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中国官僚主义
摘要：人们经常谈论官僚主义，但是许多人往往只是把它看作一种追求权势地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很少有人从体制的角度来看待它。实际上，官僚主义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技术性的官僚主义，或可称为作风上的官僚主义、主体官僚主义，再就是体制性的官僚主义（官僚政治）。读罢王亚楠先生所著的《中国官僚主义政治研究》，我认识到体制性的官僚政治比之作风上的官僚主义更能体现官僚主义的实质。我将从体制性的官僚主义方面浅谈一下我对中国官僚主义的认识，以及对现代社会中技术性官僚主义的认识。
关键词：官僚政治、官僚主义、体制性、技术性
一、对全书的浅层认识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全书由十七篇各自独立而又连贯的文章组成，显得颇为严谨。
第一篇《论所谓官僚政治》，对全书所用官僚政治的概念先行明确；王氏不限于从中国历史看问题，而将视野扩及全球，因而有第二篇《官僚政治在世界各国》，对全球官僚政治的情况做一鸟瞰；鸟瞰之后即迅速回到本书主题即中国的官僚政治，亦对其做一鸟瞰，因而有第三篇《中国官僚政治的诸特殊表象》。至此，本书的论述全面展开。因此，此述三篇都是序幕性质的篇章。序幕既开，主题即现。作为经济学家且有相当哲学思维的王氏十分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并以经济与历史分析为基础、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手法，既探讨官僚政治的历史过程，又发掘官僚政治的内在精神。因而有《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第四篇，有论述《官僚政治与儒家思想》的第六篇。其他的几篇，即《官僚、官僚阶层内部利害关系及一般官制的精神》（第五篇）、《官僚贵族化与门阀》（第七篇）、《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一大杠杆———两税制》（第八篇）、《支持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第二大杠杆———科举制》（第九篇）、《仕宦的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第十篇）、《农民在官僚政治下的社会经济生活》（第十一篇），都从不同角度为第四、第六两篇做了补充和扩展性的发挥。而第十二篇《官僚政治对
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又是基于以上各篇讨论而做的一个具有提高探讨意义的创制，涉及了中国历史的非常重要且长期聚讼纷纭的问题，从而是主题部分非常重要的内容。最后五篇，即第十三篇《中国官僚政治在现代的转形》、第十四篇《传统的官僚政治的覆败》、第十五篇《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与转化》、第十六篇《新官僚政治的成长》、第十七篇《中国官僚政治的前途》，是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组文章，具有尾声性质。其中前四篇都是为最后一篇做铺垫的，而此四篇中的前三篇又是与前述的主体论述部分密切衔接的，是显示王氏卓越的洞察与预见的最后一篇即第十七篇的桥梁。不言而喻，第十七篇，是此书的最大的价值所在。
二、认识中国官僚政治
王氏认为官僚政治产生于封建贵族政治转向资产者的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它是专制政体的配合物或补充物。他说：“在那个阶段上，一般的政治支配形态不是贵族的，也不是民主的，却是在大小贵族与两工资产者彼此相互争权夺利场面下成立的专枷政体，而所谓官僚政治，就是当作这种专制政权的配合物或补充物而必然产生的。”在专制官僚政治下，官僚不是对国家或人民负责，而是只对国王负责，国王的好恶固然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而政府权力却又实际上直接掌握在官僚手中，他们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这样的官僚起初来自于贵族，官僚是贵族的转形物。
以上主要说的是西方国家的情况。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发展虽有其种种特点，但官僚政治作为专制政体的配合物这一基本特质与西方国家并无不同。王氏举出大盆史实论证了中国专制政体与官僚政治两者的内在联系
中国官僚政治虽然没有离开世界各国官僚政治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中国官僚政治的高度发展和诸种特殊表象，却证明了中国官僚政治有其不可忽视的不同于其他国家官僚政治的特质。
中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出现于秦代，与此同时，伴随着专制政体也产生了官僚政治，其经济基础是封建地主经济。王亚南认为有了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过渡，才有可能出现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和官僚政治。由于中国官僚政治的社会经济基础封建地主经济的特点，中国旧官僚政治有诸种重要的特殊表象。这些表象体现在延续性、包容性、贯彻性三种性格中。所谓延续性是指中国官僚政治延续期间的悠久，它几乎悠久到同中国传统文化史相
始终。所谓包容性是指中国官僚政治所包摄范围的广阔，即官僚政治的活动，同中国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如伦理、宗教、法律、财产、艺术……等等方面，发生了异常密切而协调的关系。所谓贯彻性是指中国官僚政治的支配作用有深入的影响，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
但延续性并不排斥变化。中国官僚政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一些不同的特点：
1、以中古分立局面显示的分水岭——秦汉与隋唐的不同。在秦及汉代前期，正从社会政治各方面，剪除封建特权，使贵族官僚化。在后者，则使官僚贵族化或门阀化。唐代统治者总结了历史经验，在经济上提出了两税制，在思想训练与仕途控制上提出了科举制，在对内对外的武力上提出了府兵制，赖有这几方面的创意和成就，特别是前两者的支持，(两税制和科举制是支持中国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两大杠杆)中国官僚政治乃得在中古分立局面以后有着更高度的发展。由唐代以至清代中叶，是中国官僚社会向着更高度发展的一个阶段。
2、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是传统的旧官僚政治的覆败期。王亚南说：“满清王朝的覆没，实不仅说明异族统治的中止，同时也表示传统封建官僚政治的变形。”他指出，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随粉封建经济基础的解体与变形，传统的封建官僚政治覆败了，但未被消灭而是“变形”了。这是由于作为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之物质基础的地主经济，虽然因其基本经济要素结构——农工结台体在鸦片战争后的逐渐分解，而使其原来所有形态发生一些变化，但现代性土地所有关系，现代性租佃关系并不能因此就建立起来，也就是说，官僚政治所赖以存在的封建地主经济这一社会基础仍然存在，所以官僚政治也就不能消灭。但是社会基础毕竟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不能原样地存在下去，不得不以“变形”存在下去。这是中国官僚政治发展的内因，也是基因。而国际资本对中国现代化所加的束缚，对于中国官僚政治发展的影响固然不应忽视，但只是外因，只能是次要的原因。
3、中华民国建立至抗战胜利及其后的“劫收”。这是旧官僚政治从搜败到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新官僚政治从产生到成长的时期。具体来说，由辛亥革命到抗战开始是新旧官僚政治的推移阶段，抗战及其后的“劫收”，是新官僚政治迅速发展和成长的时期。新旧官僚有不同的社会特质。与旧官僚政治完全寄托于地主经济的基础上不同，作为中国新官僚政治的直接靠山的是特殊的财政金融体系，
是比买办金融资本更有包容性的官僚资本。“官僚资本或官僚经济的巨大成长，那才是新官僚政治得向前迈进，得垮入一个新阶段的基因。”
系统地考察了中国官僚政治的产生、发展及其特质后，王氏对中国官僚政治作了如下的概括：“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在特权政治下的政治权力，不是被运用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图谋人民的利益，反而是在‘国家的’或‘国民的’名义下被运用来管制人民、奴役人民，以达成权势者自私自利的目的。这种政治形态的存在前提：第一是，前资本社会的或封建的体制，还在国民社会经济生活上广泛地发生支配的作用；第二是，一般人民还大体被束缚、被限制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中;……第三是，那种无知人民存在的落后社会还很少与较进步的社会发生经济的文化的接触和交往，因为，为官僚政治所托命的绝对主义和专制主义正同紧密封闭在棺材里面的木乃伊一样，一经与外界新鲜空气接触，马上就要开始腐烂。上述三个前提，是密切关联着的，只要其中之一项有了改变，其余两项就要跟着受到或深或浅的响。虽然最关重要的，或最有决定作用的，依旧是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的保留。”。
以上概括，可以说是王氏对中国官僚政治深入研究后，关于它的本质的总认识。是他得出的最主要的一条结论。王氏曾经指出，在把中国官僚政治当作一个对象来研究它时，应当特别重视的不是中国官僚体制与一般典型宫僚体制的共同点，而是它的特殊方面，即它对一般显示差别的地方。上述结论正是特别重视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特殊性后得出的。它不仅给人们以对中国官僚政治的正确认识，还帮助人们认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及其国家制度。“官僚政治是一种特权政治”的论断，可谓抓住了这种政治形态的主要特征。
三、认识当今社会主义下的官僚主义
读罢王亚楠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会让人联想到自己现在所生活的社会。应该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铲除了体制性官僚主义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但官僚主义（技术性的官僚主义）现象并未就此绝迹。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脱胎于二千余年封建制度。封建的官僚政治和专制主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彻底予以革除。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干部不可能不受这
种遗毒的影响。从现实的原因来看,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前无古人的条件下进行的,既无现成的模式,也没有多少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因此,在党和国家的某些具体制度上存在一些不完善不合理的地方。
现如今，社会中的官僚主义（技术性官僚主义）现象还是存在很多的，其主要表现在形式上。比如：颠倒主仆，脱离群众；滥用权力,图谋私利；脱离实际，形式主义；对内神秘，对外封闭等。
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的神像，说它是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还尖锐地指出，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东西，号召全党“必须揭破它”，把这种“毛病切实改掉”。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是违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官僚主义位于“四风”之首，是祸国殃民的“毒王”。因此，必须把坚决根治官僚主义这种“政治顽症”作为整治“四风”的重中之重。
我认为，根除这种技术上的官僚主义可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官僚主义对组织存续的合法性基础的侵害却是任何组织都不能不防范和抵御的。要抑制官僚主义的祸害，避免出现组织合法化的危机，就必须坚持不懈地防范和治理官僚主义，使官僚主义发生发展的空间降到最小，使官僚主义的危害降至可以忍受的限度。
为此，必须从该种官僚主义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着眼，从诱导官僚主义泛滥的诸多因素着眼，冷静、理智地进行制度设计，寻找遏制官僚病的有效措施。而对具体措施的研究与建议，就不在此处多言。
总而言之，通读王亚楠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让我对官僚主义的实质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明白了官僚主义的制度性和技术性的区别与特点，学习到官僚政治的产生、发展与变化、覆败与影响，以及感悟到现今生活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存在的原因及特点。这些将在我今后的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学习中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可谓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