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
沈玉萍
摘要：撒拉族是世居青海的少数民族之一，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学者们已开始关注撒拉族的族源；新中国成立后，经几代学者的研究和探索，撒拉族族源问题的研究已硕果累累。本文将撒拉族族源的研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诞生之前；第二阶段为新中国诞生初期至20世纪60 年代前半期；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
关键词：撒拉族族源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C951 中图分类号：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2）05—0146—05 作者简介：沈玉萍，女，撒拉族，历史学博士，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撒拉族是世居青海的少数民族之一，是我国10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之一，主要聚居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早在20世纪30、40 年代，学者们已开始关注撒拉族的族源；新中国成立后，经几代学者的研究和探索，撒拉族史研究，特别是撒拉族族源问题的研究已硕果累累。本文将撒拉族族源的研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诞生之前；第二阶段为新中国诞生初至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第三阶段为改革开放以来。
一、第一阶段:新中国诞生之前
最早讨论撒拉人来源问题的文章是任美锷的《循化的撒拉回回》［1］。文中讨论了两种说法，即撒拉由新疆哈密迁来和带有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从中亚的撒马尔罕迁来。根据语言和乾隆《循化厅志》的记载，作者认为前一种说法可信。杨涤新的《青海撒拉人之生活与语言》［2］一文，通过在青海循化地区的实地考察，并据《循化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等的记载，认为公元570年前当蒙古汗之后裔帖木儿在中亚建立帝国之际，一部分撒拉尔突厥人由于某种原因，在其领袖嘎勒莽和阿赫莽率领下东来中国，辗转来西宁之东南小积石峡谷中，应是今之循化定居，时间最晚应在明末。关于选定循化的原因，作者引用带有神话色彩的骆驼泉的传说，又据循化的地理形势做了现实的分析。作者还考察了撒拉人的体格和性格特征及语言，认为撒拉尔人确系突厥人之一支，撒拉尔语确系突厥方言之一种；又根据该族之文献资料《循化志》、神话故事、诗歌、天
经、《古兰经》注解皆为撒拉尔文所写，认为这些足以证明撒拉尔人为有文字、有文化之民族。顾颉刚先生采访了许多在甘肃临夏的撒拉尔人及在撒拉地方做过调查的学者，并参阅《光绪西宁府续志》、《循化志》等文献材料，在《撒拉回》［3］一文中提到，撒拉尔人自称是1279年从中亚细亚的撒马尔罕地方东行到循化的。东行过程及定居循化的原因，作者介绍了民间传说。
这一时期对撒拉族的族源，作者们多以传说来说明、叙述和介绍，感兴趣者做了一些调查和搜集资料工作，并做分析和研究。关于来源地，根据民间传说基本上认可来自中亚撒马尔罕地方，还有来自新疆哈密之说，迁徙时间是1279年，迁徙原因没有明确的说法，即使传说中的说法也不统一。
二、第二阶段，新中国诞生初期至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
宋蜀华、王良志的《关于撒拉族历史来源的问题》[4]一文，深入探讨了撒拉族的语言、历史记载、已消失的风俗习惯(结婚时表演的追述民族来源的骆驼戏)认为撒拉族是元朝中叶从中亚迁移到青海循化的，但迁徙原因还需进一步研究；撒拉族不是在短时期中一次迁来的，而是分两次，另一部分人是在洪武四年( 1371年)才到循化。至于撒拉族是否来自撒马尔罕的问题，作者认为撒马尔罕是中亚一座有名的大城市和商业、宗教中心，撒拉族不一定如传说所言由该地迁来，但当他们东迁时却很可能经过该地。人们提到故乡时往往首先提到附近的大地方，撒拉族为了怀念故土，把这带有象征性的都遗留给子孙作为纪念，是有可能的事。
《撒拉族简史简志合编》对族源问题基本上依据民间传说。据撒拉族语言的特点和遗传下来的“对外委纳”(骆驼戏)提供的线索，以及蒙元西征后大量西域人迁徙我国的情况，并查对了《明洪武实录》和《循化志》后，认为撒拉族祖先由中亚撒马尔罕迁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并初步推断撒拉族迁来循化的时间大约在元末或可早到元朝中叶。
这一时期学者们对有关撒拉族族源的传说开始做较、深入的讨论，并结合历史记载和语言、风俗习惯等要素，对族源进行综合分析、讨论和研究；对撒拉族先民来自撒马尔罕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很可能在东迁时经过该地；迁移时间大致认同为元中叶；迁移原因开始认为与蒙元西征后大量西域人向我国迁移的大背景有关。
三、第三阶段，改革开放以来
(一)改革开放初期至2000 年之前这一时期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界又分前后两个时期。
1.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芈一之先生的研究成果。
朱刚的《从民间传说谈撒拉族族源》[5]一文据《骆驼戏》和《骆驼泉》的故事，对撒拉族的族源问题概括了四点：第一，撒拉族先民是从撒马尔罕迁来；第二，循化街子是撒拉族先民的落脚点，是该民族的发源地；第三，尕勒莽、阿合莽兄弟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和教派斗争的失利者，这是迁居循化的原因;第四，根据《循化志》和其它文献的记载，迁徙时间被认为是元代。经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撒拉族先民是成吉思汗西征时迁居中国的各族色目人之一，和周围的汉、藏、回等民族不断融合，形成一个新的民族——撒拉族。另外，作者引用有关回族族源的传说，即大食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和撒拉族来源的传说作对照，认为两个传说很相像，这种对照研究较为独特。
芈一之的《撒拉族的来源和迁徙探实》[6]和《关于撒拉族的族源问题》[7]认真思考了撒拉族迁到循化的传说后，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撒拉族的古代名称有哪些？撒拉族先民何时迁来？为何要迁来？他们东来时的身份是什么？他们的东行路线为何绕了一个大弯子(指从肃州走宁夏，由宁夏到天水，折而西返到临洮夏河等)？然后，作者对撒拉族的族源提出了以下观点:第一，对语言、体格外型、重要习俗和名称进行考察，这些方面提供的某些证据可证明撒拉族同中亚一些民族的相关性，同是突厥人的后裔；第二，通过简述突厥的先世和早期活动的历史，并根据《元史》、《史集》、《伊斯兰大百科全书》、《突厥民族之发源及其移动》和《回族源流考》，简述乌古斯撒鲁尔部的概况和撒鲁尔人的迁徙史，认为撒拉族的祖先嘎勒莽是撒鲁尔部落中75小支中阿干汗一支，而阿干汗源于撒鲁尔的儿子塔克，这位嘎勒莽带领本族170户(不是18人又45人)举族东迁而来；第三，东迁的原因与13世纪蒙古军事贵族西征的重大历史背景分不开；第四，到达循化的时间是元初，而非明初；第五，迁来时的身份是签军，是一支军队；第六，东迁时行走的路线是当时蒙古军的行军路线。结论是：撒拉尔人的先民是乌古斯部撒鲁尔人，原是我国唐代西突厥的一个支系，游牧在伊犁河一带。经过迁徙分合，13世纪前半叶阿干汗的儿子嘎勒莽被蒙古贵族签军，他率领全族170户东行，辗转行军，驻屯在今循化县。嘎勒莽及其子孙被任命为积石州世袭达鲁花赤。明洪武三年五月，韩宝归附明朝。以后发展繁衍成祖国大家庭中一个新的民族——撒拉族。
青海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撒拉族简史》[8]对民间传说、撒拉族的语言和体格外型、历史记载、风俗习惯、庭院布置习惯及迁徙条件作了分析和研究，认为撒拉族先民是元代从中亚撒马尔罕一带迁来的。芈一之先生是《撒拉族简史》的主要编写者之一，该书对撒拉族族源的研究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撒拉族社会历史调查中所收集整理的，故对撒拉族族源的研究方法和主要观点与芈先生的论述基本一致。
《撒拉族简史》和芈一之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表的有关撒拉族族源的成果，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工作者和芈先生长期研究撒拉族族源的成果结晶。改革开放前研究成果的发表、出版是改革开放初期撒拉族族源研究的一个特点，即这个时期是撒拉族族源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问世的时期。
2.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2000年之前
晓洋的《撒拉族历史札记三则》[9]讨论了有关族的两个问题：第一是族称，认为撒拉族的原名是“撒鲁尔”族；再根据《元史》卷87百官志三中“撒喇田地里管民官一员”的记载，认为“撒拉”这一族名最早出现在元代第二是迁来循化地区的时间，根据民间传说和《元史》记载，推定撒拉族先民迁来循化的时间在公元1227年至1279年之间；再以撒拉族民间记录《杂学本本》和《循化志》及《新元史》中的相关记载为佐证，最后结论为撒拉族先民迁来循化较恰当的时间是13世纪中叶。
韩中义的《试论撒拉族族源》[10] 首先对中外文献史料进行考察后认为，撒拉族先民是撒罗尔人，是突厥蛮的一支，出自西突厥乌古斯部的弩失毕五部，而不是如芈一之先生认为的出自葛逻禄。其次，认为撒拉族先民的东迁是分批完成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东迁是在1221年，成吉思汗征服呼罗珊地区后。第二次大规模东迁源自突厥蛮的黑羊王朝和白羊王朝的长期斗争和连绵的战争，为了生存，当时被称之为嘎勒莽和阿赫莽的两位头人于14 、15世纪左右从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地区举族东迁。然后，据《新唐书》等史料中记载的今阿富汗境内的有些地名与今天循化的一些地名相近或相同，以及民间传说中提到的“金札明札”地方，认为撒拉族先民不是从今天的撒马尔罕东来的，而是从阿富汗北部的萨曼甘(Sama-gan)东来的，长期以撒马尔罕东之实是因为萨曼甘和撒马尔罕音转之故，后来传说中以讹传讹而出误谬。另外，作者对芈一之先生所说的“撒鲁尔又被称作撒尔特”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在不同的文化和族群中“撒尔特”一词的含义不同，如有“商人”、“伊斯兰文化的代表者”等意思芈先生说“撒鲁尔又被
称作撒尔特”所依据的是俄文本《小百科全书》、《元史译文证补》及陶宗仪的《辍耕录》“撒尔特”有多种含义，如认为芈先生所言“撒鲁尔又被称作撒尔特”的观点不合理，应查证芈先生所依据的这三本书中的“撒尔特”具体指什么。再按作者对第二次东迁情况的介绍，撒拉族民间传说中的嘎勒莽和阿赫莽应是第二次东迁的两位头人。在第一次东迁的路线中，作者只提到了宁夏银川、甘肃、青海及循化几个地名，比撒拉族民间传说提供的地名还少、还笼统；第一次东迁的始发地似乎是文中提到的“谋夫”，不知今为何地；第二次东迁路线的地名只有一个，即始发地是阿富汗北部的萨曼甘，到达地应是循化，具体路线如何并未说明这些遗留问题应有下文解释、说明。
(二)2000 年之后
这一时期，由于中外交流的深入发展和语言学研究的成果，撒拉族族源研究中注入了新的内容，改变了以往靠民间传说和史料记载研究族源的局面。撒拉族先民来自中亚撒马尔罕的传统说法受到进一步质疑和挑战，而来自中亚土库曼斯坦的说法有成为主流之趋势。
米娜瓦尔的《再论撒拉族的族源与形成问题》[11]一文，因作者曾在土库曼斯坦做过实地考察，其突破之处是：民间传说中提到的撒拉族的主要祖先嘎勒莽是撒鲁尔部的一个大部落，其中包括100多个支系，14—16 世纪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今土耳其安卡拉南部建立过嘎勒莽帝国。嘎勒莽部落的一部分人定居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布哈拉、塔什干一带，现被称为“努热塔”土库曼人。在“努热塔”土库曼人中流传着一个和撒拉族“骆驼泉”的传说相似的传说，而且同样相似的传说也在哈萨克斯坦土尔克斯坦城附近的土库曼人中流传着。综合中外传说、中外文献材料记载和实地考察成果，作者认为第一批嘎勒莽部撒鲁尔人于13世纪前半叶，作为成吉思汗征调当地居民组成的“西域亲军”中的一支，自撒马尔罕一带来驻屯于今循化；第二批嘎勒莽部的撒鲁尔人于14世纪下半叶为躲避战乱而东迁来投奔自己的族人，似乎也来自撒马尔罕。关于撒拉族先民第一次东迁时的行走路线，作者同意芈一之先生的观点，即与13世纪前半叶蒙古军重大军事行动中的行军路线基本吻合。
2000年10月6—13日，中国撒拉族代表团一行七人，参加了在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举行的“土库曼斯坦国际文化遗产会议”回国后，参加此次活动的中国撒拉族学者马成俊发表了《土库曼斯坦访问纪实——兼谈撒拉族语言族源及其他》［12］一文，提到了撒拉族族源问题，称与会专家都说撒拉族先民是从土库曼斯坦西部马雷州一个名叫“sarahas”的地区迁徙的，途经撒马尔罕，在土库曼斯坦的口碑传说中有关于尕勒莽部落的内容。迁徙原因，一说与蒙古西征
有关，大约在1340—1350年间，也有人说大约在15—16世纪，但他本人认为撒拉族迁徙时间在元初即13世纪。此外，作者又提出了一些论据：第一，米那瓦尔在《撒拉语与土库曼语的关系》一文中通过比较发现，在土库曼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裕固语等亲属语言中，撒拉语与土库曼语最接近或相似；第二，在阿什哈巴德市中心与中立塔连成一体的地震纪念碑，运用了突厥民族共同的神话“地震牛”的造型，而“地震牛”的神话在撒拉族中妇孺皆知；第三，土库曼人的民间乐器中有一种名叫“扩布尔”( kobur)的小乐器，这种乐器无疑是流传在撒拉族中的“口弦”；第四，撒拉族与土库曼族在居住方面有相同之处。通过对比研究，表明作者倾向于撒拉族先民是从土库曼斯坦西部马雷州的“sarahas”地区迁走的说法。作者在《关于撒拉族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3]一文中更加明确了这种观点。根据访问土库曼斯坦时与当地学者的交流情况和土耳其文《回族源流考》中的记载及近年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在写撒拉族史时，其族源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土库曼斯坦的马雷州，因为语言学的证据足以作为对这一结论的强有力的支持。作者也认为撒马尔罕仅仅是东迁时的必经之地，因为13世纪的撒马尔罕是整个中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撒拉人在中土历年既久，对马雷(mary)这个小小的城镇失去了记忆，而撒马尔罕却在传说中保留了下来。
自2000年10月中国撒拉族代表团第一次访问土库曼斯坦之后，青海省以撒拉族为主的各行各业的突出人物对土库曼斯坦的访问考察活动越来越频繁。土库曼人和中国的撒拉族双方都认可有同源历史，中国撒拉族在土库曼斯坦被称为“中国撒鲁尔土库曼人”，可见土库曼人对中国撒拉族的特殊感情和双方交流的亲密程度；原土库曼斯坦驻华大使拉赫曼诺夫曾经访问过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中国撒拉族和土库曼斯坦之间的频繁交流无疑强化了撒拉族先民来自土库曼斯坦马雷州的说法。由于这种交流和语言的认同，及近年来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撒拉族先民来自土库曼斯坦马雷州之说有成为主流之趋势。
马伟的《撒鲁尔王朝与撒拉族》［14］在理清中国撒拉族先民的历史方面又有突破。作者特别介绍了来源于撒鲁尔土库曼部落中的嘎勒莽人在小亚细亚建立的嘎勒莽王朝的情况。令研究撒拉族族源的学者们感到惊奇的是，该王朝国旗右半部分的六角形图案与中国撒拉族地区发现的六角形图案几乎完全相同。考虑到中国撒拉族和嘎勒莽王朝的嘎勒莽人有着共同的历史来源，作者认为在循化地区发现的六角形图案和嘎勒莽王朝国旗上的六角形图案也应该有着共同的来源。作者对撒拉族先民的历史渊源及在中亚的迁徙盛衰历史的深入、细致的追述和研究，对撒拉族族源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撒拉族族源，作者从四个方面提出假设：一是从时间上看，撒拉族先民到达中国青海的时间已被学者们认为是在元代，而撒鲁尔王朝从立国到解体的时间(1148—1286年)刚好
经历了12—13世纪，撒拉族先民在撒鲁尔王朝时期或王朝解体以后迁到中国，从时间上来说是可能的；二是从当时蒙古帝国与撒鲁尔王朝的特殊关系来论，如撒鲁尔王朝艾布.白克尔归顺蒙古窝阔台汗王，后者册封他为“幸福之汗”，而且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和蒙古王室联姻，因此撒鲁尔王朝的部分撒鲁尔人作为蒙古军队的一部分来到中国并担任积石州达鲁花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三是从可查史料来看，撒拉族先民出征中国之前应该与蒙古人有着很好的关系，而在有史可查的资料中，只有撒鲁尔王朝的撒鲁尔人与蒙古军队保持着这样的关系，所以就目前可见的证据而言，撒拉族先民源自撒鲁尔王朝的可能性最大；四是从撒拉族珍藏的《古兰经》珍本来看，经专家考察鉴定，可以肯定这本《古兰经》抄本出自阿拔斯王朝时期，且很有可能出自名家之手。撒鲁尔王朝时期的撒鲁尔人获得一部出自名家之手的《古兰经》抄本，并把它带到中国是完全可能的。综上所据，作者假设，撒拉族先民为13世纪撒鲁尔王朝(主要版图在今伊朗国)的撒鲁尔人，他们可能作为蒙古军队的一部分来到了中国。
作者认为，撒拉族先民来源地及迁徙原因的资料非常缺乏，而且就具体地点而言仍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故而，在对撒拉族族源的假设中没有提到具体的来源地。作者的这些假设推理很有道理，这种假设若要成立，有关撒拉族先民的具体来源地方面还需解决和说明如下问题。作者假设撒拉族先民为13世纪撒鲁尔王朝的撒鲁尔人，而撒鲁尔王朝的主要版图在今伊朗国，王朝的首都是伊朗设拉子。伊朗的语言是波斯语，而设拉子在公元前6世纪是波斯帝国的中心地区。撒鲁尔王朝时期的伊朗，至少在设拉子地区使用的语言应是波斯语。如果撒拉族先民为13世纪撒鲁尔王朝的撒鲁尔人，那么他们来源地的具体地点应该不是王朝首都设拉子城或其附近的地方，因为东迁到中国的撒拉族的语言是突厥语。如果撒拉族先民是从设拉子地区的伊朗腹地出发，那么对撒鲁尔王朝时期伊朗国的语言状况应有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在统治伊朗的近140年中，撒鲁尔人的语言状况如何？是否作为统治阶层的撒鲁尔人使用突厥语，而伊朗本土的普通百姓使用波斯语，还是别的情况?
主张撒拉族先民来自土库曼斯坦的观点认为，他们来源于该国西部马雷州的sarahas地方。在伊朗马什哈德以东靠近土库曼斯坦边界处有一名为萨拉赫斯(Sara-khs)的地方，而土库曼斯坦西部靠近伊朗边界处有一名为谢拉赫斯(Sherakhs)的地方(这两个地名的拉丁转写在有些文章中是相同的) 这两个地方虽分属两个国家，但地理位置上几乎在同一地［15］。不知土库曼斯坦马雷州的Sarahas是否就是靠近伊朗边界的这一名为谢拉赫斯之地，如是同一地，那么在距离很近的伊朗东部边界有一个和土库曼的谢拉赫斯几乎同名的地方，在撒鲁尔王朝时期，伊、土边界的这一小块地方很可能就在撒鲁尔王朝版图之内。如笔者
的这种认识和推测正确，那么为撒拉族先民是13世纪撒鲁尔王朝的撒鲁尔人的假设又增添了新的证据，是否也可定论了?
《论撒拉族的六角形符号》[16] 循化地区撒拉族的特殊六角形符号不仅发现在该县街子清真寺墙壁上和嘎勒莽的坟墓石壁上，也发现在孟达乡木厂清真寺大殿的右面墙壁上。作者认为在循化不同地方出现的这两个符号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说明了这种文化符号在撒拉族人民的精神生活中的重要性和使用的广泛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六角形符号还联系到撒拉族的族源。作者阐述了撒拉族六角形符号与嘎勒莽王朝、以色列和匈奴的六角形符号之间的关系。嘎勒莽王朝的六角形符号前已论述。这种六角形图案还被广泛运用于穆斯林文化，由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有一些共同的部分，所以作者认为六角形图案可能是撒拉族先民在13世纪前信仰伊斯兰教后接受的。但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时期的匈奴文中也出现六角形符号，而且令人惊奇的是匈奴数字表中的第18个字也是一个六角形符号。由土库曼斯坦前总统萨帕尔穆拉特土库曼巴什所著的《鲁赫纳玛》中，将中国历史上匈奴著名的冒顿当成是出自乌古斯部落的英雄。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当今作为乌古斯部后代的中国撒拉族继承并使用早在匈奴时就出现的六角形符号就并不奇怪了。
古代匈奴文字中的六角形符号表示18，使人不由得和撒拉族刚来时有18人的传说产生联系。撒拉族流传下来的传说中称刚来时有18人，难道是为了纪念本族的象征符号所表示的数字？笔者认为撒拉族民间传说中称刚来时有18人，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和有所指的。
除本文讨论的这些文章外，其它有关撒拉族研究的文中也提到撒拉族族源问题，但大多是总结、整理以往的研究成果，并没有提出新的见解，故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四、撒拉族族源研究总结
在研究撒拉族族源时，芈一之先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并以这些问题为线索研究和探索撒拉族族源。现按芈先生提出的问题来总结撒拉族的族源。
(一)撒拉族的古代名称有哪些?撒拉族源于西突厥乌古斯部的撒鲁尔人，古代名称有多种，元时称“撒剌”；明初称“沙剌”、“沙剌簇|”；明中叶后称“撒剌”；清初称“撒剌”，乾隆后称“萨拉”、“萨拉尔”、“撒拉儿”，有时也称“撒拉回”、“循回”等。
(二)撒拉族先民何时迁来?撒拉族先民在嘎勒莽等的率领下于13世纪前半叶即蒙古国时期迁来。
(三)撒拉族先民为何要迁来?当时的政治背景是什么？撒拉族先民东迁和蒙古征服的政治大背景有关蒙古贵族征服中亚的很多地方后，签发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组成“西域亲军”，调发到东方来，用以对西夏和南宋作战。撒拉族先民成部落地集体东迁，是被蒙古贵族强力签发东迁的众多穆斯林中的一个支队。
(四)撒拉族先民东迁时从肃州走宁夏，再到天水，折而西返到临洮、夏河等，为何绕了一个千里之遥的大弯子？他们东来时的身份是什么？芈一之先生通过研究13世纪前半叶蒙古军在这一地区的重大军事行动后认为，这是13世纪20年代及其以后的蒙古军的行军路线；而尕勒莽等率族东迁时是一支“签军”，是签发为军的一支军队，是“西域亲军”中的一支由170户组成的军队。
芈一之先生经长期的艰苦努力和研究探索而得到的上述研究成果和结论基本上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而争议较大的是具体的来源地。
撒拉族先民具体由何处东迁而来，目前学术界有四种说法。一是传统的说法撒马尔罕(据民间传说)；二是，阿富汗北部的萨曼甘(韩中义的观点)；三是土库曼斯坦的马雷州(据土耳其文《回族源流考》)；四是主要版图在，今伊朗国的13世纪的撒鲁尔王朝(马伟没有定出具体地点，似乎也没确定是在今伊朗国) 来自撒马尔罕的传统说法于20世纪50年代末在宋蜀华等人的文中已提出质疑，撒拉族先民在东迁过程中很可能经过该地，后来马成俊在文中再次解释了这种观点，故来自撒马尔罕的说法已不可靠。阿富汗北部的萨曼甘距今天土库曼斯坦不远，有一定的可信度，但据文章，这是第二次东迁的始发地，这一结论如要成立，还需考证出具体的东迁路线为依据来支持。来自土库曼斯坦的马雷州和伊朗的说法笔者在前文已有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五、撒拉族族源研究中遗留的问题
(一)迁徙时间。撒拉族迁徙的确切年代，青海省撒拉族研究会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确定为1225年［17］。据撒拉族民间保存的《杂学本本》记载，韩宝的父亲名奥玛尔，祖父尕勒莽；另据《循化志》记载，韩宝为前元撒拉尔世袭达鲁花赤，明洪武三年(1370年)归附明朝，1385年病故。芈一之先生认为，韩宝的世袭达鲁花赤不应少于三代，从嘎勒莽到韩宝的世系，未找到其他材料，依《杂学本本》暂定三世。如撒拉族迁徙的年代定为1225年，从1225
年至1370年是145年，至1385年是160年，就是说从嘎勒莽到达中国到韩宝归附明朝的145年中只有三代人，这样就产生了一些问题，即嘎勒莽到达中国时多少岁？奥玛尔出生时嘎勒莽多少岁及韩宝出生时奥玛尔多少岁？
(二)据米娜瓦尔和马伟的文章，嘎勒莽是撒鲁尔的一个大部落，其中包括100多个支系，13或14—16世纪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今安纳托利亚南部建立过嘎勒莽王朝。那么很明显的一个疑问是，带领撒拉族先民东迁到今循化的称为嘎勒莽者是嘎勒莽部落的第一个首领或嘎勒莽王朝的创始人或王朝的任何一任统治者吗?这种可能性不大。东迁到循化的极有可能是嘎勒莽部落中的一支，其首领也称为嘎勒莽。
(三)大多数文章都提到撒拉族先民不是一次性迁来的，而是分几次，至少是两次。既如此，那么后来迁去的人为何都到了同一个地方——循化？13世纪前半叶人们之间的通讯联系方式和交通状况是不能和现代相提并论的，在当时那种落后的交通和通讯条件下，远隔千山万水数千里，难道先到的第一批人和他们故乡的人有联系？如是分几次迁来，似乎是有统一指挥、有组织的东迁行动。
(四)在撒拉族民间传说中，嘎勒莽、阿赫莽两兄弟为撒拉族祖先的说法非常流行，但马伟《论撒拉族的六角形符号》一文中有一注解的解释说明，撒拉族历史上是否真正地存在阿赫莽一人还不敢肯定既如此，为何要演绎出阿赫莽这个人。
以上问题应有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希望有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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