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现象的主要表现与治理对策
领导干部特权现象，是指某些领导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在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在我国经济社会获得了快速发展的今天，干部特权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清除，反而是借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大发展之机进一步发展起来，以至于形成了人们十分担心的制度化趋势，严重地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一、领导干部特权现象的主要表现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否定了特权。但由于旧社会习惯势力和专制思想的影响，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特权现象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职务消费过度化
所谓职务消费是指国家公务人员为正常行使职权、顺利履行职责所必须发生的各种消费支出的总称。职务消费是公务活动中不可避免的消费，是客观的、必要的、合理的。但从目前实际情况看，职务消费出现了消费过度、过滥现象，已逐渐演变成了个人消费，甚至成为了职务享受和假公济私的手段，引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批评和强烈不满。其主要表现：
第一，公务用车超标及私用现象严重。公务用车原本是作为领导干部行使职务时的代步工具。但目前，我国公车制度中存在四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费用高，财政负担沉重。调查显示，每年一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司机工资、福利）至少在6万元以上，有的甚至超过10万元。公车消费已成为各级财政的沉重负担。二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我们在各种媒体，屡屡可以看到针对公车接送子女上学及节假日风景名胜区出现公车拥堵现象的报道。三是公车使用效率低下，浪费惊人。资料表明，社会其他运营车辆每万公里运行成本为8215元，党政机关则高达数万元，每辆出租车的使用效率为公车的5倍，而运营成本仅为公车的13%左右。由此可知，养同样数量车辆，政府实际需支付更高费用。四是超编超标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根据中纪委规定，副省级以上干部才可配备专车。但目前，这条规定早已形同虚设，就连许多县直部门和乡镇的领导也都有专车。
第二，公务接待超标准、扩大化等违规消费趋势日益突出。公务接待在公务活动中本不可避免。但是，在不少地方、部门，公务接待明显超出了“合理”范畴，成为一种不正之风，成为领导干部特权现象甚至腐败的一种重要表现。其主要表现在：一是消费数额巨大，超标严重。据2006年8月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引用的有关数字：2004年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另外，公务接待消费超标严重。在公务接待方面不执行标准，超标准接待，进豪华酒店，喝高档酒，吃天价宴席，到豪华娱乐场所进行奢华消费的现象已屡见不鲜。二是消费随意性大。只要能与公务接待沾上边的，个人消费不管是合法的、非法的都要由公家埋单。三是化公为私、损公肥私、通过公务接待谋取个人私利的现象严重。有些领导把超标招待作为联络感情的手段，为以后单位或个人谋取利益打下铺垫；有些领导直接把客人带到亲戚朋友或自己参股开办的饭店消费，随意加码签单报账；有些领导则是把本属于个人接待的私客转为公务接待。总之，公务接待呈现出违规消费日趋公开化、违规金额扩大化、违规牵涉人员普遍化、违规消费范围弥漫化等令人担忧的恶性发展势头。
第三，公务送礼有发展到集体公款行贿的趋势。目前，有些领导干部把本来表达友谊和尊重的正常的公务送礼庸俗化了，使之成为谋取部门、单位利益或个人私利的一种手段，或是成为炫耀身份、地位、财富或权力的象征。用公款送物送礼，理由越来越堂皇，形
式越来越多样，礼物越来越贵重，目的越来越明确。“公款送礼”已发展成为职务消费中腐败现象的典型表现。
第四，公务娱乐日益普遍化和多样化。目前，公款娱乐出现了普遍化、多样化和高档化的趋势。有的领导干部学习培训要到名山大川，非旅游点不去。有的开会出差要住高档宾馆，非套房不住。高级娱乐场所不够刺激，还要进色情场所。周游完国内名山大川，就想方设法到国外旅游逍遥。目前，虽然明目张胆用公费出国（境）旅游的歪风已基本遏制，但一些部门和单位以工作需要为由，外出“学习考察”、“招商引资”，途中擅自改变路线，把公费旅游巧妙地隐藏在公务活动之中的现象仍时有报道。
（二）阶层代际继承化
所谓阶层的代际继承是指某一职业、地位在父子之间的传递和继承。领导干部由于依靠在党政机构获得的政治职位使子女无论在教育、就业、经商、从政等多方面都享有更多的机会和优势。因而，现实中领导干部子女在社会流动中，无论个体或群体大都呈现垂直向上或至少水平流动趋势。尤其是1997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采取了教育成本分担政策，各类高校开始向学生及其家庭收取高额的学费，同时高校持续扩招使学生就业形势空前严峻，在此形势下，学生的家庭背景，父母的职业和家庭的经济状况，对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就业机会、职业选择无疑更有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特权泛滥普遍化
目前，领导干部的特权现象有泛滥化、弥散化趋势，主要表现在：
一是领导干部待遇终身制。领导干部待遇终身制是指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中依法从事公务的公职人员，虽然从某个领导职务上退下来，但原来任职时的级别待遇基本不变。其中不仅仅是工资待遇，还包括福利、保健、医疗、交通、住房等多方面待遇。目前，这种领导干部在待遇方面“能上不能下”的情况依然相当普遍；再加上，有些地方在公职人员管理使用上“就高不就低”，把“低职高配”作为对公职人员的激励，因此，造成享受这种“待遇终身制”的领导干部级别逐渐放低，人数不断增加。二是领导干部医疗待遇特权化。据有关报告显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用于了850万党政干部；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此外，即使在国家公务人员中，也存在着巨大的等级差别。如有的地方机关部门标准为600元/人/年，正厅以上干部则为8000元/人/年。这种特权式的公费医疗制度，使不需要的药也要开，没病也要“治”等现象司空见惯，造成医疗资源与财政资金的巨大浪费。同时，这种特权性的医疗保障也难以避免地惠及干部家属，形成“一人享有，全家共用”的怪现象。
三是交通通行特权化现象。表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下去视察、调研时，接待当地或接待单位擅自提高警戒级别，动辄使用警车开道，封锁交通；某些特权部门和领导干部的车在没有执行紧急公务条件下，无视交通法规，随意违规行驶。
（四）特权经济利益化
目前，领导干部特权有趋向经济利益化之势，也就是说，有些领导干部趋于把政治上的“特权”转化为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进一步加大社会群体间的利益矛盾，加大社会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问题，严重影响党群关系。如领导干部的职务消费无度化问题，浪费巨大，造成财政资金的紧张，势必影响、削弱甚至侵占用于公共资源、改善民生的资金投入，扩大已经出现的社会分配不公；再如领导干部的“待遇终身制”，使领导干部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使得领导干部群体与其服务的社会大众越来越疏远，隔膜日增。
二、领导干部特权现象的严重危害
（一）助长权力崇拜
在特权现象沉渣泛起的背景下，只要有了权就能够谋私得利，福及子孙。于是，追逐官位、追逐权力就成为时下人们热门的话题。现在的情况甚至严重到，连再小、再边缘的官位，都能给当任者带来巨额利益，都有寻租的潜能。从政就是为了当官，当官就能牟利，还可以荫及子孙，给子孙的发展带来诸多便利。
（二）危害社会公正
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前提，没有起码的社会公正，整个社会就是扭曲的，和谐社会就是空话。在一个特权丛生的社会里，由于特权造成某些职业和某些人群的优势地位和另外一些职业和人群的弱势地位，致使社会公正的天平发生严重的倾斜。在一个缺乏起码公平正义的社会里，人们之间的关系被复杂的权力关系所裹胁，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也被特权观念所笼罩，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等价值原则得不到伸张，这样社会就失去公平正义。
（三）破坏社会信任
人为地设置了一些特权，社会滋生出权力的垄断性和权利的特殊化、等级化现象。而一旦社会中出现了特殊的权力（指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特殊的权利（指为某些人特设的权利），和谐的社会就被撕裂了，人们的相互信任就荡然无存，人与人之间势必形成一种不信任状态，民众与官员之间势必形成一种对立的状态。社会信任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一个社会一旦出现社会成员互不信任的状态，这个社会就有崩溃的危险。
（四）加剧制度惰性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制度的创新性，然而，特权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必然加剧制度的保守性和凝固性，使制度在逆向条件下惰性运行。特权阶层和特殊利益集团自然是利益格局中的既得利益者。而改革（制度变迁）是权力与利益分配的再调整，因而会威胁到他们的“特殊利益”（社会地位、政治特权、经济利益、精神利益），所以，特殊利益集团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往往扮演阻碍者的角色，他们会利用自己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去影响公共政策，进而阻滞或扭曲改革。
三、干部特权现象的治理对策
领导干部特权化问题的产生及泛化，既有干部自身思想因素的原因，更是领导干部待遇制度、权力运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不合理、不规范造成的。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着重从制度、机制出发。
1.规范职务消费
规范职务消费的目的是既要保证领导干部公务需求的必要适度供给，又要控制奢侈浪费，坚决消除腐败。
一是系统各方联动，整体推进。规范领导干部职务消费，不仅牵涉到领导干部个人的利益调整，牵涉到人们观念的变革，还涉及到权力的运行机制和政治、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是从上到下联成一体的网络系统，有着共同的运行规则和运行惯性。因此，规范职务消费必须采取系统化、综合配套的改革方式，实行整体推进，包括上下级协同推进、横向区域协同推进、不同项目协同推进、职务消费和与其相关的非职务消费改革配套协同推进等几个方面，同时，还应分出主次关系、轻重缓急和先后次序，做到内外呼应，相互补充，彼此支持。
二是分类制定规范，适当适度货币化。职务消费系统中的各个支出项目性质不同，费用发生依据不同，开支程序不同，控制难易程度不同，与系统内外因素联系也不同。另外，处在不同职务上的不同级别、职位的消费需要不同，衍生腐败的基础和可能性不同，社会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也不同。必须分类制定规范，做到制度化、标准化、合理化和适当货币化。职务消费能货币化的应尽可能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根据标准科学、范围合理、
方法规范的要求，按照公务、职务需要，以货币的形式直接发给个人，或结合公务员工资、福利制度的改革，将其计入公务员薪酬制度。同时，为了确保公务服务的均等化，确保政府运行的廉洁，也要防止泛货币化，防止货币化所造成的职务资本化倾向，防止职务成为“求租”、“寻租”的对象。
三是强化制度约束，核心是统一预算。规范职务消费需要强硬的制度约束。要逐步建立一套机制完善、运作规范、措施得力的管理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要覆盖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政府的各个职务，覆盖从人员支出到事务性支出再到设施支出的所有项目，覆盖从依据、标准到范围、方式、程序、监督等各个环节，要环环相扣，面面俱到。实行制度约束的关键在于严格执行制度，核心是统一预算约束。统一预算约束一是所有的职务消费都要用预算内资金支出，纳入预算框架之内，不能游离于预算之外；二是在安排所有的公务时都要充分考虑到预算的可能，也就是说要一方面计划花钱，一方面安排办事，必须量入为出。而且，预算的本质是法律，预算一旦被批准，就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违反预算即是违法。只有严格执行预算，在执行中维护其严肃性，预算才能成为防治职务消费的良药。否则，再好的制度也只是徒有其表。
四是加大监督，健全监督机制。失去监管和制约的职务消费，终将导致腐败。为此，一要强化财政和审计监督。财政部门要加强对财务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察，严格履行程序，堵住财务管理上的漏洞，消除消费混乱现象；审计部门要强化职能监督，发现问题后及时处理纠正，并向全社会报告审计结果。二要加强人大、党委、监察、新闻媒体、群众等方方面面的监督。人大要充分行使预决算审议批准权、质询、罢免权等多项权力，对职务消费中出现的问题责令相关人做出解释说明，依法进行责任追究。党委及其纪检部门要依据党内法规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党纪监督。政府监察机关对职务消费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要及时发现，严肃处理。要鼓励和支持各种媒体对职务消费中的问题进行舆论监督。要建立有效的群众监督机制，使人民群众对职务消费的监督能真正落到实处。以上各种监督应根据具体情况上下联动，左右协调，促进整体效应的发挥。
2.取消终身待遇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我国社会保健、保险和服务机制的完善，应逐步取消领导干部待遇终身制，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领导干部待遇机制。
一要制定有效的奖励机制与在位政绩挂钩制。单纯取消领导干部待遇终身制，可能会出现负面效应。可借鉴香港或新加坡设立廉政公积金或廉政保证金制度取代领导干部待遇终身制，用于保证其退休后生活。奖励的标准不仅和退休前的级别挂钩，也和从政业绩等挂钩，这样不仅可以规避取消领导干部待遇终身制可能带来的负面问题，而且通过大大增加领导干部违规腐败的成本，从客观上起到控制腐败的作用，促使领导干部在位时廉政、勤政。
二要真正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应建立与岗位、职责、待遇相对应的干部人事制度，实施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薪酬制度。占据一定级别的岗位，便履行相应的职责，就享受相应级别的待遇。一旦岗位降低或提高，级别和待遇也相应降低或提高，真正实现不仅职务能上能下，而且相应级别待遇也能上能下。
三要真正实行市场化的用人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要打破部门的、群体的既得利益，改变以往互相分离的多元结构的养老保险制度。应逐渐将退休人员的待遇调整统一起来，在推出公务员补充养老保险的同时进行统一的制度并轨，逐步建立统一的企业与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党内出台的关于干部生活待遇方面的规定，及时加以修订、补充、完善。对离休干部，为了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医”，应
使他们的待遇保持不变，并加强对他们的关心和照顾。对解放后参加工作并且已经退休的，除了按政策保证其在职水平的工资待遇外，其他待遇可以作出从简规定。对仍在职的干部，以后退休的待遇，也要区别不同情况，逐步做到取消待遇终身制。
3.规范权力运用
领导干部搞特权，获取特殊利益，凭借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作为获取利益的手段，与通过市场上的等价交换获取利润相比，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的特点，是更“便捷”的途径。因此，遏制特权，关键是要规范权力。一要明确权力归属，树立正确权力观，从源头上预防领导干部职务利益“特权化”。在我国，人民就是公共权力的归属主体。所谓行使主体，则是指各种权力的实际运作者。由于归属主体不可能也没必要事事直接行使归其所有的权力，因而委托一定的机构或个人代其行使权力就成为必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权力的运作者都是“人民的公仆”。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坚持“执政为民”，绝不能把手中的权力私有化或小团体化，更不允许以权谋私甚至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作为权力归属主体的人民，也应视权力行使主体的实际表现，依法定程序或继续授权让其行使，或收回委托行使权。
二要完善制度，依法公开用权。一方面，通过建立健全反对特权的基本制度，完善相关法律，规范从政行为，完善对违纪行为的惩处制度，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另一方面，所有权力行使者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另外，还要增加权力运作的透明度，以确保其能够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要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党内制度和有关政策规定，对运用公共权力办理的与人民群众利益相关的各类事项，只要不属于党和国家机密，都要向社会公开。
三要完善跟踪监督，健全奖惩制度，严厉打击以权谋私者。没有监督，制度就是一纸空文。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但这种监督，不能只满足于一时一事，而应该是全过程、多方位的跟踪性监督，以避免在权力运作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而且，要视每一个权力行使主体的实际运作情况，实施必要的奖惩。特别要加大对搞特权或权力腐败者的惩处力度，使之所付出的“成本”大大超过非法或违纪所得，以警示他人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