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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八议”制度探寻封建贵族官僚特权的根源及弊端

从“八议”制度探寻封建贵族官僚特权的根源及弊端
从“八议”制度探寻封建贵族官僚特权的根源及弊端

中国传统特权官僚制度

中国传统特权官僚制度 作者:老知青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时间:2011年01月19日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帝制,短短十多年间,鼎新革故,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恒久的遗产,其如开灵渠、筑长城、修驰道、统一文字及度量衡等,莫不脍炙人口,彪炳史册。而秦始皇还有一项更为卓绝恒久的建树,远比上述一切的总和还要伟大,那就是为后世留下了一整套官僚特权制度。这是一座权力的金字塔,极其稳定,无比坚实,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整治加固,它巍然屹立于世两千多年而不倒,每一次被人民大起义砸烂之后,它都能奇迹般恢复重建起来。 中国官僚特权制度,两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特权专制社会的骨骼与基干;而中国官僚特权阶级,也一直是中国特权专制社会最主要、最强悍的统治阶级。只有彻底认清了这一特权专制制度和这一特权阶级的本质与特性,我们才能真正弄清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面目,从而更好地把握现在,走向未来。 以下就分八个方面,对此作一些剖析点评: (一)、群体庞大,耗费惊人 中国自秦汉以降,官员之多、之滥,机构恶性膨胀之难以遏制,尤为历代史家所诟病。据宋史记载,王安石施行变法,一次就裁减冗员十九万人。据此作粗略估计,北宋在编官员的总数,起码应跟当时一百多万的常备兵总数相当。宋代版图不大,全国人口至多不超过一亿;官员所占比例如此之高,在一个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里,民众负担之沉重,可想而知。又据汉代史料记载说:“汉宣以来,百姓赋钱,一岁为四十馀万万。吏俸用其半,馀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钱。”这就是说,当时官员的薪俸,已占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还多。 而以上两条史料,还只是官方统计数据。实际上,各郡县的地方官僚们,还要聘用大量的书办、杂役之类编外人员或曰临时工,这些人的薪酬及日用开支,还要靠向百姓摊派苛捐杂税来满足,所以民间负担之沉重,可谓超乎想象。 (二)、机构重叠,多生弊端 中国的官僚制度,从构建之日起,就确立了从中央到郡、县、乡、亭(里)的四级或五级垂直对口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虽稍有变动,但基本的框架却一直沿袭了下来。在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这种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也许是一种唯一的选择,因为它确实有利于君主的集权和国家的大一统。

(75)古代的门阀制度与姓氏族谱

(75)古代的门阀制度与姓氏族谱 古代的门阀制度与姓氏族谱 广西贺州董全吉 《汉书·地理志》载:“周爵五等,而士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满五十为附庸。盖千八百国。”。《史记》云:“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门第势力兴起,有九品官人法的产生。盛行魏晋南北朝盛行官修合谱,朝廷举才先察访其家谱,任用显赫人士为官,是谓世族。中国古代社会重视血统延嗣论,贵族永远是贵族,老祖宗是何身份,尤为重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任用世族豪门,选人一以“家世门第”为准,南宋《通志·氏族略》:“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有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谱事”,郡望始于魏晋门阀制度的盛行的时期,唐朝为盛。各个州郡都形成了一批公认的高门大姓,当时称为“士族”、“右姓”等,为标榜自己是某地的望族,显示贵族身份。所谓“高门大姓”。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先有黄巢之乱,继有五代之分争,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

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正因为古代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宋朝之后,私家修谱,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修谱想象空间,如此每一个姓氏与支系都是名门望族了。互相攀比,毕竟过去很多无法考究,族谱挤满了历代的有名人物。谁也无法说不再门当户对。 1、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谱牒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1门阀制度加速谱牒盛行 殷商时期,已有刻在金属武器上的家族世系,谱牒则形成于西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存在的官修谱牒和私修家谱并重局面,到了宋代呈现了官修公谱废绝和私修家谱兴盛的趋势。是农民起义反抗压榨,对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制度遂大行其道制度的打击。门阀制度始于西汉,形成于东汉,汉代刘氏皇族引经据典,论证其为帝尧之后,是高贵的血统,声称他们天生是要称王做帝的。东汉时期,门第等级观念已十分盛行,门阀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亲属往往高官厚禄,数世不衰。选拔官吏管只要翻出族谱,出身名门,就有得大官做。士大夫于无意中保守此制,以地方绅士,而操朝廷用人之权,朝代虽更,而社会之势力仍固定而不为动摇。士、庶这间有严格的区别,所谓“士庶之别,国之章也”。士族自视甚高,不与庶族通婚。如有士族与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担任的官职,称为“婚宦失类”,因此而受到排挤和嘲讽。

论述中国封建法律是如何维护贵族特权的

论述中国封建法律是如何维护贵族特权的 中国古代法律受到“礼”的制约,以“礼”作为基本的立法指导原则。礼的核心是“亲亲”、“尊尊”,其中的一个内容是强调身份等级,贵族享有的特权,最早、最集中的体现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自从汉代将儒家思想被确定为正统法律思想以后,封建法典开始了“礼入律中”、“礼法合流”。所以, 贵族官僚在法律上享有一定的特权是封建法典的一个重要体现。 早在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就把本阶级的意志提升到法律上,以便保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需要。而李悝的《法经》则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早的一部粗具体系的法典;从它的内容可以看到其阶级本质:它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而秦在战国时就设有“廷尉”为最高司法审判机关,但是最高的司法权还是属于皇帝,这也正是专制主义制度下的司法制度特点。因此看出:法律是在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少数奴隶主贵族的意志,平民百姓与贵族之间不平等,而贵族官僚在法律上享有特权。 到了两汉时期,多次颁布贵族官僚在法律上皆享受有罪“先请”的诏令,以便保护他们在法律上的特权,他们如果犯法,治狱通常需先请皇帝裁决,然后再下司法,凡经上请,一般都要得到减刑或免刑;汉律的罪名也有许多关于维护皇权,严防臣下专权的规定;而且以皇帝为代表封建国家和官僚贵族的其他财产也严加保护;它的继承制度是以维护封建私有制和保障封建剥削特权世代相传为目的的

法律制度;在诉讼制度上的特权,是对封建贵族官僚的犯罪,如需逮捕,得先奏请皇帝,既所谓“有罪先请”。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八议”和“官当”制度正式入律。魏律曾正式规定过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特权的“八仪”条款;所谓“八议”,即“议亲”(皇帝宗室亲戚)、“议故”(皇帝故旧)、“议贤”(有封建德行的人)、“议能”(有才干的人)、“议功”(对封建国家有大功勋者)、“议贵”(大官僚贵族)、“议勤”(为封建国家服务卓著勤劳的人)、“议宾”(前朝的统治者及其后代)。这八类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或减刑的特权。这种制度使得贵族官僚地主更全面地获得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加深广大人民的苦难。晋律则规定了《官品令》和“杂抵罪”的刑罚来保护他们特权的法律;它的经济立法特点是,在确认豪门士族经济特权的同时,又极力保护封建国家的经济利益。“官当”制,是法律允许贵族用官品和爵位抵罪的一项法律制度。隋朝法律规定:在《开皇律》中明确规定“八议”之制度,以维护贵族官僚地主在法律上享有“例减”、“听赎”、和“官当”的特权。唐朝法律的《唐律疏议》就是封建制度法典的代表,它沿用“八议”制度,而且规定得更为详细;此外还规定几种人享有“请”、“减”、“赎”、“官当”、“免”等法律特权。《唐律疏仪·杂律》规定了有关买卖、借贷、贷庸、寄托等债的关系。而这些民法规范主要是偏袒债权人,即贵族的。表明唐律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特权法。 元朝是蒙古贵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所以它有一个不同于唐朝和宋朝的显著特点: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因此汉族人民在政治

士族制度

士族制度 士族制度的形成、鼎盛和衰落(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 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从历史上看,士族制度有一个萌芽、形成、充分发展(又称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把士族制度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运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士族制度的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过程和科举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这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左边的叫“阀”,右边的叫“阅”。阀阅指家族功绩、官历等。 这些身份地高位显的功臣,其权势往往不止一代,他们的后世子孙也在这种庇荫之下,通过各种途径,担任朝廷的要职,形成家族、姓氏势力。于是,人们称呼这样的家族为门阀。一些朝代甚至以法律的形式,明文规定了门阀所享有的特权,这就成为了门阀制度。 1、概念: 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世族又称门阀土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 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 2、特点(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2)经济上: 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品官占田荫客制为士族制度提供经济保障;) (3)社会生活: 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4)文化上: 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 3、演变 (1)萌芽(东汉)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 ——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顾江龙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8年第2期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门阀士族获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权的时代,但是东晋南朝与北朝的情况不尽相同。从法制层面对赃罪量刑和除免官当的考察表明,在法令的规定上北朝对待官僚较东晋南朝更为宽松,在法令的贯彻上北朝却相对严格。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江左士族享有更多特权,但这些特权多在法令规定之外,不属于正常官僚政治的范畴。而北朝士族却积极在律令框架内寻求自身的权益保障,其努力所获得的丰厚成果为隋唐帝国的官僚所继承,从而为官僚政治的理性发展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两晋南北朝/隋唐/官僚特权/士族/赃罪/除免官当 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形成与发达的时期,尤其在东晋南朝士族之权势几乎与皇权并驾齐驱,个别时段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对于该时期的政治体制,我国学界一般称之为“士族政治”或“门阀政治”,亦有称“世族政治”、“贵族政治”者;日本学界通常并六朝、隋唐在内称之为“贵族政治”①。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学者每每强调士族拥有极大的特权。然而若从法制层面观察,东晋南朝士族的特权形诸律令的并不多见;将其与唐代官僚相比较,则后者所享有的法定特权更广泛、更深入。同时,北朝士族不如南朝士族发达,但在某些制度方面,北朝对待官僚反较南朝优渥。这些现象暗藏着中古时期官僚政治演变的某些重要线索,对于我们理解士族权势问题的复杂性也不无启发。 本文通过考察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政权对官吏赃罪的处罚以及有关除免官当 的规定,来揭示上述现象,并试作分析。 一、南北朝对“监守自盗”赃罪的量刑 首先看官僚赃罪的量刑。官僚犯何种罪要接受何等处罚,这本与特权无关,但量刑轻重反映着不同王朝对待臣下的不同态度,故本文权借赃罪作为观察角度

门阀士族制度的发展演变1

学校:贵州大学学院:人文学院 专业:历史年级:081 姓名:孔祥涛学号:080501110109 魏晋南北朝门阀士族制度的发展演变与国家命运 摘要: 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长期处于分裂对峙状态,未能形成全国性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政权更迭频繁,但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其中门阀士族制度就是这一时期特有的,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这一制度的特点。门阀士族制度在这一时期经历了一个萌芽、形成、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这一制度在这些不同的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并对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门阀制度在这一时期盛行,不仅垄断了经济、政治、军事,同时还垄断了文化,所以这一时期的门阀士族在国家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国家的政权的稳定以及盛衰兴亡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这种制度又需要依赖国家而存在,国家的政策以及皇权的发展都会影响这一制度的发展,所以国家的盛衰兴亡、国家政策以及皇权也反过来影响了门阀士族的壮大和缩小。 关键词: 门阀士族制度特点发展过程关乎国家命运门阀士族特权 国家命运影响门阀士族制度 正文: 特点:门阀士族在政治上享有世代为官的特权,经济上可以按官品占田和本人及家属、衣食客、佃客等免除赋役的特权。除此之外,他们还有逍遥法外权。西晋王朝对士族犯罪每从宽惠,不论定罪和量刑都另立标准。士族犯罪,按照“八议”⑴,即按照其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可以减刑和免刑,或者用金钱来赎罪。所以后来东晋熊远说:“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⑵谈到门阀

士族制度自然不能忘掉这一时期特有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九品”即士人分为九等,“中正”是评定士人的官,多由世家大族担任。因此,九品中正制就成为士族地主巩固其政治特权的有力工具。当时,家世是定“品”的唯一标准,所谓“计资定品”,就是以门资、官资作为决定品弟的依据。世家大族利用这一制度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形成了“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世代相传、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 门阀士族制度与国家命运:门阀士族制度不是在魏晋南北朝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西汉武帝以后,两件事深深影响了门阀士族制度的形成:一是大土地所有制发展,二是儒家被定于一尊;一些大地主与儒学相结合,就可以世世代代做官。他们被称为“士族”或“世族”。 孙吴政权仰赖东汉以来江东地区业已成长起来的世家大族作为它的政治基础。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东汉以后,“选士而论姓族阀阅” ⑶,一批累世为官的世家大族开始形成。东汉中后期已经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地方大族基本上垄断了地方政权机构,其中不乏世代为朝廷公卿的显贵家族,他们族大宗强,世代宦官不觉,被称为世家大族。东汉末年政治纷争及社会动荡时期,世家大族极为活跃,三国魏、蜀、吴政权的创立,或多或少都与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动有关,之所以能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与世家大族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吴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之上,江东世家大族的盛衰也与孙吴政权的强弱息息相关。孙吴时期是江东世家大族政治势力急剧扩张的时期。孙权继兄统事之后,迫于内外严峻形势的压力,开始积极争取江东世家大族的全力支持,孙氏政权开始了与江东世家大族之间的政治合作。江东世家大族进入孙氏政权之后,凭借其雄厚的地方势力基础,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迅速扩张力量,并对孙吴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孙吴政权的前期,由于与世家大族保持和睦的关系,孙吴的国势也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到了中期,由于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过度扩张,他们与其他政治势力的关系开始恶化。到了孙吴后期,孙吴国势更加衰落。虽然江东世家大族竭力支撑危局,但是政局

论中国古代官僚贵族特权制度的合理性 - 副本

论中国古代官僚贵族特权制度的合理性 ——以刑罚特权为例法学1003班学号:2010014111 正文如下: 中国古代贵族官僚自奴隶国家建立到封建王朝结束,一直享受着不同程度的特权。然而就其刑法特权制度最为典型,如西周时的“八辟”、“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封建时的“上请”、“八议”“例减”“官当”等。整个官僚贵族特权制度之所以能够横贯华夏数千年的历史,那么其存在必然居有其合理性。本文将从博弈角度对此进行阐述。 1.周礼中特权制度建立的博弈分析 周初社会政治并不稳定,管叔蔡叔勾结殷商旧部发动叛变,周公虽经镇压平息,但仍暴露出周天子“仁德”政治的弊端,社会亟需一种有效地政治管理制度。而对于诸侯贵族来说,天子独掌大权也需要一种制度对其不确定之行为进行规范,从而维护自身现有利益。对于这一信息,天子与诸侯贵族双方就存在各种策略行为选择,我们将用简单的二维矩阵进行说明。 天子 极度特权协商规范划地各治 服从(-11,9)(5,5)(7,3)诸侯贵族 背叛(-10,-10) (-5,5) (-3,-3) 在上述情况下,天子与诸侯既要维持其本阶层既得利益又要提防特权

内部带来的未知风险,由此诸侯与天子其行为策略如下:⑴如果天子实行桀纣统治,诸侯的策略只有服从和背叛俩种选择,其选择服从则其既得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即使短时间内某一诸侯可能得到的收益是正的,但就整个诸侯贵族而言其收益仍然为负,这就是天下诸侯会师孟津而亡殷商的原因。而天子盘剥诸侯没有限制,虽能满足其一时所好,但诸侯的收益与之相比仍为负,又无正当理由让诸侯承担这一不利,故诸侯会选择背叛(因为这比坐以待毙要强的多,可能成功后有登其大宝的激励,所以本文设定诸侯背叛之代价为-10小于继续服从暴政的代价)。⑵如果天子任由地方权力独大,就会威胁到自身统治,这是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而对于诸侯来说其实十分乐意的,天子的管制十分有限,其得到的支付为正且远较天子之收益要高。在此种情况下选择背叛,名不正言不顺,有被镇压的风险,而天子亦可能有镇压失败的不利后果,故定期收益为负。⑶在此种情况下,天子与诸侯就存在一个博弈最优解——双方协商以一种稳定的制度规范天子与诸侯的权利义务,而这个最优解就会带来一种正态效益——诸侯不再担心天子行为的不确定性,天子也可以有效管理其疆土臣民双方收益为正。而一旦有诸侯背叛,则必然六师伐之,此时背叛者收益为负。 故在“礼”的规范下,特权阶层就能很好的维持其既有利益,其是一种理性的策略选择,统治阶层内部稳定,对这场博弈的参与者都是有利的。当然这毕竟是奴隶社会时的特权。 2.从礼有差等到刑无等级

门阀制度

鲍照(约415年~470年),字明远,南朝宋文学家。被认为是南北朝时期文人中成就最高的,与颜延之、谢灵运合称“元嘉三大家”。本籍东海(东海治所在今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但鲍照家乡在现在的江苏连云港市);一说上党(今属山西),可能是指东海鲍氏的祖籍。鲍照家世寒微,但很有志气,有一妹鲍令晖,也善文学[1]。他的青少年时代,大约是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度过的。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鲍照26岁,据史载,曾谒见临川王刘义庆,毛遂自荐,但没有得到重视。他不死心,准备献诗言志。有人劝阻他说:“郎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鲍照大怒:“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沉没而不可闻者,岂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之后,他终得赏识,获封临川国侍郎,后来也做过太学博士、中书舍人之类的官。但在门阀制度森严的社会里,他始终是“下僚”,不能有所作为,为此,胸中郁结着愤愤不平之气。后因宫廷内部斗争,死于乱兵之中。 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刘义庆病逝,他也随之失职,在家闲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做过一个时期始兴王刘浚的侍郎。 宋孝武帝刘骏起兵平定刘劭之乱后,他任海虞令,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为秣陵令,转永嘉令。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做了临海王刘子顼的幕僚,次年,子顼任荆州刺史,他随同前往江陵,为前军参军,刑狱参军等职,掌书记之任。孝武帝死后,文帝十一子刘彧杀前废帝刘子业自立,是为明帝。子顼响应了晋安王刘子勋反对刘彧的斗争。子勋战败,子顼被赐死,鲍照亦为乱兵所 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封建等级制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形成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盛行。中国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门外有两根柱子,左边的称“阀”,右边的叫“阅”,用来张贴功状。后人就把世代为官的人家称为阀阅、门阀世族、士族。西汉武帝以后,崇尚儒学,官僚多以经术起家。他们授徒讲学,门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种社会力量,其子孙承家学,继续为官。久而久之,到东汉中叶出现了世代为官的大姓豪族。 形成: 一个主要的就是东汉建立者刘秀,建国后大封功臣,这就造就了第一批的豪门贵族。 发展:东汉后期,农民大量破产,土地兼并严重。造成了一大批的大地主。三国时期,由于战乱,农民大量破产,土地兼并

论门阀制度精编

论门阀制度精编 Document number:WTT-LKK-GBB-08921-EIGG-22986

论《门阀制度》 学校:邯郸学院 院系:文史学院 班级:14历史专接本班 学号:20 姓名:韩晶晶

论《门阀制度》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这些有功的大臣以及他们的后裔为了彰显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大门两侧竖立两根柱子,位于门左的柱子曰阀,喻意建有功劳;右边的称阅,象征经历久远,即世代官居高位。门阀,字面上的解释是“门第阀阅”,即累代权势显赫的世家大族。 门阀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国家通过法律的形式对门阀士族的政治经济特权和优越的社会地位予以确认的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地主阶级的一个特权阶层。最主要的特征在于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门阀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当属于政治制度的范畴,社会制度的成分是次要的。这种制度大体萌芽于东汉后期,初步形成于曹魏、西晋,确立于东晋和南北朝前期,南北朝后期走向衰落。 东汉后期是门阀制度的萌芽时期,东汉后期,豪强地主享有许多特权,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逐渐成为名门望族。东汉的世家大族,是“魏晋士族先行阶段的形态”。在东汉后期,经过长期的酝酿、演变,门阀制度开始萌芽,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但是他们主要还是通径

察举的途径入仕为官,朝廷取官的主要依据是个人的儒学修养和德才,而不是观其门第和家族社会地位的高低,不过,社会上已经出现了凭借家族阀阅入仕的风气。 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创行的九品中正制,对门阀制度的形成,在形式发面影响很大,使得士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政权,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当九品中正制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阶层变化相结合之后,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呈现了最明显、最主要的特征:西晋的“二品系资”。所谓“二品”,乃中正品第。其衡量标准,本为德、才,可是西晋正式增加一个标准:资。换言之,如果资不够,即使德、才合格,一般也不能取得人品二品。这是门阀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资是按本人或父祖官爵高低来衡量,由于在九品中正制下,中正的品第经司徒府批准后,与吏部铨选上个人仕进升迁的迟速、官位的高下相一致,因而实行“二品系资”之后必然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只有具有较高官位的人及其子弟,可以获得人品二品;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和升迁较高官位的资格;而有了较高的官位,又可以继续获得人品二品。这种门阀制度,而在这一阶段,德、才仍为评定人品极重要标准;户籍基本上还没有离开官位的士庶区别;由于德才仍

专题一 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从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

专题一古代中国政治制度——从贵族政治到官僚政治 【目标定位】 1.了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基本内容,认识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2.知道“始皇帝”的来历和郡县制建立的史实,了解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及其影响。 【知识整合】 分封制:目的,内容,特点,影响。(重在分配)早期政治制度宗法制:目的,特点,内容,影响。(重在继承) (贵族政治)礼乐制:强化巩固分封制(工具) 政治文明开创-秦:皇帝制度,三公九卿,郡县制度。 巩固-汉:中朝制度,推恩令。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完善-唐:三省六部制,设节度使。 发展-宋元:二府三司、通判、转运使;行省制。 强化-明清:废丞相、设内阁,三司;军机处。 【疑难拓展】 一、宗法制对后世的影响 (1)宗法制促使“忠”“孝”观念深入民心,造就中华民族“国”与“家”密不可分的观念。 (2)受宗法观念的长期熏陶,国人养成了谦和忍耐、温良恭敬、勤劳俭朴的社会美德和尊老爱幼、兄弟相亲的社会公德。 (3)宗法制还影响着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例如:重男轻女;修族谱、宗祠;后代继承父亲的“姓氏”。社会中“道德专制”“男女不平等”“等级观念”“自律盲从”现象属于宗法制范畴。

二.中国古代早期政治制度特点 (1)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实行分封制,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 (2)王权和神权密切结合,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 (3)分封制与宗法制互为表里,血缘纽带与政治关系相结合,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具有浓厚的部族色彩。 三、分封制的特点 (1)分封对象:分封对象多元化,但以同姓亲族为主体。 (2)分布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同姓亲族封地居于富庶之地或战略要地。 (3)纵向联系:明确周王权力和诸侯义务,形成严格的等级序列,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纵向联系。 (4)横向联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分配国家政治权力,加强了诸侯国之间的横向联系。 四、郡县制与分封制、行省制的异同 ⑴相权逐渐被削弱、分割,(元代反弹)到明朝废除,皇权不断加强。 ⑵分权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 ⑶决策权由外朝向内朝转移,如汉中朝。 ⑷专制皇权的不断强化是传统官僚体制发展的产物:有可能提高决策效率;导致了一人独尊,将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之手,最终成为社会发展的 6、正确理解秦朝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1.内涵 (1)专制主义是指中央的决策方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君主专制解决的是君主个人专权与大臣民主集中的矛盾,也是君主与大臣的权力分配问题。

试析中国门阀制度的兴衰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8a12412471.html, 试析中国门阀制度的兴衰 作者:王瑜 来源:《大经贸》2018年第03期 【摘要】在由群众推动发展的漫长中国千年文明中,门阀制度被历史当做一种大胆尝试存在于汉王朝末期至隋唐时期五六百年左右的时间里。从东汉末期到隋唐初期中国经历着第二个大的动乱时期,门阀制度则是这一时期的典型政治特征。因此了解门阀制度有助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关键词】汉末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士族世族兴衰 地主阶级在我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有统治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阶级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个时期的地主阶级也并不相同。所谓门阀,在史书中又称“士族”或“世族”。称“士族”是指他们掌握知识文化。称“世族”是强调他们世袭做官。而这个有文化又有世 代为官的门阀阶层掌握了从魏晋到唐前期的国家大权。士族门阀由最初的豪强地主逐渐演变成掌握国家大权的世家大族到最后被王权与寒门碾压与其自身的腐败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就门阀地主的发展开叙述,有不足和错误之处敬请补充和指正。 一、萌芽和形成 西汉汉武帝以后,出现了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开始成熟,各地都涌现出了一批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另一个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政府以儒家经典的经籍、礼法为标准,逐渐成为取士的定制。人们以经籍为家学世代研讨,礼法也成为某些人家不变门风。这样,一部分地主富室与礼法结合起来,“经明行修”,就可以累世为官,从而形成了门阀地主。 世袭为官的门阀在西汉晚期已见端倪,但到东汉中叶以后才普遍。其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门阀势族依靠自己几代家族做官的资本累积了一定的威望,对乡举里选有了一定的控制权利,造成选拔官员首先要看族姓阀阅,就是注重门第家室。尤其是祖先有功业的世家巨室,会受到特别的重视。世家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可优先。二是选举的官员并非都是出自世家大族本族子弟,而是控制更多所选官员作为自己的心腹死党。于是出现了以自身为中心,以众多门生故吏作为维护的政治格局。因此,门阀制度在东汉末年又突出表现为门生故吏的政治关系网。世家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表现出了垄断性质。但汉末时皇权较强,世家大族对官员的选举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所以此时的门阀制度尚处于萌芽时期。 二、发展及鼎盛 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世家大族势力大为膨胀,曹魏时期又确立了九品中正选官制。形成了按血缘关系区分来选官的门阀制度。

中国历史上官僚贵族化世袭化是如何被遏制的

中国历史上官僚贵族化世袭化是如何被遏制的? 现在关于“二代”的说法很流行,有“富二代”,“贫二代”,还有“官二代”。其中,似乎“官二代”霉头最大,在网上几乎是骂声一片,跟弥漫的仇官氛围遥相呼应。 现在的社会,各个社会阶层大体开始固定化,官员的后代,做官员要比平民子弟更加容易。平民子弟即使可以进入仕途,但在升迁方面,往往会碰到玻璃天花板。也有人观察到,近年落马的高级官员,大多为平民出身。而不断有新闻曝出来,某些官员的后代,凭借父兄的余荫,仕途顺利,早早地就坐上了处级甚至厅局级的交椅。“官二代”之所以遭人恨,其实原因有二,一是现在官员资源多占,声誉不佳,二是“官二代”的仕途,受到特别的照顾,不公平。 历史上官僚贵族化世袭化是如何被遏制的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这是一个事实。官僚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也占据着社会最多的荣耀。通俗点说,就是做官就有一切,不做官就没有一切。但是同时,官僚也是政治的主导者,政务的操作者,国家的富强,社会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官员的优劣,也依赖官僚制的效率。按官僚制的自身逻辑,这个制度,必须不断地从平民中汲取新生的优秀人士,以保证官僚制的效率,维持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所以,历朝历代,官员的选拔,一直都是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但是,中国又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价值的国度,官员和他的家族是利益攸关的共同体,做了官的人,有义务给自己的家族(当然包括后代)带来好处。 两汉实行以推荐为标志的察举征辟选官制度,原本实行状况良好。被推举的人,大多是优秀人才。但是,这个制度延续一段时间之后,就出了问题。一来做高官的人,周围的人对其子弟势必高看一眼。即使没有特别的托请,进入仕途的高官子弟,往往也会被人优待。高官的光环投射到自己的子弟头上,似乎非常自然。二来,由于在制度上,高官有推荐人才的权力,对于被推荐的人而言,荐主才是真正改变他命运的人,对他有知遇之恩。待到被推荐的人日后也做了比较大的官,也有能力推荐的时候,他们报恩的最佳方式,似乎就是把恩人的子弟推荐上去,如果已经进入仕途,则在晋升方面拉一把。于是,就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越是高官,其子弟就越是做官的机会多,几代累积下来,就形成了东汉末年的门阀。袁绍和袁术两个人资质平平,但仅因为两人出身四世三公的袁家,弟子门生遍天下,所以,起兵的时候,居然一时形成为最大的两个军阀集团。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实行九品中正制,做官干脆成了官宦子弟的专利。吏部选拔,只需查阅各人的牒谱便是。众所周知,这个阶段国家分裂,政治黑暗,主因就是官僚制变成了变相的世袭贵族制。 彻底改变这种局面的是科举制度的实行。我们知道,所谓科举制,就是考试取官。无论什么人,平民还是皇族,只要通过相关考试,就可以做官。其实,在科举时代,对高官和皇

魏晋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

魏晋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 曹魏、西晋是门阀制度的初步形成时期。 曹魏创行的九品中正制,对门阀制度的形成,在形式方面影响甚大,本章将在后面专门论述。这里仅研究一下:当九品中正制与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阶层变化相结合之后,在官吏的选拔、任用上,呈现一些什么特征。最明显、最主要的特征,便是西晋的“二品系资”。《晋书·李重传》:重上奏日,“如(癸酉)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放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此“二品系资”既为诏书承认,自为一种正式制度,而非仅社会风气。按李重上奏在惠帝元康年间,“二品系资”之制当建立于上奏之前,或许就在晋武帝太康末年。 所谓“二品”,乃中正品第,目的是“平次人才之高下”①,与官品不同。本文试称之为“人品”②。其衡量标准,本为德、才。二品是上品,应由德充才盛者取得。可是西晋竟正式增加一个标准:资。换言之,如果资不够,即使德、才合格,一般也不能取得人品二品。这在门阀制度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当官的功劳与资历。由于资历中可以包括功劳,多半体现功劳,逐渐便简称为资。后来资亦包括父祖的功劳与资历,于是又有了门资、世资等熟语。由于当官的功劳、资历与官位高低往往一致,所以“系资”的最简便办法,便是按本人或父祖官爵高低来衡量。《晋书·卫瓘传》:上疏称九品之制开始“犹有乡论余风”(指根据德、才评定),“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使天下观望,唯以居位为贵”。《晋书·李重传》:司徒左长史荀组说,“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指霍原)为列侯..不应寒素之目”。可见,资即指爵位列侯,与卫瓘“居位”之说吻合。按卫瓘上疏于太康五年,“计资定品”大概不久就正式形成制度:二品系资。 总之,大体是先开风气,后定制度。由于在九品中正制下,中正的品第经司徒府批准后,与吏部铨选上个人仕进升迁的迟速,官位的高下相一致,因而实行“二品系资”之后必然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即只有据有较高官位的人及其子弟,可以获得人品二品;只有人品二品才具有铨选和升迁较高官位的资格;而有了较高官位,又可以继续获得人品二品。 ①《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傅子》。 ②长期以来所惯用的“乡品”一词,似不甚恰当。按“乡品”二字最早见《世说新语·尤悔》:温峤因被认为孝道有阙,“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意思是直到官高位显,在评定他的品第时,乡邑总不通过高品。这里“乡品”并非一词,而是乡邑给予品第之意。其用法与《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之“无乡邑品第”略同。把“乡”与“品”勉强凑成一词,与“官品”并举,其毛病首先是二者角度并不一致:“乡品”之“乡”是就由谁给予品第而言,而“官品”之“官”是就何种事物的品第而言。其次,更重要的是“乡品”一词涵义不很准确。因“乡品”与“乡邑品第”并非真由乡邑评定,而是由中正官评定,经司徒府批准,实际上与“官品”之确定出于一源,全都是封建王朝。而称“乡品”则会给人造成是民间评定品第之错觉。基于以上考虑,本文试将“乡品”改称“人品”,指士人德、才之品第,与“官品”角度一致,而不涉及由谁给予品第。据人品,定官品,合乎魏晋指导思想。“人品”一词也有历史根据。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品第就是九等。《太平御览》卷二六五引《孙楚集》:班固人表“盖记鬼录次第耳,而陈群依之以品生人”。《后汉书·郭太传》注引谢承《后汉书》,经郭太评题,“人品乃定”。《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源虽人品庸陋,胄实参华”。当时虽重在门品,但仍反映士人德、才品第原称“人品”。故宋《愧郯录》卷十、《通考·职官二一》俱称“人品”。②。 所谓资,汉魏之时多称阀阅。如前所述,阀阅本来仅指个人前面已讲,考虑阀阅即功劳、资历之风,先秦己萌芽。可是直到东汉末年,从来没有在制度上规定,必须本人或父祖具有某种阀阅方可取得某些官位①。而至西晋却不同。由于“二品系资”乃硬性规定,加上中正官往往趋炎附势,故意抬高高官显贵及其子弟的人品等第,于是一种过渡性门阀制度,即按官位高低形成的门第差别,便逐渐产生。在这种制度下,高官显贵及其子弟往往据有人品上品,垄断选举,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②。它与汉代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家族相比,存在显著差别。后者在制度上除有限制的父兄任出身外③,没有任何特权;子弟的大部分在

谈论秦汉贵族刑法特权

谈论秦汉贵族刑法特权 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和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特权制社会。远在秦汉时期,这个法律特点使不同身份的人在法律上的地位是不同的,特别在刑法上的适用是不平等的,因社会等级的这种不同所造成的差异,使一些人在刑法上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特权,形成了刑法特权原则。分析秦汉时期贵族官僚刑法的起源,了解秦汉时期贵族官僚刑法的内容,对于现阶段我国建立法治社会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贵族官僚刑法特权的理论渊源 早在秦汉时期之前,贵族官僚的刑法特权就出现了一些思想萌芽。据《礼法?曲礼》记载,周礼中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以维护贵族官僚的法外特权。对此,唐代儒者孔颖达曾明确解释说“: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条,不设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设其刑,则是君不知贤也。”也就是说“,大夫”都是一些正人君子,是不会作出违法乱纪的勾当的,所以也没有必要在刑法上对大夫犯罪作预先规定;反过来说,即使大夫犯罪,也可以享受各种减免刑罚的特权优待。这种观点认为,假设官僚贵族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而国家对其进行任意形式的凌辱、折磨和治罪的话,那么就会动摇封建社

会的等级制度观念,因此贵族官僚的人格与尊严是不能够容许任何形式的侵犯的。但是,对于“刑不上大夫”的这种刑法特权,到春秋战国时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说曾提出过“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口号,对旧贵族在刑法上拥有的特权表示了明确反对,不承认贵族有法律外的特权,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知,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法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另外,法家还表述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这些论断表明先秦法家针对西周以来的礼法原则,提出了无论什么人犯罪都要绳之以法的思想,显示出一定的法治主义原则[1]28。 先秦时期,为了保持国君的尊严和维护法令的实施,以商鞅为代表的变法改革者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这种“刑无等级”的主张,比如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时,新法刚刚施行还未到一年,以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为首的保守派就跳出来进行恶意捣乱,唆使太子故意触犯规定的法令,达到破坏变法的目的,对此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就将他们分别处以黥刑和劓刑。秦始皇面对嫪毐的武装叛变曾下达命令说“:有生得者,赐钱一百万;杀之,半百万。尽得等。”即便案犯逃离他国,秦朝也会竭尽全力重金所求进行果断惩罚,如秦将樊於期叛逃燕国,“秦王购之金千斤顶,邑万家”,最后是荆轲

我国古代贵族的刑法特权起始研究

我国古代贵族的刑法特权起始研究 古代刑法和现代刑法具有本质的不同,后者采取的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前者是严格按照行为人社会地位来定罪量刑,即因社会地位上的不同,就同一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也有所不同,这使得中国古代法律以公开的形式确认不同身份的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这就是中国古代贵族官僚刑法特权制度。 一、中国古代贵族官僚刑法特权制度的缘起 1.先秦时期刑法上特权的规定 战国时期法家并不承认贵族官僚有法律外的特权,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时,就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大夫公孙贾和公子虔分别处以黥刑和劓刑。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将这一主张总结为“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中记载:“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知,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法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即不论什么人犯罪,都要绳之以法。然而,先秦法家的这种“刑无等级”的主张,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废除刑法上的特权,他们是废除旧的贵族不受法律规范的特权,同时确立新的法定等级特权。从云梦出土的秦简中的有关内容来看,对于有爵位的人以及官吏犯罪,允许用钱赎罪,而且有些赎刑(如赎死、赎宫等)仅适用于少数上层人士。根据《礼法?曲礼》规定,周礼将“刑不上大夫”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这些特权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其一,刑罚适用上的优待。一方面明文规定某些刑罚不适用于大夫或“公族”。另一方面对于贵族官僚犯罪的可以用“赎”、“放逐”等方式来代替应受的刑罚。其二,以自杀代替死刑。一般死刑都是公开执行的,但大夫之类的贵族官僚犯死罪可以在家中自杀而死,以示优待。其三,司法审判上的优待。一方面“命夫命归不躬坐狱讼”,如《左传》中多处可见国君或执政威胁犯罪的贵族“将归死于司寇”,胁迫他们自杀。另一方面又有“八辟”之法,以视区别对待。虽然先秦时期是否实行过“八辟”之法,目前还不能完全肯定,但这“八辟”,却成为后世刑法中的“八议”制度的渊源。 2.秦汉时期刑法上特权的规定 先秦法家针对西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礼法原则,提出了“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法治主义原则。秦朝及汉初时期,一定程度上实行了这

东晋门阀制度书评

[一] 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以现代历史学家独有的眼光,重新审视了门阀政治的产生、兴盛与衰败的全过程,并提出了严格的门阀政治仅存于东晋一朝的新观点。全书以东晋几大门阀士族的兴衰为叙述基本,从中窥探门阀政治的内在模式与变化规律。这几大士族包括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与太原王氏。除了门阀士族,本书也大篇幅论述了京口重镇的经营与流民帅问题。笔者于前几日浅读此书,自觉个中观点新颖前瞻,学术价值极高,故而著文以概述本书观点,并欲略谈笔者浅识。 本书从门阀政治的开端,即“王与马共天下”讲起,从两晋之间社会大背景出发,阐述了门阀政治产生的社会条件。“王与马共天下”的雏形形成于西晋八王之乱末期成都王司马颖与东海王司马越对峙期间司马越与王衍的结合。东海王司马越与琅琊王衍的结合,既有地域相系的原因,又是政治结合的结果。不过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此时的琅琊王氏只是司马越幕僚中重要士族之一,并未达到东晋“共天下”的局面。而从司马越阵营中分化出的司马睿与王导的结合,才真正成为门阀政治的开端。 继之而起的是颍川庾氏。以庾亮为代表的颍川庾氏是门阀政治的巩固者。书中着重描写了颍川庾氏与琅琊王氏在地方与中央权力上争夺的激烈状况,焦点在于江州的争夺。随后是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这两者把东晋门阀政治推向高潮,着重表现为淝水之战的胜利。孝武帝时期,门阀政治逐渐衰落,表现为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等皇族谋求皇权振兴并使皇权政治逐步走向正轨。随着太原王氏的衰落,门阀政治走向了终点,北府兵将领刘裕和道教徒孙恩、卢循成为其掘墓人。 田余庆先生在书中始终强调,门阀政治存在的一大条件是皇权不振。自琅琊王司马睿移镇江左,他急需依靠琅琊王氏在侨姓士族中建立声望,并且在吴地立住脚跟。司马睿本身的声望较卑微,对门阀士族的依赖性就更深。这就为东晋一朝皇权不振的局面买下了伏笔。而门阀士族通过与皇族的合作,提高了社会声望,增强了社会影响,更助长了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从这一点中可以窥见到皇权政治与门阀政治间微妙的关系。田先生把门阀政治称为皇权政治的变态,总体上仍然把它归结于皇权政治。这也是终东晋一朝皇权虽微,国鼎犹存的原因,门阀士族依然需要依靠微弱的皇权来维持家族地位。 门阀政治存在的另一个条件,即为士族专兵。书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讨论京口重镇的经营问题,并且始终可以窥见荆扬交锋对东晋政局的巨大影响。郗鉴经营的京口重镇成为士族之间全力争夺的焦点。而流民帅出身的郗鉴也很好的起到了士族之间、尤其是荆扬士族之间的缓冲作用,成为拱卫建康京师最重要的武装力量。而此后谢玄组织的、依靠京口兴起的北府兵,成为淝水之战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刘裕的带领下成为晋朝的掘墓人。此外,荆州的军事力量主要依靠襄阳一带的流民武装,成为荆州与扬州中央相抗衡的重要砝码。从士族专兵中,我们可以看到流民帅与士族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东晋最重要的武装力量来自流民,最重要的政治角色属于门阀士族。士族为保持其在东晋朝廷的独特地位,必须手握重要兵权,因此有士族与流民帅的合作,如郗鉴与琅琊王氏的合作。同时,掌握兵权的流民帅与士族并非完全一个阵线,双方也不属于同一社会阶层,在共同利益上毕竟有所出入,因此两者又有相互猜忌甚至敌视的情形,比如苏俊祖约的叛乱。 本书中也着重强调的一点是,门阀士族一个重要的原则在于各种力量的相互平衡。构建这种平衡格局的关系主要包括皇族与门阀士族的关系,门阀士族与流民和流民帅的关系以及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皇族衰微,却依然维持,门阀士族依然顾及晋朝名位的存在,这从门阀士族反对桓温篡晋可见一斑。流民帅与门阀士族的平衡上文已简述。至于门阀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一种对内的激烈竞争和对外的共同对敌。内部的竞争体现为家族利益在国家政治格外部的团结对敌表现在对待北方少数民族与国内其余有碍门阀政治的政治局层面中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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