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待法官程序控制权
彻底的当事人主义对现代西方国家司法危机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纷纷加强法官的程序控制权以应对，而对于构建规则之治和具有职权主义传统的我们，此种加强法官职权的举措，应该谨慎，不能盲从。
标签：案件管理；计划审理；程序控制权
一、危机中的民事司法：自由主义局限性
自由主义造就了消极的、超然的法官之哲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对抗制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一是这种体制滋生了强烈的党派性；二是它将寻求正义歪曲为“智力游戏”；三是它赋予了富裕的当事人及“重复游戏者”不公平的优势[1]103。各国理论及实务界逐渐认识到，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的最低标准是秩序。民事诉讼必须在维护当事人“私益”与实现社会“公益”方面寻求一种平衡，一种统一。因此，纷纷在司法改革中加大法官的程序控制权。
二、加大法官程序控制权势的必行
（一）美国：在对抗制的诉讼传统中融入管理型司法理念
有学者认为，“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的民事司法改革是以加强对案件的司法管理为特征的”[2]46。1990年美国议会通过的《民事司法改革法》（The Civil Justice Reform Act），规定了案件管理的6项基本原则和6种方法。案件管理主要体现在审前阶段，分为对证据的管理和对流程的管理，其中，对证据的管理主要体现在诉答程序阶段和开示程序阶段，流程管理体现在审前会议阶段。
英美的诉答程序经历了普通法诉答程序、事实诉答、通知性诉答三个阶段，诉答阶段的功能逐步减低，现在的诉答程序只具有通知性功能而已，但是仍然可以根据诉答文件作出简易判决。2000年《民事诉讼规则》的修改体现了对证据开示程序进行限制的理念：比如：初始披露义务的缩小，初始披露义务范围从先前的“与特定争执事项有关”缩小至“用以支持其请求或抗辩”的文书和证人的消息。同时也限制了出示证据的次数，对庭外提取宣誓证词的期间限制。尽管审前程序最初的设计是为了获得判决，但它却直接或间接地在自身的运行过程中解决了纠纷，这正是基于“审判起着促进当事者自行交涉以谋求纠纷解决的作用”。
1938年《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之16条确立了审前会议制度，对于复杂的重大案件，自由裁量决定是否召开审前会议，具体分为首次会议（initial conference）、后继会议（subsequent conference）和最终审前会议（final pretrial conference）。而直到1983年美国对《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进行修改时，才与该规则第16条正式采纳了案件管理制度，旨在削弱当事人的程序控制权，对案件实行流程管理[3]13-14。首次会议启动了案件管理程序，开始为诉讼指定框架和确立后继诉讼程序的管理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公正、快捷和低廉”的指定一个案件管理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