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专家统计:每节约1度(千瓦时)电,就相应节约了0.4千克标准煤,同时减少污染排放0.272千克碳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0.03千克二氧化硫、0.015千克氮氧化物。
为此可推算出以下公式:
节约1度电=减排0.997千克"二氧化碳";
节约1千克标准煤=减排2.493千克"二氧化碳"。
(说明:以上电的折标煤按等价值,即系数为1度电=0.4千克标准煤,而1千克原煤=0.7143千克标准煤。)
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也能以自身的行为方式,为节能减排出一份力。以下是"碳足迹"的基本计算公式:
家居用电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耗电度数×0.785;
开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千克)=油耗公升数×0.785;
短途飞机旅行(200公里以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公里数×0.275;
中途飞机旅行(200公里到1000公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55+0.105×(公里数-200);
长途飞机旅行(1000公里以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公里数×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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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需要重新界定：生产属地原则，还是消费原则？
2008年9月10日 15:56
作者:郎春雷
中国WTO代表团参赞（日内瓦）卢先堃先生指出中国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需要解决吃饭问题，但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环境问题，如何实现这两个方面的协调性，显得十分重要。而且环境问题又具有一个全球性的特点，协调好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是中国作为负责者的义务，也是中国解决自身问题的必由之路。
无论是今天还是昨天，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对于中国是否要承担二氧化碳减排的责任已经没有什么争论了，焦点只是出现在什么时候承担减排的责任，以何种形式承担，承担多大的责任的问题。而针对承担多大责任问题上，就涉及到一个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问题。国外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延续了传统的按照生产属地的原则进行二氧化碳排放的计算，但是一位上海学者指出，目前碳排放量的计算，存在很大的不公平性和不合理性，主要是按照生产属地的原则，没有采用产品消费的原则。这就会遇到一个问题：中国生产的产品，但是主要是发达国家的消费群体在消费，但是按照属地原则，应该是中国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但是从实际消费上，按照消费的原则，发达国家从这点上也应该是承担更多的责任才是更合理的。并指出如果我国参与全球二氧化碳减排谈判的时候可以就这点上取得一点点的进展就将有巨大的意义。
南京学者也表示了相同的观点，
他就最近《金融时报》一篇以“出钱让中国减排”为标题的报道以及半年前在国外媒体上关于“依赖中国”的报道展开了评论，指出很多的外资企业跨国公司生产在中国造成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产品又出口到国外，却把污染和温室气体留在了中国，这是十分值得关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测量他表示按照消费的原则才是合理的。
但是无论是按照哪一种界定方法，二氧化碳排放的事实并没有不能改变，而在很多专家普遍认为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的关键是技术的时候，南京学者以及来自浙江的企业界人士却同时提到了类似我们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制度重于技术”的观点，前者从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产品的性质出发，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也激发了解决气候变化的灵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很容易有搭便车的现象，因为一个良好的机制设计显得十分重要。后者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应对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最重要的是建立可持续性的机制，包括国际化的机制，也包括本土化的机制。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已经预计从1990年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升高1.4℃—5.8℃。目前的评估显示，京都议定书如果能被彻底完全的执行，到2050年之前仅可以把气温的升幅减少0.02℃—0.28℃，正因为如此，许多批评家和环保主义者质疑京都议定书的价值，认为其标准定得太低根本不足以应对未来的严重危机。而支持者们指出京都议定书只是第一步，为了达到UNFCCC的目标今后还要继续修改完善，直到达到UNFCCC 4.2(d)规定的要求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