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鲁律师辩护词专辑
主办：王思鲁律师
郭瑞哙聚众故意伤害致死案之一审辩护词
涉及当事人隐私，人名、地名等均采用化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我们受郭瑞哙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指派，在郭瑞哙涉嫌故意伤害案中担任郭瑞哙的一审辩护人，出席今天的庭审。
我们介入此案后，本着对法律和当事人高度负责的态度，为彻底弄清案情，专门到贵院详尽阅卷；先后多次会见了郭瑞哙, 听取其陈述，有针对性地询问了本案相关问题；到现场作了实地考察和适当的调查；现又经过今天的法庭调查，对本案起因及其经过有了充分的了解。我们坚定地认为，本案对郭瑞哙涉嫌指使、参与聚众斗殴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故意伤害的罪名难以成立，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2条和第162条规定，郭瑞哙应属无罪。我们总的辩护意见是：郭瑞哙内保主管的身份和钱程的死亡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次，控方对郭瑞哙唆使、参与斗殴的指控，也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足以成立；再次，《法医鉴定结论》、现场勘查笔录及任小超的证言都可证明郭瑞哙无殴打行为。其发短信给同案人的行为因为没有犯罪事实为前提，也不构成串供。因此对郭瑞哙故意伤害的指控不成立。
在我们发表以下的具体辩护意见之前，首先要提到一点，本案不只是郭瑞哙，其它同案被告人也都认为自己无罪，没有殴打行为。我们不能够仅凭曾有聚众打斗这样一件事情发生，而且有人流血受伤，甚至出现死亡的情况，就断定被告人有参与斗殴。这起案件的参与人数相当多，场面很混乱，几名被告人也并未是在斗殴时被警方现场抓获。并且，据警方及公诉人称，参加斗殴者目前还有十几二十人在逃，警方很有可能为了早日结案，而对能抓住的几个人强行入罪。被告人有没有犯罪，犯什么罪，不是凭空猜测出来的，更不能成为某些机关完成任务的牺牲品，犯罪是需要客观证据加以证明。在人命关天的案件面前，一切都不能是“好像”“可能”等似是而非的态度来面对，法律绝不是儿戏。
公诉机关究竟是何以推断郭瑞哙曾指使、参与斗殴的呢?根据起诉书和控方所列证据来看，控方的推理过程应该如下：首先，郭瑞哙作为X39°8吧、富丽华大酒店28楼夜总会及广州宾馆TT夜总会内保主管，对这起保安和他人之间的聚众斗殴事件不可能不参与，不管其出于主管的身份还是自身的职责，都极有可能发挥了教唆和领导的作用。这样一开始，公诉机关便已经在情感上先入为主。接下来，警察唐国强的证言中又提到一个穿黄衣服的男子，看上去像是领头一样的人物。而在辨认过程中，高阿美、于健、张世磊三人亦辨认出郭瑞哙当时在场。之后在审查期间，郭瑞哙又曾发出“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看热闹”的短信给其它同案人员，并且同案被告人劳震雄又曾其在被关押期间听到任小超说郭瑞哙曾打过人。这样一来，似乎刚好印证了公诉机关之前的想法。于是在没有其它人证、物证相印证，且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三人的辨认笔录和两人的言词证据就断定郭瑞哙指使和参与了斗殴，并且其后又有串供行为，于是将其列为第一被告。
那么，这样的推理是否成立？论证是否充分？下面，针对控方所出示的证据，我们将具体展开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郭瑞哙内保主管的身份和桂成波的死亡没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控方在庭审过程中讯问其它同案被告人，关于郭瑞哙内保主管的职位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所扮演的角色，甚至以明显带有引导性的语句，试图使其它同案被告人肯定内保人员的一切行为都要听从郭瑞哙的指挥。就控方的思维来看，控方认为郭瑞哙保安主管的身份必然导致其带领和参与斗殴。然而这种推理是无法成立的。
首先，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有思维的个人，内保人员也是如此。他们虽然在工作上和郭瑞哙有上下级之分，但是并不意味着其一切行为都要听从郭瑞哙的指挥，他们可以选择也有权选择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内保主管的职责不是打架斗殴，相反是维护场所安全稳定。因组织打斗并不是职权范围内的事，内保人员也并不用听郭瑞哙的指挥。保安主管的日常职责和在本案中发挥的角色并无必然的关联。如果以控方的思维，国家工作人员犯了渎职罪，岂不也是上级领导的指示了？这显然很荒谬。
其次，即使就算如同控方所称，郭瑞哙有权指挥和调动下面的内保人员，当遇到和闹事的人发生冲突时，通常也向他报告，由他来采取措施。但是有权力不代表就一定用权力。检察院还有决定批捕和起诉的权力，那么是不是只要是报上去的人和案件最后都要批捕，都要起诉呢？答案显而易见。
再次，这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控方称，郭瑞哙是内保主管，其有处理冲突，阻止纠纷的职责，但他并没有阻止，因此要对斗殴结果负法律责任，也就是成为故意伤害罪的共犯。的确，维持秩序本是郭瑞哙的职责，然而维持秩序只是他工作上的义务，并不是法律义务，更构不成不作为犯罪。就如同唐国强、汤为贤、林浩等人也具有维护治安的职责，而且他的职责显然比郭瑞哙的更大，难道他也要因为没有阻止该起斗殴事件的发生，而成为共犯吗？这样一来，现场警察岂不更应该成为第一被告人？更可笑的是，控方认为郭瑞哙在现场“指手划脚”和“大声呼喊”的行为激化了矛盾，但是凭何判断郭瑞哙的这些行为不是在喝令他人停止打斗呢？而且证人任小超的询问笔录中也提到：“打完钱程后，其中穿黄衣服持一根木棍的那名男子，跑过来想打我，在我旁边的‘阿快’（即郭瑞哙）就阻拦他。”警察唐国强等也在证言中对郭瑞哙的劝架行为做了描述。这都证实了郭瑞哙的劝架行为。
因此如果认为郭瑞哙是内保主管，此事就一定是由其指使的推论完全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也没有证据以佐证。控方的这种混淆视听的观点，也许会造成暂时性的误导，然而却完全不能够作为郭瑞哙入罪的法定证据。
第二，对郭瑞哙带领他人聚众斗殴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翻阅控方提出的证据材料，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楚，检察机关究竟是凭什么证据，认为在斗殴事件中郭瑞哙有带领的行为？这一指控是由何得出的？
控方指控郭瑞哙的“带领”一词并不是专业的法律用语。《刑法》第26条所讲的“组织、领导”“指挥”等词是界定主犯的用语，可是起诉书中的“带领”，其只是带头、领先的意思，即认为被告人郭瑞哙带头或领先其他行为人冲出富丽华大酒店对面马路，并带头使用凶器和拳脚殴打被害人钱程等人，并致其死亡。不知道控方为何将郭瑞哙作为第一被告起诉，但是又使用“带领”这一极不规范的用词。
且综观所有证据及法庭调查事实，除了高阿美曾提到有一个叫“阿娇”的人唆使他人殴打钱程，唐国强曾说过有一个看上去像领头的人物以外，均无任何证据表明，斗殴事件中曾出现过有教唆行为的人。且也无任何证据证实“带领”其
他行为人斗殴的人是被告人郭瑞哙。
首先，关于高阿美的证言，通过庭审，控方也明确地指出：“我们没有认为“阿娇”就是郭瑞哙，辩护人不用在这方面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们可能真的是多虑了，因为我们实在无法得知还有其它什么证据能够证明郭瑞哙有指使的行为，只能自以为公诉机关将“阿娇”和郭瑞哙两人张冠李戴，才会得出郭瑞哙指使斗殴的结论。
其次，对于唐国强的证言，虽然称“有一个穿黄恤的人看上去像一个领头人物”，但并无其它证言能直接证明郭瑞哙曾用什么语言、以何种方式指使他人斗殴。“好像”这类主观推断是不能够作为有效证据加以采信的。证人证言只能够对其看到的和听到的进行客观描述，而不能够加入主观的思想。而且，郭瑞哙本身就是内保主管，看到下属和他人打架斗殴，他上前喝令制止，而斗殴者看到主管前来劝架，害怕受到处罚，于是散开的现象也是常理之中的事，怎么能够据此断定其它斗殴人员听命与郭瑞哙，受其指使呢？更何况，唐国强的证言中也提到，并未看到郭瑞哙有动手打人的行为，而且郭瑞哙上前叫大家“不要打了，不要打了”。这也说明郭瑞哙当时确有劝架行为，而非带领斗殴。
综上，公诉机关据以证明郭瑞哙指使他人进行殴打的证据均无法成立，而又无任何其它证据可以证明，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难以成立。
第三，对郭瑞哙参与斗殴的指控，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被害人方的证人证言相互矛盾，含混不清，不足以采信。
公诉机关能出示指控被告人郭瑞哙参与斗殴的证据只有两份，即高阿美和张世磊的证人证言。
首先，高阿美的证言前后自我矛盾。在询问笔录第8页中说钱程是被“竖钉”打倒在地，但在询问笔录第9页却又说打人者是用棍子殴打钱程，没有人持“竖钉”，并称场面混乱，自己记不清也没有看清打人者的特征。
高阿美与其它证人证言也互相矛盾。高阿美在证言中多次提到他们的人并未持械及殴打对方的人，但是吕继超、陈广威等人的询问笔录中均提到有一人持刀并刺伤了陈广威，且监控室保安杨年锡在监控屏幕上也看到他们中有一人把大堂的“竖钉”拔起做凶器，《法医鉴定结论》也证明陈广威为利器所伤。足见高阿美因为是死者的女朋友，关系亲密，情感上难以保持中立，证言缺乏客观性，极可能存在隐瞒事实及说谎的情况。
其次，张世磊在讯问笔录第17页提到，“辨认物件中的号……没有看见他打过我们的人”。但是在辨认笔录中又称：“号有参与殴打钱程等人的行为”。此时说殴打过，彼时又说没有殴打，到底有没有殴打如何来判断。
被害人方证人的证言出现了种种矛盾，对事件发生的过程彼此之间的描述有较大出入，达不到证据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标准，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二）控方提出指控所依据的主要证据——辨认笔录，其真实性和科学性不足，不足以证明郭瑞哙曾参与斗殴。
首先，辨认主体明显缺乏公平性。
控方所提供的辨认笔录均为死者一方参与者作出的辨认，而没有打斗另一方，即同案被告的其它人的辨认笔录。斗殴双方本来就产生了矛盾，而郭瑞哙作为一方的主管，另一方难免会对其有情绪上的愤恨，加之其的确在现场出现过，并曾劝架，死者方的辨认人很可能故意将其牵涉进来，辨认结果的真实性无法保证。在这种情况下，且不论他们之间的说法互相矛盾，即使是高度统一，高阿美、于健、张世磊的辨认结果要作为入罪的证据，也必须是以下两种情况。第一种是
对方证人的证言和辨认笔录能够和现场录像、《法医鉴定结论》、现场勘验笔录相吻合；第二种是对方证人的说法和其它同案被告的供述相吻合。否则在无其它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轻信其说法而作为定案证据。但本案中，对方证人的证言不符合以上任何一种条件。当然，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凭这些有疑点的证据将郭瑞哙拘留的做法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并没有达到批捕的标准，更不应该批捕以后，因为我国存在错案追究制和国家补偿制度问题，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还强行将其起诉。证据反映，当日围观的群众相当多，公安机关完全可以让了解案情的群众来进行辨认，这样也能够保证辨认结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但不知为何侦查、公诉机关不让围观群众作一份清楚的辨认笔录，反而要采信当时喝多酒，与被害人有利害关系、心情激动，而且违法取证得来的高阿美等人的证言呢？
其次，辨认程序不合法。
根据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我们发现辨认人高阿美早在辨认照片做出之前，即同案被告人刚被公安机关带到公安局之时，就已经在警方人员的引导之下，一一见到了被抓获的几名同案被告，并且公安机关还采用了诱导式的问话，指着被告人问高阿美：“这个人是不是参加者？”。这种做法严重违背了“辨前不见”的程序性规定，使得辨认人先入为主，无法做出客观真实的辩认结论。更何况，同案被告劳震雄提到，在高阿美第一次在公安局看到他们时，并没有指证郭瑞哙有参与斗殴，而在辨认笔录中却能够清楚的说明郭瑞哙在现场的行为，这显然前后矛盾，高阿美的辩认结果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又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49条第2款规定：辨认犯罪嫌疑人时，被辨认人的人数不得少于七人，照片不得少于十张。按照此规定，如若要同时辨认5名犯罪嫌疑人，那么至少应该有50张照片。而在辨认笔录中，我们发现辨认照片最多的也只有36张，大多为24张，远远少于法定人数。并且法律规定是不能够同时辨认几名犯罪嫌疑人的，不能将所有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放到一起，一齐辨认。因此，辨认程序不合法，辨认结果也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再次，辨认内容无法证明郭瑞哙曾参与殴打。所出示的辨认笔录中，虽然高阿美、于健、张世磊辨认出郭瑞哙，但其辨认结果无证明力。
高阿美在辨认笔录中指出12号郭瑞哙殴打钱程的头部，其在询问笔录中也描述到殴打钱程的四人中，一人穿黄色上衣，深色裤子，殴打钱程。虽然当天郭瑞哙穿的也是黄色上衣，但可以肯定他不是高阿美所描述那人。首先，郭当天穿的是天蓝色浅色裤子（见丁雪风询问笔录第7页），而不是深色裤子。其次，在证人任小超的询问笔录中提到：“打完钱程后，其中穿黄衣服持一根木棍的那名男子，跑过来想打我，在我旁边的‘阿快’（即郭瑞哙）就阻拦他。”可见，郭瑞哙当时在任小超的身边，有不在场的证据，根本未参与到殴打钱程的人当中，而高阿美所指的穿黄色衣服的那人即是后来试图殴打任小超的那名男子，而非郭瑞哙。高阿美正是将两人混淆，产生误认，得出了错误的辨认结果。
于健虽然也辨认出郭瑞哙，但其提到：11号的人当时在场，但没有看清他的行为。事实上，这正好说明了郭瑞哙没有参与斗殴提供了证明。因为事实上郭瑞哙确实在现场出现过，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在此不赘述，所以辨认出其在场并不奇怪。而且于健也说没有看清他的行为，正是因为郭瑞哙根本就没有打斗行为，当然无法看到。
张世磊的辨认结果，我们在前面也已经指出过，与其做出的询问笔录相矛盾，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其真实性，也不足以采纳。
对于朱雷的辨认笔录，控方没有出示。但根据其在讯问笔录中提到的：打钱
程的有三个人，其中一人穿白衣服，另两个穿黑衣服，其在之前的照片辨认中也做出了辨认。根据朱雷对行为人的特征描述和郭瑞哙并不相符，因此其的辨认也不会有郭瑞哙，但为何控方所出示的辨认笔录中不将此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出示，其用心不得不让人怀疑。
综上所述，照片辨认这种间接辨认方式，本身就受到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和干扰，不能充分反映辨认对象的特征，其可靠性较低。同时鉴于围殴事件发生在凌晨，光线暗淡（见任小超询问笔录第4页），且当时围观和参与人员众多，场面混乱（见杨年锡问话笔录第2页；吴建辉询问笔录第2页），打斗双方又互不认识，根据围观群众的证言，打人者最主要的特征是他们都是平头的（见吴建辉询问笔录第3页）。在这种环境下只能对衣服颜色、身材和发型等有模糊的印象，有极大可能将人认错，张冠李戴。而且，辨认程序也严重违反了辨前不见的规定。因此，在辨认主体、辨认程序、辨认内容都存在问题的情况下，辨认笔录的客观性受到怀疑，我们认为辨认笔录对郭瑞哙的指证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我们相信合议庭也清楚，光靠这种不科学、不合法的辨认嫌疑人的方式来定案，出现过多少冤假错案。
（三）控方提供证据客观性存在极大的缺陷，没有无利害关系人的证人证言首先，就控方所出示的证人证言和辨认笔录来看，大都为被害人一方所作出，只有唐国强等警察人员是作为中立的证人出现，而唐国强等的证言并没有指证郭瑞哙。事实上，这样一起斗殴事件，双方本身就存在利益冲突，难以保证对方证人证言的客观性，之前我们所罗列的证言中所出现的种种矛盾已经表明了这些证言存在重大的瑕疵。通过观看现场录像，我们可以看到，案发当时现场围观的群众非常多，已经对交通造成了阻塞。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很多围观的群众目睹了整个打斗的经过，如果由他们这些跟案件无利害关系的现场直接证人作出的证言，应该更加真实可信。然而，控方所出示的证据中并无围观群众的证言。对此，控方称，案发时，周围群众因为害怕都跑开了。但事实上，面对斗殴事件（而非枪战），群众的好奇心是会促使他们上前看热闹的，这也是中国人的特点，并且在录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确有很多围观群众。因此，我们认为，只有对方证人作出的证言缺乏客观性，而本案中所缺少的现场其他无利害关系人的证言才是最具有证明力的。
其次，斗殴时现场是有警察在场的，警察经过专门的训练，他们了解现场的整个情况，但是唐国强等警察的证言中仍然没有辨认出被告人郭瑞哙。对此，公诉机关称，警察的任务是阻止斗殴而非认人。但事实上现场参与者又有谁的目的是为了认人呢，难道高阿美是？在同样的情况下，最能够看清行为人肯定不是被害人一方。一方面，他们要防止自己被打到，四处躲避；另一方面，高阿美更应该关心的是被打的男友钱程。因此他们此时的注意力根本就无暇顾及到打人者的相貌。但是，我们注意到，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高阿美等对方证人的证言中却能够将各个犯罪嫌疑被告人的外形特征描述得如此详细，甚至在对身高的描述中精确到1.78米、1.76米（见高阿美询问笔录第5页），对五官的描述也颇为仔细，还能够看清其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在普通情况下，对一个熟知多年的朋友，我们都难以做到如此精确，并且唐国强作为经过专门训练的警察，其辨认能力也高于常人，但其也称到在这种慌乱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辨认出行为人的特征，高阿美却可以看得这么仔细，记得这么清楚，不得不让人怀疑公安机关在审查询问时具有诱供的可能。应该说，当时的情况下，警察的辨认能力较强，但是警察并没有辨认出郭瑞哙。其次，被告人认被告人也是很容易的，但是目前同案被告人既不
承认在积极参与斗殴更没有指证郭瑞哙参与斗殴。然而，公诉人却据此在法庭上说被告人不老实，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犯罪行为的前提下，怎么能够断定被告人不老实呢？
（四）对于劳震雄的指证，其提到，在关押期间，曾听到任小超对郭瑞哙说：“你完了，你打的那个人出事了。”然而，对于劳震雄的这个证言必须要得到在场其它当事人的证实或者其它证据相印证，才能够采信，否则仅凭一家之言，如何判断其真实性。劳震雄称任小超说此话时，丁雪风、桂成波都在场，但是经过法庭调查，两人均否定了这一说法，任小超本人更是肯定自己没有说过此话。事实上，当时被关押的场所是有录像监控的，如果真有如劳震雄所说的情况，录像中应该有证实，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此录像。因此，劳震雄极有可能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甚至是为了邀功请赏而捏造出此情况。其指证得不到其它证据的印证，无法形成证据链，不能采信。
公诉机关在法庭上出示了一张照片，图为一名男子在警察旁边打电话，劳震雄予以指证是郭瑞哙。但是照片的图像非常模糊，难以看清，即使是通过照片当庭也无法辨认出是郭瑞哙，并且其他同案被告人均没有指证此人为郭瑞哙，郭瑞哙本人也没有承认。且不论究竟该人是不是郭瑞哙，即使是，也只能说明当时其在场，但并没有显示出他有殴打人的行为。并且他打电话的内容是什么？是否真如公诉机关所言是召集其他人过来帮忙？该电话的内容，当时在旁的警察应该较清楚，但是控方也没有出示有关证据，而只是无端猜测。并且画面显示，当时唐国强、汤为贤、李景智、林浩等派出所干警和保安都在场，但是这些人都没有辨认出参与斗殴的人员有郭瑞哙。这更加说明郭瑞哙只是在场，但并没有参与斗殴。
（五）现场录像画面模糊，来源不清，内容上存在重大缺陷，缺乏证明力在法庭上一共出示了两段现场录像。一段是富丽华大酒店保安杨年锡在2006年5月14日1时监控到的现场录像。另一段是建设银行门口斗殴时，被建行摄像头拍摄下来的现场录像。控方认为，这两段录像可作为被告人郭瑞哙参与斗殴的有罪证据。这两个视听资料是否真的具有证明力呢？
首先，富丽华大酒店的监控录像并没有直接显示太多的打斗画面。当时的监控人员杨年锡在询问笔录中也没有辨认出郭瑞哙。杨年锡作为负责监控的保安，他目睹了案件发生的经过，并且认识郭瑞哙，如果郭瑞哙真有参加打斗，杨年锡应该比较容易就能辨认出来，但他也没有指证郭瑞哙。因此，该段录像不仅不能证明郭瑞哙参与斗殴，并且还是郭瑞哙没有参与斗殴的无罪证据。
控方在庭上称，富丽华大酒店的保安人员之所以没有指证郭瑞哙，是因为郭瑞哙等被告人是涉黑的。因此他人都害怕惹祸上身。公诉人在没有证据证明之其“涉黑”之前这样说，很容易给法庭上其他人造成误导，是不负责任的语言。并且，保安害怕，难道高阿美就不害怕吗？难道在场警察没有指证郭瑞哙也是因为惧怕？控方同时还提到，被告人在法庭上讲假话，也是作为其有罪的证据。事实上，被告人是否讲假话只能作为评判其道德的标准，而是否构成犯罪则只能依据犯罪构成要件来判断。
其次，关于建行门口斗殴的该段录像，因为当时灯光非常昏暗，录像的画面非常模糊，看不清楚里面出现的人物特征。并且该段录像的来源不清，虽然公诉机关称是从建行的监控录像中调取的，但是在法庭上并没有出示相关的调取证明，因此该证据来源的合法性无法证明，不能作为定案证据。加之在录像中显示的时间和斗殴发生时间不吻合，有较大出入。控方对此的解释是监控器本身的问题，但是该解释也没有提供建行方面的书面证明。因此这样的证据，如果对其来
源合法性和时间瑕疵无法作出说明，存在重大缺陷，是无效的证据。
第四，《法医鉴定结论》、同案被告人的供述、任小超证言、现场录像均是证明郭瑞哙无殴打行为的无罪证据
首先，《法医鉴定结论》及现场勘验笔录未发现有郭瑞哙的作案痕迹。
在这起案件中，没有关键证据——物证（“竖钉”）。
司法鉴定作为“证据之王”，因为其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能够最真实地反映案件真相，因此证明力也是所有证据中证明力最强的证据。而本案中《法医鉴定结论》中并未显示伤者钱程超、于健、朱雷，死者钱程身上有郭瑞哙的血迹，郭瑞哙衣裤上也没有四人的血迹（详见法医学鉴定书）。如果郭瑞哙有参与都打吕伟，怎么会身上没有沾上一点血迹，也无其他痕迹呢？另外，在我们会见当事人了解到，公安机关曾经调取过被告人的指纹、掌纹和脚印。我们相信以公安机关的智慧不可能疏忽掉这一重要证据。但是有关的鉴定材料并未在控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中出现。我们无法得知其鉴定结果。但按照刑事诉讼法对控方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如果控方没有提出证据证明，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场和被殴者身上没有郭瑞哙的指纹、掌纹和脚印。因此，这些都充分地说明郭瑞哙并没有参与斗殴，也是郭瑞哙无罪的最强有力证明。
其次，在同案被告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其它同案人员都没有指证郭瑞哙曾参与斗殴。
本案中参与打斗的人数众多，且致人死亡，情节严重。在我们以往所办和所知的类似案例中，面对这种有可能判处较长刑期，甚至极刑的情况，同案人员大都会互相推卸责任，甚至是诬告，来减轻自己的罪责。而本案中，除了劳震雄以外，其它同案人员均未对郭瑞哙进行指证。试想，如果郭瑞哙真有参与打斗，且有教唆行为，其它同案被告绝不会鉴于同事之间的情面而予以袒护和包庇。借此，我们足以证明郭瑞哙根本没有指使和参与斗殴。
再次，任小超证言亦证明郭瑞哙未参与现场斗殴。
任小超询问笔录中提到“打完钱程后，其中穿黄衣服持一根木棍的那名男子，跑过来想打我，在我旁边的‘阿快’（即郭瑞哙）就阻拦他。”可以看出郭瑞哙并没有参与围殴，而且围殴事件发生时，郭瑞哙就在任小超旁边，并且阻拦想上前殴打任小超的人。而任小超的辨认笔录中也未指证郭瑞哙。
任小超作为死者钱程的朋友，关系甚为亲密。打架事件发生时，钱程打电话叫其过来帮忙的（高阿美、张世磊、任小超的证言均可证明）。他也是现场对方中唯一认识郭瑞哙的人，但是其与郭瑞哙的关系和与钱程关系比较起来，显然疏离很多。因此，这种情况下，任小超仍然做出有利于被告的证明，更加能够说明郭瑞哙没有犯罪事实。而且任小超在钱程、于健、朱雷三人被围殴之前就到达了现场，目睹了第二次打斗发生的全过程，因此，任小超的证言可信度更高。
以上这些证据都可以充分证明郭瑞哙无犯罪事实。
第五、郭瑞哙在审查期间向其它同案人发出手机短信的行为不构成串供，也不能说明其有犯罪事实。
本案中郭瑞哙曾向同案人发出“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看热闹”的短信，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样的行为的确欠妥，对此我们并不表示赞同。但是不当的行为并不必然表示其有犯罪的事实。作出此行为，郭瑞哙可能有着多种动机，例如出于对下属的关心和偏袒等，而并非就是对自己犯罪事实的遮掩，更不能以此作为入罪的证据。而且串供首先要以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如果被告人并无犯罪事实而来串供之说，就如同没有犯罪何来立功。
在结束我们的辩护之前，我们还想提到一点。事实上，综观控方提出的证据中出现的种种瑕疵，我们不难发现有公安机关诱供的痕迹；在庭审过程中，公诉方屡屡采用具有诱导性的问话方式，试图误导同案被告人作出有利于控方的回答，也说明了公检机关对被告人入罪的渴望，甚至不惜采用非法手段。此外，公诉人在法庭调查和辩论阶段，常常引用之前并没有作为证据出示的，且不利于被告的一些表述，而这些表述的真实性得不到印证，虽然不能作为证据采信，但却容易对法庭其它人员造成心理和情感上的偏差，误导合议庭。同时公诉人在描述证据时也不客观，进行擅自增加、删减和隐藏，这种对人不对事的做法是法庭上应该予以杜绝的，也违背了控诉客观公正的原则，绝不是一个优秀公诉人的应有表现，也是法制国家司法过程中所不允许的。相信在这点上，审判长和两位人民陪审员也已经捕捉到了这些片断，和我们达成共识。控方在庭审上已经如此，很难想象，在其背后的审查过程又是如何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唐国强等警察的证言中仍然没有指证郭瑞哙，在此我们对他能够不畏各方压力，坚持客观真相，还原案件原貌的人格表示尊敬和敬佩。
我们一直专注于刑事辩护，也经办过很多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其中当事人被判无罪的也不少。在我们所办的案件当中，本案的指控证据是最不充分的。刑事司法是关系到人的自由，乃至生命的问题。在世风百态的环境中，我们作为职业刑事辩护律师，还是始终坚持力求做到做一个有血有肉、具有良知的法律人，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我们还可坦诚地呈告合议庭，我们接手这起案件，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名气，而是基于对公理与正义的信奉，基于对贵院的信任。因此，请贵院和检察院考虑我们所提出的观点。我们相信，贵院法官一定能够用你们那双富含理性的眼睛，用你们良好的专业素质，排除来自于外界的各种压力和媒体的舆论，明察秋毫，还被告人清白，对本案作出一个公正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判决。而我们也将秉承一贯的风格，将我们的观点坚持到底！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思鲁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 江西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其辩护律师。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首先代表被告人向被害人及其家属表达深深的歉意！案发后，被告对自己的行为表示非常的后悔，但错误已经造成，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要承担法律责任。鉴于被告当庭认罪，且本案属于因家庭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案情本身比较简单，故本律师对检察机关指控严亮胜的罪名及犯罪事实部分无异议，仅针对量刑情节发表以下意见： 本律师认为，被告具有以下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1、本案属于家庭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被告人与被害人系姻亲关系，两家在长期的交往中没有处理好一些小问题而导致误解与心结，被害人对事情的起因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依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对故意伤害罪的规定中，“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 2 0％以下：(1)因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 2、被告认罪态度好，悔罪态度明显，积极赔偿。双方达成了赔偿协议，被告支付了全部赔偿款，被害人表示不再追究这件事情，取得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谅解，并建议法院对被告人从轻、减轻处罚，判处缓刑。依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第16条规定,“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及其家属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
能力等情况确定从宽的幅度。(1)积极赔偿被害人及其家属全部经济损失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 0％以下。” 3、被告具有刑法第67条第三款规定的“如实供述，可以从轻处罚”情节，依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第12条规定，可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4、被告当庭认罪，依据依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第13条规定，可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5、被告系初犯偶犯，案发前表现良好，无前科劣迹，请法院本着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考虑给他一个从轻的机会，以使其家庭不至于破碎。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综合前述依据，本律师恳请法院从“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出发，本着“惩罚与宽大相结合”的原则，对被告人严亮胜从轻或减轻处罚，不仅有利于其改造,也有利于其家庭的和谐，同时体现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 此致 XX人民法院 辩护人：XX 2012年月日
【最新整理，下载后即可编辑】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广东仁皓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之兄###的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XXX的辩护人，出庭参加今天的庭审活动。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认真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并听取了今天的法庭调查，辩护人对本案事实有了清楚的了解，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涉嫌的故意伤害罪罪名及查明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仅针对被告人量刑及处罚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事出有因。 本案起因是被害人没有借到门禁卡而在离开时使劲踢了监控室的门，导致与之后赶来的犯罪嫌犯人AA发生口角，期间，被害人有打电话叫人带砍刀来，最终酿成本案结果的发生。辩护人认为被害人OO在本案中有一定过错，对矛盾的激化负有责任，如果OO能保持理性，克制自己的言行，相信这起伤害案是不会发生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第4条第2款第4项规定：“因被害人过错引发犯罪或对矛盾激化引发犯罪负有责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被害人OO对本案冲突的发生、对矛盾的激化、对伤害结果的发生有重大责任，由此，辩护人建议法庭依法考虑被害人OO的过错这一情节，对被告人XXX酌情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XXX到案后，积极向被害人赔偿，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被告人到案后，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家境一般的被告人还是催促家人积极筹措资金向被害人赔偿，有悔罪表现，并且在事后也得到了被害人OO的谅解。《指导意见》第3条第9款规定：“对于积极赔偿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因此，辩护人恳请法院酌情考虑对被告人XXX从轻处罚。
Xxxx故意伤害案的辩护意见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陕西书宝律师事务所受xxx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辩护人。通过庭审，辩护人对案情有了进一步了解，现结合法律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鉴于被告人认罪及全案证据情况，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并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不持异议。辩护人就被告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做如后陈述： 一、被告人xxx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事实，并愿意接受刑事处罚，应该构成自首。刑法规定自首是指犯罪后自动投案，向公安、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自首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告人在案发后，主动报警，向公安机关如实陈述自己的犯罪过程，从自首至今天法庭审理阶段，供述稳定没有对其供述做过改动，符合自首的法定构成，已经构成自首。本案在山阳县检察院审查起诉中，已经认定自首。现丹凤检察院将自首改为坦白，有违本案的事实。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有自首情节不是坦白，应该从轻减轻处罚。根据《量刑指导意见》对于自首情节，综合考虑投案
的动机、时间、方式、罪行的轻重及悔罪的表现，可以减少基准刑40%。 二、被害人对本起故意伤害案矛盾的激化有一定过错。 本案被告人骑摩托经过丰泰园差点和受害人骑的摩托相撞，两人不快相互自责对方，互骂结束准备离开。受害人之母出来骂被告，受害人趁机打了被告一拳，两人发生厮打。后来受害人亲属参与，多人发生厮打，后被告离开。被告人和受害人因为差点发生交通事故发生冲突，因为没有后果，事件完全可以平息。双方因言语不和，亲属参与发生殴打，导致被告被打自认吃亏，产生报复心理。最终，导致伤害后果的发生。辩护人认为案件起因上，受害人有一定过错。根据《指导意见》“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一定责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15%以下。 三、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认罪态度较好，请求法院酌定从轻处罚。 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根据《指导意见》第三条第七款的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恳请法院对xxx酌情从轻处罚。 案发后，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公诉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均能主动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积极配合调查，没有任何逃避责任的行为,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并委托家人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东江和兴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李兴的母亲曾江的委托，并征得被告人李兴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其辩护人。在接受委托后，我通过查阅案卷材料，并会见被告人，对本案有了准确的认识。我现依据事实与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采纳。 一、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 2009年11月22日凌晨1时30分许，被害人马某及其朋友王某、黄某、刘某到本市镇海区东兴路2号梨园公寓找被告人李兴借钱，因被告人李兴不愿借钱，被害人马勇及其朋友对被告人李兴施以殴打，被告人李兴在被殴打过程中，从被害人马勇的朋友王和的左侧腰间皮带上摸到不锈钢折叠刀一把，并用该不锈钢折叠刀将被害人马勇刺伤，致马勇右胸刀刺伤（右肺下叶基底断裂伤，右膈肌穿透伤，右10肋骨骨折）右侧外伤性血气胸（经鉴定为重伤）。 二、关于量刑方面辩护人意见如下： 1．本案中的纠纷由对方首先引起，被害人在纠纷的起因上有明显的过错。根据调查我们发现，本案被告人李兴之所以发生斗殴行为是被害人马勇在借钱不成后，伙同朋友多人对其实施殴打、侮辱等行为，被告人李兴为了自保才愤然反抗，其并非为伤害对方之目的而恶意进行斗殴。这一点从该案各相关涉案人员的询问笔录也得得出：李兴在被殴打之前并无任何预谋斗殴的犯罪准备，他也未随身携带任何能致人伤害的凶器。而致使被害人马勇被捅伤的凶器——一把不锈钢折叠
刀，根据询问笔录证实其为马勇朋友王和所有，被告人李兴在被殴打过程中出于本能反抗，顺手摸到王和左侧腰间皮带上的折叠刀并刺伤马勇。因此本案中，对方人员首先对我被告人李兴等实施不法侵害，我方为反抗才实施伤害行为，虽造成了不该发生的严重后果，但对方也难免该结果的发生免除责任。显然，本案相比那些蓄谋进行故意伤害的行为的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显然要小很多，在量刑上也应考虑对方的过错责任而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对我被告人适当减轻处罚。 2．本案被告人李兴系在对方先行实施伤害行为后才实施的反抗行为，且发生在夜间凌晨一点过，并未发生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及社会不良影响等危害后果，究其主观恶性及社会危害性等明显小于那些蓄谋伤害、杀人的行为，根据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理应从宽处罚。 3．被告人李兴平时行为表现良好，本次犯罪系初犯，可考虑从轻处罚。根据调查我们发现，被告人李兴此前并无任何违法或犯罪记录，其所在江城市郁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梨园管理处有书面证明，李兴在工作上认真负责，有上进心，爱学习，对人有礼貌，与同事相处融洽，领导及同事对其表现都很认可。被告人在被殴打过程中出于自保反抗失手伤人，其本质上并非大恶之徒，且年龄尚小，从轻处罚可以给被告人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故请法庭酌情处理。 4．被告人李兴从到案后一直到今日庭审，积极主动坦白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犯罪分子认罪态度的好坏，反映出犯罪分子人身危害性的大小及改造的难易程度，是量刑的一个酌定情节。本案被告
过失杀人怎么办失杀人罪辩护词 摘要：过失杀人罪辩护词、过失杀人怎么办?下面漳州刑事案专业律师来为我们专业解答，欢迎阅读： 网友咨询： 在打斗中不小心致人重伤，进了医院救治不了死亡，请问我这样能算过失杀人罪吗?过失杀人怎么办?过失杀人要怎么辩护? 漳州刑事案专业律师答：过失杀人怎么办? 1.建议自首。 2.积极和受害人沟通，积极赔偿，以求达到谅解。 3.找个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帮你做辩护【在线查找律师】 过失杀人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受被告人田某的委托作为其辩护人，出席今天的法庭审理，开庭前我详细的查阅了案件材料，结合对证据出示、质证、调查情况，特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一、被告人田某认罪态度较好，应从轻处罚。 被告人田某自2014年10月21日下午发生事故后，如实的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悔罪态度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应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在犯罪过程中，犯罪情节属于较轻，应判决有期徒刑执行缓刑刑罚。 其理由如下：1、事件发生后被告人田某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尽管张没有被抢救过来，但为实施抢救赢得了时间。2、在死者张死亡后被告人的亲属积极和受害人家属协调赔偿问题，尽管至今没有协商成功，是因为受害者亲属要求数额过高而被告人家依法无法承受才造成这种局面，被告人田某却表现真诚调解的愿望。3、受害人本身存在明显的过错。案件发生的时间是2014年10月21日下午两点四十分三点左右，受害人的工作范围是开筛煤机和捡拾煤块(见德州瑞和煤业有限公司辛某的证言)，此工作范围和铲煤工作区域较远，但是事故发生的当天中午死者为何到了铲煤的工作区域，主要原因是死者中午喝酒，造成行为控制能力降低，错误进如铲煤区域。4、对于死者张误入铲煤工作区域的过程被告人田某根本无法预见。5、按照正常工作状态绝不会发生此案。6、被告人田某为人忠厚、工作中追求进步、没有犯罪前科也没有违法记录。7、本案被告人属于过失犯罪也符合判处缓刑的条件。 鉴于本案实际情况，被告人属于过失犯罪并且受害人存在一定过错，被告人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等因素依法判处被告人缓刑。
《陈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辩护词》焦鹏 案情简介：被害人崔某于2009年11月27日下午，醉酒驾车在街上遇到陈某某，对陈某某进行恫吓，扬言要致陈某某于死地。陈某某打电话向其孪生哥哥陈甲及堂兄陈乙求救。后陈某某驾车离开，被害人崔某某纠集多人绕路迎面截住陈某某，将陈某某从车上拽下殴打。陈甲和陈乙赶到现场，见到被害人崔某某及数名同伙正在殴打弟弟陈某某，遂加入战团，双方撕打在一起。混乱之中，陈甲用利器将被害人崔某某刺伤，后陈甲离开现场。崔某某当晚经抢救无效死亡。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将被告人陈甲诉至法院。陈甲在案发次日中午于家人的陪伴下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且其家人主动向被害人家属道歉，表示愿意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赔偿。在法官的主持下，就民事赔偿部分，双方达成调解意见，陈甲家人赔偿被害人家属100万元。 另查，被告人陈甲曾于2011年12月19日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执行；于2006年7月14日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期一年执行。 起诉后，被害人家属不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刑事诉讼。开庭时，公诉人当庭给出对被告人陈甲处以无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开庭后，经过合议庭合议，采纳了辩护人大部分辩护意见，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2年。诉讼各方对判决均未提出异议，一审判决生效。 《陈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辩护词》节选
鉴于被告人认罪及全案的证据情况，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不持异议，但是辩护人不同意公诉人给予被告人无期徒刑的量刑建议。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应在有期徒刑幅度内进行量刑，并且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综合考量各量刑情节的调节率，本案可以在有期徒刑5年至有期徒刑10之间量刑。具体理由及意见如下： 一、关于量刑起点以及基准刑的确定 根据2010年10月1日开始试行的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规定，量刑步骤的第一步为“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结合本案案情，能够确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因此应该在《刑法》第234条规定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同时根据《指导意见》关于常见犯罪量刑起点的规定：“有故意伤害致一人死亡的情形，可以在10年至15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依法应当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除外。”本案中被告人并不具备应当处以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例外条件。《刑法》第234条明确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包括了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与致人死亡的后果两个客观方面的要件。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行为与之相符，符合基本的犯罪构成要件，但被告人没有其他可以提高量刑起点的证据与事实。
辩护词（网络版）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市协力（苏州）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燕某某父亲的委托，并经得被告人的同意，指派本律师担任其辩护人，出庭为其辩护。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燕某某故意伤害罪的罪名及管辖权有异议。现就被告人在聚众斗殴中的地位和作用、犯罪情节及具有从轻、减轻情节发表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本案指控被告人燕某某故意伤害罪的定性和管辖权存在异议。 本案从被告人投案自首到侦查、起诉阶段都是依照聚众斗殴罪进行的。根据被告人燕某某在聚众斗殴中的地位和作用，起到的是帮助、辅助作用，为从犯，只应当对其参与的犯罪并根据其地位和作用承担责任，不应当对聚众斗殴罪的全部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尤其是不应当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承担刑事责任，不适用罪名转化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被告人燕某某所涉罪名为聚众斗殴罪，而非故意伤害罪，本案不宜在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二、被告人在本案中起到的是帮助、辅助作用，是从犯，不是本案聚众斗殴犯罪的首要分子，不应被认定为主犯。 本案是一起极其特殊的案例，如果不仔细分析案情，被告人很容易被认定为本案的首要分子。辩护人经认真细致地阅读了全部卷宗、两次到昆山市看守所会见被告人、查阅参考相关判例以及刑法学专家对共同犯罪的论述，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从本案整体
上考量被告人的行为性质和特征，不难看出：被告人燕某某先因劝架不成，后又被动地参与到犯罪中来，对主要犯罪人的犯罪行为起到了帮助作用，其主观恶性小，人身伤害及社会危害程度小。 （一）本案犯意的发起者、教唆者、纠集者、组织者和实行者是同案犯刘某，不是被告人。同案犯刘某受到被害人方寻衅滋事无故殴打后，为了报复对方，主动电话给被告人燕某某让其帮忙打架，同案犯刘某行为性质为组织、教唆行为，被告人燕某某是“被组织者、被教唆者”，被告人燕某某一开始并没有参与到犯罪中来，假托“在昆山，回不去”，事实上不想参与到犯罪中来。 恳请合议庭高度关注一个事实，在本案聚众斗殴事件发生之前，被告人就有三次机会不参与到打架事件中，从而断开与聚众斗殴事件的联系。第一次，是在同案被告人刘某在给被告人打的第一个电话时，被告人没有想参与到打架中来，相反目的是劝架，为了息事宁人，消除事端，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民间调解行为，属于私力救济的范畴。如果对方接听电话，通过双方协商和沟通，事情可能到此为止了。被告人也不会事实上也没有主动再给任何人打电话挑起事端。第二次，如果同案被告人没有第二个电话，对被告人来说，事情也就到此位臵了，恰恰是刘某在被无辜殴打后，为了报复，找被告人到现场帮助其打架，有着明确的犯罪动机和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有条件（辩护人请求法庭进一步调查核实事发现场和被告人所在位臵之间的距离以及到达现场的可能性）到现场却没有到现场，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职业习惯（因为被告人是做职业中介的，在正仪镇时间长，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广东仁皓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XXX之兄###的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XXX的辩护人，出庭参加今天的庭审活动。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认真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并听取了今天的法庭调查，辩护人对本案事实有了清楚的了解，辩护人对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涉嫌的故意伤害罪罪名及查明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仅针对被告人量刑及处罚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被害人对本案的发生有一定的过错，事出有因。 本案起因是被害人没有借到门禁卡而在离开时使劲踢了监控室的门，导致与之后赶来的犯罪嫌犯人AA发生口角，期间，被害人有打电话叫人带砍刀来，最终酿成本案结果的发生。辩护人认为被害人OO在本案中有一定过错，对矛盾的激化负有责任，如果OO能保持理性，克制自己的言行，相信这起伤害案是不会发生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第4条第2款第4项规定：“因被害人过错引发犯罪或对矛盾激化引发犯罪负有责任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被害人OO对本案冲突的发生、对矛盾的激化、对伤害结果的发生有重大责任，由此，辩护人建议法庭依法考虑被害人OO的过错这一情节，对被告人XXX酌情从轻处罚。
二、被告人XXX到案后，积极向被害人赔偿，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 被告人到案后，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家境一般的被告人还是催促家人积极筹措资金向被害人赔偿，有悔罪表现，并且在事后也得到了被害人OO的谅解。《指导意见》第3条第9款规定：“对于积极赔偿经济损失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因此，辩护人恳请法院酌情考虑对被告人XXX从轻处罚。 三、本案的发生是由犯罪嫌犯人AA、被告人XXX以及罪犯BB、CC共同造成，并非被告人一人所致，并且被告人参与到本案当中也是因犯罪嫌犯人AA的“召唤”，并非主动参与到本案当中。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在本案中主观恶性小，所起作用不大，恳请法庭从轻处罚。 四、被告人到案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查，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态度好，并有悔改表现。根据《指导意见》第3条第6、7款的规定:“根据坦白罪行的轻重及悔罪表现的情况，可以减轻处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由此，辩护人恳请法庭对被告人XXX酌情从轻处罚。 五、在本案发生前，邓均安一贯表现良好，从无违法犯罪记录，系初犯，本次事件属于偶然发生。 综上，被害人对本案发生有过错，被告人在本案中主观恶性小，所起作用不大，情节轻微，并有悔改表现，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
不构成故意伤害罪辩护词范本 如果有证据表明，犯罪嫌疑人是不构成故意伤害罪的，那么此时辩护律师该如何来写这个辩护词呢?这对犯罪嫌疑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规定，本律师接受被告人xxx的委托，经过上海伟创律师事务所的指派，担任xxx的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职责，承担辩护任务。 接受委托后，辩护人查阅了涉及该案的全部卷宗资料和证据材料、先后多次会见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辩解，了解了本案案情，现结合本案证据、事实及适用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合议时参考： 一、被告人xxx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的规定可知，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关键在于行为人必须是主观上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伤害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结合本案的案件事实可知，被告人xxx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具体表现为以下两点：
(一)被告人xxx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被害人xxx 重伤的损害结果; 根据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可知，被告人xxx与被害人xxx因为摊位而发生的互相殴打的冲突过程中，仅短短几分钟时间内，其根本无法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对方重伤的结果，即其主观上根本不具备“明知”的故意。 (二)被告人xxx根本不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xxx重伤结果的发生; 结合本案中被害人陈述、相关证人证言可知，被害人xxx 在纠纷发生后，正常收摊回家，并未立即出现身体异样。试问，如果被告人xxx是故意致被害人重伤，那被害人xxx还有何种可能在纠纷发生之后正常回家，且并未立即发生身体不适的异样?与之相反地，被告人xxx不仅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导致被害人重伤的结果，而且其在主观上根本就不希望发生这样的情况，更不论说是放任此种结果的发生! 与此同时，正因为被告人不具有伤害的故意，不希望或放任重伤结果的发生，所以，结合案件事实可知，从此次伤害行为发生(即xx年3月14日上午10时)至被害人xxx重伤结果的出现(即xx年3月14日下午 17时)，这中间间隔达7小时之久，很难保证被害人xxx是否在此期间遭受到其他外力侵害，或旧病复发。虽然有相关证据证明被害人xxx在案发后并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当事人委托，并指派我担任涉嫌故意伤害的被告人董小明的辩护人。通过会见被告人，查阅相关的卷宗材料，并结合刚才的庭审情况，辩护人对案情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现依据事实与法律，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没有异议，但在量刑方面，本案存在以下法定或者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 一、被害人对本起案件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 本案起因于作为同乡又同姓董的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论资排 辈行为，在中国的风俗习惯来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被害人不同意被告的说法，也不妨一笑了之。然而面对案发时刚刚21周岁的被告人，被害人提出要“单挑”、“摔跤”解决，这才导致年轻气盛、出手不知轻重的被告人将其打伤。值得一提的是，被害人案发时已经42岁，相比于小他20多岁的被告，从为人处世经验上讲要丰富得多，如果他当时能有宽人之意，能和平解决二人的争执，而不是采取漫骂和其他一些过激行为的话，相信这起伤害案是不会发生的。 二、被告人犯罪行为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小。 根据案卷材料反映的内容，结合今天的庭审实况，我们可以看到，本案起因于工友之间的日常琐事，属于双方对于矛盾处理不当所致，
被告人事前并没有伤害被害人的主观故意，其性质应当属于临时起意型激情犯罪，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都相对较小。 三、被告人没有犯罪前科劣迹，是偶犯、初犯，且认罪态度较好。 被告人在被害人过激语言与行为的刺激下，一时冲动才伤害了被害人，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后果。案发后，被告人并没有立刻离开事发工地，后来被害人找其商量赔偿医药费，但索要赔偿数额显然过高。在此情形下，他只是对于赔偿数额提出异议，并没有刻意逃避责任的行为。他对自己的行为非常后悔，也向家人表示希望在最大限度内赔偿被害人。在辩护人会见时，被告人反复表示了悔罪之意，他表示对不起受害人，对不起自己的家人，希望法庭对他从轻处理。 基于以上几点理由，希望法庭能充分考虑本案社会危害性不大和被告人主观恶性较小的实情，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判处。 此致 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 辩护人：山东诚信人律师事务所姜伟律师 2010年3月18日
经典刑事辩护词——故意杀人案 来源：作者：日期：09-07-06 辩护词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 根据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规定，我受湖北扶轮律师事务所指派，接受被告人朱某委托，作为他的辩护人出庭为他辩护。现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辩护词，希望合议庭采纳。 本辩护人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起诉书指控的被告人犯有故意杀人、盗窃、敲诈勒索罪均不能成立。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本案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曾被武汉市人民检察院于2007年10月25日作出过不起诉决定，该决定虽然于2009年1月15日被省人民检察院撤消，但从今天庭审控方提供的证据看，本案仍然存在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 本案的焦点应该是林某某是否已经死亡并且系被告人所为，正是在这个焦点问题上，控方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控方指控被告人实施了故意杀人、分尸、多次抛尸的行为，但控方没有向法庭提供被害人尸体、作案工具、抛尸现场、抛尸包装物等构成故意杀人犯罪的基本证据。尽管被告人在侦查阶段曾作过认罪供述，但也作过没有杀人而系林某某自己外出未归的辩解。在今天的庭审中，被告人明确表示其在公安机关的有罪供述系逼供所为。根据法律的规定，其口供不能成为定案依据。在认定犯罪的基本直接证据缺失
的情况下，间接证据必须形成证据锁链，并且排除其他可能，足以得出被害人已经死亡且系被告人所为的唯一结论。但庭审的结果表明，控方提供的证据远远没有达到“形成证据锁链，并且排除其他可能”的程度。 1、控方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实林某某确实已经死亡。 一）没有提供尸体、尸块或尸体各部分残骇；没有提供杀人、毁尸工具、运尸工具和运送尸体残骇的包装物；没有提供抛尸现场。 二）现场仅发现少量血迹、少量可疑组织碎屑及一块很小的骨质碎片。涉及这部分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没有在法庭上当庭宣读。在厨房的血迹不能排除切菜时手指受伤流血的可能，在卫生间的血迹不能排除鼻血或妇女经血的可能；在卫生间发现的组织碎屑不能排除系头皮、脚皮等因新陈代谢而产生的正常脱落物；骨质碎片不能确定是何部位，因此，仅凭现有证据无法认定林某某确实已经死亡。 三）魏某某在2006年11月14日证言中证实：11月11日，也就是林某某“死亡”3日后，魏某某曾收到林某某手机发给她的短信。这短信系谁所打？目前并没有证据排除不是林某某所打的可能性。 四）控方在辩论中认为林某某出走时什么都没带，没有生活来源，两年多没有任何消息，这些都说明她已死亡。辩护人认为这些都只能是猜测、分析、判断，不是证据，不能说明她已经死亡。据报载，某母女二人被某兄弟二人拐卖十年才被发现，佘祥林妻子也是十几年才回，其间同样都是和家里失去联系，从家庭角度看都没有生活来源。因此控方的以上说法不能证明林某某已经死亡。
-####故意伤害案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宁夏辅徳（中卫）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中卫市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再征得其本人同意后，由本律师担任被告人####故意伤害一案的辩护人。在发表辩护意见前，首先代表被告人####及其家人对王东的不幸遇难表示同情和深深的歉意。 在接受委托后，本辩护人通过查阅本案案卷材料、多次会见被告人，又通过法庭庭审调查，辩护人认为中卫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构成故意伤害罪的罪名不成立，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以故意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现就本案谈以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充分采纳。 一、被告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属防卫过当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应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 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过失致人死亡罪在本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尽管均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但其主客观要件完全不同。 纵观本案，公诉人的指控没有任何充分的证据对于被告人故意伤害的主观和客观方面进行充分证明，而仅是根据被害人死亡的这一后果，作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推断。但分析全案后，我们应该清楚地可以看到这一推断和指控根本无法成立。 1、从尸检报告中可以看出，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是有多种原因造成，也可以肯定被害人是在第一次打斗中死亡。 被害人死亡的原因是醉酒状态下头部遭外力作用后致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被害人的死亡与其自身醉酒有一定的关系，被害人体内
的酒精含量为253.56mg/100ml，根据危险驾驶罪中就醉酒标准的规定，人体内酒精含量超过80mg/100ml被认定为酒醉，以80为标准被害人是其三倍之多，在醉酒程度已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容易引起蛛网膜下腔出血，这一点尸检报告中也有相应的论证。 引起受害人蛛网膜下腔出血的第二个原因是外力作用，尸检报告论证的第3项中明确阐述，头部左侧的伤属于钝器伤，徒手可以形成，右眼外侧的创伤也属钝器上，倒地磕碰可以形成。第一次打斗结束后，被告第二次返回案发现场是用脚踢打被害人，因为踢的力度与用手打的力度完全一样，从尸检报告中无法可以证实被害人是遭到被告人第二次打击的过程中死亡，被害人应是在与被告人第一打斗的过程中死亡。第二次殴打被害人的行为主观上虽然存在伤害的故意，但从犯罪对象上来看，并不能构成故意伤害罪。也就是说被害人已经在第一次打斗的过程中死亡，被告人第二次返回现场对被害人的殴打行为已经使得被告没有故意伤害的对象。 第一次打斗过程中，被告人将被害人打倒后又击打两拳的行为，根据疑点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在无法查明被害人到底死于被告人第几拳的情形下，应当认定被告人是在防卫过程中击打被害人头部致其蛛网膜下腔出血死亡。 2、从其犯罪的过程来看，无法证明被告人有伤害他人的故意，相反证明了被告人具有防卫情节。 根据证人所证明的事实和录象资料，清楚地证明，被告人的朋友骑电动车摔倒后，被告人与被害人在发生了争执，被害人顺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向被告人头部砸去，在被告人没有还手的情况下，被害人又对被告头部猛打几拳，之后被害人又抓住被告人的头发不放手。
模拟法庭 1
ht t p: //t s . hncour t . gov. cn/vi deo/det a i l /cour t /1453/i d/155452 案由：过失致人死亡罪 开庭时间：2016 年 5 月 3 日开庭地点：第 一法庭，第一次开庭合议庭人员：审判 长：审判员： 书记员： 开庭前的准备阶段 （书记员就位）书记员：请肃静，请公诉人、被告辩护人、辩护人入庭（公诉人、被告辩护 人、辩护人入庭就坐）书记员：下面宣布法庭纪律：：一、旁听人员必须保持肃静，不准鼓掌、喧 哗、吵闹；二、旁听人员不得随便走动，不得进入审判区；三、诉讼参与人不得中途退庭，未经审判长同意，不得发言、提问，注意文明礼貌，不得攻击、辱骂他人；四、未经法庭许可，任何人不得在法庭录音、摄影、录像；五、不准吸烟和随地吐痰；六、将通信工具置于无声状态，不得接听，不得将审判经过在朋友圈和微博进行发布；七、审判人员入庭、退庭及宣判时应当起立。 对违反法庭纪律的，法庭将给予口头警告、训诫，不听劝告的，经审判长决定，可以没收录音、录像、摄影器材，责令退出法庭，或者经院长批准予以罚款、拘留。对于哄闹、冲击法庭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书记员：请全体起立（全体起立完毕）。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审判长、审判员入庭，坐定）。请全体坐下。 书记员: 报告审判长，被告人康磊过失致人死亡一案的公诉人被告辩护人已到庭，被告已提到候审，有关诉讼参与人已在庭外候传，法庭准备工作就绪，可以开庭。 2
宣布开庭阶段 审判长：许昌市平原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被告人康磊过失致人死亡一案，现在开庭（敲法锤）。传被告人康磊到庭。（1 名法警从庭外到书记员处拿传票，到庭外传被告人。2 名法警带被告人到庭，待被告人在被告席位上站定后，打开被告人的手铐，站在被告人身后值庭） 审判长：现在核实被告人康磊的身份。被告人你的姓名？ 被告人：我叫康磊 审判长：是否有曾用名？ 被告人：没有审判长：出 生日期？被告人：1980 年 4 月20 日审判长：出生地？ 被告人：出生于河南省许昌市平原区审判 长：你的民族？ 被告人：汉族审判长：文 化程度？被告人：初中程 度审判长：你被捕前的职 业？被告人：摩的司机审 判长：家庭住址？ 被告人：河南省许昌市平原区刘家大堰 8- 405 号审判长：之前有无受过法律处分？ 被告人：没有审判长：你什么时候被刑 事拘留？被告人：2015 年 5 月 24 日审 判长：什么时候被逮捕？被告人：2015 年 5 月 31 日审判长：因为什么事？被告 人：他们说我过失致人死亡。 3
“2010年度最佳辩护词评选”获奖作品展示之一等奖 《陈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辩护词》律 师：焦鹏执业证号： 11101200310273663 所在律所：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 案情简介 被害人崔某于2009年11月27日下午，醉 酒驾车在街上遇到陈某某，对陈某某进行 恫吓，扬言要致陈某某于死地。陈某某打 电话向其孪生哥哥陈甲及堂兄陈乙求救。 后陈某某驾车离开，被害人崔某某纠集多 人绕路迎面截住陈某某，将陈某某从车上 拽下殴打。陈甲和陈乙赶到现场，见到被 害人崔某某及数名同伙正在殴打弟弟陈某 某，遂加入战团，双方撕打在一起。混乱 之中，陈甲用利器将被害人崔某某刺伤， 后陈甲离开现场。崔某某当晚经抢救无效 死亡。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将被告人陈 甲诉至法院。陈甲在案发次日中午于家人 的陪伴下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且 其家人主动向被害人家属道歉，表示愿意 对被害人家属进行赔偿。在法官的主持下， 就民事赔偿部分，双方达成调解意见，陈 甲家人赔偿被害人家属100万元。 审 判 法 院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 结 案 时 间 2010年12月20日 一 审 辩 词 √ （在相应的方格 内插入√符号） 二审 辩词
另查，被告人陈甲曾于2011年12月19日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三年执行；于2006年7月14日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期一年执行。 起诉后，被害人家属不仅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刑事诉讼。开庭时，公诉人当庭给出对被告人陈甲处以无期徒刑的量刑建议。开庭后，经过合议庭合议，采纳了辩护人大部分辩护意见，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2年。诉讼各方对判决均未提出异议，一审判决生效。 辩词节选 《陈某某涉嫌故意伤害罪辩护词》节选 鉴于被告人认罪及全案的证据情况，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不持异议，但是辩护人不同意公诉人给予被告人无期徒刑的量刑建议。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应在有期徒刑幅度内进行量刑，并且被告人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综合考量各量刑情节的调节率，本案可以在有期徒刑5年至有期徒刑10之间量刑。具体理由及意见如下： 一、关于量刑起点以及基准刑的确定 根据2010年10月1日开始试行的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
“法源杯”第四届全国大学生模拟法庭竞赛 辩 护 词 【第4号参赛队】
程振贤过失致人死亡罪一案 辩护意见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2条第1款和《律师法》第28条第3款之规定，我们受江山市衡平律师事务所指派，接受本案被告人程振贤家属的委托，经程振贤本人同意，担任其辩护人。 接受委托后，我们依法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会见了程振贤，刚才又参加了法庭调查，听取了公诉机关的意见，对本案事实已经有全面的了解。辩护人对本案中张龙的死亡表示遗憾，对张龙的家属表示慰问和同情。然而，依据本案现有事实，进行法律分析，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程振贤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存在法律适用错误的问题，现发表如下辩护意见：首先，辩护人需要指出起诉书中存在的几点错误：第一，起诉书认定案发地为“路口”错误。侦查机关的现场勘查笔录的文字描述和所附现场图，及程振贤讯问笔录中供述的事故发生地点，明确案发地为小潭高中斜坡处的路口南几十米左右，而在道路交通管理实践中“路口”是指两条或多条道路平面交叉重合的部分及人行横道部分，故起诉书对案发地的认定出现错误；第二，起诉书认定“因车速过快，被告人程振贤避让不及”错误。此种表述完全忽略小货车违章停放，妨害其他车辆通行这一事实，即忽视导致交通事故发生的最直接的外界因素。这一因素，对本案程振贤应当承担的责任分配和最终的行为定性的准确判断产生重要影响。 一、起诉书认定程振贤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程振贤存在违反安全注意义务的驾驶行为 公安部发布的国家标准（GB19522-2010）《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阈值与检验》规定，根据车辆驾驶人员饮酒驾车时，血液、呼气中的酒精含量，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的驾驶行为，为饮酒驾车。在本案中，交通事故发生后，未对程振贤作酒精浓度测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河北广容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刘帅的委托，指派我们为其提供辩护。辩护人接受指派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相关案卷，现结合法庭调查及公诉人提供的有关证据，依据事实和法律发表 以下辩护意见： 徐水县人民检察院对刘帅以故意伤害罪的起诉意见不成立，刘帅不构成犯罪。理由如下： 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伤害他人身体并达成一定的严重程度、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本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非法损害他人身体的行为，并且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才构成。 一、刘帅没有伤害陈同东的故意 1、刘帅与陈同东以前是朋友，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刘帅没有故意伤害被害人的理由。 2、反之，陈同东由于对刘帅调解李伟和张宝忠的矛盾不 服，并携带凶器找刘帅理论，有对刘帅进行伤害的主观故 意。 二、刘帅对陈同东的伤害是正当防卫 1、陈同东有伤害刘帅的意图并实施了伤害行为。 1）陈同东说刘帅混大了，现在太牛逼，对刘帅调解李伟和 张宝忠的矛盾不服，主动找刘帅理论。 2）陈同东在来时携带管刀，意图对刘帅进行伤害，并在下 车时取出行凶，说明陈同东对刘帅有故意伤害的故意。
3）在刘帅上车要离开时，主动上车与刘帅理论，说明陈同东没有放弃对刘帅进行伤害。 4）陈同东在车上与刘帅坐在一起，在行驶途中用手掐刘帅脖子，对刘帅进行伤害。 2、刘帅是正在受到伤害时的自卫 1）刘帅受到的伤害是自己的要害部位，陈同东双手掐刘帅的脖子，脖子是人的要害部位，可见陈同东是要对刘帅下狠手，直接威胁刘帅的生命安全。 2）由于陈同东对刘帅的伤害，致使刘帅呼吸困难。 3）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可能导致更大的后果。 3、刘帅的自卫行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 1）陈同东是伤害刘帅的要害部位，如果不及时制止，将造成刘帅窒息的严重后果。 2）刘帅用拳头击打陈同东面部，使陈同东松手，陈同东松手后并没有继续击打对方。刘帅的击打行为与陈同东的伤害行为比较是非常轻的，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 综上所述，刘帅没有故意伤害陈同东，是在陈同东对刘帅实施故意伤害行为时实施的正当防卫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刘帅不构成犯罪。 辩护律师： 2014年5月15日
被告人李汉林涉嫌故意伤害案一审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李汉林的委托，依法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李汉林涉嫌故意伤害一案一审的辩护人。受理本案后，我们依法查阅了本案相关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在充分了解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结合出庭参加庭审的情况，提出以下辩护意见，希望合议庭予以充分考虑：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李汉林的行为不构成故意伤害罪。具体理由如下： 一、控方指控被告人李汉林犯故意伤害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方面，控方证据中的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主观性证据自我矛盾、相互矛盾，不能排除合理怀疑。 从法庭调查的情况来看，控方用以证明被告人李汉林犯故意伤害罪的主要直接证据有：证人梁胜、温文强、彭锦然、宾鉴煌和八桥光的证言、辨认笔录及各被告人供述。但作为控方主要证据的上述证人证言，不但同一个证人证言前后自相矛盾，而且不同证人的证言也相互矛盾，证人证言与被告人供述之间也相互矛盾，不能相互印证、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比如：（1）证人梁胜在对究竟是谁将受害人梁增打倒在地的问题上所作的证言：2013年2月27日(第二次)接受询问时明确表示“具体是谁打的就不是很清楚，因为当时很乱，反正后来冲进来那些人，包括那个高瘦的男子都
拿木方参与了打架”（证据卷P147/148）；但其2013年3月8日(第三次)接受询问时却能准确无误、详细地讲述被害人梁增被打倒的整个过程，而且能明确指认打倒被害人梁增的人。（证据卷P150）显然，较早前说“现场乱，不清楚是谁打的”的较为真实，因为梁胜跟受害人梁增是兄弟关系，案发后没有任何理由故意作伪证说“不清楚是谁打的”去维护行为人。后期所作证言与早前证言前后不一、矛盾，明显是受到侦查人员诱导，甚至是侦查人事先做好的笔录，叫他签字的。同时，证人梁胜在辨认笔录中指认，被告人李汉林“就是当天冲进丰丰石材厂拿木方参与打架的人”，并未指认被告人李汉林有用木方对受害人梁增进行击打。证人梁胜的证言前后矛盾，又未出庭接受质询，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予以采信。 （2）证人温文强指认被告人李汉林持木方打到被害人头部致被害人倒地也有两次不同的陈述。2013年2月2日(第一次)接受询问时说的很清楚，“那七、八个男子进了丰丰石材厂后，有些人就开始拿起木方，有一个人是拿着一把铁尺子”，同时“看到有一人用木方条打中了梁增头部的左侧”，这里的表述是很明确的，在短暂的打架斗殴中，其表述也是连贯的，“拿着铁尺子”的人与“用木方条打中了梁增头部的左侧”的人在2013年2月2日的询问笔录中显然不是同一个人（证据卷P154）,按正常的思维逻辑，如果是同一个人的话，必然会在2013年2月2日的询问中就指出来（正常人都会说，“用木方条打中了梁增头部的左侧的人就是原来手里拿着一把铁尺子的人”）,但温文强没有!反而是在2013年3月8日(第二次)接受询问时称，穿间条衫男子先是拿铁尺子，后来换成木方打中梁增头部左侧。不能排除证人第二次接受询问时受到侦查人员诱导的可能。同时，证人温文强是挑起本案事端的始作俑者，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证言的证明力、可信度本来就很低，加上证言前后矛盾，同时证人今天没有出庭接受质询，其证言依
过失致人重伤案辩护词 过失致人重伤案辩护词要写一、上诉人不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二、一审判决关于上诉人与二原告人承担民事责任比例的认定错误。 过失致人重伤罪，指过失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的行为。在刑法里处于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不对本罪负刑事责任。在涉嫌过失致人重伤罪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后，应该如何进行辩护？请看下面一篇辩护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山东华林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张某某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一审辩护人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依法参加本案庭审调查。通过多次会见被告人，查阅卷宗材料，参加开庭审理，我已对本案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现依据事实与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合议时参考：
首先，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某犯过失致人重伤罪罪名没有异议，但纵观本案，被告人张某某存在以下几个可以从轻、减轻处罚的法定、酌定量刑情节，希望合议庭在合议时予以考虑。 一、被告人张某某系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事故发生后，被告人张某某在莱芜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一大队事故处理中队如实陈述了案件的全部事实，当得知案件由交警支队转交到莱城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并已立为过失致人重伤案以后，立即主动到花园派出所投案接受调查。根据《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被告人张某某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主动投案，属于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被告人张某某系过失犯罪，且已经尽到了谨慎驾驶和危险提示的义务。 一般人都不知道叉车不属于机动车，而属于特种车辆，需要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操作证。即使是交警也无法立即确认这一点;被告人张某某在购买该车辆时，卖方没有告诉他驾驶叉车需要特别操作证，也没有按法律规定附随文件;被告人张某某自1989年取得A1A2驾驶证，一直开车，有着丰富的驾驶经验。按照公安部颁布的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对照表，持有A1A2驾驶证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