王粲的《七哀诗》多用平韵，而张载的《七哀诗》则以仄韵为主。到了明末清初，王马为的《七哀诗》，则是以七言诗为主要表现形式，在结句处外加衬词。句数不等，或者对称，或不对称。在转句加衬词以外，还转韵。 前面多用平韵，到了转句、结句，就换成了仄韵。与王马为同样是活动在明末清初李世锡的《哀沅》一诗，则是三、四、五、六、七、九、十一言不等，而以三言诗居多，其次是七言诗，再次则是四言诗、五言诗。在用韵方面，也是平仄互换交错不一。这充分显示出《七哀诗》的表现形式活泼多样，灵活多变。用这种形式来表现沉痛的战争、瘟疫固然可以，那么用来表现其他方面的内容呢？不是也可以恣意汪洋么？
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与影响 姓名：苟侦桢准考证号：130411326176 摘要：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所以那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尤以三曹最著名，他们对当时的文学有着莫大的贡献，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三曹影响贡献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乃是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色，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在建安七子中，三曹的作品对建安文学的影响与贡献最大，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政治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要扮演者，特别是曹操戎马倥偬，却又在诗文创作中有如此之高的成绩，的确了不起。而且，三曹并存，相互辉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三曹对后代文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曹植，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历代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都对他极为崇拜。 一、三曹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一）、曹操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曹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出身于具有宦官背景的家庭，在汉末发生的具有全国规模的军阀混战中，他脱颖而出，扫平群雄，统一了北方中原广大地区，还建立了曹魏政权。曹操多才多艺，对书法、音乐、围棋都相当精通，于戎马倥偬之余，不费吟咏，创作了不少篇出色的诗歌。曹操现存散文150余篇，其中最多的是令教类，其次为书表类。从《隋书·经籍志》著录本集卷数之多，即可知曹操是汉魏年间诗文一大家。 在曹操的诗歌中，以现实主义为主，处处流露出其对现实丧乱和民生疾苦的忧患。他是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开用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先河，并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大突破，晋人黄侃在《诗品讲疏》中说：“魏武诸作，慷慨苍凉，所以收束汉音，振发魏响。”①说明了曹操在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清人沈德潜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恒一下纯乎魏响。” ②由此可见，曹操的诗歌创作是对汉乐府民歌的突破与创新，是汉乐府民歌雅化和文人化的产物。 汉乐府诗曲题与歌辞具有统一性，曹操却利用汉代旧曲自创新辞，这种酒瓶装新酒，古调写时事的写作方法，为后来文人的拟乐府诗创作提供了范本。如《陌上桑》本写罗敷的故事，曹操改写为求仙；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卷中》说：“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而曹操却增加了及时行乐和求贤的内容等等。汉代乐府诗的曲折与辞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而曹操的乐府诗则表现了极大的灵活性，既有在汉代旧曲内作辞的方法，也有自创曲辞的做法。如《善哉行》古辞为四言，而曹操新辞亦为四言；《蒿里行》古辞为五、七言句式，曹操新辞为五言句式；又如《步出夏门行》古辞为五言，曹操新辞则为四言；而《度三关》、《对酒》曲辞全是曹操新创。曹操的散文体式自由，以散句为主，较少雕琢痕迹，并且不避俗语俚语，使后来文坛涌现出了更多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文章。 （二）、曹丕对建安文学的贡献 曹丕，即魏文帝，字子恒，曹操之子，建安十五年，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其时以副丞相之尊，与王粲、刘振、陈琳、徐干、阮瑀、应瑒、杨修等宴饮游乐、吟诗作文。 曹丕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是《燕歌行》，据考写于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三郡乌恒期间，采用乐府体裁，开创性地以句句用韵的七言诗形式写作，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诗。《燕歌行》从“思妇”的角度，反映了东汉末年战乱流离的现状，表达出被迫分离的男女的内心的怨愤和惆怅。全诗用词不加雕琢，音节婉约情致流转，被清朝王夫之盛赞“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燕歌行》是汉乐府的旧题，汉古辞已经不存，但从曹丕以后凡是
论建安文学与建安风骨 -----一个时代的倾诉与精神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指公元196—220年。这时期的政治大权完全操纵在曹操手里。当时的文学领袖都是曹家人物，文学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其中重要的文坛领袖包括当时的的建安七子：即王粲（字仲宣），陈琳（字孔璋），徐干（字伟长），刘桢（字公干），应玚（字德琏），孔融（字文举），阮瑀（字元瑜）。从某种意义上说，魏政权建立后的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也应该算是建安的文人。虽然他们的时代在建安之后，但从写作风格和精神面貌却是极其符合建安风骨的内涵的。这一时期内，符合建安风骨的精神内涵的文学作品统称为建安文学。 而所谓的建安风骨是指汉魏之际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诗文的俊爽刚健风格。当时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建安代表诗人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风骨”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学品评的主要标准，建安时代以五言诗为主的文学以风骨遒劲而著称，被后来人尊为典范，这既是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建安风骨”。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建安时期，以三曹为中心的文人们，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抒发自己对社会的忧虑之情，从而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这种风格后来升华成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正是由于这种风貌使得建安的诗人们都有一种特殊精神风貌，这种精神表现出文人们有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又有务实精神，以及洒脱的态度和应变能力，他们不再拘守儒学，表现自身鲜明个性，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动
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 “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的特征： 首先是现实性。如曹操在《薤露行》中写道： “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疆。”“贼臣持国炳，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痛斥了何进误国，董卓殃民。《蒿里行》则叙述了群雄私争，自相残戕，致使兵祸连绵，民不聊生。诗歌形象描绘兵祸惨状：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植在《送应氏》中具体描写了当时洛阳毁败的情景也令人惨不忍睹：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在这破败的景象中，传达出一种悲凉感，在时直抒作者的惨伤，悲愤情绪：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文件排版存档编号：[UYTR-OUPT28-KBNTL98-UYNN208]
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是指从汉献帝刘协建安年间（193——220）下延到魏明帝曹睿太和年间（227——233）这一历史阶级的文学，它实际上是以曹魏为中心的文学。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以及曹氏父子的倡导和影响，这个时期的文学较之前代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特别在诗歌方面更是奇峰突起，作家群出，俊才云蒸，形成了古代诗歌史上第一个文人创作高潮和“建安风骨”这一优良传统，奠定了五言诗在文坛上的坚固地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那么，建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内容上：反映现实，抒写怀抱。汉末，三国是历史上着名的乱世，社会动荡，战祸连绵，疾疫水旱不断，死亡不幸袭击着千家万户，悲哭哀号弥漫了中原大地，实是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建安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痛苦，描绘出一幅幅满目疮痍、凄凉残破的乱世灾难图。如曹操的《薤露行》记叙董卓之乱前后的历史事实，弹劾执政者的昏庸无能和军阀的殃民祸国；《蒿里行》更揭示了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现实，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这两首诗向有“实录”之称，“诗史”之誉。王粲的《七哀诗》勾勒了一幅痛沭人心的画面：“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令人惨目伤心的情景，正是当时苦难现实的典型缩影。蔡琰的《悲愤诗》通过叙述自己的悲惨遭遇，真切再现了董卓之乱中人民的惨罹杀戮，妇女横遭蹂躏的丧乱现实，和大乱后中原“城郭为山森，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的凄凉景象。此外曹
中国文学史上所说的建安时期通常从汉末黄巾起义算起，到三国鼎立时期魏明帝景初（公元237—240年）末年为止，包括五十多年的时间。在汉末大动乱的时代，战场上群雄并峙，逐鹿中原；文坛上俊才云蒸，作家辈出。诗人们秉受时代的豪气，继承《诗经》、《楚辞》、汉乐府的优良传统，反映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抒发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形成了浑厚、刚健、质朴的风格和慷慨悲凉的情调，这就是后代所称颂的“建安风骨”。 由于三国之中曹魏集团的文学成就最高，因此建安文学主要指曹魏文学。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凭借其政治地位吸引了一大批文士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他们都有远大的抱负，想依附曹氏集团为平定天下做一番事业。这就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文学史上所说的“三曹”，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本人又是杰出的文学家。他不但开创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新局面，而且诗歌以沉雄刚健的气势成为建安文士的表率，散文以清峻通脱的风格开出崇尚通达的魏晋文风。曹丕诗歌风格清婉，感情真挚，更多地继承了汉代文人诗的传统。曹植一生因前后期的生活遭遇不同，作品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史称他“骨气奇高，辞采华茂”，体现了建安风骨的典型特征。他是建安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诗赋作家，对五言文人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建安七子”中除了孔融以外，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玚六人都属于曹魏集团。此外还有蔡琰、左延年等作家。他们都经历了汉末战乱，从事文学活动的时间主要在建安年间，作品具有共同的时代风貌，也有各自的特色。曹魏集团的政治需要改变了取士的标准，促进了建安学术思想的解放。并催生了建安文人普遍推崇真性情的思潮，这种观念反映到文学之中，就形成了建安诗歌对人生永恒价值的共同追求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三曹和建安文人重视文章的价值，提倡壮思与文采并举的文学创作观。在辞赋方面，他们由汉代的大赋转向抒情小赋，在文章方面，散文风格普遍转向清新通脱，骈文也在此时形成。在诗歌方面，他们继承汉乐府和东汉文人诗，进一步开拓了从军诗、边塞诗、游览诗和公宴诗等题材，尤其是反映时事类题材，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关怀现实的优良传统。他们能运用四言诗、骚体诗等旧有的诗歌体裁而加以创新，并尝试了各种新的体裁。中国最早的两首完整的七言诗也在这时出现。五言诗则在建安时期更加成熟，形成了“五言腾踊”的局面。建安作家不但提高了诗赋的比兴、音律、对偶、修辞等艺术技巧，将中国古典文学推上了一个新高峰。其“风骨”、“风力”更是成为后代诗歌革新的旗帜，在文学史上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2013）届本科生学科论文题目论三曹文学与建安风骨 专业汉语言文学 院系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 学号 xxx 姓名 xx 指导教师xxx 副教授 成绩 2013年5月
论三曹文学与建安风骨 学生：xxx 指导老师：xxx 中文摘要：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七子”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 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称为建安风骨。建安风骨所体现的文学内涵包括强烈的现实主义，浓郁的悲剧色彩，突出的个性表现，并高扬政治理想。曹操、曹丕、曹植并称为“三曹”，他们整体上君临天下的霸气和建功立业的豪气，成为建安风骨现实主义的核心和精髓。其中曹操雄才大略，政治军事上十分成功，而在文坛上也是雄踞天下，文学创作慷慨悲凉；曹丕继承了其父曹操的政治才能，文学上便娟婉约；而曹植可谓是“才高八斗”，文学作品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富艳，但政途萎靡，致使他抑郁寡欢。曹氏父子的文学创作，为建安文学奠定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建安风骨三曹建安文学
目录 中文摘要 (1) 英文摘要 (2) 目录 (3) 前言 (4) 一、建安文学的背景 (5) 二、什么是“建安风骨” (5) 三、“三曹”与建安风骨 (5) （一）曹操与建安风骨 (5) （二）曹丕与建安风骨 (6) （三）曹植与建安风骨 (7) 结语 (8) 参考文献 (9) 致谢 (10)
前言 建安文学乃是指东汉末年至三国曹魏年间的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有所谓“风”“骨”的风格特色，也在某程度上受到汉朝乐府诗的影响。三曹的作品对建安文学的影响与贡献很大，三曹都生活在汉末战乱连年的时代，又参与逐鹿中原鏖战，是重要军事政治集团曹魏集团的主要扮演者，特别是曹操戎马倥偬，却又在诗文创作中有如此之高的成绩，的确了不起。而且，三曹并存，相互辉映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三曹对后代文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曹植，在历史上名气很大，历代许多著名作家、评论家都对他极为崇拜。
简论建安文学及其繁荣和发展的原因 董迎春 沙市职业大学学报编辑部 摘要：本文论述了建安文学繁荣和发展的基本状况，并就其繁荣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指出时代的社会生活、社会意识、经济发展、文学发展等是基本原因。建安文学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建安文学繁荣发展主要原因 建安是汉献帝刘协被曹操迎到许昌后建立的一个年号。建安时期即公元196到公元220年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执掌着东汉政权。曹操死后，魏文帝曹丕篡汉自立。建安文学即指建安时期到魏初一段时期的文学，主要是指北方的魏国的文学。 建安文学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其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建安文坛作家大量涌现，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以及女作家菜琰是其代表作家。二是诗歌、散文、辞赋以及文论等多种文体都得到了发展而以诗歌的成就最为显著。继《诗经》以后，四言诗再次放出光彩；紧接着{古诗十九首}，五言诗开始兴盛并获得我国诗歌史上五言诗的第一个伟大丰收。五言诗是建安作家普遍运用的诗体，它为五言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严格意义上的七言诗也正式出现，曹丕的《燕歌行》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首七言诗。汉代的乐府诗主要是叙事，建安诗人学习创作的乐府诗则已从叙事向写景抒情方向发展了。曹操的诗全是乐府歌辞。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以乐俯古题写时事的做法对后代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新事乐俯和白居易的新乐府都有很大的启示。曹操二子和邺中七子也都用乐府旧曲改作新辞，写了一些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乐府诗，很是出色。曹操，鲁迅谓作“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散文只用简洁朴素的文笔把要说的话自由地写出来，却自有鲜明的个性。他的“清峻”、“通脱”的散文风格表现了建安散文的新风貌，对魏晋散文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辞赋是汉代最发达的文学形式。然汉赋多鸿篇巨制，内容习于为文造情，形式行文俗套，辞多碓砌，千篇一律。建安作家改造了汉赋，多作抒情小赋，为情造文，各有个性和风格。王粲的《登楼赋》是其代表作品。建安文学树立了开展文学批评的优良学风。曹丕的《典论*论文》为我国第一篇文学理论批评专论。他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化、个性化的共同倾向。总之，建安文学继承了前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并能从内容到形式都加以改造，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了重要一页。 建安文学为什么如此繁荣和发展呢？前人对此，亦有论述。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又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社会生活的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客观基础。文学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首先是文学内容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社会生活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就给文学提供了新的表现对象、新的社会内容。东汉王朝经过黄巾大起义后已名存实亡，各豪强军阀纷纷拥兵割据，在长期的混战中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建安诗人大都经历过汉末长期乱离，对现实生活有切实感受。如曹操本人即为乱世英雄，其部分乐府诗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其“薤露行”、“蒿里行”被明代文学家钟惺称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曹植则“生乎乱，长乎乱”,长期随父转战。他的《送应氏》、还有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阮禹的《驾出北郭行》、菜琰的《悲愤诗》等，或写征战之苦，或述社会之乱，`或记难民之流难，或诉孤儿之苦楚，或叙个人之遭遇，从不同侧面，给我们描绘了自董卓之乱到赤壁之战19年大混乱所致乱世之情。他们以悲愤的笔触，描绘过洛阳都诚“斩截无孑遗，”中原大地“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