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或许是由于工业化和商品化时代滥用理性和“计算”规则的缘故，我们现在已愈来愈丧失了黑格尔所称谓的“理念的感性显现”（审美）的能力。崇高物象的心灵激荡，“无利害感”的游戏冲动，诗歌语言引动的惊异与纯喜，无限想象的自由伸展的渴望，“风格”、“趣味”的体验与追求，以及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描绘的“酒神状态的迷狂”[1]，似乎也渐渐远离了我们感性直观的视野。以至于，当我们从艺术和美学的观点来审视被高度理性化的意志所宰制的所谓“法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着那些把法学作为纯规范科学的专家们的指摘，“法美学”的理论旨趣甚至可能会被看作是“不伦不类的妄议”而遭受讥讽，被排拒于法学神圣庄严的殿堂的大门之外。人们难以接受的事实是：法律怎么能够成为美学或艺术的“视之对象”呢？所以，当德国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在其《法哲学》（1932年德文版）一书中主张通过文学创作和艺术作品来认识法律的本质，并且要求建立一门法美学（Aesthetik des Rechts）之时，他实际上已经注意到“法的世界”和“艺术（美）的世界”之间的隔膜给现代人类的心性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拉德布鲁赫指出，随着文化领域的特定化，法与艺术逐渐趋于分化，甚至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法是文化构体（Kulturgebilde）中属于最为僵化的一种，而艺术则是变动的时代精神最为灵动的表达形式，两者处在自然的敌视状态。那些富于才情的浪漫诗人甚至咒骂法律，把它们看作是“每时每刻折磨人的心灵、令人恐惧的东西”[2]。我们在学术史的发展中发现：正是由于法律和艺术（美）分属不同的精神领域的缘故[3]，那些早年抱持“寻找一份体面的职业”投考法学院的才华横溢的学子们（如歌德、席勒、马克思、雅斯贝尔斯），不堪承受法律所造成的“心灵的折磨”，后来又纷纷放弃从事法律职业。不可否认，法学是反映人的经验理性的学问，是人的法律经验、知识、智慧和理性的综合体现。自然，法学也可能会渗透研究者个人的感性的观察和领悟，但它绝不是个人感情的任意宣泄。就其本性而言，法学是与一切展现浪漫趣味和别出心裁的思想方式相抵牾的。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法律活动愈来愈趋向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学与法律的语言经过法律专家们的提炼、加工，已经演变成不完全等同于“日常语言”一套的复杂的行业语言。在谈到其特点时，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的语言是冷静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声调；法律的语言是刚硬的：它排除了任何说理；法律的语言是简洁的，它排除了任何学究之气（Lehrabsicht）。”[4] 我们还可以说，法律的语言具有精确的意义和所指，但由于它们是需要专家操作或“表演”的语言，是一种由高度发展的文字伪饰过的语言，它们也就不那么贴近人们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而总是与普通人的感性直观保持着一种“距离的间隔”，有时甚至会抑制人们通过审美的自由追寻“终极愉悦”（极乐）的那种渴望和冲动。这样，至少就近现代的所谓“法学家的法”（Juristenrecht）而言，它们表面上愈来愈丧失了令普通人感到亲和愉悦的直观的趣味，这亦无形中遮蔽了它自己独特的审美的性质和价值。[!--empirenews.page--] （二）历史悠远的距离所造成的朦胧感，可能会唤醒我们现代人心灵中一丝尚存的审美意识，促使我们去探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亦法亦歌”的规则，研究那种与人类的感性正义观念浑然一体的生动的“活法”（lebendiges Recht），甚至也会对那些与我们的性情和认知完全隔膜的现代法律（法典）或司法活动产生审美的兴趣。感谢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ista Vico, 1668-1744），他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能力感”的时代，写下《新科学》（scienza nuova）一书，把我们的心性带到古代如梦如幻的精神世界，使我们感受到先民那种不同于技术理性和数学方法之“诗性智慧”及其创造物的魅力。“诗性的经济”、“诗性的伦理”、“诗性的政治”、“诗性的宇宙”，如此等等的语言背后的意义空间所展示的图景，至今仍然在我们受技术宰制的心灵里产生震颤。维科以其独特的语辞分析和生动的笔调描绘出“法”起源的自然意象。他关于古罗马“法”（ius）一词的诗性推论，透现着对法律的一种审美情感。维科指出：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
作。[5] 其实，在更早的时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国家篇》（《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已经隐约地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柏拉图把“法律和社会组织的美”视为一种居于较高层次的“美”[6]；在他看来，建立一个城邦的法律是比创作一部悲剧还要美得多，最高尚的（悲剧）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立法者（如斯巴达的莱库古和雅典的梭伦）才是伟大的诗人，他们制定的法律才是伟大的诗。[7] 晚出于维科的德国著名童话作家（《格林童话》的著作者之一）、历史法学派的重要代表雅可布·格
（Von der Poesie im Recht），林（Jacob Grimm，1785-1863）于1816年发表长篇论文《论法之诗》
从诗性的法律语言、法律象征、诗歌形式诸角度考察了法与诗歌之间的关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诗性规则（法律的韵律）。他在文章的开篇即表达了与维科相同的观点：法和诗相互诞生于同一张温床。……的确，两者的起源都建立在两种本性之上：一种建立在惊奇之上，一种建立在信奉之上。这里的惊奇，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任何一个民族法律和民歌的开始。……所以，诗中蕴涵有法的因素，正象法中也蕴涵有诗的因素。[8] 也许是受雅可布·格林等一批法律史家所开创的研究传统的影响，“法与诗歌”、“法与戏剧”、“法与绘画”、“法与美”等等论题，亦间或地进入德国晚近的法学家们的理论视野。总体上讲，德国人对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问题，已经作了尽可能广泛的讨论。这里，仅列举其代表性成果之要目，以便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历史法学派的后期领衔人物奥托·冯·祁克（Otto von Gierke）著《德意志法上的幽默》（Der Humor im deutschen Recht，1871）；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首创人约瑟夫·柯勒（Josef Kohler）著《在法学舞台前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vor dem Forum der Jurisprudenz，1919）；[!--empirenews.page--] 齐特尔曼（Zitelmann）著《作为艺术的法学》（Die Jurisprudenz als Kunst，1904）； T·施泰因贝格（Theodor Sternberg）著《法律中的笑话》（Der Witz im Recht，1938）； G·缪
（Recht und Staat in unserer Dichtung，勒（Georg Mueller）著《我们民族诗歌中的法与国家》
1924）； A·巴拉赫（Adolf Bachrach）著《法律和想象》（Recht und Phantasie，1912）；汉斯·费尔（Hans Fehr）著《绘画上的法》（Das Recht im Bilde，1923）；《诗里的法》（Das Recht in der Dichtung，1931）；《法律上的悲剧》（Die Tragik im Recht，1945）； H·施托克哈默（Hubert Stockhammer）著《作为科学的美学和法学》（Aesthetik und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en，1932）； H·特里佩尔（Heinrich Triepel）著《论法的风格：法美学文集》（1947）； H·马尔库斯（Hugo Marcus）著《法的世界与美学》（Rechtswelt und Aesthetik，1952）；……（三）德国学人的研究表明：在人类心灵中最富人性的部分，法律也有其[1][2][3]下一页一席之地。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明示的那样，法可以为艺术（美学）服务，艺术（美学）也可以为法服务。象任何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法也需要具体的表达手段：语言、手势、服饰、符号和建筑等。法的这些具（物）体表达手段（koerperlicher Ausdrucksmittel）也可以通过审美作出评价。 Rene Marcic在他的法哲学著作中曾经说过一句话：“人是法的担当者（Der Buerge des Rechtes）。”我们也可以接着说，人也是美的担当者。几千年来，艺术（美）和法之所以具有可以比较性，因为它们都有着神秘的起源，均追求着某种永恒的价值（如“善”）。法表现为正义的工具，而艺术则是创造美的“技艺”（Koennen）——在希腊人那里称techne，在罗马人那里称ars。所以，在欧洲中世纪，近代，甚至到了18世纪，某些
（Kunstwerker），艺术家和法律家一直还保持着一种亲缘关系，他们被封为供职的“艺术创作者”
为教皇和王室服务。他们的技艺包含多种多样，如诗歌、建筑、绘画，甚至还有法的修辞和法的艺术（die Kunst des Rechts）。在此，艺术和法遵从的是美和正义的“传统”。法律与艺术（美）的结缘，事实上并不完全是“风雅的时代”（例如“巴洛克时代”或“洛可可时代”）矫揉造作生活的一种表象的修饰，从根本上讲它是人们试图将一切事象诉诸直接的“观看”和“欣赏”而必然产生的现象。而正是处在遵循传统与寻求自由伸展之机的人们才会把
他们惊异的目光以及想象力和理解力投向一切可以观察的对象之上，不仅继续探寻对象物之“真”“善”，而且希望感受其内含之“美”。的确，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承认“真”、“善”、“美”之内在的关联性，康德（Kant）在《判断力批判》（1790）中甚至认为，追求功利的“善”与表达为概念的“真”有害于“美”的纯形式。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探讨“美的本质”，而是把美视为对象物映射入人的感官的属性，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任何对象物及其属性（包括真、善）都可能成为审美的对象。而且，有时，认识事象的美，正是获知事象之真、善的桥梁和基础。所以，席勒（F. Schiller）在《艺术家们》（1789）一诗中写道：[!--empirenews.page--] 只有通过美这扇清晨的大门你才能进入认识的大地。[9] 同此道理，法律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事象所暗含的所谓无意识的“隐秘秩序”（verborgene Ordnung），有时也必须通过美“这扇清晨的大门”才能被人们所知觉和认识。在此意义上，我们并不是把“法美学”看作是一门“画地为牢”的学科，而看作是那种用美学的观点、方法和态度来把握、审视和判断法律现象的问学方式及方向。“法美学”并不象其他艺术门类那样通过直观、感性呈现的方式把美的对象物直接展示给“观看者”（Spectator），而是通过直观的认识来发现法律内在的美的秩序，探求这种秩序形成的审美动因，并为法律的构建提供某种可以参照的美学标准和原则。无疑，法美学将从感性的进路拓展法学的生动形象地观察法律的视野，同时也将激活被传统法学长期压抑的法律认识，使法律研究者们从绝对主义和纯粹理性规则主义的法律教义中逐步解放出来的，在法学理论中寻求一种“和谐的自由活动”之旨趣。或者，简括地说，法美学研究所要拯救的，就是我们在法律认识领域正悄然逝隐退化的直观想象的能力以及相应的原创力和自由。从另一个角度看，法或法律作为美学（艺术）考察的适切的对象，作为艺术素材来对待，也是由法及法律生活的独特性质所决定的。如拉德布鲁赫所言，法在根本上蕴藏着某种“戏剧化的冲突”（Der dramatische Konflikt），内在地包含有一个多样态的反题，即事实和价值、实然和应然、实在法和自然法、正统法和革命法、自由和秩序、正义和公平、法和宽容之间的对立性[10]。艺术形式（尤其是戏剧）的本质在于阐释反题（矛盾），它也特别喜欢抓住法或法律现象的内在矛盾性。例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恶有恶报》等，均极尽曲折而生动再现了“想象的现实”中“法律的故事”之动天哀地的情节，通过安提戈涅、鲍西娅和伊萨贝拉们冲突的命运，揭示出人情与法律、罪孽与宽恕、残酷与仁慈、冤苦与正义伸张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与此相应的复杂而深刻的问题性（Problematik）。
[11] 在这里，艺术（美）形象地复述出法律世界中的“众多独立而互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纷呈”，使法律的叙事和对话形成“由许多各有充分价值的声部组成的复调”（米·巴赫金语）[12]。这样一种新的叙事方式将打破或改变传统法学理论研究中那种既定的、“独白式（主调）的”解析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使之生成新的商谈（Diskurs）或对话的规则，以便在复杂的“疑难案件”（hard case）的辩谈中引申出更切合问题性的法律义理。除了戏剧外，还有另一些艺术（美）形式表明特别适合表达法的矛盾性，这其中包括讽刺作品和漫画艺术。一个法律人，如果在他目前的职业生涯中不能及时充分认识到其职业中存在的深层的问题性，就不是一个好的称职的法律人。因此，严肃的法律人应当喜欢看待那些用讽刺形式批评其法典的人，应该喜欢那些诗人中的冥思苦想者，因为他们对正义基础中值得怀疑的人性比较敏感；同时也应该喜欢托尔斯泰，喜欢妥斯托耶夫斯基，或者伟大的司法讽刺家（grosse Karikaturisten der Justiz），这些人既是讽刺家，又是沉思者（Daumier）。[!--empirenews.page--] 只有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才会过分陶醉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纯粹“专业性质”，每时每刻把自己看作是人类社会最清醒、最理性和最有用的部分，养成偏狭独断的职业作风。而法律人的责任，不仅仅是机械精细地、“刻板而冷峻地”操作法律，而且是要把伟大的博爱精神、人文的关怀、美学的原则和正义的情感以专业化的、理性而又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正是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法律人应当同时是工匠和艺人
（Kuenstler），是法律艺术的创造者。（四）从美学的观点观察法律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把一个抽离了一切内容和规定性（Gegebenheit）的“纯粹的法”或法的纯形式作为法美学的对象物来研究。但事实上，能够成为审美对象的法均包含一个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或者说，法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现实地”存在过，它才会被人通过审美意识所经验和认识。没有历史和地域的规定性，没有现实的人性（民族性）色彩和特定情境（situation）背景的法，或许是可以成为（形而上学）“思”之对象的，但绝不可能成为（法美学）“视”之对象。毕竟，法美学不是关于法律的思辩的哲学，而是研究人对法律之美的感性审视的学问。“法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还包含这样一层涵义，即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法”是具有不同的美学价值和表现形式的。我们不可能以超时间的美学标准来审视历史上的一切法律，也不能先验地预设它们的美学意义和价值的同一性。换一个角度说，我们不能笼统地宣称所谓“一般的法”有什么样的美学意义和美学价值，而总是说处在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的“法”有什么样独特的美学意义、价值或性质。在此，法律的审美态度实际转换成了一种情境主义（situationalism）的态度。以这样的态度来观察法律，我们总是要谨慎地对待所观察的法律形成的历史-文化-地理根源，探究法律演进的隐秘过程，比较不同地域（如东方与西方）和不同时间段（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法律的美的特性、表现形态、“式样”、“风格”等等。或者说，我们对待不同形式的法律（习惯法、成文法）、不同地域的法律（如“东方法”、“西方法”、“大陆法”、“上一页[1][2][3]下一页英美法”）、不同时间结构中的法律（古代法、中世纪法、近代法和现代法），所持的审美观点、方法和态度应当是存有一种情境的差别的。（五）法美学若是有生命力的，那么它就应当更多地从法的表现形式之美的研究中获得滋养。如果我们怀有维科和格林们那样的好奇心和感受力，我们将会在浩如烟海的史料、诗歌、古律、判例、话本小说、戏剧和民间传说等不同文本的解读中寻找到法的形式美的踪迹。在此方面，最令人怦然心动的，可能是探寻维科和格林均描述过的悠远年代的“诗体法”。这些以诗歌表现的法律，记载着每一个在成长中的民族之生命感受，记载着他们对朦胧的正义、神圣的规则及隐秘的秩序的想象和渴望。在以“输洛加”（Slokas）诗体写成的印度《摩奴法典》中，我们甚至读到了来自远古“诗化的”醍醐灌顶的智慧[13]。这些充满着先民惊异、想象和虔诚的诗体法，对我们后来逐渐成熟老化变得精明世故的人类将是值得永远自我观照的镜鉴。它们的魅力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日益增强。因为我们知道，法律和正义有时必须呈现生动形象的外表，否则人们就看不见它们现实的身影[14]。在这里，生动形象的诗歌之美“调和了它自身的内外界限，调和了规则和自由”[15]。[!--empirenews.page--] 法律的生动表达，并不只限于诗歌，它们也可能表现为民间俚谚（语）、格言、散文、韵文或绘画。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1855-1926）在其皇皇大著《法律进化论》中提供的凿凿之据表明：在东方和西方的法律进化史上，从“无形法”到“成形法”的过渡，其间经历了“句体法”、“诗体法”、“韵文法”、“绘画法”和“文字法”诸阶段。例如，德意志古法谚简明匀称，罗马法《十二表法》句韵切合，中国太古之“象刑”（绘画法）栩栩生动，均属上述法律形式之典型。在穗积氏看来，这些法律表达形式的变化，实际上反映出人类智慧、认知能力的增长和社会力之自觉的发展过程[16]。此外，历史上各个时期法官的判决（判例）也是表达法的的审美价值的合适形式。实际上，法律的形式美法则（如法律语言的对称均衡、逻辑简洁性和节奏韵律，法律文体的多样统一，等等）更多地体现在那些独具个性而又富有审美趣味的法官们的判词之中。法官们的“优美的”判决所生发的美学价值，决不压于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鲁道夫·佐姆（Rudolf Sohm）曾经赞扬塞尔苏斯（Celsus）的判决才能，说他能够从个别的案件中抽引出普遍的规则，运用最为简洁的语言形式；这些形式具有凌空飞动的语词的冲击力，令人升华，使人澄明，犹如一道闪电照亮遥远的风景[17]。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审美渴望，美国的卡多佐法官（Benjamin N. Cardozo，1870-1938）也曾说：“除非为了某些充足的理由，我不想
通过引入不连贯性、无关联性和人为的例外来破坏法律结构的对称性。”[18] 总而言之，句体法、诗体法、韵文法、绘画法、文字法和优美的判词等等，这些法的审美素材存在于各个民族的漫长历史之中，成为亟待探掘的丰富宝藏。法美学应当点燃火光并小心地护卫这光亮，以照亮进出幽暗深处探掘的通道。（六）最后要指出的，也许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心，即人们可能会把法美学的研究等同于一种法律浪漫主义或法律唯美主义（完美主义）倾向。这里，笔者不拟做过多的讨论，只想交代一点：法美学是利用多学科方法、
（Ideology，态度求知问学的一种，而法律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则属一种实践指向的“意蒂牢结”
意识形态），两者存在着根本的差别。法美学研究之旨趣绝不是要服务于这种“意蒂牢结”或与之共谋，恰恰相反，它在本质上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独断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法律观念或法律纲领的。因为，只有认识到“美”的界限的人，才会在法律的理性实践中做出审慎的判断和决定，避免唯美主义在实践上的独断专行[19]。法美学所崇尚的，是一种开放的探索精神，一种不断探寻未知的态度。如果哲学要奔赴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林中之路”的话，那么法美学同样会选择这条可能“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的道路。海德格尔（M. Heidegger）在《诗人哲学家》中道出了问学者“在路上”的心情：道路与思量，阶梯与言说，在独行中发现。坚忍前行不息，疑问与欠缺，在你独行路上凝聚。[20] ——这，亦当成为一切追求法美学“探险”的学人们的共同志趣。[!--empirenews.page--] [1]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年版，页1-108。 [2]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5 ff. [3] 按照黑格尔的解释，法律属于“客观精神”，艺术或美学属于“绝对精神”的感性阶段。
罗马法所有权理论的影响及其当代发展 【内容提要】罗马法是古代社会最发达最完备的法律体系，内容丰富，法理精深，立法技术高超，尤以私法见长。罗马私法发达，以物法为主体，由人法物法和诉讼法三个部分组成。本文试图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探究罗马法物权制度与我国物权制度的衔接和异同。 【关键词】罗马法物权物权法物权概念 着名比较法学家艾伦沃森认为：“罗马法对于法律制度的影响是整体性的，一方面影响了法学家研究法律的方法，另一方面影响了私法规范，这种影响是决定性的。”近年来，我国大陆和台湾学者对物权制度的探讨和纷争喋喋不休，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颁布更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并在一定程度上止息了纷争。 一、物权概念 物权的概念源于罗马法。在罗马法上，物权是反映权利人可以直接行使于物上的权利。罗马法曾确立了所有权、役权、永佃权、地上权、质权、抵押权等权利，并创设了与对人之诉相对应的对物之诉，以对上述权利进行保护。但是，现代民法研究成果表明，物权一词并未在罗马法中出现，而是由中世纪的注释派法学家伊勒里乌斯和亚佐等人在解释罗马法时所创造的。1自中世纪注释派法学家提出了物权的概念后，直到1896年才首次为《德国民法典》接受。尽管各国立法对物权制度具有详尽的规定，但迄今为止，除奥地利民法2，我国物权法以外，各国都没有对物权的概念在法律上作出明确规定。我国学者对物权的概念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我国物权法将物权定义为：“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强调对物的直接支配和排他性，属于直接支配与排他说，这也是为大多数学者说赞同的。 二、物权内容 （一）所有权 罗马法学家认为，所有权是物权的核心，是权利人得以直接行使于物上的、最完整的权利。大约在罗马共和国时期，罗马法学家AlfenusVarus等人开始使用所有权（dominium）一词。与此同时，地役权、抵押权等概念也开始产生。不过在罗马法中，一直将所有权及他物权也各种物等同，并统称为物（res）或财产（propritetas），有时也称为财物（bona）。3所有权有三个特征：绝对性、排他性、和永续性。绝对性是指所有人在法律应许的范围内可以任意处分其所有物；排他性是指所有人获得所有物所发生的一切利益，而排除他人在其所有物上作的任何侵犯和干预；永续性是指在所有物灭失或转移之前，所有人对其永远拥有权利。罗马法所有权的内容比较广泛，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罗马法在关于所有权的概念中承认了占有权是所有权的一项权能，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罗马人正是在创造占有的基础上，创造了私有财产的权利。罗马法学家曾将使用权表述为“为了任何不违法的目的使用物的权利”。4罗马法视处分权为所有权的核心，将处分权定义为所有人对财产进行处分和转让的权利，认为对财产的消费和转让都会导致所有权的绝对或相对消灭。至于收益权，则是指从所有物中获得某种利益的权利。 我国物权法将所有权定义为“权利人依法对自己的动产或不动产享有全面支配的权利”，这与后世罗马法注释法学家们对所有权所作的定义是大致相同的。所有权的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这些权能基本上都能在罗马法中找到。所有权的取得主要包括原始取得如先占、 1王明锁史小艳物权概念辨析[J]法学论坛2006年第1期 2《奥地利民法典》第307条规定：“物权是属于个人的财产上的权利，可以对抗任何人。” 3周同罗马法原论（上册）[M]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76页 4外国民法资料选编[M]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第228页
论罗马法形成过程的开放性及其灵活性(一) 内容摘要：本文在对罗马法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和评析的基础上，分析了罗马法在形成中所具有的开放性和灵活性特征，进而结合现实的立法情况探讨了上述特征对中国民法法典化的启示。 关键词：罗马法开放性灵活性民法典 一、问题的缘起 罗马法是世界共同的法律，各国在不同程度上无不受到罗马法的影响。然依据通说，大陆法系国家乃是罗马法的真正继受者。其基本的论据是：作为罗马法集大成之作的查士丁尼法典分别为法、德等诸多国家民法典的编纂提供了范式，i]并由此使大陆法系诸国具有了共同的特征：即高度的逻辑性、抽象性和体系化。正因如此，罗马法高度的系统化特性往往被认为是罗马法区别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美法诸国最为显明的标志。然而，在笔者阅读一些法学文献的过程中，却发现这些文献对于罗马法所表现出来的特征有不同的认识，即罗马法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英美法有着更明显的相似性。著名的比较法学家K？茨威格特和H？克茨在其著述中较为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看法：“十分相似的控告方式，使古罗马和英国的法律实务者都更多地注意诉讼类型，而不注重实体权利，他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可以归属到不同诉讼或令状的具体事实，而不是以某种合理的方式为基础将实体法精制成一个体系。所以，罗马法和中世纪英格兰普通法都被‘程序的思考’所主宰着；在这两种制度中，实体法规则的形成晚于持续性规则，实体法‘隐蔽于持续法的缝隙之中’梅因《早期的法律和习惯》1889第389页].尽管这两种制度相隔上千年，它们的历史发展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有相似之处。”ii]哈耶克在其《自由秩序原理》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立场。他认为，“……第一个充分发展的私法体系，与普通法的发展过程极为相似；此一私法体系的精神与此后的《查士丁尼法典》大异其趣，但不无遗憾的是，决定欧洲大陆法律思想的却是后者。”iii]英国法学家巴里？尼古拉斯也持相近的意见：“历史上，无论对于罗马法还是普通法来说，制定法在私法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都是比较小的。”iv]这些观点与我们惯常的认识未尽一致，也提醒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对罗马法做更为全面和切合历史的理解，不能将代表着体系化最高成就的《民法大全》看作罗马法本身或罗马法的全部，还必须把关注的视角投向罗马法生长、演进的历史轨迹，对罗马法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进行认真考察分析。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误读历史、真正揭示出最能体现罗马法精神实质、最能反映罗马法个性的东西。本文将通过对罗马法形成过程中基本状况的考察，对罗马法在法典化之前的一些特性作粗浅的分析，期望藉此说明罗马法中与我们通常的认识不同的另一面。 二、从其发展过程看形成中之罗马法的开放性及其灵活性 （一）、罗马法的发展过程及其法律发展状况的简要评析 关于罗马法的分期，中外学者认识不一。本文在论述时所采的是四分法，即将罗马法的演化过程分为王政时期（公元前753年——前510年）、共和国时期（公元前510年——前27年）、帝政前期（公元前27年——公元284年）和帝政后期（公元284年——565年）四个阶段，v]并循此脉络对罗马法演化过程中的概况作简要梳理，继而在这种大背景下重点考察罗马法在形成过程中的基本特征。 在第一个阶段，即王政时期，法律渊源较为单一，主要为习惯法。罗马法还处于“幼年时代”（德国罗马史学家G？胡果语）。私法不发达，尚不具有成文化的法典形式。此一时期，对法律的解释为僧侣所垄断。 殆至共和国时代，罗马法发展甚为活跃，法律渊源亦趋于多元。一方面出现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十二表法》，该法主要吸收了古罗马早期的习惯法，是一部采诸法合体体例的成文法律，其中含有家长权、继承和监护、所有权和占有，土地和房屋（相邻关系）、私犯等大量民事实体法的内容；另一方面各种大会的立法及长官谕令则成为法律的主要渊源。在这些大会中，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J OU RNAL OF RENMIN UNIV ERSIT Y OF CHINA No15 2007 中国当代翻译美学发展的回顾与思考 李 洁 [摘要] 中国当代翻译美学立足于中国传统译论,并对之进行现代转换,吸收西方译论的研究和论证方法,借鉴现代美学的基本理论和结构框架来阐释翻译的机制和功能。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跨学科特点的、有别于西方翻译理论模式的翻译研究学派,使中国的翻译理论带上了鲜明的民族特色。翻译美学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体现着中国译学的发展和创新,有利于中国翻译理论在世界译论界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 翻译美学;翻译理论;传统译论 [作者简介] 李洁: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辽宁沈阳110036) 当前,在大量引进西方翻译理论加强我国翻译学科建设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本土视角观念,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并使中国译论走向世界。许渊冲、刘宓庆等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中国翻译学要不要有中国特色实际上是一个文化价值观取向的问题。”[1](Pvii)“中国的翻译理论体系,完全不必步西方后尘,东西方可以各有千秋,相互借鉴。”[2](Pxiv)翻译美学在当前就被认为是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具有跨学科特点的、有别于西方翻译理论模式的翻译理论学派,它使中国的翻译理论带上了鲜明的民族特色。 本文对中国当代翻译美学发展做回顾和梳理,旨在理清脉络,总结得失,发现问题,对翻译美学理论的发展和完善进行思考和探讨。 一、翻译美学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在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中,翻译美学被界定为:“揭示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本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在充分认识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审美主体(译者)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剖析客体的审美构成和主体的翻译能动作用,明确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提供翻译中审美再现的类型和手段,以指导翻译实践。”[3] 为什么说翻译美学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呢? 第一,中国的传统译论几乎都具有哲学—美学渊源。从支谦的“不加文饰”,道安的“案本而传”,玄奘的“文质统一,圆满调和”,到严复的“信达雅”,马建忠的“神似”,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以及钱钟书的“化境”理论,等等,可以说,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基础就是美学(指体现在中国传统诗论、文论、书论和画论中的古典文艺美学思想)。无论是翻译理论的术语,还是翻译研究的方法都受美学的影响,体现着美学的特点。可见,翻译理论与美学联姻是我们的传统和特色,而当代的翻译美学理论研究是对我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 9 3 1 —
从翻译美学角度 对比分析《声声慢》英文译本 姓名：邢娜 学号：2120111442
从翻译美学角度对比分析《声声慢》英文译本 姓名：邢娜 学号：2120111442 摘要：诗歌是人类文学殿堂的瑰宝，是最为纯粹的文学形式。古诗英译不能仅仅 满足于忠实对等，更要在目的语中再现美感。本文从讨论翻译美学和翻译学“三美”，即意美，音美和形美出发阐述了诗歌翻译美学，并在解读李清照的《声声慢》的基础上，对美国肯尼思.雷克斯罗斯、我国许渊冲和徐忠杰的三种英文译 本做了详细的对比分析，进一步诠释了翻译诗歌美学，并对比总结出“三美原则” 在译作中的艺术体现。 关键词：《声声慢》，翻译美学，“三美”，译本，艺术 第一章李清照与《声声慢》 李清照（1084—约1151），号易安居士，山东历城（今济南市）人，著名学 者李格非之女，自幼博通诗书。她写的词风格清新，语言明白如话，在艺术上独 有成就，曾被称为“易安体”，被目为婉约派正宗，对词的看法相当保守。其词 前期多写悠闲生活，后期多悲叹身世，苍凉沉郁，有的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声声慢》，中国文学史上的“叠音绝唱”，是李清照后期因国破家亡流落异乡 所作的词，是其代表作之一。这首词一共用了九次叠音，尤其是开篇七叠连用，音凄情苦，自古以来令人哀伤叹绝。 李清照在宋代众多词人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此首《声声慢》是她晚年的 名作，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此时正值外敌入侵，她在故乡山东的房子也被敌兵付 之一炬。丈夫已病死，而夫妻二人费尽半生心血所收藏的金石文物也在慌忙避难 过程中丢失殆尽。作者当时已经年近五十，这一连串的打击使她尝尽了国破家亡、颠沛流离的苦痛。于是在深秋的某一天，作者写下了《声声慢》这首词，通过描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a03820582.html, 论罗马法的所有权理论及其复兴 作者：兰玲 来源：《经济师》2011年第03期 摘要：罗马法所有权是罗马法中的重要部分，它的兴衰演变也反映了时代和思想的变化过程。因此，研究其规律对我国的社会现实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罗马法所有权集体主义 中图分类号：D9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3-045-02 一、罗马法中所有权的规定 通常认为罗马法是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逐步形成的，它一直被尊称为万法之源，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与罗马法经过深厚的历史积淀所形成的完善的立法体系，严密的法律构架以及合理的逻辑都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其中关于所有权的规定被认为是“框定了后世所有权制度的基本框架”。这样完善的似乎具有前瞻性的制度的形成是有着相应的社会发展基础的。罗马社会是简单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私有制社会，这样的社会中包含了商品经济发展所能够涉及到的大多数的法权关系，这就为罗马法中所有权制度的完善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一)罗马法所有权的内容 这里的所有权的内容指的是从现代民法的意义上所有权的权能。这一点可以认为小有争议。其分歧主要在于对占有权的定位不同。 我国有的学者认为，罗马法所有权中包含了现代所有权的全部权能，即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另外还有观点认为，罗马法中以占有权作为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如果缺乏对物的实际、事实上的控制，将无法创设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这是由于所有权必须以占有作为权利产生的条件。这两种观点尽管不尽相同，但是存在着较为接近的地方，他们都认为占有权在罗马法所有权能中是事实上存在的。
(2016高考历史)德国文学家歌德说，罗马法“如同潜入水下的一只鸭子，虽然一次次将自己隐藏于波光水影之下，但却从来没有消失，而且总是一次次抖擞精神更=饱满地重新出现”，对此的正确理解应是，罗马法 A. 是近代欧洲大陆国家法律的基础 B.为欧洲近代社会确立了行为规范 C. 所维护的民主制度历史影响深远 D. 不断地改变了欧洲历史发展方向 (2016天津高考文综历史真题) 孟德斯鸠曾说：“意大利各民族成为罗马的公民以后，每一个城市便表现了它自己的特色……既然人们不过是由于一种特殊的法律上的规定才成为罗马公民的……因此人们就不再用和先前相同的眼光看待罗马……对罗马的依恋之情也不复存在了。”在孟德斯鸠看来，更多意大利人成为罗马公民 A.加剧了罗马社会矛盾 B.扩大了罗马统治基础 C.有利于罗马帝国统一 D.导致罗马失去凝聚力 2015年新课标I卷高考历史试题及答案 图6为古罗马正义女神像，它体现了罗马法的诸多原则如高擎的称体现的裁量公平，手握利剑体现的是法律的强制力。据此，双眼蒙布所体现的原则是，法官审案应（） A．主要依据道德良知 B．取证人证言 C．不受表象迷惑洞察事实真相 D．排除一切干扰遵从民众意愿 32．罗马共和国早期，当罗马遭受外族进攻时，平民曾多次将自己组织的队伍撤离罗马，拒绝作战。迫使贵族在政治上做出让步，《十二铜表法》的制定就是这种斗争的成果之一。可见当时 A．贵族逐步丧失制定法律的主导地位B．平民采取有效方式争取自身权益 C．贵族让步在法制发展中起决定作用D．平面与贵族的政治诉求日趋一致 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记述过一个案例：有人砍伐邻居家的葡萄树，被告上法庭，原告虽提供了确凿证据，却输掉了官司。原因是原告在法庭辩论中把“葡萄树”说成了“葡萄”，而《十二铜表法》只规定了非法砍伐他人“树木”应处以罚金。该案例说明当时在罗马 A．不重视私有财产的保护B．法律具有形式主义特征 C．审判程序缺乏公正性D．审判结果取决于对法律的解释
选择题： 题目：认为“美学是研究艺术的”的观点是把认识的重点放在了 A．审美主体上 B.审美客体上 C.主客体关系上 D.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上 解题指南：“美学是研究艺术的”的观点是黑格尔提出的，认识的重点放在了审美客体上 题目：美学研究的核心方法 | A．哲学的方法 B.社会学的方法 C.考古学的方法 D.名俗学的方法 解题指南：美学研究的核心方法是哲学方法 题目：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创立于 A．古希腊时期 B.古罗马时期 C.十八世纪 D.十九世纪 解题指南：美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创立于1750年，所以选18世纪。 题目：把理念论作为美学思想的哲学基础的哲学家 … A．赫拉克利特 B.柏拉图 C.亚里士多德 D.贺拉斯 解题指南：柏拉图的美学思想以其理念论为哲学基础的
题目：最基本、最普通的形式规律是 A．均衡对称 B.对比调和 C.节奏韵律 D.多样统一 解题指南：多样统一是最基本、最普通的一种形式规律。 @ 题目：在“生物本能说”中影响最大的人物是 A．德谟克利特 B.博克 C.达尔文 D.弗洛伊德 题目：把美分成“秀美”和“威严”两大类的哲学家是 A．西塞罗 B.博克 C.康德 D.黑格尔 题目：不属于优美形式特征的是 A．秀丽 B.柔媚 C.娇小 D.粗狂 ） 题目：把体积数量的大称为“数学的崇高”和力量的巨大称为“力学的崇高”的哲学家是 A．博克 B.康德 C.黑格尔 D.席勒 解题指南：“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是康德提出的。（多选出现过） 题目：把解释学与生命哲学结合起来并使其发展成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的哲学家是 A．施莱尔马赫 B.狄尔泰 C.海德格尔 D.伽达默尔 ； 题目：属于类似联想的诗句是 A．“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B.“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C.“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瓦片” D.“马后桃花马前雪” 解题指南：类似联想：指两件事物时间和空间上比较接近。
罗马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推荐给好友】时间：2006-05-26 14:26 内容摘要：罗马法流传至今仍不减其影响，在于其蕴涵的罗马法精神。罗马法精神主要包括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三者影响了现代社会中人们对法律的观点和对法律的研究方法，并且激发了当代人的社会主体意识。 关键词；法律精神；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理性精神 和其他的古代法律相比，罗马法颇为人们所称道，其理由不仅在于罗马尤其是其私法被奉为现代民法的模范文本的事实，更在于从罗马法中体现出来的统帅整个罗马法律制度的灵魂性内核——罗马法精神。 大体而言，法的精神是指法律制度包含的法的观念，[1]是指支配法律现象和法律文化体系的价值信念系统，[2]是时代精神在社会法律领域的贯彻，是时代法律文化的内在精神特质，是对法律制度运行和发展起支配作用的法律价值基础，是一个民族法律价值的灵魂。[3]依上述界定，罗马法精神乃指适应罗马社会商品经济交易要求、反映罗马时代文化特质与政治结构的抽象的观念性原则，这些观念性原则统帅、指导着罗马人的生活包括法律生活；并且它们——尽管曾被历史尘封——能够被现代的人们从历史的故纸堆中发现，它们是自然法精神、私法精神和理性精神。 一、自然法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说罗马法蕴含了丰富的自然法精神就象说教会法充满了上帝的意志—样不会令人怀疑。梅因说：“我找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罗马法律会优于印度法律，假使不是有‘自然法’理论给了它一种与众不同的优秀典型”。[4]但是，如果要追问罗马法如何就体现了自然法精神，则需颇费一番口舌。 自然法首先表现为一种哲学思潮，此可在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土多德处略见端倪。其后，它被斯多葛派学者所继承，并与法律发生密切的联系，在此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灵魂人物当推西塞罗。西塞罗教导我们说： “真正的法律乃是一种与自然相符合的正当理性，它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并且是不变雨永恒的。罗马的法和雅典的法律并不会不同，今天的法律和明天的法律也不会不同，这是因为有的只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它；再者，人类也只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和统治者。这就是上帝，因为他是这一法律的制定者、颁布者和执行者”。[5] 西塞罗及其学说成为当时罗马社会的流行话语，此影响了罗马法学家。在公元6世纪的《法学阶梯》中我们可以直接目睹自然法被这些法学家嵌入罗马法中的效果。在《法学阶梯》第一、二卷里，罗马法被明确地区分为三部
翻译美学论 湖北荆州长江大学东校区外语系 蔡银慧 [摘 要]翻译与美的结合产生了另外一门年轻充满活力的学科:翻译美学。翻译美学以美为特征。本文先简述美的渊源及表现,接着强调了译者求美的要求,最后论述了如何求美。 [关键词]翻译 美学 美 真 一、引言:在众多的人文学科中,翻译与美学的结合,乃珠联壁合;翻译与美学的结合,乃人作之合。 二、翻译美学的渊源及表现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历史悠久,若从最初的佛经译论算起,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回顾其漫长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美学渊源。历史的定势和文化整体形态的趋现促使译学与美学“相融”,且“浑然一体”。支谦的“不加”文饰,道安的“案本而传”,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付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以及许渊冲的“三美论”(音美,形美,意美)等等,皆表明译学与美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译论蕴涵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具有显著的文论色彩和贵信,贵和,贵含蓄的美学特征。从美学的特定视角来考察我国译论的思维模式:它更倾向于感情地而非理性地,体验地而非分析地,主观地而非客观地看待翻译及欣赏译文。同时,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基础就是美学。显而易见,中国的翻译具有鲜明的美学特征。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语言求美,达意求美,中外皆然也!为求“联想之美”汉语形容女孩子的脸为“鹅蛋脸”(o val face),而不说“鸭蛋脸”;为求“形象之美”,英语用“zebra cr ossing”(斑马线)来表示人行横道线;为求“幽默之美”,英语称第二职业者为“mo onlig ht”(to w or k at anot her job,o ften at nig ht,in additio n to o ne's full-tim e job);为求“静态之美”,英语翻译不管成功与否,我要试一试.“为”I'll have a tr y,sink or sw im.“中外虽然文化习俗各异,也同时求含蓄之美。如,He w as bot h out of po ckets and o ut of spir its by t hat catastr ophe,faild in his health and pro phesied t he speedy r uin of the empir e.(J.M.T hacker ay V anity Fair)其译文为:灾难过后,他的精神蔫了,口袋扁了,身体也不好了,还预言大英帝国很快就会垮台。原文用委婉语o ut of po ckets来替代po or,bankr upt等刺耳而又难以启齿的词,且与o ut of spirits两相照应,对比成趣。译者为了再现其含蓄美,通过联想,用口袋扁了来译之,又一次地把“幽默之美”,“智慧之美”展现的淋漓尽致。美的形式,美的表现有多种,这就使得翻译美学的美千姿百态,引人入胜。 三、译者求美的要求 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美化的过程,译者犹如美的使者,把一种美诠释为另一种美。美感就是译者的直觉,是译者艺术气息的挥洒。美感之与他们,犹如灵魂之与肉体,依附于它,却又漂浮不定,译者的翻译若能达此境界,实在是难能可贵。因此,译者在展现美,创造美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1)求真尽管爱因斯坦说过,真与美比较,美更重要。求“真不得”,怎言“美”?美富于创造性,美富于想象性。然而美只有在真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挥译语的优势,才能上升为真正的“美”。请看译例: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其中“主人下马客在船”分别被译为: 1.T he ho st alig hts fr om his hor se,the g uest is aboar d.(唐诗选) 2.I,the host,dismo unted and saw the guest in the bo at. (许渊冲译) 3.Hav ing dismounted our ho rses and boar ded his boat.(张廷琛,魏博思译) 译文1可以把它回译为“主人下了马,客人上了船”,就想是主人下马了之后,目送客人乘船而去。这就和原文的意思大相径庭了;译文2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此句可以回译为“我下了马,看见客人上了船”,好象主人站在岸上目送客人离去。只有译文抓住了原句互文的修辞手法,使译文的意境和原文的意境达到了统一,且没有更改原文的意思。这才真正体现了翻译的真。译文3可以回译为“我们下了马,一齐上了船。” 亦步亦趋,从遣词到选句只是一味得临摹原文,那只是一种机械的翻译方法。没有再现原文的意境,没有转换原文的修辞,没有保持原文的韵味,那就算不上真,更谈不上美。因此,译者不能顾此失彼,应始终以真为根基,然后再去求美。 (2)求全这里的全不是指较全面地反映原文的内涵,而是指应该较全面地存储另一种语言文化,语言背景。这样才能折射出译者的文化内涵修养及智慧之美。如Q ueen's English就不是指女王的具体言辞,而是代表正统的标准的英语。Baby kisser 是“吻婴儿的人”,但暗指那些为拉选票,讨好选民的政客。A m-bulance Chaser不是“追赶救护车的人”,而是指见了官司就趋之若骛的“惟利是图的低级律师”。再来看看另外一个谚语的精彩翻译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其译文为:O ne bo y is a bo y,two bo ys half t he boy,t hr ee boys no bo y。如能透彻理解此谚语寓意,在翻译中就无障碍。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也是另外一种语言无法对等解释的。这就需要译者不断积累,不断补充,再进行创造性地运用,这样美的影子才会突现出来。 (3)求合这里的合指原文的意境与译文的意境相吻合。虽然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另一种语言无法对等解释。但这就又给译者一个巨大的挑战。译者需要有较强的语言转换功能,从而达到两种不同语言的“意合美”。Ev ery life has its ro ses and t ho r ns.译文为每个人的生活有苦有甜。这里把ro ses 和tho rns这两个具体的形象引申为这两个形象所代表的属性甜和苦。这里的译文既完美地展现了原文的意境,有表明了译者扎实的语言转换功底,美感就随之跃然纸上。再来看看这句俗话生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从表现看,如缺少语感美,其译文将是It's g oo d to live in Hangzhou,t o eat in G uang zho u,and to die in L iuzho u.这当然不算错,可是总是感觉它缺少了一种美的东西,没有将原文的那种意合之美展现出来。然而译者就不能简单机械翻译,需要尽可能地对等再现原文的韵味。富有语感美的译者,其译文将是:T her e ar e thr ee best cho ices in chi-na——living in Hang zho u,eat ing in Guangzhou and buy ing a wo oden co ffin in L iuzho u. 四、如何求美 (1)音韵美节奏韵律是诗歌的灵魂。好的诗歌在欣赏时若能把握其格律,那就是在欣赏一首动听的歌。好的译者在解译时若能用心去感知去品味,那他也是在谱写另一首动听的歌。看看下面的原文与译文: O,Capta in!M y Capt ain! O Captain!M y Captain!Our fearful tr ip is do ne, T he ship has w eather'd ev ery r ack,the pr ize w e soug ht is wo n, T he por t is near,the bells I hear,the peo ple all ex ulting, While follow eyes the steady keel,the vessel g rim and dar-ing, But O heart!heart!hear t! O the bleeding dr ops of r ed! Wher e on the deck my Ca ptain lies, Fallen cold and dead. (W alt Whitm an) — 115 —
“罗马法”考点梳理 近三年高考选择题考点总结 1、罗马法对后世法律的影响。（4次） 2、《十二铜表法》的内容、意义和影响。（3次） 3、公民法、万民法和《民法大全》的对比。（3次） 4、罗马从共和走向帝制的体制转变和影响。（2次） 5、具体制度、具体体现对罗马法的阐释。（4次） 重点： 1、罗马法对后世法律的影响。 2、习惯法——成文法——公民法——万民法——民法大全 一、从习惯法到成文法 在座的各位也别闲着，想象自己是法官，我们判几道案例。 【案例分析】罗莫洛是一个仁慈、善良的贵族，也是罗马一支军队的首领。他生前立下遗嘱，希望把他的一半财产捐给那些跟随他作战受伤或战死士兵的家人。但罗莫洛死后，他的家人却不履行罗莫洛的遗嘱，受伤或战死士兵的家人因此将其告上了法庭，法官会怎么判决呢？《习惯法》：维护罗莫洛家人的利益。 习惯法，顾名思义指的是按照习惯或者案例来判定的法律，在罗马共和国早期，法官一般是由贵族来担任，法律的解释权掌握在贵族阶级的手中，为其肆意解释法律提供了便利，贵族肯定会维护自身的权利，所以法官一定会把财产判给罗莫洛的家人。 当然习惯法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贵族常常随心所欲解释法律，保护自己，损害平民利益。公元前5世纪中期，在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中，罗马制定了《十二铜表法》，标志着罗马成文法的诞生。 《十二铜表法》：罗莫洛一半的财产将捐给那些跟随他作战受伤或战死士兵的家人。 所以如果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法官就会将财产的一半判给那些士兵的家人。十二铜表法的内容非常广泛，条文非常清晰，因此，审判、量刑皆有法可依，从而使平民的利益得到了保护。 二、罗马法的发展与完善 【案例分析】古罗马大将凯撒出兵埃及，与美丽的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一见钟情，两人还有了一个私生子，取名托勒密·凯撒。当凯撒归国执政之后，克里奥帕特拉携儿子赴罗马与凯撒相会，并向罗马法庭为自己和儿子申请罗马籍。法官会判决克里奥帕特拉和她的儿子享有罗马籍吗？为什么？ 大家一定都看过《埃及艳后》这个电影吧，肯定知道里边的女主是克里奥帕特拉，她是一位貌美、风流的女性。凯撒出兵埃及的时候，被她的美貌所吸引，两人一见钟情，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名叫托勒密·凯撒。这故事到这时候还没有完，她还和后三头同盟之一的安东尼生了两个孩子，当然这是后事。当凯撒归国后，她带着她的儿子托勒密·凯撒到罗马和凯撒相会，并向法庭提出加入罗马籍的申请。在座的各位法官你们是否同意他们加入罗马籍。 我听到很多人说同意，因为当时凯撒在当时是罗马的一把手，老相好和私生子来投奔，怎么能不让加入呢。但是正确答案是不能，为什么呢？当时的罗马实行的是公民法，公民法是来调整罗马公民之间的关系，适用范围主要限于罗马公民。而他们生活居住在埃及，所以他们不是罗马公民，不能申请加入罗马国籍。 《公民法》：不会。罗马公民法只适用于罗马公民。 当然公民法也是有弊端的，随着罗马的扩张，它已成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
罗马人的法律练习题 1.西塞罗在《论法律》中说：“法律不是由人的才能想出来的，也不是什么人民的决议，而是某种凭借允行禁止之智慧管理整个世界的永恒之物。”这表明了他的法律思想中的 A、人人平等思想 B、公正至上的思想 C、自然法的思想 D、理性至上的思想 2.古希腊．罗马的政治机构中，有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元老院．执政官等，我国古代西周出现了宗法制和分封制，这些机构和制度说明的实质问题是 A．地域决定政治B．都是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C．统治阶级加强对社会团体的控制D．经济模式决定政治手段 3.苏格拉底案：公元前399年，经过抽签的方式，雅典从自愿报名的候选者中随机选出501人，组成陪审团，负责审判苏格拉底。在下列的候选名单中，准有资格入选陪审团？ A．10岁雅典男童B．雅典贵妇 C．40岁雅典男性公民D．来自波斯的商人 4．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说：“假如我们给英雄下这样一个定义：英雄就是具有事变创造性并且能够重新决定历史进程的某些人，那么，紧跟着下一步的推论应该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对于英雄人物必须永远加以提防……因为天才和能力时常会被滥用。”古代希腊提防“英雄人物”的民主政治体系最后一道防线是 A．设立公民大会B．成立五百人议事会 C D．轮流执政、抽签选举 5.古罗马《民法大全》规定“……不得基于怀疑而惩罚任何人。……与其判处无罪之人，不如容许罪犯逃脱惩罚。”这反映了古罗马民法 A．肯定证据 B．主张重罪轻罚 C．纵容犯罪 D．维护贵族利益 6.你是中国秦朝丞相，当你与同时期的罗马元老院成员相遇时，在治国原则上的最大分歧是（） A.“秦法”与《十二铜表法》 B.“郡县制”与“元首制” C.“皇权至上”与“政事共商” D.“三公九卿”与“公民大会 7.《十二铜表法》制定之前，罗马贵族喜欢用习惯法裁判，主要是因为习惯法 A．是传统法律，不容更改B．可以保护大众的利益 C．可以随意解释，有利于保护贵族特权D．是公平的 8.公元前399年，雅典民主法庭以不敬神和腐化青年的罪名判处哲学家苏格拉底死刑。他本可以通过承认错误，避免极刑，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对此认识不正确的是 A．雅典民主的形式导致了国家权力的滥用 B．苏格拉底之死意味着希腊人违背了法治原则 C．苏格拉底的“不敬神”源于他的哲学观念——“认识你自己” D．表明了苏格拉底对思想自由的追求 9. 有人评价说：“罗马人在法律方面的建树之所以彪炳世界，是与他们在三个不同阶段的法制探索分不开的。”这里提到的“三个不同阶段的法制探索”指的是罗马人先后形成了： ①《十二铜表法》②公民法③万民法④自然法 A．①②③B．①③④ C．②③④D．①②④ 10.罗马法内容丰富，体系完善，它的许多原则和制度对近代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主要有： ①“没有东西比皇帝陛下更高贵和更神圣”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③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④奴隶在法律上是“可以购买的东西” A. ①②③④ B. ①②③ C. ②③ D. ②③④ 11. 公元前430年，希米奥30岁，他是一个普通商人家庭中的男主人。有一天，他去参加事实上
从翻译美学角度比较《风筝》的两个译本 现今社会，翻译作品甚多，翻译理论对只看重翻译实践的人来说尤为重要。而美学这一学科在西方历史由来已久，发展势头较为迅猛， 集诸多大家之思想，对中国美学的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学在20 世纪初才在中国被采纳和推广开来，加之中国人特有的审美观念和一大批人文学者对其的研究，也使美学这一外来的又年轻的学科与研究语言文 字的翻译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跨人文学科。美学对翻译理论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美学对中国翻译理论也具有特殊的意义。翻译美学理论的任务，就是运用现代美学的原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包括对翻译中的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与接受者的关系 的研究，对翻译中审美体验的一般规律的研究，对翻译中审美再现手段及翻译美的标准的探讨，等等。翻译美学、翻译理论和具有宽阔视野的美学相结合，使文学作品的翻译更要注重内容和风格，实现美的再现。 1. 翻译与美学 《风筝》是鲁迅散文诗选集《野草》中的一篇作品，写《野 草》之时，鲁迅先生处于极度苦闷之中。身体每况愈下，又经历了五四运动，但中国整个社会面貌无根本性改变，还是处于愚昧之中。而在《风筝》中暗含了鲁迅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无奈悲观以及少年时代亲情关系的寄托。怀着对鲁迅先生的景仰和崇敬，不乏许多翻译大家把鲁迅先生的作品译成英文。本文将对杨宪益、戴乃迭英译本和刘士聪教授的英译本中的审美再现进行尝试性的比较研究。翻译中的审美体验一般遵循以下的规
律：审美态度 （目的性、意向、观念）箭头对审美客体的审美构成的认识f 对审美认识的转化f对转化结果的加工f对加工结果的再现。译 者对移情感受的加工的结果就是再现。具体而言，再现就是译者将自己经过识别、转化、加工的审美体验从初始时期的模态定型化为比较稳定的形态，并赋之于目的语、即译文。散文，包含所有不押韵、不排偶的散体文章。散文以散句著称，句式多样。以下将选取《风筝》的几段，从语言和文化的层面对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翻译和刘士聪教授的译本之审美再现进行对比分析。文学作品少不了美感的享受，而美感需要译者高层次的语感来实现。寓具体于抽象，寓抽象于具体，最终达到理性和感性的统一。 2. 翻译美学与英译《风筝》本文采用对比的分析法，从音美、词美、句美和意美四个方面分析原文和译文，对比翻译过程中美感的再现。 2.1 音美我国南梁文学家沈约早就提出“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真实描写了语言的音韵美，其重要性可想而知。汉字字音的声、韵、调的使用可以提升语言的音乐美，同时也能使内容美和形式美趋于平衡，结构对称，增添美感。 例一：北京的冬季，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 干晴朗的天空中，而远处有一二风筝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 杨、戴译：A Peking winter dismays and depresses me ：the thick snow on the ground and the bare tree's ashen
城市环境设计的美学功能 城市环境设计的美学功能 1我国城市环境设计的美学功能 1.1自然美 自然环境可以为人类生存提供所需求的氧气，同时也是多种植物生存的家园，自然环境中的植物、阳光、空气，也是城市环境艺术 设计工作开展的基础元素，从中可以了解到自然才是城市环境设计 的基础，自然美也是城市环境设计中的主要美学功能。城市环境设 计中，设计人员将技术与艺术进行良好融合，从而使得城市环境可 以更为良好的满足城市居民精神世界追求。特别是在环境污染严重，节能环保理念渐渐深入人心，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的今天，城市环 境设计所具备的自然美美学功能，已经成为现代城市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必然需求，同时还可以现代城市居民的审美观。 1.2社会美 城市是人们生存的重要空间，城市环境设计通过科学化、系统化的设置，对城市建筑群体重新组合，加强城市绿地景观建设，对城 市生存空间进行生态haunted的改造，从而使得城市环境更加具有 人文化的特性，为人们提供一个健康、舒适的城市生活环境。 1.3建筑美 建筑是城市环境设计中的重要构成元素，对我国传统的城市环境设计理念进行分析，就是对城市建筑群体进行合理化的改造，加强 不同建筑物之间的协调性，不仅可以将建筑物个体具有的特点良好 呈现出来，同时也可以保证建筑群体具有良好的美观性，生化建筑 群体的内涵。现代城市建筑工程项目建设中，对区域文化给予了充 分尊重，建筑物不仅具备了时代特性，同时还可以将区域特性良好 呈现出来。在此基础上通过城市环境设计对城市建筑物进行塑造，
可以加强区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使得城市具备良好的个性化特征，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也会起到积极影响。 1.4文化美 城市环境不仅包含了社会的、自然界的物质，同时也含有民族的、历史的、区域的文化内涵，这些内容通过城市环境设计可以更为良 好的表现出来，加强城市居民的审美体验。文化美也是城市环境设 计中非常重要的美学功能，城市环境设计想要实现这一功能，不仅 需要将自然美、社会美、建筑美进行整合，同时还需要融入城市环 境设计相关理论，以及城市区域的文化内涵，这样才能将实现城市 环境设计的文化美。文化美不仅可以促进城市环境设计领域发展， 同时还可以彰显城市文化内涵与城市独有的精神。城市居民会因生 活在这样的城市感到骄傲、自然，也会让城市居民自主的`去保护生 存的家园，进一步强化城市环境保护力度，为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 奠定良好基础。 2我国城市环境艺术设计的反思 城市环境设计工作开展中，设计人员要从城市整体面貌进行思考，对城市居民精神世界追求进行分析。城市化建设脚步不断加快，但 是随之也带来了很多不良问题，其中工业、建筑领域发展迅速，导 致城市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为严重。对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发展现状 进行分析，虽然经过相关人员的不懈努力，城市环境艺术设计取得 了一定可观成就，但是城市环境设计中的利益分配矛盾问题仍然不 能忽视，众多理论性问题也是客观存在的。 2.1权利审美问题 改善城市居民环境，缓解城市污染现状是城市环境设计的主要目的，想要顺利实现这一目的对城市环境设计的民主性必须要给予充 分尊重，城市环境设计决策也必须要实现民族化的特点。但是对以 往城市环境设计工作开展进行分析发现，无论是决策阶段还是设计 阶段，都是由我国政府部门已经相关企业最终决定的，并没有吸取 广大民众的意见和建议，导致城市环境设计民主性较差。也正因如此，很多城市景观建设都是根据主观意见决定的，城市景观建设缺
从翻译美学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翻译 翻译美学是一个翻译与美学联姻的新学科。古代文学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美学意义自不待言。翻译美学的出现和发展为中国古代文学翻译的赏析开辟了一条新路，也为中国文学翻译提供借鉴。 一、陶渊明与《桃花源记》 陶渊明是东晋著名诗人，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魏晋南北朝时期，战火不断，社会十分黑暗。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陶渊明创作了《桃花源记》，以这个幻想中的桃源世界，寄托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同时也表达了对当时生活在战乱中的人民的同情。《桃花源记》中的语言质朴自然，精炼，文笔简洁优美。 二、审美主体翻译家方重与林语堂 方重是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译有《乔叟文集》、《理查三世》及《陶渊明诗文选译》等。林语堂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他将孔孟老庄哲学和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等人的文学作品英译推介到海外，有意于将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文化乃至中国式的生活理念介绍到国外，为西方人士认识中国搭建起一道桥梁。 三、《桃花源记》英译评析及其美学意义再现 就审美客体而言，刘宓庆将其分为形式系统即审美符号集和非形式系统即审美模糊集两大部分。其中审美符号集包括语音、文字、词语层和句段中的审美信息，而审美模糊集则包括“情”与“志”和&ldqu;意”与“象”的两部分审美信息。就《桃花源记》的翻译而言，文章将选取审美符号集的词语层和审美模糊集中的“意”与“象”部分进行两个译本的研究，评析其审美的再现途径。 1.词语层。“有审美价值的用词显然是经过原语作者精心选择的，通常符合以下标准，也是我们的审美依据，即准、美、精。“准”是指用词表达了原意和适应了语境，“美”指用词能给人身心以很大愉悦的品质，“精”指翻译时用词应该精练，无拖沓”。《桃花源记》中有一段对桃花林的描述，原文如下：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什么是罗马法？丁耘 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法治”正获得越来越严肃的推崇和考量。人们相信“法治”应当替代“人治”成为操纵国家机器的正确方法。更有一种积习立刻让人想到，缺少“法治”的血脉或许正是中国政治传统的最大症结之一。文化人中流传的关于西方文明的种种神话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个猜测：西方文明的来源不就是古希腊哲学、罗马法与基督宗教三大传统嘛?但我们的“法治”问题是在现代化实践中逐渐突显的，所以思想者们很自然地主要注意自由民主政体的宪政制度，并很快就此争论起来。随着思考的推进，某些有识之士也开始把目光转向宪政的近代起源。人们发现，在现代的开端，罗马法复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非特如此，那些率先在著述中掀起现代性浪潮的政治思想家们，都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象中国的先贤好称三代那样，他们喜欢谈谈中世纪之前的罗马，在那些关于过去的政治史论里，隐藏了指向未来的政治哲学。这样看来，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在为现代性进行的理论思索里，就罗马的法治经验做点考察，都是不无必要的。 那么，什么是罗马法?为什么上古诸族惟独罗马建立了这样的法律体系?建立与维护罗马法的政治史意义何在?欲回答这些问题，不得不诉诸法律的政治乃至礼法前提。 罗马法(roman law)是一种法(law)。与中文的“法”、英文的law相对应的拉丁文概念不止一个，主要的有ius、lex两种。英文学者曾经抱怨law无法尽括这两个拉丁词的丰富含义特别是差别，中文表达显然亦有此憾。应该说，ius 的复杂含义及其与lex的关系，是初步了解罗马法的关键。简言之，ius指自然形成的礼法、习俗，而lex则指专人制定、由世俗权力机构认可、颁布的律条(参见格罗索，《罗马法史》第七章)。前者出于人及其氏族的自然本性，其历史远于文字，因此是不成文的;后者起初也可口耳相传，但随着政治生活的变化，必须形诸文字。罗马法赖以发生的原初文本——《十二表法》就是lex的最好例子。法律体系是在实践者对原初lex的不断阐释中逐渐成形的。同样，在ius背景上制定的lex实际上也是一种阐释。如果说对lex的应用是司法阐释的话，那么制定lex的阐释则是政治性的。法律制定者(legislator)对lex来说是立法者，对ius 来说则是阐释者。律条体系的制定者是有史可稽的权力机构，而礼法秩序的给予者(lawgiver)则往往是传说中的圣人，甚至是民族宗教的至尊神。每个民族的律条体系(lex)之上，都有其赖以确立的整个礼法秩序(ius)作为其正当性源泉。因此ius同时也就是“正当”或“正义”一词的正式拉丁名称。在英文里，具有正当之意的是right而非law，是以有严谨的学者将ius naturale(自然法或者自然正当)翻译为natural right而非natural law。现代政治法学中日益重要的“正当性”(Legitimitaet)与“合法性”(Legalitaet)对峙问题，实际上便源于ius与lex的关系。 Ius/lex并不仅仅存在于罗马文明之中。为了强调各民族政治习俗的共同性，维柯甚至将“万民法”(ius gentium)与“自然法”(ius naturale)合二为一生造了“万民自然法”(ius naturale gentium)一词。既然许多古代民族那里都有其礼法与律条，那为什么惟独罗马法成了现代法治的样板呢?如果一切民族政治习俗的演变规律都是共同的，那为什么维柯这样史家式的哲人又只选择“十二表法”来做所谓“普世大法”的范例? 从历史上看，现代欧陆各国的民法典均脱胎于罗马法。据说，由于罗马法学家们把兴趣都集中民法上，罗马法系才得到了“民法法系”的别称。事实上，在古今各种罗马法教科书中，占据绝多篇幅的确实都是民法也就是私法的内容。那么罗马法的“普遍性”也就是民法或者说“权利”的普遍性?但是，在古罗马最伟大的史家李维看来，这部主要被看作最初民法典的十二表法却是“一切公法与私法的渊源”。他甚至认为，十二表法的制定，标志着罗马进入了一个崭新而不无短暂的宪制(constitution)时期。梅因则认为：“罗马法典只是把罗马人的现存习惯表述于文字中”。看来，法学家们研习罗马法固然是为了制定民法典，而史学家们却在私法制定的背后看到了公法的建立乃至礼法的变迁。从“十二表法”以及各种“阶梯”、“汇纂”中很难直接看到私法制定的公法背景，更难看到礼法阐释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法律把阐释界定为“为理解法律规定的内容、法律或者法律制定者的意图或观点进行的逻辑推理活动”(参见《学说汇纂》1，3)。但正如罗马共和国的智者们所深知的那样，立法者与法学家的意图首先出于政治或伦理智慧(参看西塞罗《国家》、《法律》)。如采取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视野，从政体(res publica)乃至礼法(ius)两方面观察立法过程，或许便能抵达立法者的深意。 真正的罗马法是从十二表法开始的，而十二表法的建立与巩固完全是罗马共和国建立不久贵族与平民斗争-妥协的结果。在这个使罗马跨入伟大民族之列的历史过程中，斗争的坚决、妥协的明智、平民的成熟、贵族的开明，这四个要素缺一不可。也许还可加上第五个要素，那就是罗马哲人对哲学之超越性的清醒克制、对城邦礼法与公民教育的充分尊重。如以这几点对观希腊特别是雅典，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后者无法真正成为世界帝国的原因。 大约在公元前510年，罗马人民驱逐了塔尔奎尼王族，结束了实际上已沦为僭政的“王政时代”，由此进入贵族政体。为了巩固新生的共和国，分享了国王治权(imperium)的两位首任执政官采取了两个重要措施，即劝说人民发誓不再允许任何人在罗马担任国王;并且扩大了元老院的规模。但共和国并未就此安定下来。正如希腊政治哲人反复指出的，贵族政体极易变异为寡头政体(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四卷)，而后者治下的国家实际上无不分裂为少数贵族与多数平民这样“两个城邦”(参见柏拉图，《国家》551d)。就象古往今来的无数国家昭示的那样，寡头与平民之争是一切内政骚乱的根源。在雅典，这种斗争的结果是以梭伦立法为标志的平民政体的建立。雅典的平民政体固然带来一时的繁荣，但也滋生了“平民领袖”(demago gue，转意为“煽动蛊惑家”)操纵下的大民主，压制甚至迫害本邦的优秀人士，从而导致了无法化解的左右党争，最终被内乱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