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大学团契及学生宣教运动
黄幸平来源：黄幸平的博客 2013年12月18日16:04
一、哈勒大学：亲岑多夫与“芥菜种团契”
哈勒(Halle)大学是被称为“敬虔主义之父”的施本尔(Philip Jakob Spener, 1635-1705)与富郎开(August Francke, 1663-1727)在1694年共同创办的。施本尔是德国神学家，强调信徒应有重生的经历、灵命的培养及宣教的热诚。哈勒大学不但是敬虔主义的教育中心，也成了十八世纪基督教宣教的基地。当时丹麦国王想派宣教士前往印度传教，在哈
勒大学就找到两位宣教士，在1705年成立了“丹麦哈勒差会”(Danish-Halle Mission)。这是更正教第一个正式的超教会差会，由此可见哈勒大学在基督教近代宣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1710年8月，10岁的德国贵族亲岑多夫进入哈勒预科学校读书，后来他召集了几个同学一起祷告，并成立了“芥菜种团契”，共有6个成员，他们互相约定要做到：以和善待众人、为众人谋福利、使人归向神和基督。他们有一个
金制徽章，一面刻着“看哪！这人！”另一面刻着“他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每一个人戴着一枚刻着“没有人为自
己活”的戒指。亲岑多夫是团契的领袖，所以他身上还戴着一个金的十字架，在十字架的中间有一颗芥菜树。这个团
契的宗旨是“促进个人敬虔生活及世界宣道工作”。这个团契逐渐扩展，过了几年，连教会一些有名望的人都加入到他们中间。当他离开哈勒时，这个团契的运动已深入到七个教会，以至曾对他极有成见的校长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评语：“这少年人有朝一日会在世界上光芒夺目。”这个团契后来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许多国际上的显要人物都是
该团契成员，在差传事工做出极大的贡献。
亲岑多夫1727年在他的农庄里收容了一批莫拉维亚的难民，成立了莫拉维亚教会，并在1732 年开始差派宣教士到海外宣教，包括西印度群岛、格陵兰、非洲及美洲。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是在1760年之前，却已差派226位宣教士到十个国家，是这个时期最活跃的基督教宣教团体。莫拉维亚宣教士自我牺牲的精神、火热的爱心和对宣教的生命
奉献，在宣教史上留下光辉的足迹。到1930年止，莫拉维亚教会已经差派了三千位宣教士出去，而宣教士与信徒的比例是一比十二。后人曾评论说，莫拉维亚差会二十年所做的宣教事工，比英国国教与基督教会过去两百年所做的还多。
二、牛津大学：卫斯理兄弟、怀特菲德与“圣洁会“(The Holy Club)
卫理宗创始人约翰卫斯理和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都是牛津大学的学生。1720年，约翰卫斯理进入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就读（Christ Church College, Oxford），毕业后进入林肯学院（Lincoln College）深造，二十二岁被按立
为圣公会牧师。查理卫斯理则于1726年进入基督教会学院，他和另外两位同学组织了一个团契，目的在于互相学习，他们还花许多时间读有益基督徒灵命的书。1729年，约翰回到牛津时，他立刻成为这个团契的领袖，也吸引了不少同学加入。怀特菲德于1733年进入牛津求学，不久也加入他们中间。渐渐地，这个团体的宗旨变成“实际经历奉献的基督徒人生”。他们的生活严谨克己，做到每一日的每一分钟都有预定的工作，常去探望在牛津堡和博卡度（因欠债者）的囚犯、病人，并且在贫民区建立了一间学校，自掏腰包来支付教师的费用和供应孩童的衣服，他们乐意周济穷人。
他们过着虔诚的生活，每周都参加崇拜，周三、周五禁食，守周六和主日为安息日，并依循早期拉丁教会教父特土良
严格的操练。他们过着一个几乎没有瑕疵的生活，他们在每一方面都值得人尊崇。因为当时大部份学生都过着放荡的
生活，而这个团体里的人却是循规蹈矩，同学们戏称这个团体是“圣洁会”（The Holy Club），后来索性称他们为“循道友”（Methodists），形容他们对理想教会的追求，也有人因他们钻研圣经而叫他们“经蛀虫”。
这个团契规模不大，成员从未超过二十五人，在形式上与莫拉维弟兄会相似。直至1735年，卫氏离开牛津后，圣洁会才告解散。但无论在组织或功能上，圣洁会都成了日后成立的循道宗的基层单位（“班会”）的楷模。
这个团契最大的贡献就是培养出两位世界级的工人——卫斯理约翰、怀特菲德，带来了英国和美国教会的复兴。
三、威廉学院：米尔斯与“草棚小组”祷告会
1806年8月，米尔斯（Samuel J. Mills）在自己所读的威廉大学和另外4位同学组织祷告会，特别记念各地的宣教事工。有一天，正当他们前往祷告之处的途中时，忽然雷雨大作，他们急忙跑到附近的草堆中躲避，并继续举行祷
告会。圣灵透过他们的祷告作了奇妙的工作，他们当场决志成为美国第一批海外宣教士，并签下誓约以达成这个目的。经过这次特别的祷告会后，许多对宣教有负担的学生不断加入祷告。1808年成立了美国第一个学生宣教团体“弟兄会社”，会员均立志以海外宣教为己任。1810年他们加入公理会，成立“美国海外布道会”。1812年开始差派五位宣教士去印度，此后二十年内有六百九十四位宣教士派到海外。米尔斯在一次宣教之旅中，死于赖比瑞亚沿海海上，年方35岁。教会历史学家赖托瑞（K. S. Latourette）认为这是“美国海外宣教运动的原动脉”。
四、乌特勒克学院：慕安得烈兄弟与“巧克力俱乐部”
1843年荷兰乌特勒克(Academy of Utrecht)学院的几名基督徒学生受到当时奋兴运动的感动，创设“勿忘真道会”，宗旨是“促进为奋兴之灵感召而献身者研究真道”。该个团契每周一次轮流在每位会友的房间里聚会，由地主会友作东，头三个小时为神学主题的研究和讨论，九点钟时即席演讲，十点钟散会后再供应简单的面包、奶油、干酪和饮料，气氛甚为融洽。不过他们使用的茶点招来非议，因为他们不喝酒只用咖啡、茶和荷兰巧克力，赢得“巧克力俱乐部”、“祈祷会”的称号。教授们讥讽他们是狂热分子，同学们不肯与这些“虔诚的家伙”坐在一起，或走在一起。其实他
们不是隐士派，他们花很多时间去传福音，为贫苦儿童开办临时主日学，为工人们开查经班，奉献个人休闲时间来探访穷人和布道。他们凭着当时尚不可能进行的异象，创立了一个福音队，每月聚会两次，为宣教祷告，并了解其现况，还用荷兰文出版十六页的宣教月刊。
1845年，慕安得烈兄弟从南非来到乌特勒克学院读大学。他们带着介绍信，去见盖见多(Dr．Cappadose)博士，盖博士是热心福音工作的小团体领袖。由盖博士得以认识“巧克力俱乐部”的同学，彼此结为密友。三年后，兄弟二人学成准备回非，荷兰的弟兄们给他们送行。慕安得烈称那日是个“重要的日子”。其中的经过，有一位弟兄记录如下：“我们觉得有再一次联合祷告和赞美的需要。我们十五人聚会，再次表明主的死，并且等候主的再来。祷告认罪后，大家分领饼和杯。……我们有感谢的祷告，彼此交托在神的爱和信实里。……晚上七时又重新聚会……有祷告，唱诗，读经。……九时晚餐。……然后跪下祷告，感谢神给我们三年宝贵的聚首，又能在今日把我们亲爱的朋友交托在神的爱里。在他没有改变，也无转动的影儿。大家围着约翰和慕安得烈合唱诗篇一百三十三篇。我们都失声痛哭，拥抱我们所最亲爱的弟兄。”从这最后一次聚会的情形我们可以对这个团契的属灵生活略见一斑，他们对主是多么热诚多么渴慕，彼此之间的爱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三年团契生活的预备，使慕安得烈后来能成为南非著名的牧师和布道家。
五、英国剑桥大学与剑桥七杰
浸信会牧师查理西门（Charles Simeon)在1790年代，激励剑桥大学的学生迈向宣教，并发起学生运动。他在剑桥大学长达54年的事奉，影响了无数的学生。戴德生十九世纪中叶到中国宣教后，建立了中国内地会，同一年代中，大卫李文斯敦到剑桥讲道，大大激发了学生宣教的热诚。1858年，“大学校际协会”在剑桥成立。1883年戴德生回国招募更多宣教士。1884年慕迪到剑桥大学布道。1885年戴德生启程回中国时，同行的就有著名的剑桥七杰。七杰的先锋作用在英国掀起学生参与宣教的热潮。
司米德(Stanley Smith)，莱普顿和三一学院毕业生，是当年剑桥划船队的操舫者；章必成(Montagu Beauchamp)，三一学院毕业生，男爵之子；何斯德(D.E. Hoste)，炮兵少尉，少将之子；凯色(W.W.Cassels)--莱普顿和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英国国教副牧师；西瑟瑞纳(Cecil Polhill Turner)，伊顿和剑桥的毕业生，骑兵队军官，放弃升迁的机会，加入此行列；其弟亚瑟瑞纳(Arthur Polhill Turner)，伊顿和三一学院毕业生；最后一位是施达德(C.T.Studd)，伊顿和剑桥的毕业生，当时全国最出色的板球选手。
六、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海外宣教协会、学生志愿团
1840年代有一位深受干草堆祷告运动冲击的学生洛依怀德（Royal G. Wilder）加入弟兄会社，他立即对海外宣教产生负担，1846年启程到印度。三十年后回到纽泽西普林斯顿创办了《世界宣教评述》这份期刊。
1883年他的儿子罗勃怀德在普林斯顿求学时，在一次退修会中深受圣灵感动，立志在校园内为复兴祷告，挑旺宣教热忱。那年秋天，他们成立普林斯顿海外宣教协会，盼望“到全世界未听福音之地”，并求神呼召一千名学生献身海外宣教。神不仅垂听这些学生的祷告，而且在三年后成就了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大事。
藉着青年会和普林斯顿海外宣教协会的推动，布道家慕迪（D. L. Moody）在麻州黑门山营地举办一次学生研经夏令会。来自89个大学的251位学生参加。这次夏令会并无预定节目，只着重读圣经和诗歌敬拜，有不少聚会在树下举行。但会中罗勃怀德和21个学生却固定聚集祷告，求神在这次聚会兴起宣教热潮。圣灵开始动工，当他们写出“普林斯顿宣告”（Princeston Declaration）后，学生一个个来签名，宣称“渴望、甘愿到世界未听福音之处”。7月16日《世界宣教评述》主编皮尔逊（A. T. Pierson）传讲宣教信息，劝勉他们“全部去，到全地”（all should go and go to all），许多学生认真祷告、寻求后，宣教的热火开始燃烧，在夏令会结束时共有一百位学生签名，人称“黑门山百人团”(The Mount Hermon Hundred)。此负担在夏令会后一年内传至美国162个院校，1886年12月终于在纽约市成立“学生志愿团”(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简称SVM)，以“在这世代将福音传遍全世界”为主旨。
1890年学生志愿团召开第一届国际学生宣教大会。这时已有来自北美352个院校的6200个学生加入志愿团，已差派321个学生到海外宣教。1920年的宣教大会可说是这个运动的最高峰，共有6890个学生来自949个院校参加。有2783个学生在大会中加入志愿团。到1945年止，至少有二万五百位学生曾签名普林斯顿宣言、参予宣教事工。这运动如同一条金练，将十九世纪以来历次学生福音运动的成果串联起来，在美国教会中闪耀恒久的光芒。
穆德(John R. Mott, 1865-1955)不但是“黑门山百人团”之一，也是“学生志愿团”最主要的发起人及推动者。他全力推动SVM的口号——“在这一代将福音传遍世界”。他也同时积极参与青年会(YMCA)的事奉达四十年之久，其中担任总干事十六年。他也是1910 年爱丁堡“国际宣教会议”的主要催生者及主席。他对基督教宣教事工的贡献，是无法忽视的。
七、美国欧柏林大学与欧柏林团队
1900年夏天，中国爆发义和团事变，欧柏林大学的校友及眷属共十五人全部在山西省遇害。
欧柏林团队在山西的工场主要在太谷与汾阳。在太谷的宣教士在情形紧急时，搬进城内。知县起初保护他们，但于七月下旬被调走，7月31日晨忽有义和团及暴民混杂的大群人来到，放火焚烧，宣教士用梯子越墙进入邻家一空屋内躲藏，但很快便被寻获而杀害。汾阳的宣教士于8月15日晨，分乘两辆骡车朝汾河的方向进发，知县还发动了城内
上万居民夹道欢送。骡车行至城外二里处的一个村庄时，押送的士兵便伸手要钱，否则便予以杀害，宣教士们就尽其所有给了士兵，士兵得钱后，有的抢走车上的行李，有的立即着手屠杀，并弃尸道旁，后来山村的人把尸体掷到一个深坑中。
其中死于汾阳的艾牧师（Ernest Atwater），先有两个寄读于寿阳毕牧师处的女儿在太原被杀，继而是夫妇与３个孩子（包括尚在母腹中的一个）在汾阳遇害，一家七口殉道，应该是这次庚子事变中的最高纪录了。
宣教士们在生命危殆时，都表现得非常坚定，不后悔他们来华宣教的初衷。这可以从当时他们写给在美国亲友的信和遗留下的日记中看到。如艾师母在最后的家书中（写于８月３日）中表示她不后悔到中国来，只遗憾自己所完成的工作太少了。他们也备有少量自卫用的枪，至少可以杀死数名义和团的人，但他们并未使用，却勇敢就义了。太古宣教工场的负责人Clapp先生在他生命末期写给在美亲友信上的一句话“The blood of the martyrs is the seed of truth．”（殉道者的鲜血是真理的种子），表达了他对神与未来的坚定信念。
后来欧柏林大学在校园的中心地区设立一座拱形纪念碑，至今犹存，上面就刻着这句遗言，抚今思昔，令人感动深思。而且当作每年毕业典礼的场地，以示不忘信仰与宣教的传统精神。
欧柏林大学是薛约翰牧师和耶鲁大学一位基督徒教授创办的，据说是为了纪念约翰·费里逊列克·欧柏林，为要继承发扬他不为名利造福人类的精神。欧柏林祖籍德国，1774年出生于法国的史特拉斯堡，他决心献身于宣教工作，后成为一名随军牧师，不久辞去了军队职务，返回故乡传教。他立志要改变家乡落后的面貌，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家乡的面貌终于完全改变了。法国政府为表彰欧柏林的精神，向他颁发了头等嘉禾勋章，法国皇帝还特别致电祝贺。1825年欧柏林逝世。九年后欧柏林大学建成。
美国著名奋兴家芬尼曾于1835年应邀到该校担任神学教授，从1851年至1866年担任该校校长。因着他大有能力的工作，大部分学生来到学校后都归主了，芬尼发现他在这里所作的比他在其它地方所成就的更多，欧柏林学生得着持续不断的复兴。
源自这样一个美好的办校愿望和初衷，并有芬尼这样一位奋兴家当家，难怪欧柏林大学会派出这么多优秀的宣教士，并且在庚子之难中用鲜血为基督的宣教事业谱写了壮丽的一曲。
孔祥熙曾于1901年入欧柏林大学，1905年获学士学位，1907年他返国后在太谷南关创办了为纪念殉教校友的铭贤学校。后得欧柏林校友霍尔(Charles Hall)因发明电解法制铝而捐献的巨额基金，增设中学部，1943年扩展为铭贤学院。
八、美国耶鲁大学与“耶鲁在中国”
190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毕得经(Horace T. Pitkin)于七月一日在河北省保定府殉道。面对这么大的悲剧，耶鲁大学基督徒决定组成一个差会名叫“耶鲁在中国宣教协会”(Yale-in-china missionary association)，经过仔细探查以后，他们决定派遣更多的耶鲁同学，前往民风强悍、宣教最为困难的湖南展开宣教工作。首先前来的是耶鲁校友、后在约翰哈普金斯大学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的胡美博士(Edward H. Hume)进入长沙，创办湘雅医学院，并设立雅礼中学、湖滨大学、华中大学，深入教育、文化、社会各个层面，打开了两湖宣教之门，影响极其深远。另有一批宣教士则全力进入山西，他们创办各级学校、启迪民智、从事反烟禁毒及社会关怀、爱心救济等社会工作。
九、美国伊州的惠顿学院与学生海外宣道团契（Student Foreign Mission Fellowship）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教会因经济大恐慌的影响，渐渐失去普世异象，宣教士人数剧减，学生志愿运动也渐微弱。1936年因伊州惠顿学院受一次属灵复兴的影响，有53位学生在北卡州聚集祷告，求主复兴年轻人的宣教热心，后成立“学生海外宣道团契”。惠顿学院的吉姆·艾略特在十年之后曾接掌过这个团契。正如1886年的黑门山夏令会一样，这些学生也将负担带到其他校园。1938年第一批宣教士出发，1940年出版宣教报导期刊，到1941年已有36个团契，2628个会员。1945年学生海外宣道团契并入北美校联团契（Inter 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成为其宣教部门，着重向基督徒大学及神学院传递宣教负担；而校联团契则包括一般大学的布道、造就、训练。1946年他们在加拿大多伦多首办学生宣教大会，1948年后移至伊州尔班拿校区，每三年举行，此即著名的尔班拿宣道大会（Urbana Mission Conference），每次都吸引约二万名学生参加。此宣教大会不仅鼓励学生献身全职事奉、提供宣教之路，也研讨不同时期应有的宣教方向和策略，并促成宣教团体配搭合作。五十年来尔班拿宣教大会已成为美国神学院、教会、宣教机构最主要的人才来源，其贡献已是有目共睹。
1956年，29岁的吉姆·艾略特和其他四位宣教士为在厄瓜多尔向蛮荒的奥卡族人传福音而殉道。他们本有自卫武器，却没有向奥卡人开枪。他们的殉道成为《生活》（Life）杂志的封面故事，带来数以百计的年轻人志愿来承接他们的工作。艾略特寡居的妻子壮胆进入奥卡族人中间，在奥卡人中成功地建立起有生命活力的教会。
世界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于1943年获惠顿大学人类学文学士。他的妻子路得于1937年秋天进入惠顿学院，主修圣经，积极参与校内的海外宣教团契和圣经分发会。他们与1943年毕业后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