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商周时期楚国的建立与发展
一、商王朝对“荆楚”的征战与影响
商人之先祖契xia是帝喾kù高辛氏之后，与楚族一样，同是诸夏之族中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乌堕du?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商颂·玄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契是其母吞食玄鸟卵而生，故有“玄王”(《吕氏春秋·有始览》：“北方曰玄天。”故有学者认为玄王，是为北方之王。)之称，因佐禹治水有功，为帝舜封之于商，当是尧舜之际的重要军事首领人物之一。“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国语·周语下》)，由契至汤，共传十四代，汤兴灭夏，祝融各部，或早臣夏被夏灭，或抗商被商灭，楚之直系先祖季连部举族南徙，在丹、淅xī一带，避开商的兵锋，求得生存与发展。
商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很大的发展。它在巩固王畿jī统治的同时，还不断地对周边地区进行征服战争。西北众多的方国部落，如土方、羌方、面方、芍方、鬼方等均先后被征服。对江淮至山东沿海一带的群舒、夷方和江汉地区的荆楚，也常举兵征讨，迫其臣服。《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见荆楚是商王朝统治下“南乡”的一部，也臣服商王朝。“南乡”诸部由于不堪忍受商王朝的剥削奴役，也常起兵反抗，终商一代，这种征服和反征服的战争一直是存在的，至后期，也愈演愈烈。见于殷墟卜辞记载的，如“□□卜贞，弗雀噩在南?”“多亡祸在南土?”此雀、多在南土镇守，凶吉如何，商王朝惴zhuì惴不安。又如：“癸亥卜，王曰：余自征?不征?”由于“南土”(“南乡”)反抗激烈，商王朝最高统治者竞卜问是
否亲征(卜辞均引自《盘龙城和商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见于史料记载的商与荆楚最激烈的一次战争，也正是上述《诗·商颂·殷武》所记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p?u荆之旅。”可见这次战争规模很大，商王朝势力已进一步深入到更广阔的地域；但荆楚力量也不小，竟有强兵劲旅与之抗衡。
随着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征战或征服，先进的商文化也传播到这些地区了。根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祖国西北、东北各地和荆楚地区的汉东、汉西以及湘赣一些地方，也发现商代文化遗址和遗物，说明商王朝的政治、军事势力和文化影响，不仅扩及西北、东北一带，而且也已深入到荆楚及长江以南地区了。1954年，武汉地区人民在防洪抢险中，离汉口北约五公里处，发现了商代遗址，由于该城址为盘龙湖所环抱，故名盘龙城遗址。遗址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1000米，东南残存城垣，夯土筑成。城垣外陡内陂bēi，外有14米宽的深沟环护。城内东北有三座平行排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主柱、筑墙技术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完全一致。城外四周分布着手工作坊、小型墓葬和简陋民居残迹。作坊为酿酒、冶炼、制陶各业。城较远处另有大型墓葬。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日用器等。其中有一件青铜钺yua和一件大圆鼎，堪称为商代青铜器珍品。青铜器在器形、制作工艺和纹饰各方面均与二里岗出土的青铜器相类似。遗址还发现有炼锅陶片、铜渣、孔雀石、红烧土和木炭等，说明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是就地取材冶炼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城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它充分说明商文化已深入影响到江汉地区了(参见《盘龙城和商的南土》、《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此外，鄂a西宜都清江口出土了铜矛(《考古》1986年第1期)，江陵张家山
出土了铜镞zú(《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数量虽少，但说明商青铜文化也已传播到汉水以西之地了。至于陶器文化，由于江汉地区先民陶器制作一直很发达，商代陶器文化虽已传入，但土著陶器与中原陶器仍是并驾齐驱，各领风骚。见于江陵荆南寺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按其特征不同，可归类为两组。一组为鬲lì、盆、簋guǐ、爵等，常见于河南郑州等地，是典型的商陶器。另一组为豆、鼎、碗、罐等，则为本地所独有(此为荆州博物馆所展出实物。)它表明，土著陶器制作虽一脉相传，保持不衰，但中原的陶器文化也不断地传播过来，这就决定发迹于江汉地区的楚人，必然会采夏夷之长技，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楚式陶器文化。
殷商是有文字可考的朝代。它除了甲骨文外，还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玉和石上的文字。中国文字(汉字)起源于图画，当非始自商代。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彩陶文化期，就出现了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这种陶符，“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于省吾《关于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甲骨文，上承“陶符”，“六书”俱备，奠定了汉字的基础。楚地其时迄今虽未发现自己的文字，但从后来楚国文字的特点看来，它与中原先秦文字结构基本相同，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
商王朝是当时中原一文明大国。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奴隶主贵族脱离生产，以专门从事管理国家军政大事、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传授明君臣之义长幼之序，这样，教育的场所学校也就产生了。《孟子》载：“夏曰校”、“殷曰序”，《汉书·儒林传序》则记“殷曰庠”。“序”和“庠”都是学校。在学校里，不仅商王朝的王亲贵戚、诸侯大家子弟可以接受教育，就是方国部落后裔亦可前来学习，以利于加强商王朝的统治。见于殷墟卜辞记载，有“戊戌卜，雀，
若，教”、“丁酉卜，其乎多方小子小小臣其教戒”、“丙子卜，多子其[征]止](徒)学”、“多子学”等内容，说明商代学校是接受周边方国部落，其中也包括荆楚的贵族及其子弟前来学习的。楚国后来在语言、文字及物质文化方面，与诸夏同步发展，显然与商文化的浸染是分不开的。
二、商末周初楚国的建立
《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yù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在商衰周兴时，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受到周王室的重视，给予“子”(商周时期，已实行公侯伯子男的班爵制度，以明确贵族的等级和方国部落的地位。此“子”，即周王室给予内附有功的异族酋长的封号，和其他班爵封号一样，是奴隶制国家的一种组织形式。)的封号，臣属于周。《史记·周本纪》亦载在周文王时，有“楚子”“往归之”。这“楚子”也就是“子事文王”的鬻熊。《裴解》引刘向《别录》记：“鬻子，名熊，封于楚。”所以，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楚人后来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作为祖先祭祀。《左传·僖xī公二十六年》戴：“夔kuí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子让之。”夔是季连的别支，后来不祭祀祝融与鬻熊，楚人先谴责，后除灭。正因为鬻熊有如此崇高地位，所以关于他的传说也很多。如《楚宝》戴：“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为师。”贾谊《新书》说，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为师，问以国事。过三百余年，楚武王还为此自豪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史记·楚世家》。)鬻熊既是周文王之师，当有许多言谈轶事，故后又辑成《鬻子》一书传世。《汉书·艺文志》就载有《鬻子》二十二篇，并加注说：“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始祖。”道家源于楚国，相传鬻熊又是道家的先驱，《汉
书·艺文志》就把他列为“道家”。这样看来，鬻熊不仅是楚国的缔造者，又是道家学说的开拓者，是楚国最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鬻熊死后，其后熊丽、熊狂仍处于周文、武王时期。到熊绎时，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同上。）熊绎与鲁、卫、晋、齐等姬姓国或姻亲国一样，“俱事成王”。周成王初立年幼，周公旦摄政，“管、蔡启商，[甘/大/心]间王室”(《左传·定公四年》)，商纣子武庚勾结管、蔡，发动叛乱。周公果断东征，历时三年，最后取得了完全胜利。在此基础上，又建侯卫，营成周，巩固了统治，使西周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个中原强大的奴隶制王朝，并把奴隶制推向极盛阶段。周王室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再一次对鬻熊之后熊绎封于楚蛮之地，并有明确的姓和都城。所以有学者以为，此时才有“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张正明《楚文化史》。）从鬻熊至熊绎历代居丹阳后，丹阳就成为楚人立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语：“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看来楚人初居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其后，即以此为立足点，向南推进，发展成为雄踞jù南方的泱yāng泱大国。因此，一部楚国历史与文化史的起点，应从丹阳说起；而丹阳究在何处，也当然就成为我国历史上长期讨论的热点。《汉书·地理志》谓丹阳属今安徽当涂境，《水经注》即已否认，故此说已为后人所不取。《水经注》否定了此说后，称今湖北秭归为熊绎之始国，故丹阳在秭归。另外，《史记·楚世家》集解引徐广语、《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宋仲子语，谓丹阳在今湖北枝江。这两种说法来源均较早，今天亦多有学者持此两说。清人宋翔凤在其著《过夜录》卷九《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徒郢yǐng考》中，则首倡丹阳今河南淅川说。淅州在丹江之北，符合丹阳的地望。此说日渐盛行，今人从此说者甚多。张正明、喻宗汉依据古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进一步认为，
鬻熊所居丹阳在今丹水之阳，熊丽所居丹阳在讨睢ｈｕī山之间(《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即今湖北南漳境，熊绎所居丹阳则在睢山与荆山(《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之间，亦在南漳境，故他们认为，丹阳地望，实为异地同名(张正明、喻宗汉《熊绎所居丹阳考》《楚学论丛》1990.9江汉论坛专刊)。楚人南徙丹、淅一带后，在商末周初期间，迫于商、周的压力，是难以向东、向北、向西拓展的，只能向南推进，故从鬻熊至熊绎几代，以故地丹阳为中心，沿丹、淅水南下至睢山、荆山一带，进行开辟，是很符合楚人早期的行踪的。地面扩大了，然熊绎都丹阳，仍有可能在淅川。事实上，今淅川发掘出了众多的楚墓群，出土了很多文物，可见其地确为楚国早期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除上述各说外，还有学者认为，淅川是西周末至春秋初的都城，熊绎所居丹阳似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右尹子革答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奔，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jí矢shǐ以共御王事。”《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栾武子语：“楚自克庸以来，……训之以若敖、蚡f?n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草莽、山林意近，故熊绎辟在荆山，实属山林蛮荒之地。筚路，杜注：“柴车。”孔疏：“以荆竹织门谓之筚门，则筚路亦以荆竹编车，故谓筚路为柴车。”蓝缕，杜注：“敝bì衣”。《方言》说：“楚谓凡人贫衣被丑敝为蓝缕。”“筚路蓝缕”，是说熊绎等先辈穿的是敝衣，坐的是柴车，带领部众在山林草莽之地辛勤开发，建国立业，充分显示了楚人不畏艰苦，敢于与自然斗争的精神。从鬻熊至熊绎几代，随着楚国的建立，楚族也就从氏族制进入到早期奴隶社会了。
楚人立国后，与中原诸侯一样，必须按时述职进贡。上文说的“跋涉山川
以事天子”，是说熊绎携带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涉渡汉水、丹江，翻越秦岭，风尘仆仆，“以事天子”，奉承唯谨。楚人除贡桃弧棘矢外，还贡苞茅。《左传·僖xī公四年》记楚成王十六年时，齐桓公率中原诸国南下攻楚，理由之一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无以缩酒”。楚国马上认错，表示以后照常进贡就是了。苞茅，杜注：“包(苞)，裹束也。茅，菁ｊīｎｇ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为缩酒。”缩酒的“缩”字，《说文解字》作莤sù，释为“礼祭束茅加于裸圭guī，而灌[凶匕]酒，是为莤，象神歆xīn之也。”莤，从酉、草，酉即古酒字，草即茅，祭祀时，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浇下，其糟则留在茅中，酒汁渐渐渗透下去，状神之所饮。这就是缩酒的仪式(缩酒之礼)。荆楚盛产茅，《禹贡》、《汉书·地理志》等就有“包匦guǐ菁茅”的记载。楚人居丹、淅至睢、荆山一带后，可能就掌握了这种祭祀方法，后来则传至中原地区。《周礼·天官》说：“祭祀供萧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所以，周王室一直是依靠楚国进贡苞茅来进行祭祀的。
《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ju?，设望表，与鲜卑守燎liào，故不与盟。”韦昭注：“置，立也。蕝，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在岐阳盟会上，熊绎管理置茅缩酒，并与鲜卑酋长一起“守燎”，是无资格参加诸侯盟会的。这一方面说明熊绎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楚国不仅有进贡苞茅的义务，其国君还须亲自主管缩酒仪式和“守燎”祭天。在政治上，楚国国君地位不高，在缩酒祭祀上却享有特权。这可能与楚地独产苞茅和楚人传统的掌天人相通的职责有关。楚人对此亦极为重视，引以自豪。楚人姓芈，历代楚国国君都冠以“熊”字，即以缩酒为职，以职为氏。“熊”从“酓”(见于楚器上，楚国国君(王)自称“酓某，如湖北随县出土的楚王bo，铭文有“酓章”二字，安徽寿县出土的楚王鼎，铭文有“酓肯”、“酓[于/心]”等。)，“酓”
即“莤”，莤，像神饮酒；“酓”像人饮酒，是“莤”的人格化，“熊读入喻纽，酓读入影纽，古清浊不分，于声至近”(商承祚《寿县新出土楚王鼎考释》(《国风》第4卷，第3期)。
酓、熊通假，后来一律把“酓”写作“熊”字了(张正明《楚文化史》。）所以楚人姓芈氏熊，即以缩酒祭天(神)为氏。这在“天人合一”的氛围下，楚人进贡苞茅、主管缩酒祭祀，是极其荣尊的职责。当然，有学者以为楚人的图腾是熊，故氏熊(持此说学者认为，楚人是黄帝之后，而黄帝据说有“六兽之师”，其中就有以熊和罴为图腾的氏族部落，楚人可能就是以熊为图腾崇拜的部落之一。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文中说：“楚人首领，世世冠以熊字，似熊为在楚人原所氏，亦即以熊为图腾祖遗影。”)。
三、周昭王攻楚及其失败
楚国是西周侯卫统治下的“南国”之一。商末周初，由于鬻熊举族投周之后，楚与周王室的关系一般是良好的。周武王死，子成王立，“人或谮zan周公，周公奔楚”(《史记·鲁周公世家》。）后来，流言澄清，周公又回去了。周康王时，楚与周关系亦属正常(《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jí、王孙牟、燮xia父、禽父并事康王。”)。究其原因，一是周楚同源(周人，姬姓，传说是帝喾之后)，鬻熊臣周，奠定了亲善关系的基础。二是周初克殷，后又周公东征，足见殷商残余势力与东方方国部落一直叛周抗周，周王朝不得不全力东向，重点打击东方方国部落。三是楚人辟在蛮荒之地，势孤力单，只得卑事周天子，当不会引起周王室的重视。
但是，“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楚是周王朝的异姓国，一开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视，甚致在诸侯盟会上，都没有与盟的资格。周王室对齐、晋等诸侯国均有赏赐，而楚国则无。时过五百多年，楚人对此仍
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如春秋中后期，楚灵王就说先王熊绎与齐、晋、鲁、卫等国君一样并事周康王，四国可得珍宝之器，而楚国则无分，因此要与周王室“求鼎以为分”。右尹子革告诉他：“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左传·昭公十二年》。)这种建立在“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基础上的主从关系，必然产生深刻的矛盾，从而导致征服和反征服战争。事实上，早在周初，周王室为了加强对楚国和荆楚地区庸、卢、彭、濮等方国势力的控制，在汉东就分封了一些姬姓国，在南阳盆地，又有申、吕等姜姓国(姻亲国)。楚国慑于周王朝的强大，不得不进贡苞茅等物，表示臣服。
周成、康王时期，东都洛邑建成，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里以上，初步巩固了对“东土”的统治。周共王时，楚国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筚路蓝缕”，辛勤开发，国家已呈勃兴之势。所以到周昭王时期(约公元前1000椙chɑng?77年)，周、楚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了，周昭王集中全力，打击楚国。据陕西扶凤出土的《墙盘》铭文记载：“弘鲁召(昭)王，广笞chī荆楚，唯狩南行。”可见周昭王亲领军队南征，声势浩大。另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攻楚，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周昭王十六年(约公元前985年)，周昭王“伐楚，涉汉，遇大兕sì”。这次，一般认为其时与上述《墙盘》记载相同。周昭王领军渡过汉水，深入荆楚一带。渡汉水时还遇见“大兕”(兕，古代犀牛一类动物。《左传·宣公二年》：“犀兕尚多。”)。
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约公元前982年)，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日[壹]，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这次渡汉水时，阴风骤起，气候恶劣，将士惊恐，军队大部丧失。这次失败归咎jiù于天时不利，实际上周王朝军队当遭到楚军强有力的伏击。
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此年，据鲁纪年推算，当为周昭王二十四年(约公元前977年)。这次攻楚，周昭王全军复没，周人讳言此事，模糊地说“南巡不返”。周昭王死因，《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说：“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舟进。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这里说的“船人”，就是楚人起而抗周，设计献胶粘接的船只，船驶至中流，胶液融化，船只解体，周昭王及其部众，溺水而死。屈原在《天问》中写道：“昭后成游，南土爰yuán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zhì?”周昭王累累南征，当然不是为了贪求什么，而是由于楚国的勃兴，引起周天子的惊恐，不得不领兵亲征，企图遏制楚国的发展。
周昭王攻楚及其败亡，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楚国则日益发展强大，逐步走上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道路。
四、熊渠对周王朝的公开对抗
周昭王死，子穆王立，西周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国势日趋衰落。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级不同的奴隶主贵族，已呈现升沉兴衰的波动，原来地位较高的贵族，政治失势，田地荒芜，家境日蹙cù，而原来地位低下的贵族，则注意生产，招徕lái奴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样就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斗争。在这同时，广大奴隶人民群众，由于不堪忍受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奴役，或逃亡，或奋起抗争，奴隶制危机已日益加剧，江河日下。
周王朝对周边方国或臣属民族，除索取贡物外，又不断地进行征服战争，掠夺人口和财富。所以，周王朝与周边各部一直存在深刻的矛盾。周边各部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与周王朝的军事冲突也逐步升级，已非昔日周王朝能轻易地予以征服或压服了。据《国语·周语上》载，周穆王时，西北境犬戎
诸部日益强大起来，有时竟骚扰到宗周(周公东征后，西边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称为“宗周”。东边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称为“成周”。)附近。周穆王亲自领兵攻打犬戎，结果，只取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白狼、白鹿或系氏族徽号。）从此，周王朝与西北犬戎各部关系更加紧张。正当周穆王西征时，东土的徐偃王联合徐奄yǎn诸部乘机发动叛乱，举兵伐周。周穆王闻讯后急忙回军东向，并不得不向楚国求援。楚国大举出兵，与周王朝一起攻打徐偃诸部，徐偃王败亡(此从《后汉书·东夷传》、《博物志》所记。）昭、穆之后，西周进入共、懿、孝、夷、厉诸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912-842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迭起，井田制开始崩溃(据周共王《卫鼎》铭文载：裘qiú卫以绢帛等交换矩伯一个“里”，说明西周井田制下“田里不鬻y ù”的格局开始瓦解。)周王朝统治更加腐朽没落。北方的玁狁Xiǎnyǔn、西方的犬戎r?ng、东方的淮夷、南方的荆楚，交相叛周攻周，西周统治岌岌可危。《汉书·匈奴传》说：“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mǐ室靡家，猃允Xiǎnyǔn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约公元前895年(周懿王十五年)，周王朝一度被迫自镐徙都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周夷王时，“荒服不朝”，天子始下堂见诸侯，[勤见-力]礼废。
与周王朝内外矛盾重重、国势穷蹙相反，楚国经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国势则蒸蒸日上，由弱而强。熊绎下传四代至熊渠时，楚国已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向周围地区开拓。
熊渠，勇力过人，胆略非凡，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君。由于他功绩卓著，楚国后人也是把他作为神奇人物传颂的。如《韩诗外传》说：“昔者熊渠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殷羽，下视，知其为石。”《史记·龟
策列传》甚至还说，连后羿yì的射技也不及熊渠。熊渠不仅善射，在战场上勇于作战，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头脑。他向周围地区的开拓，大致执行的是近交远攻、先礼后兵的方针。楚国发迹于丹、淅，后向睢ｈｕī山、荆山发展，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汉水流域。其间广阔地带，杂居着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此外，西南有巴人，东南还有扬越。在周王朝的压迫下，楚人一方面臣服姬周，一方面巧与周围方国部落周旋，求得生存与发展。《史记·楚世家》称熊渠在江汉地区甚得人心，“蛮夷皆率服”，可见熊绎以后历代，为了站稳脚跟，对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有丝毫怠慢疏忽。熊渠承继国君后，国力增强，后方稳固，开始有重点有选择地攻打邻国，开拓边境。
《史记·楚世家》：
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
庸，杜预注为上庸，即今湖北竹山，在荆山西，故地处楚国西陲chuí。它历史悠久，曾随同周武王灭商。熊渠攻庸，除了为巩固自己的后方外，还在于削弱庸这一古国地位，以播扬楚国的声威。扬粤，即扬越(此扬粤(越)，地处荆楚。《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扬粤(越)在古扬水以东、以南、洞庭湖地区。旧解扬越因扬州得名，是因战国后越人散布古扬州各地，说明春秋战国后，扬越由西而东，向扬州流徙。)，指古扬水以东以南、洞庭湖区域的越人。熊渠向西攻打庸后，即沿汉水而下攻打长江流域的越人，一直攻打到鄂 (今湖北鄂州市境)(鄂，有西鄂、东鄂之别。《括地志》说：“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故西鄂在今河南邓县境。东鄂，则在今湖北鄂州市境。此鄂，当指东鄂。据《史记正义》说，原邓之西鄂，是后来东徙至鄂州的。）鄂，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是当时炼铜业的中心。在鄂境内，今大
冶铜绿山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商周时期一直就是一个著名的炼铜基地。熊渠攻打越扬，兵锋直抵鄂aa，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夺取那里丰富的青铜原料，并试图把扬越至鄂一带，纳入楚国管辖范围之内。当这一战略目的初步实现后，熊渠不满足原来子男之国的地位，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shì。”公然也以天子自居，封长子康为句亶dǎn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史记·楚世家》。）句亶，裴骃yīn)。熊渠把如此广阔的“江上楚蛮之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是力图把楚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增强国力，以与周王室对抗。
楚人长期臣商，后又从周立国，所以在政治上，也仿效商周，实行以王为首、分封诸侯的奴隶主贵族政体。当然，熊渠的分封，只是一种尝试，后来随着周王朝的衰败，周初大分封的形式在楚国并未实行，但其奴隶主贵族政体的基础----采邑制则是普遍推广的。楚国后来出现的许多大贵族，如若敖氏、蒍wěi 氏、屈氏等，就是从最初实行采邑制发展而来的，蒍氏、屈氏并以采邑为氏。
周厉王时，强化国家机器，垄断国家资源，对周边“荒服”地区，不断攻伐，荆楚亦不例外。《史记·楚世家》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于是自动去其王位，取消对儿子的分封，继续臣服于周。从熊绎至熊渠(约公元前1027-963年)的一百多年间，楚国由弱变强，与中原各诸侯国一样，逐步摆脱周王室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其时，楚国虽然以丹、淅至汉水上游为根据地，但其势力已渐南下，并扩大了对周围地区的统治。熊渠兵锋向南而东，表明他战略发展的重点在南方，企图先在长江流域确立一强国地位后，然后北上争雄，决心走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道路。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国君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
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长期以来师夏师夷、以夏变夷，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熊渠不愧是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五、西周末年周、楚矛盾的继续发展与“汉阳诸姬”
周厉王末年，“专利作威，佐礼进祸”，致使国人财力穷尽，“民不堪命”。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始有准确纪年)，“邦人”(国人)、“正人”(百工正长所属之人)、“师氏人”(宿卫王宫的军卒)，怒不可遏，冲进王宫，周厉王狼狈出逃，朝政由诸侯掌管(《史记·周本纪》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竹书纪年》则谓“共伯和干位”。)。楚国自熊渠之后，历经熊挚红、熊延、熊勇、熊严四代国君，执政时间都不长(约公元前857年，周厉王立，熊渠自去其王号(熊渠卒年不详)，前828年，熊严卒，前后共约29年。在此期间，历经四君，除已知熊勇、熊严分别执政十年外，熊挚红、熊延两代不足十年)，其事史料记载亦缺乏。公元前827年，周宣王立，楚国也恰为熊霜初立。在周宣王初立、力图“复文武之境土”时，楚国则一度政治波动，发生了争夺君位事件。据《史记·楚世家》载：“熊霜六年，卒，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难于濮；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循。”熊霜六年(公元前822年)，由于楚人仍沿袭母权制遗风，“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左传·文公元年》)。君位传袭并未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故熊霜死后，君位未能传其子，出现了“三弟争立”。在争夺君位斗争中，仲雪死，叔堪逃亡，在濮地避难。濮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方国部落。《尚书·牧誓》记参与周武王伐纣灭商战争的，有“庸、蜀、羌、髳máo、微、卢、彭、濮人”。可见濮是姬周的重要盟国和属国。西周时期，濮人散居楚之东、西、南境，即汉水两侧，号称百濮。楚人为能在楚蛮之地立足生根，与濮人关系当属良好，故叔堪争君位失败，逃到濮地，变服从俗。“芈姓有乱，必季是立”(《左传·昭
公十三年》)，君位仍传到少弟季徇，即熊徇xùn，楚国政局才稳定了下来。周宣王因经共和时期的相对稳定，继位后即频繁对外用兵，号称“中兴”。熊徇在位22年，国势一度复振，于公元前800年(周宣王二十二年)卒，子熊咢a立。公元前791年(周宣王三十七年)，熊咢卒，子熊仪立，号若敖，周宣王统治进入后期，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国势复又转衰。楚国这时可能由守转攻，对外发展，与周关系重又紧张了起来。公元前789年(周宣王三十九年，熊仪二年)，周宣王攻伐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周军大败。在此同时，对南方也发动了大规模战争，结果也失利。据《史记·周本纪》载：“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南国，三国吴人唐固说在南阳。前蜀人韦庄以为在江、汉之间。从西周长期对东南夷和荆楚的用兵看，此“南国之师”，也当指东南和荆楚地区。周王朝对荆楚等南国用兵失败，只得又在太原一带清查户口人丁，补充军队。可见这次失败是很惨重的。《诗经》有关篇章，对周、楚间的争战，也有反映。如《诗·小雅·采芑qǐ》：“蠢chǔn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无老，克壮其猷y?u。方叔率止，执讯获丑。”《大雅·江汉》：“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江汉汤汤，武夫洸洸guāng。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这些诗篇虽然都是歌颂周宣王武功之作，不免有夸大成分，但确也反映了楚国与周王朝激烈冲突的事实。
周王朝为了加强对荆楚的控制，“以蕃屏周”，陆续在汉水以东以北和江、淮间，分封了不少姬姓或姻亲诸侯国，即所谓“汉阳诸姬”(清人易本火良《春秋楚地问答》说“汉阳诸姬”“西自汉水以东，南自汉水以北，东至于光、黄，北至于淮汝”。）“汉阳诸姬”，重要的有如下一些诸侯国：
随(今湖北随州市境)。《世本》：“随国，姬姓，不知始封者为谁。”原在汾
水流域，昭、穆时期，不断攻打荆楚，随亦被徙封于江淮汉水之间。童书业指出：
汾水流域附近之国名地名常出现于江淮汉水之间，如江淮汉水间有随、鄂、沈、黄、唐等国，汾水流域附近亦有之(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随国国力最强，是汉东大国，并为汉阳诸姬盟国之首。
唐(今湖北随州市西北境的唐县镇)(何光岳《楚灭国考》(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0年2月第1版)。姬姓，与随一样，原在汾水流域，后徙封于汉东。
申(今河南南阳市北境)。姜姓，姬周姻亲国。《国语·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太姜。”故地应在今陕西泾渭间。《左传·隐公元年》孔疏：“申之始封，亦在周兴之初，其后申绝。至宣王时，申伯以王舅改封于谢。”此谢，《国语·郑语》说在南阳，《汉书·地理志》说在宛北，《大清一统志》说在南阳北，故申在今南阳市北境。
吕(今南阳市西北境)。吕与申同为姜姓国。《国语·郑语》：“当成周者，南有申、吕。”所以，吕与申一样徙封于南阳一带。“吕”，亦作“甫”，吕侯受命制《吕刑》，亦称《甫刑》。可见吕国历史悠久，吕人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治国经验。
曾(鄫zēng、缯zēng，今南阳市北一带)。《国语·郑语》韦昭注：“缯，姒sì姓，申之与国也。”故缯、申关系密切，当地处今南阳市北一带(南阳市北方城有缯关，历代史家认为此即曾的始封地。）郭沫若《中国史稿》说湖北孝感地区发现的周成王时代的青铜器，记载着周成王南征经过的曾，后来封有姬姓侯，从此有学者认为周初之曾，还是姬姓之曾，原姒姓曾，已东迁齐地。曾从昭、穆以后也是“汉阳诸姬”的重要古国。
厉(赖，今随州市东北)。姬姓，与随、唐比邻，同为周的重要属国。
贰(今湖北应山境)。偃姓，周之封国，与随、郧yún比邻。
轸zhěn (今湖北应城境)。偃姓，周之封国，贰、轸关系密切。《左传·桓公十一年》：“楚屈瑕xiá将盟珍贰。”郧 ([云阝] ，今湖北安陆境)。《通志·氏族略》：“[云阝] 氏，亦作妘yún，亦作郧，又邑作云。”妘姓，祝融八姓之一，与楚同祖。《路史·后纪》说：“云近楚，若敖父子娶焉，后灭之。”按同姓不婚遗制，应非妘姓，故有学者认为是姬姓国。
蓼liǎo (今河南唐河境)。偃姓，地处申、吕南，唐、随北。
以上诸侯国，地处汉东、汉北，犹如汉东北一道屏障，紧紧地束缚住楚国，阻遏着楚国的北上与东进，并可随时配合周王朝打击楚国。
在淮水流域，周王朝的主要封国或属国有：江(嬴姓，今河南正阳西南)、息(姬姓，今河南息县境)、弦(姬姓，今河南息县南)、黄(嬴姓，今河南潢川境)、蒋(姬姓，古期思县，今河南固始境)、蓼 (偃姓，今河南固始东，非前述唐河境的蓼)等。在淮北及江、淮间，亦有众多的封国与属国，无疑都严重地阻障着楚国的发展。
六、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初步发展
商末周初楚国的建立，标志着楚国已从氏族制进入早期奴隶制。早期奴隶制的基本特点，是血缘关系与等级关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留有氏族制遗风。楚国的国君，既是一国之主，又是楚族一族之长。协助国君料民理国的是大贵族----“敖”。敖即豪(氏族酋豪)，是氏族贵族蜕变过来的，成为楚国统治集团的支柱。入春秋后，煊xuān赫一时的若敖、蒍wěi敖，就是“敖”权力膨胀的结果。楚立国后，国君由“敖”拥戴，而有的国君本身亦称“敖”。如西周末年熊仪，称若敖、熊仪子熊坎，称霄敖。楚国国君的继承制度，也已确立。从鬻y ù熊开始，一般是父死子继(并未确立嫡长子继承制，而是“恒在少者”，如前所
述)，也伴以兄终弟及。如熊挚红传弟熊延、熊勇传弟熊严等。从这种君位继承情况看，君族已牢牢地掌握了最高统治权，国君集政权、族权于一身，已非昔日氏族制民主推举氏族首领或军事首领了。
楚人是在臣服商周，又与商周王朝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楚国也建立了军队，并日益强大。商王武丁时期，商王朝军队攻打荆楚，“裒p?u荆之旅”，可见其时荆楚已有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当然，这里的荆楚，是泛指居住在江汉地区的包括楚人在内的众多方国部落，并非指楚人一族。西周时期，随着楚国的建立与发展，楚国军事力量也日趋强盛。终周一代，周王朝视楚国为敌国强国，不惜倾全国力量，累累攻打，证明楚国确实存在有完善的组织系统，深谙作战方法的军队。熊渠的西击南征，政治、军事目的非常明确，表明楚国军队无论在指挥作战或组织行动方面，均已渐趋成熟。
西周是继夏、商后第三个统一奴隶制王朝，其先进的经济、文化对各臣属之邦都有深刻的影响，荆楚地区也不例外。据目前考古材料所见，在汉水以东的今湖北蕲春境内，1958年发现了西周时期的大型木构建筑遗址(《湖北蕲春毛家咀zuī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其中有木柱、木板、木制的楼梯，是长江流域特有的木构建筑。遗址还出土了陶器、骨器、铜器、漆木器、卜甲骨等。1960年在蕲春之西北、随州之东的红安金盘遗址，发掘出了丰富的文物。其中陶器有鬲、鼎、缽bō、罐等，青铜器有刀、矛、镞，还有铜范等(《湖北金盘遗址试掘》《考古》1960年第4期)。今黄石市境内铜绿山铜矿的冶炼，继续得到发展。
在汉水流域附近，1966年在京山坪坝苏家垅lǒng出土了一批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共97件，其中7件有铭文，铭文有“曾侯中子[彳才游-氵-方]文”、“曾中[彳才游-氵-方]父”等内容，说明铜器主人为曾国国君。其主要
礼器组合为九鼎八簋guǐ(缺一簋)，此外，还有鬲、豆等器物(笔者在荆州博物馆所见。）
在汉水以西，1961年在江陵万城出土了西周早期青铜器17件，有簋、鼎、戈、觚gū、爵、尊、觯zhì、卣yǒu等。其中9件有铭文，文中“邶bai子”、“邶柞zhà”字样，当为邶国的遗物(同上。）邶，古邶国。《说文》：“邶，古商邑，自河内朝歌以北是也。”郑玄《诗谱·北鄘yōng卫谱》。熊咢a是熊徇之子，于公元前800-791年在位，时值周宣王晚期。
此外，1980年在湖南麻阳发现了西周之际的古铜矿井，可见西周末楚人已进入这里开采铜矿了。另据西周某些铜器铭文中，有关于周王朝南征“俘金”的记载(如周昭王时《过伯簋guǐ》，其铭文说：“过伯从王伐反荆，俘金，用作宗室宝尊彝。”)，楚国有可能在熊渠之前就会铸造青铜器了。刘彬微说：“就现有资料而言，已发现的青铜器，其年代上限还到不了西周初期楚人立国之时。最早的楚铜器年代虽可上溯sù至西周中期，但西周中晚期的楚铜器数量甚少，……。”(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铜器和铁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8年7月第1版)。可见终西周一代，楚国青铜器的冶炼与铸造尚不成熟，规模也不大。
1975年冬至1979年秋，湖北省有关考古人员在湖北当阳赵家湖，发掘了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的楚墓共297座。墓葬形制均为竖穴土坑，棺椁guǒ大多保存较好，分一棺一椁墓、单棺墓、无棺墓三类。随葬器物主要为陶器，组合有鼎、鬲、豆、罐；鬲、盂、豆、罐；鬲、盂、罐；鬲、孟、长颈罐；鼎、敦；鼎、敦等。铜器组合有鼎、簋；鼎、簋、盏；鼎、敦等。还出了一定数量的兵器和少量的漆木器。高应勤、王光镐hào把墓葬分为四类七期。四类，即甲类、乙A类、乙B类和丙类。甲类墓出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乙A类春秋战国后，
先出陶生活用器，后出仿铜陶礼器。乙B类则自始至终出陶生活用器。丙类墓无随葬器物。其中属于西周后期和两周之际墓葬，是迄今各地发现的楚墓时代最早的一批(高应勤、王光镐《当阳赵家湖墓葬的分类与分期》(《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出版，1982年版)。）从墓葬形式和随葬器物分析，王光镐认为，甲类墓纯属中原风格，即姬周文化因素。乙A类墓周式多于蛮式，乙B类则蛮式多于周式。此蛮式，即指江汉土著鬲文化，鬲称“蛮式鬲”或“苗式鬲”，并非名符其实的“楚式鬲”。楚文化因素的铜礼器和仿铜陶礼器，则始自春秋晚期，才在甲类墓和乙类墓中所见(王光镐《楚文化源流新证》。）因此，西周后期赵家湖墓群中，尚不见有楚国经济、文化发展的明显迹象。
张正明认为，赵家湖楚墓出土器物就种类、形制而言，虽与中原文化因素大同小异，但毕竟是楚文化遗物，说明从西周晚期到战国中期，这里是楚人的聚落。甲类墓出有铜礼器鼎和簋，陶礼器有鼎、簋、鬲、罐、豆等，其墓主是楚国国人中的下等部落贵族。他们受华夏文化浸染，总是模仿华夏礼制。乙A墓无铜礼器出土，陶礼器基本组合为鬲、盂、罐、豆，墓主是平民和下等部落贵族，既受华夏文化影响，又吸收了蛮夷文化因素。乙B类墓主大抵是土著蛮夷，当属野人。丙类墓无随葬品，墓主地位当更低下。由于墓葬规格的不同，说明当时已存在国野、贵贱、贫富的分化，原始社会正在解体，阶级社会即将形成(张正明《楚文化史》。）从上述两位学者论述中，可知楚人建国后，既模仿华夏文化，又吸收土著居民文化因素，逐渐形成具有自己个性特色的荆楚文化。终西周一代，楚国经济、文化获得初步发展，为入春秋后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据《左传·宣公十二年》载，西周末、春秋初楚国君若敖、蚡冒时期，还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又说：“若敖、蚡f?n冒，至于武、
史前及夏商周时期的中国建筑 早期文明的建筑形态 从远古到汉代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好几千年的跨度，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建筑来说，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东西。甚至对这个时期的历史，我们也还有很多未知的，也还有很多的不能清楚地表述的地方。对于建筑而言更是如。要想很准确地描述上古时期的建筑形态，还有很多的困难。特别是讲到中国历史，可能就会提到夏商周这些早期的著名的王，它们的建筑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有很多的研究，但是仍然很难对它们做出确切的描述。也就是说在我们建筑史的特别是早期的部分，还有许许多多的空白点，对于每一个对中国建筑史感兴趣的人，都存在着很多可能，去发现、去探索、去研究、去重新描绘这些时代建筑的发展。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早期文明，人类早期文明在西亚开始发展。他们开始有了最早的城市，然后逐渐发展，形成一个影响周边地区的一个大的文明。在此之后，埃及的文明在发展，欧洲的文明在崛起。 中国的文明发展得也很早，大概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的时候就有了最早的城市，这个是考古发掘已经证实了的。我们的文明从那个时候，再到公元前21世纪的时候，那个时代是夏的时代。中国的文明在夏代可以说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转入阶级社会时期。 世界建筑发展，在西亚最早出现 城市，大约已经到了公元前将近1万 年的时候最早出现了城市。 西亚早期城市
到了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在欧洲北非等地开始出现了许多，类似巨石阵这样巨大的一些古代遗迹。 巨石阵 这个时期是世界的版图上人类文明逐渐发 展演化走向辉煌的一个时期，中国的文明是在 这个坐标中，在走着自己的道路。 中国的文明从旧石器时代时期开始，就是从公元前1万年往后推，到了新石器时期，大约公元前5000年这样的一个时代，开始有了仰韶文化，有了后来的红山文化，有了大汶口文化，有了河姆渡文化等。总体可以把文化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南方发展的，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的一个地区文明。一个是以陕西为中心的仰韶文化。再有就是东北沈阳，包括内蒙的红山文化。这些不同的文化产生了不同的建筑形式，这些建筑是根据它的环境，根据它能够有的材料，根据它的生活方式来产生的。
楚国八百年解说词全 楚国八百年 更多图片(22张) 《楚国八百年》是由中央电视台、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张晓敏执导，央视纪录频道和湖北卫视联合摄制的大型高清人文纪录片。 该纪录片历时近两年的精心策划、艰苦摄制和细致打磨，第一次完整、系统地讲述楚国800年恢弘伟大的历史，其奇谲瑰丽的文物解读楚国辉煌灿烂的文明，其盛衰荣枯的历程揭示历史背后值得深思的规律，以全新的视角解读令人叹为观止的楚文明。 中文名:楚国八百年 出品时间:2014年 出品公司: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 制片地区:中国大陆 拍摄地点:湖北 首播时间:2014-02-24 集数:8集 每集长度:48分钟 类型:纪录片 制片人:韩雯，王晓斌，余立军 在线播放平台:CNTV 出品人:胡占凡，尹汉宁 总监制:罗明，王茂亮 监制:刘文，向培凤
节目监制:周艳，史岩，陈晓卿，石世仑 总导演:张晓敏 导演:崔伊，杨光照，陈思宇，杨小虎 美术指导:张力，张毓雄 总撰稿:张宏杰 历史古文:刘玉堂 摄影:赵发仲，曹晨，朱振营 解说:周志强 文史统筹:杨理胜 鸣谢:湖北省博物馆、荆州博物馆 快速导航 分集剧情分享 剧情简介 楚国八百年 图册 3张 楚国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一个诸侯国，楚人是华夏族南迁的一支，及与当地土著的融合而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一脉，其国君为熊氏。在浩瀚历史长河中，楚国先人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无数令世人瞩目的灿烂楚文化。楚国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段长城、第一个县、第一支毛笔、甚至是第一把铁剑，都出现在楚国大地。它不仅 是华夏大地上文化最灿烂辉煌的诸侯国，也曾经是全世界文明的最高峰。 《楚国八百年》宣传片截图 图册 18张
对楚文化的认识 摘要： 楚文化因楚人和楚国而闻名，是周代楚人创建的一种区域性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南支。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楚文化极大的促进和发展了华夏文化。在与华夏融合的过程中，楚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使得楚文化后来居上，引领风骚，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先秦南方文化，不仅内涵丰富，而且特色鲜明，在当时甚至在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关键词：楚文化发展地位当代中国 导言 一研究对象 中国古代文化源远流长，在众多的群星中有一颗璀璨的明珠，这就是楚文化。楚文化作为周代区域文化，以华夏文化为主导，融合蛮夷文化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多元一体的南方文化。事实上，楚文化的首创者楚国人在开始并不是很有影响力的，在西周初期进行分封的时候，楚之先祖鬻熊曾孙熊绎僻处荆山（在今湖北南漳、保康一带），跋涉山林，以事周成王，被封以子男之田，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从此立为国家。可见楚国在当时只是一个小国，甚至是不为人知，但在短短的时间里，在春秋时期，楚国已经成为了一方霸主，另其他诸侯胆颤。那么楚国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本文就是回顾楚文化的发展。 二研究意义 1.作为一个非历史专业的学生选修这门课，我想在学完这门课后至少应该明白楚文化的兴起过程，它是如何走向辉煌的，我想这是非常有必要的，所以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知识的积累。 2.众所周知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一个如此有影响力的文化的兴起必将会引起我们的兴趣。 三本文研究框架和方法 （1）本文采用方法如下： 1.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理论是实际的抽象与总结，实际是理论的基础与前提，两者互为前提，不可偏废。在学习中我们应该以楚文化的代表实物和参观省博物馆的实践学习和上课老师讲的内容相结合的方式，认真理解楚文化。 2. 演绎与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我们学习楚文化不应该孤立的来看待它，而应该把它与中国古代文化甚至是世界文化作比较，全面而深刻的看待楚文化。 （2）本文展开结构如下： （一）楚文化的发展至全胜（包括楚文化的发展阶段，形成原因） （二）楚文化的地位（包括楚文化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它在中国古代文化甚至世界文化中的地位。） （三）楚文化与现在的中国（主要谈中国的现状） （一）楚文化的发展
荆楚文化 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 1、炎帝神农文化。 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2、楚国历史文化。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 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 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 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 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江城武汉文化。 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
第二单元夏商周时期:早期国家的生产与社会变革 第四课早期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知识点一：夏朝的建立 1.时间：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王朝。 2..意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 3.世袭制：禹的儿子启在他死后继承了他的位置，世袭制代替禅让制. 知识点二：夏朝的统治 一、统治措施 1.禹在位时，征服南方三苗，在阳城修建城池，制定各种制度，社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逐渐产生阶级分化。 2.建立军队，制定刑法，设置监狱等国家机构，这些都是奴隶主阶级压迫平民和奴隶的工具。 3.制定了历法，称为“夏历” 二、中心地区：夏朝的中心地区主要在山西南部，河南中西部一带。考古学者在洛阳平原发掘出夏王朝的一座都城遗址——二里头遗址。 三、灭亡：夏朝经历了400多年，最终在夏王桀的残暴统治中灭亡。 知识点三： 1.商汤灭夏：商的首领汤联络周围部落，起兵攻伐夏王桀，桀大败，夏王朝灭亡。 2.建立时间：约公允前1600年，汤在亳（bò）建立商朝。 3.盘庚迁殷：商王盘庚时将都城迁到殷。 4.政治统治及社会状况： （1）政治上：设置监狱，制定酷刑，加强对奴隶和平民的控制。 （2）经济上：农业是商代的主要生产部门，还有较大规模的畜牧业；商代的青釉器技术日渐成熟；商代的雕刻工艺精湛，青铜器物被广泛使用。 （3）文化上:商朝使用的甲骨文已经具备汉字结构的基本形式；同时还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明。 知识点四：武王伐纣 1.原因：商朝最后一个王纣，对外征战，对内压迫和残害人民，激化了社会矛盾。 2.过程：公元前1046年，武王联合各地势力，组成庞大的政治联盟，与商军在牧野决战，商军倒 戈，周军占领商都。 3.结果：商朝灭亡。周武王建立周朝，定都镐（hào）京,史称西周。 知识点五：西周的分封制 1.目的：稳定周初的政治形势，巩固疆土。 2.内容：（1）周王根据血缘关系远近和功劳的大小，将宗亲和功臣等分封到各地，授予他们管理土
第二章文明之初的艺术成就夏商周（约前21世纪—前771） 第一节先秦艺术 从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代开始，以及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统称先秦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产生较多的剩余，私有财产开始出现，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成员的关系开始迅速瓦解，人人平等的社会逐渐消亡。人类社会从公有制转变为私有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革命上的变革。21世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夏朝建立，标志着中国数万年的原始社会基本结束，数千年的阶级社会从此开始。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奴隶社会从诞生到鼎盛的时期。在奴隶制度下，大量的奴隶被用来从事大规模的集体化生产，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一场革命技术酝酿成功，冶铁术正式诞生，青铜器迅速流行，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类社会由时期时代进入了青铜时代，这是农业革命以来的有一次飞跃。 青铜器是夏商周三代生产力水平的代表，也是这三代艺术的典范。 除了青铜器，夏商周时期在陶瓷、玉器、书法、金器、漆器、牙骨雕刻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陶瓷方面，白陶、印纹硬陶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烧纸成就，商代中晚期出现的原始瓷器更是划时代的创造，它是中国陶瓷史上重要的一页，瓷器由此开始登上了中国工艺美术的舞台。 玉器与贵族的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一部分是被严格规范化，制度化的礼玉，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一部分是生动活泼的装饰性玉器，供日常佩
戴用，极大丰富美化人类的生活，使艺术与生活结合起来。 甲骨文与金文作为最早成熟的文字，，书写时的点画结构、布局篇章极具表现力，具有艺术的特质，大量出土或传世的甲骨、金文展示了书法的最初魅力， 金器以天生丽质的色泽，在装饰其它工艺品的同时，显现着自身华丽的美感，并逐步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表现力中国工艺品在产生之初，就不仅仅为了满足使用性，在使用功能以外给予了制作者以广大的艺术创造的空间。
楚国青铜文化的成就及流变 邵学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青铜器产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青铜时代大约经历了1500多年，其间出现两个高峰，一个在殷墟时期，以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留下的青铜器为代表，工艺主要为合范铸造；一个在春秋战国之际，以楚国青铜器为代表，这时新的铸造工艺体系出现，打破了单一方法铸造青铜器的状况。由此，中国青铜文化臻于更辉煌灿烂的境界。 楚国青铜器能够成为中国青铜时代第二高峰，它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二是具备摄取中原及越人、吴人工艺技术的条件，即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所致。 铜是先秦重要的战略物资，祭祀少不得青铜礼器，它是政治地位的体现；战争须消耗铜兵，它是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先秦列国的国家大事，一是祭祀，二是打仗。所以红铜生产的多寡，青铜器铸造得好坏，在当时直接影响一个国家政治名分的高低与军事实力的强弱。 一种物质文化成就的获得，与它所依赖的资源状况关系紧密。那么，楚国的铜资源状况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看看楚国如何使自己成为东周时期红铜生产最多，青铜器铸造最好的国家。 西周中后期，楚国控制了鄂地，将长江南岸的铜矿带据为己有，从而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自熊渠以后的楚国国君，从此没有缺铜的忧心，而且还能将红铜慷慨赠予他国。故事见《左传》：公元前642年，郑文公到楚国见楚成王，成王高兴，表示“赐之以金”，“金”金属意，或称“美金”，即好看的金属，相对不好看的铁——“恶金”而言，它是先秦铜的代称。但成王大话一出，很快后悔了，因为“赐金”无疑增强了对方军事实力，就像20世纪冷战时期破坏了战略物资与军事技术禁运的“巴统”条例。于是成王与文公约定：这些铜送给郑国，郑国只能用来铸钟，不能铸兵。也就是说只能发展文化事业，不能扩大军事实力。结果郑文公携金归国，当真铸了三口大钟。据今人推算，当时成王所赐之金当有200多公斤，若做成戈矢，可装备近百辆战车的士卒，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成王后悔也是有道理的。 一则考古材料与《左传》记载相映成趣，它证明楚成王“赠金”予郑国，并非打肿脸充胖子。1993年，山西北赵晋侯墓地出土了“楚公逆编钟”8件一套。楚器何以出自晋墓，殊难考证得确凿，但编钟上68字的铭文却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晚期，楚国红铜生产富足及青铜冶铸业发达的若干信息。铭文说：楚王熊鄂为祭祀高祖熊渠，拟铸造编钟，于是为此出巡产铜的鄂地，鄂地土著首领纷纷进贡铜料达“九万钧”，熊鄂将这些铜料铸造了优质编钟“百肆”约800件。铭文所记“九万钧”和“百肆”可能都不是确数，但楚王纳贡数量一定不少，铸造的编钟也一定很多。 楚国铜资源多到什么程度，成语“问鼎中原”有一个侧面的反映。 公元前606年，楚庄王陈兵周疆，不把周天子搁在眼里，竟询问周室九鼎的大小轻重，九鼎象征王权，诸侯是不能打听的，若打听则意味着觊觎之心的表露。所以，周室王孙满对庄王的挑衅十分不满，无奈地“正色”道：周朝的气数未尽，天下还是周室的天下，诸侯不能打听鼎的大小轻重。但是庄王不仅问了，而且扬言：楚国折掉兵器上的尖喙，足以铸九鼎。仅将戈上的尖端折下来就可铸九鼎，可见楚国武备的强大，亦可见楚国铜资源的富足。楚国铜多国强，有了傲视列国诸侯，甚至觊觎天子权利的资本。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十大系列： 荆楚文化炎帝神农文化 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荆楚文化楚国历史文化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八音齐全的音乐、偃蹇连蜷的舞蹈、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代表同期的最高水平。 荆楚文化秦汉三国文化 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著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荆楚文化清江巴土文化 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荆楚文化名山古寺文化 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荆楚文化长江三峡文化 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荆楚文化地方戏曲文化 汉剧角色齐全，长于抒情；楚剧语言质朴，乡土气息浓厚；黄梅采茶戏唱腔丰富，感染力强；荆州花鼓戏，声腔优美雅俗共赏。说唱艺术有湖北大鼓、湖北评书、汉滩小曲、汉川善书等，丰富多彩。 荆楚文化民间艺术文化 宜昌夷陵区的民间版画、安陆的民间漫画、丹江口伍家沟村的民间故事、黄梅县的桃花和木版年画、阳新的布贴、通山的木雕等，在省内外具有广泛影响，这些地方被中国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民间艺术之乡”。 荆楚文化江城武汉文化 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中南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
夏商周时期的文化 淮河流域与中原邻接，夏商周中原发达的古代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形成了本地区善于吸收、融会、发展各种文化因素的优良传统，并使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呈现出南北交汇、东西交融的复杂状态。考古发现揭示出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宏观探讨夏商周中原王朝礼制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辐射和影响，以期从这一侧面透现出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特色。 夏部族在中原地区的活动中心和夏王朝建立后的统治中心地带在现今的豫西和晋南一带。其实，夏王朝的统治区域是相当广阔的。其统治势力已拓展到淮河流域，夏与淮河流域关系密切。 考古发现也证实淮河流域的大面积地区受中原夏文化的影响。在淮河重要支流颖河两岸，二里头早期文化对其有重要影响。程窑遗址二里头文化期的遗物就蕴含有夏文化因素。在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包含有完整的二里头文化、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晚商文化及周文化，颍河上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承袭当地龙山文化晚期因素的基础上，深受豫西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部分陶器器形发生了明显的形态嬗变。 河南周口地区1978年的地面调查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16处，商代遗址19处，西周遗址12处。周口地区多处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中原夏文化对该地有广泛而深入的影响，甚至还影响到了器物的组合，使二者的文化性质有很大的相似性。 中原夏文化还拓展到江淮地区。目前在安徽江淮之间、霍山以北地区发现了不少夏商文化遗存。如属斗鸡台文化的斗鸡台、薛家岗、含山大城墩、青莲寺等遗址中都包含有二里头文化因素。但仅有中原夏文化晚期的文化因素出现于此，且文化因素的影响仅停留在个别器物的具体形制上，说明夏文化对此地的影响晚且较肤浅。 淮河流域的岳石文化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但豫东、鲁西的岳石文化中却包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在最能反映文化特质的陶器遗物中，鸡冠耳盆、觚形杯、舌状足三足罐等具有明显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的器物广泛存在于上述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应该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所致。豫东、鲁西、鲁北地区正是夏代初年夷羿族团对夏战争失败后东退的活动地区，由于夷羿族团势力的减弱，使得夏及周围其他部族乘虚而入，使这一地区的物质文化受到夏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剧烈冲击。而在鲁中南、鲁东南及胶东地区，由于东夷集团自身稳定，实力较强，因而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少[7]。这一考古学现象，很可能是夷羿族团对华夏集团征伐失败、夏族大举东进造成的。 由此可知，中原夏文化对淮河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的强烈的文化影响，又间接地影响到了豫西、鲁东、皖北的淮河下游地区。这种考古学观察反映了夏与东夷、淮夷集团势均力敌，中原夏文化与淮河流域的古代文化如岳石文化等基本是同步发展的。夏与东夷、淮夷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相邻的两族如夏与淮夷关系密切，而彼此较远的两族如夏与东夷则关系较疏远。 公元前17世纪后期，商代夏而兴。考古发现证明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体现了一个明显的动态过程。比较二里岗上、下层文化的分布，可以看出商文化主要是向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这种扩张态势一直延续到殷墟早期，并成为商王朝最
第三章春秋初期楚国的崛起 一、春秋初年中原各国形势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周幽王死（周幽王是个有名的暴君，他在位时，进一步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他又废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bǎo 姒为后，以褒姒生子伯服为太子。申后父申侯联合犬戎和吕、鄫等国，引兵攻镐hào京。幽王兵败，被犬戎杀死于骊lí山下，西周亡。），子宜臼继位，是为周平王。由于镐京残破和犬戎的威胁，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在郑武公、晋文侯、卫武公、秦襄公等卫护下，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史称东周。东周包括春秋(公元前770-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5-221年)两个时期。前者为奴隶制瓦解时期，后者为封建制确立时期。 春秋时期因与孔子所撰《春秋》年代相当，故以此书得名。但有关史籍所记春秋时期的上下年限，与《春秋》年代并不一致。《春秋》一书始自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终至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史记·六国年表》记自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周敬王四十四年)，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记起始年与《史记》同，终点则至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为了叙述方便，我们采取流行说法，即把春秋时期定在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周王室从此更加衰微，辖地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豫西一隅之地。周天子的“共主”地位名存实亡，王室经济日绌chù，各诸侯国不再朝聘pìn贡奉，周天子不得不转向诸侯“告饥”、“求金”，奴隶制政治、经济已面临全面崩溃的危机。 与此同时，各地邦国林立，除地处黄河中下游的“虞、夏、商、周之胤”的华夏诸国，仍为当时经济中心之外，地处黄河上游和长江流域众多邦国也日益发展强大起来。所谓夷戎狄蛮的各周边民族在华夏先进经济、文化影响下，
“买椟还珠”新解 ----楚国的漆器文化 邵学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对楚人有一个重表面的印象，对郑人有一个轻实质的看法，那是来自成语“买椟还珠”的影响。故事说：有一楚人到郑国去出售珍珠，售前，他用名贵的楠木做了一匣子，并用香料熏烤，再用光闪闪的珍珠镶嵌，用漂亮的玫瑰宝石装饰，继而衬托在五光十色的翡翠羽毛上。宝珠盛在瑰丽的匣子里，既有夺目的看相，又有宜人的味道，真可谓美不胜收。不料郑国人看中了匣子，故买了匣子，还给楚人宝珠。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讥讽这位楚人说：“此可谓善卖椟矣，未可谓善鬻珠也”。意思是说：这个楚人善于卖盒子，却不善于做珠宝的交易啊。 如果稍加推敲，便可发现这则故事对盒子外观的描述不够全面，因为珍珠和宝石不可能直接镶嵌、装饰在木质面上，而须一媒介使之固定。根据当时的材料和技术能力，这一粘合剂只能是生漆，而且盒子的整体髹饰，可能属于类似后来的“衬色鈿嵌”或“描漆错鈿”工艺。１９８６年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一件髹漆彩绘的凤鸟双连杯，其鸟首、腹、翼均有嵌银装饰，根据墓主楚国“第一副总理”之身份，凤鸟双连杯在当时恐怕属于高档商品。可以想象，楚人刻意制作的，以漆色髹饰并镶嵌了红色宝石的楠木盒子，衬之于翡翠羽毛上，该是如何美仑美奂。 假如这个推断没有问题，那么楚人所制之“椟”，从功用的角度，今天称“漆盒”；从工艺的角度，今天统称“木胎漆器”；若按考古学分类，则归之为“漆木器”。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借“买椟还珠”及“秦伯嫁女”的故事，批评“今世之谈士”，往往“以文害用”——不实在，不实际，还很花哨。用今天的话说，即重了包装，轻了内容。２０００多年中我们都用这一成语讽刺本末倒置的人，这位楚人就成了搞形式主义的老祖宗。但是，为什么韩非子独独把漆盒髹饰与楚人挂上钩，而不是与齐人、晋人、吴人、越人相联系呢？这个成语用例应该有一深厚的历史背景，我们可以在这个背景上发掘一点楚人正面的东西，譬如楚国漆器工艺成就，或者南方楚人审美情趣以及价值观念的某些信息等等。 中国漆器制造业可以追溯到距今７０００千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一件朱漆碗，是已知中国使用自然生漆的最早例子，续后良渚文化发现漆器；商代墓葬里也发现漆棺彩绘，但棺木已朽，漆皮完好，可见漆的化学稳定性是惊人的。 距今７０００千年以来，中国古代漆器的发现不绝如缕，但从未形成高潮，直至战国大为改观。著名文物鉴赏家王世襄说：这个时期产量之多，品种之备，制作之精，分布之广，都远远超过前代，成为中国漆器发展的第一个繁盛期。他根据出土文物还说：楚国是战国时期幅员最大的国家，战国漆器大多出自楚墓，故而漆器在楚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总之，中国漆器第一个繁盛期，是由楚国漆器所构成的。 我们曾经说，欲全面了解中国先秦文化，则不能忽视楚文化；欲全面了解中国青铜时代，则不能忽视楚国青铜器。我们还应该说：欲了解中国漆器的发展，则必须了解楚国的漆器。这是历史事实留给今天的结论。 这里所说的漆，又称大漆，因产自中国，又称国漆。具体地讲，漆液由漆树所分泌，收获漆液叫“割漆”，即在漆树上割一豁口，让漆液流入预先置放的容器中。漆树生长以及漆器髹饰，适宜在年平均气温
1、 浅谈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发展 中国青铜时代形成于公元前2000年，距今约4500~4000年龙的时代，相当于尧舜传说时代，古文献上已经纪载当时人们已开始冶铸青铜器，自夏、商、西周起，中国开始了周而复始的朝代更替。夏商两代均设有管理手工业的官职和王室贵族直接控制的手工业。统治者所需的礼器、祭器、武器和贵重的生活用品，多是官府手工业部门制造的。青铜器是商代工艺的重要品种。商代青铜器品类齐全、造型多样，装饰图案或中心对称，或呈单独纹样，神秘庄严。由于商代统治阶级盛行饮酒之风，所以酒器制作十分发达。青铜器成本高，只能为统治者所用。经考古发掘，在几十处遗址里发现了青铜器制品，同玉器时代一样，约经历了15个世纪。 青铜器的出现，促使玉雕技术与陶塑技术合而为一应用在青铜器的塑造方面，在此基础上铸造工艺发展起来。传说中夏铸九鼎，开启了华下文明的青铜时代。实际上在塑鼎这种复杂的工艺之前，青铜器必将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由简到繁的发展阶段。此时的艺术风格由原始时期陶器造型、纹饰呈现的活泼愉快走向神秘威严，失去了原始艺术的质朴风格和生活趣味。而青铜图案同彩
陶一样成为古代工艺形式美的瑰丽景观，二者的抽象与逻辑演变，经历了长期的积累，凝结着无数经验与智慧，它嬗变成一种心灵的艺术，脱尽了向自然模仿的痕迹，那原初的具象已被遗忘在意象的升华中。 中国的青铜器以其独特的民族风格、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世界文化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青铜器作为文化的载体，它凝聚着历史的秘密，天子的威严、诸侯的荣宠、大夫的勤谨以及工匠艺人的殚精竭虑。统治集团利用青铜器“明贵贱，别上下”，其狰狞、神秘，显示着奴隶主们的权势和威仪。它们是奴隶主狞厉的政治宣言，是奴隶望而生威的神物，是当时生产力与科技水平的实物证据，更是植根于这块神奇土地的中华民族传统的渊源。艺术上或浑厚凝重，气势磅礴；或工艺高超，精妙绝伦；或铸刻铭文，俨然一卷史书；无论繁缛简朴、狞厉祥和，都给人以历史的沉思与启迪，艺术的审美与人性的观照。回首几千纪，我们不能不感叹贵族们何以如此孜孜以求？我们仅从多数有铭文的青铜器上发现，其铭文结尾无不铭刻着“子子孙孙永宝用”的祈愿，他们期望权力、地位、荣耀能像青铜一样永世长存。遗憾的是商代的青铜器为周的诸侯瓜分刮去了族徽与名号；周的重器被秦人熔铸了“金人”。我们现在看到的青铜器相当多的出土于周原的窖藏，从埋藏的杂乱无序可见，贵族们逃跑时的仓惶。那些部族与家族“宝用”的器物，终成为全社会的遗产。
第二章夏商时期奴隶社会的确立与发展 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年，国家启动“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工程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为9个课题，44个专题，聘请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宗泽为工程“首席科学家”，组成工程组，进行科研活动。 夏商周断代工程（续1） 工程具体目标：（1）西周共和以前各王的准确纪年；（2）商代后期武丁至帝辛（纣）较准确的年代；（3）商代前期较详细的年代框架；（4）夏代基本的年代框架。 依靠两条途径建立年代体系：（1）整理传世及出土文献资料，对其中天文、历法的纪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2）发掘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进行整理和分期，取得样品，进行碳－14年代测定。 夏商周断代工程（续2） 2000年9月，工程通过验收。成果有《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夏商周年表》。把我国有纪年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200年。主要数据如下： 夏：公元前2070－1600年 商：公元前1600－1046年 盘庚迁殷：公元前1300年左右 西周：公元前1046－771年。 夏商时期文献资料比较丰富。《尚书》“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等篇属于商代遗文；《左传》不少追述夏商史事；《史记》“夏本纪”、“殷本纪”具体记述夏商王朝的兴亡、重大事件和人物。 考古资料有遗址、墓葬、青铜器，特别是大量甲骨文的发现，提供研究第一手资料。 第一节夏代奴隶社会的确立 一、夏朝的建立 1、夏族起源 华夏集团成员，姒姓。据《史记》记载，禹是黄帝四世孙。禹的父亲崇伯鯀，是帝颛顼的儿子。其部落称有崇氏。 禹成为该部落首领时，迁移到夏（今山西夏邑），称作夏后氏。 夏后氏活动中心在晋南、豫西地区。禹都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告城镇。 禹王像 2、禹在历史上的功绩 （1）治水，提高威信，顺利成为联盟首领。 《诗·商颂·长发》帝尧时代，“洪水茫茫”；《孟子·滕文公》“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氾滥于天下”。 帝舜即位，用鲧治水。鲧用“堵”（修高堤坝）、“塞”（堵塞缺口）方法，治水失败，被流放到羽山。 禹采用疏导为主。《国语·晋语》：“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积聚）水丰物”。 《史记·夏本纪》：“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2）征三苗，解除威胁。 《墨子·兼爱下》：“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解除华夏集团的威胁 （3）合诸侯：涂山之会 《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楚国简史 楚的先世及楚建国 楚的先世，在传说中，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据说，他是帝颛顼高阳的后裔。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在《离骚》这篇自传式的诗里就自认为是“帝高阳之苗裔”。《大戴礼·五帝德》说，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励”。这就不是一个人，而应当是一个神，而且是一个法力很大的神了。 颛顼之族原来在西北黄土高原，后来它的一支迁到了山东沿海，与少皞氏住在相近的地方。夏商和商周之际，颛顼之族的支裔大概又继续向江淮流域迁徙。如陈、郑建国以前，那里也曾有颛顼族的支裔活动过。后来颛顼的族人又向西南方向流动。 颛顼的后裔昆吾氏和彭祖氏，在夏殷时，曾先后为侯伯，他们的身份，似与中原诸侯同，还不一定就是蛮夷。昆吾的弟兄季连，始以芈为姓，是楚的直系祖先。昆吾氏和彭祖氏后来都被夏商所灭。季连之后，也衰微了，史称其“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可以说，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蛮夷化了。 据说，季连这一支最后迁到了丹阳。顾名思义，丹阳就是丹水之阳，位于今陕西河南和湖北三省交界之处。丹水与浙水合流，进入汉水上游，与荆山山脉连成一片。当初迁时，这一带尽是高山峻岭、森林荆棘，楚人与土著部落杂居，他们的生活是极其艰苦的。 当楚鬻熊时，他们看到殷纣王愈来愈加暴虐，西南的落后部落很不满意，因此他便去投靠新兴的周。周在这时一方面服事殷商，一方面却暗暗发展势力。大概这时，许多姬姓姜姓的宗族子孙迁移到了汉水流域。楚鬻熊依附于周，周当然十分欢迎。后来周克商时，西南的许多小国庸、蜀、羌、髳、微、庐、彭、濮等都自动地与周武王会师孟津。其中虽无荆楚的名字，但周原甲骨确有“楚子”，那么楚可能也和八国一样，共同参加了周克商的战争。《史记·楚世家》说：“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熊丽。”至熊绎之时，周成王已正式封他于楚，“赐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爵名，姓氏，都邑都被规定下来，似已建立了早期国家。楚的国君被称为“楚子”，就是从熊绎开始的。 当周夷王时，王室衰微，诸侯或相伐。楚子熊渠，史称其“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至于鄂。”庸原在川陕巴山渝水之间。据说，周武王伐纣时，巴人“前歌后舞”，以鼓动士兵勇气。后来不知何时，它已迁徙到今湖北的竹山。鄂也是商周之际的古国，后来迁徙于湖北的鄂城。就地理形势来看，楚已向汉水以北的山丘地带拓土殖民，一直到了南阳盆地。 熊渠不满足于对周的依附，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三个儿子，都在江上楚蛮地区。不久以后，熊渠虽去掉了王号，他独立建国的要求已是很显然的了。此后，楚与周的关系就比过去不同了。 楚与汉阳诸姬 周克商后，周已成为华夏诸侯的共主。楚国也渐渐强大起来，向江汉流域发展。同时，江汉流域一带有许多落后的部落散布着。其中，除姬姓、姜姓外，还有偃、嬴、子、姞、媿姓等，他们大概也是殷周之际迁徙到这里的。楚向江汉流域的发展，使诸姜诸姬受到威胁。周昭王时曾经三次南征，其主要对象就是楚。如新出土的《史墙盘》铭文说：“弘鲁邵王，广纰荆楚”，邵王就是昭王，纰就是讨伐的意思。古本《竹书纪年》记载更为详细。第一次南征是在昭王五十六年。他渡过汉水，遇到大咒，昭王无法前进，便只好退师。《纪年》记载第二次南征时“天大曀（阴暗），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大概也因天气恶劣，路途受阻，六师死伤不少，又只好回师。最后一次在昭王末年，结果是昭王死在汉水中。这时，北方的游牧部落猃狁也很活跃，因而使南方
美术教师考编——中国美术史复习题（2）第二章夏、商、西周、春秋的美术 一、填空题 1.青铜器是指（红铜和锡和铅的合金器物），因为颜色呈青灰，故名青铜器。 2.传说（夏代）已经开始铸造青铜器了，禹曾铸造（九鼎）以象征九州。 3.商代后期，青铜器有酿酒的（罍lěi），贮酒的（壶），贮酒备斟的（尊），盛酒备移的（卣yǒu），温酒的（盉hｅ），饮酒的（爵）和（斝jiǎ），还有调酒的（勺）。 4（毛公鼎）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5.（莲鹤方壶）新颖的构思体现了春秋的时代精神。 6.（四羊方尊）是商代后期青铜器盛期的代表作。 7.（司母戊大方鼎）是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 8.青铜器中艺术性较强的是（食器）和（酒器）两类，（食器）和（酒器）即时奴隶主贵族奢华生活的日用品，也是标志奴隶主贵族等级权威的（礼器）。 9.（兽面乳钉纹方鼎）是商代早期的青铜器。 10.用作食器的青铜器有（鼎、鬲lｉ、簠fǔ、豆） 11.用于饮酒的青铜器有（爵、觥gōng、觚gū、盉hｅ、尊、罍lě i、卣yǒu、彝yｉ）
12.用于武器工具的青铜器有（戈、矛、斤，钺yuｅ、镞zｕ、铲、凿） 13.用于饮水的青铜器有（壶、盘、匜yｉ、鉴） 14.用做乐器的青铜器有（鼓、铙、钟） 15.商代盛期青铜器主要纹样有（兽面纹、夔kuｉ龙纹、风鸟纹） 16.商代盛期青铜器的代表作有（司母戊大方鼎、四羊方尊） 17.西周时期的青铜器有（毛公鼎、大盂鼎） 18.刻有铭文的鼎（毛公鼎、大盂鼎、司母戊大方鼎） 19.四羊方尊是（商代后期，青铜器盛期）的作品。 20.司母戊大方鼎是（纪念器） 21.（怪兽食人）是奴隶制社会阶级压迫的象征。 22.春秋时期，青铜器的（礼器）性质减弱了，而（生活实用）的性质加强了，制作上也出现了一些新方法，（失蜡法、模印法） 23.殷商时代，（虎纹大石磬）所刻的线纹虎形表现出当时的绘画水平。 24.青铜工艺雕塑，青铜器中的鸟兽型器，被称为（尊） 25.在（河南安阳小屯五号大墓（妇好墓））出土了许多玉石雕刻，特别是一些玉雕人物全身像和头像，是艺术水平较高的作品，一些玉雕动物作品都很精美。 二、作品欣赏 1.司母戊大方鼎：造型雄伟，器型庞大，是我国奴隶制社会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重量达875公斤，高133公分，长110公分，宽78
古楚国遗址游记 陈贞奇 游览楚国古都，已经过去几天了，那城廓周围遍野的草丛，始终在眼前飘飘荡荡，诉说着楚国的八百年辉煌而又沧桑的历史…… 一、关于楚国纪南古城遗址： 楚纪南故城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遗址，距现荆州市北约五公里左右，慕名而来寻访，路边可看到一九六一年郭沫若的题字标记碑，孤零零地坐落在一隅，仍在经历着今天的风风雨雨，远处依稀可见，那横亘纤陌沃野之上壮阔的古楚国城垣轮廓，彰显昔日古都的泱泱风采。据史书资料可知，从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迁都郢（纪南城）到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取克郢都，前后共411年中，楚国共有二十代国王在此纪南古城建都。在此期间，楚国还先后统一了近五十个小国，势力极大，全盛的时候，楚国
的领域北至黄河（吞并了古莒国，现山东省莒县一带），东至海滨，西至云南，南至湖南南部，纪南城也成为楚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是当时南方的第一大都会。 现根据考古专家认定，纪南城址规模宏大，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5公里，总面积约为16平方公里。城墙周长15.5公里，有的地段现在还存有高达6.7米的城墙遗迹，都是由夯土筑成的，十分坚固。城的四周开辟有七座城门，已发掘的西垣北段城门有三个门道，两侧还有类似门房的建筑遗迹。南垣及北垣的古河道出口处，是两座水门。但对我们来说，眼前只能目睹到草木葳蕤的原野了。
二、关于楚国的国名由来： 探究古楚国遗址，不了解楚国国名的由来，应该说一种缺憾。对于古楚国国名的由来，历史上一直是众说纷纭。一说，荆山而得名，根据《春秋释例》“楚之熊绎始封于楚，僻在荆山”，即楚国在周朝初期被封在荆山一带，而楚人居住地当时生长着许多荆条，古时荆条又称作“楚”，又说，楚人南迁建国跋涉在灌木丛中，即“楚”字象形， 后楚人以楚冠以国名。现多数史学家认可楚国封于荆山得名此说。
[键入文字] 楚国曾是世界第一大国 已故著名楚史学者张正明先生曾在笔者主持的一次论证会上感言：楚国在历史曾经是世界第一大国，其都城郢都也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 无独有偶，学者林河先生在其著述《中国巫傩史》中亦称：在当时，楚国还是东方惟一的一个地域辽阔、人文鼎盛的超级大国。 笔者完全赞同上述二说。在古代南中国的土地上，作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在其鼎盛时期，确实是当时疆域最辽阔，物产最丰富，人口最多，军队最强的国家，堪称世界第一大国！ 关于鼎盛期的楚国，当年的纵横家苏秦曾作过如此描述：楚，天下之强国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今山东半岛南部,,，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 今陕西旬阳,,，地方五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战国策楚》,,。《淮南子兵略训》则赞美：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谷肆无景，地形便利，士卒勇敢。把当年楚国地域的辽阔，经济的富饶，军力的强盛，形容得淋漓尽致。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了晋公子重耳落难到楚国的情形。当时楚王曾用很高的礼节待他，楚王问重耳：公子来日归国将何以为报？重耳答道：子女玉帛，楚王应有尽有；鸟羽、皮毛、象牙、犀革等兼出自楚地，那些流散到晋国的，只不过是楚国看不上的一些残余罢了。我还能用什么来回报呢？重耳此言虽属外交辞令，但却客观反映出当时楚国国力鼎盛、富甲中国的实际。 周成王封熊绎于楚时，用后来楚昭王的话说是楚之封祖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世纪孔子世家》,,。西周初的楚国只是辟在荆山的弹丸之国，过着筚路蓝缕，以处草莽的古朴生活。这里的荆山，实指荆山与睢山之间，在今湖北保康县南60 公里处。楚人在 1
荆楚长歌 ——九连墩楚墓出土文物展在祖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加上一个“荆”字，时间就延长了。楚文化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吸取了周边文化之长，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 20世纪50年代以来，安徽、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发掘了大量的楚人文化遗存，目前科学发掘楚墓的总数已超过10000座，占到东周时期墓葬的70%，楚城址也发掘十几座，为研究楚国文化提供了丰富资料。其中墓葬规模宏大，出土文物最多的是2002年发掘的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两座墓葬级别为大夫墓，墓主人身份为夫妇，一共出土文物5333件套。此次展览，由九连墩1、2号楚墓出土文物中的精华部分构成，分别通过青铜器、玉器、漆木器和车马器四个部分，体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文化风貌。 第一单元铸鼎象物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周人对沟通人神、祈福家国的青铜礼器极为重视。楚国亦尊周礼，但迥异于中原青铜器的凝重威严，楚式青铜器给人以生动灵巧的视觉效果。典型如升鼎，束腰平底，正是“楚王好细腰”这种楚地特有的审美心理在铜器造型上的反映。优美柔和的弧线与方硬有力的横线搭配，刚柔相济，富于节奏和韵律。 这件铜镬鼎是在该鼎九连墩1号墓出土的，出土时鼎内残有牛骨，应该是一件牛镬。直口、附耳、平底、蹄足。腹部有两个对称的小环钮；颈腹间各有一周凸弦纹带；颈部和腹上部及耳部饰蟠螭纹，足根部为浮雕兽面纹，是迄今科学发掘楚国贵族墓中最大的一件镬鼎。 鼎为青铜礼器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楚国的鼎与同时期各个诸侯国所用的鼎相比，有富于个性的形态特征，称之为“楚式鼎”。楚式鼎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升鼎”。这类鼎最明显的特征为束腰平底，因其器物自铭“升鼎”得名。升鼎为楚国所独有，一般在高级贵族墓葬中发现，其大小、轻重和数量，标志着权势的大小、地位的高低，有的甚至还代表着王权，为楚国贵族身份的标志。下面我们看到的就是1号墓出土的一组代表性的升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