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
张世业
人文社科学院
摘要：从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来看，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在西欧中世纪罪刑擅断主义的支配下，国家机关恣意行使刑罚权，人权丝毫得不到保障，建立在个人本位主义之上的罪刑法定原则应运而生。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罪刑法定主义经历了曲折的变化。社会思潮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社会本位的法律观念强调社会秩序，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这对罪刑法定主义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罪刑法定原则在价值取向上面临新的选择。笔者认为，作为刑法中的一种法治理念，罪刑法定主义应该具有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双重价值取向。此外，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不仅需要我们正确的认识、理解，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切实的贯彻实施。
关键词：价值内涵人权保障社会保护
一引言
自从形式古典学派提出罪刑法定主义，刑法学界逐步把其确立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经典原则，我国学者致力于推进法治进程，在对我国刑法的艰难探索中逐步溶入世界潮流，将罪刑法定确立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随着罪刑法定主义原则在我国的大力倡导及立法化，没有法律规定，就没有犯罪，已经为我们所熟识并成为刑事司法所必须奉行的一个准则。然而，随着刑事司法日益多元化的发展，立法已难以满足司法的要求，人们对罪刑法定主义的存在产生疑问，罪刑法定原则是否能够实现实质上的公正？对罪刑法定原则能否仅仅局限在法律条文的形式表述上？罪刑法定主义是否有其深入的价值内涵？鉴于我国对罪刑法定认识的欠缺，刑法学界对罪刑法定原则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二罪刑法定主义基本的价值内涵
所谓罪刑法定原则，是指“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我国刑法第三条将其概括为“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未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正确探求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我们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作为法治理念在刑法中的体现，罪刑法定原则要在司法实践中实现，
需要借助于法律法律条文这种法律形式。人们在讨论罪刑法定原则时，往往只局限在从法条本身来理解，甚至认为法条表述就是罪刑法定的内容。事实上，格言和法条本身并无高深可言，但它所体现的价值蕴涵却是十分丰富的，我们需要从历史的深度和社会的广度两个方面才能正确的求得。
罪刑法定作为近代刑法的基本原则的创诞,完全体现了西方社会文化所一贯坚守的个人本位的传统价值立场,体现了西方文化固有的彰显人的主体性的人文精神。西方人文精神和作为其具体表现的法治传统理念以古希腊、罗马强调个体权利的个体性、原子式的人为源,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包括后来的人本主义或人道主义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近代民主精神为核心潮流,其着力反对的是对人的奴役和压制,宣扬的是个性的独立和个人能量的释放,尤其是十七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对当时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进行了激烈抨击，他们提倡理性主义，天赋人权，社会契约等，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神为本的基督精神和以权力为中心的封建精神在西方的权威,从而为“人的发现”、“一切为了人”的“现世”精神和自由权利精神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罪刑法定在这种意义上也不过是以刑法的语言对这种人文精神的另一注解而已。在其感召下,罪刑法定呼之欲出。并由此表明:罪刑法定代表的是一种注重张扬个体精神的文化理念世界;同时亦表明:凡是倡行社会本位,以社会本位为主要价值取向的社会文化就必然会排斥罪刑法定。罪刑法定在社会本位的社会文化中是无法诞生的。只要社会本位的文化立场不变,罪刑法定即使被写在纸上,也无法得到真正实行。从法文化的立场看,罪刑法定体现了古典自然法所确立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念,是以人权保障为己任的。①贝卡里亚就是秉承古典自然法思想,建构了刑事古典学派的理论体系的,因而他首先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的主张。贝卡利亚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人都享有自然权利。但是连续的战争状态使个人无力享受那种由于朝不保夕而变得空有其名的自由。只有通过社会契约，才能使人们联合起来建立政治社会，法律就是把这些人联合成社会的条件。为此人们必须把自己的一部分自由转让给社会。贝卡利亚指出，正是这种需要迫使人们割让自己的一部分自由，而且，无疑每个人都希望交给公共保存的那份自由尽量少些，只要足以让别人保护自己就行了，这一份份少量自由的结晶形成惩罚权，刑罚越公正，君主为臣民所保留的安全就越神圣不可侵犯，留给臣民的自由就越多，为此，必须在政府的权力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出一条界限，罪刑法定就是这条界限的一个明确的界标。②
从刑法价值论考察，形式古典学派宣扬的罪刑法定主义是以个人自由为价值取向的，体现的是刑法对人权的有力保障。刑罚的这种人权保障机能通过罪刑法定得以体现，
主要表现为立法权与司法权之间的限制，即以法律限制权力，从而保障了个人自由。
罪刑法定主义的首要使命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在罪刑法定的构造中，刑事立法者决不是一些任意恣形的人，而是处于限制与被限制的复杂关系之中。立法者规定对某一行为以犯罪论处，即可以说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限制，同时这种权利本身又受到个人自由的限制。在罪刑法定的文化领域和制度设定中，法与正义、公平、理性、权利等直接联网，由此决定立法者创立犯罪构成及其追究刑事责任必须在掌握客观规律、有利于实现个人自由’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前提下进行。在刑法中，对个人自由限制的需要，虽然是刑罚权存在的理由和根据，但其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恰好在于使个人更充分的行使权利，最大限度的享有自由。③
罪刑法定还要求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从而更好的保障人权。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理论基础之一即三权分立学说和权力制衡思想，三权分立学说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洛克。洛克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洛克认为这三种权力并不是平行并列的，立法权为最高之权利，司法权与对外权低于立法权。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影响下，孟德斯鸠提出了较为完备的三权分立论，即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他认为这三种权力应由三个不同的国家机关来行使，并且要相互制约，以达到以权制权，权力制衡的目的。孟德斯鸠总结权力运行的历史经验后深刻地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而为一,法官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而“如果同一个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贵族或是平民组成的同一个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公共决议权和裁判私人犯罪或讼争权,则一切都完了”。由此要求立法必须明确规定犯罪与刑罚,排除法官的罪刑擅断,使执掌司法权的法官“不过是法律的代言人”,对于定罪量权的裁决“只能是法律条文的准确解释”。④在费尔巴哈看来,罪刑法定可以从国家和个人两个方面认识,从国家方面说,它是一种裁判规范,意味着对司法权的限制。这时,罪刑法定是国家对公民的一种文字承诺和约定,也是对司法权的一种拘束。国家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确认与处罚犯罪,没有触犯刑法,就没有犯罪;没有犯罪,也就没有刑罚。由此为通过司法机关行使的国家刑罚权与公民个人自由之间划清了界限。从个人方面说,刑法是一种行为规范,对公民的行为起着规范作用,使公民在明确规定的罪刑价目表前理智权衡自己的行为方向及其后果,当然要实现这种一般预防功能,刑法规范之规定就必须明确具体,否则其无法起到引导公民正确选择行为的
功能。可以说，罪刑法定正是通过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并且以法律规范指引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其保障人权的目的。
四罪刑法定主义的价值的新发展
从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角度来看，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内涵是限制国家权力，保障人权。罪刑法定主义的古典形态是建立在个人自由与人权保障的基础之上的，它深受中世纪刑罚权无节制扩张和滥用之苦而作出的价值选择，在罪刑擅断主义的支配下，国家机关恣意行使刑罚权，人权丝毫得不到保障。而罪刑法定原则则以人权保障为其价值取向，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无端发动为目标定位，以法治主义为制度基础的刑法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权利的保障与权力的限制是精髓与本质所在。可以说，罪刑法定是价值偏一的选择，而并非兼顾各种价值目标和利益。然而，时代的变迁，导致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嬗变，同样对法律也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出现了所谓的社会化的运动。例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指责十九世纪个人自由发挥能动性的神话使我们过分热衷于抽象的人的抽象的自由，而看不到具体的人的人类生活中的社会利益。社会本位的法律观念强调的是社会秩序，通过社会协调一致的行动使得社会利益最大化，社会本位价值观的确立，对建立在个人本位价值观之上的罪刑法定主义是一次严重的挑战。④形式实证学派就是在这种时代变迁的背景下产生的，它所确立的社会防卫论体现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例如，菲利坚决否定形式古典学派倡导的个人责任论，从而提出社会责任论，认为对犯罪人适用刑罚，必须考虑导致犯罪的犯罪人本人的个人因素，更重要的是考虑导致一定的犯罪人实施一定的犯罪的社会诸条件，从社会环境中寻找犯罪原因或根源，从而社会就有责任以相应的刑事政策并用相应的处遇，改造教育犯罪人，以使复归社会，排除对社会的侵害。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刑法的终极意义在于促使犯罪人回归社会，以维护正常的社会常态，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作为刑罚重要原则的罪刑法定主义的最终价值理应为保护社会。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价值取向上，罪刑法定主义的人权保障机能与社会保护功能是否能够并存，罪刑法定主义是否已经不能容纳时代内容，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笔者认为，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在刑法中的表现，它表现为一种法治理念，绝不仅是徒具法律形式的空壳，其所蕴含的价值内容是丰富的，兼有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机能。前面我们提到，其从产生之初就关注人身自由，强调人的个体性。但人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又具有社会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从现实的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出发，才能科学的界定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人的现实权利，这种权利的实现，不可能超出一定的社会结构所提供的条件。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由于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
垄断取代竞争，因而社会本位思想得以滥觞，这种社会本位应该说是对以往个人本位的价值取向的一种反动，但从本质上并没有否定个人自由而只不过是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这两种价值中更偏重于后者而已。正如以上所说，个人与社会是统一的。自由与秩序也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因为秩序意味着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准则，对社会系统进行有效的控制，使社会按其特定的秩序轨道正常运行，因此，秩序是自由的前提或基础，同时秩序本身也包含着自由。正如美国学者库利指出：只有糟糕的社会秩序才是和自由对立的。自由只有通过社会秩序或在社会秩序中才能存在，而且只有当社会秩序得到健康的发展，自由才可能增长。既然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是统一的，刑罚的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这两大机能也是不可偏废的，因为法律的任务就是努力的在尊重个人自由和维护社会根本制度之间保持平衡。刑法既要通过其人权保障机能成为公民自由的大宪章，又要通过其社会保护机能成为社会利益的捍卫者。社会利益与个人自由是统一的，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两者如何得以协调呢？罪刑法定原则自诞生至今，经历了由绝对罪刑法定转向相对罪刑法定的历史嬗变。绝对罪刑法定由刑事古典学派所倡导，其派生的基本内容是：1.绝对禁止或排斥类推适用；2.排斥习惯法的适用；3.绝对禁止不定期刑，实行绝对确定的法定刑；4.禁止适用事后法。随着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刑法学说的进化，绝对罪刑法定的学说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不断得到修正，形成当前为刑事实证学派所倡导的相对罪刑法定，派生出新的内涵，即：1.从完全禁止司法裁量到允许有限制的司法裁量；2.从完全否定类推到容许有限制的类推适用，即在有利于被告人场合容许类推适用；
3.从完全禁止事后法到采用从旧兼从轻，即在新法为轻的情况下刑法具有溯及力；
4.从采用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到采用不定期刑。罪刑法定由绝对向相对的演进，没有违背人权保障的宗旨，同时又增加了刑法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从本质上反映出人们对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关系的认识上的变化和深化，这完全是罪刑法定自身的完善和发展。
五在实践中体现罪刑法定的价值
我们探求其价值内涵是为了能够在刑法的制度建设中更好的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目标，实现刑法的功能。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种法治理念，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中贯彻和实现这一理论所包含的精神理念。为了更好的贯彻和实施这一原则我们需要实现刑事政策观念的变革（所谓刑事政策观念是指刑事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于刑事政策的性质、目的、功能、原则、内容等一系列主观认识与倾向的总称。其在刑事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活动中虽然是居于潜隐性的位置，但又无时不刻地影响着表层法制系统的功效。）。罪刑法定主义的价值首先应当在立法中得以体
现，刑法典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法律载体。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能够使罪刑法定主义保持新的活力，我们在立法建设中需要更加注重法律术语的准确性，兼顾法律概念的时代性，不断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增强刑法的时代性因素，尽可能实现刑事司法有法可依。如果说，刑事立法只是使罪刑法定主义法典化的话，那么，刑事司法就是罪刑法定主义的现实化。刑事司法可以使罪刑法定主义的“死法”转换为“活法”，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的双重机能。司法运作中的罪刑法定不同于制度上的罪刑法定，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制度上的罪刑法定向司法运作中的罪刑法定转换，表现为一个复杂的法的适用过程。在此不再赘述刑法的司法构造问题。总之，我们需要在刑法实践中认真贯彻罪刑法定原则，实现罪刑法定义的精神内涵。
综上所述，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有其丰富的价值内涵，它一直都是刑法理论中一个动态的、开放的、鲜活的课题，随着社会发展，其所蕴含的刑法精神与价值将会以更新的面貌展现在刑法实践中，使刑法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保障功能得以更完善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影响和调整人们的生活，同时实现我国刑法的法治化发展。
参考文献：
①蔡道通，《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观念基础》，法学，1997年
②姚辉，《论一般人格权》，法学家，1995；
③陈兴良，《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法学研究，1996年；
④（美）庞德，《法律史解释》，华夏出版社年1989版，第143、144页；
⑤（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刷馆1963年版，第297页
论罪刑法定原则(一) 一、罪刑法定原则产生的历史背景 1、中国制度的产物 中国的法制源远流长，而研究中国的法就是研究中国刑法的发展史，从我国的第一个国家—夏朝开始，国家形成，中国法制的雏形相应出现①。古代君主只讲法律至上，法律的内容从来不公布与众，只有在惩罚犯罪的时候才得以引用。因此，法律被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根本无从了解它的内容。更没有所谓的法律权利②，罪刑法定原则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产物，是我国法制发展的必然要求。 2、历史的演变过程 罪刑法定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二一五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即“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尊照国内法律之规定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或另以放逐、伤害、搜索或者逮捕。”这里就蕴含着罪刑法定，保障自由民之权利的思想。到了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刑法中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黑暗现实，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罪刑法定的主张，使罪刑法定思想更加系统，内容更加丰富。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罪刑法定这一思想由学说转变为法律，在资产阶级宪法和刑法中得到确认。一七八九年法国《人权宣言》第八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依法施行的法律，不得处罚任何人。”在《人权宣言》这一内容的指导下，一八一零年法国刑法典第四条首次以刑事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由于这一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趋势，至今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世界各国刑法中最普通，重要的一项原则③。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事司法活动所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已成为公认的一个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并在宪法或刑法上加以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必经要求和具体体现。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种？各种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本罪的具体量刑幅度如何等：以上这些均有刑法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规定的犯罪，不得定罪处罚，概括起来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④。” 三、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 罪刑法定包括立法上的法定和执法上的法定，立法上的法定主要是指制定法的机关在制定法律法规条文时要明确具体，要使执法者有法可依；执法上的法定是指执法机关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文去做，不得办关系案、人情案，不得用法律做顺水人情。我们都知道孟老夫子的一句话：：“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为政⑤。”法制定好了，还必须有依法办事的人，切不可让“歪嘴和尚念坏了经”。因此，一部好的法典是重要的，而具体执行该法典的人同样是不可忽视的，而这执行法的具体人又以法官为重。所以，罪刑法定原则的实施不只要落到书本上，更重要的是落实到实际中去。诚如培根所指出的：“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那么司法的公正事关人们的信仰，对社会制度的评价。很难想象，经历了一次不公正审判的当事人对司法公正会满怀希望所谓胜诉方对司法公正毫不怀疑。对于执法上的法定，是颇重要的⑥。 我国新《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罪刑法定这一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具体的体现，其基本精神，是要严肃执法，惩罚犯罪，防止国家刑罚权的滥用，以保障人权、保护人民。这也是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真谛。从这一出发点，它还包括以下具体含义。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实现 【摘要】：自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颁布、罪刑法定原则被正式明文确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并应用于实践已有十余年。罪刑法定原则正在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犯罪与刑罚的观念，罪刑擅断、类推适用等司法官之自由裁量权受到有效控制，犯罪追究行政化现象也有所遏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观念在司法实践阶层开始萌芽与发展。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适用有成就也有流弊。 【关键词】：罪刑法定、发展、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为“罪刑法定主义”，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句法律格言，是对罪刑法定含义的高度概括。它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封建司法制度非法专横的产物，是对等级特权社会罪刑擅断主义的彻底否定。从其产生至今二百多年的历程中，不仅没有消亡之势，反而越来越为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民族的人民所广泛接受，显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性。 罪刑法定的基本要求，就是法院在判定一个人是否犯罪以及判处何种刑罚，必须依照法律的明确规定，不能随意判案。也就是说，只有法律将某一种行为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才能对这种行为定罪。判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标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要求的，不能任意解释、推测而定为有罪，并且在罪名的认定上也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法律规定是什么罪就定什么罪。同时，对于犯罪的处罚，即判什么刑，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量刑标准，轻罪轻判，重罪重判，不能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 一、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的发展及实现 早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宋国，政治家、思想家墨翟就明确在其名著《墨子经上》一书中指出：“赏(同尚)罪不在禁，为害无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倘若罪刑不在刑法禁止之列，虽然对社会有危害性，也不构成犯罪。这与当代刑法中关于罪刑法定的表述，几乎是一致的。之后，集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的《唐律》第484条更明确地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或正文，违者笞三十。” 1910年由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的《大清新刑律》实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该刑律第10条规定：“法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此后，1911年民国时期的《暂行新刑律》和1928年、1935年由国民党制订并颁布的《刑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尽管旧中国各部刑法均有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但是由于这些刑法中都一直存在法外制裁并容忍类
浅论民法与经济法的价值差异 民法与经济法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核心,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首先必须准确地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异。近年来,我国学者虽然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总起来讲仍然停留在表层区别上。研究任何事物之间的差异,表层区别、外部特征固然重要,然而深层区别、内部特征更为重要,只有搞清事物之间的本质差异,才算是真正认识了这些事物。基于这一点,本文试图从价值角度来探讨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差异。 一、研究比较不同部门法的价值的意义 (一)法的价值的含义 “价值”一词,最初出现于经济学,即当时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之后一些哲学家如尼采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价值或价值准则等概念,并将这些概念提升到重要的地位,从此一般价值理论的观念在广泛的讨论中逐渐普及开来。 在哲学上,“价值”是以一定社会生活中的主客体关系为基础的客体对于主体所具有的意义。马克思曾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在价值关系中,主体是人,或人之延伸与结合-社会,客体主要是物,既包括自然物,也包括社会物。价值的前提是人的需要,没有人的需要,价值就不可能得以体现。价值的内容为“对于人的意义”,一是客体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二是人对于客体的要求与愿望,属于人的理想范畴,它是人的思想与行为的指导和目标。价值是人类维持生存与走向完善的双重需要。 法的价值是以法与人的关系作为基础的,是法对于人所具有的意义。法的价值主体是人,是具有社会性的个人、群体或人的总体的统一。法的价值客体是法,这里指广义的法,或者可以称之为法的现象,包括作为制度的法、以社会状态存在的法(包括法行为和其他法律现象)和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包括法的意识等)。法的价值不仅以法与人之间的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为客观基础,而且还以法的属性为基础,因为任何价值都是客体自身所具有的属性在一定条件下的外化,法的价值是法所具有的属性的表现,如果法根本就不具有可以实现秩序、安全、平等、自由、人权、正义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的属性基础,法将不可能具有相应的价值。法的价值是法对人的意义,其含义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法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满足人的需要是法的价值最基本的内容,是法对于人的首要意义。
论罪刑相当原则 【摘要】罪刑相当原则，刑罚的重要原则，这个原则在刑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正确而适用的刑罚有着重要作用，又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刑均衡或者罪刑相适应原则，它的意思是指“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是指根据罪刑的大小，决定刑罚的轻重。罪重的量刑则重，罪轻的量刑则轻。 【关键词】罪刑相当；刑罚相适应；量刑 罪刑相当原则有着深远的历史，不管是在我国还是在西方，罪刑相当就在各国的刑罚中有所体现。在我国古代，虽然刑罚的条律大多是封建统治者用来维护自己统治的工具，其处罚仍有着刑罚相当原则的体现。比如说我国古代的刑罚有：刺字、杖刑、徒刑、流放、死刑（斩首、活剐、寸截、车裂、炮烙、活埋），这些各种不同程度的刑罚都对应着不同程度的罪行，相应的罪名才处以相应的刑罚，罪名主要有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些罪名与刑罚都有着严密的对应关系，这就是我国古代罪刑相当原则的体现，因此我国的刑罚相适应早在古代就已经有很大的体现了。在西方，1764年7月16日贝卡里亚出版的《论犯罪与刑罚》震惊了全世界。因该书的出版，1764年便被尊为现代刑法元年，贝卡里亚被尊为现代刑法之父。因为其在刑法立法原则等各方面有巨大的贡献。在该书中贝卡里亚深刻揭露了蒙昧主义本质的旧的刑法制度，按照功利主义的哲学观点和人性论对犯罪与刑法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了现代刑法制度所确立的三大刑法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人道化原则，并呼吁废除刑讯与死刑，实行无罪推定。因此早在那个时候，西方的刑罚相适应原则就已经形成了成熟的理论，并且该理论对现代的刑法的制定有着巨大的积极意义。 刑法的轻重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的轻重相适应这是刑法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内容：首先，有罪当罚，无罪不罚。刑罚只能对犯罪的人实施，不可罚其他无辜者，这强调了只可对犯罪分子实施惩罚。其次，轻罪轻罚，重罪重罚，刑罚的轻重取决于犯罪的轻重，不能轻罪重罚，也不可重罪轻判，反对量刑的时候偏重的量刑或者罚不当罪。在罪数方面也要注重罪刑相当原则，一罪一罚，数罪并罚。同罪同罚，罪罚相当。相同性质、情节相似的犯罪，应当实施轻重相近的刑罚，不能因为犯罪人的地位和身份而给与轻重悬殊的的待遇。在另一个方面上，刑罚的性质也应当与犯罪的性质相适应。这里所说的罪，既包括在客观上造成的危害，也包括主观上的人身危险性，是客观危害与主观危险性的同一。 罪行一般是跟刑事责任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罪刑相适应原则也就是说刑事责任跟刑罚相统一的，此处的刑事责任也就是所犯罪行相应造成的责任关系了。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和刑罚的关系，在多数情况下是直接联系的，因此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给予刑罚处罚。而在有些情况下是间接联系的，即通过刑事责任发生联系。行为人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通常
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目录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概述····································1-4页（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概念··································1页（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2-4页 二、罪刑法定原则渊源······································6页 三、罪刑法定原则刑法机能··································7页 四、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现状································8页（一）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中的体现······················8页（二）我国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中的体现······················8页五、我国司法实践中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缺陷和完善措施········9-10页（一）我国司法实践中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缺陷················9页（二）我国司法实践中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完善措施············10页
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内容摘要】罪刑法定是刑法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我国刑法学界曾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论。本文集各家之长，作以下总结性的论述。本文共分七个部分，对罪刑法定的方方面面都作了一些肤浅的分析：从它的含义、历史沿革，到它的价值内涵和思想理论基础，再到它在我国刑法中的确定，以及它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最后作了一下小结。罪刑法定原则目前在我国刑法典中已经确立，以往学者都是针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希望通过本文能将它的基本理论系统化。 【关键词】：罪刑法定、渊源、机能、现状 自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颁布到现在，整整走过了十余年的历程。罪刑法定原则被正式明文确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并应用于实践也有十余年。罪刑法定原则正在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犯罪与刑罚的观念，罪刑擅断、类推适用等司法官自由裁量权受到有效控制，犯罪追究行政化现象也有所遏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观念在司法实践阶层开始萌芽与发展。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适用有成就也有流弊，本文将阐述如何认清罪刑法定的应有之意，以及如何推进罪刑法定在我国的深入发展。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概述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概念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句法律格言，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的概括。学者们也各自给出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概念。日本著名刑法学教授中山研一先生认为“所谓罪刑法定原则是为了处罚某种行为，在该行为实行之前。用法律将它规定为犯罪并且应当科处的刑法的种类与程度也必须用法律加以规定的原则。”此外，张明楷教授也认为:根据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与国民主权的原理要求机构成犯罪以及受到刑法处罚必须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这便是罪刑法定原则或罪刑法定的含义。我国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从而确定了不同于与97年刑法的类推制度，从而改变了我国以往以党的政策代替法律，以行政决定是司法的现象。这一改变，使人们看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向民主法治迈出了具有重大实质意义的一大步。
简论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规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指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要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种，各个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罪的具体量刑幅度如何等，均由刑法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罪行法定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法定化，即犯罪与刑罚必须由成文的法律加以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自由擅断；二是实定化，即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以及犯罪所产生的具体法律后果，都必须做出实体性的规定；三是明确化，即刑法条文必须用清晰的文字表述确切的意思，不可含糊其辞或模棱两可。本文将就罪刑法定原则中的明确性规则的具体内容进行论述。 早在传统的刑法理论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犯罪和刑罚，必须基于国民的意思，事先加以规定。但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形式要求能否有效保护人权受到了普遍质疑，其根本原因正在于缺少了原则中的明确性规则。如果构成要件规定的内容不明确，人们就无法据此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进行预测，这样就会导致罪刑法定与罪行不法定的情形没有任何区别。针对缺少实质明确性规则的问题，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先后通过判例、理论确立了具体的明确性规则。甚至在有些国家，明确性规则的地位迅速上升。比如在德、日刑法中，明确性规则演变成为了罪刑法定原则的一个派生原则和新增原则，足以可见刑法界日益对罪刑法定中明确性规则的重视。具体分析，我国刑罚界对罪刑法定中的明确性规则应当包括刑法形式明确与刑法实质明确两个方面。 一、罪刑法定原则要求形式上的明确性 刑法形式上的明确，首先要求刑法体系必须明确。一般而言，
明确的刑法体系至少应当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内容完整。各国刑法典从总体上一般可以分为总则、分则两部分，一些国家还另外规定附则。二是分类合理。各国刑法典都需要对犯罪、刑事责任的一般原理和具体问题以一定标准进行科学分类。三是结构严谨。刑法体系是将刑法规范按照一定的规律、顺序、联系有机地排列起来，明确的刑法体系必然要求刑法的编、章、节、条、款、项、目等主次分明，轻重衔接，具有结构上的严谨性。与此相适应，刑法形式上明确的基本要求也应当从上述三个方面出发，具体包括内容明确、分类明确和排序明确。 （一）刑法体系的内容明确 刑法体系明确首先要求内容是足够明确而且不是含混不清的。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用大量的篇幅明确规定了什么是犯罪：“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第32条至35条明确规定了刑罚种类，包括官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9种。因此从内容上看，我国刑法体系的内容明确的，具体表现在犯罪的概念和刑罚体系的规定等方面。 （二）刑罚体系的分类明确 刑罚体系明确还要求对刑法内容的分类具有足够的明确性。首先，我国的刑法总则体系分为5章，第一章，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第二章，犯罪；第三章，刑罚；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第五章，其他规定。再比如，我国刑法总则第三章将九种刑种分为两类，一类是主刑，是对犯罪适用的主要刑罚方法，它只能独立
2005年第4期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No .4,2005(第7卷第4期) Journal of L iaoning Adm inistrati on College (Vol .7.No .4) 理论探讨 浅析平等权的内涵 ⒇ 张 瑜 钟菁华 (四川大学,四川成都610067) [摘 要] 平等价值理念必然导致权利上的制度设计,由此产生了平等权内涵的确定问题,本文旨在阐明平等既是原则又是基本权利,平等权的本质是权利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以及平等权与特权和歧视的关系。[关键词] 平等思想;平等权;歧视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53(2005)04—0077—02 一、平等的理念 任何一种权利的诞生和存在的背后都都一种思想和理念支撑,而且这种思想和理念往往先于权利产生并促成权利保护的实现。要研究平等权必须先回到它的“初始”状态———平等思想。 从平等的词源上考证,“平等”一词,是梵文“UPEKS A ”的意译,简称“等”。在佛教经典中,平等作为一个术语,是指无高下浅深等级之别,即指一切现象在共性或空性、唯识性、心真如性等上没有差别。佛教认为,宇宙本质皆同一体,一切法、一切众生本无差别,故称“平等”。平等,在英语中用Equality 表达,意为均等、等同、均一、平等。意大利语的Equale,法语的Eqal 和德语的Gle ich,不仅指“平等”,而且严 格地说,它们还带有英语中的“相同”(Sa me )之意。用意大 利语、法语和德语来表达两物是平等的,就等于说它们是相同的。在这方面,英语国家和人民比较幸运,即很少显得含糊其辞。 平等是人们普遍追求的一大理想,美国《独立宣言》宣称“所有人生而平等”为不言自明的真理。其实,人们在许多方面,如体力、智力、道德判断、自制力和行为等方面,都是有差别,那么,“法律平等”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呢?众说纷纭,没有定论。博登海默注重平等的心理根源:如果一个群体得到了在法律上不平等的待遇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自己的人格和共同的人性遭到贬损的感觉,于是奋起抗争,促进法律朝平等方向发展。罗尔斯则更加注重平等的道德根源,《牛津法律大辞典》则强调平等的哲学基础,认为“平等的基础是人人皆同样具有自由意志”。实际上,法律平等的基础可以是多元的,除了上面所说的心理基础、道德基础和哲学基础以外,至少还有生理基础和经济基础。平等的生理基础就是指从人们的基本生理需求都是一样的来看,人和人是平等的。平等的经济基础就是指商品交换的客观规律即价值规律要求人们等价交换,也就是要求人与人平等。在“法律平等”的五大基础当中,经济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平等主义思想家把实现平等看作是法律的主要目的之一。他们认为,法律担负着一种特殊的责任,即保证所有公民得到不受歧视的同等对待,不偏袒某一些人或反对另一些人。自由、博爱和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这些口号见诸于当时颇为浪漫主义的学说(例如卢梭学说)中。卢梭提出了一种设想,即这种平等是能够实现的。这一设想在许多宪法中得到了贯彻。这些宪法宣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实是构成法治概念的基本设想之一。然而,社会现实已经表明,思想家们所设想的平等在实践中并不总是能实现的,法令全书中不提平等。美国宣布所有公民平等的原则已将近200年了,但南部各州的现实却是对黑人的严重歧视,直至本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才修改了某些最不公正的规定。因此,平等的观念并不一定必然使平等权得到即时的保护,它受到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法律上所说的人人平等中的“人”是指抽象的人。但如果我们一旦把目光转向具体化的人具体的历史时代,人性的平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二、平等的性质 平等的性质向来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一些学者认为平等只是一种原则,因为平等权和其他的权利不同,在整个宪法的基本权利体系中具有一定的超越地位。在探讨人权的体系或分类时,平等一向被认为是属于总则性人权,是与人格尊严、追求幸福一样适用人权各范畴的一般性原则;平等有其他权利所没有的“比较性”特质;平等的性质具有依附性,在没有其他权利作为对象的情况下,根本无法独立的主张平等权。 其实,平等具有双重性,它既是原则也是权利。平等成为法律权利是现代社会走向法制的结果。平等最初只是一个法律理念,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被人们看成是法律原则,再进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权利。平等只有作为一种法律权利时,才可能得到司法救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仅是实际法律的平等,还应该是立法上平等。 平等必须通过平等权的实施来实现,而这种实现的途径不能仅限于宪法的文字规范,当然,文字规范是得以实践的唯一合法根据,我们的平等需要宪法规范性文件加以载明并宣告,但不停留于此,它必须长途远行。(1982年《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我国宪法学中,对于宪法的该规定,通常理解为宪法规定的平等,“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宪法》第三十三条的,既指平等权,也是指平等原则,这是学术界的通说。平等权作为一项权利与自由权、财产权并为三大基本人权之一,与《世界人权宣 言》(1948年)中之规定相一致。例如,“人人生而自由,在尊 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一条);“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 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者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平等作为原则,是指导国家权力行使的准则,即国家权力行使的指导思想。 三、平等权的分类 (一)形式意义上的平等和实质意义上的平等 有学者将平等的内涵划分为两点:无差别和按比例。他认为“无差别”是不论人们之间是否存在事实上的差别,但只要他是人类的一员,就应该平等的无差别的享有一些最基本的人权,这是一种绝对的平等。而“按比例”则首先承认人是有差别的,人应该得到与自己身份相称的待遇,这是一种相对平等,这种相对平等从内容上体现差别,也就是说以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来达到本质上的平等。现代宪法或多或少的吸收了实质上平等的原理。所谓实质上的平等,主要指的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由于保障形式上的平等所招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依据各个人的不同属性采取分别不同的方式。实际上法律中已经对形式上的平等和实质上的平等进行了一定的调和,一方面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方面也规定了一些对弱者的特殊保护,如《残疾人保障法》等。 (二)立法上的平等和适用法上的平等 平等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可以分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立法上的平等。前者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下转第81页) ⒇ [收稿日期]2005-05-12[第一作者]张 瑜(1980-),女,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
司法考试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则 司法考试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则。2013年司法考试备考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为了帮助考生更好地进行复习，法律教育网的小编将司法考试中涉及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进行了整理，希望考生认真阅读。 精彩链接： 司法考试刑法之刑法概述 2013年司考刑法考点：罪数形态 2013司法考试刑法考点：连续犯 2013年司法考试刑法考点：共同犯罪 【相关法条】 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 【知识要点】 （一）思想基础 1．基本含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2．沿革渊源：三权分立、自然法思想、心理强制说。 3．现代基础：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预测可能性）。 （1）民主主义：诸如犯罪与刑罚这些关系到国民基本和重大事项的内容，必须由国民或者国民选举的代表以立法方式加以决定，即要求体现国民的意志。 （2）尊重人权主义：为了不限制国民的行为与创造欲望，事先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内容，可以促使国民预测自己行为的法律效果，从而维护人权。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 1．成文的罪刑法定：排斥习惯法等。 即法律主义的立场：刑法渊源只能是最高立法机关依法制定的刑事成文实体法律规范，这是民主主义的当然要求（国民意志的体现）。其他法律性文件不能创设刑法罚则，例如行政法规与规章、习惯法、判例都不能成为刑法的渊源，但可能成
为理解构成要件要素的材料；国际条约与国际公约等也不能才成为刑法的渊源，因为在刑事领域，实体法上判决的依据只能是本国的刑事实体法律规范。 注意：刑法的这一特征有别于民事法律。民事法律的渊源表现多样，不仅包括法律，还包括学理、判例或者习惯，外国的民事法律或者国际条约或者公约都可能成为民事案件判决的依据。 2．事前的罪刑法定：溯及既往的禁止。 但允许有利于行为人的溯及既往，溯及力问题中从旧兼从轻原则表达了这一思想。 注意：下列做法违反禁止事后法的原则： （1）对行为时并未禁止的行为科处刑罚； （2）对行为时虽有法律禁止但并未以刑罚禁止(未规定法定刑)的行为科处刑罚； （3）事后减少犯罪构成要件而增加犯罪可能性； （4）事后提高法定刑； （5）改变刑事证据规则，事后允许以较少或较简单的证据作为定罪根据。 3．严格的罪刑法定：合理解释刑法，禁止类推解释。 类推解释是指对于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适用类似规定定罪处罚。这是一种司法恣意的做法，不被允许。但刑法理论允许有利于行为人的类推解释，例如刑法第67条第2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其中"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可以解释为包括被行政拘留的行为人。 4．确定的罪刑法定：刑罚法规的适当。 （1）明确性：刑法的规定必须清楚、明了，不得有歧义，不得含糊不清。 刑法的明确性具有相对性，即借助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的合力共同实现，即二者结合在一起，使法律规定明确的，刑法条文就具有明确性；只有当法律规定和理论都不能将刑法条文意义阐释清楚，刑法条文才可能欠缺明确性。 明确性的实现与刑法条文字数的多少无关，与分则条文中罪状的规定模式无关，与司法解释确定的罪名是否准确或者科学也无关。
试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主义是现代法治的一条铁则，为法治精神之实质体现。罪刑法定原则之确立为法制史之重要转折点。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曾讲道：罪刑法定主义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日本学者泷川幸辰也说：“（罪刑法定）这个原则已经突破了一个国家的国民意识形态的范围，成为世界性的信条和准则。①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一个刑法原则，也是一个宪法原则。韦德对于构成英国宪政基础的法治原则作了五个原则，其中之一就是罪刑法定原则。戴雪所提出的第一个法治原则便是罪刑法定原则，根据戴雪的观点，没有罪刑法定，便没有法治。199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不得定罪处刑。”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罪行法定原则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什么是犯罪，有哪些犯罪，各种犯罪的构成条件是什么；有哪些刑种，各个刑种如何适用,以及各种具体罪具体量刑幅度如何等，均由刑法加以规定。②十八世纪法学家A Feuarbacegen根据心理强制说，于1801在自己的教科书中以拉丁文格言形式将其表述为“Nullum crimen sine lege,nulla poena lege”(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句话分别是指罪的法定和刑的法定。罪的法定是指只有当一人之行为符合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才能将行为视之为犯罪；刑之法定是指行为人被认定为犯罪，亦必须依照刑法的规定将之处罚，在刑种、刑期、量刑等方面都不能超过刑法的明文规定。罪之法定和刑之法定是正确理解罪刑法定原则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罪之法定是刑之法定的基本前提，而刑之法定是罪之法定的必然结果。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渊源与思想基础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渊源 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ＭａｇｎａＣａｒｔａ）的第39条规定，即“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 ①陈兴良：《罪刑法定主义》，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第1页。 ②高明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第27页。
什么是罪刑法定原则 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我国的犯罪罪名中对于罪名的确定、量刑处罚、危害结果以及严重情节等情形都加以规定，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直观的体现，法无明令禁止即允许，把司法权限制在法律范围内。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以及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也就是对犯罪行为的界定以及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的实定化，是指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的规定。 另外，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定化是指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随意擅断，法无明令禁止即允许，超出法律规定范围的行为不得随意处罚，明确化则是指刑法文字清晰，意思确切，不得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对于罪名的描述和罪行的处罚也必须做到明确具体。 在定罪的根据上，允许有条件地适用类推和严格限制的扩大解释，不可同时使用多种解释方法，即适用类推必须以法律明确规定类推制度为前提，以有利于被告人为原则，不允许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进行扩大解释必须以不超越解释权限为前提，以符合立法精神为原则，不允许越权解释或违背立法本意作任意解释。 在刑法的渊源上，允许习惯法成为刑法的间接渊源，但必须以确有必要或不得已而用之为前提，只有当构成犯罪的要件确定后，必须借助习惯法加以说明时，习惯法才能成为对个案定性处理的依据，在刑法的溯及力上，允许采用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作为禁止刑法溯及既往的例外，新法对其颁布施行前的行为，原则上没有追溯的效力，但是，当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处罚较轻时，则可以适用新法。 在刑罚的种类上，允许采用相对的不定期刑，即刑法在对刑罚种类作出明文规定的前提下，可以规定出具有一定程度的量刑幅度，法官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选择确定适当的刑种和刑度。
浅析法的价值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一、法的内涵法是什么? 谈到这个抽象的事物时，我们却无法用简明的言语来完整地表达其含义。即使是资深的法律人亦是处于这样的情况中。“法学者们还在为法下定义。”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如是说。英国著名的哈特还专门写了一本解析法律概念的著作，书名即为《法律的概念》。始终未能给法律下一明确定义的原因之一在于，随着时代的发展，法的发展，人们对法的认识也有了不断的深入，角度也不断拓展。尼采曾说: “没有自身历史的东西才能被定义。”但没有自身历史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任何对事物的定义只是对某一特定时期的一个概括，是有一定历史条件的。科学的定义虽然有利于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认识，但终究不可能包括不断发展着的事物的一切方面和全部性质。我国法学界对法也给出过多种定义，此处为了法律入门者更好的理解，个人更倾向于下面的这个定义: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着统治阶级(即掌握着国家政权的阶级) 意志的规范系统，这一意志的内容是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
件决定的，法通过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二、法的价值法的价值，是指法这种客体对满足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的积极意义。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将法的价值分为不同种类，在此仅从法的目的性价值加以论述。法的目的性价值包括正义、自由、平等、人权、效率等。 (一) 法与正义。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是这样描述正义的: “正义是社会这堵墙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 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正义，也即公平，是法的价值中首要的也是至上的价值。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将正义分成不同的类别，如分配的正义与矫正的正义、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社会正义与个人正义等。公平并不是要求所有人享有完全同等的对待。 (二) 法与人权。人权这个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引起热议，如今仍是人们广泛争论。人权是人作为人而区别于其他动物所享有或应当享有的那些权利。法对
罪刑法定原则 一、起源与发展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其经典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费尔巴哈：Nulla poenasina lege, Nulla poena sine, Nullun Crimen sine poena legali）。 作为一项为现代世界各国和地区普遍认可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刑法原则，这一原则经历了从思想、口号、学说到法律原则的漫长过程，其中，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倡导功不可没。从洛克在《论政府》中提及的“规则”“准绳”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里具体提出法官应以“法律的文字为基础”，再到贝卡利亚《论犯罪刑罚》较为明确的阐述了罪刑法定原则最基本的思想和精神所在，以及费尔巴哈著名的结论“那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对公民的处罚”。这些理论的阐述最终促使了罪刑法定原则的形成。 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项法律原则，最早源于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经过十七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洗礼，先后为美国和法国的宪法及宪法性文件所吸收，并演化出罪刑法定原则的两种模式：英美法模式和大陆法模式。 在具体操作上，大陆法模式偏重实体法，强调以法条明文规定出该原则。英美法模式则侧重程序保障。不同的表现方式与不同法系国家的历史传统息息相关，但两种模式在出发点上是相通的，即通过法律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保障人权。 二、我国的规定 79刑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该原则，而是规定了有条件类推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奉行“以罪刑法定为基础，以类推为补充”。随着刑事立法科学化、民主化的发展，97新刑法取消了类推制度，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 我国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与其他国家不甚相同，何秉松教授将其区分为“积极的罪刑法定”和“消极的罪刑法定”。后者与大陆法系许多国家的规定相似，内涵均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防止国家刑罚权滥用。从这一含义出发，还包括以下的派生原则：1、禁止类推。刑法禁止类推解释和类推适用。类推解释是查处刑法条文原来普通语言意思 的界限，运用类推的方法做出的解释，其本质是假解释之名，行创制新的刑法规范之实。 且经过类推解释后的刑法具有普遍的效力，危害性极大。类推适用是针对刑法没有规定的行为，比附援引想近似的条文，对其定罪量刑。这种类推虽然不具有普遍性，但对个案仍具有较大危害性。要禁止任何形式的类推。 2、禁止事后法。 3、禁止习惯法 4、禁止不定期性 5、明确性原则 积极的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的一次创举，它从积极的方面要求正确运用刑罚权，惩罚犯罪。刑法存在的目的有二：保护人民，惩罚犯罪；防止刑罚权滥用，保障人权。二者不可分割。何秉松教授认为二者权衡，前者甚至更为重要。在任何国家，人权都可能收到来自两个方面的侵害：罪犯和国家政权。后者有传统的罪刑法定原则予以制约，而前者却未被充分重视。 西方在价值观上更强调个人本位，法律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个人价值，更好实现个人价值。我国提出“积极罪刑法定”，第一次将正确运用刑罚权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面明确规定，并置于更高的地位，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新的发展。也体现了社会本位的思想。 基于积极方面出发，该原则要求
罪刑法定 目前我国围绕罪刑法定这一刑法原则还存有许多争议，我阅读了一些文献，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疑问。 一、目前我国刑法是否规定了罪刑法定？ 肯定说认为，虽然有类推制度的存在,但整部刑法还是体现了罪刑法定的精神。 否定说认为，类推以及特别刑法中溯及力的规定说明旧刑法“不教而诛”,没有实行罪刑法定原则。 相对说认为，旧刑法基本体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但在部分细节上尚不够彻底。 我认为，目前我国的罪刑法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其本质因素并不在于法条本身，而在于人们对于法条的理解和应用。也就是说，不仅在司法过程中需要解释法条的时候，哪怕是在立法的过程中也并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这一点，仅看从法条的前半句就可管中窥豹。刑法究竟应该偏重保障人权、限制国家公权力，还是防卫社会、惩罚犯罪？我认为，当然是前者。 二、刑法第3条条文设计的合理性问题： 依中国立法实践习惯，一般在法律文本开首之处，会列明产生本法律文本的根据，立法者希望达到的法律目标，及理解并适用本法律文本于所涉社会生活领域时，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即不仅要以条文形式来表述贯穿全部法律文本，进而成为此文本所述法律的主导性或
基础性原则，而且还要求在具体地理解并适用 文本其他法条时，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些法律原则的规范性；它们是能够渗透到各个条款之具体意义中的。 因此，在法律文本中，不论某些基本原则的地位多么崇高，或多么基础，它们是且只能是以条文形式存在于由立法者创制的法律文本中。同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是以对文本其他条款的影响而施展其全部机能的。 刑法典总则第一章有一个明确的标题，“刑法的任务、基本原则和适用范围”。第３条作为此章一个条文，就承担着表达上述标题内容的职能，并且正是从此条起，刑法典开始设立了刑法基本原则。因此可以认为第３条所述原则及其内容，在刑法诸项基本原则中，是位列首位的原则。罪刑法定正是这样的刑法基本原则。 从国人表述习惯上看，不论此种表述是口头还是书面的，放在表述前面的内容，一定是在表述者看来最为重要的内容，尤其在不必展开长篇宏论的场合及语境下，更是如此；当然，在口头表述中，可能会存在开场白所必要的客套与礼仪性言辞，但没有人会把它们看作是言说者讲述的主要内容，这也是一种讲述习惯。其次，将重要且关键的内容放在首位，也是人类，而不仅仅只是中国人的表述习惯。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开首所讲述的内容，对紧接其后展开的内容，有指导作用。这种作用不仅是指理解其后的相关内容，必须参照开头的诸项要点，而且它还规定着其后内容的拓展方向。原则性表述中含有方向性导引是原则的应有之义，正是在此种意义，人们才习惯将原则性
北京城市学院 法学专业本科论文 浅论罪行法定原则 作者：张倩 学校：北京城市学院 年级：12法本一班 学号：12110645049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变迁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来自拉丁 文中的法律格言，是对罪刑法定含义的高度概括。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罗马法中就存在或实行了罪刑法定原则，不过，据有学者考证，在古罗马法中有类似的原则，即为适用刑罚必须根据法律实体。然而当时犯罪的构成要件并不明确，故而严格意义上讲其并不是罪刑法定原则。 （一）罪刑法定的历史渊源 罪刑法定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三十九条，即：“凡是自由民除经贵族依法判决或遵照国内法律规定以外，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法律保护权或加以放逐、伤害、搜索或逮捕。”这一规定奠定了“适当的法定程序”的基本思想。 （二）罪刑法定的思想渊源 罪刑法定的思想，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得以更加全面的阐述，由此形成了一种思想潮流，即与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⑵相抗衡。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有罪刑擅断的特点且不论在君主制国家抑或共和制国家，都同样盛行。作为罪刑擅断的对立物，罪刑法定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之一，当时美国哲学家洛克和法国著名启蒙家孟德斯鸠在他们的著作中多次提到早期的罪刑法定的思想。较为明确地阐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是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利亚，贝卡利亚指出：“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超越法律限度的刑罚就不再是一种正义的刑罚。因此，任何一个司法官员都不得以热枕或公共福利为借口，增加对犯罪公民的既定刑罚。”①贝卡利亚对封建社会的罪刑擅断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表达了对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无限向往。当然，他们都没有明确指出罪刑法定原则，正是近代刑法学鼻祖费尔巴哈使罪刑法定主义从思想转化为实定的刑法原则。他在《刑法教科书》⑶中开始明确记载了关于“罪刑法定原则”这一确切的法律科学术语，而费尔巴哈“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公民的处罚”一语中是使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实质昭然揭示。 （三）罪刑法定立法渊源 罪刑法定从学说到法律的转变，最先见于1774年美国费城权利宣言，之后又被规定于美国联邦实法中，即“任何人，不依据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在英美法中，是在程序中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而在大陆国家法律中罪刑法定原则是被作为实体法原则规定下来的。大陆法国家中最先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的是法国，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八条规定：“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罪前已制定和公布的且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人。”在《人权宣言》这一内容的指导下，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四条首次以刑事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由于这一原则符合现代社会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趋势，至今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的世界各国刑法中最普通、最重要的一项原则。 二：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的提出，不仅有着深刻的历史政治背景，还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其历来被认为是三权分立思想与心理强制说。 （一）三权分立思想 三权分立是一种分权学说，是近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理论之一，三权分立的提出，可以追溯到英国哲学家洛克，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防止封建贵族实行专制统治，洛克提出了分权原则，他主张把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法国著名启蒙家孟德斯鸠在洛克制衡论的影响下，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分权学说，孟德斯鸠把政权分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认为这三权力应当由三个不同的机关来行使，并且互相制约，又互相保持平衡。孟德斯鸠指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民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同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②正是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为罪刑法定主义奠定了政治制度基础。因为罪刑法定是以三权分立为前提的，在实行专制的社会，君主大权独揽集立法、司法与行政主权于一身，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