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农业大县的报告——监利嬗变的再思考

来自农业大县的报告——监利嬗变的再思考

联合调研组

2007年第6期——本刊特稿“九五”末期,作为农业大县、产粮大县的监利,因为“三农”问题集中凸显,一时间“穷”名远播,全国关注。此后几年,监利似乎沉寂了,远离了舆论的焦点,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其实,在这块曾经辉煌的土地上,140万监利人民并没有气馁,他们沐浴着党的农村“新政”的春风,痛定思痛,埋头苦干,把改革的锣鼓擂得更响,开放的步伐迈得更大,发展的浪潮掀得更高,短短几年就发生了巨大变化。

监利的嬗变令人惊喜

监利是农业大县,曾因农业而辉煌,但在经济转轨时期却沦为财政穷县。其穷根既有农业大县的共性原因,也有特殊县情的个性原因,这些因素累积形成“四大包袱”。

——种粮效益低下的包袱。1982年至1990年,监利粮食总产量是湖北县市中的“九连冠”。1990年全县粮食总产量105万吨,居全国十大产粮大县第八位。在经济转轨时期,受购销体制和市场因素的双重制约,粮食价格时起时伏,直接影响粮农收入的稳定性。“九五”时期,全国粮食价格持续走低,监利农民的种粮收入也一路下滑。2000年,监利县种粮收入与1995年相比,因粮价下跌减收4.08亿元。棋盘乡角湖村农民李开明保存有这样一本种粮账册:1998年,一季中稻亩产800斤左右,按每百斤40元计算,最多能挣320元。而每亩生产成本167元,加上上缴农业税、屠宰税、特产税、三提五统和其他费用,每亩平均支出357元。种1亩水稻,不算投工投劳,李开明净亏32元。李开明的账册,可以说是种粮农民包袱沉重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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