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受用的十大顶级思维模式 以下十大顶级思维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终身受用的，使用得当还有可能改变你的人生!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多米诺思维多米诺思维要说的，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道理。 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以忽视任何一个微小的事物。 往往，一些微小的东西，很可能就是改变大局触发点。 生命本来就是一分一秒组成的，关键看你怎么用。 量，是决定一切的根源。 囚徒思维囚徒思维传达出这样的信息：人要懂得借势借力，自己要是没有能力去办好某一件事，那就定得想方设法请个能人代劳;要是自己有能力，有时，也得考虑一下是否该让更有能力的人，把一件事情办得更漂亮一些。 孙子思维孙子曰：“知已知彼，百战不殆。 这句名言，体现了一种十分可贵的思维方式，那就是：要战胜对手，就必须了解对手。 上帝思维“关爱别人，受益自己。 上帝说，天堂里的居民，凡事都是这么想的，世人要是拥有爱的思维，那他无论身处何方，都是活在天堂里。 爱迪生思维迂者拘泥于形，易被外在束缚;巧者注重本质，因而心明眼亮。 爱迪生思维独到之处，就在于其灵动自如直奔目标，而不为人间
万象所困惑干扰。 狼性思维危险的往往是生机之所在，这种思维，体现了一种物极必反的哲理。 拥有如此思维人，同时也得拥有非凡的勇气。 浪子思维浪子无羁，浪子思维更具有杀伤力!在实战中，浪子思维往往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设定一个较低的预期，以便营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司马光思维打破，才能得生机。 这，就是司马光思维的精髓所在：只有打破旧思维的桎梏，思路才会见光明。 裁缝思维眼前的对手，才是真正的对手;现实的问题，才是最有意义的问题。 这，就是裁缝思维的主旨。 只有认真对待现实中的问题，人们才有可能真正改善自身的处境。 奥卡姆思维奥卡姆思维，就是舍弃一切复杂的表象，直指问题的本质。 这种思维的可贵之处，是因为它直戳现实中的这么一种病态：今天的人们，往往自以为掌握了许多知识，而喜欢将事情往复杂处瞎鼓捣。
浅析盗窃罪的部分问题(一) 内容摘要：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了盗窃罪的概念及刑罚，但盗窃罪未遂的形态，由于难以确认盗窃数额或无实际盗窃数额，往往被认为无实际损害结果，社会危害性不大。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盗窃防范意识的增强，盗窃未遂现象呈上升趋势，客观上对人们心理造成不小的压力，对社会治安和公私财产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盗窃罪未遂是行为人已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盗窃行为。但是对于此行为的界定，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比较权威的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控制说”。认为只要盗窃者已实际控制所窃财物为盗窃既遂，反之构成未遂；二是“失控说”。认为只要物主已失去对其财物的实际控制为盗窃既遂，反之为未遂；三是“失控十控制说”。认为构成犯罪既遂，不仅物主已失去对其财物的实际控制，而且财物必须在盗窃者的控制之下，否则为盗窃未遂。本文认为只要物主失去对其财物的控制是因盗窃行为所致，则盗窃者必定控制物主的财物，而这种控制并无时间长短要求。对此行为可视具体情况进行定性及定量的处罚，即对实行终了的盗窃罪未遂和未实行终了的盗窃罪未遂进行区别对待。关于单位盗窃，我国《刑法》并没规定，有关的司法解释中虽然有规定，但矛盾不少，因而建议修改司法解释或修改刑法。 关键词：盗窃罪、盗窃未遂罪、刑法、单位犯罪。 盗窃罪是刑法中规定的一般罪型。尽管《刑法》给予了较详尽了的规定，严厉的处罚，但在实际生活中，对于盗窃罪的认识仍有不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相同的情况由于认识不同致使处理结果不同，从而有背于公平性。本文从两个方面的问题对盗窃罪进行论述，以期社会的认可。 一、关于盗窃罪未遂的法律问题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了盗窃罪的概念及刑罚，但盗窃罪未遂的形态，由于难以确认盗窃数额或无实际盗窃数额，往往被认为无实际损害结果，社会危害性不大。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盗窃防范意识的增强，盗窃未遂现象呈上升趋势，客观上对人们心理造成不小的压力，对社会治安和公私财产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对盗窃行为，一般首先分析的是盗窃行为的形态；其次是定罪量刑问题。如果是盗窃未遂，那么在法律上能否治罪？如能定罪又如何量刑，因此，笔者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盗窃未遂的界定及定罪量刑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一)盗窃罪未遂的意义 盗窃罪未遂是犯罪未遂的一种。刑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对犯罪未遂的定义是：“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这是对犯罪未遂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总的原则性界定。这一原则性界定也同样适用于盗窃罪未遂，即盗窃者实施盗窃时在客观上“已经着手”，但又“未得逞”，是盗窃未遂。 (二)对于盗窃罪未遂的界定 盗窃未遂在客观方面“未得逞”的表现毕竟有其特殊性，围绕盗窃未遂的界定这一问题，理论界存在争议，但比较权威的观点有以下三种：一是“控制说”。认为只要盗窃者已实际控制所窃财物为盗窃既遂，反之构成未遂；二是“失控说”。认为只要物主已失去对其财物的实际控制为盗窃既遂，反之为未遂；三是“失控十控制说”。认为构成犯罪既遂，不仅物主已失去对其财物的实际控制，而且财物必须在盗窃者的控制之下，否则为盗窃未遂。 笔者认为，要正确界定盗窃未遂，首先应正确把握“控制”的含义以及控制与失控之间的时空关系。 所谓控制，是指对财物的直接把握或者在自己力量范围内对财物的制约能以自己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将财物放在自己身上且仅凭自己的意愿便能处分财物，就是“直接把握”；虽然财物不放在身上，但将财物放在自己的房屋内或公共场所某处自己能够辨认并取回的地方，就
如何区分利用影响力受贿与事后的共同受贿 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正通过《刑法修正案》和相关司法解释逐步扩大对贿赂犯罪的打击范围，2016年4月18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事后明知特定关系人受贿，未退还或上交，可以认定为具有受贿的故意；而该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如何与《刑法》388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相区分还存在争议。本文将主要以实践中如何区分前述两种情况为讨论重点，明确事后共同受贿的认定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对受贿款物的处分意识表示，否则应认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 2016年4月18日两高配合《刑法修正案（九）》中职务犯罪的相关条文出台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贪贿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对检法办理贪污贿赂案件有实质性的指导意义。但由于该解释出台时间较短，在实践中，对个别司法解释的理解和认识不统一的情况较为突出，笔者借该解释第十六条第二款“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实践中如何区分和认定进行分析，抛砖引玉，以期能有更多的探索和思考。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适用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立法背景
在刑法修正案颁布之前，实践中有大量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收受贿赂的案件的认定，必须依托于国家工作人员与该“身边人”构成共犯，利用共犯理论来处理这类案件，追究相关“身边人”的刑事责任。早在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贿赂意见》）中，就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通过授意请托人将有关财物给予第三人，第三人构成受贿罪共犯的情形。实践中的关于“特定关系人”的认定包括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人。这类“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接受被国家工作人员授意的请托人给予财物，按照共犯理论，理所当然地构成受贿罪。 但是实践中还有一些案件存在“特定关系人”直接绕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形成的身份和地位，完成请托人的请托事项，收受贿赂的情形。这类案件，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事先知晓，构成受贿共犯毋庸置疑，但事先的知晓和共谋的证据往往难以查证属实，无法找到确实的证据予以支撑；而有的国家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对“特定关系人”的贿赂行为并不知情，共犯的成立就存在一个共同犯意的缺失，难以使“特定关系人”依附国家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的共犯。而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非国家工作人员即使实施了贿赂行为，因为主体身份的缺失，亦无法定罪处罚。于是，为了扎紧反腐败的“篱笆”，《刑法修正案（七）》设立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直接定罪，突破了特定关系人依附国家工作人员定罪的局限性，直接将那些共同犯意不明的特定关系人定罪处罚。于是在实践中，那些有证据证明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的“身边人”，直接以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定罪处罚，而那些无法证明是否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其中的贿赂案件，则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来填补。
浅析盗窃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学说 [摘要]盗窃罪是目前为止我国高发财产犯罪之一，如何正确判断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对于能否正确适用法律规定，能否有效打击盗窃财产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如何判断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问题理论界和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文章通过对接触说、隐匿说、转移说、失控说等判断盗窃既遂未遂的理论学说的分析，认为失控说加控制说能够真正区分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当然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运用失控说加控制说来真正判断盗窃既遂时还需要结合具体盗窃的行为时间、地点等具体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后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 [关键词]盗窃未遂；失控说；控制说。 一、盗窃罪未遂既遂标准的学说 根据我国《刑法》第264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一般意义上的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罪历来是我国高发的财产犯罪之一，如何全面透析盗窃罪的内涵对于能否正确认定和适用刑法内涵，能否有效打击盗窃犯罪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问题，无论学术界还是实践中都存在争议，从我国的通说来讲，盗窃罪的既遂形态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客观上通过秘密窃取等手段有效地控制了他人财物的盗窃犯罪行为，从而达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状态。而盗窃犯罪的未遂形态是指行为人着手实行盗窃犯罪以后，由于其意志以外的某些外在原因，而使行为人的主观上盗窃他人财物的意图未能如愿实现，客观上的盗窃犯罪行为未能完成或犯罪结果等未能发生，从而使盗窃犯罪进行不下去的情形。因此可以精确地讲，盗窃罪的既遂形态与未遂形态区别的关键之处就是是否同时实现盗窃罪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的统一。在长期的盗窃理论研究中，中外学者们都坚持自己的见解，形成了不同的学说和观点。 1.接触说，这种观点以盗窃行为人是否实际接触到被盗财物为根本标准，认为只要犯罪嫌疑人实际物理接触到财物就已经实现了盗窃既遂，物理空间上没有能够实际接触到财物的就是盗窃未遂。[1] 2.转移说，这种观点以盗窃行为人是否已经将盗窃到的财物转移作为盗窃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认为凡被盗财物与原来存放的场所发生物理空间的移动，就实现了盗窃既遂，财物物理空间上未被移动则为盗窃未遂。[2] 3.隐匿说，这种观点以盗窃行为人是否将他人财物隐匿起来作为判断盗窃既遂未遂的标准。认为凡是已经将盗窃来的财物隐藏起来就已经实现盗窃既遂，未藏起来的就是盗窃未遂。[3] 4.损失说。这种观点曾经被1992年“两高”的司法解释所采用。它主张应当以盗窃行为是否造成公私财物损失为标准，盗窃行为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为既遂，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为未遂。[4] 5.失控说，这种观点以盗窃行为人的盗窃行为是否使公私财物的权利人失去了对财物的实际有效控制，作为划分盗窃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凡是盗窃行为使盗窃目的物脱离了权利人的实际有效控制，为盗窃既遂，相反未能使盗窃目的物脱离权利人实际有效控制的为盗窃未遂。[5] 6.控制说，这种观点以盗窃行为人是否已经实际控制所盗窃的财物为标准来判断盗窃罪是否实现既遂，认为只要行为人已经实际控制所盗窃的财物就实现盗
从改变思维开始：7种认知技能纠正3种思维模式 玖久环球教育一直以来都在倡导思维教育，目的为让学生成为一个“学习天才”。我们都知道学习天才有五大特征： 1 能充分利用好任何有利条件，善于运用变换思维、发散思维 2 独树一帜，别具匠心，思维见解绝不因循守旧，总是更胜一筹 3 能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推理能力、记忆力和反应力，游刃有余地解决问题 4 观察仔细，在细微处捕捉智慧的闪光点 5 能很好地驾驭语言，尽情地施展文字魅力 这五大特征里面，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学习天才善于运用变换思维、发散思维。笔者曾经与一位资深的医学博士做过教育交流，这位博士可以从一个简单的生活常识串联起物理、化学、生物学科。当时，笔者深有感触，如果能让学生都在这样的教育中成长，那么，没有一个孩子会厌倦学习。同时，也不再让同学们的知识点中不再存在任何盲区。在玖久过往的教学文章中，一直在倡导“学习思维和应试思维”，对于会学习的同学，他们会马上找到自己学习的窍门，而对于不爱思考和动手的学生来讲，他们会认为思维非常抽象，无法落实到学习中去。还是那句话，方法很重要，但是没有一个智慧的见地，也无法让我们发生改变。由于暑假已经开始，很多家长和学生开始寻找课堂以外的助力，希望自己在这个暑假可以好好的充电，开学之后，有一个华丽的转身。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在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要做两个工作，就是认识自己和认识学习。 首先，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哪个思维模式的同学。 其次，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学习存在的真实问题是什么？ 当我们给上述两个问题找到答案之后，我们可以更准确的找到自己所需的帮助。为了给大家提供参考，我们把不同思维模式的学生特征给大家做了一个对比。顺便讲一下，这不是玖久环球教育的总结，这是著名的斯滕伯格的三元智力理论基础哦。很好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分析性思维”同学的特征： 成绩好 考试分数高 喜爱学校 被老师喜爱 适应学校
83 V ol. 7 No.1Feb. 2013 第7卷 第1期2013年2月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收稿日期］2012-11-18 ［作者简介］刘吉如（1970-），男，湖南隆回人，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刑事法学，环境法学。［通讯作者］魏建文（1968-），男，湖南隆回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湖南版》副主编，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检察理论与诉讼法学。 受贿罪行为方式，就是指行为人实施受贿犯罪行为，为追求犯罪结果，实现犯罪目的而采取的作案方法及行为过程的表现形式，它是受贿犯罪行为人心理活动在客观方面的综合反映。受贿犯罪行为方式，虽然是犯罪心理的外部表现，但它能反映犯罪的性质，反映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根据受贿人职业、社会经历、地位等的不同，其行为方式也会有不同的表现。 一、受贿罪主要行为方式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将受贿行为方式规定为收受贿赂和索取贿赂两种，对于约定贿赂方式，刑法典并没有对其进行明确的规定，只是在司法解释中有所放映，但国外立法一般将其规定为受贿罪的主要行为方式。为了解受贿罪的具体行为方式，首先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1.索取贿赂的行为方式 在1979年刑法第185条的规定中，没有“索取他人财物”的罪状描述，因此根据当时的规定，如果是国家工作人员以满足某人的某种合法要求为诱饵，通过威胁要挟手段向他人敲诈勒索财物的，不能依照本法规定追究刑事责任，而应该依照刑法第154条的敲诈勒索罪追究刑事责任[1]。 第一次将“索取他人财物”载入受贿罪罪状的，是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该《决定》第1条规定，对刑法第185条第1款和第2款修改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的，比照刑法第155条贪污罪论处。事实上，这一修改奠定了以后受贿罪立法的初步基础。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在该补充规定中，立法者将受贿的索取手段由“索取贿赂”改为“索取他人财物”，并为刑法所继承。其实，自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实施以后，我国刑法界曾有人认为《决定》实际上规定了一个新的罪名，即索贿罪。其主要理由是：索贿行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罪名，是因为索贿行为具有强迫、勒索的性质，这是原来意义上受贿罪所不具有的。如果忽视了索贿行为的这一特征，则不利于打击索贿行为[2]。但是“两高”1985年《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则维持了传统的见解，并且伴随着《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的实施，上述观点实际上完全失去了市场，无人赞同。事实上，以刑法的规定和司法实践的惯常做法来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只能作为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种表现形式，那种认为我国刑法规定了索贿罪的观点没有依据。 “索取”的基本含义应为要求、索要与勒索。何为索贿，我国刑法学界观点迥异。一种观点认为，索取可能是索要也可能是勒索。前者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当事人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要求贿赂，而未使用要挟胁迫的方法；后者则使用要挟胁迫的方法，明示或暗示如不送财物其事就不好办或者会有严重后果迫使当事人给他送财物[3]。另一种 受贿罪行为方式研究 刘吉如1，魏建文2 （1.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长沙410074；2.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湖南 长沙410001） [摘 要]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受贿罪仅规定了索取与收受贿赂两种行为方式，对于约定贿赂的方式则仅在司法 解释中有所体现，而且并不完整。约定贿赂行为的危害性很大，刑法应将其纳入调整范围。由于刑法受贿罪既遂理论采取收受财物标准说，因而受贿罪的基本罪状应从是否取得他人财物方面去界定，索取、收受、约定等具体行为方式只是表明主观恶性，危害程度差异（量刑情节），并不决定受贿罪的认定。但现行刑法一方面将索取与收受贿赂作为受贿罪的基本罪状并列在一起，构成受贿罪的罪刑规范，同时又规定索取为加重罪状，显然有所不妥。宜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获取他人财物的，是受贿罪。有索取行为的，从重处罚。 [关键词]受贿罪；行为方式；收受贿赂；索取贿赂；约定贿赂 [中图分类号] D9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272(2013)01-0083-04
案件名称陈晓案 案情简介陈晓自1986年至1996年间任安徽公司总经理。1992年初，安徽公司下达公司各部门承包经营方案。同年4月，能源化工处处长兼庐海公司经理李剑峰向陈晓递交书面报告，提出新的承包经营方案，建议超额利润实行三七分成。陈晓在没有通知公司其他领导的情况下，与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徐某（另案处理）、财务处长吴某及李剑峰四人研究李剑峰提出的建议，决定对李剑峰承包经营的能源化工处、庐海公司实行新的奖励办法，由陈晓亲笔草拟，并会同徐某签发《关于能源化工处、庐海实业有限公司试行新的奖励办法的通知》，规定超额利润70％作为公司利润上缴，30％作为业务经费和奖金分成，并由承包人支配。发文范围仅限财务处、能源化工处、徐某及陈晓个人。1993年初，陈晓在公司办公会上提出在全公司实行新的承包方案，主持制订《业务处室六项费用承包核算办法实施细则》。依据《关于能源化工处、庐海实业有限公司试行新的奖励办法的通知》、《业务处室六项费用承包核算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李剑峰于1992年提取超额利润提成21万余元，1993年提取超额利润提成160万余元。在李剑峰承包经营期间，陈晓以公司总经理身份及公司名义于1992年11月、1993年5月先后两次向安徽省计划委员会申请拨要进口原油配额6．5万吨，交给李剑峰以解决其进口加工销售业务所需，并多次协调李剑峰与公司财务部门之间就资金流通、使用等方面的矛盾。李剑峰为感谢陈晓为其制订的优惠政策及承包经营业务中给予的关照，于1993年春节前，送陈晓人民币3万元，1994年春节前后又两次送给陈晓人民币30万元、港币15万元。陈晓收受李剑峰的钱款后，其妻李某利用此款在广东珠海市吉大园林花园购买房屋1套（价值人民币51万余元）。 判决（一）一审判决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晓系由中国电子物资总公司任命的安徽公司总经理，是领导和管理国有企业相关事务的工作人员，其主持制订《关于能源化工处、庐海实业有限公司试行新的奖励办法的通知》，出发点是为了公司利益，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大气候下，对公司分配机制进行改革的一项尝试和试点，建立的是“公司得大头，个人得小头”的激励机制，不是为他人谋取利益。此文件的出台，尽管没有经过该公司所有领导参加的经理办公会的讨论，且控制发文范围，在制订程序上不完备，但安徽公司实行总经理负责制，被告人陈晓曾于1992年5月就此文件向原中国电子物资总公司总经理赵德海汇报，赵表示可以试试，同意承包三七分成，故不能完全否定《关于能源化工处、庐海实业有限公司试行新的奖励办法的通知》的合法有效性。被告人陈晓主持制定《关于试行业务人员六项费用承包经营核算办法的报告》，帮助李剑峰承包的能源化工处向省计委申请并获得进口原油配额，是其正当的职务行为，不是为李剑峰谋取利益。现有证据无法证实被告人陈晓主观上具有权钱交
盗窃罪再理解与认识 高文 盗窃犯罪属于传统型犯罪，在整体发案数量上依然占有“半壁江山”之席。近年来又有行为手段翻新和猖獗之势，为有效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将第二百六十四条之盗窃罪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由此并列增加三种新的构罪行为方式，同时对“多次盗窃”进行重点修改，重在打击即侵犯财产权又侵犯人身权的双重法益犯罪。有必要重新认识盗窃罪构罪的五种行为方式及与相关犯罪的区别，因盗窃罪理解与认定看似简单，实则是其它犯罪理解与认定的基石。一、盗窃罪的五种行为方式构罪认定 （一）数额较大的 依据犯罪数额来认定盗窃是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前的旧的构罪行为方式，各地高院结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安状况需要均发布了各自的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既然依据被盗数额来定罪，那么数额的认定尤为重要，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解释）第四、五、九条对数额的认定做了详细的规定，第二条亦对减
半定罪列项举明。如图： 截至2016年5月部分省市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认定标准，如图：
数额的认定核心在于厘清盗窃罪中的财物是否包含财产性利益？ (二)多次盗窃的 旧盗窃罪解释对“多次盗窃”的规定是：一年内在入户盗窃或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为是“多次盗窃”。为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衔接过渡，根据2013年“两高”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实务中对于三次以上盗窃的性质存在着不同的认识。第一种观点认为：“二年内盗窃三次以上”应是指二年内实施三次未经治安管理处罚的盗窃行为。第二种观点认为：“多次盗窃”即应认定为两年之内因盗窃受到三次以上刑事处罚或行政处罚，行为人主观上存在以盗窃数额较大财物的目
只要你敢于改变，敢于挑战自己，当然会看到那些被你过去的惯性想法忽略的东西，新生活从选择的方向开始。 听说如果女孩子失恋了，往往会把自己的一头秀发剪掉，有剪发断情的说法。而且挺管用的，不过多长时间失恋的痛苦就能减轻，然后渐渐地就消失了。看来，剪发还是有作用的。为什么选择剪头发，而不是别的呢？剪头发可以让你的形象改变，也让你自己从镜子里面看到另外一个不同于平时的自己，不同的形象会给人不同的心情，甚至能影响一个人看事情的方式和态度。因为你会有一种潜意识的感觉：“我不再是以前的我了，我改变了！”而你知道吗，看事情的方式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噢。先看一个小故事：一个青年来到绿洲，碰到一位老先生，年轻人便问：“这里如何？”老人家反问说：“你的家乡如何？”年轻人回答：“糟透了！我很讨厌。”老人家接着说：“那你快走，这里同你的家乡一样糟。”后来又来了另一个青年问同样的问题，老人家也同样反问，年轻人回答说：“我的家乡很好，我很想念家乡的人、花、事物......”老人家便说：“这里也是同样的好。”旁听者觉得诧异，问老人家为何前后说法不一致呢？老者说：“你要寻找什么？你就会找到什么！” 现在你相信了吗？当你以欣赏的态度去看一件事，你便会看到许多优点；以批评的态度，你便会看到无数缺点。正所谓：人是正确的，他的世界就是正确的。当你用欣赏的心态看你的生活，看你的工作、看你的妻子、看你的老板、你会发现生活中总有让你感动和欣赏的地方。即使你真的找不出来——没有关系，你还可以去创新！比如换一个新的发型会让你拥有一个更好的心情、更美的笑容，让身边的人感觉更好，那么第一步效果就达到了！好了，现在就从你开始进行改变吧。带领着你身边的人一起改变。你会发现人生没有什么不可以改变的！
浅析受贿罪中的职务行为与职业行为的区别[摘要]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客观 方面的必备要件。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它与利用职业形成的便利条件如何区别，成为准确适用罪名、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也成为司法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个疑难问题。 [关键词]受贿罪；职务；职业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受贿罪的犯罪构成将“利用职务便利”作为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它与利用职业形成的便利条件如何区别，成为准确适用罪名、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也成为司法实践中最具争议的一个疑难问题。 职务与职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职务与职权、职业的含义紧密联系又有区别，有职务者首先要有一定职业为前提，没有职业就谈不上有职务，有职务就有一定的职权，承担对国家、社会某方面的管理责任。而有职业者并不一定都有职权或者职务。因此，职业是职务的前提条件，但职业并不一定派生出职务，两者不能划等号。就职务而言，受贿罪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其职务是管理国家、社会公共事务的职务，其本质特征是从事公务，与集体经济、私营企业中享有的职务性质不同。因此，“职务”与“职业”的区别是：（1）职务者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或者虽然没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因受委托从事公务而使其拥有某种“职务”，职业只是人们谋生的一种手段，没有身份之要求；（2）职务必然带来相应的职权，职业并不必然带来相应的管理职责。 一、职务行为 受贿罪中利用职便的职务行为便是一种从事管理国家、社会公共事务，是国家公务行为。什么叫“国家公务”？所谓国家公务，是指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卫生、体育、科技等各个领域中实施的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活动。 一般来说，这类公务活动具有以下特征： （一）权力性或职能性 公务总是和一定的权力、职务相联系，是一种行使国家权力或者公共权力的活动。没有公权性的活动就不是公务。公务是具有一定职务的人员进行的职能活动，而职能活动是通过具体的行为人受国家委托而代行国家权力来实现的。 （二）管理性 即公务行为必须表现为领导、组织、监管、主管等管理性质的活动。也就是说，行为人具有权力管理国家某一方面的事务，如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管理等。 （三）隶属性 即公务行为是国家机关或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所进行的管理活动。具体的行为人只是代表上述部门来实现管理活动。非国有单位的工作人员从事《刑法》第93条所规定的公务活动，必须要受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的委派。 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指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务上主管、管理、经手公共财物的权力及方便条件。”具体可将其分为两种情况： 1.行为人对财物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审查、批准、调配、处置、使用、决策等
受贿罪案例简介及主要争议评析 2020年4月
受贿罪案例简介及主要争议评析本文关键词：受贿罪，评析，争议，案例，简介 受贿罪案例简介及主要争议评析本文简介：引言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当中，腐败犯罪如影随形。在各类形形色色的腐败犯罪当中，贿赂类犯罪是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而受贿罪又首当其冲，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多发犯罪，也是法律适用中出现疑难问题较多的犯罪。随着反腐败 受贿罪案例简介及主要争议评析本文内容： 引言 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当中，腐败犯罪如影随形。在各类形形色色的腐败犯罪当中，贿赂类犯罪是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而受贿罪又首当其冲，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常见多发犯罪，也是法律适用中出现疑难问题较多的犯罪。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推进，立法规定中一些制约和影响惩治受贿罪的因素日渐凸
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从司法实践来看，受贿罪立法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如收受型受贿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等的设定与现实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日益不相适应，致使在受贿罪的认定上，一些受贿行为难以被受贿罪现行立法所能框定，使一部分受贿者饶幸逃脱应有的惩罚，削弱了法律对受贿犯罪的威慑力，如收受感情投资式送礼、贿款公用式处理贿款等行为。由于此类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在现行立法框架之下存在争议，从而引发许多司法困境。主要体现在，理论上的争论会导致司法人员认识上的差异，使得司法实践中对相同案件的处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进而直接导致法律适用不统一，司法判决相矛盾，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降低了司法公信力。多年前的文建茂案审判当中暴露出来的具有典型性的争议和分歧，至今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且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工作如火如荼开展，但当前受贿罪立法却难以适应坚持标本兼治，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反腐新形势。 受贿罪是贿赂犯罪中最重要的罪名之一，如何解决其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困境，使其真正发挥反腐利剑之功效，是吸引笔者进行探宄的动力所在。第一章案
盗窃罪的基本特征是： (一)客体特征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本罪的对象包括公共财产和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 作为盗窃罪对象的财物，一般是指动产。但盗窃能从不动产上分离出来的物品，如盗窃房屋上的瓦、门、窗，土地上生长的零星树木、庄稼、果实等，数额较大的，应构成盗窃罪。 作为盗窃罪对象的财物，通常是有形物，但是，盗窃电力、煤气、天然气、热气、冷气等虽属无形，但本身既有经济价值，也有使用价值，而且能为人们所掌握和控制的无形财物的，也应构成盗窃罪。此外，盗窃他人长途电话账号、码号造成损失、数额较大的，也应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这里需要注意的，盗窃枪支、弹药、爆炸物的行为，盗窃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盗伐林木的行为，盗窃正在使用中的电线等电力设备、通讯设备的行为，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行为，等等，由于盗窃对象的特殊性而使盗窃行为侵犯的客体发生重大变化，因而，盗窃以上这些特定物品的行为均不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而根据刑法关于盗窃这些特定物品的具体规定分别定罪处罚。 (二)客观特征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秘密窃取，是盗窃罪区别于抢夺罪、抢劫罪、诈骗罪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其他侵犯财产罪的关键，是盗窃罪的主要特征。 所谓秘密窃取，是指行为人采取自以为不使财物所有者、保管者发觉的方法，暗中将公私财物取走。其主要特征是：(1)秘密窃取是指取得财物时没有被发觉，暗中进行。如果取财是暗中进行，但刚将财物窃到手即被发觉，尔后公开携财而逃的，仍应定盗窃罪。如果施用骗术，转移被害人注意力，在其不知觉情况下取财的，也应定盗窃罪。反之，先秘密潜入某一场所，等待合适时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公然劫取财物的，则应定抢劫罪o(2)秘密是针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而言的，而不是指其他人。如果窃取财物时被其他人发现，只要是乘被害人不知觉取走财物的，也为盗窃罪。(3)秘密是指行为人自以为没有被财物所有人、保管人发觉。如果取得财物时，事实上已被发觉，但被害人由于各种原因没有阻止，而行为人对此并不知情，仍以为是秘密将财物窃走的，仍构成盗窃罪。如果行为人当时已明知被害人发觉，继续将财物取走的，行为已具有公然性，因而应定抢夺罪。秘密取财，是盗窃罪区别于其他侵犯财产罪的主要标志。盗窃的手段很多，如掏兜割包、人室盗窃、顺手牵羊等。 (三)主体特征
浅谈“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论文摘要：相对于直接的权钱交易行为，间接地利用权力影响力进行贪腐，已成为当前官员****现象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公布的时间比较短暂，刑法理论界没有深入研究，实务界不能正确适用。本文将对本罪的构成要件作一定的研究和分析，同时指出本罪相关立法上的不足，以期完善本罪立法并对司法实践上的灵活适用有所裨益。 论文关键词利用影响力受贿构成要件立法完善 一、立法背景、意义和定义 近年来世界各国都加大反****的力度，通过国内立法或者国际公约，确认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特别是《联合国反****公约》(以下称《公约》)中明确规定，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故意地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面对社会上出现的新型****现象，我国有必要对这种身边人的受贿行为加以法律规制，加大反****的力度。 本罪的确立是对我国受贿犯罪法律体系的完善，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内容，是刑法界的一大进步。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
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的主体 本罪的主体一是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二是与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理论和实践上的定性都没有争议，但是我们必须对关系密切、近亲属等弹性概念做出明确量化，准确确定它们的范围，这样才能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更好的惩治****犯罪。 (一)国家工作人员(离职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 近亲属的概念在传统文化上的内涵确定，但是在法律文化上却是见仁见智，究其原因，不外乎在我国法律文化中不同法律部门、不同法律位阶对近亲属这一概念的规定不一致，以至于产生适用冲突。《刑事诉讼法》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而《民通意见》加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中更是扩大了范围，包括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这种现象使得原本确定的近亲属概念变得十分不明确或宽或窄，司法实践中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工作研究：认定盗窃犯罪即未遂标准 一、背景 盗窃罪作为财产类犯罪中最重要的一类犯罪之一，具有发案数量最大，涉及犯罪人数最多、社会危害最大的特点。虽然相比于暴力性犯罪、黑恶势力犯罪、毒品犯罪、计算机网络犯罪而言，盗窃罪看似对社会危害较轻，但由于其犯罪数量巨大、危害社会面广泛、犯罪种类形式繁多给人民群众的财产和国家及企事业单位的财产造成巨大损失。面对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同时伴随着现代科技发展、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普及，盗窃犯罪无论是从的数量还是种类形式上都大规模的增长，因此为了更有效的打击、预防该类犯罪发生减少对人民群众财产的侵害，我们对于盗窃犯罪的法律研究工作应当与该类犯罪的发展保持同步。随着盗窃犯罪的发展，其犯罪形态也不断更新，由此给司法实务界对该类犯罪的即未遂认定标准造成了新的难题，长期以来出于司法公正的考量，在实务界和理论界对于该问题长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这无疑会给实际操作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带来不小的困惑从而影响到案件的办理质量。作为基层的司法工作者，考虑到盗窃罪即未遂的认定标准问题对于更为有效打击该类犯罪、切实维护社会秩序和司法公正重要性，基于自身的一些思考从司法实务的角度探析对盗窃犯罪既未遂认定的标准。 二、盗窃犯罪即未遂认定标准的争论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窃取的行为。根据犯罪构成理论盗窃罪在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意图，在我国刑法传统理论中认为非法占有的目的即为永久性的占有他人财物的意思，也有观点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进行支配，并遵从财物的用法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在客观方面要求具备：一是行为对象为他人占有的财物，即他人事实上支配的财物；二是实施了窃取他人占有财物的客观行为，窃取是指违法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者占有。三是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要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以上是认定是否构成盗窃罪基本标准。依据《刑法》第23条第一款规定，犯罪未遂是指已经这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法律规认定未遂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着手”实行犯罪和“未得逞”，这也是认定犯罪既未遂关键所在。 （一）怎样理解“着手” 对于着手实行犯罪在理论上有主观说和客观说，当前主流倾向于客观说，其中客观说又分为形式客观说和实质客观说（又分为实质行为说和实质结果说），我国的传统观点认为，着手就是开始实行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但该提法过于概括不能够确实回答什么是“着手”。依据法益侵犯理论，实行行为只能具有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性的行为，并且侵害法益的危险达到紧迫的程度（足以发生危险结果）时就是实行行为的着手，应该说该理论对于“着手”的定义较为适当和清晰。依照对于该理论的理解在盗窃犯罪的着手行为就是，以盗窃他人身体上的财物（财物本身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为例就是行为人将手伸
受贿罪 上传时间：2011-12-29 受贿罪： 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一、犯罪构成 (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次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现金、具体物品，而应看其是否含有财产或其他利益成分。这种利益既可以当即实现，也可以在将来实现。因此，作为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财物，必须是具有物质性利益的，并以客观形态存在的一切财物。包括:货币、有价证券、商品等，另外，对受贿人而言，其所追逐的利益的着眼点，既可以是该财物的价值，也可以是该财物的使用价值。所以，受贿罪中的贿赂：财物，从一定意义上说，属于商品范畴。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利用职务之便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职权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法作出一定行为的资格，是权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具体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即利用本人在职务上直接处理某项事务的权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财物，是典型的受贿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受贿罪是利用职权的便利条件构成的。例如，负责掌管物资调拨、分配、销售、采购的人，利用其调拨权、分配权、销售采购权，满足行贿人的愿望，而收受财物。 (2)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即不是直接利用职权，而是利用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存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实践中，利用第三者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亲属关系，二是私人关系，三是职务关系。至于前两种情况，利用的主要是血缘与感情的关系，与本人职务无关。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在第三种情况下，则与本人职务有一定关联。受贿人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受贿，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其一，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必须以自己的职务为基础或者利用了与本人职务活动有紧密联系的身份便利。其二，是受贿人从中周旋使他人获得利益。根据司法实践，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一般发生在职务上存在制约或者相互影响关系的场合。
【指导案例3号】 潘玉梅、陈宁受贿案 【关键词】 刑事受贿罪“合办”公司受贿低价购房受贿承诺谋利 受贿数额计算掩饰受贿退赃 【裁判要点】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以“合办”公司的名义获取“利润”，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经营管理的，以受贿论处。 2.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有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已实际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谋取到利益，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3.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房屋等物品的，以受贿论处，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 4.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因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
【基本案情】 2003年8、9月间，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某在迈皋桥创业园区低价获取100亩土地等提供帮助，并于9月3日分别以其亲属名义与陈某共同注册成立南京多贺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多贺公司），以“开发”上述土地。潘玉梅、陈宁既未实际出资，也未参与该公司经营管理。2004年6月，陈某以多贺公司的名义将该公司及其土地转让给南京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潘玉梅、陈宁以参与利润分配名义，分别收受陈某给予的480万元。2007年3月，陈宁因潘玉梅被调查，在美国出差期间安排其驾驶员退给陈某80万元。案发后，潘玉梅、陈宁所得赃款及赃款收益均被依法追缴。 2004年2月至10月，被告人潘玉梅、陈宁分别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迈皋桥办事处主任的职务之便，为南京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迈皋桥创业园购买土地提供帮助，并先后4次各收受该公司总经理吴某某给予的50万元。 2004年上半年，被告人潘玉梅利用担任迈皋桥街道工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南京某发展有限公司受让金桥大厦项目减免100万元费用提供帮助，并在购买对方开发的一处房产时接受该公司总经理许某
民主与法制研究 [收稿日期]2010-10-08 [作者简介]王萍（1975～），女，甘肃省通渭县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校法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经济法学。2011年第1期No．12011 中共伊犁州委党校学报 Journal of YiLi Prefecture Communist Party Institute 论我国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王萍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党校法学教研部新疆乌鲁木齐830002） [内容提要]《刑法修正案（七）》中将利用影响力实施的索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在《罪名补充规定(四)》中，又将这种犯罪确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这对于打击腐败，加速我国法治的进程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笔者通过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的原因阐述了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背景，进一步概括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及与其它罪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存在的法律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内容。 [关键词]影响力受贿罪立法背景区别界限缺陷及完善 [D O I 编码]doi:10.3969/j.issn.1674-6287.2011.01.097［中图分类号］D63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87（2011）01-0097-03一、我国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背景 《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在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的索贿受贿行为，规定为犯罪。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等其他关系密切的人(以下简称关系人)纳入受贿犯罪规制对象的范围,既有国内方面的原因,也有国际方面的原因。 （一）从国内看,将关系人纳入受贿犯罪规制对象的范围主要是为了填补我国传统刑事立法和司法对这些关系人无法规制的漏洞 关系人参与受贿犯罪活动已经成为当今我国司法机关打击受贿犯罪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此类犯罪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职权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由关系人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者向请托人索取财物。案发后,国家工作人员只承认自己为请托人谋取了不正当利益,但对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或者向请托人索取财物一事则声称并不知情;关系人只承认自己代请托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转达了请托事项,而对自己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之事则坚称并未告知国家工作人员。面对受贿犯罪出现的这一新动向,我国传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往往感到非常无奈。 由于我国刑法规定了非常严格的共同犯罪成立条件,因此,要想认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共同犯罪往往比较困难。在共同受贿的情况下,如果各共犯人的分工不同,那么就要求每个共犯人不仅要明知自己的行为内容,而且还要对其他共犯人的行为具有明知,才成立共同故意。具体而言,在国家工作人员与关系人存在明确分工的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负责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关系人负责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只有在二者互相明知对方的行为内容时,他们才具有受贿罪的共同故意;否则,就没有受贿罪的共同故意,也不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因此,检察机关就不能指控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关系人构成受贿 ·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