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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明吾所师＂与“出处依稀似乐天＂
——论苏轼对陶渊明和白居易的接受
张再林
（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广西南宁５３０００１）
摘要：苏轼虽曾一再表示过对陶渊明和白居易的倾慕之情，但实际上他对陶、白二人的接受态度是有所不同的。苏轼既受白居易的影响，主要将陶渊明当作是精神上的“导师”，而不取其贫寒困顿的一面；又将白居
易所开其端绪的“中隐”文化心态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苏轼之能成为中国封建士大夫文人的一个“标本”
式的人物，与他对陶、白二人的这种接受态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苏轼陶渊明白居易接受
中图分类号：Ｋ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一８７５０ｆ２００４）０４—２２—５
众所周知，苏轼堪称是中国封建士大夫文人的一个“标本”。而他之能成为这样一个“标本”，与前代的影响自然是分不开的。换言之，苏轼思想文化性格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正体现着前此历代思想文化的综合影响。而苏轼确也好臧否人物——前代的思想文化名人如庄子、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自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等，他们的行为出处、功过得失，苏轼都曾作过评论，明显表现出一种自觉的接受意识。而在这当中，苏轼对陶渊明和白居易的接受情况尤其值得注意——这主要是因为，苏轼本人曾一再表示过对陶、白二人的倾慕之情。如他一方面说“渊明吾所师”（《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其一），并表示“欲以晚节师范其（陶渊明）万一也”（《与子由》）；而另一方面，他又大谈自己与白居易的“相似”：“它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李道士》），“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赠善相和杰》）……而对其他人，苏轼虽也有过称许，但却不曾说过这类话头。因此，探讨苏轼对陶、白二人的接受情况，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封建士大夫文人“标本”得以形成的深层原由和大致过程。
虽然说苏轼对陶渊明和自居易都曾表示过倾慕之情，但实际上他对陶、白二人的接受态度还是有所不同的。下面首先就让我们对这一问题作一番考察。
李泽厚先生曾认为，在古今诗人中，“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一观点曾一度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但实际上这种说法似是而未得其实。苏轼虽曾多次表示过对陶渊明的倾慕之情，但也还常常流露出对陶的“不满”之意。如他认为陶渊明并非真正的“达者”：
陶渊明《无弦琴》诗云：“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苏子日：“渊明非迭者也，五音六律，不害为达，苛为不然，无琴可也，何独弦乎？”（《渊明非迭》）
而对陶渊明的穷酸之气他也有所议论：
俗传书生入官库，见钱不识，或怪而问之，生日：“固知其为钱，但怪其不在纸裹中耳”。予偶读渊明《归去来辞》云：“幼稚盈室，瓶元储粟”，乃知俗传信而有征，使瓶有储粟，亦甚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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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书渊明归去来序》）
而尤可注意者，苏轼也并不认可陶渊明“穷苦自把锄”（《答任师中、家汉公》）、“每为饥所迫”（《次韵王郎子立风雨有感》）的生活状态。这些都足以说明，苏轼对陶渊明也确还有“心有未契”之处。如此看来，陶潜并非是“最合苏轼的标准”，也就谈不上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了。
那么，苏轼对自居易的接受态度又到底如何呢？在分析苏轼本人的意见之前，不妨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宋代人的有关评论。翻检宋人著作，我们发现，关于苏轼对白居易的接受态度，其实是当时人们很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常被谈及。如与苏轼甚熟的王直方说：“东坡平日最爱乐天之为人”，［２】周必大说：“本朝苏文忠公（轼）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ｂＪ……这些“本朝人说本朝事”的意见，自然应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
而苏轼是否真如宋人所说的那样“独敬爱乐天呢”？对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苏轼之慕白居易，不仅是“屡形诗篇”，［４】而且没有表示过不敬之意，不象他对陶渊明那样仍颇有微词。他认为所熟知的“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之论，其实主要是就文学风格而言的，其中的“俗”，是“通俗”、“浅俗”之“俗”。而风格是不能以优劣来论的，苏轼自己的创作何尝没有通俗的一面？所以他说的“白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贬义。
其次，苏轼还处处为自居易进行“辩护”。例如，自居易的《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诗，乃感“甘露之变”而作；当时宰相王涯死于这场变乱中，而当初自居易的被贬江州司马，正由王涯所谗，故有人认为此诗乃白居易幸灾乐祸之言，苏轼针对这种言论特作辩解云：
白乐天为王涯所谗，谪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在洛，适游香山寺，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为乐天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书乐天香
山寺诗》）
苏轼此言，可谓深契乐天情怀之论，故得到了后来的学者如陈振孙、瞿佑、汪立名等人的广泛赞同。ｂＪ从以上两方面的情形可以看出，苏轼的确是如宋人所言之“独敬爱乐天”的。
苏轼既“独敬爱乐天”，且对陶渊明颇有微词，那么，他为何又屡屡说“渊明吾所师”之类的话呢？换言之，这种看上去不免显得有些“矛盾”的说法反映了苏轼对陶渊明怎样的一种接受心理？看来，这其中必有缘故。而要解答这个问题，还须先从自居易对陶渊明的接受情况谈起。
我们知道，陶渊明是以其旷达超脱、冲淡平和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气质而著称于世的。但后世对他的这一“形象”“达成共识”却也还经历了一个过程。在唐代，陶渊明虽已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但当时人们对他的评价尚不一致。［６］相比较而言，更能显示出“陶渊明接受史”的发展新动向的，是自居易对陶渊明的接受态度。
早在元和八年（８１３），自居易因丁母忧罢民居渭村时即对陶渊明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因咏陶渊明诗，适与意会，遂效其体，成十六篇”（《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序》）。后在谪居江州期间，自居易又曾怀着敬慕之情寻访陶渊明遗迹，但此时他对陶渊明让五个孩子“与之同饥寒”、“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访陶公旧宅》）的做法已有不同意见。白居易晚年闲居洛阳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历程时，称陶渊明为“高人”，而自称“中人”（《咏怀》），并对自己能够既获得心灵宁静，又享受物质实惠的生存状态颇为自得。由此也可以看出，对于陶渊明，自居易实际上只是敬慕他那种对“人间荣与利，摆落如尘泥”（《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十二）的高士品行，将他当作是一个引导自己退避政治、走向精神解脱的范型，而并不取其贫寒困顿的一面。
白居易对陶渊明的这种接受态度，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在封建文人心头的一个“两难”问题——即如何在现实生活中既保持精神上的超脱，又充分享受人生乐趣的问题——故显得极具实践意义，且影响深远。
自居易对陶渊明的这种接受态度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自居易所处的中唐，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由魏晋一盛唐的“士族地主文化”向中唐一两宋的“庶族地主文化”转型的一个过渡时期。吕思勉先生即曾指出：“唐中叶后新开之文化，固与两宋当划为一期者也。”＂ｊ‘‘庶族地主文化构型”在政治上的主要特点．是皇权由“集权”进一步向“专制”发展，封建国家机器日益官僚化；而在审美趣味上则表现出“世俗性”、“享乐性”、“感伤性”等几个重要特征。而据陈寅恪先生的考论，白居易出身庶族地主，是中唐时期通过科举制度登上历史舞台的新兴庶族阶层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其思想行为“自与崇尚礼法之山东士族迥异’’。【８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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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白居易为代表的这批士人，调和儒、释、道三家思想“为我所用”；自我意识增强，能够较为平静地对待人生的“进退出处”；并且，他们还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善于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寻求心灵的寄托……中国封建士大夫文人的典型情调在这里开始得到了较为鲜明、集中的体现。而这时人们对精神上的超然独立和世俗中的风流俊赏的“双重”追求也已成风气——自居易他们需要寻找一位在如何保持精神上的超脱方面具有“示范”意义的榜样，而陶渊明就恰好是他们的合适人选；至于陶渊明贫寒困顿的生存状态自然是不能为这批新兴庶族地主知识分子所认同的，故此他在这一点上又不时受到非议——自居易对陶渊明的接受态度的深层背景就在这里。
自居易对陶渊明的这种接受态度有着鲜明的时代折光，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对陶氏的接受即直接受到了这种影响。这一点在苏轼的作品中多有体现。如其《江神子》（梦中了了醉中醒）词序中有云：“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此序作于元丰五年（１０８２），时苏轼谪居黄州已有三年，已有“东坡”之号；而苏轼之自号“东坡”，“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旧Ｊ（对此，下文还将涉及）因此，词序中所言之居东坡而遥想斜川，无异于是说经白居易的启发而想到了陶渊明。清人翁方纲就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是日又题坡公真象轴后》诗中即言苏轼“诗怀白傅接陶公”；又在《石洲诗话》中言“白公五古，上接陶，下开苏、陆（游）”。此虽是论诗，实亦是论人。
谈到这里，关于苏轼对陶渊明为何既有讥讽，却又屡表仰慕之意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理解了。这其中的缘故，即是苏轼既将陶渊明当作是精神上的“导师”，希望既能够象陶氏那样在精神上保持独立和超脱，而又想拥有一份风流倜傥、通脱俊赏的现实生活。而苏轼对陶渊明的这种接受态度是受到了自居易的直接影响的。
讲清了苏轼对陶渊明的接受态度以后，下面再让我们来看他对自居易的接受情况。
作为中国封建士大夫文人的一个“标本”，苏轼的身上非常典型地体现着封建士人的生活态度、精神面貌。而这个“标本”式人物的出现，自然也并非是“突发事件”；在他之前，实已有了一个“足资借鉴”的对象，这个对象即是自居易。
如前所述，中唐是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承先启后意义的一个重要时期。而作为中唐时期新兴庶族地主阶层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自居易最早在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对有关如何认识自身的价值，从而选择怎样的人生道路的问题，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中唐时期，仕途日益险恶，党祸连接，宦官与朝臣的矛盾也趋于表面化。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白居易经过反复探索，最后终于在依附皇权与保持个性独立之间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平衡的支点，这就是他所创立的“中隐”理论。白居易是这样阐释“中隐”的。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
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中隐》）
显然，自居易所说的“中隐”，首先是指做“闲官”，这样就能避免承受实际事物的压力和责任而充分享受生活的闲情逸致。但其意义远不限于此，它更指一种于物无著、闲适旷达的处世态度。“中隐”是自居易之能够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做到“雍容无事，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ｌｏＪ的最为主要而又十分有效的手段。他主动脱离当时政治斗争的中心长安，求为闲官，在洛阳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事实证明，白居易的选择是明智的，与他同时的几个政治人物，元稹以废黜死，李德裕以谗嫉死，王涯以变乱死，牛僧孺、李宗闵均曾遭远窜，独自居易安恬怡然，优游洛下，以佚其老，其处进退之际，绰然有余裕矣。宋人对白居易的这种高超的“处世艺术”每加叹赏，甚至称他为“一代之伟人”。¨１Ｊ而白居易的人生实践也启示了后来的士人，在权力高度集中、专制进一步强化的庶族地主政治文化环境下，人生的基本“程序”和内容以及所能够达到的“最佳状态”，因而具有“示范性”的意义。
宋代的历史文化环境直接承中唐发展而来，各方面的情况并无根本性的不同。王夫之在《宋论》中即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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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宋最高统治者为防“大臣之持权……行不测之威福”，而使士入“进之退之，席不暇暖，而复摇荡其且前且却之心，志未伸，行未果，谋未定，而位已离矣”，致使他们“浮沉于一日之荣宠”，即便“欲有为者，亦操不能久待之心”。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苏轼一生起落浮沉的命运，是宋代这处看似宽松而实则几已陷入僵化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宋代著名的士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张孝祥、陆游、辛弃疾等等，又有哪一个不曾饱尝“宦海浮沉”之苦？或许正因为看到了这种相似性，苏轼才屡屡感叹“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而他对白居易所提倡的“中隐”也是别有会心的，曾有“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之言。他也曾希望自己能“享此翁（自居易）晚节闲适之乐”（《轼以去岁春夏……各述所怀》之四），但由于他“多干世之意”，［抡］加上性格上“稍露锋锷，不及太傅（自居易）混然无迹”，【１３Ｊ故一生所遭磨折较乐天为多。虽然从表面上看似如此，但实际上由于苏轼将自居易开其端绪的“中隐”文化心态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能够做到于“羁愁濒死之际，而居然乐香山之适”。［１４１因此，苏轼的心灵世界反而又比白居易显得更为平静安稳，这一点可从以下两个方面看出。
首先，可以从“中隐”的思想基础——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合流——这一点来看。自儒、释、道三家思想在中华大地上并存以来，它们的“合流”就一直是其发展的主要趋向。而至中唐时期，这种合流的趋向已经越发明显。关于这一点，从唐代朝廷经常举行的“三教讲论”活动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唐代的三教讲论，在太宗、高宗时代是使“三教互为观摩，商榷意旨”，但越往后思想交锋的意味越淡薄，有时竟成了三教之间的机锋表演和戏弄滑稽以取悦皇帝。［１５Ｊ唐文宗大和元年（８２７），时为秘书监的白居易作为儒家的代表，参加了三教讲论，但他在与僧义林问对的第一个回合中就说出了“夫儒门、释教，虽名数则有异同；约义立宗，彼此亦无差别。所谓同出而异名，殊途而同归者也”（《三教论衡》）这种调合的言论，为这场论衡定下了基调，使得后面的对问变成了一种“例行公事”式的过场。从思想基础来看，自居易所讲的“中隐”，实际上是中唐时期“三教合流”思想发展趋势下的产物，它是在儒家“智者过之，愚者不及”、“君子依中庸”的思想基础之上，汲取融汇了禅宗“游戏三昧，自在旷达”以及道家“委顺任命，知足不辱”的思想成分“拼装”而成的。但是，三教的合流在白居易这里（兼指中、晚唐晴期而言）尚显“硬涩”，有勉强杂凑的痕迹，所谓“禅僧教断酒，道士劝休官”（《洛下寓居》），但“禅”、“道”、“儒”（诗人自我）仍是“各行其是”的。因此，三教的合流在白居易这里尚不能说是已达“圆融无迹”的程度，但到了苏轼这里（兼指两宋时期而言），情况就不同了。苏辙对其兄长思想特点的发展过程曾作过一番简要描述：
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日：“吾昔有见于中，口味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辩无碍，浩然不见
其涯矣。（《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所谓“浩然不见其涯”，一方面固然是指东坡思想的博杂精深，另一方面也是指东坡的援佛道入儒已象盐之溶于水一样已达深融无迹的境地，而不再像白居易那样显得“硬涩”、“杂凑”。说得通俗一点，即是苏轼融通三教以应对人生烦恼、挫折的“本领”比起自居易来说已有很大提高，可以说已经达到了无需象自居易那样刻意说明而佛道自见的境界。正因如此，他的门人秦观才有“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答傅彬老简》）之论。
其次，可以从“中隐”的典型表现方式来看。最能体现“中隐”的处世心态的，是当士大夫文人面对迁谪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而在这方面，苏轼对自居易也有所发展。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还得从分析自居易的迁谪心态人手。
在中国古代迁谪史上，自居易别具一种承前启后的过渡性意义。他一方面表现出了对前代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抑郁愤懑的迁谪模式的背离的思想倾向，如他曾有言：“自从委顺任浮沉，渐学年多功用深……长笑灵均不知命，江篱丛畔苦悲吟。”（《咏怀》）白居易在贬谪期间所作的很多诗文都能反映出他的思想上的这种特点。如《唐宋诗醇》卷二十一评其作于自长安至江州途中的《舟行》诗即云：“迁谪远行，绝不作牢骚语，非实有见地者不能”；评其作于江州司马任上的《香炉峰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题东壁五首》亦云“触景怡情，及时行乐，迁谪之感毫不挂怀，全是一团真趣流露笔墨间”。但另一方面，白居易尚不免有系心仕宦的一面。对此，宋人葛立方曾作过较为详细的分析，并把他与苏轼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白乐天虽号为知理者，而于仕宦升沉之际，悲喜辄系之。白乐天自中书舍人出知杭州，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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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左也，而其诗日：“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又日：“委顺随行止。”……观此数诗，是未能忘
情于仕宦者。东坡谪琼州诗云：“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突达俱存亡。”要当如是尔。（《韵语阳
秋》卷十一）
但尽管如此，自居易在中国迁谪史上的意义仍是不能低估的。自居易的出现标志着自中唐时期开始，中国古代士人对待迁谪的意识态度开始有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而苏轼正是沿着白居易所开辟的方向终于找到了对付迁谪的非常有效的“思想武器”。
苏轼谪居黄州之后，始自号“东坡居士”，而“东坡”之号实乃取义于白居易作于忠州刺史任上的《东坡种花》、《步东坡》等诗。元和十四年（８１９），谪居江州已有四年的自居易转官忠州刺史，实仍在谪籍，而他的《东坡种花》诸诗所表现的是诗人恬静优雅的生活情趣和恬淡悠闲的心境。“白乐天谪忠州，州有东坡，屡作诗以言之，故公在黄州亦作东坡，用乐天之遗意也”。【１６】可见东坡是自觉从乐天身上汲取之种身处忧患而旷然自适的精神力量的。但另一方面，苏轼又克服了自居易未能完全忘情于仕宦的一面，前引葛立方《韵语阳秋》之言对此实已有所涉及，此不赘言。这样，苏轼通过对自居易迁谪心态的“扬弃”，从而达到了中国封建士人“贬谪心态的最高层次”。１１７Ｊ
结合以上两方面的情况可以看出，苏轼已将自居易开其端绪的“中隐”文化心态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或许正因看到了这一层缘由。与苏轼有门人之谊的李之仪才认为苏轼乃最知隐、最善隐者：“东坡老人云‘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信矣其能知隐者。尝试言之，隐无不可也，能定则能隐矣”（《吴思道藏海斋记》）。因而苏轼的身上也就更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人文品格和精神气质。
苏轼对白居易的推崇也有其深刻的人文背景。南宋罗大经言：“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１８］可见，对自居易的敬慕是宋代士大夫的普遍风尚，而苏轼之“独敬爱乐天”不过是这其中的典型个案而已。另据《浙江通志》卷二百九十二记载，南宋嘉熙间许荣曾于室中“对悬白香山、苏东坡二像事之”，这种现象则又可见出苏轼对于自居易的接受在宋代士人心中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因此，苏轼之“独敬爱乐天”也并不难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得到解释，而由此我们对苏轼接受自居易的态度也就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注释：
［１］李泽厚《美的历程），第１６３页，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２］王直方《王直方诗话），郭绍虞《宋诗话辑佚＞第４５页。中华书局，１９∞年版。
［３］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第６５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
［４］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第６５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
［５］参见朱金城《自居易年谱＞第２６２—２６３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
［６］参见钱钟书《谈艺录＞第８８—９３页“陶渊明诗显晦”条，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
［７］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１２３６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８］陈寅恪《自乐天之先祖及后嗣），《元自诗笺证稿）第３凹一３２ｌ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ｒ７８年版。
［９］洪迈《容端随笔?三笔）卷五，岳麓书社，１９９５年版。
［１０］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见＜笔记小说大观》，（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１９８４年版。
［１１］王得臣《麝史＞卷中，《笔记小说大观＞，（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１９８４年版。
［１２］袁中道《白苏斋记＞，《珂雪斋集）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年版。
［１３］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十，中华书局。１朔年版。
［１４］茅维《宋苏文忠公全集叙＞，《苏轼文集?附录＞第２３９１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
［１５］参见罗香林《唐代三教讲论考），载《唐代研究论集＞第四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１９９２年版。
［１６］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卷二二，清康熙三八年苏州步月楼刻本。
［１７］王水照《元裙党人贬谪心态的缩影＞，《王水照自选集＞第６３８页，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１８］罗大经《鹤林玉鳝＞丙编卷三，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版。
责任编辑张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