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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电信业定价模型研究.kdh

电信行业的定价方法一直受到最多的关注,由于其规模收益递增和巨大的沉淀成本的行业特征,传统的最优定价方法会使企业出现亏损,而实践中常用的平均成本定价方法又人为地扭曲了效率,拉姆塞定价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出现的次优定价方法,保障了企业能够保持预算约束的情况下对效率的损失最小,但是这种定价方法过于微观,没有从整体上考虑电信行业的利益均衡,致使电信企业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进而影响投资者的利益,造成行业景气指数的下降,最终损害的是消费者的利益。因此从电信行业的整体利益出发,建立考虑景气指数的拉姆塞定价方法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保证多数消费者能够以消费起的价格享受电信服务是电信垄断时期电信企业的基本义务。因此电信企业定价的基本原则是以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但是这种定价方式大大限制了企业的盈利水平,造成企业投资的低水平,因此电信行业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随着电信竞争的引入和深化,过去那种国家投资,企业经营的模式难以为继,作为上市公司和公众企业的电信企业,必须将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者利益统一起来,才能平衡各方的利益,保障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基于这一观点,考虑引入电信行业的景气指数,考虑引入这一代理来平衡各方的利益,修正在电信行业广受推崇的拉姆塞定价方法,来克服传统定价模式的缺点,并利用模型的结论来解释目前困扰电信业的一些困扰。

在古典经济学中,最优定价公式是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这样的价格水平下的市场效率最高,即:

P*(Q)=A'(Q)=MC(Q)(1)电信行业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存在着规模经济,边际成本是单调降的,意味着采用边际成本定价,企业永远无法回收沉淀的投资成本,甚至连变动成本也无法回收,这在国有福利事业公共品定价中有指导意义,但不可能应用于市场经济,特别是具有很高沉淀成本的电信产业。因此拉姆塞定价模型附加了企业收支平衡约束条件。这充分体现了“消费者至上”的哲学前提。

拉姆塞定价模型[1]附加了P(Q)Q-C(Q)叟0,保证了企业的最基本生存条件。利润函数为:

max∏(Q)=

Q

乙P(Q)dQ-C(Q)+λ[P(Q)Q-C(Q)](2)

式(2)中,λ为拉格朗日乘数,式(2)导出的最优定价公式为:

P*(Q)=MC(Q)

1-λ'/ε

(3)式(3)中,λ'=λ/(1+λ)称为拉姆塞系数;εdQ/Q/dP/P为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的绝对值。

由于λ'/ε>0,式(3)的定价是高于边际成本的,而且对ε敏感。因为约束条件的引入,企业保障了基本的收益水平,并且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对定价的扭曲,对效率的影响最小,因此在公共事业,特别是电信行业受到了普遍的推崇,但是限制它应用的批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2]:一是需求弹性的指标很难获得,从而影响了其实用性;二是弹性低的产品要定价高,弹性高的要定价低,这与一般有形产品定价实践相反。关于后一点的批评我们在第3节中再加以解释。这里,我们的批评是:拉姆塞定价模型仍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消费者至上”的前提。

如前所述,电信行业的定价方法基本上是以保护消费者的福利为出发点来建立的,但是这种模式无疑损害了电信企业和投资者的利益,使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受到影响,欧美电信企业的频现困境说明了目前的理论基础过于微观,没有从整体上理解和考虑行业发展的问题,因此本文提出的修正模型,以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者的利益统一为前提,希望能达成一种保障电信行业各方利益和行业发展的均衡。实际上,在经济社会中,从来没有“消费者至上”,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生产与消费的同一有深刻的论述:“……生产是实际的出发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

基于利益相关者的电信业定价模型研究

陈玉保,忻展红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876)

【摘要】在电信行业广受推崇的拉姆塞定价公式过分强调了消费者的利益,大大限制了企业盈利水平,这种情形与垄断时期国家投资,保障国民普遍服务的特点和要求相适应,但是随着电信业引入竞争,企业作为上市公司和公众企业,必须将消费者、生产者与投资者的利益统一起来,因此必须考虑行业景气度的水平来调整需求函数,从而推导出更明确的定价公式,用拓展的定价公式来解释电信业当今发展中的若干困惑。

【关键词】拉姆塞定价;景气指数;利益相关者;电信行业

【中图分类号】F626;F22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768(2011)01-0088-02

【收稿日期】2010-07-09

【作者简介】陈玉保(1973-),河北玉田人,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通信经济与政策;忻展红,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輬輶

要素。消费,当作必需、当作需要,本身是生产活动的内在的要素;……个人生产了一个对象,由于它的消费而回到他的自身,但是,这个个人,是作为从事生产、并把自己再生产着的个人的。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3]也就是在现代经济社会中,首先要有企业,企业盈利水平高,则吸纳就业的能力强,对股东的收益才高,才能有消费,而消费需求和消费能力又是生产的内在动力。正是因为这样的逻辑,企业是强势集团,才出现了通过政府保护消费者利益的理论和措施,但绝不是“消费者至上”。但也不是“企业至上”,随着市场竞争和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改造,特别是企业上市,企业成为投资者利益的代表,企业的生存和繁荣,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竞争力的加强、牵动着广大就业者和投资者(越来越多的股民)的利益。正是因为经济生活中,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者的利益的统一,我们需要把电信行业的景气指数加入到模型中。

二、考虑景气度的拉姆塞定价公式

传统的拉姆塞模型只是将需求函数作为消费者独立的行为描述,建模过程中也没有供方的供给函数参与,与经济景气水平无关,这正是我们所批判的“没有摆脱消费者至上”的原因。因此,拉姆塞定价模型只是在产业正常(平均)状态下讨论问题。由于我们对消费者、生产者和投资者利益统一的假设,行业景气会带来就业和生产者福利增加,因此导致有效需求增加,需求函数发生变动。所以,我们用企业盈利[P(Q)Q-C(Q)]作为行业景气的代理,令θ表示行业景气引发的消费景气系数,用θ[P(Q)Q-C(Q)]表示价格需求的一次调整项,需求函数会发生如图1的变动,过了拉姆塞定价的需求平衡点,相同的价格下会有更多的需求。为了简化问题,企业收支平衡约束不作调整。这样,有新的目标函数:

max∏(Q)=

Q

乙{P(Q)+θ[P(Q)Q-C(Q)]}dQ-C(Q)+λ[P(Q)Q-

C(Q)](4)经过推导,我们得到如下的最优定价公式:

P*(Q)=MC(Q)+θ

1+λ

C(Q)

(1-λ'/ε)+θ

1+λ

Q

(Q)(5)

显然,令θ=0,(5)式就退化为拉姆塞定价公式。令M C(Q)=a,(1-λ'/ε)=b,θC(Q)/(1+λ)=c,θQ/(1+λ)=d;不难看出,a/b就是拉姆塞定价公式,c/d=AC(Q)就是产出为Q时的平均成本。

图1

由分式不等式可知,若a

b

d

,b、d同号,则:

MC(Q)

1-λ'/ε

若a

b

>c

d

,b、d同号,则:

MC(Q)

1-λ'/ε

>P*(Q)>AC(Q)(7)

(6)式表明,若某电信业务弹性大,导致a

b

d

,则定价要

小于平均成本,但大于拉姆塞定价。(9)式表明,若某电信业务

弹性小,导致a

b

>c

d

,则定价要高于平均成本,但小于拉姆塞定

价。

本模型结论的第一个意义在于揭示了定价和平均成本、边

际成本和拉姆塞定价之间的关系,降低了对产品价格需求弹性

的依赖程度。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表明,在电信业的业务定价

上具有天然的交叉补贴特性,这不但反映在电信业务定价的历

史中,更反映在当今现实中。

三、模型拓展的结果的两点解释

(一)拉姆塞在电信产业中受推崇的原因

首先,电信产业提供的是信息传递服务,是无形的“产品”。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信息本身是可以压缩的,对于刚性业务

定价高(假设边际成本相同),人们可以采取“有话则长无话则

短”的方式减少花销。在电报时代,以字定价,因此用户电报稿

大多采用文言文以降低字数。尽管话音业务的刚性可以使其定

价高于平均成本,但并不会导致打不起电话,更不要说技术进

步会使话音的平均成本下降,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原有的国家

垄断的众多行业中,只有电信一家是降价的。

再就是电信产业的范围经济性,不可避免地在各业务之间

存在定价的交叉影响和交叉补贴,本文模型对交叉补贴给出了

更明确的数学表示,当前实证也是如此:话音对带宽的占用远

小于互联网业务,但收入占到80%以上,即所谓的“比特悖论”,

话音业务补贴互联网业务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交叉补贴之所以

目前尚能维持,就是因为话音业务的价格需求弹性远比互联网

业务刚性,价格仍能保持在平均价格之上。

(二)让消费者特别是国内的消费者成为投资者

目前只有联通在国内外上市,其他都在境外上市,导致我

们修改的模型的前提不能完全实现,从而出现国内消费者与国

外投资者利益的严重冲突。让贡献了绝大多数利润的国内消费

者能够分享其高速、高利润的经营的成果。能够保持模型约束

条件成立的最好的手段,就是促使其他电信企业尽快在境内上

市,并减持国有股的比重,使国内消费者与生产者和投资者的

利益得到统一。

【参考文献】

[1]Ramsey.F.P.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Taxation[J].Economic Journal,

1927(37):47-61.

[2]科斯塔斯·库康贝茨.通信网络定价——

—经济、技术与模型[M].张静等

译.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7:151-154.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51-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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