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律遇到人吃人案
2008年8月30日南方都市报
一说到人吃人，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旧社会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但这里要讨论的是，并不是文学修辞，而是同类相食的现实案件。无论旧社会还是新社会，都可能遭遇涉及人吃人的法律案件，那么当法律遇到人吃人案，该怎么办？
1883年，澳大利亚游船木樨草号从英国埃塞克斯前往悉尼，途中沉没，四个幸存者——船长杜德利、助手斯蒂芬、船员布鲁克斯和见习船员帕克——被困在一艘十三英尺长的救生艇上，全部食物只有两个罐头。在第19天，杜德利建议，以抽签的方式选出一个人被杀掉，让其他三人吃掉，以求生存。对此，布鲁克斯反对，斯蒂芬表示犹豫。而杜德利表示：无需犹豫了，帕克身体最弱又没有家人，他肯定先死。杜德利随后杀了帕克，他们三人以帕克的尸体为食撑着。四天后，他们被路过的法国帆船蒙堤祖麻号救起，蒙堤祖麻号进英国法尔茅各斯港短暂停留，杜德利、斯蒂芬和布鲁克斯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逮捕收监。陪审团同情被告，但为了避免无罪宣告的结果，法官要求陪审团进行特殊裁决，只认定事实。根据陪审团认定的事实，法官宣告被告犯有故意杀人罪，驳回他们的紧急避难抗辩。被告被判处绞刑，随后被维多利亚女王赦免了。
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Her Majesty The Queen v. Tom Dudley and Edwin Stephens）。它牵涉的问题众多，其中每一个问题都争议甚大：杜德利和斯蒂芬该被起诉吗？他们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或正当防卫了吗？他们有罪还是无罪？如果有罪，他们的行为到底构成何种犯罪，是故意杀人罪还是侮辱尸体罪，抑或两者兼有？对他们行政赦免合适吗？这种赦免会构成对法治的伤害吗？当法律规
则与道德原则冲突时该如何化解？这个案件牵涉千头万绪，让人左右为难，所以它不断地被人以各种方式解读。
在这个案件和其他类似案件的基础之上，1949年，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L．L．富勒在《哈佛法学评论》上提出了一个虚拟的人吃人案件，这个名为“洞穴探险”的案例后来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虚拟案例”：4299年５月上旬，在纽卡斯国，五名洞穴探险人不幸遇到塌方，受困山洞，等待外部的救援。十多日后，他们通过携带的无线电与外界取得联络，得知尚需数日才能获救水尽粮绝；为了生存，大家约定通过投骰子吃掉一人，牺牲一个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摩尔是这一方案的提议人，不过投骰子之前前又收回了意见，其它四人却执意坚持，结果恰好是威特摩尔被选中，在受困的第23天维特摩尔被同伴杀掉吃了。在受困的第32天，剩下四人被救，随后他们以故意杀人罪被起诉，而根据《刑法典》规定：“任何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人都必须被判处死刑。”
“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所引发的诸多争议，在“洞穴探险”案中一一再现，后者所蕴含的争议更为庞杂。在纽卡斯国的初审法院，被告被判处死刑。被告上诉到最高法院，富勒虚拟了五位大法官就此案出具的五份不同的判决意见书：首席大法官特鲁派尼从法律实证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法律是法律，道德是道德，同情心不会让法律人违反自己的职业判断，去创造例外，所以他支持有罪判决；福斯特大法官则主张应该根据立法目的，对法律规则进行解释，联邦的法律不适用此案，被告无罪；唐丁大法官认为则这是一个两难的案件，选择回避退出此案；基恩大法官主张法官应当忠于自己的职责，不能滥用目的解释，去规避法律规则的适用，坚持被告有罪；汉迪大法官则主张，抛开法律，用常识判案，通过常识来平衡道德与法律的冲突，坚持被告无罪。在意见上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平衡，最后纽卡斯最高法院决定维持原判。
在阅读这五位大法官的判决意见的过程中，我感觉似乎每个人的论述都有道理，但都又不能完全说服我，似乎这个案件无论如何判决都不能让人信服。无论支持或者反对，我们都可以列举出更多的理由。1998年，美国叶尔汉姆学院哲学系教授彼得?萨伯，假设此案在五十年后翻案，他再次虚拟了九位大法官的判决意见，具体参见萨伯所著《洞穴奇案：九份新意见》（大陆的译名为《洞穴奇案》，香港商务印书馆的译名为《洞穴奇案的十四种判决》）。
当我在炎热的夏天，通读这十四份判决意见书时，我感到很困惑，它们到底是判决意见书还是辩护律师的意见书？它们彼此之间的观点交锋非常激烈，但都缺少那种一锤定音的力量。这不由让人思考另一个问题：在这个价值多元、诸神纷争的的时代，主张非黑即白的刑事法律审判何以可能？法律又如何化解审判公信力的危机？
对此，《洞穴奇案：九份新意见》中的大波纳姆大法官认为，“在多元社会中维护和平安宁甚至正义的唯一手段，就是守护法律，我们永远不能为了仅仅由一个派系、教派或者集团所持有的道德或政治观点而置法律于不顾”，因为人民作为整体制定法律来表达意志，在法律之外寻找正义是不正义的。但海伦大法官对此不敢苟同，她指出伯纳姆的观点需要一个前提，“只有当我们想尽办法让所有的观点都能在立法程序中得到倾听”，但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的理想的社会是不存在的。立法时并非所有公民的意见都被聆听，因为金钱和特权会干扰选举和立法，多元化声音很难在立法中达成一致，因此人们才需要在法律之外寻求实现正义，比如公民的不服从。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回望去年中国媒体上发生的“司法职业化vs司民主化”的争论。司法职业化的观点类似波纳姆大法官的观点，而司法民主化的观点则类似海伦大法官的观点。今天看来，这场争论注定难分胜负，它们是对审判公信力危机做出的不同回应，没有高下之别。
笔者以为，重建审判公信力离不开社会共识，而社会共识的重建就需要充分的智识辩驳，洞穴探险案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洞穴奇案：九份新意见》在香港被市政府作为通识读本推广，可见这本老少咸宜的小册子的特殊魅力。大陆的通识教育已经谈论多年，但少有合适的通识读本，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够风行起来。
此外，萨伯在书的前言中交代，如果想了解“女王诉杜德利与斯蒂芬案”，不妨参阅布莱恩?辛普森教授的（A.W.Brain.Simpson）著的《同类相食与普通法》（Cannibalis m and the Common Law: The Story of the Tragic Last Voyage of the Mignonett e and the Strange Legal Proceedings to Which It Gave Rise,1984）。辛普森教授的另一本书《法学的邀请》（北大出版社，2008年）已经出版，笔者建议有出版人引进这本《同类相食与普通法》，为我们提供更充分的辩驳材料。
《洞穴奇案》
李子暘
@ 2009-11-29 9:23 阅读(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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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奇案》，[美]萨伯（Peter Suber）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1949年，美国法理学家Lon Fuller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虚拟了一个复杂的案例。这个案例是这样的：五名洞穴探险协会的会员，出发去一个洞穴探险。由于此行风险不小，临行前，他们把要去的地点和预定返回的日期告知了探险协会的人员。这样，如果探险出意外，他们会及时得到救助。
探险果然发生了意外。当他们五人进入洞穴深处以后，山崩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岩石落下来，彻底挡住了洞口。他们出不去了。由于他们没有如期返回，探险协会的工作人员通知了有关方面。一支营救队很快来到了现场。
营救非常困难，山崩还在继续。一次突发的剧烈山崩夺去了十名救助人员的生命。探险协会的自有费用很快用完。公众捐助和政府的拨款被投入营救工作。终于，在五名探险者被困山洞三十二天以后，他们得救了。
可惜，在这三十二天中，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探险者随身仅带有少量的食品。在被困二十天的时候，探险者设法通过无线电和洞外的救援人员取得了联系。探险者问，还需要多少天他们才能得救。得到的回答是至少还需要十天。探险者问医生，如果没有食品，他们是否还能坚持十天。得到的回答是可能性微乎其微。过了一会儿，探险者之一，威特莫尔向医生发问，如果他们吃掉一个人的肉，是否能坚持十天。医生很不情愿地给了肯定的回答。
威特莫尔继续问，通过抽签决定谁应该被吃掉，是否可行。没人出面回答这个可怕的问题。维特莫尔问救援队中是否有法官、政府官员或者牧师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没人应答。随后，无线电联系就中断了。
当探险者被救出以后，救援者才知道，那个威特莫尔先生就是不幸被吃掉的人。是他提议抽签吃掉一个人的。他恰好随身带了一副骰子。他还为此对外界做了咨询。
起初，其他探险者不愿意接受这个可怕的安排，但冷静考虑之后，大家也只好接受除此以外别无他法这个现实。他们接受了威特莫尔的提议，并反复讨论了掷骰子的细节。
当程序确定以后，威特莫尔却后悔了。他提出，也许应该再等上一个星期，看看有没有什么转机。其他人不同意继续等。他们开始掷骰子。轮到威特莫尔时，另一个人替他掷了骰子。对此，威特莫尔没有表示异议。结果，恰好就是威特莫尔中彩。他随后就被杀掉，尸体被其他探险者吃了。
被救出以后，四名探险者就变成了四名被告。他们被初审法院判为有罪，以谋杀罪被判处死刑。案件被上诉至高等法院。书的内容就是高等法院法官们的不同判词。
我很想不这么絮絮叨叨地重复案情，但不行。案情的每一个细节，在后来的法官判词中都有用处，因此必须交代清楚。
Fuller教授虚构出这样一个案件以后，又动笔虚拟了五位法官的判词。五位法官的判词，分别代表着当时的五种法理学流派。在这些判词中，法律、道德、正义、人情等等概念被反复锤炼，仔细斟酌。
五位法官，两位赞成有罪判决，两位赞成无罪判决，一位宣布放弃审判。打了个平手。于是只好维持原判。四名被告被处以死刑。
我没有能力简要概述五位法官的判词。这些判词都是逻辑和法理的典范之作。任何简化或者重述都必将从根本上损害其中的推理结构和论证力量。要想获取其中的知识，只能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一个论证层次一个论证层次地反复研读这些判词。舍此别无他法。
1998年，法学家Peter Suber巧妙地找出一个由头，把案情做了一点发展，然后续写了这本书。他增加了九位法官的判词。Suber的用意在于表达Fuller1949年写作以后几十年间法理学的新进展。果然，九位法官提供了当初五位法官不曾提到的新视角和新理论。不过，结果还是一样，九位法官意见不相上下，因此维持原判。被告有罪。
只读一遍这些判词，是不可能理清其中的理论分歧和各位法官的主张之间的差异的。这本书很薄，中文本算上多篇前言也只有171页，但读起来却绝不轻松，是那种要调动大脑，反复思考，把书翻来翻去，前后对照着读的书。如果懒得动脑筋，那最好别试图读这本书了。
普通法系统中，法官要把自己的判决意见写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安排。许多法官的判词，简直就是一篇优秀的法学论文。对案件的事实、适用何种法律、其间的逻辑关系、案件涉及的道德、伦理原则等都做出深入细致的分析。在这种制度下，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被一代代法律人反复思考，不断深入，并且，他们的思考和智慧能够逐渐积累，泽被后人。这种制度哪怕只运行几十年，百多年，也比那种浑浑噩噩的
行政化司法、法官只会写官样文章的法律体系运行几千年积累的知识要多得多。
读这些判词，不但可以有机会理解不同法理学流派的思想，还可以有机会掌握有效的讨论是怎么回事。我们生活中大量的讨论和对话都是无效或者极其低效的。无数的废话，驴唇不对马嘴。这些无效讨论并不能增进我们对任何问题的理解。这十四篇判词则提供了有效对话、讨论步步深入的典范。法官之间互相批评，指出对方的逻辑错误，寻找对方自相矛盾之处，辨析对方理论应用的准确与否。你单独读某一篇判词，都会觉得言之有理。但随后就可以看到对这个判词的质疑和批驳。这样的书，仔细读上几本，你的头脑想不锐利、清晰，也难啊。
读完全书，我没能形成确定无疑的意见。当然，我有自己的倾向，我倾向于认为四名被告无罪，但我并不能充分应答反对的意见。我对自己的倾向并不那么自信。
最后要说的是，Fuller教授虚构出来的可怕案件，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智力游戏。在现实中，确实发生过类似的可怕案件。1842和1884年，分别发生了两起海难事故。1842年的案例中，被告为了保证救生艇不至于倾覆，把几个人活活扔进大海。而1884年的案例中，几个海难幸存者为了活下来，杀了另一个人，并吃了他的尸体。
两个案件的被告都没有被处死。一个被轻判几个月的监禁，另一个案件的被告虽然被判处死刑，但被行政长官特赦了。
一本薄薄的小书，介绍这么多，已经不少了。有兴趣的读者，去读这本书吧。不管你是不是法律人，法律、道德、正义这些都是你生活中
经常会遇到的事情。对这些观念有深刻的认识，是理智健全的重要部分。事实上，这本书确实被用作人文通识教育的读本。是的，很少有哪本书比本书更符合“书”这个概念。
对许霆案各方观点的评析 提要许霆案的判决虽已生效，但对于许霆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的讨论仍在继续。对许霆行为性质的正确分析，是正确认识本案的关键之所在。本文拟从许霆的行为性质出发，对许霆案各方观点做一个简要评析，以期对本案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关键词：盗窃罪；不当得利；信用卡诈骗罪 一、对支持许霆无罪几个观点的评析 （一）不当得利说。该观点认为，许霆使用自己合法有效的银行借记卡与银行形成的是民事合同关系，其恶意取款行为与银行之间形成的是债权债务关系，因而其行为属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笔者认为，许霆的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我们知道，不当得利的受益人在取得不当利益之前，主观上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而造成不当得利事实出现的原因在于受害人主观上的疏忽和过错。即受益人获得不当得利是被动的，而非积极实施获益行为，如采取主动的行为去额外从他人之处获取利益，则不能认定为不当得利。本案中，许霆利用机器故障，通过主动“取款”而实施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行为，其系主动实施了使财物脱离合法占有人控制的行为，因而其行为不符合民法中不当得利的要求。 （二）诱惑犯罪说。即认为许霆之行为是自动取款机诱惑人犯罪，因此不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不知持此观点的人是不是受了“诱惑侦查”理论的启发，从而认为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诱发了许霆的犯意”。但需要强调的是在西方“诱惑侦查”中的“犯意诱发型”之所以成为被告人免责事由，是因为警察人为地促使了被诱惑者产生犯罪意图并实施犯罪。这一理论是要解决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手段问题，而并非是用来解决刑法中罪与非罪的问题。故而“诱惑犯罪说”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都不免打上问号。且诱惑，是使用手段使人认识模糊而做坏事，应当是一种有意而为的行为，机器没有认识，怎么可能有意使用手段让人做坏事呢？银行并无诱使他人犯罪的意图，仅仅是对ATM机疏于管理从而在客观上给他人创造了犯罪的可乘之机。 同时，上述观点在逻辑上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在刑法中，许多犯罪都存有“特别巨大的诱惑”，很多行为人正是因为抵挡不了这些“诱惑”才会越过道德和法律的底线，从而走上违法或犯罪的道路。且在财产性犯罪中财产数额越大，行为人面对的诱惑就越大，其受诱惑犯罪的可能性就越大，按照此逻辑其就越不应当受到刑法的处罚。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显然说不通，也与现实生活相违背。
2020智慧树，知到《法律人生》章节测试 完整答案 智慧树知到《法律人生》章节测试答案 第一章 1、法律思维方式最显著的特征是严谨性。( ) 答案: 对 2、语言、思维、逻辑之间是紧密联系的，语言特征会体现逻辑与思维的特点和习惯。( ) 答案: 对 3、一些沟通交流效果不好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掌握技巧。( ) 答案: 错 4、法律思维是一种正向思维。( ) 答案: 错 5、法律总是与“人情”相冲突的。( ) 答案: 错 6、语言表达习惯能够反映言说人的思维方式的特点。( ) 答案: 对 7、法律中，“权利”“权力”不能混用，但是生活中可以混用。( ) 答案: 错 8、法律中的自由裁量权可能滋生腐败。( ) 答案: 对 9、为了防止法官滥用权力，因而司法活动需要舆论的监督，这
是法治精神的体现。( ) 答案: 错 10、美国网红法官的案件处理方式说明，美国司法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 答案: 错 第二章 1、刑法是调整社会关系最为广泛的一部部门法。( ) 答案: 对 2、我国法律规定，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 ) 答案: 错 3、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其与其父母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 答案: 错 4、保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是无效的。( ) 答案: 错 5、甲在15周岁时盗窃他人2万元人民币但在其16周岁时案件被侦破，对甲应( )。 A.按盗窃罪从轻处罚 B.按盗窃罪减轻处罚 C.构成盗窃罪但免除处罚 D.不负刑事责任 答案: 不负刑事责任
6、父母为子女购买的婚房，应属于( )。 A.房产证上写的谁的名字就是谁的 B.子女的 C.子女及其配偶的 D.视婚姻缔结时间等具体因素而定 答案: 房产证上写的谁的名字就是谁的 7、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罪刑法定的表述，下列哪一理解是不准确的? ( )。 A.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罪刑法定是依法治国在刑法领域的集中体现 B.权力制约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罪刑法定充分体现了权力制约 C.人民民主是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罪刑法定同样以此为思想基础 D.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民意对根据《刑法》规定作出的判决持异议时，应当根据民意修改判决 答案: 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民意对根据《刑法》规定作出的判决持异议时，应当根据民意修改判决 8、关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体罚，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是错误的教育理念所致，家长应当更新教育理念 B.是家庭教育必须的，父母有管教子女的义务 C.体罚行为构成虐待罪
法制培训工作总结 篇一：2015年上半年法制培训工作总结 化群党字201570号 关于群科镇2015年上半年开展法制培训活动的 工作总结 今年是“六五”普法的最后一年，为进一步提高全镇干部、群众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引导干部、群众依法解决矛盾纠纷，为构建“和谐群科”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根据群科镇“六五”普法规划和2015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计划的要求，经乡党委、政府研究决定举办了法制培训班。参加培训的人员有：全镇干部、各村普法骨干、法律明白人。培训班上主管政法工作的韩国勇副书记作了重要讲话，司法所、综治办、信访办等部门人员重点对《宪法》、《劳动合同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治安
管理处 罚法》、《信访条例》、《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婚姻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知识进行了讲解、宣传。 通过本次培训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提高了全镇普法骨干对“六五”普法的重要性和意义的认识，为群科镇“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深入开展、促进民主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镇进程奠定了基础。 二○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抄报：化隆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2 篇二：小学法制培训工作总结 第二实验小学法制教育工作总结本学期，我校依然把加强对少年儿童的法制教育、预防和减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纳入德育 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的治理规划之中，广泛动员教师、学生家长 和组织全社会力量，开展法制宣传
教育工作，现就我校本学期的法制教育工作作如下小结： 一、强化领导、认识到位，制定宣传教育齐抓共管的机制，为做好学校法制教育提供重 要保障。 我校法制教育主要由德育处组织实施，动员组织学校教师、家长积极参与法制宣传教育， 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并将学校法制宣传教育列入教师的考核目标，形成了统一规划部署、 检查考核制度，明确各位教师的责任；从组织领导、健全制度、注重教育内容和方式方法等 方面法制教育进行布置，动员社会各界参与，形成了较浓厚的氛围。聘请东阿县司法局张慧同志举办专题法制讲座，讲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经过多年的实践， 我校建立健全了学校法制教育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了校长监督、
从法律思维与道德思维的差异中寻求平衡 汪春燕 (法律硕士教育中心，2010022744) [摘要] 实现司法的社会效果，就必然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一个法官看来好的判决，却会引起的民众的阵阵舆论之声。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普通民众往往带着一种道德思维的方式去看待司法中的一些问题，这与法治社会所提倡的法律思维是有冲突的。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两种思维方式的差异，通过差异的对比，最终寻求解决两种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之间的平衡。 [关键词]法律思维；道德思维；价值 一、引言 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中，民众的法律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法治建设需要民众的广泛参与，近些年来，借助于网络等传媒平台，使得广大民众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参与到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对法治社会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前些时期的黄静“勒索”华硕案、湖北巴东邓玉娇故意杀人、南京等地的“醉驾案”以及近期的北京捡钻戒扔掉被判赔案等一大批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纷纷引发着广大民众的热议，而这些舆论声中，多半时候是听到对于法官所作出判决的不满。从这些不满情绪之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办案过程中所追求的“三个效果”的统一并不乐观。随着这些争议之声的淡去，作为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这些案件都留给了我们很深的思考。从普通民众角度看到的案件事实和内心的判断与法律人对法律事实的认定和最终的裁判竟有着如此之大的差别，从法理学的角度来判断分析，究竟是何原因造成这种种争议？一个好的判决，是否要考虑民众
价值判断，还是应当严格恪守法律人的操守和办案规则？本文试图从思维的层面进行解析，以期能探寻出作为法律人特有的法律思维方式和普通民众的道德思维之间产生分歧的重要原因，同时这种分歧也是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三者统一的重要影响因素。也只有这样，我们在今后的司法工作中，才能正确处理好这两种思维的关系，进一步从舆论之中提升司法的效果和实现和谐之下的法治社会。 二、法律思维与道德思维之间的差异探寻 （一）、法律思维与道德思维究竟为何？ 法律思维与道德思维都是比较专业和晦涩的专业术语，几乎本科的学习过程中都是没有过接触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查阅资料，对二者略知大概。,而我国对于法律思维的研究也较之国外迟缓些，目前还处于不完全成熟阶段。首先对于法律思维的大致内涵，很多人都把它简单理解为一种法律人的思维，毋庸置疑，它是与普通大众的思维方式所区别的关键点，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思维过程或思维方式呢？陈金钊将法律思维更多的看成是一种形式逻辑，他认为，法律思维首先是指根据法律进行的思维，“法律”是进行思维的基准；其次又从主体上区分，它是法律人所特有的一种职业思维，并因此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同质一体和外行人所区别开来的最主要标志。台湾的王泽鉴先生认为，一个法律人应当具备三种能力：法律知识、法律思维、解决争议。而他将法律思维界定为“依循法律逻辑，以价值取向的思考、合理的论证，解释适用法律”。〔1〕（p1）此定义中法律思维的涵盖既有价值层面的，也有方法层面的，而他的专著中主要是以民法中的请求权的基础理论体系为论述对象，列举了大量的案例以及法律适用的过
“许霆案”的反思 4月17日晚七点半，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教授做客百年暨南文化素质教育讲堂，在国际会议厅为我们奉上一场题为“‘许霆案’审理的启示”的精彩讲座。讲座上，贺教授分别从法律制度的确定性、司法与传媒的关系、判例法体系建立的可能性三个方面阐述了他对此案件的见解，他深入浅出的分析、旁征博引的说理以及幽默风趣的语言引得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 贺教授认为首要启示是重视法律制度的确定性。他从语言构造开始说起，说“法律概念处于不清晰状态，会导致人民处于不安定不可预知的状态”。联系案件来说，他认为司法者该深入解读立法者的意图，“法官对法律的解读得使法律仍能有效调整已变化了的社会关系”。 而对于司法与传媒的关系，贺教授用“唇齿相依、唇寒齿亡”八个字来形容。通过对众多案例的分析，贺教授希望传媒能够“像一面镜子，无所谓价值偏好地反应各方的声音”，维护好司法的独立性。 最后，贺教授表示，现在我们进入判例时代，法律不能因地域或时间的差异而不统一，人们的命运“不能取决于偶然的因素”。我们要从制度上去努力，要“驾驭自己的命运”。 让我们来重温一下事情的经过。 2006年4月21日晚10时，被告人许霆来到广州天河区黄埔大道某银行的ATM取款机取款。结果取出1000元后，银行卡账户里只被扣1元，许霆先后取款171笔，合计17.5万元。许霆潜逃一年后被抓获，以盗窃罪被判无期徒刑。许父对一审判决不服，筹钱20万准备继续上诉。他认为，“这就像路边捡了别人的钱一样―――就算花了别人多给的钱，还了不就没事了嘛，怎么是秘密窃取，又怎么非法占有了呢？” 一石激起千层浪，立刻有专家、网友组成两派阵营——挺霆方与倒霆方进行激辩。倒霆方认为许霆恶意取款构成盗窃罪，判重刑无不妥！而挺霆方则认为许霆恶意取款不是盗窃，是不当得利，并且量型过重！双方就问题的关键点:ATM 机是否是金融机构？银行是否有责任？许霆恶取款是否构成盗窃罪？许霆案是否量刑适当？是民事还是刑事责任进行了讨论。最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
法官思维方式漫谈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司法理念无疑发挥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法官要学会用正确的司法理念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并逐渐形成法官的思维方式，一种职业理性思维。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是法官职业技能得以存在的前提，甚至比法律知识、司法技能等更为重要。 法官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其思维是也是特定的、抽象的，这是一个职业群体的特有的职业思考方式链条和裁判方法、裁判技术与裁判逻辑体系。法官的思维也是具体的，这种思维的展开需要具体的法官来显现，具体的案件与裁判承载。法官思维的抽象是因为其作为职业思维概括，法官思维的具体是因为其与其他思维方式甚至是其他职业法律人思维方式的一种比较。有了明晰的比对，不仅容易发现和把握住法官的思维所具有的特质，亦有助于这种职业思维的发现、训练及形成构建。 相比于普通人的思维，法官的思维表现为一种法律人的思维。通过一种思维的比对，我们发现法律人的思维是一种职业思维，体现出来的是法律逻辑与法律理性；而普通人一般的思维方法应该是日常思维，展示的是一种日常逻辑与生活理性。日常逻辑与法律逻辑会有所重叠，比如其会遵守所有思维方式所共通的原理和准则，但更多的是差异和分道扬镳。既然法官的思维所凸显的是一种职业化的思考方式，
就必然与日常思维有所区分。概括起来法律人的思维应当是根据法律而思考的行为。具体地表现为法律优先于道德的适用、程序规则优先于实体规则、证据优先原则等。如若按照美国总统林肯的看法，法律是最低限度和裸露的道德。如此法律只是道德的一部分，而不与道德完全重合；那么法律人的思维就很可能会排斥道德的适用。比如一个行为可能在道德上是合理的，但只要法律规定其为非法或者是犯罪，这个行为在法官看来就不可按照道德的角度来观察和判断，而是适用法律认定为违法或犯罪的行为。因为法律很可能是道德的一部分萃取甚至是与道德有所冲突和出入的。按照平常人的理解，比如大义灭亲，私自“为民除害”这种行为在道德上也许是正当的，但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即使被杀害者再恶贯满盈也不许可这种犯罪行为。再比如程序规则优先于实体规则，即要求程序优先原则。程序优先要求一个实体权利没有程序的保护则很可能丧失和消灭，一个证据的取得程序违法就要被法庭所排除而不被采信。比如经过刑讯逼供所取得的证据，即使这种证据是客观、真实的，但因为其程序的瑕疵和违法而不应当被法官所采信。可能一般人的日常思维，只要是客观、真实的就应当按照所取得的证据来裁判而不管其程序的瑕疵乃至违法与否。程序正当和优先原则是日常人的思维所难以理解的。另外证据优先原则亦是如此，证据优先原则要求一个事实必须有相应的证据来认定和证明（当然其他如当事人自认的事实这种法律的特殊制度安排而产生的例外情形，在此暂且不讨论）才能为法庭所信赖，被法官所采信。一个自然事实自身再客观、再真实，没有证据的辅助和证明，其就不可
法律明白人培训讲稿 各位同志们好： 一、具备一定法律知识是法律明白人的必备素质。 为什么这样讲？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 1、“先驱者”的经验。 “先驱者”，指全村各村民组在职的队长，当然也包括我们东张村的在职村干部。先驱者的工作实践，得出的共同感受那就是“法到用时方恨少”. 例：重任害调解、精神病人杀人 甚至于一些法律专业的干部，也觉得自己只是学个皮毛，当事人解决纠纷，怎样借助司法途径解决，往往无从下手…… 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 2、农村基层工作的特殊性。 （1）我国是一个法制化国家，没有农村的法制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法制化。（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65%） 而农村的法制化，作为服务于农村经济政治建设第一线的农村基层领导队伍尤其是村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自八五年以来，我国普法宣传已经深入基层，法律开始走近并更大地影响农民的生活。农民对法律的需求已经提升。 （3）、作为农业发展的服务者，农村工作的组织者，农民致富
的带头者――村官，理应满足农民的这种渴求。 目前，我国已正式进入“六〃五”普法时期，农村基层领导队伍的法律素质一直就是三农问题及新农村建设关注的一个焦点。因此说，村官们的法律素质水平如何，一定程度上会十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着整个农村法制化的进程。 那么，村官怎样才能提升自己的法律素质以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呢？ 二、要自觉学习法律知识 在座的各位都是从没有销烟的战场上走过来的，经过十年寒窗具备相当的学习能力。因此通过自学的方式学习法律对你们来说没有大的困难。这就是 （1）自觉地自学法律知识以提升自身法律素质。（例：看守所门口放炮被拘留） 但农村基层工作所涉及的法律相当广泛，涵盖了宪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和刑法等各个门类的法律。我国现有法律400多部，全学，那简直是狗咬刺猬――无法下口。怎么学？ （2）从掌握法律常识作为突破口。 实体法程序法 3继承问题：继承顺序（例：存款）、胎儿继承权（遗腹子）、遗嘱（自、代、录、口、公证） 4程序问题：几个常用概念：管辖、民事：一审、二审、起诉、
陈兴良：许霆案的法理分析 作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 编者按：许霆案是近期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与争论的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不少民众与学者都卷入其中发表见解，而且分歧还很大。各种意见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结论自然不同，然而，法院终归要依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该案作出定论。在许霆案的争论中，可以看到我国法律规定乃至司法都有不尽完善之处，但我们首先应在法律的理性与轨道上来看待，然后在法律的框架内实现公正。这正是人民法院所追求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许霆案的审理过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说，许霆案的激辩将会起到推动我国法治建设的作用。 就许霆案而言，适用特殊减轻的理由有三：一是银行明显存在过错。这一过错虽然不能成为许霆无罪的理由，却可以成为适用特殊减轻的根据。二是违法程度较轻。许霆是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而窃取财物，这和采用破坏自动取款机甚至非法潜入金融机构的盗窃行为相比，客观违法程度较轻。三是责任程度较轻。银行的过错产生了巨大的金钱诱惑，从而诱发了许霆的犯罪。从期待可能性上来说，由于存在着自动取款机故障这一附随状况而使得期待可能性程度有所降低，由此可以减轻许霆的责任。 许霆案在原一审判决以后，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对以盗窃金融机构判处无期徒刑的判决结果，质疑之声鹊起。我以为，许霆案的原一审判决结果之所以受到质疑，主要原因还是在于量刑过重。假如许霆盗窃金融机构的数额不是17万元而是71万元，对其判处无期徒刑的结果被公众的认同程度就会高得多。除因量刑过重而产生对该案定罪的质疑，当然也因为许霆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而恶意取款这一行为本身具有某种特殊性。因此，排除公众对许霆案判决结果的质疑，首先应当对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而恶意取款的行为进行法理上的分析，其次才是考虑在量刑上如何依法采取补救措施。 对于许霆利用自动取款机的故障而恶意取款的行为，主要存在无罪与有罪两种观点，需要分别加以法理分析。 无罪的观点有以下三种说法：一是银行过错说，即以银行的过错否定许霆行为的有罪性。在本案中，银行确实存在过错。这种过错是未能及时发现并排除自动取款机的故障，因而使自动取款机的款项处于一种疏于管理的状态。但银行过错只是许霆犯罪的诱因，它为许霆盗窃易于得手提供了某种条件，但并不能由此否认许霆行为的犯罪性。因为自动取款机发生故障，但款项仍然在取款机里，不能认为银行丧失了对款项的占有。正如同我出门忘记关门，使小偷利用大门洞开之机而窃取财物的行为同样构成盗窃一样，我的疏忽不能成为小偷无罪的理由。二是银行溢付说，认为许霆提出银行卡中的款项是银行溢付的结果，并非许霆盗窃之所得。溢付是交付方基于疏忽的一种额外给付，这种给付也是收受方所未曾预料到的。因此，收受方在完全被动的情况下予以收取。在许霆取款过程中，第一次下达100元取款指令，获款1000元，额外的900元可以说是一种溢付，即不当得利。但在此后许霆又一而再、再而三地170次恶意取款，由此而非法占有的17万元款项则不是溢付，而是许霆在非法占有目的支配下盗窃之所得。三是无效交易说，认为许霆以本人的银行卡在自动取款机上正常取款，只不过自动取款机出现故障给付了额外的款项，这种交易是无效的，但不能由此否认取款行为本身是一种正常的交易行为。这里涉及对行为之正常与异常的理解。我认为，在刑法中，正常与异常的区分是相对的，尤其要看行为是受何种主观意图所分配。例如，医生甲经诊断发现病人乙有感冒症状，遂给乙开感冒药，这一开药行为是正常的治疗行为。但如果甲知道
陈瑞华谈法律人的思维方式 来源丨法律与生活杂志 什么是“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这包含着一套十分复杂的概念体系、价值体系、逻辑推理方式，也蕴涵了一系列涉及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分配体系。我们可以将普通人的思维方式作为一种参照系，通过比较分析，来对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做出清晰的认识和界定。首先，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包含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任何思维都离不开概念，概念是逻辑思维的起点和最小的细胞。举个例子来说，民法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法人”，与它相对的概念是“自然人”。至今为止，我们发现一些媒体还有这样的表述:“某某法人赵某某”。其实这种表述是错误的，因为法人不仅是一个有别于自然人的“团体”，而且其成立还需要具备一系列的法律条件，并在成立后独立地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那些不具有“法人资格”的机构最多只能是“非法人团体”，而那些具备法人资格的团体则可以有“机关法人”和“企业法人”的区分。可见，通过使用“法人”、“自然人”和“非法人团体”等专门的概念，我们就可以在民法意义上进行法律思考了。而这些专门概念如果被使用到其他社会情境之下，就很难为人们所接受。例如，假如我们说“自然人赵某某”、“非法人团体某某公司”，就要闹笑话了。
1996年以前，刑事诉讼法没有区分“罪犯”、“人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术语称呼，对于那些接受调查的嫌疑人，经常动辄称其为“人犯”甚至“罪犯”。这种概念的使用与中国古代的用语是一脉相承的。《水浒》中经常有这样的描述:“某某官员开堂问审，将一干人犯押上堂来。”在古代司法制度中，任何人只要被怀疑犯罪，就可以被称为罪犯了。通过1996年的刑事司法改革，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些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之前，只能被称为“犯罪嫌疑人”;在法院审判阶段，被追诉者则具有“被告人”的地位。这里所说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属于专门的法律概念，它们的使用要受到一系列的严格限制。在证据法中，涉及单个证据之资格的概念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之分;而与证据的综合运用密切联系的则有“证明对象”、“证明责任”、“证明标准”、“推定”等一系列十分复杂的概念。而在证据法的限制下，那些因为取证手段违法而被排除证据能力的“非法证据”，可以被排除于法庭之外;那些“传闻证据”、“非自愿的供述笔录”等，也会在证据能力上受到辩护方的挑战。 类似上面提到的法律概念还有很多。可以说，几乎每一个部门法律都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法律概念。这些法律概念成为法律人分析案件和进行法律思考的逻辑工具。法律人思维方式的第二个方面，是有一套独立的价值理念体系。我们都知道，
讲规矩有纪律专题党课讲稿 人不以规矩则废，党不以规矩则乱。对于一个政党，纪律是生命线;对于一个党员，纪律是高压线。“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严明纪律的重要意义，提出了纪律建设的明确要求，指出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着力方向。要求各级党组织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十分明确地强调、十分坚定地执行。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一、纪律和规矩的概念 纪律是什么?纪律就是规则，是要求人们遵守组织确定了的秩序、执行命令和履行自己职责的一种行为规范，是用来约束人们行为的规章、制度的总称。 在一个组织、团队里，假如没有纪律的约束，工作态度不严谨、上班迟到、早退、工作态度不端正、工作行为随意、做事拖拖拉拉，工作秩序就会杂乱无章，工作业绩将无法得到保证，工作形象将一败涂地，当然工作也就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绩效也就不能产生。所以纪律对一个组织、团队来说是绝对不能缺少的，大到为了国家，小到为了组织、为了单位，甚至为了个人，纪律都是必不可少的。 规矩是什么?从宏观上来讲，规矩是党章、党纪、国法，还有
党的优良传统，这都是我们全党必须遵守规矩。从现实工作中，规矩就是已经定下来的政策、制度、要求、办法等等。矩不正，不可为方;规不正，不可为圆。党的纪律和规矩既包括以党章为核心的成文的纪律规定，也包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广大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政治上讲忠诚，组织上讲服从，行动上讲纪律;必须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做遵纪守法的模范和依规行事的表率。 规矩立不起来、严不起来，很多问题往往就会产生出来。事实告诉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往往是从不守规矩开始的。对于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要从守规矩开始提高党性修养、提高职业道德素养，把自已的言行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最起码的规矩要求，也是对个人最大的保护。 党员领导干部“守纪律”，就是要认真汲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牢固树立党章意识，把守纪律的自觉意识浸在骨子里、融在血液中，严律己、固底线、做表率。“讲规矩”就是让规矩和制度入脑入心，明白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自觉用规矩和制度校正自己的言行，认真把握好度，不逾矩、慎用权、敢担当。守纪律讲规矩是做好工作、干好事业的前提和基础，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也是检验党员干部忠诚度的“试金石”。纪律松驰，就会政令不畅，派生出小圈子、小团体，阻碍党的团结统一;纪律涣散，就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造成内耗，阻碍政策意图
许霆案从一审开始就受到社会各方的高度关注，以许霆案为主题的文章实在是不在少数，如果我再老生重谈，既受制于现有文章的观点，又缺乏新意。我注意到，虽然有关许霆的文章或多或少会涉及到刑法谦抑性，但是少有专门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对本案进行论述的，就算涉及谦抑性比较多的，也是仅仅从罪与非罪的角度来谈。而我个人认为，罪与非罪固然是刑法谦抑性问题的核心之核心，但是在适用刑法过程中，秉承谦抑的思想也是刑法谦抑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因此我选择了从本案反思我国有关刑法的谦抑性问题，包括了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 由文章的主题所限定，我的论文不再探讨本案罪与非罪的问题，而且以许霆在现有法律规定之下构成盗窃罪为基点，从本案一审到终审的过程和结果中进行刑法谦抑性的反思。 从立法的层面，许霆利用ATM机故障，窃取银行17万余元，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金融机构的规定，构成盗窃罪。但是第二百六十四条对盗窃金融机构的法定刑规定出现了断档现象，缺乏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梯度，造成了刑罚上的不衔接，显然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结合刑法谦抑性主义来说，这就是刑事立法还不够谨慎，刑法在介入社会生活之前没有做足自我审视，导致刑法不能对犯罪人进行客观、公平的评价。这是有悖于刑法谦抑性的要求的。 如果单从数额来看，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但是学界普遍指责，该司法解释于1997年出台，已经严重落后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状况，再加之广东作为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经济大省，以十万元作为“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实在是显失公平。结合刑法的谦抑性，谦抑、谨慎不仅体现在初次制定上，也应当贯穿在法律的整个生命延续中。法律修改是广义上的立法活动之一，因此，当法律严重落后于生活现实时，就应当及时做出自我调整，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对此，我又以传授犯罪方法罪目前仍保留了无期徒刑和死刑为例，作为我对部分刑事立法严重滞后的观点的支撑。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本身出现立法失误，有关司法解释又严重滞后，这二者是造成许霆案一审适用法律僵化的主要原因。但是司法适用也对本案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按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法官适用法律称得上是循规蹈矩。但无期徒刑的判决恰恰是社会反响最强烈所在。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之下，即使许霆的特殊情况不能与“政治、外交、国防”等原因相提并论，但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依然是为许霆减刑最好的一条出路。可是一审法官适用法律随意，将许霆第一次取款也视为盗窃，同时没有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造成对许霆的量刑与其犯罪情节出现巨大差别的难堪。倘若一审法官知道判处许霆无期徒刑会招来如此强烈的反对，我想那位法官定会想方设法为许霆减轻刑罚。 跟重审相比，一审判决有误，且判决书寥寥数语未详细说理；最高人民法院在核准许霆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时，不但没有详细说明核准理由，更将许霆第一次取款数额也算在了盗窃数额里，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我国部分司法工作者对待法律不认真、适用法律不谨慎的态度。刑法作为保障法益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制裁手段的严厉性和“国家对公民的政治否定和道德贬损”的严厉程度是其他部门法不具有的，因此不但要求在制定的过程中保持谦抑，也要求司法工作者在适用刑法时谦抑、谨慎。法律被制定出来仅仅是一些文字，被实际运用才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此有的时候，如何运用好法律可能比制定好的法律更重要、更需要技巧。对法学耳濡目染四年，法律的神圣性早已根植于我心，深入骨髓，所以我始终认为，面对各种法律关系，法官应当始终秉持“公正、节制、谨慎、坚韧”的司法道德，将公平和正义怀揣于心中，把抽象的正义变成具体的正义。因为法官的一个判决，可能影响当事人的一生，更何况是如此严厉的刑法判决。 此外，我个人认为，从刑法谦抑性角度出发，对许霆的第二次取款也可以视为是不当得利。换位思考一下，取款人在正常取款100元时，取款机居然吐出了 1000元且账户上只被扣除了1元，一般人的第一反应会是取款机可能出现故障了，但是ATM机出现故障的情况是少之又少的，且第一次出钞出错不见得第二次、第三次也会出错，所以取款人可能会再次尝试以确定取款机是否真的出错，等到第二次取款机仍然出钞1000元，基本可以确定取款机确实出现故障了。因此许霆第二次取款可以视为是尝试，在第二次尝试之后，确定取款机出现故障，这才产生了非
法律人必须要具备的十种思维 第一种思维，逻辑思维 在学逻辑的时候，老师讲过古希腊一个学生和一位老师之间的“半费之讼”。这个“半费之讼”就是一半的费用。我们都知道当时在古希腊，一个老师教一个学生如何打官司，说：“我跟你签一个协议，收你一半的费用”。大家都知道，这相当于现在当律师的风险代理，或者说这是提前支付一半费用的风险代理。(古希腊的老师)说：“你毕业以后打的第一场官司，只要是赢的官司，你就再付我另外一半”。然而，这个学生毕业之后，就天天呆在家里，不打官司。这个老师着急了，很生气，就起诉这个学生，说：“你必须把这另外一半的费用给我，不管是哪个途径我都能赢。如果按照法院判决我赢了，我也可以让你将另外的一半费用给我；如果按照协议你赢了，你也得把另外的一半费用给我”。没想到老师厉害，学生更厉害。所以，在座的各位学生将来超过老师是正常的。学生说：“老师啊，其实我的另外一半费用永远也不给你的，而且我也给不了你。因为这个协议签订完了之后，现在到了诉讼阶段，如果根据法律判决我不给你，那我当然不给你；如果你赢了我同样不会给你”。你们看，这又是一个逻辑道理。只不过，这个里面双方利用了一个概念的偷换达到了赢得自己胜利的目的。这就是一种逻辑推理。 所以在法律思维当中，逻辑思维可能是我们最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经常讲“因为”、“所以”，这是一种逻辑思维。在我们的法律规范当中，比如说“假定、处理、制裁”，也是一种逻辑思维。比如说我们要设定一种权利，那我们要考虑这种权利的来源。比如说我们设定一种权利，我们同样考虑为这种权利设置了某些救济措施。这就是我首先要告诉大家的逻辑思维。 第二种思维，逆向思维 逆向思维也就是反向思维。我们现在生活在网络时代，每天都能看到我们所谓的“民意”。“民意”是一种什么思维？就是一种大众思维。我经常讲，我们法律人的思维，跟“民意”究竟是否属于一种思维？我的观点，我认为就是这样一种思维：当全社会皆曰可杀的时候，我们法律人要说不杀，因为我们法律人拥有的思维之一就是这样一种逆向思维。当大家都说这个人犯罪的时候，我们有可能要想：他有没有可能不构成犯罪的理由、条件、事实、证据。
法律思维方式: 是指从法律的角度和逻辑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者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者必须具备的职业能力。在法治国家中，一切法律问题都必须用法律思维方式来观察、分析和解决。 简述法理学研究对象。答：法理学不同于其他法学学科之处在于，法理学研究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来研究法律现象，而不是从微观的、局域的角度研究法律现象。或者说，法理学思考和研究法律现象的一般性、普遍性问题，而不是法律现象某一领域或方面的具体问题。所谓一般性问题，就是指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经济法、刑法、诉讼法、国际法等在内的整个法律体系，包括立法、行政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在内的法律运行全过程，以及古今中外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及其各个发展阶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法: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或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范体系。 法的特征答：以马克思主义的法定义为依据，总结以往法学研究的成果，我们可把法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法是调整人的行为的社会规范 首先，在社会体系中，法属于社会规范的范畴。作为社会规范，法既区别于思想意识和政治实体，又别于非规范性的决定、命令，如法院判决。 其次，人的行为是法的调整对象。也可以说，法的调整对象是社会关系。这两种说法意思是一致的，因为社会关系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互动或交互行为。没有人们之间的交互行为，就没有社会关系。法调整人的行为，同时也就调整了社会关系。作为法的调整对象的行为是指人的外在行为。 二、法是出自国家的社会规范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它就必然具有国家意志的属性，因此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普遍适用性。这种统一性是建立在国家权力和国家意志的统一性基础之上的。法的统一性首先指各个法律之间在根本原则上的一致；其次是指除特殊的情况外，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总的法律体系，且该法律体系内部各规范之间不能相互矛盾。从法的统一性又可以引申出来法的普遍适用性，即法作为一个整体在本国主权范围内具有普遍约束力，所有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法。任何人的合法行为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法律保护，任何人的违法行为也都无一例外地受到法律制裁。 三、法是规定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规范 法是通过规定人们的权利和义务，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影响人们的行为动机，指引人们的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权利意味着人们可以作或不作一定行为以及可以要求他人作或者不作一定行为。法律通过规定权利，使人们获得某种利益或自由。义务意味着人们必须作或者不作一定行为。义务包括作为的义务和不作为义务两种，前者要求人们必须做出一定的行为，后者要求人们不得做出一定行为。正是由于法是通过规定权利和义务的方式调整人们的行为，因此，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体现为一系列法定的权利和义务。 四、法是由国家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 任何一种社会规范都具有强制性，都有保证其实施的社会力量。法的强制性不同于其他规范之处在于，法具有国家强制性。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的国家强制性，既表现为国家对违法行为的否定和制裁，也表现为国家对合法行为的肯定和保护；既表现为国家机关依法形式权力，也表现为公民可以依法请求国家保护其合法权利。是否具有国家强制力，是衡量一项规则是否是法的决定性标准。 必须指出，法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这是从终极意义上讲的，即从国家强制力是法的最后一道防线的意义上讲的，而非意味着法的每一个实施过程，每一个法律规范的实施都要借助于国家系统化的暴力。也不是说，国家强制力是保证法的实施的惟一力量。 法的实质渊源，即法是根源于国家权力还是自然理性、神的意志、君主意志、人民意志抑或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 人民调解培训制度 篇一：人民调解员培训计划 人民调解员培训计划 为了搞好人民调解工作的改革和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工作，进一步提高调解员队伍素质，根据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精神和司法部对人民调解员培训的要求，根据《我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安排，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加快发展、争先进位”主题，遵循“大稳定，大调解”的工作思路，进一步规范人民调解工作，全面提高全区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调解水平。 二、培训对象 社区分管民调工作主任、法律明白人、社区民调员、社区民调小分队、流动人口调解委员会主任、调解信息员、调解信息收集员。 三、培训内容 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
1.《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 2.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及社区矫正工作辅导。 3.《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婚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知识辅导。 四、培训时间： 20xx年4月26日——4月27日。 五、要求： 全体培训人员按时参加，无故不得请假。 东站十委社区 篇二：人民调解培训内容 人民调解培训 主讲人：肖九木 一、什么是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据法律、政策和社会主义道德，对民间纠纷进行规劝疏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解决纠纷的群众自治活动。 二、发生矛盾纠纷，如何申请调解 发生矛盾纠纷，纠纷当事人去其居住地或纠纷发生地的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申请调解可以用口头形式，也可以用书面形式，但涉及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应用书面形式。
法制宣传月讲话稿 【篇一：法制宣传月国旗下讲话稿】 平岗中学学校法制宣传讲话稿 八年三班 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增强法制观念，创建平安校园 四月份是东辽县教育局开展普法宣传的活动月。常言道：“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国无法不治，民无法不立。全校同学应一起学法，守法，用法，宣传法。 一、学法。我们每一个学生只有学习了法制知识，才能知道什么是 合法，什么是违法，学会分辨是非，识别善恶，从小养成遵纪守法 的良好习惯。 二、守法。明天的中国将是一个法制更加完备的社会，而我们每一 个公民必须具备较高的法律素质。只有懂法守法，才能依法办事， 远离犯罪边缘线。 三、用法。法制法规无处不在。它像是我们身旁的骑士，时刻保护 着我们。我们应该合理的运用法律知识来保护我们应该享有的权利 和义务。 四、宣传法。不仅我们学生需要用法制的知识武装头脑，还要用法 制的意识武装中国。我们应该鼓励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我们的家长，让他们一起学习和掌握法制知识。唯有如此，才能使我国实现 依法治国的法制目标。 作为21世纪的学生，学习、掌握必要的法制知识，是我们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制教育不仅影响着我们的学生时代，更影响着 我们的终生。 国有国法，校有校规。学校里的法律既包括国家的各种法令法规， 也包括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纪律条令。有的同学对校纪校规视而 不见，忽视学校对学生仪容仪表、待人接物、行为言语等方面的要求，不爱护公物、乱扔垃圾、做危险游戏、随意拿别人东西等等?? 这些违反学校规章制度的不文明行为严重破坏了我们美丽的校园的 和谐氛围。这些同学并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一个人的行为久 而久之会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习惯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性格，一种 性格久而久之会成就一种命运。如若以善小而不为，以恶小而为之，
中外法学 P ek i ng U n i versity L aw Journa l V o.l 21,N o .1(2009)pp .30-56 许霆案的刑法学分析 张明楷* 由于种种原因,法学界对家喻户晓的许霆案的行为性质存在激烈争议。本文首先就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盗窃金融机构)予以论证;其次对许霆的行为构成侵占罪、诈骗罪、信用卡 诈骗罪的观点展开讨论;最后对许霆无罪的看法进行分析。 112一、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将刑法规范与案件事实相互拉近和对比分析的过程。所以,怎样理解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尤其是怎样理解/盗窃0),以及如何归纳许霆案的事实,成为认识许霆案的重要问题。 (一)何谓盗窃? 我国刑法理论几乎没有争议地将盗窃罪定义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 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0 122显然,这一定义只是将/盗窃0解释为/秘密窃取0。 132但是,要求盗窃必须具有/秘密0性,是存在疑问的;这一定义也没有说明窃取对象的属性(财物由谁占有),更没有回答何谓/窃取0。 1.要求盗窃具有秘密性,是为了区分盗窃与抢夺(盗窃是秘密的,抢夺是公开的),但是,这种区别难以成立。 根据通说,/-秘密.是指行为人自认为没有被所有人、保管人发现。如果行为人已经明知被被害人发觉,公然将财物取走,不构成本罪(指盗窃罪)))引者注),而应认定为抢夺*112122132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关于许霆案减轻处罚的根据与方法,参见张明楷:/许霆案减轻处罚的思考0,5法律适用62008年第9期。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5刑法学6,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页566。 尽管根据这一定义,也可以得出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的结论,但这一定义并不准确,导致不少人以许霆并未/秘密窃取0为由否认许霆的行为成立盗窃罪。所以,有必要重新定义盗窃罪。
盛雷鸣：律师职业的法律思维 2011-10-11 16:45:24 已有84人阅读，有0人评论 分类：劳动纠纷 法律思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从律师职业者的角度，法律思维即按照法律的逻辑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律师职业法律思维须以委托人的利益为目标，以扎实的专业知识为前提，以解决问题的思维和预防问题的思维为内容，前者多见诸于诉讼业务，后者多见诸于非诉业务。法律思维虽然抽象，但是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培养习得或完善，思维的培养应结合律师职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 一、律师职业法律思维内涵界定 笔者曾见证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中外合资项目，外方以其专利技术折合成注册资本后，占股权的52%，中方觉得这样会丧失主动权，于是请来相关专家进行咨询。首先请来的是技术专家，技术专家考察后认为，专利的先进性与其价值相符，若从专利先进性进行谈判恐怕不行，其运用的是技术性思维。中方听此建议后，找来会计师计算投资回报，会计师计算后认为，按专利的价值投资，5年后可收回，其运用的是会计思维。中方觉得5年收回成本过高，于是又找来律师咨询，律师了解事实后，首先想到的是应对专利进行“检索”，结果发现有一半专利是过期的。按照法律规定，专利过期后将成为公共资源，任何人可以免费使用。于是中方与外方谈判，成功使外方出资额由原来占股权的52%下降到26%，中方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股权由48%上升到74%，投资回报由5年收回缩短为2年半收回。这就是法律思维创造的财富。 德国著名学者拉伦茨曾经说过：“每种学问都运用一定的方法，或遵循特定的方式来答复自己提出的问题。”对于法律人来说，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便是运用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作为一种法律职业共同体独有的思维模式，是一个相当抽象的概念，对其定义并非易事，不少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界定。总结下来，大体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主体对法律的思考方法。包括“法”的应然与实然，法条的构成理论，法律的解释、漏洞补充及法律续造方法等等；第二，主体用法律来思考问题的方法。即根据法律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其中第一个层面主要涉及对“法”本身的认识以及“法适用”方法，偏重于法理学问题，即形而上的层面。对此，德国著名学者卡尔?拉伦茨、卡尔?恩吉施、美国著名学者埃德加?博登海默、我国大陆著名学者梁慧星以及台湾地区著名学者王泽鉴等都曾专门著书立说加以探讨。第二个层面则是指在既定的法律规则框架之下，依循法律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本文主要围绕第二个层面中律师的职业法律思维进行探讨。 亚里士多德说过：“法律是远离激情的理性。一个好的律师要与法律共舞，就要把一个复杂事件冷酷地分解为若干个环节，在这个分析和决定的过程中，没有所谓的…痛苦?、…悲伤?、…不幸?、…羞愧?、…气愤?、…预判?以及…震惊?这些感情因素。这个律师要能够…独立?并且…封闭?地分析事件每一个环节，一步一步得到结论。而且，通过改变任意一个环节的某个条件，能够得出一系列不同的结论。”可见，学会运用法律思维要求律师具有超常的理性分析能力。同时，鉴于律师立足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特点，对其应具备的法律思维还有一些特殊要求。大体来说，律师职业法律思维应当包括法律推理中的逻辑思维能力、对法律理论和应用能力的理解、法律的头脑（即从法律的角度观察、理解和解决问题）以及对法律职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等等。 二、树立律师职业法律思维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