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封驳略论
历史基地班2001级 叶青
指导教师：王雪华副教授
内容摘要：明代监察体制作为权力制衡和均衡机制，有其严密的体系和广泛 的效能。其中，封驳作为给事中的专责和权力，具有广泛的内容，并对明代立法 和行政起着重要的事前监督作用，也是明代文书监督流程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在 明代对其严格的实施和监督下，封驳使明代监察职能的发挥取得实效，然而随着 皇权的加强，监察制度本身机能的衰微和腐化，明代给事中的封驳权逐渐丧失直 至清代衰微。
关键词：封驳 事前监督 文书监督 皇权附属
有明一代， 统治长达二百六十七年， 其政权的稳固性可与两汉和盛唐相媲美， 考其原因， 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就是朱元璋立国以来建立并经后世君臣不断完善
“千百年来，历代政治制度的承袭、演变、 的各项政制。关文发先生曾经指出：
发展、创新，虽然并不排除有因人而异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因时而异。时势 变了，政治制度就必然会出现一番与当时时势相适应的因革与创新，并在权力分
” 1 明代历朝对政制的大幅度变革，则是因人、 配上着眼于制衡与均衡两个方面。
因时而异两者兼而有之，其变革的准则，正是在权力分配上着眼于制衡和均衡两 个方面。在政治机制中，如果缺乏必要的和完善的制衡，就必然导致政治失控， 从而使政权陷于崩溃。至于均衡，其含义就是制衡的合理化，因为制衡失当，同 样也会走向反面。 明代严密的国家监察体制就是为了实施相应的权力制衡和均衡 而建立的，它具有修明政治、严肃法纪、整饬吏治、纠劾官邪、封驳谏议等功能， 不断调节国家机器的各环节，保证了国家决策和执行机构持续正常和有效地运 转，成为治国安民、反腐倡廉的锐利武器。因此，对明代国家监察体制作一考察， 有其重要的意义。
学术界对明代监察体制给予了应有的关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在系统专著方面，张薇的《明代的监控体制——监察与谏议制度研究》（武 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对明代监控体制的渊源、成因、结构、内 容、官员素质作了初步探讨，采用动态研究的方法，避免了传统的单从典章条文 上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式， 较为全面地论证了明代监控体制对于中国封建制度长期 延续的作用。刘双舟的《明代监察法制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1月第
1 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前言第2页。
1版）则从法理学上对明代监察制度进行了更为系统深入的论述，着力揭示了明 代监察体制的构成要素、本质、功能、基本内容和发展规律，深刻阐明了明代监 察体制的制度价值和研究价值， 明确指出了其对现代监察制度建设所具有的借鉴 意义。二者从不同角度对明代监察体制的研究都起了重要的开拓作用。
除此之外，学术界对明代监察体制研究的成果更多地表现在大量专题论文之 上，如对明代监察体制的主体的研究，包括张增香的《明代六科给事中浅议》（载 《东疆学刊》，1995年第4期，第20-24页），郑建明的《明代给事中的悲哀》（载 《宜春师专学报》，1996 年第 3 期，第 61-65 页），赵中男的《明代巡抚制度的 产生及其作用》（载《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2期，第101-104页），王德金 的《浅析明代的督抚》（载《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4期，第39-43 页）等；又有对明代监察体制的效能的研究，如白品海、鹿湑慧的《论明代监察 制度对皇权与相权的制约》（载《文史哲》，1998 年第 2 期，第 49-55 页）等； 也有对明代某朝监察制度革新的研究，以田澍的《嘉靖前期监察制度改革述论》 （载《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 期，第73-77页）为代表；还有对 明代科道官发挥作用的手段的重点研究，如刘长江的《略论明代科道官的“风闻 言事”
》（载《黑龙江社会科学》 ，1999年第5 期，第64-68页）及其《略论明代
（载 《山东师大学报： 社科版》， 1998年第 6期， 第54-57 科道官参与廷议之得失》
页）等。然而，综合来看，学术界对于明代监察体制中具体权力或方式的研究仍 不够深入细致，未能清晰地展现明代监察体制发挥效用的重要细节，如明代给事 中的封驳权， 作为对明代立法和行政权力实施的事前监督和文书监督流程中的一 种形式，其内容、实质和实效都未有所展示，本文就试图对此细节作一梳理和弥 补。
一、封驳沿革简述
所谓封驳，就是指封还皇帝失宜的诏命，驳正臣下有违误的奏章。这是我国 古代经常采用的一种监察手段。封驳是给事中的专责和权力。
据考证，封驳制是在秦汉谏议顾问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文献通考》云：
‘给事中’”
。《晋书·职 “给事中，加官也，秦置，汉因之，以有事殿中，故曰：
“给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次中 官志》亦云：
”可见，给事中为秦代始设，汉代沿用，属兼职，由加官而成为皇帝的近 常侍。
侍之臣，作为皇帝的参议顾问，可以出入禁中，侍宿左右，应对诏问，对皇帝的 决策颇有影响。 《历代职官表·都察院下》考证认为，汉代给事中“所掌在平尚
。
书奏事，则后来封驳之任，亦已权兴於此”
三国时期，谏官隶属侍中寺。侍中寺的长官为侍中，第三品。侍中寺的主要 职掌包括：皇帝生活上的侍奉，学术上的顾问，政治上的咨询谋议和谏诤。汉魏
的侍中寺，到了西晋发展为门下省，或者说是西晋首创门下省。至东晋出现了中 书省、 门下省、 尚书台三者共掌国政的趋势。 到了南朝时门下省职权进一步扩大，
《隋 主要是有了封驳之权。 考于史乘， 给事中真正具有封驳权始于南朝梁陈之际。 书·百官志上》载，梁集书省置给事中，掌“侍从左右，献纳得失，省诸奏闻、
。
文书异议者，随事为驳”
至隋代，中央国家机关实行三省六部制，门下省的封驳权进一步确立，封驳
。 1 隋文帝时，柳雄 制走向完善。所谓“中书主出令，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
“尚书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驳正，深为公卿所惮” 2 。
亮迁升给事黄门侍郎，
给事中的封驳权到了唐代达到了极点。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就非常重视 封驳制的推行，他曾就对中书所下诏令不敢驳正等情况对侍臣说： “国家本置中 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 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已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 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3 。在 唐太宗的支持下，当时门下省基本上能履行封驳权。如贞观元年（627 年），太 宗欲正奸吏，故意派人贿以考试官员。有司门令受馈绢2匹，太宗诏令杀之。大 臣以为这是陷人于罪，恐非道德齐礼仁义，驳回了诏书。
《新唐书·百官二》说：
。 “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审，则驳正违失。诏敕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 所谓涂归，即将违误之处涂改后封还。给事中对不宜诏书不仅有权封还，而且有
“凡 权批注涂改，可见唐代给事中的封驳权之大。另外，
《新唐书·职官二》说：
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曰奏抄，二曰奏弹，三曰露布，四曰议，五曰表，六曰
。给事中在审署申覆中，对“百司奏抄”中 状，皆审署或覆奏画制可而施行焉”
有不当之处，可予以驳正。凡三司会审的重大案件，如判决不当，有权依法驳回
， 重判。 凡吏部奏请授职文武六品以下官， 给事中有权进行审查，
“校其士历浅深” “访其德行，量其才艺” 。若委不当或政绩不真实，则驳还其奏章。凡工部奏请 兴作之目，及申报工程所需数，亦由给事中依法审查其是否合理，再转达政事堂 会议。可见，朝廷中枢机构的整个决策过程中，给事中处于把关的环节。
封驳制度随三省制的设立而确立， 它是隋唐皇帝制度成熟且完备的重要标志 之一，门下省封驳权的确立，表明我国古代皇权政治和言谏制度发展到相当完备 的阶段。
顾炎武就对唐朝门下省的封驳制甚为赞赏，他说： “唐制，凡诏敕皆经门下 省，事有不便，得以封还。而给事中有驳正违失之掌，著于六典，……人臣执法 之正，人主听言之明，可以并见” 4 。
1 （宋）王应麟：
。
《困学纪闻》卷13《三省递重之由》
2 《隋书》卷47《柳雄亮传》。
3 《资治通鉴》卷192“贞观元年十二月”条。
4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9《封驳》。
封驳制于五代时名存实亡。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六月始复给事中封驳，其权限“凡制敕有所不便 者，宜准故事封驳” 。三个月后改置封驳司，行封驳之权。元丰改制后，门下省 增置后省，给事中四人“掌读中外出纳，及判后省之事。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 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凡章奏，日录目以进，考其稽违以纠治之” 1 。可见在 宋代，给事中的地位提高，成为门下后省的长官，机构相对独立，专事封驳之任。 但是，由于封驳诏令毕竟或多或少限制了君主独裁，因此，随着君主专制的不断 强化，此权逐渐被君主加以限制。宋神宗时已出现了给事中因封还诏书触怒皇帝
“故事门下封驳，著于所发敕后，其后刊去，故职以 而被罢职之事。故苏轼说：
浸废” 2 。封驳之权逐渐分散，且渐成虚设。
辽设给事中于门下省，为南面官，有职无权。
金罢门下省，给事中改隶宣徽院，又以审官院侵夺其权。
元初完成了三省制向一省制的过渡，立中书省，总内外之政。门下省和谏院 既罢，不设谏官，虽然保留给事中一职，但职掌已不务谏正封驳之事，仅掌记注
“给事中，秩正四品。至元六年，始置起居注、左 而已。《元史·百官志四》云：
右补阙,掌随朝省、台、院，诸司凡奏闻之事，悉纪录之，如古左右史。十五年， 改升给事中兼修起居注……”这样，给事中便变成兼修起居注，名存而实亡。
明代虽然也不设门下省，但没有像元代那样尽罢言谏机关，而是在都察院外 又设六科，在法律上仍保留给事中掌封驳之任。这是由于朱元璋认识到元代御史 制度的败坏是其迅速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宰相专权，宪台报怨” 3 ，这 迫使他不得不在某些方面稍稍恢复唐宋旧制，或是调整其发展趋向。
清因明制，并将六科给事中并入都察院，最终完成了台谏合一。六科名义上 仍然保留了一些谏正封驳的职能，但后来由于秘本由内阁抄出，或由军机处“廷 寄”
，六科不能与闻机密，故封驳之职责已丧失殆尽。给事中封驳权的丧失，是
“吏科官，户科饭， 君主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戴璐《藤荫杂记》一书所言：
”语虽有夸张，但这是对六科失权失职的形 兵科纸，工科炭，形皂隶，礼科看。
象写照。这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监察官若失去了对诏敕、章奏的这一法定封 驳权，其所谓对法律、政令等重大决策的事先监督则必然落空，监察官失权、失 职也自然不可避免。
二、明代封驳的内容和实质
明太祖一面加强君权，一面标榜恢复汉唐旧制，很早就设了给事中，秩正五
1 《宋史》卷161《职官一》。
2 《宋文鉴》卷143《范蜀公墓志铭》。
3 《明太祖实录》卷26。
品。至洪武六年（1373 年）
， “定设给事中十二人，秩正七品。看详诸司奏本及
” 1 这时给事中仅 目录旨意等事。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二人。
，起“报知引奏”作用，故十年(1377年)，曾使其隶于 “于殿庭左右,执笔记录”
承敕监，十二年(1379年)，改隶通政司。胡惟庸案后，既废相分权六部，又担心 部权过重而威胁皇权，因而开始刻意加强言谏监察系统，于是加强给事中以监察 六部及百官，同时又赋予其封驳之权。先后置谏院、谏议大夫，不久罢除，惟给 事中保留并有所加强。二十二年(1389 年)，增给事中至 81 人。太祖以其适符古 元士之数，改称元士，后又以六科“为政事本源，改称源士” 。六科性质和重要 性日益凸现。二十四年(1391年)，再次更定六科给事中品秩，每科设都给事中、 左右给事中、给事中等总计 58 员。建文帝时，稍升其品秩，并改左、右给事中 为拾遗、补阙。永乐初又改为左、右给事中，两京分设，员数有异。英宗正统六 年(1441 年)，重铸六科印，以后其体制、职责、品秩相沿未改。 2 由此可见，明 代给事中的数量和位阶明显较前代有所增加和提升。但其品秩降低，然他们可以
、指斥大臣，达到明统治者“以小制大、上下相维”的目 “退上封事”
七品之卑，
的。 3
明代六科分察六部，是唐代门下省封驳权的一分为六。《明史·职官志三》 载六科给事中的共同权责是： “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 凡制敕宣行，大事复奏，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凡为内外所上章疏下，
“六科分察六部之事， 分类抄出，参署付部，驳正其违误”
。《昭代典则》也称：
而纠其弊误。凡臣民题奏下，读而署之，驳正其违失；凡制敕宣行，大事覆奏， 小事署而颁之；有失，封还执奏。 ”当然,在明代强化君主专制的情况下，给事中 名为正朝迁得失之官，实仍防察六部百司之任。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封驳》 中所说“明代虽罢门下省长官，而独存六科给事中,以掌封驳之任,旨必下科,其有 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给事中之 品卑而权特重。万历之时九重渊默，泰昌以后国论纷纷，而维持禁止，往往赖科 ”这一评价颇切实际。抄参诏令章疏、驳正违误是给事中最重要的职掌 参之力。
之一，同时，给事中封还诏令之权的削弱，驳正六部百司章奏之权的加强，又说 明给事中的职权性质在明代已经发生了转变。
“有所遗失、抵牾、更易、 明代封驳的内容相当广泛，凡是出入的奏章诏旨，
紊乱，皆得封驳” 4 。
“密疏”则属例外，不经过给事中封驳。规定“凡系密封， 但是，
“密揭” 、
1 《明太祖实录》卷80。
2 《明史》卷74。
3 关文发、颜广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4页。
《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4 （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5《六科》。
皆不发抄” 1 。这个制度始于内阁形成时期，当时成祖就允许阁臣“密封进呈” 2 。 阁臣将“密务”自草密封，直接呈上，以不至泄密。明初皇帝时常召见阁臣，面 议政事，所以密疏较少。明中叶以后，皇帝多不问政事， “上下之间，不过章奏 批答相关接” 3 ，密疏作用就大了。后来不仅阁臣可使用，而且皇帝还赐以某些 大臣银章，特许密封言事。这是为了避开给事中的封驳权，排除干扰，因而往往 受皇帝重视。
。对此，万历时，言官“指以为奸薮， “外廷千言，不如禁密片语”
欲尽行停格” 4 。要求皇帝重视以正常途径上达的奏疏，发挥六科的监督作用。
有时，如存在的问题尚未达到驳回的程度，六科给事中就采用“科参”的形 式。凡内廷下达的诏旨以及经内阁票拟、皇帝批红的章奏， “必先下某科抄出送 部，事有不可，科臣抄参过部” ，然后各部即“据参停寝，或据参奏覆” 5 。就是 指先让旨章通过，但六科等政府部门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必须注意“科参” ，并严 格按照“科参”指示执行。这可以视为对行政权的一种控制。六科行使封驳权对 于防止行政权的滥用起到了很大作用。
“洪武十七 明代六科给事中封驳之例，最早见于洪武十七年，《太祖实录》：
年九月己未，给事中张文辅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 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上谕廷臣曰：朕代天理物日总 万机，……岂能一一周遍，苟致事有失宜，岂惟一民之害？将为天下之害；岂惟
”
《春明梦余录》 一身之忧？将为四海之忧。卿等能各勤厥职，则庶事未无不理。
。
“此六科稽查号件封驳奏章之例也” 卷二十五《六科》也有这样的记载，并云：
由此也可见，封驳是与当时的行政体制相适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监督程序。自此 以后，委任六科给事中以封驳重任，遂成定制。成化以后，《大明会典》中对此 “凡一应题奏本，成化十三年题准，若有违碍事情及字样差讹 作了明确的规定：
洗补污迹等项，参出该衙门抄行；凡各衙门援不为例事奏请者，正德三年，令该 科指实劾奏；凡各衙门抄出该科参语，正德十六年题准；俱要写入本内覆奏，及 在外堪事衙门，若任情增减削去者，指实劾奏。 ” 6 直到明末朝政败坏、纲纪废弛 的情况下驳正之制依然存在。
给事中握有政令下达之前封驳这一重要环节，防止不适当或错误的政令下 达， 协助皇帝把政策关， 保证了朝廷决策的正确性。 封驳是对立法和决策的监督， 是一种事先预防性的监督。在封建政治制度下，尽管这种立法和决策监督的功能 是非常有限的， 但它的存在或多或少地使君主专职政体具有了一定的自我调节作 用。同时，它也属于明代完善的文书检查制度的范畴，是其文书监察流程中的一
1 （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5《六科》。
2 （明）黄佐、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9《密疏》。
3 （明）黄佐、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12《朝参》。
4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7《内阁密揭》。
5 （明）薛三才：《薛恭敏公奏疏》卷2《礼垣》。
6 《大明会典》卷213《六科》。
种重要形式。这对于监察方式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使言谏系统对政府的决策监 督落实在公文程式上。
三、明代封驳的实效
为保证给事中封驳职掌的履行，明代采取了一系列辅助措施。
“科参”都有严格、具体的要求，有时 首先，明代对六科给事中的“封驳” 、
皇帝也亲自过问。其一，疏驳奏牍，必须抓住大政方针，封驳必须是大事。永乐
“为治贵得大体， 二年（1404年）三月，成祖召六科给事中马麟等提出批评说：
比尔等疏驳奏牍，一字之误，皆喋喋以言。自今奏内有数目、日月等字错谬者， 皆令从旁改注，用印盖之，不必以闻。
” 1 要求不得拘泥于咬文嚼字，繁文缛节。 其二，抄发奏疏必须迅速，讲求办事效率，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封驳。成化 时，宪宗令“各衙门一应奏题旨意即明白覆奏发落，毋得稽缓” ，限定五日内必 覆奏 2 。《万历会典·六科》载：
“凡六科每日接到各衙门题奏本章，逐一抄写书
”“凡各衙门题奏过本状，俱附写文簿，后五日， 册，五日一送内阁，以备编纂。
各衙门具发落日期，赴科注销，过期延缓者，参奏。 ”可见，六科给事中对过往 的执章均须在五日内作出批决。这一制度在明中叶以前基本能坚持，但到万历以 后，职掌废弛， “各项章奏，或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该部久不题覆， 以致紧要事务，率多稽迟”
，官僚主义盛行，办事效率明显下降。崇祯初年虽进 行了整顿，规定“限十日内题覆” 3 ，但已无济于事，仍出现“北兵已退半截， 而边臣诸告急疏犹续下传者，以为北兵再至” 4 这类荒唐事，已无从谈起什么办 事效率了。这是监控作用削弱的结果，从中也可看到明王朝之国运已尽。
其次，明代规定“如六科不封驳，诸司失检察者，许御史纠弹” 5 ，对给事 中行使封驳之权加以监督。六科不仅和六部百司、都察院构成制衡关系，其内部
“其事属重大者,各科皆得通奏” 6 。即使是事 也存在制衡。首先是各科互相监察。
，其他五科也有权参阅发表意见。其次，同科给事中之间也可 关机密的“密封”
互相纠劾，或单独上疏而无须请示都给事中。
因此，给事中的封驳职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较好的履行，如万历二十三年
“诸藩请封、请 （1595年），礼科给事中薛三才在数月内所抄参的34则奏疏中，
，多以“抄出 禄及请恤”的“斤斤不少” ，他对“假借而于易名大典，尤加祥毖”
“严查之”
、
“查行之”
、
、
“严核之”
“改正之”
、
、
、
“酌之”
寝之”
“驳之”
“酌议之”
、
1 （明）朱国桢：《皇明大训记》卷11。
2 （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5《六科》。
3 （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5《六科》。
4 （明）李清：《三垣笔记》《笔记中·崇祯》。
5 《明史》卷215《骆问礼传》。
6 《明史》卷74。
1 等形式处置，未尝有所曲笔依从。他们很认真，甚至对奏疏的文辞风气不正，
，要
“迩来题奏章疏，竞为缛艳”
也提出意见。嘉靖时，礼科都给事中辛自修言：
。对此，世 求“自后一应章奏，须言简事核，务持大体” 。 “如违，听该科参治”
” 2 由 “以后章奏，俱务简明质实，有如前欺肆者，科臣以闻。
宗非常赞同，下诏：
此可见，六科给事中把关是很严格的。
给事中的封驳职掌，在正常情况下的确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对于把皇权限制 在一定范围内起到某种制约和均衡作用，对统治集团内部关系进行平衡，以维持 庞大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
然而，作为专横独断的任何一个封建帝王，总是乾纲独揽，希望皇权的滥用 受到限制越少越好。 由此可以认定， 明代设六科给事中仅是为了匡济政事之失误， 而不是要限制皇权；仅是要纠劾危害皇帝一家之法的臣民枉法行为，而不是要约 束皇帝自行其事的自由。君主纳谏，则有圣明美誉；君主“不听其言又为据谏， 取谤天下” 3 。可见，明代六科既不是中枢决策机构，也不是行政执行机关，它 的意见仅是建设性的参考建议。给事中对皇帝的约束力只在舆论而已，毫无法律 效力。因此，给事中权力的行使都在皇权的严密控制之下，其作用随时淹没于君 主专制的恶浪之下。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皇帝多厌恶言路，任意重处科官，往往 苛责过急、无端迁怒，严重打击了科官的积极性。同时由于皇帝的缺少重视，科
“六科只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 4 ，科 官往往缺员，万历末年，方以哲为首辅，
官既然严重缺员，其职责自然无人承担。这也反映出给事中深深依附于皇权。封 建的监察官是封建专制集权的产物，他们的一切活动最终要受到皇权的制约，他 们的种种行为只是皇帝的政治工具和手段，是君主控制臣下的权术而已，封驳自 不例外，最终只能是皇权的附属品，决定权始终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而且，当 皇权日益腐朽，宦官、权臣操纵朝纲，科官的职能难以发挥，他们的作用也十分 微弱，封驳权往往被剥夺。不同时期不同程度膨胀着的阁权、阉权，增添了给事 中行使职能的障碍。如魏忠贤专权时，阉党魏广微等人“交结逆党，专擅票拟， 一时辅臣依阿淟涊，而中旨夺封驳之权” 。当时吏科给事中章允儒就认为，给事 中“无从封驳” 5 。秩低人轻的科官，以区区七品，周旋于皇权、阁权、阉权之 间，处处受制，事事掣纣，斡旋回翔，多有顾忌。使其无所适从，无法独立行使 职权。
另外，监察官是皇帝的近臣、亲臣，对皇室的内部斗争关心甚切，往往热衷 于皇室的内部斗争，当内部斗争转化为派系斗争后，就毫无政治意义了。他们的
1 （明）薛三才：《薛恭敏公奏疏》卷2《礼垣》。
2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7。
3 （明）孙承泽：《天府广记》卷12。
4 《明史》卷218《方从哲传》。
5 （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24。
一些言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加重了朝政混乱。明中叶以后，给事中的选取也逐 渐松驰。考选中“虽临时考试，而先期有访单，出于九卿、台省诸臣之手，往往 据以为高下” 1 。常有大臣嘱托、小臣行贿、党同伐异、安插私人甚至标价贿卖 情形。给事中素质大大降低。同时，监察官自身作为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对于明 代官场上的腐败现象，他们也难以置身事外。可见，随着监察体制自身的衰败， 监察官逐渐腐化，使得封驳权无法正常行使。
这些消极方面，既是封建监察体制缺陷的表现，也是封建统治阶级不能医治 的痼疾，还是制度环境恶劣的结果。
综上所述， 渊源于秦汉， 鼎盛于唐代的封驳在明代有了适应时势的新的发展， 其封还削弱、驳正加强、内容广泛，是明代完善的监察体制中重要的事前监督和 文书监督形式。在明代对其严格实施和监督下，封驳使明代监察的权力制衡与均 衡职能的发挥取得实效。然而，在封建专制集权体制及其自身机制缺陷影响下， 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以至清代，六科给事中制度及其权力逐渐式微，这既是封 建社会晚期监察系统内部机构调整、职能转移的正常发展，也是这一时期封建政 治日益腐败的必然结果。 清代监察御史侵凌六科给事中的言谏权和六科给事中的 监官化趋势，属于前者。而就后者而言，六科给事中的封驳等职权逐渐丧失，且 由于制度的惯性和惰性而缺乏更新改革的动力和压力，终致其丧失存在的理由， 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封建制度自身发展趋势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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