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四川民团浅析
朱树朝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重庆 400715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清末民初的四川民团的相关问题。关于这一时期的专门的民团研究在学界很少，没有系统，所以很多人对民团的了解多少有些误解，无论是对基本的民团的各种称谓还是对民团的评价存在模糊和偏差，即不够全面和客观公正。为了弥补这一空白，进一步了解当时四川的基层社会状况中民团的相关问题，许多经验在今天的基层建设上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关键词：清末民初；四川；民团
(英文题目)
Zhu Shuchao
Abstract:
Key word:
引言
民团，作为地方最基层的控制和管理的辅助的一种武装自卫团体，对地方的来说在保护百姓的安全方面有很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社会剧变的动荡时期。其变化与社会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血脉相连。民团在社会剧变动荡不安的背景下会有些使人眼花缭乱，在四川这个十分特别的省份里更迷离，了解清末民初的民团更有助于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关于这时四川民团的研究并没有专门的学术论文做比较细致的研究，相对于广西、山东的民团研究来说是很滞后的；在专著方面也没有做专门的论述，主要是散见于一些相关的著作中，大多只是涉及到民团的某一方面，没有系统，如（美）孔力飞著，谢亮生译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美）罗伯特-柯白的《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瞿同祖著，范忠信等译的《清代地方政府》、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纂的《四川军阀史料》、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四川省志-军事志》、冉再绵，李慧宇著的《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研究》、吕平登著的《四川农村经济》；在民国时期的四川各县志中大多于团务或武备等中有较多的相关记载，相较与专著来说比较多，但是比较杂烦，如《巴县志》、《绵阳县志》、《泸县志》、《叙永县志》、《合江县志》等；还有就是在
民国时期的一些期刊中可以找到一些，翻遍了上海商务印书馆编的《东方杂志》（主要是从1904年到1936年），还是可以找到几条相关的内容。当然应该还有其它的相关资料。但是一方由于面这时期的资料比较难找（像有些资料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学校图书馆、学院图书馆都是没有的，如慧英著《封建势力弥漫的四川》等专著，还有一些报纸如《四川月报》，1936年以前的学校特藏图书馆也没有）和个人的水平有限，悉将论述如下，有误地方请行家不吝赐教。
一、民团的概念
清末民初政治运动的社会环境下，清王朝建立的乡村团防组织大部分是以基层管理机构的形式延续下来。出于地方自卫的需要，特别是辛亥革命兴起，各省独立大旗高高飘扬时，各地县政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不能再以旧的那种办法来作为地方基层的管理，特别是在四川。因此地方政府、商人士绅、豪强地主纷纷出面组织各种名目的民团，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来武装力量一度有所削弱的乡村团防势力由此重新崛起。
民团是社会动乱时期出现的一种准军事化社会控制组织。它与清末团练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们是在中央政府权威失控和四川自治兴起中伴随的军阀混战这种特定背景下得以兴起，其活动大多游离于政府控制之外，政府很难控制，具有很大的独立性，有时与军队刀兵相见。也正因如此，民团在近代乡村社会变迁中所含有的功能并不只局限于乡村自卫。而弄清楚清末民初的四川民团的概念，是浅析这一时期民团相关问题的必要前题。
叙永县志中说：“团者，所以辅兵力之不逮而保卫乡闾之必要也”，“其始盖不可考，然稽之，旧乘如江安士寇吴天成竄永，杨应魁征调乡兵以平其乱”[1]的记载，此处可以得一结论，即乡兵不等于民团也是属于民团；合江县志中说：明朝崇祯十五年有二千余匪人在合川日夜焚掠，百姓大遭殃，乡绅带义兵反攻，匪人大败，四处逃窜，“平之义兵者，民团也”[2]，记载这一事件的是在团练一目，也就是说义兵不等于民团也属于民团，民团属于团练或者就是团练；“市镇之团练，民兵义勇之缩本影像也”[3]；在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地方民团（团练）”[4]这里二者对等；绵阳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团务之组织，绵
阳机关在清末名称不一，曰保甲总局，曰练丁局，曰团防局，曰筹防局。民国二年，称保卫国民，四年为团练局，六年为团练总局”[5]等等。由此就可以看出，上面提到各种各样的名称，十分的混乱。
因此民团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看，狭义而言，特指以民团这一名称命名的地方武装；从其历史渊源和相互之间具有的共性来说，则泛指在地方自卫的名义下建立的、一般有团局作为管理机构的准军事化的社会控制组织，像上文提到的乡兵、义兵、团练、练丁……都属于民团，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叫法不一，彼此之间差别不大，甚至若与保甲做一比较，“保甲属自治，团练属自卫；保甲清内奸，团练御外敌。其实皆为诘奸禁暴记，名虽殊，事则一也”[6]，笔者觉得这句话说得十分到位和精确。还有团防、团阀这些属于广义的民团，它们是一般民团的私有化和变体，下文还会有具体相关的论述。
其中，乡村团防组织是民团的主体，它们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民为团”，即主要是以当地居民为主，团保长一般是选举产生（后文有相关的论述）;二是“守望相助”、“乡村自卫”，即户与户之间，村与村之间，乡镇之间不仅要相互团结，一致御匪，相互提醒，做到能够自我保护的基础上援手相助。“川省风气锢塞，交通不便。人民多孤僻之习惯，缺乏团结之精神。不特此县彼县，视同秦越，判若鸿沟，即同隶一县之下，亦复不相问闻，形若散沙”[7]）。民团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利于打破这种不好的风气。
二、民团溯源
民团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这个问题高高的矗立在笔者心间。经过对多方查找，有一些眉目，但还是只是冰山一角。“自管子创轨里连乡之法，王荆公踵而行之，团练保甲之基始立。明戚南塘之治乡兵，曾文正之练湘军，收效尤宏”[7]445。在冉在绵的《民国时期保甲制度研究》一书中说道在唐朝安史之乱时最早有团练使之称，“五代十国时期还出现了设立‘团’为基层组织的一级以控制乡村的情况，这或许是保甲制度寓兵于民的最初萌芽吧”[8]。这是笔者关于团比较早的记载，主要是作为保甲的补充而存在。“只是当时‘团’的职责主要是稽察奸盗，均平田谷收成的丰歉。据史载：‘周显德五年十月诏：诸道州府，令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
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仍每及三载，即一如是’。”[8]21到元丰三年，制定“团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教阅保丁”这样的记载。[8]31而笔者所说的民团则是指脱胎于清末的团练。清末，清政府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国防等方面都显出颓势，东方帝国在自己的末路上摇摇晃晃。特别是在1840年开始，一方面外部遭受列强的侵略掠夺，苟延残喘，陷的越来越深；另一方面内部的各种反抗不断，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保路运动等等。清政府面对连续不断的人民斗争，那些装备落后、战备不修、治军不严、营风腐败的八旗和绿营，镇压人民斗争以维护腐朽又没落的封建体制显得力不从心。太平天国时期，不得不开始利用地方的武装力量。清政府救令各地兴办团练，当时就有团练被称为“民团”的现象。咸丰以后，团练又称“民团”、“乡团”。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各地团练或民团由于战争结束后团丁归农或经费拮据，武装力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削弱，但大都保留着团防局的机构设置和管理职能，也即乡村团防体系从整体上说是一直延续的。运动时期以地主绅士为主的基层统治者招募人员训练，比较有名的是曾国藩湘军和李鸿章淮军。
其实清朝的团练始于嘉庆年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这种属于官绅武装的四川团练最早始建于此时，当时各地民变频繁，会党四处蜂起。据泸县志中记载“嘉庆元年，达州教匪滋扰，总督宜绵以南充知县曾自柏禀办团练，章程通饬各州照办”[9]，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及利益，各地的乡绅为平靖地方混乱，纷纷自己招募自己训练乡团。当时没有营制，人数也没有一定的数额，打仗时保护堡寨，战事过了也就解散。至道光年间，乡团建立已久，各种流弊不断涌现，清政府不得不下令撤销乡团，民团名存实亡。到咸丰时期才得到普遍推广，建立的较多。咸丰三年（1953年），因为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十分迅速，横扫南方各省，穷于应付的咸丰帝令各省办理团练。在四川也先有李兰起义，后来石达开部也曾逼近川东南。因此，四川也开始大量兴办团练，主要是模仿湘军模式改革兵役制度，招募乡勇加以训练，组建勇营，并且开始逐渐裁出淘汰八旗军和绿营军，组建练军，注意更换武器装备，比起八旗和绿营训练是比较严的。当时还有地主自己招募自己训练的乡兵叫做防军，从绿营中挑选身强力壮的士兵训练组成的叫练军，还有由防军和练军组成的巡防队，这些就是当时四川基本的军事力量。地方治安在这些军事力量的治理下还是有成效，加之地方团练被势力和名望大小不等的地主及乡绅
控制，过于分散，政府官员并没有像所设想的那样掌握民团，所以没有形成像湘军、淮军那样独立和强大的军事体系。团练也不一定起到保卫地方平安，在泸县志中提到为抗击滇匪而办理团练，“按户抽壮丁为练勇，粮则就地筹取，视富氏囤穀多少为差事，竣停办”[9]25，没有官府的强烈介入监督管理类似的事情很常见，因此养虎为患得不偿失。光绪三年（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下令办理保甲。“清光绪二十四年，于栋臣仇教事起，讹言大煽，治城道府县，檄调三里民，民团自卫”[6]19,“光绪二十一年，知县黄应泰创设保甲局于城”[2]10，清朝末年，全国又开始奉旨开办警察，想以此取代团练，四川也不例外，但是当时的四川都督借口“各厅州县城居民集中，开办警务较易为功，乡间烟户零星，四方寥落，警察断难兼顾”[10]，允许四川实行城办警务为主，而乡则以团练为辅。
由上可见，四川的团练从创办到清亡都是在地方是或时有时无，或分散于大小的地方权势之手，或危害地方，规模都比较小且混乱，一直都可以看见它的影子。
辛亥革命开始，政局大乱，军阀兴起，林立四方，许多革命党人、民变领袖和地方精英借革命或保卫地方之名组建民团武装。形成规模不等的大小团阀，或成为地方一霸。随着四川独立和自治的推动，混乱之中民团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四川民团的实力大多是民国初年增加的。到了三十年代初期，四川的民团人数估计高达五十万以上。”[11]民团的迅速发展与省政府的政策息息相关。为了同意各县办团规章，省临时议会于民国元年通过《四川通省团练章程》，各地纷纷响应，叙永“四川省内务司釐定团章，易保局为团练总局”[1]12,泸县“四川省内务司釐定团章，定为团练总局”[9]25,合江“四川省内务司釐定团章，易团保局为七区团练分局”[2]10，巴县“奉民政长通令成立巴县团练总局”[6]20等等。这一时期城乡挨户编团迅速，到1915年，各县团练已初具规模，参照国民政府颁布的保卫团条例完善团练制度。1919年，四川成都设立“通省团练总局”，为此各地设立的团练总局不得不改名为团练局[6]21。1925年，四川清乡、川边颁布《门户练纲要》。1927年，“川康团务委员会”成立，在省府内设立团务处，具体办理团务一事，各县办团乡绅，在省政府的号召下积极响应，为加强各团区力量，互相照应，还相继成立了一些民团联合会。像这种联合起来互相照应的尝试在民国九年也就实践过，“江巴璧合四县联合谋，组峡防司令部”以保护江上来往船只不被盗匪打
劫[6]24。比较有名的还是“泸合永隆富纳津巴綦南十县联团”和随后有加入的“榮璧铜”三县组成的十三县联团，联团“治匪有声”，“涣散弗虞，民力渐著矣”最为著名[2]11。民团在三十年代初期发展到高峰。
1935年1月12日，由贺国光率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营参谋团”抵达重庆，这标志着蒋介石的势力深入四川。从此，地方军阀统治四川的局面逐步开始瓦解，民团也如影随形。伴随着中央政府的介入和保甲制度的推行而慢慢的淡出历史舞台。蒋介石为了更好的统治四川，消灭红军，同年夏天，在四川全面推行保甲制度。
三、民团迅速发展的原因
随着社会环境的剧变和恶化，特别是在战乱期间，民团的数量不断的增加，规模在不断的扩展。“民五年以后，十有九年内乱迭起，扰攘不休。记民五年以后民团大县常备三百，小县亦有一二百民。”[12]“民九至民十四五年中，各县较前增加五六倍”（四川农村经济）[12]12到三十年代初期，民团发展到高峰阶段，当时四川民团人数估计超过50万人。
关于这一时期的四川民团的迅速发展的原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的论述：（一）、四川先天的地理环境的催生
四川在中国的版图上看处于西南边区，交通不便，古语有云：“路有剑门之障，水有三峡之险”，北部的大巴山，南部和西南的崇山峻岭和云贵高原，西北青藏高原环境恶劣荒凉，东面是三峡险流。对于四川的交通唐代诗人李白更是更有深切感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被群山环绕四川盆地从三世纪以来就被称为“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完全能够自给自足。四川就像是一个独据一方的独立王国，时时欲挣脱中央政权的束缚，特别是中央王朝衰微的时候。一旦天下大乱，四川大可以关起门来断绝和中央王朝的联系和与战火纷飞的外界隔绝，但是内部也不见得有多安定，甚至有时会比川外乱得多。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很容易催生地方主义，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俗语有云：“天下未乱蜀
先乱；天下以治蜀后治”也许就是这种历史现象的微妙概括。
动荡的现实环境也为四川脱离中央政府提供了历史契机。从保路运动开始，四川就开始独立、自治、混战（和滇黔客军混战；为了争抢防区的内部大战），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使四川与世隔绝并在内部的争斗中处于有利地位。容易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为内部战争提供了天然的战场，随着战争而来的是大量的伤亡和损失，为了在战场中尽可能的保卫自己的力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必须组成一定规模的团体，凭借一定防御能力来利用比较少的资源进行再生产并活下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团武装是百姓的护身铠甲。这也是在封建王朝崩溃后建立起来以应对混乱和危险局势的必要防护。
（二）、传统政治体制的漏洞及其影响的延伸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中央和基层地方的接触是很有限的。正式的基层政权组织和官僚体系至延伸到县一级，官员由中央任免，严格的受中央节制和监督；到县级以下则是中央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整个国家发展、社会稳定和统治资本主要还是来自基层，也就是所说的县以下的广大的乡村，作为农业为本的传统社会更是离不开农村，这一点从历代的兴衰治乱就可窥一斑。所以从古到今有过各种组织来加强国家对层次的控制（保障政令通行无阻和地方安定）和索取（赋税和兵丁力役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保甲制度，这种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以家或者户为最小的编制单位的基层政权组织，在历史上从西周的“国野制”，北宋王安石变法使保甲制度正式确立，明清时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而得到发展巩固与大力推行，延续了2000多年，向着不断严密的趋势加强和深化。到清朝末年，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对中国的一步步侵略和刺激，保甲制度由于政治（列强入侵、农民起义不断、变法改革甚至革命）经济（保甲制度赖以生存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列强的侵略、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开始解体，人口流动加大）的原因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张和国家的治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也在对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大力批判，民众要求自治的呼声要求越来越高，1908年在宪政改革中实行地方自治，保甲制度暂时退出历史舞台。类似的基层组织还有团练等。但是这些组织从未列入国家的正式政权体系，而是作为国家统治基层的一种辅助工具，与衙门等机构相互配合与衔接，维持社会秩序和民生安宁。
辛亥革命前后，传统的政治体制开始崩溃，但是它的影响还在广大的偏远地区存留，特别是在四川这种很容易于外界隔绝的省份更是显而易见。特别是在新的政治体制没有建立起来的这段过渡的时间内更是显得有些混乱。
由于中央和基层的关系是间接的，在县级以下主要是通过像保甲制度这样的组织来为自己搜刮钱财，拉兵丁。长期以来，老百姓个人综合素质低下和各种其他的原因，他们并没有意识和能力去填补这些权力真空，并且在他们眼中只有与自己利益颇为相关的这些组织，而国家与中央的概念在脑海中则是模糊的。所以基层权利被地方乡绅牢牢地抓在手中，在和平年代是这样，而到了战乱时期更是如此。特别是王朝更替，中央消失，与之相应的是中央的权利完全落到了省一级甚至更低的地方政权，地方权利机构蜕化为以乡绅为领导的自卫组织的民团以适宜外部特殊环境，这些基层组织中有许多的领导在新的政权建立起来以前还是一如既往的杀鸡取卵般搜刮百姓。但是和杀人越货的土匪总体比较起来，这些组织又稍微的仁慈一些，至少不会立刻要你的命，但对平民百姓来说也生活只是在苦难中残喘而已。关于乡绅问题在后文还有相关的论述。
（三）、战乱时土匪更猖獗
自进人民国以来，“遍全国，无一省没有盗匪的;一省之中，又无一县没有盗匪的;一县之中，又无一乡镇无盗匪的”[13]。土匪在四川的猖獗更是全国有名。土匪在和平时期在四川就有许多，特别是在川滇、川黔边界，并且与各种秘密的结社组织密切相关，进入民国的混乱局势，更加猖獗。县志中都有记载，自古以来不间断，在社会动乱时期则更加猖獗，特别是在朝代更迭，战乱不断时，土匪比比皆是，“无从统计，但以历来匪患情形及招安队伍估计，每县一千人，并不为多”[14]，民间有“明末无白丁，清末无倥子”[15]（倥子就是参加国袍哥组织的人）。以叙永县志为例，叙永县与云南接壤，边界处崇山峻岭，丛林密布，土匪多藏于其中。小股土匪则是挡路拦截，杀人越货；大股土匪则攻城略地，掠劫县城，民国六年三月十五日，东城之战（叙永县城分为东西两城，中间有河相隔，以桥相连），大土匪胡国栋率领数百人黎明攻占东城，部分撤到西城，由于无力抵御，只得紧关西城，眼巴巴的看着东城被土匪劫掠，无一幸免。书云：“黎明入东城，人民无力抵御，只得关西城守之”，“东城千家无免，西城不发一枚一弹”
[1]
。像这样的大洗劫还不少，有甚者战斗延续八九年（像天蓬寨永碉子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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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者迁于城以避其锋，贫者多宿穴以防其害”[1]19。为何土匪会这么猖獗？“盗贼之起由团保疏忽，赋税繁重，无业之辈遂得乘此机会，因缘为奸。”[1]18这句话中说道两个原因：第一，社会动荡，赋税超重，人民难以生存，为了生计只得铤而走险。第二，团保制度的荒废也在客观上为土匪提供便利，长时间不操练，内部腐败不堪；至于其他的一些武装力量，像集合营、镇边营、城防营等只是驻守在某些要塞之处，人数也比较少，一处也就百来人，当几百人土匪来的时候也是避而观其变；巡警营、警备队巡缉队等只是作为县镇城区的治安队，管理日常的社会治安，加之在这些组织里面参杂了不少地痞流氓、无赖混混，平时不扰民已是万幸，土匪来了完全不抵抗，甚者开门迎匪。结合当时社会环境还可以看到其他原因：第三，当时战乱不断，土匪增多，有时还是兵匪合一，白天是兵，晚上变匪，更有甚者“聚众要挟禄位，籍名招抚以私图，诛之则有军政之护符，不诛则小民痛深骨髓”[1]18；战乱之后，土匪到处抢武器辎重，对于一些落单的兵则更是不用土匪抢或者收编，自己都会到处掠劫，变成匪；土匪一旦劫掠到钱财，除了吃喝以外就是大力购买军火，收编吃粮人，做大一方，如上文提到的蓬寨永碉子就是一个土匪聚集地。第四，各路土匪还会见机行事，并多则藏于山林，少则围而歼，狡猾的还会乘机劫城，像上文说到的劫掠叙永东城，就是趁本城的驻军讨袁世凯去了。
并且所谓的正规军主要是驻扎在在城里或者险要关塞，一般都是比较集中的，整个县镇对于正规军来说大部分不能兼顾，也不能有几个土匪就派军队前往，这对于狡猾的土匪来说会让军队疲于奔命，对于溃散的还得靠民团去追剿。比较机动土匪的土匪则会挑选离土匪远且较容易攻破的村落城镇下手，让正规军支援往返不及。这种地方的正规军虽然军事力量比较强，与土匪交手还是绰绰有余，但是从来到该地打土匪时就毫无节制开始剥削欺诈当地百姓，随意抓丁拉夫，大大出手。在一定程度上说，有些兵就是披了军衣的土匪。这样一来，百姓在迫不得已时是不会向有些军队伸手求救的，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人民刮脂沥血以养兵也，兵之虐民甚于盗贼”，“一朝有事，额兵不足恃，人民为自卫之计，唯恃团勇以抗御之”[6]18，所以百姓只好自己组织武装自卫，村镇县城之间联合起来，组成更大的防护体系，像上文提到的十三县联团。但是土匪越剿越多，剿
不胜剿；土匪越剿越多，民团的规模也就越来越大，始终要比土匪强势，这样才会有安全保障。可以说四川团匪局势的发展已经到了恶性循环的地步，若没有中央政府强大的势力进驻四川进行彻底的整理，迟早必亡。
土匪的来源多种多样。军阀混战不断，四川从辛亥革命起到蒋介石的参谋团入川有大大小小的战乱有480多次，战乱之频繁，危害之严重，在全国来说是最厉害的。每次战后，战区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无路可活，只好铤而走险。战争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无论是人员还是物资补给都需要老百姓来出，这样一来，征兵拉夫，正常的农业劳作被打乱，赋税超重，无异于雪上加霜；还有各种各样名目捐税和附加税，令人胆寒的田赋预征（“民国二十二年时，本县已预征田赋四十一年，即早已征到民国六十三年。最近已征至民国七十多年了。也就是说，我们子孙的田赋，也已经由我们替他们负担了。并且一年多则十征八征，少时亦四征三征，且全部抵偿了田赋，实在所余不多，且催征委员一次二次无数次的下乡来，非得供应款待贿赂不可”[16]）和弥补费（“尚未流亡者，须负担已流亡者之税，转徙流离者，乃日见其多”[17]）。“假使其中有一件不能供应，那么就要请他们坐牢”，“兵队一到就拉夫，夫必自备粮食工具，误时伤农，民难以忍受，唯一的出路就是坐牢、自杀、逃亡、当土匪”，农民实在是忍受不下去了，“就别乡民去当土匪，临行时说‘这样硬榨勒索倒不如杀了头来得快些’”。[16]112还有一些卑鄙团保县长无所不用其极，来个团匪互换，制造假匪，打着剿匪的幌子趁机勒索人民，手段不一而足。如此这样下去，土匪焉能不多，焉能彻底剿灭。
四、民团的组织状况
民国时期的四川民团是有传统的团练脱胎演变而来但是又有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和变化。民团组织一般有通省团务总局，道设团务处局，县设团练局。地方民团主要是县级及以下的县、区（乡）、村三级。关于民团的组织主要从民团的领导、团丁的组成及训练、民团经费及装备和其它方面进行浅析。
（一）民团的领导
各级的地方首领从高到底一般是县长、团总（区长）、团正（闾长）、甲长（鄰
长）。地方有名望和势力的乡绅一般来说就是当地民团的首领。乡绅无论是在传统的封建社会还是在风云突变的民国时期都是地方基层权力的持有者。哪为什么乡绅会有如此大的权力？
在传统社会，乡绅是百姓和政府之间的纽带，并不属于政府，但还是站在了
统治阶级的行列里。“乡绅是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精英，与地方政府所具有的那种正式的权力相比，属于非正式权力，两个集团相互依存又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力，既协调又矛盾”[4]280。一方面政府一般不会和平民百姓直接接触，政令一般由县衙下发给地保，再由地保传达给百姓。政府很多事都会和乡绅商量，“他们是唯一合法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4]283。在百姓的圈子里，他们是社群或公众公认的首领，受到百姓的爱戴，与百姓休戚与共，与百姓有“社群情感，就是对同一社会共同体的归属感”
[4]
，就是解决地方纠纷，组织募捐活动，主导地方防务等等；在地方官圈子里，307
促使官员创制，修改或者撤销某个决定或行动，比较著名的士绅还和较高层的权力者有密切的联系，那他的影响就更大；他们还会结帮成伙，这种制度化的有组织的人际关系，集体势力影响更大。士绅的安全和特权全部来源与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任何灾难都会导致社群的混乱而威胁士绅，特权阶级关心家庭和亲属的利益，这些与百姓利益相关。甚至会为了维护社区的利益给政府施压抵抗的现象，所以选为百姓的领导是当之无愧的。传统乡绅所有的这些权力在民国时期还是可以很常见的。
政局突变，许地传统的乡绅随时势迅速而变，乡绅以其特有的敏锐的政治嗅
觉和在乡村范围内突出的能力，当选为民团的领导者或者自发的组织民团理所应当的当选为为领袖是符合常理的，他们仍然是基层的权力持有者，而且这是经过民众选举的结果。“团务本自治之一，办团人员，亦是乡举里选”[7]461“以富有军事学识之县绅一人副之以督练长兼大队长”[9]26，“官绅协谋自保，俱不得不振励民团”[6]17，“改组团务委员会，以县长为委员长，委绅为副委员长”[6]22，类似的记载在县志中比比皆是。首领选举产生的一般要得到政府的批准不然可能会遭取缔，“办团人员，应以选举为基础，必须地方人民投票选举，呈经地方官署
转呈省总局核准加委，方为有效”[7]463，因为地方政府不希望在自己的管辖之下有不属于自己节制的私人武装，至少在名誉上受到约束也是好的，不然出现“团务人员权重气骄，踰越常轨，往往侵及行政司法”的现象[6]22，这是地方政府不希望看到的。但是很多时候民团首领的任免既没有经过选举，也没有政府任免的事例也非常常见。并且官府任免任免适宜的办事人员时，又不得不考虑这种在地方有势力和名望的乡绅，以便更好的进行统治老百姓和最大程度达成自己的意愿。这种矛盾无论在乡绅自发组织的民团和商团（来往商人大批货物及钱财招人护押，类似于古代的镖局，但是一般属于私家武装），还是政府督办乡绅组织的民团中都可以清楚的看到。
（二）团丁的组成、训练、培训
清末“团练之法，挑选民众，鸣锣会操，抗顽有法”[9]9，民初民团更为完善。团丁一般分为常练和户练并且和牌甲制度[9]4相结合，虽然随着时间的变化和地区差异会有些不同，但是大体是不变的。
团丁一般分为招募和按户抽丁两种。合江县志中说“招募常驻曰常练；按户抽丁，遇警则始集曰户练。常练凡五百四十二人，户练无定额”[2]10。泸县志有“视各乡匪患盛衰为多寡，名目分为常练户练二种”[9]25的记载；民国二十一年分为模范精选队（即常练），精选队（每团门户壮丁挑选其精干者），挨户丁（也就是普通壮丁，和户练没有什么大差别）。叙永县志、绵阳县志等都有关于常练户练的记载。二者来说户练比较适合适宜。“常练终岁集驻，饷需不赀，且招募漫无畛域。远方游痞羼杂，濡染流弊孔多，乃以次汰除，而趋重户练”[2]11，民国十七年，袁世凯病死，“独裁制变为众议制，当议呈决准，裁撤常练办民练”[5]1，但也只是换汤不换药，一切照旧如常，很难改变。
团丁的操练，清末“每年值冬防即饬令各乡练习，从十月起至次年正月”[9]25，训练只要是在农闲时节，一般为其三个月，毕竟大多数是由“乡镇土著居民充当之”[1]12，不可误了农时，这主要是针对户练。比较而言，常练的训练比户练严格。有的除了督练长外还有政治训导员。不仅教以枪炮刀矛各种战斗技艺，还有思想上的辅导和教育，教忠孝，明纪律[6]22。
团丁的培训主要是有团练传习所来完成。在省县都办有团练传习所，一般选择年少强壮，略知文理，家庭清白，资质敦厚，没有犯过事和不良嗜好的小青年，至少在小地方上还是有些小口碑的人，其中乡绅子弟比较多。一般都是由当地民团出资，学成后返回地方帮助训练民团。民国十四年“传习所各区选送学员三百人，肄业，五月回，充队长教练等职”[2]11。民十七年五月，“开办团练传习所于龙隐镇之沙坪坝”，“学生每名征收八十元，由各场保送”[6]22。
（三）民团经费及装备
民团的经费主要来源于稳捐，但是还有其他多种不一的杂税作为补充，这些杂税又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不一样的名目。泸县县志：民国元年“费仍照稳租捐抽收，局费仍照团章每只猪抽肉厘钱二百文，按月拨用”[9]24，十八年时捐税还有子弹捐、枪捐、军服捐、过道捐、免役费种种，租捐各乡互异。这样的租捐在各县都是比较普遍的，巴县县志中关于各时期的经费来源名目记载的比较详细。例如，蜀军政府时期的乱世之局中，经费主要是临时筹集，主要来源于乡绅；民国肇兴，省政府令各地办团练，拔三费局田业租、房租、利息等作为经费；六年，经费来源于附加粮税、契税、肉税、并收牛羊捐；以后各年相似[6]20
。当
—22
然还有剿灭土匪所得的钱财、器械、牲畜等等，也是一笔可观的数目。
经费的用途主要是团丁的伙饷、操练费用、各处机关的办公费用，还有军备费用等等，当然被不肖官绅暗地里拿些入私囊的现象也很常常见。“每年的经费按地方繁简程途远近等分支，多寡不一”“民丁军装由公制转发团区”[5]64。在所有经费其中军备的开支还是占据了一定的比例，特别是武器枪支。“迫于乱世，购枪增练，不遗余力”“九子五子等枪七百八十九支，前膛毛瑟枪等五百二十三支，辅以刀矛土铳”[2]11，对于常练有五百二十四人，户练没有定额的合江来说，应该能够做到人手一件像样的武器。
五、民团的功能和弊端
清末民初的四川民团在维持地方社会治安、抵御盗匪和协助地方正规军剿
匪、代政府收税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腐败，国家政权在地方上的衰微而伴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和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等原因，民团也存在弊端和不足。
在维系地方治安方面，一般来说这一职责主要是由警察（当时称警备队、公安局等名目）来担负，但他们也只是负责乡镇中心地区而已，只是在有事时才出面，加之数量有限，武器装备也是一般，平时只有一根警棒而已。对于大面积的农村是鞭长莫及的，捉襟见肘可见不一般。与那种狼群战术、一拥而上、手持刀枪、面容凶狠的土匪来说，警察处于下方。民国十年以后巴县“盗风猖獗，不能保安，乃兴团练，而警备队废”[6]（25-26），这种取而代之的事例虽然不常见，但是还是可以说明民团对于维系地方治安、抵御盗匪中已是不能缺少的力量。民团能够迅速其中以抵御盗匪的进攻并加以还击。当正规军大规模剿匪时，民团还可以从旁协助，熟习地形路线、与盗匪长期“打交道”的民团作用就凸显出来了，对于打散了的土匪民团追捕也较为适宜。
关于民团在税收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凡是知道“军队剥皮，团防抽筋”这一句一句俗语的读者一定以为笔者脑袋进水了，其实不然。“新兴地主发达，遂发展其新兴地主武力——名曰团防。以保其农村，确定农村统治力。其效用则一方防止和杀灭土匪，一方压抑农民，总之，是封建统治的防卫力，用以钳制农民反抗之工具（因此，在四川新兴地主力量强度之时，农民反抗不易成功，而赤匪亦不易顺利发展）”[12]133。这里所说的团防是被私有化的部曲武装，已经是封建统治的打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团。
在实现民团征税以前，无论乡间土匪横行，还是兵荒马乱，“县征收局或繁盛之市镇之分柜，就地征收”[17]90，不管远近农民本人都必须要把粮税交到县政府设立的征税点，不然就要遭到巨额的罚款名曰滞粮罚金，甚至坐牢饱受皮肉之苦。而熟知这些的土匪常常伏于道上，劫掠钱粮，毒害农民太深了。民团代收可以大大的减少风险，安全交粮税有了保障，农民的负担相对来说有所减轻。再者，民团首领为了整体的利益会不惜武力反抗防军过度的苛捐杂税，正直的首领非常受百姓爱戴。“一九二九年，二十军军长郭汝栋枪毙綦江团练局长刘子敬后，惹动民变，各路民军集合约数千人，并声言将再度攻城，驱逐滥军污吏……”[7]194酉阳、涪陵、江北等地人民不堪郭汝栋驻军搜刮，民团与驻军刀兵相见，互有损
伤，抗捐、抗议筹款也有成功。“向时俊师驻防江北，向人民筹款，各场团练反对，记者数千人……向师长见民气激昂，筹款暂时停止。”[7]195
这些好的一面我们必须看到，而罪恶的一面也需有一定的了解。民团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民的负担，不仅是各种费用都从人民身上征收，更有一些腐败县长团保对人民剥削和压榨，随意加征各种名目的捐费。“不肖官吏与团保狼狈为奸，浮取勒索，以入私囊”“盖军队赴乡催款，于征收正粮税之外，复杂以帑费、伙食费、应酬费等名目，责之于保团，保团复责之于人民。团保不惟不蒙其害，且因缘为利焉。是以军队团保，咸乐为之……。”[17]90实行田赋预征后人民更是痛苦不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兵如梳，匪如篦，团阀犹如刀刀剃”，“四川的团阀是地方封建势力的代表，是人民的一大祸害……各地军阀，都十分重视掌握地方武装，而且加意扶持，以为自己的势力基础，并利用他作为加强统治人民的工具。而一些办团地主豪绅，也以军阀为靠山，借机扩大团练，有的竟拥有人枪数千以上，势力所及，跨乡联县，俨然成为独霸地方的土皇帝。他们和军阀相互勾结，对人民进行极端野蛮残酷的剥削”[7]190，“团阀的罪恶，罄竹难书”，“若以军阀相较，军阀有来有去，而团阀则就地榨压，犹如附骨之蛆；军阀筹款，一年数次，而团阀之筹款，则岁有常费，月有月费，有招待费，有烟头捐，一年派至二十余次。敲骨吸髓，残毒之极。”[7]195（关于团阀的罪恶更多内容见该书1935—199）人民不堪忍受多有反抗惨遭镇压[7]199-201。
民团的组织和规模比较小，对付小股的土匪还可以应付，对战大批土匪和军队（包括滇黔等客军和四川本土军队）那就会损失惨重。“匪据城，抢劫数月，焚烧各区房舍三千余家。民团与匪扑斗，战死者数百人，牵去不知踪迹者，亦以百计。损失财产达数十万”“滇军退经龙泉驿一带，沿途奸淫掳掠，杀人无算，践踏庄稼，割秧喂马，数十里无人烟”，“滇军由自流井退泸州，纵长二百三十余里，横约一百二十余里，居民铺户数万家，悉遭洗劫。并掳去妇女多人，损失达一千万元，伤毙人民五六百”[18]。四川军阀范绍增师某旅“一九二七年一月路过涪陵裴家场，率全旅围攻合守寨、桂林寨，勒缴团枪，围攻两日夜，附近百家被洗劫一空，鸡犬无存”，[7]194“刘成勋部队以浦江农民协会执行委员陈绍周宣传共产，率‘匪’扰民为借口，在县城附近，攻打民团，搜捕惨杀人民，并大肆
筹款，拘押当地土绅，封闭民仓，全县一片恐怖”[7]194。
六、结论
民团，作为一种地方性的民众性的带武装性质的自卫组织，在社会剧变，社会动荡的清末民初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从其兴起、发展壮大到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以及其在组织、功能等方面都需要辩证的看待。既要看到其历史与现实，也要关注其利弊得失。
民团从兴起到退出历史舞台，都是随当时的社会环境的种种需要在数量和规模上有相应的弹性变化，有其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也是现实需要所需，二者相互影响融合。
在民团的组织方面，民团首领的职位很容易被新兴地主，土劣豪绅私有把持变成团防、团阀成为危害人民的大祸害，罄竹难书，这是现实的无奈，历史的黑色幽默，同时也是说明这种民团制度存在很大漏洞，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但是也应该看到有切实为民的有良心和觉悟的君子存在，他们为民呕心沥血，不惜以身家性命相拼，可歌可泣。尽管民团有种种弊端，民团在一定时期防卫、税收等方面还是起到了一点的积极作用，这是不可磨灭的，至少保证了人民的再生产和社会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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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论文经过漫长时间的酝酿，已经初步成型，多谢老师的指导和督促，同时也十分感谢学校、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学校特藏馆的老师，不厌其烦的为我取资料。没有你们的帮助，论文不会现在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