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罗马与中国汉朝土地制度变迁的共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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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土地私有权的兴起为中心
清末至今，中国大规模移植借鉴西方国家的法律已持续了百余年之久。罗马法是西方现代私法的源头，中国很多自西方移植的法律都可以溯源至罗马法。土地制度在罗马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私法范畴，不仅形塑了当代的很多私法制度，也对古罗马的经济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考察罗马土地制度的发展轨迹，可知马克思所言的由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的历程正是古罗马土地制度的变迁轨迹，这一转变对罗马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意义重大。而在中国汉朝也发生了类似变革，土地私有权广泛出现，土地制度实现了由国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型。分处截然不同的时空之下，却发生了类似的发展运动轨迹，这不得不引人遐思。比较法的研究表明，不同的制度和话语其实完全可以承载相同的社会功能。一两次相似的制度转型之间，是否也存在某种值得深人思考的相似之处，抑或是存在某种隐蔽的规律?笔者分析发现，两
者最大的相似之处其实就在于，提升社会生产力的追求是引发土地私有权广泛出现的根本动力。回顾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无论是革命、改革还是治理，土地制度都是其重要内容当今，社会改革方兴未艾，国家发展理念亦处在变革关头，完善土地制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是古罗马还是汉朝初年，土地公有制与当今中国颇有相似之处，而当时为提升社会生产力而引发的土地制度变革，理所当然地可以被作为完善当今中国土地制度的借鉴。
一、公有制的主导性:古罗马与汉朝中国的早期地权分布
在古罗马的王政时期，土地公有制十分盛行，甚至大部分国土都属于公有。公有土地的形式包括罗马全体公民所有制和氏族全体成员所有制两种，其公有土地一部分来自于建国之初的氏族土地，一部分来源于对外战争的掠夺。
古罗马起源于城邦，而城邦则又源于氏族联盟。在城邦建立之初，土地属于各氏族所有。在经过氏族联盟建立城邦之后，部分氏族土地归人城邦，这是罗马人民公有制土地的最初来源。而未被划人城邦的剩余氏族土地，则依然保留在氏族之内，维持氏族公有的状态。在古罗马王政时期，土地的氏族公有制依然
盛行，即便是贵族，在其死亡之后土地也自然回归氏族，所以在古罗马早期土地的氏族公有制存续了很长时间。(2古罗马建国之后，开始大肆征战扩张，多次与拉丁人、埃特鲁斯人发生战争，并得以最终征服这些民族，成功地夺得其土地。这些通过征服所得的土地，被“视为罗马全民的地产(praedia populiromani)’。虽然这些征服所得的领土会有一部分因库利亚大会表决而划归私人所有，但大部分领土仍然是作为公共牧场和公益用地而存在。虽然罗马王政时期曾经分配给公民土地，但其占土地总量的份额极小，在罗马占据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公有制。在第2次布匿战争之后，罗马拥有的公有土地超过了400万犹格。
在中国西汉早期，公有制也一直是土地制度的主导形态。据林甘泉等学者的统计，西汉初期的公田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所占比例高达94%考察秦朝至西汉早期的土地占有形态，可以发现公有制土地主要来源于以下几种路径:其一，继承前朝所得。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掌握着大量公田，秦兼并六国之时，自然将其收人囊中，成为国家所有土地。《田律》载:“人顷自稿。以其受田之数，无垦不垦，顷人自三石。134汉朝取秦而代之，秦国的国有土地也因而收归汉朝政府。其二，山林川泽。春秋战国时期，山林川泽一直被视
为公共资源，由国家所有。《左传·隐公五年》载:“山林川泽之实，器用之资，皂隶之事，官司之守。秦汉时期，山林川泽之利仍归皇帝所有，皇帝有权将其划拨他人，有权将其开垦为田亩，有权将其设置为游乐射猎场所。其三，通过征战等形式拓展疆土所得土地。秦汉时期，国家疆域日益扩张，新晋土地在地方行政官员的经营下，很大部分成为良田，并租赁给缺少土地者使用。其四，罚没土地。在秦汉时期，国家对众多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措施包含了没收土地。汉高祖刘邦更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一些大家族集体迁徙到其他地区，进而获得了其原有土地。《汉书·高帝纪下》载:“(高祖九年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十二月，行如阳。” “汉武帝时期，公卿提议没收商人所买田产:“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者，没人田憧。”《史记·平准书》载:“卜式相齐，而杨可告络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即治郡国络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埠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乃分络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太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五，无主土地。在秦汉时期，因为战乱、疾病等原因导致私有土地拥有者户口灭绝的时候，其
土地自然就应当归属国家所有。同时，对于那些无法识别所有权人的土地，也自然应当归属国家所有。
二、地权分布转型的相似经历:由事实占有到法律所有
古罗马与中国汉朝一样，土地公有制的主导格局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在步人共和国时期前后，公有制土地虽依然存在，但所占比例已经大大缩减，取而代之的是土地私有制的主导。在中国，西汉末年，公有制土地也不断缩减，土地私有制亦成为基本的占有形态。古罗马与汉代中国出现的土地私有化现象，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如果这一转型存在一定的规律，这一规律是什么?如果土地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换纯粹是基于偶然，而不存在共有规律，那古罗马与汉朝中国当时促成这一转型的偶然性又是什么?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在于尽可能客观地展现古罗马和中国秦汉时期土地的所有制转型，较为准确地描述这一历史进程，而探寻此过程发生的规律则放在第三部分进行论述。
(一)占有与私人土地所有权的诞生大量土地是如何从公有转变为私有的?原本属于国家或集体公有的土地，在未发生急剧性制度变革的情况下，不可能突然性地全部转变为私人所有，而必然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转型阶段。考察古罗马与中国汉朝时期的制度
演变历程，发现并没有这种剧烈的制度变革发生。因此，古罗马与中国汉朝的土地制度转型应当是一个渐变过程，即私人土地所有权是逐渐发展并蔓延开来的。考察土地私有权诞生的历程，可以更好地理解古罗马与汉朝土地制度转型这一现象。
根据罗马法的划分，土地属于“物”，被列于物法的调整范畴。古罗马帝国早期权威法学家盖尤斯(约130年一约180年)的研究表明，古罗马物(所有权)的取得方式包括先占、转让、时效取得、添附和加工5种形式。而土地所有权的取得，主要依靠先占、转让和时效取得。转让与时效取得针对的是所有权已经存在的物，先占则是针对所有权尚不存在的物。很显然，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不可能因时效取得，公有土地的转让份额也十分有限，因而个人通过先占必定是获得土地所有权的主要方式(下文正好证明了这一推测)。就古罗马的占有形式来看，除了被市民法承认的市民法上的占有，即获得所有权的占有外，还存在自然占有与令状占有两种占有形态。自然占有是不具有主观占有愿望的纯粹客观的占有外，令状占有则是具有明确占有意愿的占有。为维护社会秩序，令状占有得到了裁判官法的承认和保护。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土地的令状占有形式一直大量存在。这里存在一种重大矛
盾:土地最开始既然主要属于公有，但是为什么却能容忍私人的先占?
众所周知，古代社会的土地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有效地利用这些公有土地必然为国家带来巨大收益，从而实现富民强国的目的。而古罗马早期(共和国中期以前)和中国汉朝时期存在大量公有土地，如何利用这些公有土地是两国当政者所必然面对的难题。土地的利用需要以占有作为前提，无占有则不可能实现土地上的产出。考察古罗马和中国，正是这一发挥土地使用价值的举动，使得公有土地逐渐被私人占用。公有土地的长期私人占用，且由于规范公有土地占有的立法太过滞后，逐渐使得土地私有制在社会心理层面获得广泛认同，公有制被长期非法占有，并最终转变为合法的土地所有权。有所不同的是，古罗马的土地私有制最终落实到私法层面，成为正式制度认可的所有权形式;而西汉后期中国的土地私有制，却未能如此幸运，而只能获得习惯法的认可。关于两国私有土地所有权制度上的差异，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加以详述。
(二)公有地权的沦丧与私有地权的勃兴
在罗马王政时期(公元前8世纪一公元前6世纪)，公有制土地虽然是最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但也存在
少量私有土地。罗马王政时期的第一位王罗慕洛(Romolo )就曾分给每个罗马市民2尤杰里(bina iugera )}土地，其后也曾多次出现将战争征服土地授予家庭耕种的举动。这部分土地可以被持有人的后裔继承，这是私人所有的第一批土地。然而，整个王政时期至共和国中期(大约为公元前4世纪前后)，罗马的土地所有制依然是公有制占据主导地位。曾经十分流行的氏族集体土地，在王政时期主要由氏族长老控制，平民被排除在氏族集体土地利用的决策之外。大量氏族土地一部分被贵族垄断，另一部分则由被委托管理贵族土地的门客等人所占据，与此同时氏族组织还将部分土地划拨组织成员使用。而且，这些土地占有形式一般都能得到“占有令状”等权利救济措施的保护，从而形成了一套事实性的土地占有体系。与此同时，对于本应由罗马市民公有的土地，也日渐被贵族利用其政治主导地位而挪为己用。公元前201年前后，古罗马战胜迎太基，夺得琉卡尼亚和阿浦利亚等地的大量土地，并将200万尤格的公有地租给畜收者使用。在此时段，还出租了康帕尼亚的20万尤格公地。这些出租的公有土地最开始是按照租约收取租金，然而国家工作人员怠惰和承租人偷逃租金，这些租赁契约日渐丧失了约束力。除了这种通过合法手段租赁的公有
土地之外，贵族阶层则大量非法侵占公有土地。古罗马著名历史学家阿庇安《内战史》首卷开篇就记载了这种情况:“富有者占领大部分未分配的土地，时间过久之后，他们的胆子大了，相信他们的土地永远不会被剥夺了。他们吞并邻近的地段和他们贫穷邻居的份地，一部分是在被说服之下购买的，一部分是以暴力霸占的。
虽然卡西乌斯等代表平民利益的政治家力图夺回被贵族侵占的公有土地，以对公有土地进行重新分配，但历次斗争的结果都收获甚微。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是，那些不是以明显违法形式占有的公有土地逐渐获得了正当性，而平民则得到了迫切需要的新增土地。“正是在此过程中，大量土地被私人事实占有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公元前456年通过的《伊其利法》将阿文蒂诺山土地分配给平民建房。公元前396年又将大片征服土地分配为罗马市民，公元前367年《李其尼法》直接承认了个人占有较大数量共有土地的合法性，即每个罗马公民可占有500尤格以下的土地。然而，即便是高达500尤格的公地占有限额也很快被突破。当然，未能正式颁布的《卡西乌斯土地法》也在罗马土地所有制转型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当代罗马历史研究者们一般认为，罗马的土地私
有制始于赛尔维乌斯(约公元前6世纪，罗马第六王)的改革。至公元前453年的《十二表法》颁行，土地私有制被明确纳人国家正式立法，该法规定:“以遗嘱处分自己的财产，或为其所指定监护人，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无遗嘱死者，又无当然继承人的，其遗产由最近的宗亲享有。如无宗亲，由族亲享有财产。”〔“。一而且，《十二表法》还创设了时效取得制度。当然，罗马最初向公民分配土地的时候，对其转让进行了限制，公元前2世纪格拉古颁布的土地法中就明确规定禁止转让国家所分配土地。然而，执行禁止土地流转规则的配套制度极不完善，以至于该禁令最终沦为具文。法律甚至承认了公民个人占有公有土地的合法性，公元前1巧年的一块铭文所记载的元老院裁决证实了这一点。也就是说，在罗马王政时期及共和国前期的部分私有土地的权能得到了进一步扩张，形成了类似于当今大陆法系通行的不动产物权。
而在中国两汉时期，也经历了类似古罗马历史中的土地所有制转型，大量公有土地被私人占有。在汉朝建立之初，除了少量私人土地之外，国家大部分土地都属于公有，甚至在西汉末年，土地公有的理念也依然盛行不辍，王莽旨在收回国有土地并重新分配的政治愿景即是其鲜明表现。《汉书·地理志下》在描述
西汉领土时指出:“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四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邑居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其三千二百二十九万九百四十七顷，可垦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由此可见，西汉的土地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不适宜开垦耕种的土地，第二种是可以开垦耕种而未开垦的土地，第三种是已经开垦耕种的土地。不适宜开垦的土地和适宜开垦但尚未开垦的土地，如山川林泽、道路及其他荒地等，都属于国家(皇帝)所有;已经开垦的土地当中，除了登记为私人所有且主人健在的土地外，其他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土地是古代社会极为重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最好地发挥其使用价值至关重要。汉朝政府同样也面临着如何利用国有土地的问题。西汉时期，少府、大司农是管理国有土地的两大机构(当然，其职责不仅在此)，两大机构相互协作，共同经营国有土地。《盐铁论·复古第六》载:“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下之专利也。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院士许悼云教授的考证结果也表明，少府、大司农作为汉朝国有土地管理
机构确有其事。既然如此，这些原本由国家所有和管理的土地是怎样转变为私有制的?其途径主要有三种，其一是授田，其二是赐田，其三是贵族豪强的非法侵占。
授田是两汉时期国有土地转变为私人所有的第一种方式，其形式表现为政府将国有土地授予私人使用，其对象主要是失地农民。所授之田从法理上说仍然属于国有，法律也规定了政府所授予的土地不允许买卖，汉简《户律》载:“田宅当人县官而诈代其户者，令赎城旦，没人田宅。欲益买宅，不比其宅者，勿许。为吏及宦皇帝，得买舍室·受田宅，予人若卖宅，不得更受…...” 于天灾、土地兼并等原因，很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大量失地农民必然会带来财政收人减少、兵源I乏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可能威胁政权的稳定，而且根据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政治伦理来看，接济无法生存的失地农民也是政府的责任，因此如何使失地农民重新获得土地就成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官府授田就是为了使失地农民重新获得土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开始了第一次授田。此后的西汉时期，政府又分别在公元前78年、公元前69年、公元前67年、公元前48年、公元前47年、公元前43年、公元前6年、公园2年等多次授田给贫民。“需
要注意的是，西汉时期的授田是将国有土地以较为优厚的条件租赁给贫民，而非授予其所有权。西汉灭亡东汉继起，授田亦多次进行，特别是公元66年决定分授郡县和诸侯国公地的法令及公元76年决定分授皇室林苑的法令，将国有土地大规模授予私人所有。直至公元109年，国有土地基本授罄。
赐田是两汉时期土地私有化的第二种途径。赐田是皇帝通过特别命令封赏给私人的土地，其对象主要是皇亲国戚或功臣等，其对象十分有限。刘邦夺取政权之后，推行“以有功劳行田宅”的政策，对于那些军功显赫的人赐予大量田宅，《汉书·高帝纪》载:“故大夫以上赐爵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函与……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 [ 10 ]47-48《汉书·外戚传第六十七上》记载，汉武帝曾赏赐给其同母异父的姐姐“钱千万、奴脾三百人、公田百顷、甲第”《史记·滑稽列传》也记有汉武帝赐予东方朔田地的记录:“某所有公田鱼池蒲苇数倾，陛下以赐臣，臣乃言。
除了授田和赐田两种合法的公地私占之外，私人非法占有国有土地的现象也日益猖撅，加速了汉朝土地私有化的转型。汉初虽然对国有土地的保护进行立
法，但是这些法令日渐废弛，难以限制权贵对国有土地的圈占。至东汉年间，私人侵占国有土地的行为已经较为普遍，且当时的社会思潮已经默认了该种行为的合法性。《后汉书》载，东汉时期，窦宪为了陷害那寿，就以“以买公田”等罪名将其判罪。而时任御史何蔽却为那寿求J清，指出邪寿“买公田”的行为只是“人情细过”而应宽有:“臣伏见尚书仆射那寿坐于台上……言议过差，及上书请买公田，遂系狱考劝大不敬……请买公田，人情细过，可裁隐忍。，比较古罗马与中国汉代的土地私有化转型历程，可以发现国家授予土地和私人非法侵占是土地私有制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三、地权结构转型的共同起因:追求社会生产最大化
通过私人占有和国家授予，古罗马和汉代中国的大量国有土地都逐渐转化为私有土地，土地私有权得以广泛兴起，私有制从此成为占据两国主导地位的土地占有形态。然而，土地私有权兴起的原因何在?下文首先从学者们关于土地私有权起源的社会理论中寻找答案，然后再从两国实际发生的这一地权结构转型现象来检验这一结论。
(一)社会理论中的土地私有权起源:给定环境下的
最优选择
土地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一类财产，世界早期的财产权大多聚焦于土地。因此，理解私有财产权的起源历程，也就大致能够知晓土地私有制转型发生的原因。有关私有财产权起源的理论，从古至今的谈论极为繁杂，相当多的论述其实既有重复，也有交叉。但是近代以前的私有财产权理论，重点在于探究私有财产权是否合理的问题，而很少集中到实际社会生活中的私有财产权起源问题。且近现代的研究大多已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因此考察近现代代表性的私有财产权的研究成果，可对财产权起源的理论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近现代学者关于私有财产权起源的论述，大致有两种分析路径。一种思路是以应然视角，从私有财产权的社会功能上进行思考，其代表性人物包括启蒙思想家洛克与制度经济学派的学者。另一种思路则是从实然视角，以实际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社会演进为路径进行思考，其代表人物是马克思和当代日本著名法学家加藤雅信。
从社会功能角度思考私有财产权的学者持有的主要观点是，私有财产权的出现是使自然资源为人类所用的必然路径，或者是人类为适应社会发展需求而必然做出的理性选择。西方学者研究私有财产权问题，
几乎总是会提到洛克。在洛克看来，私有财产诞生于个人劳动，故按其推论，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方式自然应当也是劳动—改变其所处自然状态的劳动。在《政府论》第五章中，洛克指出，上帝把世界上的所有一切都赐给世人共有，但是只有通过划归私有之后这些资源才能发挥其效用。紧接着，洛克又指出了将共有物划归为私有的方式:如果个人将自己的劳动添加在一个自然物之上，使其摆脱自然状态，那么该劳动者就拥有了相应的财产权，“劳动使它们同公共的东西有所区别，劳动在万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业上面加上一些东西，这样它们就成为他的私有的权利了”。从洛克的理论进行推论，可以发现土地私有权的出现就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资源以造福人类社会。制度经济学派产权问题的权威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撰文指出，财产权是一种由社会强制力保障执行的选择资源具体用途的权利。“科斯也指出，清晰地界定产权，一般就能降低社会成本，形成最优的公共选择。“8资源的所有权经过界定之后，社会不同主体之间就可以通过交易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样，土地的所有权得以确立之后，社会就得以将这些土地用于更有效率的生产。在社会生产较为匿乏的古代社会，私有土地所有权的出现刚好满足了提升社会生产的需要。亦即，土地私
有制是社会功能进化完善的产物，其产生来源于人类理性抑或无意的利于自身发展的选择。从社会演进的角度来思考私有财产权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马克思。马克思将所有权理解为一种法律承认的经济关系，是一种对事实的确认。“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占有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经济事实要以法律的形式来获得确认。”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土地私有权其实来源于阶级斗争所造成的事实上的土地占有格局，而这一格局最终得到法律的确认并最终成为法律上的私人土地所有权。日本学者加藤雅信重点从私有财产权对经济发展(特别是社会生产效率)的作用角度出发，指出各个社会产生所有权概念的基础都是为了追求生产量最大化，定居农业社会需要承认土地所有权以实现农业生产最大化，火耕农业社会的土地所有权概念正处于萌芽状态，游牧社会和采集社会的土地所有权没有存在价值。虽然马克思与加藤雅信的结论截然相反，前者强烈地对其生产增值本能进行了抨击，而后者强调了私有财产的重要价值，但是两者都认为这一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
(二)提升社会生产力是两国土地私有权广泛出现的起因
考察古罗马与中国汉朝时期发生的土地所有制转型过程，可以发现以应然视角为导向的功能进路与以实然视角为导向的社会演进进路都能够解释部分现象。然而却都存在一定偏颇，因为财产权本身属于公共决策下的产物，并非总是符合理论预设，所以纯粹以应然视角从功能角度来解释土地私有权显然具有较多缺陷。同样，如果过于急切地穿透法律而只关注法律的强制力而忽略其整体上所具有的合理性价值，则更是误解了土地私有权制度对于人类社会演进的正面效用—而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同。因此，探讨古罗马与中国汉朝土地私有权广泛出现的合理方法，应当是既要从应然视角考虑土地私有权所具有的社会功用，也应当从实然视角关注土地私有权在社会演进中所扮演的角色。
从功能视角来看，土地私有权显然能够鼓励生产。为人类提供更多产品，这对于普遍面临生产不足的古代社会而言，是极为重要的一项制度创新。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地普遍面临着生产不足的问题，直到当今，世界上仍然存在部分国家和地区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生产不足问题。生产不足的最严重后果就是饥荒肆
掠，社会缺少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提升土地的利用效率，对于缓解生产不足的危机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即便在社会生产较为发达的社会，提升经济效率以增加生产也依然是各个政治组织的重要目标。如何提高社会生产力?现代经济学一般认为，宏观经济增长受制于资本、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技术创新四大要素。而制度则是组织四大要素进行生产的无形力量，好的制度激励资本投人生产、吸引劳动力进人和技术创新，特别是较为合理的产权结构，尤其是所有权制度能够在多个方面促进社会生产的提升。在古罗马与汉朝中国私有化转轨时期，事实上也都出现了资本大量进人土地投资、农业技术创新等现象。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间，古罗马的农业生产和管理技术得到了大幅提升并实现了广泛推广，使得古罗马经济水平得到较大提升。在西汉时期，国家鼓励生育以增加劳动人口，提倡开垦荒地，一方面实际上增加了社会劳动人口和种植面积，另一方面促使社会资本流人农业生产领域，并同时助推了农业技术的推广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形来看，古罗马与中国汉朝时期发生的土地私有权扩张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两国特定历史阶段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其出现是大势所趋。古罗马与汉朝中国的土地私有权的
大范围出现主要是为了增强国力，期间都发生过大量公有土地被非法占有并最终为法律所确认的现象。在古罗马共和国晚期，罗马战乱极为频繁，其对士兵的需求量大幅增加。而由于只有公民才能成为士兵，而公民则需要拥有一定的财产为基础，因而士兵的数量相对较为匿乏。虽然此后公民资格不再以拥有一定数额财产为基础，但由于缺乏土地等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公民们参军人伍的积极性大为下降。罗马兵源不足的困境，引起改革土地制度的愿望，即将大量公有土地划归无地或少地的人所有。[14]II“一”7当然，古罗马也发生过大量公有土地被私人侵占并最终转为合法化的现象。土地从公有转变为私有，极大地增强了罗马国家的实力。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从公元前3世纪末到公元1世纪初，意大利人口增加了60%，达数百万之多，罗马城市人口也大幅增长(而依靠外地运粮显然不可能实现)。人口的大幅增加必然是以社会生产的大幅提升为基础的，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研究也表明古罗马经济在公元二世纪获得了快速发展。而在此阶段，正是古罗马土地私有制生成和强化的关键时期。这就说明了土地由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确实增加了社会生产总量。在中国汉代开国之初，高祖刘邦等人充分认识到了国家经济衰败的现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 [摘要]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三十年。本文解读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的背景,全面介绍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演进过程,旨在总结其经验，从而探出一套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实际的土地制度。其经验主要有: 土地制度的改革,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制度内的农民受益; 必须尊重农民的创造性选择; 必须循序渐进,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农村社会稳定。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历史经验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三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三十年。三十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成功转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发挥了巨大的制度效应，它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彰显了中国农民的创造力，可以说，中国农民创造了世界的奇迹：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了22%还多的人口。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的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它是伴随着上世纪50年代后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而诞生的,这种土地制度规定了我国农村土地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所有单位，是以土地的集体所有为特征的，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有限的国情下，这种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引导农民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的唯一的正确的制度选择。其在实施的20年间, 确实比那种“个体的、分散
的、落后的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有活力，为国家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为了适应国家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历史过程中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978年国家初步工业化的目标已经顺利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人民公社制已完成了其应有的历史使命,其弊端也日益暴露。 人民公社制本质上是高度集中的“政社合一”体制，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强调提出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强行在全国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并建立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统一安排生产、统一调配劳力，彻底废除农村土地私有制，彻底剥夺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从而使土地乃至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都属公社共有，由公社统一经营。由于管理权限过于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到1978年,全国尚有2. 5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因而，一轮新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迫在眉睫，一种新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呼之欲出。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的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土地政策的变革成为农村改革乃至中国改革的突破口。[1]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带有鲜明的渐进发展的特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新的农地制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经历了两大历史时期: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期（1978-1993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期(1993年-至今)，具体可分为四个阶段[2]：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演变及启示 摘要毛泽东主席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但土地问题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研究我国土地制度，尤其是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历程及其影响，能为我国制定有关土地的方针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土地制度改革农村 一、土地制度与土地制度改革 1、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是反映人与人、人与地之间关系的重要制度。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法权制度，是土地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体现，是构成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 土地制度有广义和狭义的概念之分。广义的土地制度是指包括一切土地问题的制度，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因土地的归属和利用问题而产生的所有土地关系的总称。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土地规划制度、土地保护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土地税收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等。狭义的土地制度仅仅指土地的所有制度、土地的使用制度和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上，习惯把土地制度理解为狭义的土地制度。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人们对我国土地制度含义的理解不断深化和发展。新的观点摆脱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更强调广义的土地制度，在重视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的同时，更增强了对新形势下由新的土地关系所产生的新的土地制度的关注程度，诸如土地利用制度、土地流转制度、耕地保护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等等。 本文所指的是广义的土地制度，但主要探讨的是土地的所有制度、土地的使用制度和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 2、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顾名思义，就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动经济社
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分析 摘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作为农村经济制度基础和核心的土地产权制度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关键。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不仅关系到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特定意义上说，农村土地及其产权关系问题的存在，制约着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乃至城镇化发展的步伐。本文以农村土地制度为研究对象，以农村土地的产权关系为主线，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及多学科综合分析的方法，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然后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制度变迁进行了重点审视。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与应当遵循的原则，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未来的创新模式提出了初步构想。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制度变迁分析与启示 The history change analysis of land system in China Abstract：Agriculture is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 economic,land peropertiy right institution is the key of agriculture economic growth.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attracting more and more public attention, the autho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history, the reality and the future of rural land policies in China from the view of its innovation, striving to offer novel ideas to tackle issues concerning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effectively. This paper takes rural land institution as an object of study,takes property rights relationship and management relationship of rural land as a main clue,uses the theory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dopts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reviews systematically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rural land institution in China,especially since 1978.analyses the innovative mechanism institutive achievement and being faced with difficult position and gauntlet of the present rural land institution in China and defines the objective and following principles of rural land institution innovation proceeding from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our country,on the basis of these,constructs the innovative models by stages of rural land property rights institu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ion. Key Words: rural land institution,institution change,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中囯古代土地制度概论 原始社会土地是公有的，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土地制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社公有转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夏朝的建立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经过商、周的进一步发展，土地成为以井田制为标志的奴隶主国家所有。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奴隶制的逐渐解体，社会各阶层对土地私有的要求日趋强烈，进入春秋战国之时，土地私有战胜土地国有而蓬勃发展起来了。 我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产生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最后形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早期阶段。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由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组成，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一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阶级斗争的涨落，在比重上迭有升降，然而地主土地所有制总是占着支配地位。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重大发展，铁器得到广泛使用，逃往的平民和奴隶纷纷开垦荒地，这些新垦之地，为开荒者隐瞒下来，成了私田。私田的产生，土地国有观念动摇了。春秋中期，私田土地急剧增长，到末期出现土地买卖，此时奴隶主也更热心于私田的扩大和经营，各国先后进行了税制改革，放弃土地国有的井田制，承认了土地私有制。 战国时期各国都实行改革和变法，商缺两次变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它标志着占统治地位的井田制宣告结束，土地私有制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地主阶级虽已形成，但人数还不是很多，所占土地数量也不大。 秦汉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公元前216年，秦政府颁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私有土地得到了封建政权的确认和保护。秦灭六国后，对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没有干预，虽下令迁徙各国旧贵族和豪富，但他们占有的土地状况并未改变，到秦末依然是“官者田连降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 西汉政权建立后，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农民占有少量土地。但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至西汉末年土地终于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颠覆了西汉政权。东汉政权建立后，为了限制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公元三十九年下令度田，地方豪强竟发生武装暴动，度田不了了之。以后东汉政府再也没有推行干预地主私有制的政策，东汉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不断发展，出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又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前期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国家千预极为频繁时期，然而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仍在向前发展，土地日益集中。 三国长期战乱，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量“既不在官，亦不在民”的无主荒地，曹操为了解决急需的军粮和普遍存在的饥荒间题，将这些无主荒地转化成国有土地，实行屯田。西晋建立后，屯田制罢废，贵族官僚争相侵占官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益盛，国有土地在削弱，私有土地在发展。十六国时期，使北部中国遭受严贡破坏，豪门大族趁机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庞大的田庄，这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皇权的集中。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下令均田，试图将所有权不同的各类官私土地最大限度地纳入国家统一分配的轨道，但却没有撼动地主土地，魏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受到破坏。后来北齐、北周虽重新颁布了均田令也多流于形式了。 随唐两朝基于建国之初荒闲土地大量存在，为使流亡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实行赋役制度，继续推行了均田制。随唐两朝的均田制对于地主的土地兼并多少给予限制，农民也得到了一点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始于太和九年的均田制，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至唐中叶彻底崩溃。总之，魏至唐前期土地制度有着与过去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政局变动大，土地制度随着也几次变动，可以说是秦汉至明清土地制度变动最大的时期，也是国家对土地占有进行干预最频繁的时期。从唐后期至明清(1840年前)为封建上地所有制的后期阶段。这一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摆脱国家法权的强力扭曲，土地自由买卖已冲破了汉唐间政治上的干预和社会传统的制约;:仁地兼并由非法到合法，由隐蔽到公开，以更大的势头向前发展着。均田制弛坏后，封建国家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的政策，以庄田制经济为特点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普遍发展，并且延续到明清。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均田制为庄田制所代替，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中又一转扳点。北宋建立之初，自耕农有所发展。但赵宋政权认为“富室连我汗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因而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买卖无任何限制。土地兼并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主田庄迅速发展，土地迅速集中。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的问题，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得到了调整和缓和。但明中叶后“毋许兼并”又变成一纸空文。土地兼并产生的流民问题，最终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清统治者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对官僚地主的特权加以限制，除了用暴力手段在华北大规模圈地外，更多的用经济手段通过买卖占有土地。 综上所述，中唐以降，“两税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这一变化，不但彻底结束了长达三百牟之久的均田制，而且标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摆脱“三代之制”田土的授受、买卖、转移、继承的法杖限制，以一种较为自由发展的形式进入新的里程。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新时期，地主阶级千方百计购置田产，形成了累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实通绝了地主阶级独占夭下田土的愿望。在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上，几随着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买卖渐成地权流动的主要方式。虽曹一度以圈占、
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1、先秦： 西周实行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一种土地国有制（实际上是周天子土地私有），它规定：一切土地周王所有；受田诸侯世代享用，不得转让买卖；要向周王交纳贡赋；奴隶在井田上集体耕种。 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指根据土地多少和田质好坏征收赋税，鲁国的“初税亩”实行按亩收税，它们不再区分公田、私田，都促使土地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化。 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土地私有。 2、秦汉：秦朝开始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承担的徭役繁重、赋税沉重。西汉实行编户制度，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百姓（编户齐民）依据资产多少承担赋税、徭役、兵役； 3、隋唐：实行均田制（仅按人口分配国家掌握的土地），它是府兵制和租庸调制的经济基础。隋和唐朝前期实行租庸调制。隋朝农民年满五十，可纳绢代役。唐朝时，“租”指成年男子向官府交谷物，“庸”指纳绢或布代役，“调”指每年缴纳定量的绢或布。 唐朝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无法维持，国家财政收大为减少，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即两种征税标准（资产、田亩）和两个交税时间（夏、秋两季）。其意义在于：税制得到统一，保证国家财政；改变人丁为主，放松人身控制；扩大税源，增加收入，减轻负担；是封建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缺陷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赋税转嫁农民身上；加派许多苛捐杂税。 4、宋元：北宋初在各路设转运使，规定地方赋税大部分转运中央，消除了地方割据的物质基础；中央设三司使管理财政收入。北宋“不抑兼并”，土地兼并严重；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包括：青苗法、募役法（纳钱代役）、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和市易法。 5、明清：明初，地方设布政司，统管地方民政和财政。明神宗时推行“一条鞭法”：多税合一，折成银两，役银分摊，人田分担。意义：减
秦朝的土地制度： 秦的土地资源属于国有，由于当时地广人稀，为了更好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秦制定了如下法规：大面积授田给农民。《商君书·算地》中提出，每个成年农民由国家授田“小亩五百”（一庶民可得143亩）。按《说文》“六尺为步，步百为亩。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的记载可知，前者为小亩，后者为大亩。 基于土地国有化制度强化的思路，授地后，设定阡陌封疆，不许私自更动；如每个农户所获得土地数量及向国家缴纳的赋税都相等；如努力耕种者可以免除徭役（劳役和兵役）等。《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如果向国家交纳一千石粮食，就可以得到一级爵位。按当时的制度，爵位高者就可以做官。 （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灌溉的水渠以及与之相应的纵横道路，纵者称“阡”，横者称“陌”。“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从法律上废除了井田制度，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法令规定，允许人们开荒，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赋税则按照各人所占土地的多少来平均负担。此后秦政府虽仍拥有一些国有土地，如无主荒田、山林川泽及新占他国土地等，但后来又陆续转向私有。依法律形式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这样就破坏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汉朝的土地制度: 汉朝土地制度是土地私有制，可自由买卖。汉景帝实行的改革是削藩制度。内涵：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抑贬诸侯王的地位。 影响：国家逐步统一，加强了中央集权，而且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战争的减少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汉朝存在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1）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国有土地，直接由国家政权掌握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叫做公田。 主要包括：一是全国的森林、荒地，河流；二是皇帝的林园；三是分散在各地没收的富人、豪强、商贾的土地。 公田的经营方式： 一种是假田制：就是把国有土地出租给无地农民耕种，史称“假民公田”，农民要交税。 一种屯田制：从汉武帝开始大规模屯田，屯田分为民屯和军屯，民屯要交纳地租，屯田者主要是内地迁徙的移民。军屯由戍卒耕种，屯田卒由政府发给农具、耕牛，收获的粮食交国家。屯田卒的衣食由政府拨给。 （2）、地主土地所有制：地主、豪强、大官僚、富商占有的土地，其来源，有的是通过赏赐，有的是兼并，也有的是通过抢占和买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制度演变及未来趋势 中国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主要经历两轮高潮。一个出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是以农村土地权属改革和城市土地收归国有的改革为主要内容，其手段是进行土地的没收、征收和分配。另一个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农村土地联产责任制和城市征收合资企业土地使用费为主要内容，其手段是土地使用权的下放和有偿使用。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土地制度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形成了旧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行政划拨，二是土地无偿使用，三是无限期使用，四是不准转让。其实质就是土地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属于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土地使用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城市经济和人口规模的扩大，这种土地制度的弊病日益显现。主要问题是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出现浪费和资产价值的流失；另一方面大量的单位又无法获得土地资源，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功能分布和合理布局形成体制障碍；企业成本失准，难以准确衡量经济效益；城市的房地产业无法进入良性循环，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 二、改革开放以后的土地制度演变 过时的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导致文革结束不久中国实行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而土地制度改革又成为大陆改革开放的先声和贯穿整个过程的主要内容。从那时开始对土地使用制度的
改革，主要是在不改变国家对土地的所用权的前提下，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变无限期使用为有限期使用，变无流动使用为流动使用，沿着土地市场化的道路摸索前进。 1.开始向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收取土地使用费 1979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首开国有土地有偿使用之先河，以法律的形式首次打破大陆延续了将近30年的国有土地无偿使用制度。该法规定：“中国合营者的投资可包括为合营企业经营期间提供的场地使用权，如果场地使用权未作为中国合营者投资的一部分，合营企业应向中国政府缴纳使用费。” 在那以后，为了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长期短缺问题，1982年深圳按城市内不同等级的土地向土地使用者收取不同标准的使用费。1984年广州和抚顺部分土地（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建项目、涉外项目）进行了按土地等级开征土地使用费的试点工作。1986年上海对三资企业使用的土地收取土地使用费。这些尝试虽然对旧的土地使用制度触动不大，但却是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骤。 2.对城市经营性土地实行使用权有偿转让 1987年深圳在大陆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出让了一块五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限期50年，揭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当年12月深圳市又用公开拍卖的形式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1987年上海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用地方法规的形式确保土地有偿转让的规范化实施。 上述举措使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从理论探索阶段走向实践探索阶
认为能够遵照人的意愿而控制社会进化过程，这似乎是一种 奢望。 [1]、分析框架 本文用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对 1949— 1998 年 50 年间中国土地产权制度 [2] 变迁作以系统的分析和阐述。 制度变迁理论告诉大家，制度安排 ( institutionalarrangement )总是由起始时的均衡态势向非均衡态势过渡的，即均衡是暂时的，而非均衡则是常态； 非均衡的出现预示着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制度变迁 ( institutionalchange ) 分 为 诱 致 性 制 度 变 迁 (inducedchange )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 compulsivechange )。 结合我们讨论的主题——土地产权制度，每次土地产权制度 非均衡都会引起产权的重组。制度非均衡( institutionalnon-equilibrium )及变迁 理论构成了 本论文的主要架构。我们将 1949— 1998 年以来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看作是由制度均衡到非均衡而引起变 迁的过程。 1949 年前的土地制度安排相对于新掌握政权的共 产党要“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治意志来说，是非均衡的， 于是便开始了 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变 迁： 1949-1998(1)
1952 年的土地改革。而此后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相对于工业化等的制度安排，又显得非均衡。于是，强制性制度变迁——集体化便随之而到。1958 年以后的人民公社制度安排，并没有使它的创制者如愿以偿。制度的非均衡依然显现，60 年代初大饥荒的痛苦经历教育了农民及政府必须在现行制度安排之外寻找生存机会，来自底层的制度创新——“包产到户”又引起短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统治者的有界理性和政治偏好等的作用使得这一短暂调整的流产，于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得以重演：人 民公社体制得以保留。低下的n 集体经济效率的长期徘徊，引起农民的再次“反抗” ，在现存的制度安排下，已不能满足农民收益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在现存的国家认可的制度安排的边界之外寻找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利益要求的制度安排。有了60 年代初期的经验，“包产到户”作为制度选择集合中一个又应运而生，于是又一波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到来，即70 年代末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梨园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然而，故事并不因此而结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安排又引起新的非均衡、制度创新及产权的重组。 二、土地改革：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社会、经济绩效 一）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经济社会绩效
2014届高考历史一轮总复习 1-2农耕时代的手工业同步练习同 步练习（含解析）岳麓版必修2 一、选择题 1．(2012·台州)下列思想与古代农耕经济不相适应的是( ) A．“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B．“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 C．“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D．“估客无住着，有利身则行。出门求火伴，入户辞父兄” 【答案】D 【解析】农耕经济的典型特点是自给自足，具有封闭保守性，A、B、C三项皆是其反映，D项则反映了商品经济的情况，所以排除A、B、C三项选D项。 2．(2012·茂名)唐代诗人王维在《丁寓田家有赠》一诗中写道：“晨鸡鸣邻里，群动从所务。农夫行饷田，闺妾起缝素。”对其解读错误的是( ) A．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 B．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C．男女分工明确 D．田园生活自然悠闲 【答案】D 【解析】材料反映了中国古代男耕女织式的自然经济，A、B、C各项都是自然经济的特点；自给自足虽然是自然经济的特点，但这仅仅说明生产经营形态落后，并不代表古代农民生活自然悠闲，实际上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农民衣能裹体，食能果腹就不错，故选D项。 3．(2013·青岛二中)在殷墟甲骨文中，已有“春、夏、秋、冬”四字。“春”字像植物生长的形状；“夏”字像草木繁茂之状；“秋”字像果实累累，谷物成熟；“冬”字则形如把谷物藏于仓廪之中。整体寓意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由此可以得出( ) A．甲骨文以记载农业为主要内容 B．中国原始农业起源于商朝 C．中国古人注重记录农业活动 D．商朝时期农业活动已有四季之分 【答案】D 【解析】考查学生对材料的理解分析能力。甲骨文中对于四字的阐述反映了当时已有四季之分，所以D项符合材料。B项不符合史实，A、C两项扩大了材料的内涵。 4．我国古代的一些著作中多有关于农业的叙述，如《荀子·王制》：“凡农之道，厚(候)之为宝。”《农书·粪田之宜》：“用粪犹用药也。”《吕氏春秋·上农》：“时至而作，竭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演变及启示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演变及启示 摘要毛泽东主席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但土地问题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研究我国土地制度，尤其是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历程及其影响，能为我国制定有关土地的方针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土地制度改革农村 一、土地制度与土地制度改革 1、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是反映人与人、人与地之间关系的重要制度。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法权制度，是土地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体现，是构成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 土地制度有广义和狭义的概念之分。广义的土地制度是指包括一切土地问题的制度，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因土地的归属和利用问题而产生的所有土地关系的总称。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土地规划制度、土地保护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土地税收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等。狭义的土地制度仅仅指土地的所有制度、土地的使用制度和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上，习惯把土地制度理解为狭义的土地制度。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人们对我国土地制度含义的理解不断深化和发展。新的观点摆脱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更强调广义的土地制度，在重视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的同时，更增强了对新形势下由新的土地关系所产生的新的土地制度的关注程度，诸如土地利用制度、土地流转制度、耕地保护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等等。 本文所指的是广义的土地制度，但主要探讨的是土地的所有制度、土地的使用制度和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 2、土地制度改革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 专题一 一、土地所有制形式： 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土地是我国古代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是构成封建生产关系和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在中国古代史上，土地制度可分为三个阶段： 原始社会：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土地归氏族公社所有，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享用劳动成果。 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实际是国王所有，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封建社会的封建土地所有制。 中国古代的所有制关系主要是指土地所有制，其产生、发展、衰落均与生产力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从本质上讲，都是私有制。 １、奴隶社会土地所有制： 性质：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它是土地私有制不发达的表现。 兴衰：它始于商朝，完备推广于西周，春秋后期逐渐瓦解。 内容：土地所有权属于国王，诸侯臣下能世代享用，奴
隶主驱使奴隶集体耕作并剥夺奴隶的劳动果实 ２、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 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战国确立。商鞅变法规定：废井田，开阡陌，政府承认田地归私人所有，允许自由买卖，标志着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用地租剥削农民。这种制度是我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要土地制度。 封建土地所有制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国有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 地主土地所有制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三种形式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它是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地主阶级正是凭借对土地的垄断，迫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得不依附于他们。这种土地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二千多年，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繁荣起过积极作用，但其闭塞性和自给自足的特点却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阻碍了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造成中国社会的长期贫困和落后。 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有王田制、屯田制、均田制三种形式 ▲屯田制： 目的：主要是为了戍边和保证军需。不少朝代都实行过，如西汉、东汉、曹魏、蜀、金朝、元朝、明朝、清初都实行
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变迁及其启示 摘要：土地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而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土地制度安排是否合理，直接关系着中国农村经济和乃至整体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大致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三个阶段的历史变迁，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启示，然后分析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内在规律，从而探寻过去几十年的土地制度变迁对当代的启示。 关键词：农村土地政策土地改革农业集体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土地问题一直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的关键。一直以来，农村土地政策都是我国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败。因此，研究我国土地政策的变迁对今后我国实现农村经济的繁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总体上说，我国农村土地政策大致经过土地改革阶段、农业集体化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三个阶段的历史变迁。 一、土地改革阶段( 1921 —1950年 )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明确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纲。1928年至1
930年，我国相继制定、通过了《井冈山土地法》、《土地问题决议案》，肯定了农民获得土地的神圣权利，并对土地革命的一些具体政策作出规定。但在土地所有权问题上，当时主张实行“土地国有”政策。既违背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又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土地私有观念，从而直接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31年春，苏区中央局发出通告，明确规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指出农民对土地可以租借、买卖，别人不得侵犯，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问题，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而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土地改革方案。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根据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一特殊情况，将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既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热情，又保证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解放战争时期，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内战即将爆发，为进一步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制定了一个彻底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到1948年秋，党领导下的一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发展了生产力，巩固了解放区革命政权，有力地保障了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宣布了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最彻底的变革，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的快速发展，不但巩固了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而且为实现工业化和集体化开辟了道路。 二、农业集体化阶段(195O一1978年) 全国土地改革后，一方面为了克服由个体农民私有制分散经营带来的问题，以便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有效地组织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也为了避免两极分化，我国决定建立合作经济：即互助组和初级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化运动逐步将农民土地私有制变为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农业合作化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建立互助组；第二步是组建初级农业合作社；第三步是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互助组是在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私有及分散经营的基础上实行劳动互助。初级合作社也称土地合作社，是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私有的条件下实行土地入股，按股分红，统一经营，集中劳动，高级合作社则取消了土地分红，农民的报酬主要是按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农民的土地无偿归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这是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的质变阶段。 为了巩固和发展农业合作化，从1958年开始在全国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主要是通过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合并，对土地加以集中，实行公社集体所有，产品平均分配。由于这种形式的生产关系脱离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
中国古代土地制度：（夏商——唐朝） 1、夏、商时期：占主要地位的以族为单位的土地公有制，农业生产往往采取集体劳作的方式进行。 2、西周时期：的土地制度虽然有“薄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但是，实际上却是和分封制度相适应的多层次的贵族土地所有制。当时的土地制度划分为井田，井田以公田和私田的划分为主要特征。 井田制：是和分封制度相适应的多层次的贵族土地所有制当时的土地制度划分为井田，井田以公田和私田的划分为主要特征。各级贵族主要剥削民众的劳役地租。公田由村社成员共同耕种，收获全部上交国家，私田是村社成员的份地，公社成员必须按照制度定期交换份地，随着份地的变动迁居，村社劳动者对私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是以在公田上无偿劳动为条件的。
3、春秋战国时期：春秋及战国初年，井田制的破坏使农民对自耕份地的占有关系加强，出现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贵族阶级的进一步分化，也使一部分贵族下降为自耕农。战国初期之后，军功贵族通过赐予和买卖取得土地（如商鞅变法内容奖励军功）；同时，商人、货币持有人也通过买卖去的土地，他们和军功贵族一起成为新兴大土地所有者。 4、秦朝：前216年，秦政府颁发“使黔首自食田”的法令，进行全国性的土地登记，这次登记，在于承认现实土地的占有状况，以稳定赋税收入，这样，也就以国家统一法令的形式，确认了土地的私有权。 5、汉朝封建土地制度：汉朝存在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1）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国有土地，直接由国家政权掌握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叫做公田。 主要包括：一是全国的森林、荒地，河流；二是皇帝的林园；三是分散在各地没收的富人、豪强、商贾的土地。 公田的经营方式：
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及启示 摘要：了解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历史是开展我国当前农地制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历程为线索，深入分析这个历程之中所深藏的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因、影响，探索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制度改革思路。当下,我国农村面临着新发展机遇和挑战，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历史经验；启示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目前“三农”问题的焦点又聚焦于农村土地问题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制约因素。现行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不能适应以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为内容的农业现代化要求。了解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历史是开展我国当前农地制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本文试图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历程为线索，深入分析这个历程之中所深藏的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因、影响，探索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制度改革思路。 一、建国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历程 （一）第一阶段土地改革的背景与内容（1949-1953年） 1.第一阶段土地改革的背景 在旧中国，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占农村人口不到
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和大部分耕畜、农具，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只占有20%～30%的土地。[1]可以看出，建国之初，我们的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大量农民只能通过租种地主土地的方式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基本上是分离的，由于长期实行土地私有制，我国的土地交易、土地投机现象十分活跃。其结果无一例外地形成了土地集中，不仅难以保证土地的生产效率，更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矛盾，致使土地问题几乎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便很快地开始实行了。 2.第一阶段土改的内容 根据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情况,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即变“地主所有、租佃经营”的土地产权制度为“农民所有、农民经营”。[2]以乡或相当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依法将没收或征收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归国有的部分外，由乡农协会接收，按人口统一、公平、合理、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到1952年底，全国除了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集聚的地区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 （二）第二阶段土地改革的背景与内容（1953——1978年） 1.第二阶段土地改革的背景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 概述：生产力的发展迟早会引起起生产关系的变化，在这里应注意： 1）在封建社会中，所有制关系主要指土地所有制（生产关系的重点）。 2）产品分配形式主要是指赋税、摇役、兵役、地租等。 3）人们生产中的地位主要是阶级关系． 本专题概况（ 土地所有制形式 ） 农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土地是我国古代人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 料，是构成封建生产关系和一切经济关系的基础。在中国古代史上，土地制度可分为三个 阶段： 原始社会：土地氏族公社所有制。土地归氏族公社所有，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共同享 用劳动成果。 奴隶社会：奴隶主贵族土地国有制 莫非王土”； 封建社会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 有制三重形式）。 中国古代的所有制关系主要是指土地所有制，其产生、发展、衰落均与生产力发展变 化密切相关。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从本质上讲，都是私有制。 一、奴隶社会土地所有制 1、 性质：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 它是土地私有制不发达的表现。 2、兴衰：它始于商朝，完备推广于西周，春秋后期逐渐瓦解。 3、内容（权利与义务）： 土地所有权属于国王，诸侯臣下能世代享用，奴隶主驱使奴隶集体耕作并剥夺奴隶的 劳动果实 4、瓦解原因 春秋后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井田制逐渐瓦解，封建剥削制度确立起来 二、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 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战国确立。商鞅变法规定：废井田，开阡陌，政府承认田地归私人所有，允 许自由买卖，标志着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确立。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用地租剥削农民。这种制度 是我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主要土地制度。 封建土地所有制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国有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 封建土地所有制三者的地位： 1、农民土地所有制虽不占支配地位，但却广泛而分散，与地主土地所有制同是专制主义中 央集权制度建立和长期存在的基础，但由于经济力量薄弱，往往被兼并。 2、国有土地是封建政府掌握的土地在封建杜会整个过程中不占主导地位，一般作为农民个 体土地所有制出现危机时的后备补充。 3、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是封建产生关系的基础，它的发展导致土地兼并。如西汉 后期的土地兼并，东汉豪强地主占有大量肥田沃土，唐后期土地兼并，明后期土地兼并。 1地主土地所有制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三种形式中，地主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它是封建生产关系的 基础。地主阶级正是凭借对土地的垄断，迫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不得不依附于他们。这种 土地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二千多年，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繁荣起过积极作用, 但其闭塞性和自给自足的特点却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阻碍了明清时期资本 主义萌芽的发展，造成中国社会的长期贫困和落后。 2、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 井田制，实际是国王所有，即所谓“普天之下， 有王田制（新）、屯田制（三国）、均田制（北魏至唐中期）
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罗夫永柯娟丽 （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7 ) 【摘要】: 建国以来，我国发生了四次绩效迥异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释放出了巨大的政策效应。然而，按照当时综合环境所设计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综合形势的变化，表现出了一定的不足和缺陷。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回顾，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力和原因，为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进一步创新和发展提供思路。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渐进式改革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n our rural land system variance Luo fu yong (Xinjiang university,Urumchi,Xinjiang 8300047,China) Abstract：It has occurred four rural land system variances which had different effect from 1949 。We executed new rural land system ---household contract system of land from 1978。At first，the new system have released huge policy power。As devise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at time，the system expressed some limitation and defects。From review of the four rural land system variances,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reason and the impet us of our rural land system variance in method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offers some ideas for farther development of rural land system variance。 Keywords: rural land system；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system variance ； gradual innovation 建国以来，我国发生了四次绩效迥异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50年代初，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农民私有制；1953—1957年，在保留农民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农业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1958—1978年，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1979年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土地集体所有，由农户家庭经营。四次土地制度的改革和调整，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产生了不同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我国当前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释放出了巨大的政策效应。然而，按照当时综合环境所设计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综合形势的变化，表现出了一定的不足和缺陷。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历次变迁的回顾，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分析了土地制度变迁的动力和原因，为当前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思路。 一、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基本概念 1、制度的内涵 作为一种协调社会关系的规则，制度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学者对制度的定义和分类很多，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这是制度的宏观含义，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制度”。另一种含义是指“要求成员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则”，简言之，制度是一种规则，新制度经济学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制度”概念的，即“制度”是指“众所周知的约束人们的各种规则”。[1]新制度经济学“制度”概念包含三方面基本含义：一是制度具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任何制度都只适用于特定共同体内，离开了这个共同体，制度就失去了约束力；二是制度是众所周知的。制度是公开的、透明的，为共同体成员所共知；三是制度具有约束力。这是制度的强制性，共同体成员必须遵守，违反制度必须受到惩罚。 2、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替代、转化与交易过程。制度变迁受到来自制度变迁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的各种变量和因素的约束。从主体方面讲，参与制度创新的行为主体包括个人、自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