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效禹小传
（抗日战争时期临淄县委书记）
一、不平凡的经历
王效禹（1914.2—1995.3.2），1914年2月生，山东省益都县西北乡段村人（现为青州市高柳镇段村）；曾用名赵尧卿，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3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检查处处长，1954年4月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59年5月任山东德州国棉一厂副厂长，1965年6月任山东省青岛市副市长，1995年3月2日在山东省青州市逝世。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
原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央委员,早年为织布工人，1938年6月任中共益都县七区段村支部书记、七区区委书记。1938年12月任中共益都县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8月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党校学习，1940年3月任中共渤海区委干部科科长，1940年12月任中共临淄县委书记，1941年12月任清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团政治委员，1943年6月任中共博兴县委书记。1945年9月任清河军分区十四团政治委员。1946年8月任中共清河地委章、齐、邹、青中心县委书记兼西线指挥部政治委员和十五团政治委员，1948年2月任中共清河地委副书记，后任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3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检查处处长，1954年4月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1959年5 月任山东德州国棉一厂副厂长，1965年6月任山东省青岛市副市长，1967年5月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兼山东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9年4月至1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9年2月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95年3月2日在山东省青州市逝世。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
二、奋起抗日
山东益都县一带，自古民风剽悍。19世纪20年代末，数千民众参加红枪会，与官军做对。1938年初，益北特支书记王宗东到段村开展活动，6月发展青年才俊王效禹等人入党。王效禹入党后，带领家乡100多人参加革命，投身抗日战争。1940年8月任临淄县委书记，1941年5月兼任临淄独立营政委，1942年任山东军区下属的清河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团政委，第三军分区也称清中军分区。1945年春末，王效禹任博兴县委书记。县委机关驻在陈户。日本鬼子虽然快完蛋了，但在山东还很猖狂。5月，鬼子指挥官下川纠集5000多日伪军包围陈户，王效禹指挥机关和部队分头突围。他这一路约200人向东北方冲去，第一次冲击被优势的日伪军挡了回来。随后开始第二次突围，反复冲杀，同敌人肉搏三次，王效禹等36人突出重围。其他各路相继冲出。此战八路和群众伤亡约500人，100多名群众被抓。
1944年1月，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合并组建渤海区，辖6个地委和军分区。王力先后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关锋1944年任渤海区教育科长。解放战争时期，王效禹历任渤海区下属清河地委的中心县委书记兼15团政委，地委副书记、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委等职务。康生1947年11月到渤海区搞土改，依旧是极左的那套政策，与区党委负责人景晓村等人意见分歧。王效禹同王力、关锋等人观点一致，支持康生，康生表扬过王效禹。
1954年任山东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反右时，其手下关系不错的办公室主任等人被打成右派，他因为不同意而受牵连，成为右倾。1953年至1959年，王效禹在山东省检察院担任党组副书记、第一副检察长。《大众日报》曾专门载文表扬王效禹，称他是“艰苦朴素、一尘不染”的干部典型。王效禹的工作能力和才干，得到好多人的佩服。那时，王效禹也可以说是敢于坚持真理、敢做敢为的典型。就像王效禹在任山东革命委员会主任时，给他的心腹干将说得那样，他的“毛病”就是“好捅上”，“胆子特别大”，不畏权贵和强权。当时山东的主要负责人对他很头疼，但也无可奈何。他的这种性格在以后表现得也非常明显。
1954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颁布后，王效禹号召检察干部“认真学习”，要背熟，并自己带头背熟，以示示范。同时，王效禹还主持抽调地区和县的大批检察干部来省检察院学习组织法。他对发挥检察机关的监督作用很重视，搞了“一般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监所劳改监督”，在当时颇有名气。
1959年反右派斗争时，省检察院潘德明、刘新民、米兴运、刘佩侠等在整风运动中因提意见，有些人想把他们划成右派。正在青岛疗养的王效禹急急忙忙回到济南。当检察院机关党支部书记姜立新向他汇报反右派斗争情况时，王效禹说：“我看我们机关没有一个右派分子。”当党组让他参加反右领导小组时，他公开拒绝说：“我不参加你们的领导小组。”还说：“整风反右是搞思想斗争的，我最怕搞思想斗争，搞了就失眠。”从此，王效禹拒绝参加反右派斗争。当他看到《大众日报》上登出了刘新民的名字时，怒火万丈，立即追查：“刘新民为什么要登报，是谁批准的？你们这个搞法，以后会被动的！”刘佩侠1955年到省检察院当办公室主任，在整风反右时是检察院整风反右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那些在鸣放中提意见的人很同情，
反右开始后，给潘德明、刘新民、米兴运等出谋划策，通风报信，结果也被揭发为右派。王效禹对这种做法很不满，就公开说：“对刘佩侠，你们作为内部问题处理，我就揭发她，作为外部问题，我就不揭发她。”王效禹对抓住别人的片言只语就无限上纲的做法很反感，在查对材料时，王效禹坚持说；“查对材料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你们的证人再多是一个对立面，刘佩侠自己是一个对立面，只要他不承认就不能算数。”查对材料后，王效禹对所谓的右派言论更清楚了，在检察院全体人员大会上，再也忍不住了，把本子一摔，大发雷霆说：“今天讲讲刘佩侠的问题。我不愿讲，党组叫我讲，我不得不讲。你们揭发了刘佩侠140条，有哪一条是原则问题，有哪一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看你们是吃了小米没事干，胡扯皮！你们没有事，去轧马路不好吗！”
当右派进入核实定案阶段时，陈雷让王效禹负责查对材料，王效禹借此机会，利用职权，千方百计进行保护。潘德明1955年肃反时，因与在香港的同学保持书信联系，在肃反时遭到批判，整风开始后就发泄对肃反的不满。王效禹公开为质辩解说：“肃反斗了人家，不满是可以理解的。”坚持潘德明不是右派。对其他将被划成右派的干部进行了辩解。之后，在党组会上提出了关于检察院反右的结论性意见：“”某某是错斗，米兴运有错误言论，潘德明、刘新民都有右派言论，但都不是右派。”在王效禹的争取下，检察院除刘新民被定为右派外，其他人都得以解脱。
1958年整风补课时，王效禹被加上包庇右派的罪名，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撤销省检察院党组副书记、第一副检察长职务，工资级别由十级降为十三级的处分。他保护的几个人也难逃厄运。潘德明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实行管制；米兴运定为右派分子；刘佩侠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刘新民定为极右派分子，劳动教养。
1959年5月降职到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根据中央指示，山东省委决定对一些右派的问题予以甄别，1964年10月王效禹参加省委海阳社教工作团，到大山公社瓦罐窑大队工作组。海阳工作团长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众音担任。当时的省委书记刘秉琳在瓦罐窑组，原省委常委、济南市委第一书记王路宾（1959年被打成右派）也在此，与王效禹同时甄别。文革中成为王效禹大秘书的王崇训是工作组的笔杆子。之后，王效禹不断的申诉，1964年对王效禹的处理得到甄别，但还留下一个在反右派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和对抗中央的错误的尾巴。1965年1月改正了右倾问题，同年6月4日离开海阳到青岛。
三、造反起家
青岛市已于6月1日召开市人大五届五次会议，王效禹到青岛的第二天（5日），在会议上补选为副市长。10月3日，青岛市委组成崂山县四清工作团，他任副团长。王效禹出名主要是在1966年初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青岛市在1966年8月25日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国的“825”事件，国外有的媒体报道了此事。当时职工和红卫兵出现冲突，职工保青岛市委，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只有青岛市政府副市长王效禹一人公开支持红卫兵，这是王效禹接受了以往反右时的教训，变成了左派人物。“825”事件发生后，1966年9月7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就“青岛825事件”发出指示，公开支持青岛红卫兵。毛泽东在指
示中直接点明：那位副市长王效禹的意见是正确的。从此王效禹成为毛主席钦点的“革命干部”，也成为山东造反派的头头。10月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后，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破例通知王效禹列席参加，从此，他初步联系上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文革领导小组负责人.原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是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王效禹造反时紧紧抓住张子石，同康生建立了直接关系。再加上王效禹以前就认识康生，因此有了政治依靠，王效禹在山东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干部。
四、主政山东
1967年1月19日，康生、王力通过张子石等人向王效禹打招呼，让王效禹在青岛市“抢班夺权”，王效禹于1月22日“夺权”后，得到中央承认。王力等人又授意王效禹到济南市夺取山东省委的“权”，王带领由22人组成的青岛夺权代表团30日到达济南，在山东夺权成功。
王效禹自从掌了山东大权，自认为有了尚方宝剑，后期他干脆数次调动上万山东枣庄、临沂等地造反组织的武装人员，直接到江苏徐州去武斗夺权，曾一度打跑了支持许世友批准的革委会的组织，占领了徐州。把个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的鼻子都气歪了。从此，他同毛泽东的红人许司令结了怨，成为“文革”、“武斗”的幕后策划者！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不让这些素质不高的造反派当一、二把手了。1968年11月24日，山东省革委召开第五次全委会，借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之机，王效禹在全省发起“反复旧”运动，鼓动造反派重新夺权。12月17日，济南“文攻武卫”占领馆驿街派出所，各地陆续开始强占公安部门。王效禹认为，省革委生产指挥部有问题，12月5日派工宣队进驻，撤销了生产指挥部领导小组。全省约40%的县市革委会被推翻或改组。山东省重又陷入混乱之中。在王效禹“反复旧”运动影响下，一些省市社会秩序出现反复，直接影响生产运输，引起国务院的重视。在对待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的问题上，王效禹拒绝解放谭启龙，长期拖着不办。周恩来等人对王效禹极度不满。这是王效禹倒台的另一条主要原因。
1967年到1968年，这时候毛泽东明白，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制约各个无法无天的造反组织，任何人不能再搅乱军队了。而王效禹却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仅不听济南军区领导人杨得志和袁升平的，还时常给济南军区出个难题，对军区多名负责人进行批判。1968年底，王效禹在山东各地继续操纵武斗。
五、最后结局
王效禹倒霉的导火索是在“九大”上，已陷入四面楚歌的王效禹没有一点自知之明，这时候还在那里自我感觉良好。在“九大”预备会议的小组会上，许世友因为徐州问题质问王效禹。王效禹不仅不认帐，还当着大家的面顶撞许司令，和老许辩论起来，强词夺理。本来就一肚子气的许世友立时火冒三丈，他原本就瞧不起这个王效禹，这时当场揪住王效禹的脖领子，指鼻子就骂开了，并要揍他，吓的王效禹立刻闭了嘴，
再也不敢吱声。“九大”一结束，济南军区和济南、青岛的27个人没让返回，就地在北京办学习班，王效禹的政治丧钟敲响了。1969年5月20日，中央决定，增补军区负责人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等人为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26号文件，开始揭发王效禹的问题。29日，济南军区、山东省革委会召开联席会议，王效禹作了检查，对他进行批判。他虽然还挂着山东省委的一把手，实际上已经被拿下，靠边站了。会后，由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山东的工作。1971年3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撤销王效禹的职务。4月14日，他被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文革后回到山东，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
1985年9月25日，王效禹回到了自己阔别多年的老家卧牛城青州市。他说，当时自己不太情愿回去。为什么呢？他又说，从1938年他带兵参加抗战，当时跟他一道出去当兵的人大多数都牺牲了，自己不忍心看到那些烈士的家属，他觉得自己对不起人家。“为什么我没有死，偏偏人家死了呢？”他说。
到青州后，他又请求组织上让他进烈士陵园工作，好照顾和陪伴那些烈士。当然，他的这个要求也没有能够得到同意。
1995年1月16日上午10时，王效禹住进了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老年病科。20天前，王效禹感到左侧心前区不适，呈阵发性，每次持续约3分钟左右。后来不适感越来越明显，并伴有心悸、心慌等症状。到医院做心电图后，被诊断为“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疼”，收入医院老年病科治疗。王效禹是第二次到这个科住院了。
第一次是在1990年春天。那时的王效禹穿一件半新的中山装，说话很随和，很配合医务人员的治疗。在医务人员闲暇时，他还主动与医务人员聊天，聊到高兴时就放声大笑起来，那爽朗的笑声极富感染力。那时的老年病科主任姚兰英是山东医科大学65届毕业生，在校读书时正是王效禹担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当年她曾多次听过王效禹在大会上做报告。有了这段经历，她在与他聊天时便不免谈起那个年代。每到这时，王效禹总是不动声色地把话题扯开，不愿意多说什么。倒是对当时山医学生中几个比较活跃的人，王效禹不但仍旧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而且还能了解他们近几年的行踪，使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记忆力和信息之灵通。
第二次住院后，王效禹就象换了一个人一样，情绪显得很烦躁，无论是检查或者是治疗，他都极不愿配合。因他身体极其虚弱，医生要给他开点营养药，被他断然拒绝。或许意识到自己大限将临，来日无多吧？在病情加重的那几天里，他干脆就拒绝服药和打针。医务人员和亲人们反复劝他，他说来说去总是那几句话：“反正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没必要再浪费国家的钱财了。”有一天晚上，为了让他打上针，医生们不得不用车从几里之外把他的妹妹找来劝解，折腾了半夜，仍然未能把针打上。
为了挽救王效禹的生命，院方对他实行了特别护理。多次召开由医院心内科、消化呼吸内科等专家参加的危重病例讨论。因为王效禹其时患有心脏、呼吸、泌尿系统等多种老年性疾病，身体已经极度衰弱，再加上本人不配合，在治疗上存在很多困难。为此，专家们在把他的病情如实告诉其亲属的同时，进一步修定了治疗方案，决心尽一切努力来挽救王效禹的生命。
王效禹虽然在治疗上不配合，但在其它方面倒是很自觉。他平时睡惯了硬板床，不习惯医院的钢丝床。医生知道后找来了一张木板，给他铺时，他却又犯上了那股倔劲，坚持先交上钱。医生不收，他就发脾气，躺在床上使劲摇着手，要人们把床板抬走。人们拗不过他，只好收下了20元钱。
住院一个月后的一天，王效禹精神突然出奇地好。他让陪床的小女儿把家里他最喜爱的那盆三色杜鹃花搬来，又把负责他床位的医生谷万军找来，一字一顿地说：“你和其他大夫们为我操心受累，我很感动，本来是想写几副字给你们做个留念的，看来一时没有这个精力了，就把这盆花送给你们吧！”一方是执意要送，一方是既不好意思收又不好意思拒绝，那盆花便一直在医生办公室放了好多天。
1995年3月2日，王效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3月3日2时40分左右，他突然神志不清，呼吸表浅，心率减慢。接着出现呼吸、心跳停止，瞳孔散大。医护人员紧急进行药物抢救、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但均没有奏效。此时是凌晨2时45分。
三天后，王效禹的遗体在青州市殡仪馆火化。向遗体告别的有王效禹的亲人、亲属、战友、生前友好及当地政府部门有关领导共３００余人。随着那一缕轻烟在天空中缓缓飘散，王效禹走完了他八十四年的人生道路。
六、朋友眼中的王效禹
王效禹这个名字，人们似乎并不陌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在山东大地上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关于他在那个年代里的事情，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似乎没有在这里追忆的必要了。从1985年9月25日到1995年逝世，王效禹在他的故乡山东省青州市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在这期间，笔者曾经与他有过数次接触，得以了解他晚年在青州的一些情况。
第一次见王效禹，是199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笔者同现在的山东省总工会所属的《职工天地》副总编辛学福先生在六十年代益都县（现已改名为青州市）**局长张文训伯伯的引导下，来到了王效禹的家。院子大约有二十个平方米，居室是三间座北朝南的平房，每间约十多个平方米。房子的结构和普通民房一样，中间的一间通往院子，东边的一间是王效禹的书房兼会客室，西边的一间是他和老伴刘崇玉的卧室。见我们如约而来，王效禹显得很高兴。他伸出双手和我们握手，他的手很丰厚，并没有干枯的感觉。与我们握手时他很用力，并使劲摇了摇。迈进房间，首先映入眼睛的，是墙上那张毛主席接见他和杨得志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毛主席的后面，是面带微笑、高举着小红书的林彪。
已是八十多岁的王效禹，看上去样子比实际年龄似乎要小一些。灰白的头发，清瘦的面庞，戴一副眼镜，走起路来挺有节奏，一派知识分子的气质和风度。使我们颇感意外的是，他的精神状态极佳，说起话来很随和、自由、轻松。在我们的眼里，他已经变成一位慈祥、和蔼的老者，一个地地道道的公民，跟左邻右舍的普通老百姓一样。刚落座，王效禹的老伴就在隔壁喊了起来，声音很急。同去的小陈急忙跑过去询问，回来时手里抱上了一个大西瓜：“看，老太太非让我们吃西瓜不可！”“她对每一个来作客的都是这样，”王效禹微微笑着说，对老伴的行为显得很是满意和赞赏。
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他晚年的家庭和生活情况。王效禹很满足：“挺好的，我现在过得挺好，每天都很充实。”这时，老伴又在隔壁喊人过去拿银瓜。银瓜是青州特产，她没忘了要客人尝尝。王效禹又说：“你看她，躺在床上起不来，就急成这样，来客人总是招这呼那的。”
话题扯到王效禹的老伴身上。原来她在1987年1月19日患了半身不遂，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几年前，老伴发病住院，孩子都不在身边，王效禹便中止了自己的一切活动，跑前跑后地进行照料。好在医院
离居住的地方只有二里多路，一日三餐，王效禹就靠步行来回为老伴送饭。老伴怕他累出病来，就劝他到街上买点，他笑着说：“街上的饭不卫生，我回家做饭，既实惠，吃着又放心，还锻炼了身体，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一席话，把本来心情很不好的老伴给说笑了。临床的病友也羡慕地对他老伴说：“你真是有福气，摊上了这么一个知冷知热的老头子。”
王效禹本来身体就不太好，他患慢性支气管炎30多年，曾经多次住院治疗。这次为了照顾住院的老伴，他又打乱了自己的生活规律，加上操心、劳累，患了脑血拴，病倒了。在益都中心医院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两个月后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而老伴却只能躺在床上了。
走进他们的卧室，只见一个靠墙的三抽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子，有的上面除了原有的标签外，还有王效禹自己贴上去的使用补充说明，上面的字是王效禹用钢笔写的，一笔一划极认真、工整。老伴说，我白天靠保姆照应，晚上，老王就成了我的护士。
王效禹有烟酒嗜好，但是量不大。自从1990年患脑血拴后用得就更少了。谈起控制吸烟的体会，他说：“当拿起烟来想抽的时候，想到床上还有一个病人，就放下了。”这话被他老伴听到后，马上就顶了回来：“甭说光为我，就是为了你那气管炎，也应当少抽。”王效禹轻轻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谈起家庭生活，王效禹说：“老两口也为点鸡毛蒜皮的事吵几句嘴，但很快就过去了。”老伴长年卧床，心情忧郁，脾气躁，偶然发点脾气，这时，王效禹总是笑得多，他理解一个病人的心情。
说起王效禹一日三餐后干什么，很有意思，他倒是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他说，在工作岗位上时，我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打太极拳，赋闲之后，就不算是业余爱好了。
他爱上打太极拳，是从1956年开始的。几十年来，不论春夏秋冬，严寒酷署，除去老伴住院那段时间之外，一直坚持了30多年。拳越打瘾越大，不论到哪里，他总是说：“只要能打拳，我就心满意足了。”
到青州后，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的王效禹更是坚持打拳不掇。夏日的早晨，才四点多钟，他就起了床。为了不惊醒梦中的妻子，他总是悄悄地下地，轻轻地开门，在自家的小天井里深吸几口新鲜空气，舒展舒展筋骨。当听到街上有行人动静的时候，就打开大门，步行三里多路，到范公亭公园去打太极拳。后来，他感到范公亭公园的空气太潮湿，对自己患过关节炎的双腿不利，就改到博物馆门前。那边是音乐中翩翩起舞的跳舞者，这边他舒展手脚，全神贯注，很快就沉浸到一种意境之中。刚去打拳时，有许多人好奇地围在旁边看，有的一边看还一边指指划划，唧唧喳喳，后来渐渐的就没有人再围观了。打完拳，他就到小吃店里买上半斤油条，顺手带回去，作为他和妻子的早饭。
谈起打拳，王效禹还谈了一件事。原来每当阴天下雨，不能到范公亭和博物馆去，就到住处斜对面的店铺前打拳，后来见店门上挂起了芬兰浴的牌子，他觉得那招牌花哨得实在不成样子，一气之下就不再去了，说是怕玷污了他的鞋.从前，他打的是108式太极拳，上了年纪后，就多打24式了。他说：“我身体还算不错，大约与打太极拳有关吧！
青州的一些老熟人听说王效禹要回来却是很高兴。当又听说他不愿意回来时就急了。老战友张紫岭一气跑到沾化，非把他拖回来不可。当时，正赶上去探望王效禹的刘春圃病倒了。王效禹就提了两个回青州的条件：一是带上这位病人；二是马上过冬了，希望给床被子。就这样，他回到了老家。
这次是公开的。过去，他无论到哪儿都是秘密的，连自己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有时还得改姓，有时姓张，有时姓李，有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
在青州这座小城里，人们很快接受了他，认可了他。中青年人中，一些了解过去那段历史的，心目中曾经有一个王效禹的影子。现在，当这位老人悠闲地走在街上，经过他们面前的时候，许多人脑海里不由得闪出一丝儿困惑：“他，就是当年的那个王效禹么？”
王效禹和他的妻子刘崇玉可谓是一对政治夫妻。刘崇玉原籍阳谷，在济南长大。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在济南自办稷若小学，并当校长。济南解放后，刘崇玉先后在济南刘家庄小学和林祥街
小学当校长。1952年“三反”时，因贪污和体罚学生的罪名被撤职。刘崇玉对此一直心怀不满。1953年就到山东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申诉。当时王效禹正在纪委当处长，亲自受理了刘崇玉的申诉，给她平了反。两人由此相识相爱。后来王效禹就与原来的妻子离了婚，和刘崇玉结婚。
省检察院成为王效禹的大本营
二、三夺权后，王效禹对省检察院格外重视，企图从这里揭开他“受迫害”的盖子。但当时检察院的造反派组织革命造反总部并不买王效禹的账，1967年3月，王效禹写信给仇永奎说，检察院真正的革命派还没有起来，叫他起来造反。与此同时，在全省批判所谓旧省委、省人委内走资派大会上，王效禹让王路宾就检察院过去处理王效禹的问题找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王华谈话，王路宾对王华说：“效禹同志对你和检察院都很关心，上次效禹同志在珍珠泉作报告，机关里没让你参加，效禹同志很恼火。效禹同志让我在这次会议报到时注意一下，如果再不让你参加，我们就直接点名通知。效禹同志叫你协助它搞好工作。”王华对王效禹的用意心领神会，但由于中央还没有文件处理当时的整风补课问题，对此也不好表态，就说：“省检察院的问题，应由有关组织去解决，他应回避。”王路宾认为说的有道理，就接着说：“万一被牵连，宁肯把我拖进去，也不能让效禹同志受牵连……”王路宾将与王华的谈话汇报后，王效禹又叫王路宾转告王华说：“效禹同志同意你的意见，也就不再给你回信了。”同时，王效禹又亲自打电话向王华表示感谢。
在王效禹的策划下，省检察院出现了“王效禹受迫害”“这次要彻底平反”的大字报。
1967年6月14日，王华在检察院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对检察院造反派提出批评。他说：“我对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持保留态度，你们把如何迫害王效禹、刘佩侠、仇永奎等同志的情况公布于众，我更拥护……。这对拥护王效禹同志这个新的领导核心有好处，对于支持王效禹同志和王效禹同志为核心的省革命委员会，粉碎反革命逆流有好处。”他对参加大会的人员说：“过去迫害王效禹的责任不在你们身上”，公开号召“受蒙蔽的群众应该起来大杀回马枪，在新的斗争中建新功、立新劳。”之后，检察院拥护王效禹的人，特别是以前被错误处理的人，如张坚、米兴运、刘新民、仇永奎等开始反击革命造反总部，他们首先写了《谁是迫害王效禹同志的罪魁祸首》的大字报，贴到省革委和省公安厅的大门口。公安厅的花光隆立即开会研究，决定予以大力支持，并提出支持的办法，并向王效禹作了汇报。王效禹说：“这五个人的基本面是肯定了的，他们的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好吧，就这样办吧！”“检察院开始可能乱一下，乱也不要紧，可以从乱中识别左派。”
在王效禹的一手策划、指挥下，进行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在舆论上，打着省检察院是王效禹光荣历史见证人的旗号，向社会大造为王效禹树碑立传的舆论，先后写了《揪出迫害王效禹的罪魁祸首示众》、《彻底清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鸿儒迫害王效禹同志的滔天罪行》、《彻底砸烂省检察院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鸿儒为首的反动堡垒》、《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干部——王效禹同志》、《历史的见证》、《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十几年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情况报告》等等。鼓吹王效禹的传单、小册子、报告等达15种之多，印刷数十万份，散发全省和全国各地。“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愧为一个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才识胆略”；“革命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证明了王效禹同志不愧为久经考验的坚定的革命左派，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党和人民的好干部”、“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的好榜样”等语言充斥其中。
1967年8月15日，支持王效禹的一派，打着“誓死把迫害王效禹的政治陷害案搞深搞透，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王效禹同志彻底平反”的旗号，砸垮了革命造反总部，挂出了革命造反指挥部的牌子，夺了检察院的大权。
1968年1月，王效禹抛出王王庄后，马上下令说：“这些家伙老是在我老婆身上做文章，过去整我时，抓刘崇玉，现在整我，又抓刘崇玉。”
王效禹与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都很熟悉。王、关二人是山东人，建国前曾与王效禹一起在山东渤海区工作。当时在中国政坛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王效禹主要是通过此二人了解上层的动向。王效禹的另一条渠道是通过康生的儿子张子石从康生处获得消息。可以说，王效禹当时是位消息非常灵通的革委会主任。据韩金海讲，1967年上半年，王效禹曾讲过：“过去呀，我和王力很熟，咱山东的事情，王力、关锋他们很关心很支持，王力水平是很高的，又是个重要的角色，将来也是国家的领导成员。”又说：“在中央（指王效禹到中央开会），”和王力交谈过，观点完全一致，军内就是有一小撮。王力讲，政府里有走资派，军队里就没有吗？老帅搞逆流，你们山东也有紧跟的。”
1967年5月，张春桥、姚文元到山东处理问题。王效禹讲：“原来我听说是王力、关锋同志来处理山东问题，后来春桥、文元同志来了，要是王力、关锋来处理，济南军区就好看了。”武汉七二零事件发生后，王效禹讲：“王力同志旗帜是很鲜明的，在武汉支持造反派奋不顾身，中央的四个同志他们都挨了打，可见拿枪的刘邓很厉害。”
“我们要警惕，防止武汉事件在山东重演，枪杆子要很好的改造。”王力从武汉以英雄的姿态回北京后，全国掀起了慰问王力的一股风。王效禹先斩后奏，组织慰问团去慰问王力。他说：“咱组织个慰问团去慰问，不要向中央请示了，一请示不让去就不好办了。”并对王路宾说：“你不是与李广文联系上了吗？你找个带路的”。王路宾说：“没问题，我和李广文常联系，有些材料是通过广文同志转的。”于是，山东由张仁初和韩金海任正副团长，率领山东省代表团去慰问王力。
据康生后来讲：“去年（1968年）杨、余、傅揪出来以后，王效禹要我谈一次话，他那时很难过。他说他不敢做违背毛主席、中央文革的事，它是有根据的。”中央首长（康生）当时对他说：“第一，你拿材料来，第二要划清界线，改正错误。”
王力、关锋倒台后，王效禹确实很紧张，在常委会上说话都打哆嗦，说话很不自然。他采取一推六二五的办法，说：“我是顶了军内一小撮的”，“揭十七年斗争的盖子，我根本不同意”，“孙汉卿是王路宾包庇的”，“揭十七年斗争的盖子，我根本不同意”。
王效禹与刘崇玉
王效禹和刘崇玉可谓是一对政治夫妻。王效禹在青岛造反时，刘崇玉确实出了不少力。刘崇玉曾公开说：“在青岛他是司令，我是政委，青岛谁不知道有个刘政委呀！我的威信比王效禹高，我要是不给他串联，不给他拉人马，我不给他找人写王效禹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的自传，他还是走资派咧。”当公布王效禹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时，刘崇玉对韩金海等说：“怎么没有公布是中央文革的小组成员呢？按效禹同志的水平够上了，效禹要是当上文革成员，我们就上北京辽，你们去北京，我们就用红旗牌小轿车去接你们。”
刘崇玉出头露面，大树特树王效禹的权威，宣传所谓王效禹思想。1967年5月，刘崇玉在国际旅行社对她的亲信讲“你们看过…王效禹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的传单吗？海洋学院编的。你们可以大量翻印，大量散发，要猛印，别忘了啊！”王效禹挖空心思，制造了一种“不能反我”的理论。王效禹是逢会必讲，每讲必印，大树特树个人权威。刘崇玉更是到处兜售王效禹“是山东的毛主席”，“它是山东的江青。”
每次开大会时，王效禹都布置台下大喊：“坚决支持王效禹！”“谁反对王效禹为首的革委会就打倒谁！”1967年夺权后，他经常以导师的口吻说：“现在不要再喊拥护我，向我学习了，心里想可以，这虽是好心，但帮了倒忙，运动初期喊倒可以，因为我支持你们，他们喊打倒我嘛！”王效禹还几次以省革委的名义上报中央和下发文件，称：“最近有不少地区喊向王效禹同志学习，向王效禹同志致敬，王效禹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的口号，我认为是不妥当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济南部队四好连队经验交流大会不喊四个支
持，他就预先策划让杨保华领着退场，进而冲击济南部队机关。穆林因为抵制出版《王效禹论生产》而受到批判。
山东省革委成立后，刘崇玉也想当省革委常委，王效禹不好意思提名自己的老婆，就让刘崇玉自己想办法。刘崇玉首先叫杨葆华介绍了她在青岛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丰功伟绩，为她树碑立传。其次，刘崇玉又亲自做韩金海、杜春胜等人的工作，对他们说：现在省革委充实常委，我进去也是份力量，效禹同志很谦虚，不好讲，你们别等王效禹说话了，机不可失，我当常委是一不为名，二不为利的，你们这些人真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来。刘崇玉当常委后，王效禹封她是群众工作部的部长，“四大组织”都在她的领导之下。但刘崇玉还不满足，还要更大的权力，经常和王效禹闹别扭。王效禹也奈何不了她，于是他就对韩金海说：“我想叫老刘当个常委可能就好些，看来她更厉害料，大面也不顾了，你们是师生关系，你的劝劝她。”
刘崇玉为非作歹，胡作非为，引起了军民的强烈反映。中央指示王效禹对刘崇玉的问题采取果断措施。当张子石在省革委常委会上传达了中央指示后，刘崇玉当场以借抄指示为名，把张子石的笔记本抢过来，然后在会上大骂了四个小时，参加会的就四个人没挨骂，其他的都挨骂了。在这种情况下，王效禹还是听之任之。之后，刘崇玉有逃跑了。会后，王效禹对韩金海说：“看来老刘滑下去了，他勾结某某某、某某某来搞里应外合，这个人很可怕，什么事都会干出来，还不知他胡说了些什么！现在还在活动。”韩金海说，我去劝劝她吧，王效禹说也好。后来，王效禹见不好收拾，就说：“我的意见，把刘崇玉逮起来，你们研究，否则出了问题，我不负责。”刘崇玉坐了两个多月的牢，总算认输了，给王效禹写信，表示愿意接受王效禹的领导，不再和王效禹争中心了。1967年9月，王效禹说：“我看刘崇玉的问题差不多了，就是这些东西料，你们研究一下，如果同意的话，就把她放出来。”后来，1968年开革代会时，王效禹说：“老刘大节是好的，他真给我干了不少的事情，就是太任性料，整她一下是必要的，看来也没有什么错误，保留个委员可以嘛！常委吗，就别干了。”
反复旧
革委会建立后，夺权武斗仍此起彼伏，王效禹把此归因于解放军的插手，1967年2月，在京老帅对企图搞乱军队的中央文革小组进行反击，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他们的抗击被诬为“二月逆流”，并遭到批判，从而在全国开始了反“二月逆流”的运动。王效禹把此当作排挤、打击山东军队势力的绝好机会，把山东的动荡归罪于济南军区。他说：“咱们山东也有…不见得派?，反…二月逆流?，我对他们保早了，一有风吹草动就翻案，他们（指的是某某某副司令、还有某某某副司令）是山东…二月逆流?的黑后台，某某某、某某是黑干将。后勤部和装甲兵根本没转过来，现在出的问题根子就在这里。你们找几条线追上去。”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王效禹决定搞“反复旧”，从北京回来之后，就开始故意抬高自己，再次使用二三夺权时的伎俩。故意在社会上散发《中央首长谈王效禹》的传单，说王效禹是三红四最干部，即省革委主任、解放军政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级别最低、薪水最少、威信最高、水平最好，“王效禹同志是毛主席信赖的，中央支持的，反对王效禹同志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允许的。”后来，在毛泽东思想山东学习班上，康生说：“我过去根本不认识王效禹。你们山东谣言真多，造到我们头上来了。”至于王效禹和康生两个人谁在说假话，待考证。
1968年11月中旬，山东省革委召开地市负责人会议，号召向济南学习，强迫全省大反“复旧”。全省的反“复旧”是有组织有计划搞的。据韩金海后来揭发，王效禹亲自单线给泰安、昌潍、淄博、济南等地区部署了一整套反军计划。如通过泰安地革委整理某某某副司令的材料，指令济南市整武装部，整武装部是追某某某，通过插手军内“四大”单位就某某某，让昌潍地革委去整某某某的材料，又让傅健吾在省军区的党委扩大会议上，追某某某为“逆流”翻案。组织组进驻红卫兵、工宣队，追后台，还是追军区。又叫市红卫兵揪王新阳，还是揪王新阳的后台，也还是军区。通过韩金海整宋兆义，整他和市武装部的关系。通过这些线，王效禹反军是无孔不入。
有一次，王效禹对张仁初说：“这一次你和傅健吾还有某某某打了冲锋，是很好的喽！可是这股有情势力是很顽强的，你看杨司令、袁政委是不想搞下去了，再搞就搞到他们的头上去了，以后这个账再算吧！”张仁初说：“这些人都修了，我完全拥护政委把盖子揭开。”王效禹说：“现在还不行，搞不好要出问题，你要是司令员，问题不早就解决了吗？”王效禹还想把省军区整编，控制武装部。他说：“省军区有什么用，
这么一大摊子，我看把他们合到省革委来算啦，算省革委的一个部门，这不更一元化吗？”“那些武装不好事干得不多，地区的问题还不都是他们搞的？我看用两个办法解决，一是个到革命委员会里来，再是给他们派政委，青岛我准备让杨葆华给他们当政委，济南也派一个。前几天杨恩华、张廷藻去搞了一下，他们就老实了，这些人和地方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是一些穿着军装的地方干部，他们要在地方上早就揪出去了。”
王效禹不仅想控制山东，还要控制整个华东，当所谓华东军区的政委。一天，韩金海到王效禹的楼上去，只听见王效禹、刘崇玉、杨葆华等人正在楼上高谈阔论。杨葆华见韩金海上楼来了，很兴奋得给他说：“金海，我告诉你一个振奋人心的大好消息。”“什么好消息？”韩金海问。杨葆华说：“要建立华东军区，效禹同志去当政委，华东都属效禹同志领导了。”王效禹一言不发，刘崇玉说：“效禹同志是主席信赖的，跟着效禹干没错，这是葆华说的，你可别乱传。”
1968年11月24日至12月3日，山东省第五次全体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了《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奋勇前进——关于全面落实党的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的决议》。决议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和复旧倾向。”之后，王效禹在全省全面发动了“反复旧”运动。
反复旧的时候，也是王效禹最为紧张的时候，他知道，反复旧对他来说就是一场赌注。要么成功，彻底掌握山东大权；要么失败，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他梦想他的这次行为能够像文革初期起来造反那样，得到最高领导人的赏识。但是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最高领导人的心事也与那是不同。那是毛泽东希望天下大乱，以便达到他的目的，这是毛泽东的想法是稳定局势，把社会稳定下来。毛泽东的想法也就决定了将来王效禹的命运。
二三夺权之后，王效禹多次对别人说：我们夺了走资派的权，我们不住楼房，给我安排住平房就行了，屋里摆设要简单。但当把她安排住在平房里后，他就不高兴了。刘崇玉更是到处发牢骚，现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最后，工作人员在省委第一宿舍给他选了一座小洋楼。这座楼是原来的省委常委、监委书记王子文住的。由于对军队产生怀疑，王效禹要求撤出负责他敬畏的一个警卫班，换上他的心腹孟庆芝的文攻武卫队伍。但和支队伍也被人称为棒子队。
1968年11月，王效禹以研究如何做好三支两军工作为名，在南郊宾馆开了一个会，请济南军区负责同志参加。一开始，王效禹就策动一些人向军区负责人恶毒攻击，一直攻击了两天半。1968年11月，王效禹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济南部队杨副司令员发动料突然袭击。他操纵一些人，一夜之间，在济南贴满了打倒杨副司令员的标语，在杨副司令患重病的情况下多次组织揪斗。
1968年11月下旬的一天，王效禹对他的亲信韩金海讲：“看来省革委这个全部在我们手里，生产指挥部，杨国夫搞成了独立王国，除了张承良经常在北京开会以外，其他那些常委都跟着他跑，孙琦经常给我汇报，杨国夫从北京回到济南，是某某常委、某某常委去接的他。革委大院，赵（修德）仍然搞两面派，明里听我的，暗里是听济南军区的。彭世杰这个人头脑简单，成了挡风墙，市红卫兵进组织组十几天了，成绩很大，省红卫兵也进了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光这些小孩子不行，要组织工宣队进去，去了以后，工作一个阶段，好的留下，这样政权就巩固了。”接着，王效禹说：“革委机关要很好整顿一下子，你去生产指挥部，刘长茂在这边搞整顿，各委会在增加几名有干劲的常委和副主任，就出不了大问题了。”
于是，韩金海按照王效禹的旨意，准备进驻省生产指挥部。王效禹吩咐韩金海说：“你以…山工总?的人员为基础，组织各工宣队，进驻生产指挥部。”
韩金海说：“工总的人员都抽出去了，是不是在充实一部分人员？”王效禹说：“不用了，工总今后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你是副主任，带队进去，是名正言顺，…山工总?和生产指挥部都得听你的” 生产指挥部就是…山工总?，…山工总?就是生产指挥部。”
当韩金海问到工宣队的组成和任务时，王效禹说：“杨国夫在生产指挥部搞了不少的鬼，去了通过批判杨国夫把权掌起来，人员不要多，要精明强干，要能文能武，要有独立工作能力，五十至六十人就可以了嘛。”在谈到整顿机关的比例问题，王效禹指出要大量增加群众代表，群众代表不得少于50%。当时，…红山指?的红卫兵已经进驻省生产指挥部，韩金海担心不好控制他们，想把他们撵出去，于是，韩金海向王效禹提出，…红山指?（红卫兵山东指挥部）的那些同学都进去了，这怎么处理？是不是让他们走。
王效禹说：“…红山指?那部分人，你们也要把他编到工宣队里去，他们都是学生嘛，早了几年反，想找个合适的工作，带头的给他个副队长，这样有好处，不然他们要造你们的舆论的。”韩金海恍然大悟，感到王效禹确实比自己高明，这样一来，不仅满足了红卫兵的要求，而且在无形中吃掉了“红山指”，使他控制的“山工总”的地位更加重要。
工宣队进驻生产指挥部后，对生产指挥部的解放军进行残酷迫害。王效禹又在政权建设、下放干部、定领导班子等方面作了一系列指示。在班子方面，他们把原来的九人领导小组扩大成为一个29人的所谓领导集团。同时，韩金海等根据王效禹的旨意，建立了一个由王效禹亲信组成的办事组，办事组由韩金海的铁杆和一部分有业务工作能力的人组成，因此，29人的领导班子成员实际上也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王效禹对韩金海说：“你看着哪个不行，你给三支两军办公室说一下，就把他弄回去散了。”
对原来的省生产指挥部的干部如何处置，王效禹和韩金海商量了几条意见。即年轻力壮的上大学校，带着老婆孩子的上农场，革命委员会的家属留下，愿意回家的回家。
在二三夺权后，王效禹就向把省革委搞成他的铁杆班子。他常对他的亲信说，要向铁托学习，要向岳飞学习，搞八千子弟兵，搞铁杆部队。韩金海在掌握了省生产指挥部的大权后，按照王效禹传授给他的掌权诀窍，自上而下建立了他的铁杆班子。一时间，工宣队成了当官队、抢权队，队员都搬上了生产指挥部，住上了小楼，坐上了汽车。
反“复旧”开始后，王效禹知道自己树敌太多，整天是疑神疑鬼，提心吊胆。一会儿有消息说临沂来了短枪队，要刺杀他；一会儿说军内的造反派来信说，军区要刺杀他；一会儿有消息说六十八军来了一百多人给他捣乱。1968年11月中旬，王效禹对他的亲信韩金海等说：“六十八军到济南来了一百多人，要给我捣乱，你们要有个准备，如果要来冲，组织上几千人，都给我捉起来，给我搞这一套，我是不客气的。”话虽这样说，王效禹还是很害怕，后来吓的得了一场病。刘崇玉见大事不好，赶紧把韩金海叫去说：“现在形势这么紧张，老韩（指王效禹的警卫员）又回了家，叫彭世杰跟政委跟了半天又不跟了，你是个副主任，你要对政委的安全负责，你们整天喊支持王效禹，支持王效禹，现在有人要刺杀王效禹，要是死料，呢们都得完蛋。我看叫…文攻武卫?来一个连、两个连的。”韩金海说：“来个一二百人很容易，但是必须得政委同意，他要是不同意，这些人进来了，他在给轰出去，这就太难看料，再调也就难了。”于是，刘崇玉请示了王效禹，王效禹表示同意。这样就由孟庆芝组织了150多个人的文攻武卫队，进驻省委一宿舍。另外，在各大厂还组织了二三千人，召之即来，十五分钟到达省委一宿舍。进驻时，韩金海、杨葆华、杨恩华讲了话，声称“谁要反对王效禹就和他血战到底”。最后孟庆芝表了态。然后，他们上楼，向王效禹汇报。王效禹大笑，表示很满意。
插手徐海地区
王效禹不但向控制整个山东，还在王力的授意下，插手徐州的文化大革命。
九大期间的挣扎
王效禹发动的“反复旧”运动，不仅没有压服对立面的干部群众和军队，反而引起强烈的不满和反对，是山东的混乱局面加剧，同时影响到周边一些省份，从而引起中央的重视。在九大上，王效禹指使他的亲信四处活动。山东代表团一到北京，王效禹就将韩金海、杨葆华、傅健吾叫去，给他们打气说：“我一下飞机就斗上了，这个风真不小，他们对你们几个劲头很大，这也好吗！这些人的面目都暴露 3月26日，王效禹在山东代表组的全体会议上说：“我们选九大代表受到中央的批评，多选了11名三结合的军队干部代表，这样工人贫下中农的名额少了。本来准备换一下，我们做了检讨，总理报告了毛主席。中央决定批评从严处理从宽，既成事实就不掉换了。另外我们省新生力量多了一些，我们主动检查了，中央说新生力量还可以。”
3月28日晚上，在周恩来参加的华东组会议上，讨论主席团的名单时，王效禹突然让赵修德发言。赵修德发言后，周恩来批评了山东，在选九大代表十多选了11名军队代表，有错误不检查。王效禹在受到批评后，进行了检查。
九大期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解决各地武斗不止的问题。当王效禹得知周恩来准备解决徐海问题时，他对韩金海说：“总理要解决徐海问题，你要参加，你要承担支持踢派，你做一点检讨，之后把问题要摆出来，叫临沂的孔世军参加、枣庄的某某某参加、济宁的王广正参加。”让这些人参加是叫他们揭六十八军支持所谓马匪、支持所谓各地区大联合的对立面问题。韩金海按照王效禹的意图在会上还没有检讨完，总理就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指出王效禹一派掌权的观点是错误的。在会上，对文攻武卫进行了揭露。王效禹给韩金海说：“他们对文攻武卫这么大的火气，别听这一套，…九大?以后要大发展文攻武卫。”为独占山东大权，排挤军队的领导人，他山东其亲信继续反“逆流，到处串联，大造舆论。”王效禹对韩金海讲：“浙江的某某同志串联以下（这个同志是浙江的主要负责人），他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咱们两省联合开个控诉二月逆流大会。”
九大期间，许多人开始揭露王效禹的错误，使王非常恼火，他认为这是济南军区领导人搞他的鬼。他对韩金海和杨葆华讲：“看来福州、南京、兰州和很多的一些省，都反我们，这是济南军区搞的鬼，上面有人支持。”“张仁初很了解，你们去摸摸情况，孙琦了解的东西可不少。”韩金海和杨葆华心领神会，去找穆林、张承良谈话，并让张承良摸摸穆林、张子石的思想状况。当王效禹得知张子石、穆林岛康生那那里去后，王效禹对韩金海等说：“张子石、穆林上中央康生那里去了，很可能去告状。干部就是这样嘛！随风倒。”韩金海等听了王效禹的牢骚，劝王效禹向康生等多请示。王效禹说：“我不要什么后台，我又不是非当官不行，再步行就让给他们，咱也掌了两年多权了，也差不多了，我担心的是把造反派打下去。”王效禹还讲了选九大代表的事情，他对韩金海、孙琦等人说：“赵修德不承认你（指韩金海）是个工人，我顶了他，我说不是工人你说他算个什么？打洋铁壶的也是工人吗！分工不同。赵修德还说韩仁俊才入党不够资格当代表，还有赵星元同志，人家虽然承认也是个工人，但人家还说他当了一段文书。”
在华东大组讨论时，国恕连在会上发言，揭发王效禹在山东支一派压抑牌，反复旧和反对解放军的错误。王效禹回来后公开说：“山东一派掌权，是总理同意的，反复旧是按照中央精神搞的……不过人家又意见，让人家讲嘛！”但私下里王效禹对韩金海讲：“你们串联一下，要反击国恕连，最好是小将。国恕连是有后台的，他的后台就是军区的一些领导人。你们批驳这么几个问题，如解放军灰溜溜，这个呢，可以用各地市都是解放军当一把手这个问题来驳。再就是关于谭启龙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同意解放，早已发了电报了。另外要大讲、特讲…反复旧?的成果，不反行不行，大讲一派掌权好。”
从康生处得知中央对“反复旧”的态度后，张子石在会上讲“反复旧”是错误的。恰好那天王效禹没有参加会议，当韩金海汇报了这一情况时，王效禹说：“他们结论的太早了，不要听那一套，中央还没表态呢！”
看到王效禹一直不承认“反复旧”的错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当时还在上海的王洪文劝他做检讨，承认错误。但王效禹拒不认错。他对韩金海等说：“他们让我检讨，我从来没有检讨的习惯，我和他们谈了。”“我不能检讨，我检讨什么，还不是他们搞翻案，我检讨你们干不干？山东五千七百万人民干不干！”
“五一”节晚上，中央首长接见了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穆林，商谈如何解决山东问题。回去以后，王效禹就把韩金海、杨恩华叫去说：“今天晚上中央首长点了你俩的名，说你两个大做反军报告，你们的思想要有点准备。”
在选中央委员时，王效禹费尽心机，搞了很多名堂。首先是在军队拉张打赵，即拉张仁初，打击赵修德。他最怕赵修德当上中央委员，也知道张仁初当不上中央委员。在王效禹遭到批评后，张仁初一度想和王效禹疏远，但济南军区并没有提名张仁初为中央委员候选人。张仁初转而依靠王效禹。王效禹对韩金海等人说：“你们就是选张仁初，反正一两个组选他也当不上中央委员，这个人情还是咱送的。”
由于在会上受到批判，感到前景不妙。王效禹对韩金海说：“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我要求不当中央委员候选人，我推选穆林去当。”韩金海知道王效禹瞧不起穆林，对王效禹的想法很惊奇，就说：“能行吗？”王效禹说：“穆林也当不上中央委员，总理、中央首长问过我关于穆林的情况，我早就向中央首长汇报料，我说，穆林这个人，不问政治，好人主义，斗争性差，我推穆林，他也当不上，主要的是把穆林稳住。”
第二天，王效禹在山东代表团全体会议上读了给毛主席的信，并貌似谦虚地说：“我有错误，我不能当中央委员，穆林同志是老革命干部，是原来的省委书记，穆林同志党中央委员，很好。”结果，王王效禹、韩金海等都被选为中央委员。王效禹的心终于可以暂时放下了。于是，对他的亲信得意洋洋地说：“这一段
真紧张呀，他们（指的是济南军区）这样搞我，不是我也被选上了吗？他们的劲头可能就要小点了。从选票上看，这股右倾势力真不小啊！你看，中央的某某首长，某某首长、某某首长，这都是很负责的，票不是都不满数吗？这说明二月逆流的流毒还没有肃清。”
九大期间，中央已经下决心解决山东问题。王效禹就反复考虑山东的班子问题，并设想了中央可能采取的几个方案。他对韩金海和杨葆华说，山东问题中央确定解决了，关于人员有三个方案：第一个方案，留的人多，就是支持咱们的多，最理想；第二个方案是中型的，力量基本相等；第三个方案是小型的，军队代表占绝大多数。不管那个方案，都有你俩。他给海韩金海和杨葆华打气说：“你们要讲呀，这是个关键时刻，不管怎样，翻过去也不怎么容易。”但不几天之后，王效禹再次受到中央首长的批评，神态就反常了，对韩金海说：“看来是有错误，你们的有个思想准备。”
为解决山东问题，九大结束后，从1969年5月4日到28日，参加九大的山东省革委和济南军区的27名代表留京集中学习。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央领导先后7次就山东问题和王效禹的错误作了指示。学习班先在北京饭店，后来搬到京西宾馆。这时，王效禹已经众叛亲离，只有他的铁杆亲信韩金海跟随他，其他的人则唯恐避之而不及。王效禹写第一个检讨是在北京饭店，只是检讨对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不好，思想不讲不讲民主等无关疼痒的东西。王效禹写好后就念给韩金海听，问韩金海行不行。韩金海说行，这个检讨报上去后，基本上就差不离了。可事与愿违，搬到京西宾馆后，王效禹垂头丧气地给韩金海说：“行什么？根本就不行，中央首长又批了。”之后，王效禹只好耷拉着脑袋写第二个检讨。
王效禹在北京的日子不好过，从济南传来的消息更使他心惊肉跳。赵星元说，徐州到济南来了一部分人，要刺杀王效禹、孟庆芝、韩金海。日子在煎熬中度过。王效禹越来越感到自己凶多吉少，这时，除了韩金海之外，没有一个人到王效禹的屋里去了，没有人与他说话，只好央求韩金海给他买点东西。王效禹感到从未有过的寂寞、孤独和恐惧。一天早晨四点多钟，王效禹偷偷把韩金海叫起来。睡意朦胧的韩金海对王效禹的这种反常行为很奇怪，感到情况不妙。因为王效禹从来未起过这样早。王效禹对韩金海说：“中央某某首长给我谈了话，确定叫张美智、孟庆芝来北京，他俩这次来凶多吉少。你想想你们之间有什么瓜葛？”韩金海说自己和他们没有什么瓜葛。王效禹说，这两个人历史上有辫子，搞不好就很危险，就和他们没有瓜葛就好。韩金海问：“会不会把他们抓起来？”王效禹说：“看劲头有可能，如果让咱处理就好办了，最多把他俩弄回厂去劳动就行啦。”
在学习班期间，王效禹很狼狈，精神状态确实难以形容。这位平时张口闭口逮起来这个，逮起来那个的不可一世的人物，想当年的那个微风一点也没有了，在小屋里不敢出门，连吃饭也不敢出来。只有韩金海到他屋里说说话，打饭、买烟、卖水果的事业是韩金海给他干。王效禹感到末日的来临。他对韩金海说：“军队攻得很厉害，他们是不放过的，看来大局也基本已经定了。”他对韩金海说，你买的东西把钱拿走。韩金海说，算了吧，寥寥几个钱，没有什么了不起。王效禹说，我不能占你的便宜呀，以后有求你们的时候。韩金海说，你别想不开，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咱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央支持，群众拥护，大部分群众是支持咱们的吧，你怎么想不开？你得想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保你是保定了，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都不杀回马枪，你放心，你如坐牢我陪着。王效禹看着对自己忠心耿耿但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韩金海，无可奈何地说：“唉，也就只剩下你这么一个人了。这是党内斗争，你不懂。”
1969年5月24日，山东省革委和济南军区27名在京学习的人以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报告。报告在肯定山东文化大革命取得的所谓成绩的同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不点名的批评了王效禹。报告说：由于省革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思想指导，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暴露的更加突出，一种不相信不依靠群众、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的怀疑一切的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起来，在全省错误地发动的“反复旧”运动，实质上是干扰清理阶级队伍，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指向了革委会，指向了革命干部，指向了广大群众，破坏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背离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精神，干扰料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带方向性的错误。这一错误，不仅对山东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而且波及到一些兄弟省，直接影响了九大精神的贯彻，后果是不好的。必须认真加以纠正，接受这一经验教训。
报告提出了妥善解决存在问题的十条措施：（1）进一步在全省掀起一个持久的学习、宣传、落实九大精神的高潮。（2）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3）切实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认真搞好斗、批、改。（4）要加强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5）要充实加强省革委的领导机构。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要迅速建立起来。根据精简原则，机关各部门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在“反复旧”运动以前的基础上，适当充实和调整。进驻省革委的工宣队，要做好思想工作，迅速撤出。吸收新的工作人员，要严格审查，并经过组织批准。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任人唯亲。（6）要相信和依靠解放军。经常向广大群众进行拥军教育，在全省范围内，更大规模地开展热烈的拥军活动。对“三支两军”工作要积极支持，热诚帮助。不准以任何借口，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军队和地方要适时召开谈心会，如果有分歧，要在内部，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不要把矛盾暴露到社会上去。严格遵照中央1967年11月14日通知中规定，军队开展“四大”的单位，不要干涉和插手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地方群众组织也不要干涉和插手军队的文化大革命。（7）要相信和依靠群众。严格掌握政策，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文化大名进行到现阶段，不要再在群众中划“革”与“保”。革命不革命，要以对待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为标准，不能以拥护或反对某一个人来“站队”。要继续批判“以我为核心”，“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错误思想。革命群众组织要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联合起来。不准重拉队伍，另立山头。进驻公、检、法的“文攻武卫”，要迅速撤出，继续加强军事管制。做好思想工作，撤消“文攻武卫”组织。公、检、法原存的敌伪档案、文书档案、干部档案等文件，“文攻武卫”必须全部交军管人员接受和管理，不准隐藏、抽出和销毁，个人私自去取得必须勒令如数交回。要建立和健全“三代会”，置于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与下面不发生垂直领导关系，不准插手外单位外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要促进徐海地区大联合，不要插手和干涉。（8）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9）巩固和发展各级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不健全的要逐步使其完善。对革命委员会只能补台，不能拆台。（10）切实改进作风。坚决反对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听不得不同意见的不良作风。坚决反对主观臆断，随便表态、胡乱指挥的不良作风。坚决反对爱听恭维话，不爱听批评话，喜欢吹吹拍拍、阿谀奉承的不良作风。坚决反对口是心非、玩弄权术的资产阶级政客作风。
报告指出：山东问题，事关大局。为了既解决问题，又不致引起反复，对这次学习情况，控制传达范围，绝对不允许传到社会上去。学习的基本情况，目前只在省革委常委和济南军区党委中传达。报告最后指出：对“反复旧”运动遗留的问题，通过贯彻九大精神，总结经验的办法，逐步加以解决。同时建议中央举办解决山东问题的学习班，学员从各级革委会、群众组织和参加三结合的军队干部中抽调。第一期主要解决省革委和济南市的问题。
这一报告实际上是对王效禹发动的“反复旧”运动的彻底否定和对王效禹错误的严厉批评。王效禹虽然还担任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和济南军区政委，但实际上已处于被批判的状态。
1969年5月25日，中央对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的报告作出批示。批示全文如下：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济南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王效禹、杨得志、袁升平三同志给中央的报告。
山东省自成立革委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力支持下，在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努力奋斗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后，由于个别领导同志违背了十二中全会的精神，在全省进行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这种错误是带方向性的，但还是前进中的错误。
中央希望你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根据九大精神，即要彻底纠正错误，又要照顾大局，努力稳定山东局势，加强领导之间、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群众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搞好斗、批、改，准备打仗，抓革命，促生产，夺取各条战线上的更大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在批示上批示：照办。
当时，王效禹等三人的报告和中央的批示被简称为“批示”和“十条”。之后，山东开始清算王效禹的错误。
王效禹对27人学习班上的情况怀恨在心，对后来去的赵星元等说：“你们来聊还好一些，你们来之前，已经围攻了七八天了。后来让我发言，我什么也未讲，我们错了回去改了就是了。说也怪，在飞机上还是一个观点，一下飞机观点就不一致了。”赵星元等问他什么问题，王效禹说：“也没有什么，就是杨葆华、杨恩华的讲话传的多了些。”
为夺回王效禹控制的大权，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增加省革委常委和副主任的人数，减少王效禹在其中的影响。５月20日，山东省革委增补济南军区的负责人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为省革委常委、副主任，穆林、张富贵为副主任。
二十七人学习班结束的第二天，即５月29日，山东省革委常委会、济南军区就召开联席会议批评王效禹。会议传达料中央对山东问题的批示，揭发批评了王效禹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后发动“反复旧”运动的错误，认为他的目的是一次搞乱军区党委，达到改组军区党委的目的。王效禹被迫在会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有关常委也检查了自己的问题。会议一直开到６月２日。
联席会议结束两天后，即６月５日，山东省革委、济南军区又召开地方、军队干部联系会议。在会上，王效禹再次作了检查。然后通过小组会议和大会发言的形式，揭发批判王效禹的错误。会议认为通过批判王效禹的错误，找到了山东问题的症结所在，认识到了王效禹错误的严重性。有的与会者不了解“批示”、“十条”的发放范围，认为只是按照报告的规定，只在省革委常委和济南军区党委的范围内传达，要求往下传达到公社革委会委员以上、部队的营级以上，按照既要稳定局势，又要纠正错误的原则，主要是纠正“反复旧”的错误，因“反复旧”引起了革委会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的变动，因此，原则上要以“反复旧”以前为基础，适当地充实和调整。不要纠缠历史，不要互相攻击，不要搞串联，不要重拉队伍。实际上，早在５月26日，“批示”、“十条”就以中共中央第二十六号文件形式，发给山东省、县、公社、独立营以上革委会、党委、军管组织45000份。另外，发给其他地方700份。
会议一共开了十天，到６月14日结束。
之后，在“反复旧”中再次被打倒的一些被解放的干部再次获得解放，重新出来工作，造反派的力量在无形中削减。据1969年７月５日省革委组织组统计的当时“文化大革命”前干部的使用情况的材料说：原省委常委15人，除济南军区的杨得志、袁升平外，已结合到省革委工作的有穆林（省革委常委）、晁哲甫（省革委常委）、段毅（省革委委员兼济南市革委副主任）3人；已解放的有谭启龙、白如冰、秦和珍、王子文4人；李予昂结合为省革委常委，1967年10月被撤职；为解放的有苏毅然、刘秉琳、王众音、张敬焘4人；栗再温已亡故。原副省长有杨介人、高启云、陈雷、余修4人结合进了省革委工作；原省委、省人委厅、局级干部362人，结合为省革委委员的21人；处级干部1099人，结合进省革委工作的31人；原地市级党委常委、行署专员183人，结合进革委会工作的39人；原县委常委、县长1518人，结合进革委会工作的443人。
张铚秀谈山东文革(2009-09-13 23:41:20)转载标签：山东文革回忆文化
我1970年到军区当副司令，以后又到省革委任副主任，分管政法、报纸、宣传等，到1975年离开，共5年时间。1974年在北京举办的山东重点企业学习班。那时重点是整我、袁升平、杨得志我们三个人。后来把杨司令分开了，因为有人帮他说话，后来就调走啦。提出了个批林揭袁打张。苏毅然当时是学习班的副组长，张延成的组长，那时整的目标首先是我。关于我的检讨，周总理说，张之秀同志的检讨由中央定，什么时候检讨，什么时候告诉你们。现在不用作检讨，是周总理亲自交待的。
在京西宾馆搞的学习班，白如冰、穆林、王竹泉，还有张子石。这股风从1973年下半年就开始了，为王效禹翻案的一股风。当时由张延成、鹿田计，他们这些人给王效禹翻案。我认为这些人是山东的三种人。这个会议很关键，从那以后中央有个文件，周总理主持搞的。参加学习班的几个人，张延成、苏毅然、我、秦和珍、白如冰、张子石、穆林都参加了。一直搞到天亮，中央的几个都参加了，“四人帮”都在里面
了，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都去了。总理、叶帅也在，一晚上他们没有说话，还有华国锋、倪志福。那天晚上白如冰讲了两个钟头批我。当时他越讲我越生气。江青就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张铚秀，一个晚上都没有看到你的笑脸，我没有把你叫出来，一个晚上你饭也不吃，你按的什么心？”后来总理就插话了，说：张铚之秀，袁升平的问题你要揭发揭发啦。我说：报告总理，我和袁升平过去不在一起。他是四野的，我是三野的。他是红一方面军的，我是红二方面军的，到济南我才认识的。我当时对他还有意见呢，官僚主义严重一些，我当军长时，他基本上没有到我们军里去过。其他事情我不太清楚。什么到香港的问题啦，我不清楚。这是总理就插话啦，不叫我讲了。他说，苏毅然，你也有点责任嘛，你白如冰没有责任吗？你们几个头头没有责任吗？周总理讲了一大通。后来还搞了个新十条。李先念、汪东兴也参加会了。李先念还说，你们过去搞得不错，和王效禹斗争。以后就按这个新十条解决山东的问题。以后总理对我说：之秀，你做个自我批评，写个稿子给我看看。这次学习班会议结束，总理批准我做个检讨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第一次解决王效禹的问题，解决徐州问题，周总理亲自交待要我写个稿子，送给他看一看。第一次写送给他看了，他给我改了。我上纲么，那个时候上纲越高越好嘛，过关啦。总理把什么“路线错误”都划去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白如冰给我写了一封信，向我道歉。1980年中央给我平反啦。事实上白如冰是我们三次请他出来的，三顾茅庐。他一开始不出来，出来以后在一些会议上，特别是过年团拜，他讲话说我非常感谢解放军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后来转过去，说解放军拿着刺刀逼着他转弯。
王效禹在山东，我认为他不是一般的错误，属于三种人，镇压了好多干部，做了好多孽，把山东的党搞乱啦，把山东的生产搞垮了。王效禹搞了个青年班子，把老的全部打下去了。九大以后我们解决了王效禹问题，把老干部都解放出来了。老中青结合，老同志都出来工作了。我们这些人做第一把手，他们做第二把手。当时我们和杨司令商量的嘛，现在的干部要依靠，我们当司令，你们当副司令。以后我们当副司令，他们当司令。我们搞经济不懂，最后呢，我们当参谋长，然后呢，我们就不管了。杨司令说：对、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