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四次重大改革和反思2010-01-29 21:23自辛亥革命至今，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近百年的跨世纪的变革。站在新中国60周年的历史关节点上回望之，它给我们带来强烈震撼和深思：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村土地关系演化有中国之剧烈、之频繁；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土地归农是民心趋从的重要条件；土地制度变革常常成为社会革命的动因和前导，引发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因此土地制度变迁中的政治稳定权衡多于经济效率权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效的土地政策、法律和制度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长期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本文梳理了我国传统的土地经济理论、政策思想和制度特色，分析了中国革命和风暴时期的不同土地政策主张和实践，重点回顾了新中国60年农村土地制度的四次重大改革，反思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世纪变革中土地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历次变革中的经验和教训。
自辛亥革命至今，现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经历了98年的历程。近百年的历史跨越了两个世纪，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中国革命和风暴的时期（1911～1949.9），就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而言，先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后有共产党的“耕地农有”的思想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实践。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政府实际执行的土地政策，则背叛了三民主义的主张，极力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这种做法实际上为共产党以“耕地农有”为号召，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推翻反动政权创造了条件。“得民心者得天下”，“土地归农”再次成为民心趋从和革命成功的关键。第二个历史时期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建设和转型发展的时期（1949.10～今），其间，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运动、家庭承包经营等三次重大变革，至今已形成“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一套完整的新型土地制度，从而加速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一、中国农村土地世纪变革的政策思想和制度基础
中国是最古老的农业国家，五千年文明史其实就是农耕文明发展史。自周建立民族国家始，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全部封建社会的经济政策思想史也是一部土地经济思想史。中国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丰富的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从而构筑了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并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不仅维系和支撑着中国封建社会大厦沿袭两千多年不倒，甚至深刻而全面地影响着中国现代近百年的土地革命和制度变迁，乃至整个社会革命和经济发展。中国传统的土地经济理论、政策思想和制度特色集中体现在下列方面：
--土地问题对国家经济发展以及政治统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管子》认为，“地者，万物之本源”，“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商君书?徕民法》说，“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因此，“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正也”（马伯煌，1993）。显然，有无土地以及土地占有关系是否均衡，是民心趋从和离散的重大问题。所以，农民土地问题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所关注和重视的政务，上述思想被不断发展，并被载入《资治通鉴》一类的著作流传至今，成为官员或干部的必读之书。
--中国历史上，反复演绎着土地“强制兼并”和“拟制兼并”的故事，与此相对应的是朝代更迭的周而复始。强制兼并和掠夺土地的典型案例如两宋时期的“公田法”、清代前期的“圈地令”；均田和限田的典型案例如盛行于西周的“井田制”和晋代的“占田制”、北魏的
“均田制”。土地强制兼并和掠夺带来极其严重的经济、政治后果，因此抑制兼并、均田和限田思想和政策主张在封建社会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从两汉时提出限田主张，经过唐宋时期抑制兼并思想的演变，到明清时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理论。时至今日，“土地兼并必然引发社会动荡”的后此谬误，仍然严重制约着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化。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占有王权化的思想根深蒂固。中国自秦汉以来实行地主土地私有制，但在至高无上的皇权统治下，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等私有土地权利并不稳定，田产可以随时易主，农民的私有土地产权没有保障。传统土地文化的王权化的“劣根性”挥之不去，演化为今日之“公权”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
从上述简短的梳理和分析中不难看出，土地问题中渗入了太多的政治问题。传统的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既是现代中国土地制度变迁财富，又是土地制度创新的历史文化包袱。20世纪土地革命和制度变迁就是在上述文化传统和制度基础上开始的；21世纪的土地制度深化改革，还将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这就是中国土地问题的特殊性。
二、中国革命和风暴时期的不同土地政策主张和实践
中国革命和风暴时期，我国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的发展有三条线索。即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政府实际执行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农民运动及其根据地的“分田分地真忙”。
1、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的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
应该看到，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思想是对封建土地政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比如封建社会后期，王夫子提出的“土地民有论”，王源提出“有田者必自耕”的主张。这些思想必然影响后人。更重要的是，自19世纪40年代始，清王朝的腐败统治导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的封建压迫和外国帝国主义侵略交向为恶，迫使农民走上反抗道路。这一切促使一批仁人志士在投身救国救民的道路上思考农村土地问题。早在1905年，孙中山成立中国同盟会时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同年11月，孙中山在创立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把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而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当时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平均地权的具体办法是：“核定天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杜虹，1998）。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对三民主义做了适应潮流的新解释：“所谓平均地权就是私人所有的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之；农民之缺田地，论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种”（杜虹，1998）。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但这些主张都没有能够实现。
2、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政府实际执行的土地政策
蒋介石及其控制的政党和政府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背叛了三民主义的主张，极力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甚至不承认中国存在农民土地问题。1933年蒋介石曾说过：今日中国之土地不患缺乏，亦不患地主把持。统计全国人口，与土地之分配，尚属地浮于人，不苦人不得地，唯苦地不整理。为了缓和广大农民与地主阶级日益发展的矛盾，国民党政府虽然宣布过要在不触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二五减租并在部分省市试行，但因遭到地方阶级
的强烈反对而最后宣布取消。1930年6月30日颁布的《土地法》，也根本否定中国存在的土地问题，其“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收获总额之千分之三百七十五”的规定也是一纸空文。国民政府横征暴敛，加上天灾人祸，造成民不聊生。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这种做法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以“耕地农有”为号召，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推翻反动政权创造了条件。
3、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中的地政策和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逐步认识并明确地把农民问题看成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并以主要精力领导农民运动。毛泽东曾精辟地指出，农民问题的实质是贫农问题，贫农问题的实质是土地问题。从那时开始，共产党人就一直把土地问题看成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十分明确的主张彻底推翻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地农有。
但是，剥夺地主豪绅的土地后到底归谁所有，在党内外一直存着争论。192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会议认为“耕地农有”是解除农民贫困的根本办法；如果农民得不到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他们便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会议发出《告农民书》，第一次提出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实现耕地农有”的主张。但1927年4月，中共中央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案》，却提出了土地国有的政策主张，认为“必须要在平均享有田地权的原则下，彻底将土地再行分配，方能使土地问题解决。而欲实现此步骤，必须土地国有”。这种错误主张导致了中国最早的农民运动发源地如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土地革命的失败。1931年2月，苏区中央局在第9号通告中明确提出“农民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是，不仅要取得土地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所有权”。这年3月，江西省县区苏维埃主席联席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通过了《土地问题提纲》，明确宣布土地归农民私有。1936年7月，中央发布《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正式确立了“耕地农有”政策主张。
此后，关于如何分割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如何稳定农民的土地占有关系等问题，在根据地土地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探索。比如，1927年于11月28日，立夫为党的六大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草案》中就主张，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一切没收土地之实际使用权归之于农民，首次提出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问题；江西革命根据地1931年通过的《土地问题提纲》，按照土地归农民私有的逻辑，作出了土地可以自由租借、买卖，租额由出租和承租者双方自由议定，土地遗产由所有者生前自由处理，政府不加干涉等正确的规定。至稳定和保障农民土地权利，当时根据地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两条：一是土地按人口平均或者将田亩的50%按人口，50%按生产成员平均分配，《土地问题提纲》还规定，土地分配之后“生的不补、死的不退”；二是实行土地登记，1931年6月1日，苏区临时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员会颁发《关于实行土地登记》的布告，提出“……要实行土地登记，苏维埃政府发给土地证予农民，用这个证去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他人不得侵犯，政府不得无故没收”。
上述只是中国共产党和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在土地革命斗争中，在有限的区域内“斗地主、分田地”，对土地制度建设进行了极其艰难地探索，这种探索几乎包括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稳定农村土地关系的所有方面。
三、新中国60年农村土地制度的四次重大改革
新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四次重大变革。
第一次是土地改革（1949.9～1953年春）。土地改革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政策主张和根据地“分田分地”探索在夺取政权条件下的一次充分的实现，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延续、扩展和深化。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出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1950年6月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我国土地改革在全面展开。到1953年春，除了中共中央决定不进行土地改革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约700万人）外，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已宣告完成，3亿多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获得了7亿多亩土地，免除了350亿公斤的粮食地租，实现了几代人“耕者有其田”的夙愿。从新中国初期的历史文献看出：“农民在分得土地以后，是作为小的私有主而存在的……”；农民私有土地可以买卖、租佃，但要受一定的限制。为保护农民土地私有财产权利，当时的县人民政府普遍给农民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在这份全国基本统一法律文本中规定：农民土地房产“为本户（本人）私有产业，耕种、居住、典当、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土地改革产生的深刻影响在随后几年的农业增长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1952年与1949年相比，粮食总产量由11318万吨增加到16392万吨，年平均递增13.14%；棉花总产量由44.4万吨增加到130.4万吨，年平均递增43.15%；油料由256.4万吨增加到419.3万吨，年平均递增21.17%。
第二次是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土地制度变革（1953～1957）。互助合作运动大致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从全国解放到1955年夏的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二是自1955年夏至1957年的高级社阶段。互助组有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等形式，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在保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农户私有制的基础上，农户间通过人工互变、人工变畜工、搭庄稼、并地种、伙种等形式，相互提供帮助，解决生产中的困难或者借此提高收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最主要特点是，农民仍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必须交给初级社统一使用，允许社员保留小块自留土地，年终的分配时，农民土地股份参加分红，因此，初级社有时也称土地合作社。高级社是在初级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它实行土地、耕畜和大型农具作价（股份）入社，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但仍允许农业合作社留下总耕地的5%由农户分散经营，自由种植蔬菜或其他园艺作物。自留地归集体所有，不征公粮，不交集体提留，规定经营者不得私自出卖、出租和非法转让。综上可以清楚看到，农户私人所有的土地被改造为社区（高级社）集体公有土地的过程和路径。
第三次是公社体制下的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制度安排（1958～1978）。公社体制下实行农村土地三级所有。其做法是：原属于各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和社员的自留地、坟地、宅基地等一切土地，连同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一切公共财产都无偿收归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公社对土地进行统一规划、统一生产、统一管理，实行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但要指出，公社体制是在长达25年的运行过程中不断整顿和完善的，从“整顿和巩固公社的组织……”（1958.12），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1959.2），到要求“各地人民公社在实行三级管理、三级核算……”（1959.4），再到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人民公社60条）（1962.9），标志着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关系，先后经历了人民公社所有、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大队所有为基础、人民公社三级所有以生产队所有为基础等三个阶段，逐渐走向成熟和定型。人民公社60条最终将土地、劳力、牲畜、农具“四固定”到生产队，分配核算也以生产队为单位，形成分别以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为基本单元的社区性全员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的农村经济管理格局。
第四次是“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改革（1979～今）。改革30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9），恢复和拓展农业生产责任制，逐步确立“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新型农村土地制度。第二阶段（2000～2008），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沿两条主线展开：一是继续完善并用立法规范承包土地制度；二是探索和推进土地征用制度及农村建设用地制度的改革。农村土地制度30年变迁采取了农民自发制度创新与国家强力推行相结合的方式，沿着“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保障收益权、尊重处分权”路径前行，至今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和成型的新型土地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精神是充分实现集体土地所有权利益的同时，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这一制度的政策内容包括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长期不变，集体土地家庭承包经营长期不变，允许农户在承包期内依法、自愿、有偿转让土地经营权，允许集体经济组织拍卖荒山、荒地、荒坡、荒滩的经营权，在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有偿转让集中土地的经营权来实行适度的规模经营。这些精神和政策以法律形式载入了《农村土地承包法》。
四、农村土地制度世纪变革的历史反思
1、中国传统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近百年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并还将继续影响土地制度创新
中国传统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极其丰富，深刻影响了我国近百年农村土地变迁和必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三方面：
第一，国家治理中高度重视土地问题传统思想，把土地问题作为民心趋从的重要筹码，在土地制度变革中政治稳定权衡多于经济效率权衡。我党领导和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和建设也是如此。2005年7月，作者在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古镇做典型村落调查时，瞻仰了红四方面军所在地川陕省恩阳县委旧址（恩阳镇老场社区）。看见县委厅堂内中完好地保存着当年刷写的三条标语：正中的槛方上的标语是“红军胜利万岁”，左边为“土地归农民而战争”，右边为“粉碎川陕会剿”。看见这几条红军标语，我们仿佛又看到贫苦农民被“土地归农”的期待所激励起来的高昂的革命热情。新中国60年的建设历程中，每逢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造成农业生产出现问题、社会稳定出现隐患时，总是把土地权利部分地归还给农民，用“吃定心丸”的办法不断激励农民对土地的热情，以此来提高产出，化解经济社会矛盾。如今，我国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工业化、非农化仍然不足，经营土地仍然是农民获得经济收入和社会保障的主要来源和手段，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的社会心理不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从古至今的中国历史均表明，土地制度的变革并不是孤立的，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引发社会连锁反应是剧烈的，因此有效的土地政策、法律和制度也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长期坚持家庭承包经营这一基本制度是历史之必然。
第二，土地占有关系紧密联系着社会阶级的利益格局，从而决定着政治治理格局，因此与上述理论和政策思想相关联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是：在衰落的政体中土地制度变革是社会革命的先导，在稳定的政体中土地制度变革总是滞后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土地占有关系紧密联系着社会阶级的利益格局，从而决定着政治治理格局：食封邑的等级领主土地制度，形成了金字塔式的分封体制；西晋的“占田制”与“九品中正制”形成一一对应关系；延续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导致了农村“三长制”（邻长、里长、党长）的产生，而且发展成中国独具特色的“乡保里甲”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在现代社会，农业份额逐步下降并没有导
致土地占有关系与政治结构关系的“疏远”。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由社会底层一跃而成为社会的主人，而昔日高高在上的地主则跌到了社会底层；人民公社制度使千千万万个农村组织成为一个个带有军事化色彩的大集团；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一推行，立即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并且迅速恢复和重建了乡（镇）基层政权，乡村自治制度建立起来，从而形成了“乡政村治”全新的基层政治格局。这种状况决定了历朝历代对土地制度变迁都取谨慎态度，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从本根本上触动土地制度。时至今日，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远远快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
第三，中国农民“均田地”的文化传统对近百年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进一步创新都有重要影响；但我国农村工业化和非农化的快速推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脱离土地创造了条件，可以逐步加大土地适度集中规模经营政策的实施力度。我国在传统农业经济占主导的社会发展阶段，农民不仅表现出强烈的“恋土”情结，而且对土地占有关系公平有强烈的要求。可以认为：中国农业社会阶段农民土地权利的“公平”是比“效率”更重要的问题；但这种“均田地”和“恋土”情节,在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高度发达阶段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在古村落民间土地契约文书的研究中发现，引发农民起义、社会动荡和朝代更迭的根源是剩余劳动力大量产生且没有生活来源，而土地兼并又加大了这一矛盾。如果这个推论成立，那么，当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剩余劳动可以疏导到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农民非农就业比较充分的时候，就应该适时推进土地适度集中和规模经营。目前中国到了这样的发展阶段。
2、新中国前30年土地制度变革有哪些问题需要反思
第一，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私有土地如何迅即演变为集体所有，为什么不作价收买、不实行国家所有？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农民土地私有制必须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公有制。土地改革前后普遍认为，农民土地私有需要改造，但需要“十年十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不能过急”，但后来我们加快了这一速度。关于农民土地等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路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8）和中宣部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宣传提纲》（1953.12）提出：“经过简单的共同劳动的临时互助组，和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实行某些分工分业而有少量公共财产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合作社，到实行完全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翌年8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逐步社会主义化问题复东北并告各地电》中指出：“鉴于……农民对土地的私有制和依赖观念尚极深厚，所以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不宜采取直接改变所有权的方式，而应如中央指示，随生产的逐步发展而逐步降低以至最后废除土地报酬。在废除土地报酬以后，实现完全按劳分配，土地私人占有的作用与意义就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如果再禁止土地买卖，那么在实质上就与公有制差别不大了。仅将地契留在社员手里，这是关系不大的问题……”。那么，土地报酬是哪年取消的呢？1956年6月30日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二条“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不分男女老少，同工同酬”，第十三条说，取消土地报酬以后，对于不能参加劳动或丧失劳动能力而生活困难的应当照顾，“也可以暂时给以适当的土地报酬”。至此土地报酬便取消了。至于为什么对农民土地不作价收买、不实行国家所有？在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廖鲁言代表国务院所作的《关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的说明》中讲清楚了：“这是因为：土地这种生产资料在性质上不同于耕畜和农具；而且经过土地改革以后，农民所占有的土地大体是平均的，一般相差不多，这同耕畜农具占有差别较大的情况是不相同的。所以在土地转为集体所有时就不采取作价收买的办法”。“还有人问，为什么高级合作社实行土地集体所有，而不实行土地国家所有？这是因为，土地归合作社集体所有，容易为广大农民所接受，也同样可以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如果实行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 摘要：农村土地制度的调整和改善，不仅仅关系到农民收入的增加，还牵涉到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文章从这个角度出发，积极探析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总结和归纳了目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存在的各种缺陷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更加高效的处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保证农村经济朝着和谐，健康的方向不断发展。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农村，农村的进步取决于农民，而农民经济收入的提高是由生产资料土地决定的。因此无论在何种时代，我们都要将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作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保证其符合农村社会发展需求，适应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要求，以促进我国城乡经济的协调性发展。 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任何制度的形成都是以当时的社会环境为基础的，在一定时间内某一农村土地制度的确可以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本的农村土地制度会慢慢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此时就要采取措施进行调整和改善。因此，纵观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历程，可以看到呈现出起伏不断的状态。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其一，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使得农民获得了生产资料，百废待兴的背景下，农民积极参与到生产过程中去，使得农村经济得到全面的恢复，从这个角度来讲，此时期的土地改革不仅仅实现了农村经济的复苏，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巩固我国新生政权的作用。其二，合作化土地改革时期，国家以引导的方式去将私有土地转变为集体所有制，此时的合作化土地改革制度的形成，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随着农村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这样的农村土地制度慢慢展现出各种的问题和缺陷，越来越难以与农村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导致后期我国农村经济出现崩溃的局面。其三，在集体化所有制度严重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土地制度转向了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实现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将原本的群众集体所有的团队转变为土地承包，实现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此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不仅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使得农村社会生产力得以解放，此时期我国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幅度很大，农村经济得以全面发展。其四，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以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论文土地方面的论文：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摘要：本文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解释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规律，回顾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三次变迁，并分析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状况及其完善，为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制度变迁；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村土地流转；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DF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0）11-0000-01 一、制度变迁理论概述 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制度变迁简单说就是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效益相对较低的制度的替代 过程。制度由个人或组织生产出来，成为制度的供给。在人的有限理性和资源的稀缺性前提下，制度供给也是有限、稀缺的。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能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动力是潜在利益的存在。制度变迁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对于促进或延缓制度变迁起
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前者指由个人或一群人，受新制度获利机会的引诱，自发倡导、组织和实现的制度变迁，又称“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后者指由政府充当第一行动集团，以政府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和实行的制度变迁，又称“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 二、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三次变迁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由农民土地所有制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再到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制度变迁。 土地改革时期，建立了以“耕者有其田”为特征的农民土地所有制，这种土地制度是一种集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于一体的“单一产权结构”，其产权归农民个体所有。农村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建立起以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集中、集体土地无偿使用为特征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起集体所有、农户经营为特征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土地制度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三次变迁中，前两次属于强制性变迁，第三次是诱致性变迁，最后又由国家给予肯定并在全国推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 [摘要]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三十年。本文解读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的背景,全面介绍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演进过程,旨在总结其经验，从而探出一套适合我国现阶段农村实际的土地制度。其经验主要有: 土地制度的改革,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使制度内的农民受益; 必须尊重农民的创造性选择; 必须循序渐进,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农村社会稳定。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历史经验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三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三十年。三十年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成功转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发挥了巨大的制度效应，它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彰显了中国农民的创造力，可以说，中国农民创造了世界的奇迹：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了22%还多的人口。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的历史背景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它是伴随着上世纪50年代后期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而诞生的,这种土地制度规定了我国农村土地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所有单位，是以土地的集体所有为特征的，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有限的国情下，这种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引导农民改变农业落后面貌的唯一的正确的制度选择。其在实施的20年间, 确实比那种“个体的、分散
的、落后的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农经济”有活力，为国家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为了适应国家当时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历史过程中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1978年国家初步工业化的目标已经顺利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已经完成,人民公社制已完成了其应有的历史使命,其弊端也日益暴露。 人民公社制本质上是高度集中的“政社合一”体制，由于受到“左”的指导思想影响，强调提出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强行在全国建立高级农业合作社，并建立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实行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统一安排生产、统一调配劳力，彻底废除农村土地私有制，彻底剥夺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从而使土地乃至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都属公社共有，由公社统一经营。由于管理权限过于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到1978年,全国尚有2. 5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因而，一轮新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迫在眉睫，一种新的农村土地制度安排呼之欲出。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的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土地政策的变革成为农村改革乃至中国改革的突破口。[1]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带有鲜明的渐进发展的特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种新的农地制度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经历了两大历史时期:第一轮土地承包时期（1978-1993年)，第二轮土地承包时期(1993年-至今)，具体可分为四个阶段[2]：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文件编码（GHTU-UITID-GGBKT-POIU-WUUI-8968）
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水作者：尹鸿伟魏晨?来源：南风窗? 成都下辖的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村口的巨幅宣传牌上“成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第一村”两行大字赫然醒目。新春刚过，开满油菜花的鹤鸣村表面看似宁静，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已经令其内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这里的农民的生活主题就是每年奔向大小城市打工。如今，随着农民对于土地和房屋确权完成，农村社区开始复活。 成都市从2008年开始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准确地触及了土地这个本质话题。“农村发展钱从哪里来？”这是成都自2003年开始城乡一体化改革就一直思考的课题。成都的改革者认为，农民实际上是端着“金饭碗”过着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日子。改革者希望，把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与维护农民利益结合起来，促进土地要素市场化，进而带动“农村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为成都造就新型城乡形态的关键环节。 从试点开始的改革 2005年夏天，成都市农委对全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全市集体经济年收益达到10万元以上的村占8.35%，5万元以下的村占38.11%，无集体经济收益的“空壳村”比例达到35.24%；全市村级集体经济收益能分配兑现到农户手中的仅占39.33%。
鹤鸣村地处肥沃的川西坝子，2007年，连接成都至青城山的成青快速公路经过鹤鸣村，昔日的“边角地带”变成了“香馍馍”。这一年，村里40多亩土地流转出去了，“粪都不浇一下就有钱进”，过去外出打工抛荒的村民开始找村干部，想要回退耕的承包地。 这确实让鹤鸣村村干部很为难。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村里一些常年外出打工的村民不愿意种地了，原因很简单：打一天工就可以买10多斤大米。在鹤鸣村八组，长期抛荒的土地就有五六亩，组长只能把抛荒田地需缴纳的税费分摊到其他村民头上。而村委会主任余跃每年多了一个任务：挨家挨户恳求村民栽田种地。 “土地联产承包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可土地上刨不出‘金娃娃’来。”2001年开始，全国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开始试点，到2006年，农民不仅不再交各种税费了，每年还有种粮补贴。土地上能够产生的好处又让不少村民心动了。 距离鹤鸣村几十公里外的大邑县韩场镇兰田社区，这些年来食用菌产业风生水起。到2009年底韩场镇流转的4000亩土地中，大部分集中在兰田社区。 成都希望土地流转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增强，闯市场的本领进一步增强。可农民闯市场的动力在哪里？早在2003年，成都部署城乡一体化战略时，就提出探索建立农村与城市同步增收的渠道，通过土地规模经营等形式，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现代农业，引导农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演变及启示 摘要毛泽东主席说：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的土地制度经历了多次变革，但土地问题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困扰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研究我国土地制度，尤其是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革历程及其影响，能为我国制定有关土地的方针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土地制度改革农村 一、土地制度与土地制度改革 1、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是反映人与人、人与地之间关系的重要制度。它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法权制度，是土地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体现，是构成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 土地制度有广义和狭义的概念之分。广义的土地制度是指包括一切土地问题的制度，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因土地的归属和利用问题而产生的所有土地关系的总称。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土地规划制度、土地保护制度、土地征用制度、土地税收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等。狭义的土地制度仅仅指土地的所有制度、土地的使用制度和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上，习惯把土地制度理解为狭义的土地制度。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不断变化和发展，人们对我国土地制度含义的理解不断深化和发展。新的观点摆脱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更强调广义的土地制度，在重视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的同时，更增强了对新形势下由新的土地关系所产生的新的土地制度的关注程度，诸如土地利用制度、土地流转制度、耕地保护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等等。 本文所指的是广义的土地制度，但主要探讨的是土地的所有制度、土地的使用制度和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 2、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顾名思义，就是为了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动经济社
论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三次重大变革 尹世尤沈其新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村建设的进程中经历了三次重大土地制 度变革。第一次变革是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它根本改变了我国农村的社会关系,为我国现代农村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第二次大变革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第三次变革是鼓励和推广了土地流转制度,它有利于新形势下农业产业化经营和规模化发展。三大变革都已经并将继续推动我国农村建设的大发展。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互助合作运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流转 作者尹世尤,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沈其新,湖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长沙410082) 。 土地制度是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土地制度的变革是我国农村改革的核心。历史上我国农村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是以土地制度的变革为先导和核心的。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的土地制度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一、互助合作:我国农村“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①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我国广阔的农村确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在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第一次具有深远和长久意义的重大历史变革,为我国农村未来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第一,通过互助合作,我国农村确立了集体所有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崭新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我国农村的全面进步。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是我国农村生产关系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彻底变革。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土地私有制度(土地改革后建立起来的农民个体经济本质上仍然是私有经济) ,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成为推动农村生产力和农业生产发展的直接动力。据统计,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418%。1956年,农业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总产值还是增长了419% ,其中粮食比1955年增产414% ,稻谷、小麦、薯类、烤烟、茶叶等的产量都超过了“一五”计划最后一年即1957年的生产指标②。事实说明,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道路是符合我国国情、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是推动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正如陈云在1956年4月访问越南所说:“合作化后,组织起来的农民自己动手搞水利。人还是那些人,但组织起来力量就大得多,积肥、改良农具和种子、改进耕作技术等等以前不易办的事情, 合作化之后都不难了。”③同时,农业互助合作也促进了中国农村的全面进步。通过互助合作,农民走上集体化道路,形成了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促进了家庭关系的改善,冲击了农村中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宗族势力。我国农村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第二,通过互助合作,我国农业获得了长期平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打下了基础。《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建国后推行的农业合作化是成功的,推动了农业的长期平稳发展,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国才能够完全依靠自身积累,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实际上阐明了农业互助合作对推动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重大贡献。事实上,当时党和国家作出大搞农业合作化的决策,首要目的在于通过互助合作增产粮食,以适应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宣传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曾经对总路线的内容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总路线好比一只鸟,它要有一个主体,这就是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它还要有两翼,这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只有两翼丰满了,鸟的主体才会腾飞起来。这就清楚说明了,农业作为两翼之一,其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工业化前景,也就是说,在当时条件
石河子大学毕业论文 题目：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演变与土地制度改革 院（系）： 专业： 学号： 姓名： 指导教师： 完成日期： 2017年5月14日
目录 一引言 (5)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历史演变 (5) （1）土地改革(1949-1952年) (5) （2）人民公社体制(1953-1978年) (5) （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以后) (6) （4）建国以来土地演变分析 (6) 三当代农村土地制度现状 (7) （1）现有法律制度 (7) （2）存在的问题 (7) （3）引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9) 四当前农村土地改革方向解析 (10) （1）承包权改革目的 (10) （2）土地改革中承包权的方向 (10) （3）土地改革中经营权的方向 (11) 五结语 (11)
中文摘要 1978年以来，经过进30年的演变和发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下的时代巨变中逐渐展现出其不适的一面，2014年中央拉开了土地改革的帷幕。本文从建国开始探讨土地制度的演变过程，分析当代土地制度的现状，分析其优势和缺陷，探讨2014年土改的出发点和目标，预判其未来走向。本文认为：现阶段，土地改革依然要以保护进城务工农民的利益为考虑，维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保护承包权的稳定发展，实行经营权的有序流转。从远目标是要实现承包权的自由流转，从立法和制度两个层面上完善土地法律体系。 关键字：土地产权、三权分置、土地改革
Abstract Since 1978, after 30 years of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Household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has showing its discomfort side gradually in the current era of changes. In 2014, the government opened the curtain of the reform of land. This paper started from 1949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d system, analyzing the status of contemporary land system, analyzing its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o explore the starting point and goals of land reform in 2014, and predicting its future direct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at this stage, agrarian reform is still necessary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peasants, to maintain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rural land collectively and protect the right of contracting, and to carry out the orderly circulation of management rights. From the far goal is achieving the free flow of contracting rights, from the legislative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 to improve the land legal system. Key word: the Land Property Rights, the Separation of the Property Right, the Reform of Land System
题目：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状与问题1 核心问题：农村土地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还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和行业效率,也关系到中国农村的政治稳定。 论点，论据。一、农村土地政策变化及其背景2004年,中国政府的农村土地政策的基本法律框架没有大的变化,但在局部上也做出了较多调整。这年土地政策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中政府要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政策,以保护中国日益紧缺的土地资源,控制乱占和滥用土地。农村住房建设过度占用耕地也已经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而自然村目前仅有少数人居住,严重“空心化”。同时，目前农民上访和投诉中涉及到的土地案件已经占到全部上访和投诉数量的首位。据估计,全国失地农民数量达到3000万以上。从近年土地被征用的数量和国农民人均土地面积这两方面判断,3000万失地农民的数量估计并不为过。少数农民因为得不到合法的土征用补充费用,与村集体的干部和地方政府发生冲突,成为常年上访户。还有的地方农民集体与征地单位或地方政府对抗,造成严重的地方社会治安问题。 二、关于现行土地法规的评论。经济学把一项财物的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作为关于这项财物的所有权,这是一种便于分析的定义。(一)《农村土地承包法》使所有权在国家与集体、农户之间发生分割土地承包法实际上显示了国家、集体和农户对土地所有权的分割,但却没有明确地合理地界定它们之间的权利边界。深入想,这种界定是不可能的。土地承包法的本意是要克服传统集体所有制的弊端,但又想继续维持集体所有制的框架,不免在逻辑上漏洞昭然,在实践中弊端丛生。(二)政治权力结构使乡村干部成为土地所有权的人格化主体(三农户而非个人作为承包权的主体产生了承包制的内在不稳定性四)农户的不完整的土地财产权三、土地制度的经济影响(一)土地制度是否影响农民收入:对已有文献的一个简单评述大体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目前的土地制度与各种其他可能采用的改革方案(例如耕地私有制或永佃制)比较,对于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会有显著差别。另一种自然是相反的观点,认为目前的农地制度有重大缺陷,非改革不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二)土地规模经营潜力与农入增长之间的关联性估算。(三)土地征用中发生的农民利益流失估算农民因土地被占用,究竟给社会贡献了多少资金,这是一项很不容易算好的账(四)现行土地制度对国民经济宏观运行的 影响 四、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一)农地制度的改革路径农地国有化主张退出权”方案设计。建立混合所有制的主张。2.改革建议假设中央政府采用下述农地制度改革的方案:1)农村耕地承包权独立化、长期化、商品化。(二)农地征用制度改革1.现行制度的不合理性现行法律规定的不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只是农业用地的所有权转移,地价作为年收益的6至10倍是合理的2.农地征用改革方案第一,把现在村集体的土地出让权力和收益享有权利完全拿掉第二,在商业性的耕地占用中,用一个新的税种替代耕地占用补偿金的征收,并由国税部门负责征收。第三,土地交易的行政监管部门实行垂直领导。中央政府已经考虑实行这个制度。土地监管部门负责认证土地交易价格的评估机构的执业资格。第四,由土地法庭作为土地交易纠纷尤其是交易价格纠纷的最后裁决机构。第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制定土地(或土地使用权)交易价格条例,规范土地的商业性交易和公共部门的征用行为。第六,在目前城市公有土地实行国家所有制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延长土地使用者的使用年限到100年,待条件成熟以后,可以进一步深化所有权改革。3.尝试建立“国家失地农民账户”和“国家失地”农民保障基金” 题目：农村土地流转的问题及对策2 1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状与问题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100032) 第44卷第4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7月 V ol.44No.4 Journal of Huazho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Jul.20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的 历史沿革 作者：秦英羽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土地制度的一大创举，自提出至今也不过三十几年，通过不断创新、完善，现已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土地制度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阶段，此阶段主要以中央文件及部门规章的调整为主。 1、中国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无疑是以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18位农民分田到户为起点，小岗村18位农民在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创造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1979年9月28日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规定“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表明对于“包产到户”，国家在政策上有所放松。 3、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规定：“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集体经济长期搞不好的生产队，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也可以包
干到户”；“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这是第一个肯定包产到户的中央文件，对解决“包干到户”、“包产到户”问题的争论及推动农业体系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第一次明确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其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5、1983年1月，第二个中共中央1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若干问题》出台，该文件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出了高度评价，赞扬它是“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 6、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三个1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主要强调要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将土地承包期政策明确规定为延长15年不变；对农民向土地的投资应予合理补偿；自留地、承包地均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作宅基地和其他非农业用地等。 上述4－6点所述的三个中央1号文件从政策上、理论上将包产到户稳定化、长期化、合理化、规范化，正式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因此制度在全国各地的迅速推广实施，1978年至1984年我国农业得到飞速发展，粮食产量大大提高。 二、逐步完善阶段，此阶段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进法律，
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国英 土地制度改革始终是中国整体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大量观察表明，农村土地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土地资源的保护和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还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和行业效率，也关系到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稳定。可以断定，从２００４年开始，中国农村土地政策乃至一般的土地政策将发生重要变化，变化的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特别取决于高层决策者远见卓识和行动魄力。本报告将集中分析目前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现状与问题，并对一些具体政策的影响做出评论。 一、2004年农村土地政策的变化及其背景 2004年，中国政府的农村土地政策的基本法律框架没有大的变化，但在局部上也做出了较多调整。这年土地政策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中国政府要执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政策，以保护中国日益紧缺的土地资源，控制乱占和滥用土地。 2004年中央政府出台的与土地有关的最重要的政策调整，体现在10月21日颁发的《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中。这个决定发布之前，国务院先后发布了两项通知，意在稳定和回复农业播种面积。这两项通知分别是3月20日的“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等行为的紧急通知”和4月30日的“国务院关于尽快恢复撂荒耕地生产的通知”。28号文件责成有关政府机构根据文件精神制定具体的落实意见。本着这个要求，国土资源部很快出台了两项决定，分别是11月9日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和随后发布的新版“征地补偿标准”。 本年度发布的一系列文件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加大了对违反土地法规行为和行政渎职的处罚力度，体现了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的精神。《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指出：要加大土地管理执法力度，严肃查处非法批地、占地等违法案件。建立国土资源与监察等部门联合办案和案件移送制度，既查处土地违法行为，又查处违法责任人。典型案件，要公开处理。对非法批准占用土地、征收土地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照《监察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分暂
新中国农村土地改革五大历程 2010年09月28日15:14城市化网【大中小】【打印】共有评论9条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正悄然变革，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农业、走出农村。于是，所有关注三农问题的人开始探寻：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于是关注的目光聚焦到农村的土地。业内人士预言，在农村上演的新一轮土地改革将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那么，农村土地改革带给农民的究竟是福祉还是祸患？什么样的改革方式将助力我国社会发展逐步向着城乡一体化方向迈进呢？ 回顾：新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历程 通过梳理我国农村土地改革的发展脉络，我们不难看出，自新中国成立，农村的土地经历了个体农民私有向集体所有制转变，新一轮土地改革尝试赋予农民在土地上的更多权利。 历程1：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 建国之初，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而且对拥有的土地“有权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 历程2：农民土地所有制→集体所有 1954年-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收回土地所有权。被誉为“三大改造”之一的农业改造，目的是要确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制度，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农民个人直接所有的土地，也从土地无偿入股、统一经营，发展到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历程3：集体所有→三级集体所有
1957年-1978年，“三级所有”的土地改革。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国内农业供给相对有限，所以又一次进行土地改革。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土地属于三级集体所有，即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农村生产小队三级所有。社员集体在公有土地上统一生产和劳动，社员没有任何私有土地，彻底消灭了私有制。这一阶段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彻底被收回的阶段。 历程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邓小平提出并主张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83年开始在全国广大农村全面推行。到1983年底，98%左右的农户都实行了包干到户，家庭承包经营的土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97%左右，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 历程5：“新土改”允许土地流转 改革开发30年后，2008年10月1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提到，“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依法保障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盘点：各地探索土地流转 尽管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考察安徽小岗村定调新土改方向——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并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然而自从有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土地流转就在悄然进行。特别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正悄然变革，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农业、走出农村，有的农民就把土地或转让或转包或转租给别人。 有数据表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全国农地流转量仅占承包地总量的1-2%，90年代末达到4%左右，现在已经达5-6%。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省，则高达30%左右。
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及启示 摘要：了解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历史是开展我国当前农地制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历程为线索，深入分析这个历程之中所深藏的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因、影响，探索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制度改革思路。当下,我国农村面临着新发展机遇和挑战，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历史经验；启示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而目前“三农”问题的焦点又聚焦于农村土地问题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滞后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制约因素。现行的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不能适应以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为内容的农业现代化要求。了解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历史是开展我国当前农地制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本文试图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历程为线索，深入分析这个历程之中所深藏的农村土地制度以及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动因、影响，探索与新农村建设相适应、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制度改革思路。 一、建国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历程 （一）第一阶段土地改革的背景与内容（1949-1953年） 1.第一阶段土地改革的背景 在旧中国，封建的土地所有制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占农村人口不到
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的土地和大部分耕畜、农具，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只占有20%～30%的土地。[1]可以看出，建国之初，我们的农村土地高度集中在地主手中，大量农民只能通过租种地主土地的方式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基本上是分离的，由于长期实行土地私有制，我国的土地交易、土地投机现象十分活跃。其结果无一例外地形成了土地集中，不仅难以保证土地的生产效率，更导致了一系列社会矛盾，致使土地问题几乎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便很快地开始实行了。 2.第一阶段土改的内容 根据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并结合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情况,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即变“地主所有、租佃经营”的土地产权制度为“农民所有、农民经营”。[2]以乡或相当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依法将没收或征收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归国有的部分外，由乡农协会接收，按人口统一、公平、合理、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到1952年底，全国除了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集聚的地区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 （二）第二阶段土地改革的背景与内容（1953——1978年） 1.第二阶段土地改革的背景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世纪变革 自辛亥革命至今，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近百年的跨世纪的变革。站在新中国60周年的历史关节点上回望之，它给我们带来强烈震撼和深思：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村土地关系演化有中国之剧烈、之频繁；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土地归农是民心趋从的重要条件；土地制度变革常常成为社会革命的动因和前导，引发经济、政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因此土地制度变迁中的政治稳定权衡多于经济效率权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有效的土地政策、法律和制度必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长期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本文梳理了我国传统的土地经济理论、政策思想和制度特色，分析了中国革命和风暴时期的不同土地政策主张和实践，重点回顾了新中国60年农村土地制度的四次重大改革，反思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世纪变革中土地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历次变革中的经验和教训。 自辛亥革命至今，现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经历了98年的历程。近百年的历史跨越了两个世纪，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中国革命和风暴的时期（1911～1949.9），就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而言，先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后有共产党的“耕地农有”的思想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实践。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政府实际执行的土地政策，则背叛了三民主义的主张，极力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这种做法实际上为共产党以“耕地农有”为号召，动员农民参加革命推翻反动政权创造了条件。“得民心者得天下”，“土地归农”再次成为民心趋从和革命成功的关键。第二个历史时期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建设和转型发展的时期（1949.10～今），其间，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运动、家庭承包经营等三次重大变革，至今已形成“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长期稳定承包权、鼓励合法流转”的一套完整的新型土地制度，从而加速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一、中国农村土地世纪变革的政策思想和制度基础 中国是最古老的农业国家，五千年文明史其实就是农耕文明发展史。自周建立民族国家始，至辛亥革命以前的全部封建社会的经济政策思想史也是一部土地经济思想史。中国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丰富的土地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从而构筑了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并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不仅维系和支撑着中国封建社会大厦沿袭两千多年不倒，甚至深刻而全面地影响着中国现代近百年的土地革命和制度变迁，乃至整个社会革命和经济发
关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几个理论问题 董祚继 “地者，政之本也”——孟子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马克思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这段精辟论述，对正在开展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三项试点工作去年初启动，目前已进入“下半场”，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土地征收范围确定等一些重大问题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改革推进既需要有关地方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也需要加强理论研究，用有说服力的理论成果“掌握群众”、推动实践。 一、关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利益调整，利益调整的关键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都涉及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问题：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按照被征地原用途还是规划用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取得的出让收益与实施土地征收转用的补偿费用之间的差额如何处置，农户宅基地有偿使用或有偿退出产生的土地收益如何安排，归结起来，都是土地增值收益如何分配问题。这就是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涨价归公”“涨价归私”还是“公私兼顾”问题。 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外的非农建设必须使用国有土地，征收土地按照被征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这些规定实际上遵循了“涨价归公（国）”的原则。 但“涨价归公”的理论和实践并非社会主义中国所独创。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较早提出这一主张，在1848年出版的经济学著作中，他提出应把土地自然增长的价值收归社会所有，“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加，使地主的收入无时无刻不在增长；……他们不干活儿，不冒风验，不节省，就是睡大觉，也可以变得愈来愈富。依据社会正义的一般原则，他们究竟有什么权利获得这种自然增加的财富？如果国家从一开始就保留有权利，可以根据财政上的需要对地租的自然增长额课税，又有什么对不起地主的呢？”[1]其后，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发展了这一思想，指出：“土地价值不表示生产的报酬，……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
有关我国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研究综述国外对产权制度的研究 威廉配第说过：“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也指出：“土地……是人类永远不可缺少的生存条件和生殖条件”，人类与土地构成了不能分离的依存关系。因此，土地的产权问题历来就受到众多经济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新制度经济学，都把产权及其制度作为其理论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是人类社会经济理论史上第一位有系统产权理论的经济学家。在马克思看来，产权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所有权。马克思在《论土地国有化》一文中明确指出：我认为，社会运动将作出决定，“土地只能是国家的财产”，“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归根到底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的土地国有产权制度是具有共产主义土地产权制度性质，与我国现阶段城市土地产权制度和农村的土地集体产权制度是有差别的。 科斯定理是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的理论核心。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中引入了交易费用，讨论了不同的制度安排与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谈到了不同的产权安排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Putterman等学者利用哈丁(Hardin)“公有物悲剧”理论和分析方法，研究和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指出我国必须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为土地私人所有权制度。而Ostrom、Stevensin等认为集体土地产权比私有产权拥有更多的益处，如更低的制度成本、规模经济以及降低成本等。 Cater和Rozelle等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演变过程进行了计量研究，得出农村土地产权的不稳定和对土地产权交易的限制，对土地产出率具有负面的影响的。 华盛顿大学农村发展研究小组认为：中国的农地制度应在保留土地公有制的同时让土地使用权永远归农户；取消土地调整制度，允许通过土地使用权买卖来实现调整；树立法制观念，完善农村土地制度。
海南省国土环境资源厅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中共海南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意见》，建立健全我省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努力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力度，创新农村土地管理体制机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城乡统筹协调的土地市场体系和土地管理制度，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基本原则：要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要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坚守耕地红线，保障可持续发展；要坚持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提高农村土地市场配置程度和经济效益，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要坚持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切实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权，实现和谐发展；改革要坚
持“统筹考虑、统一部署、重点突破、稳步推进、依法推行”的原则实施。 二、主要内容和步骤 （一）创新耕地保护机制，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1、改革目标 坚决落实我省耕地保有量1077万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935万亩的保护目标，坚守耕地“红线”，实现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综合效益统一。 2、改革内容 一是强化规划管控。以《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海南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大纲（2006-2020年）》为指导，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中，切实落实上一级规划分解下达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质量有提高。 二是优化基本农田保护结构与布局，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加大基本农田保护优化结构与布局研究，把优质耕地等农用地划入基本农田，按照集中连片、优质高效的原则划定永久性基本农田，实行永久保护，不得擅自征收、征用，不得改变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