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公司资本三原则的理论基础
汪泂
摘 要：公司资本三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均衡公司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保障信用安全；公司稳健经营的理念；社会本位的价值观。我国公司立法基本上移植了这三项原则，对其做出了相应的、甚至更为严格的规定。迎合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展和完善的客观要求。对健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保障银行债权和商业债权的顺利实现、促进公司稳健经营、弘扬集体主义具有积极现实的意义。文章最后指出，虽然知识经济的到来对资本原则提出了挑战，但在我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善、产业结构不甚合理的现实情况下，资本原则仍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字：中国公司法 资本原则 理论基础
为确保债权和交易的安全，传统大陆法系公司法确认了公司资本的三项基本原则，即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并被推崇为“公司在设立、营运以及管理的整个过程中，为确保公司资本的真实，安全而必须遵循的基本法律准则。”①我国《公司法》基本上移植了这三项原则，对其做出了相应、甚至更为严格的规定。说其严格，主要是因为“为保证公司资本的真实可靠，防止公司设立中的欺诈和投机，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在资本确定原则问题上，我国《公司法》“实行了比法定资本制更为严格的资本制度”②。例如，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分期缴付；公司成立时股东必须足额缴纳各自所认购的出资额；对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额要求较高。从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起到了确保公司股东真实足额出资、防止公司资产遭到股东或管理者的侵蚀、维持公司资信以及不得随意增减注册资本数额等巨大作用，为公司稳健经营、担保公司债务的最终清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国公司法的制定移植该三原则的关键在于资本三原则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尤为重要的是，其理论基础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理论基础之一 —— 公司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均衡。在公司制度初期实行无限责任制，公司责任等同于股东责任，股东须对公司债务负无限连带清偿责任。公司资本的多寡、是否维持与资本相应的资产以及资本数额是否频繁发生变化无关紧要 —— 因为股东是公司债务的最终承担者。随着有限责任制度在公司法中的确立，其潜在的对债权人保护不周的缺点也日益明显。在没有充足的资本及相当的资产的情况下，当公司经营失败导致破产或解散时，债权人因不能向股东追索最
终财产责任而会蒙受巨大损失；而股东则更有可能以其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为由将债务责任推卸给债权人。这就会导致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失衡，即有限责任制对股东利大于弊而对债权人弊大于利。为平衡双方利益，法律要求公司设立伊始和经营过程中须维持一定规模的资产作为债权人的最终担保，从而拉开了资本三原则的法定化序幕。1、要求公司以章程确定公司资本数额，公开对外表示作为公司信用及营运物质基础的一定规模的财产已被股东投入公司。从而可使现实或潜在的债权人可对公司的实力做出简易的评价——此即为资本确定原则。2、要求公司进一步以具体资产充实抽象资本，确保资本后面有一定比例的现实资产为后盾，避免虚假出资，误导投资者；防止公司资产遭到无谓侵蚀，维持公司资信，保护债权人利益 —— 此即为资本维持原则。3、要求如果需要变更资本水准，必须履行严格的法定程序，以防止资本数额随意减少给债权人带来危害 —— 此即为资本不变原则。由此，在均衡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前提下资本三原则理论得以构建。资本三原则的逻辑关系得以形成：“资本确定原则确定资本数额；资本维持原则确保此数额可以真实反映公司财力；资本不变原则要求在债权人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得随意变更资本数额。”③ 在我国，公司制企业多由原国有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改制而成，其债权人构成主要是：1、由原国有专业银行改制的国有商业银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银行实际上充当了国有企业第二财政的角色，在国有企业自有流动资金极其匮乏的情况下，义不容辞地向企业垫付了大量的流动资金。成为国有企业最大的债权人。当前银行大量难以消化的呆坏帐贷款资产有相当比例的部分正是以前这种不正常银企关系所遗留的历史问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大量国企全线告败，或关闭或停产、或高额举债举步维艰，名正言顺地将贷款包袱甩给了银行。面对企业资金匮乏、有效可抵贷资产近乎为零的情况下，银行只有走核销呆帐贷款和剥离不良资产之路。2、商业交易伙伴。这主要是指基于商业信用，公司得以向其赊购原材料、油燃料、生产设备的各类企业。由于信用观念的淡薄、信用监督机制的软弱，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企业间的三角债务纷繁复杂，拖欠扯皮、相互推诿等逃避债务之现象屡禁不止，严重干扰了社会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当企业走“关停并转”之路时，这些债务更是一笔勾销，无从追及。在我国企业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迈向国际化的今
天，如果上述现象继续演绎和繁衍，以公司利益为中心而弃债权人利益而不顾，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发展和完善必将无从谈起。因此，均衡公司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同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公司以其符合法定要求的充足的资本及维持相当比例的资产作为对外举债的总担保，保障银行贷款债权的顺利实现。银行信贷的正常周转是稳定金融秩序、规避金融风险进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前提；其次，保障商业债权及时得以实现、债务及时得以清偿，才能保护商业交易安全，公司资金得以正常周转，生产经营得以正常运行。即使在公司经营失败宣告破产时，债权人也可从其相当规模的资产中获得适当补偿，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二、理论基础之二 —— 信用安全的保障。现代社会是是信用经济社会，而安全则是信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商业银行资产经营的“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三原则就把“安全”列入了首位。公司的运作离不开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的融资功能，亦离不开社会信用的支持。而公司资本正是这些信用赖以形成和稳固的基础之一。“他代表着公司承担财产责任的实际能力和范围，直接关系到公司的履约能力、偿债能力、赔偿能力以及最终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④ 以商业银行资本金问题为例，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的《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与资本标准的协议》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其目的就在于确保商业银行以充足的资本来规避金融风险和保障存款人利益。显而易见，公司资本额越大，其履约能力和承担财产责任的能力就越强，从而更易得到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社会公众的投资支持以及交易伙伴的商业信用支持。因此，公司以其充足的资本、现实的资产来充分保障银行信用、商业信用和社会信用之安全，是其得以生存、发展和兴旺的前提。这一理论基础，在当前提倡诚信观念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改革开放20余年，在不菲的成绩背后，由于信用观念的淡薄，诚信理念的沦丧，也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成本。纵观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务、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以及近年来上市公司欺骗股民和监管机构的虚假财务报表，谁敢首肯我们的信用机制是健全的？因此，面对我国公司立法起步较晚、公司制度发展不尽完善以及传统产业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是我国公司制企业主营业务范围的现实情况，以资本三原则作指导，实行严格的资本制度，对健全以公司法人为核心的相关信用体系具有积极现实的意义。
三、理论基础之三 ——
公司的稳健经营的理念。 “稳健”一词，顾名思义，即为平稳健康之意。公司稳健经营则是指公司平稳、健康和有序地渐进发展，实现持续经营，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作为公司经营的物质基础，资本不足不啻于人体之贫血，将损及公司的日常机理，影响公司正常运转；而雄厚的资本则无疑是公司稳健经营的物质保障。所以，公司理应保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资本以及与资本成比例的资产，健康有序渐进发展。首先应避免因超负荷经营，比如超资力赊购或超经营举债而造成公司现实和潜在风险无限扩大，资不抵债现象的发生；其次，在经营中有效合理配置其资产，力争其效用最大化，毋使其资产闲置，资源浪费。再次，为实现稳健经营，不允许股东虚假出资、不足额出资、随意抽逃股本等欺骗性投机行为。最后，公司不可随意增减注册资本数额，防止损害债权人利益。基于此，早期严格恪守资本确定原则的国家不仅要求公司章程载明公司的资本总额，而且还多对公司的最低资本数额做出要求。而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则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司分别做出了最低注册资本数额的要求。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我国企业要在短时期内和国际接轨，即要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看齐，实现市场化经营，又要稳健经营、良性发展，显然难度较大；加之大量设立的各种类型的、以前从未有过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如何保持稳健经营，避免破产倒闭、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事件发生等问题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因此，我国《公司法》根据市场风险大小、分门别类针对不同种类的公司规定不同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抬高公司成立的资本门槛，具有促进公司实现稳健性经营、维护社会信用体系、保障公司债权人权利的积极意义。
四、理论基础之四 —— 大陆法系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念。资本三原则缘于欧洲大陆法系，首创于德国，并为大陆法系国家所奉行，一度成为大陆法国家公司法的一项核心原则。这与指导大陆法系公司立法的主导哲学思想是“社会本位主义”有着密切关系。社会本位哲学思潮注重社会的整体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局部的个体利益以换取社会的整体利益，而资本三原则关注的正是公司债权人及社会交易的安全。相反，在追求和强调个体自由的英美法系国家，则侧重于为投资者和公司提供便利，并不十分重视资本三原则的运用。就我国现实而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候，大批国有企业因缺乏市场理念、经营管理不善、产品不能适销对路而陷入了困境；更令人忧虑的是该类企业在困境中不仅没有反思如何重振旗
鼓、东山再起，反而以逃废银行债务、赖帐拖欠为己任。致使债权人（特别是国有银行）饱受其苦，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债权随着债务企业的瘫痪而灰飞烟灭。严格地讲，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只能说刚刚起步，公司制度才刚刚萌芽。我们更应该总结教训，汲取西方国家公司制度建设的成功经验。所以，社会本位的观念同样适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倡导自由自主公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固然重要，但却不能建立在破坏商业交易、损害债权人权利的基础之上。这也与“禁止权力滥用”的民法基本原则相吻合，与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谋而合。明显地突出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因此在我国目前大力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的时候，资本三原则所体现的维护交易秩序、保证交易安全，保障债权人利益的核心目标依旧不失其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风采。
五、结语：知识经济的到来是对资本三原则的否认吗 从20世纪末期以来，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浪潮席卷世界各国。科技的高速发展诞生了大量的诸如电子计算机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行业。以对知识和信息的占有、分配为特征的各种中介机构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物质资本的价值和重要性在这些行业中明显下降，与传统产业基于物质资本的规模生产不同，新兴行业转向了以知识技术的创造、占有和分配为根本基础的新阶段。于是，当前有学者认为，资本三原则的重要性已今非昔比，远远不能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如果坚持我国公司法依据资本三原则所确定的法定资本制，就会制约经济发展，“就会扼杀一场对整个人类的生活发生重大改变的技术革命。”⑤果真如此吗？笔者认为，学者的担忧对于修改公司法，降低新兴行业资本要求的门槛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如果因此而否认资本三原则在我国公司制度发展和完善道路上的积极意义，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首先，我国公司法所坚持的资本原则为公司的设立设定了必要的门槛，有效地防止了滥设公司、“皮包公司”的混乱现象。公司制度在我国还处于摸索和发展阶段，非常有必要采取从严的公司准入制度，以防止各种名不符实的公司鱼目混珠、大肆泛滥，破坏商业交易、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给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虽然近年来高新技术行业、中介服务行业在我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但我国地域辽阔，东中西三个经济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特别是在中西部，传统工业商业等完全靠物质资本推动的产业依旧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资本三原则正是
在传统产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如果在我国贸然放弃资本原则和法定资本制，岂不是立法过于超前。违背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 最后，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计划经济的痼疾和阴影尚未完全治愈和消除，市场经济尚未完善。正如前文所述，银行的巨额不良债务，企业之间的债务拖欠，信用观念淡薄等都是在今后我们必须花大力气去克服的困难。要想避免在今后重蹈历史的覆辙，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应该坚持资本原则和法定资本制，设立大批合格的资本充足、有能力保障交易安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市场主体 —— 公司。
论公司资本三原则理论的时代局限
【摘要】资本三原则素来被理论界视为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的三项经典原则,公司资本制度设计之圭皋。自其诞生以来,一直在资本制度的规范设计中居于枢纽地位,对健全公司财务、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融资技术的更新, 资本的理性投资功能增强,担保功能锐减,资本三原则理论的历史局限也日渐显现,其在债权人保障机制体系中的核心保障功能地位已发生动摇。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其加以全面检讨,以使我国公司法所构筑的资本制度及其规范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关键词】公司法 资本三原则 时代局限 功能定位
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资本不变原则素来被我国公司法学者视为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的三项经典原则,简称为“公司资本三原则”。资本三原则虽为学者归纳整理的名词,但三原则所涵盖的条文自公司设立开始,对公司资金之筹措、累积及运用各方面均有深远影响。所以,向为公司法学者奉为公司资本制度设计之圭皋,并对我国公司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在高新技术日新月异高科技企业异军突起、金融工具设计多样化的今天,公司资本三原则所赖以存在的时代背景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公司资本三原则是否能适应时代快速集资、弹性设计之需要, 能否真正发挥其所谓的债权人债权保障功能,不能不令人心存疑问。对资本三原则的不当理解和错误定位恐怕是导致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不尽人意的根本原因之一。基于此,笔者希冀借我国公司法全面修订之机,对传统的公司资本三原则理论架构的时代背景、逻辑基础、功能定位等作全面检视。
一、资本三原则的学理基础与内在逻辑
公司法本身并无“资本三原则”一词,而系学者将具有共同法理的条文归纳综合而成,认为它是“由公司法所确立的在公司设立、营运以及管理的
整个过程中,为确保公司资本的真实、安全而必须遵循的基本的法律准则”,专指传统公司法所确认的资本确定、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等三项最为重要的资本立法原则。所谓资本确定原则是指公司设立时应在章程中载明公司的资本总额,并由发起人认足或募足,否则公司不能成立,其目的在于强调资产保守鉴价,杜绝资本虚增灌水, 确保股东出资的到位;资本维持原则指公司在存续过程中,应当保持与其资本额相当的财产,其主旨在于以具体的财产充实抽象资本,防止公司资本遭到股东或管理者的无谓侵蚀;资本不变原则指公司资本总额一经确定,非依法定程序,不得任意变更。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资本确定、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是公司立法必须坚持的三项基本原则,它们相互关联、互为依存,共同组成公司资本的法律保障和约束机制,并贯穿于公司法律制度的始终。
“资本三原则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它是有限责任制度和法益平衡等法律理论的产物,是公司债权人的利益乃至整个社会蒙受了多次严重损失、有了惨痛教训之后,得以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其理论基础在于:
1 法益平衡的法律理念。严格来说,资本三原则是有限责任的产物。在公司制度初期,盛行无限责任制,尽管早期立法中也包含有资本维持等因素,但由于股东责任和公司责任并未分离,股东对公司债务多负无限连带清偿责任,所以,不存在资本三原则的生存空间。随着有限责任原则在公司法中的确立,现代公司所具有的易于集资、发达产业的优点得到全面发挥,但有限责任所潜在的对债权人保护不周的缺点也日益彰显。因为在有限责任制度的设计下,当公司经营失败而破产或解散时,债权人不能追索股东个人的财产责任,这就使股东可能把剩余的债务责任推给公司的债权人,而导致法益关系的失衡。为利益平衡计,法律乃要求公司维持一定资产以为债权人最终担保,此即资本三原则的缘起。首先,资本确定原则要求以章程确定公司资本额,公开对外表示一定数额的财产已被股东投入公司,作为公司信用及营运的基础,从而向债权人提供评估公司财力的简易指标;其次,资本维持原则更进一步以具体财产充实抽象资本,确保每份资本后都有等值资产为后盾,避免资本水准虚伪不实,误导投资者。同时,亦通过禁止股东以任何名义取回资本的具体制度设计,避免公司资本遭不当侵蚀,损及公司债权人的担保;最后,公司章程所定的资本水准倘有变更,必须履行严格的法定程序,特别是债权人的异议或保护程序,只有在股东利益得到充分保障后,股东方可取回部分出资,是为资本不变原则。这
样,资本三原则理论的基本逻辑就得以形成,即:“资本确定原则确定资本水准,资本维持原则确保此水准得以真实反映公司财力,资本不变原则则在债权人权益获确切保障前,禁止此水准之变动”。由此可见,资本三原则是在公司债权人与股东利益关系出现失衡,尤其是公司债权人的风险加大的特定历史背景下,为了均衡地保护公司及其投资者与债权人的利益而创设的,其首要目标在于平衡有限责任制度对股东有利但对债权人难免保护不周的缺憾,以实现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2 信用安全的价值理念。“人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所以,安全始终是法律所追求的最基本的法律理念之一。现代社会是信用经济社会,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运作不仅离不开发达的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也离不开社会信用的支持。而公司资本正是这些信用赖以形成和稳固的基础,“它代表着公司承担财产责任的实际能力和范围,直接关系到公司的履约能力、偿债能力、赔偿能力以及最终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公司资本额越大,其履约能力和承担财产责任的能力就越强, 其信用就越强”。“故公司自设立中、设立后以致解散前,皆应力求保有相当于资本之现实财产,始能保护交易大众和投资股东,并维护公司信用以保持公司于不坠。”
3 稳健经营的经济学观念。传统公司法理论不仅将公司资本视为表示公司信用的尺度和债权人利益的最终保护屏障,而且认为它也是公司运营的物质基础。公司资本不足如同人体贫血一般,将损及公司的日常机理,影响其正常运转,而雄厚的资本无疑是公司稳健经营的物质保障。所以,公司理应保有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资本。基于此,早期严格恪守资本确定原则的国家不仅要求公司章程载明公司的资本总额,而且还多对公司的最低资本数额作出要求。
4 社会本位的哲学价值观。资本三原则创始于德国,并为大陆法系国家所奉行,一度成为大陆法国家公司法一项核心原则。但反观英美学者的公司法论著实难发现相关论述。在英美法国家的公司立法中,也同样难以看到资本确定、资本不变等具体规定。这与两大法系的立法传统和立法指导思想恐怕难以分开。因为在公司资本制度形成初期,指导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立法的主导哲学思潮是社会本位主义,而在英美法国家自由主义思潮一直占据优位。社会本位哲学思潮注重社会的整体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局部的个体利益以换取社会的整体利益。资本三原则关注的正是公司债权人及社会交易的安全。但在追求和强调个体自由的英美法国家,则侧重于为投资者和公司提供便利,因此,
对公司设立和动作设置诸多限制的英美法国家并不十分注重公司资本三原则理论的运用(当然,其成文法对债权人和交易安全保护不足的缺陷通过其特殊的司法制度得到了一定的弥补)。
尽管资本三原则具有多方面的制度功能,但正如不少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其核心功能则是保障公司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在股东与公司债权人之间建立起最基本的利益平衡机制。该理论的逻辑起点和假设前提是,公司欲成立并开始运营必须具备一定的资金和其他物质条件,股东投入公司的财产将永续地存入公司构成公司的资本,它是公司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之所在,是公司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最终屏障或担保,同时也是公司运营的物质基础和信用基础。所以,公司自应极力维持该资本水准,才能体现法律应有的公正。
毋庸质疑,在物质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传统产业经济时期,资本三原则的上述假设前提是客观存在的,其逻辑基础也是相对稳固的。资本三原则自其诞生以来,尽管其有时也会出现“只是一种法技术的虚拟”或“法律期待的存在”的尴尬,但总体而言,它在保障公司财务的健全和稳固,保护债权人利益方面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问题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资本三原则的逻辑基础是否牢固依旧?逻辑体系是否依然和谐如初?相对于其他诸多债权人保障规范,资本三原则是否仍系资合公司之核心保障设计?其所谓的担保作用究竟如何?这一切均不得不令人反思。笔者认为资本三原则已经或正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挑战。
二、资本三原则的现实困境与功能定位
如前所述,传统的公司资本三原则是建立在物质资本与生产要素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产业的基础之上的。其假定前提是一定数额的物质资本,是公司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保障,是公司债权人债权赖以实现的必要期待。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资本三原则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其立论的基础正在发生动摇,不仅资本三原则理论本身与现实之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其理论体系之间的不和谐因素也日益增加和显现。
(一)债权人的信赖基础已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众所周知,自二十世纪末期以来,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经济活动的关键生产要素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物质资本的价值和重要性正在明显下降,知识、技术等“精神力量”正在各方面超越物质资本的力量而呈上升趋势。随着经济增长从对物质技术的依赖转向对知识等“精神力量”的依赖,以物质资本为基础的规模生产也随之转向了以知识为基础的创造活动,使得公司的成长取决于
创造知识的人以及人的劳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经济”时代。在新经济时代,现代企业无论是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还是产值日益提高的咨询服务业,公司的真正资产或投资人及债权人首要考虑和关注的是其研发能力或智慧财产, 更精确地讲,是拥有此等能力或智慧的专业人才。这就是现代信用的新的内涵。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建立在传统产业经济基础之上的资本三原则却依然将物质要素视为企业发展的原动力,以要求企业保有巨大的物质资本为已任,似乎惟有如此,方能使企业保持良好的商业信用,才能为债权人及投资者提供最为科学和合理的信赖标准。因此,笔者认为,建立在“资本基本主义”和传统产业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的“资本三原则”恐怕已难以适应当今“知识社会”的需要,无法与产业型态的锐变同步发展。
事实上,对于资本所谓的“资本担保功能”早有学者提出质疑。因为资本三原则中所涉资本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含义。立法所能规制者则只能是反映在公司章程之上的“抽象的”资本,对于公司实际运营中的亏损,立法机关无能为力,但是公司真正能担保债权人债权的绝非此种抽象的资本,而是公司的实际财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公司的可以变现的那部分净资产。抽象的资本能否发挥其理论上所假设的担保作用本身即值得怀疑。即便是“资本”为债权人的最终担保, 其也并非债权人或公司唯一关注的焦点。债权人除关心资本水准外,恐怕更关心公司的实际财产如何,经营绩效良否,发展前景怎样;而公司所关注者则在于公司财务结构、现金流量的控制等。当然,我们无意否认资本三原则制度设计的初衷及其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巨大作用,但在新的条件下,其所处的这种尴尬境地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如果仍一味固守资本三原则,恐怕不仅不能达到其预期设计的功能或目的,而且会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学者就曾尖锐地指出,我国公司法依据资本三原则所确定的法定资本制,尤其是关于公司过高的资本数额的规定,显然是对穷人不利,对聪明而又缺钱的人不利。如果坚持这样一种确定资本(法定资本)的话,“就会扼杀一场对整个人类的生活发生重大改变的技术革命”。
(二)资本制度的演变及融资工具的多样化使资本三原则的理论根基发生了严重动摇
从理论逻辑上看,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两个原则都是建立在资本确定原则的基础上的,只有资本确定才谈得上资本的维持和资本不变。然而,授权资本制在大陆法系的广泛引进,可转换公司债、可赎回股票等混合证券的兴起、溢价股的发行都使资本确定变得愈加困难,资
本确定原则首先受到现实生活的巨大冲击,从而使资本三原则的内在逻辑基础遭到破坏。
1 授权资本制的设计使实收资本与注册资本发生分离,而注册资本所公示的资本数额不复为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的简易标准。传统的公司资本三原则是与资本法定制相对应的,或可以说是建立在资本法定制的基础之上的。但由于法定资本制自身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原采用法定资本制的不少大陆法国家已纷纷改采授权资本制或认可资本制(即折衷的授权资本制)。并不需要在公司成立之前全部发行或募足,允许在公司成立后,授权公司董事会分次发行招募。因此,公司章程所确定的资本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只表明公司在预期的未来可能达到的资本规模,而并不必然反映公司实际收到的资本数额。这样,公司章程所确定的资本数额与公司的实收资本必然出现脱节,因此章程所确定的资本总额水准因丧失反映公司财力的指标功能,而对债权人几乎全无意义。既然章程确定资本已丧失指标功能,那么为避免在债权人毫无所悉亦不同意的情况下,公司章程所确定的资本被片面减少的资本不变原则也变得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公司完全可以在不改变章程所确定的资本水准的基础上改变公司的实收资本,但实收资本的变动并不要求经过股东会或债权人同意。同样,按照资本三原则的最初设计,资本维持原则的目的在于尽量使资本确定原则所确定的资本即担保额度,不受侵蚀,以维护债权人对公司债信评估的信赖利益。但由于公司资本确定原则的担保资本额度功能的失去,以具体财产充实抽象资本的资本维持与充实原则也将成为无的放失之物。
2 可赎回股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混合证券的兴起使股票与债券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进一步摇撼了传统界定的资本范畴,并使资本水准的波动成为常态,致使章程所确定的资本额无法准确反映债权所受的担保或屏障水准。公司融资主要有两种方式:发行股份与对外举债。前者,在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形成一种具有物权性质的股权关系;后者则在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形成一种债权关系。在公司资本三原则的早期阶段,公司融资方式相对简单,股权与债权之间泾渭分明。投资者一旦选择股权投入, 其注入公司的资金便成为公司注册资本的构成部分,原则上非俟公司清算、债务均已清偿无权将之取回,其风险虽大但回报通常较高;如果投资者选择债权投资形式,债权人有权请求公司还本付息,更有公司资本作为其最终担保,风险虽小但报酬也较低。在债权与股权泾渭分明的历史背景下,公司的资本简单明了,资本水准易于计算和把握。但是,随着公司对资金需
求量的巨增,原主要在美英等国存在的可赎回股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等兼有“产权证券”和“债务证券”性质的混合债券也开始在大陆法国家流行,并逐渐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新宠。混合证券的兴起,使“产权证券”和“债务证券”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也使得公司注册资本的计算和确定变得困难重重。首先,可赎回股即便已被发行和认购,但由于它随时都存在着被公司赎回的可能。一旦该部分股份被公司赎回,无论随后是被公司销除或是转化为库存股,都将使公司章程所确定的资本额与公司所实际能拥有和支配的资本额不相符。这样,公司的注册资本究竟应否计算这类股份便会成为两难:既然它们属于股份,且业已对外发行,就没有将它们从公司已发行股份中予以剔除的理由;但如果将其与其它股份一样没有任何差别地予以同等对待,则又明显地会导致公司资本标示功能的扭曲。同样,可转换公司债券也是一种典型的混合证券,它是公司债券与买入期权的组合体。其期权属性赋予投资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依据本身的自由意志,选择是否可以约定的条件将持有的债券转换为发行公司的股票。如果可转换的信用债券得到了转换,那么它们及它们所代表的债务即行消失,由新发行的产权证券(转换证券)取而代之。因此,可转换公司债券在许多情况下,也被看作是产权证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大大增加了公司资本变动的概率和可能性,使资本的变动成为常态,资本确定因素随之减少,而不确定因素相反增加。
3 股票发行价格与票面价额的分离,客观上导致公司资本确定原则在现实中的实施难度增加。早期股份公司设计非常单纯,股份权利相同,票面金额也归一律,股票按票面金额发行,资本随简单地定义为发行股份数乘以股票的票面金额,一般也与公司的实收资本相符。问题是随着融资的需要,公司的发行价格在不少情况下,并不与股票的票面价额相符。在大陆法虽禁止折价发行股份,但溢价发行却多被允许。在允许溢价发行的情况下,溢价发行所得到的溢价款一般没有被列入公司资本,而是被列入资本公积金中。这样,公司章程所确定的资本水准通常是不包括公司的溢价所得。所以,公司的章定资本或者核定资本与公司的实际所得并不相符。正是由于股票发行价格与股票面值的分离,股票票面价值在现实生活中的实际作用越来越小,甚至会产生误导,美国《修订标准公司法》及《加拿大商事公司法》干脆取消了额面股。
由上观之,在资本三原则确立的早期阶段,只要简单地将股份数乘以股票的票面金额,即可得出公司的资本总额,也因此资本水准尚可以充当简易评估指标。但
由于授权资本制的广泛采用,章程所确定的资本已无法作为公司债信的简易评估指标,债权人除“章定资本”外,尚须考虑公司实际发行的股份已无法作为公司债信的简易评估指标,债权人除“章定资本”外,尚须考虑公司实际发行的股份数及其尚未发行的库存额度。混合证券的兴起,使公司资本的确定愈加困难,债权人只有在对各种股份甚至债券的受偿界位后,方能得出担保或屏障的真实额度,对公司债信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估,否则,公司章程所对外公示的资本数只会起到误导作用。而无额面股在不少地区的流行,则使人们对资本确定原则的存在意义发生了根本怀疑。
(三)资本三原则逻辑体系上存在着先天缺陷
如前所述,资本三原则是建立在“资本是公司债权人之信赖权益”的固有理念基础之上的。由此才产生了要求公司资本额予以确定的资本确定原则和在资本投入公司营运后极力使公司实际财产价额维持在确定资本之上、防止资本侵蚀的资本维持原则,以及避免公司不当减资的资本不变原则。乍一看,资本三原则之间配合相当契合,逻辑体系颇为严密,通过三原则的互动,足以担起维护债权人利益的重任。但若仔细分析,便可以发现,资本三原则在初始设计时,其理论架构即非尽善尽美,而是存在着先天的理论缺陷。下面择其要者作简要分析。
首先,资本不变原则与资本维持原则在价值理念上并非完全一致,或者至少可以说其实际功能与初始设计的目标存在巨大落差。尽管从形式上看,资本三原则是通过赋予债权人异议程序的方式来维护债权人的信赖利益,但就实践来看,资本不变原则的设计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而使资本不变原则推行实际效果与其初始设计目标之间出现一定的反差:
1 公司减资包括实质意义上的减资和形式意义上的减资。实质意义上的减资因可导致公司实际可支配或可用以清偿债务的公司实际财产的减少,故对债权人的利益影响甚大,自应履行严格的程序。但问题是形式意义上的减资,只是在公司发生严重亏损时,通过对公司注册资本的修改,使其与公司的实际资本相符,这种意义上的减资,并没有导致债权人实际利益或可信赖利益的减少,相反,它有利于更真实地反映公司的债信水平。因为当形式资本与实质资本不符时,形式资本已丧失其“债信标示”的真实意义,只能徒增债权人取得真实咨询的困难,所以,使资本水准回归真实数额理应为法律所极力鼓励。但是,根据资本不变原则的要求及从目前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对公司资本的减少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分析,无论是形式上的减资抑或是实质意义的减资
均须践行债权人保障程序。这样,当某公司亏损累累,公司企图降低形式资本与实质资本配合时,即便该公司未发予股东任何财产,仍须践行一套繁琐的减资程序。其结果反而是本来形式资本与实质资本已严重不符的公司因减资程序的繁琐复杂而不愿意或无法及时降低其形式资本,使资本确定原则所发挥的债信公示作用被扭曲。
2 资本不变原则并非资本的绝对不变,而是资本的相对不变。只要经债权人同意或公司为债权人的债权提供足够的担保,公司即可减少其章定资本或注册资本。申言之,只要公司现实的债权人对减资没有异议,公司即可将公司的财产返还于股东,返还多少公司法在所不问。但公司资本客观上的确具有吸收亏损的功能,资本的减少会导致公司未来营利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削弱。众所周知,现代公司多大规模经营,员工众多,债权人有相当是潜在而非既存。公司资本三原则中的资本维持原则的本意就是力求使公司实际资本维持在章定资本或注册资本之上以保障公司潜在的而非仅仅是既存的债权人的利益。但资本不变原则却是只要现在的债权人同意或债权有相应的保障则潜在的债权人可不予考虑。这样,资本不变原则与资本维持原则之间即存在着价值理念上的冲突。正如有学者在评价资本不变原则及其相关制度时指出的那样:“对公司贷放资金之金融机构,其融资技术绝不可能以资本总额为重要之信用指标,而必就公司各种资金来源及其水准为整体评估。……反观消费者与员工,较可能单纯以资本水准为公司信用指标,又不具有经济实力与公司位于同等谈判地位,但在公司欲大幅减资时,此类人士之权益反不获保障。则资本不变之设计未免有仅锦上添花为担保,却不能雪中送炭为屏障之嫌。”基于以上两点我们不难看出资本三原则与资本确定原则和资本不变原则在价值理念和内在逻辑上的冲突和不协调。
那么,资本充实原则与资本维持原则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我们认为同样难以经得起仔细推敲。我们姑且不谈由于授权资本制的广泛实行的混合证券的兴起已使资本的含义变得难以琢磨。仅就二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来看,也未必就象多数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互为联结。因为从资本维持原则极其规范设计观之,其目的在于维持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权益平衡。设计的焦点为禁止“不当侵蚀”,而不在于“特定金额”的维持。也就是说,“资本维持原则毋庸资本确定原则之配合”。在融资技术日趋多样的今天,二者之间的脱节则更为明显。
既然传统资本三原则之理念架构或因时代变迁、背景因素转变而渐与现实脱节,那么公司资本三原则
是否还有予以严格恪守的必要,便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事实上,资本担保功能的削弱和理性投资功能的增强,严格的、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三原则在绝大多数的市场经济国家已不复存在。人们大多赋予其新的内涵, 以使其与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这一显著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建立在严格的资本确定原则基础上的资本确定制(资本法定制)已被绝大多数的市场国家废弃,代之以授权资本制 (2)公司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出现了更加灵活的态势,公司设立的门槛大为降低,有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甚至取消了关于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3)股东出资形式更加多样化,在部分国家原先被禁止的出资形式逐渐得到了立法的认可。例如,美国《示范公司法修正本》就取消了原先对合格对价的诸种限制,“一切有形或无形财产,或是能够使公司享受的利益,这包括现金、本票、已经提供的服务、将提供服务的合同,或者公司的其他证券”都可以成为股东的有效出资。与此同时,旧《示范公司法》和许多州的财产或服务的价值必须被确定的规则也被实质性地改变,即董事会不必去确定所收到的财产的价值,它只需确定“将要发行的股票所获得或将要获得的偿付是足够的”就足够了。美国公司法的这一重大变化肯定将会对其他国家的立法产生一定的影响。(4)根据维持原则, 为防止资本遭侵蚀而设计的“禁止公司回购股份和无盈余不得分配股利”等两个核心制度,也随着“建设股利”的出现及员工认购公司股份及公司抵御“恶意收购” 的需要,而出现了松动,资本维持原则也由以前的绝对性原则演变成为一个相对性原则。 (5)公司法对债权人的保障措施日益多样化,由过去对抽象资本的过度依赖和对形式公正的追求转向对出资人行为后果的约束和实质公正的追求。首先,各国债权法关于债权效力的规定有了新的发展,债权效力范围逐渐扩张,创立了不法侵害债权理论,认为债权具有不可侵犯性,并通过赋予债权人以代位权和撤销权使债的保全制度臻于完善。债权效力扩张理论渗透到公司法律制度中,同样适用于对公司的契约债权的维护;其次,从更为积极、主动的角度为债权人设置保障措施,建立起债券持有人会议制度、债务和解制度、公司重整制度,并不断强化公司董事对善意第三人的义务与责任制度;最后,各国公司实践通过建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实现了股东责任向严格责任的转变,当公司存在向股东不当输送利益、损及公司人格健全时,公司的人格可能被予以否认,判令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责任,从而实现了公司法责任体系中所保护的利益主体由出资人向债权
人的“复归”,使股东与债权人的权益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衡。公司资本制度的上述变化表明,资本三原则在资本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尤其是其在公司债权人保障体系中的核心保障功能地位已被被弱化。公司资本制度的设计重心开始由对抽象的资本水准的维持,转移至对不具正当商业理由的利益输送行为的禁止,法律对债权人的保护从形式和程序上的保护转向对债权人实质结果的维护。
三、我国现行公司资本制度及其规范设计的反思与检讨
尽管我国从1983年就开始着手公司立法,但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模糊待定,导致法制建设的长期困惑和分歧,公司立法亦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直至1992年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其立法步代才得以加快。虽然《公司法》的制定历经十年寒暑,立法指导思想经历了“治乱”到“治本”的转变,立法形式也由具体的行政法规的“规范意见”上升到法律,期间包涵了无数的讨论,汇集了不少人员的智慧,基本上反映了市场经济体制对公司法的一般要求,但是严格地说,实际上制订《公司法》的时间还不到一年,由于立法时间过于仓促,我国立法界和理论界对公司资本制度的最新演变趋势缺乏相应的了解和研究,结果是公司资本制度的具体设计存在着明显的滞后性。其集中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无视当代立法实践的变化,严格恪守资本三原则,实行最为严格的资本制度;二是过分相信和信赖强调资本的债权担保功能,忽视其他债权人保障机制作用的发挥。
首先,我国的公司资本三原则的功能定位过高,在公司资本制度规范的具体设计上,机械照搬别的国家和地区几十年前的立法规定,无视各国立法实践的最新变化:(1)盲目坚持资本确定原则。不仅规定了当今世界上最高的资本最低限额,而且奉行最为严格的资本确定制。(2)严格遵循资本维持原则。如在出资形式上,将股权、债权等形式的出资不当地排除在外,对现物出资实行严格监督和控制;在股东股利分配方面严格遵循“无盈不分”的原则,不允许“建设股息”的存在;在公司自己股份的取得方面,过于强调资本维持原则,而淡漠、忽视股东利益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要其例外允许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范围过于狭窄, 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在公司转股投资的态度问题上,机械地要求公司对外投资不得超过公司净资产的50%,这种数额控制的方法与国际的立法趋势是逆向而行,且因净资产的隐蔽性而难以操作。(3)在资本方面,对形式减资和实质减资不加区分,一律须践行债权人通知和债权人异议程序。
其次,在债权人债权保障机
制的建设上,过于相信和依赖资本的担保功能,不注重其它制度设计,结果使债权人利益的保障仍然停留形式上。如前所述, 债权人债权保障机制是一个有机体系,资本三原则所能发挥的保障功能在当今社会已十分有限,各国公司法对公司债权人的保护已从抽象的资本维持向对公事及股东不当利益输送行为的规制,开始注重信息披露和发挥债权人的积极参与性,以求对债权人以更真实的保障。但我国公司法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公司和解和重整制度等建设方面却几近空白,对国外司法实践中已开始实行的法人人格否认缺席也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对公司股东抽逃出资等严重损害债权人的行为规定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欠缺民事责任和最基本的债权人权利救济途径和措施;在公司董事的义务与责任的体系上实际忽略了董事对公司债权人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这样,虽然实行了颇为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并规定了最高的公司资本最低限额,但债权人的利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公司法原定的设计目标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极大的反差。
当然,我国公司法的制定有其特殊的背景。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秩序较为混乱,我国公司法自然将治理“皮包公司”作为其核心任务,从而将“安全”作为其首要的价值目标偏重公司法“治理”功能。也就是说公司法的现有制度设计与当时普遍存在的“治乱”的指导思想不无关系。但是,我们认为,现有制度的设计与公司资本三原则的不恰当理解和定位也有着直接的联系。正是由于资本担保功能的神话,才产生了诸多令人费解的规定。譬如,由于错误地认为资本是公司债权实现的最终屏障,所以,才导致对公司最低资本额的苛刻要求。但实际上公司承担责任的财产范围与最低资本限额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公司承担责任的财产范围应是其现实存在的财产与权益。我们很难发现强令公司以一定的数额出资的公允所在。更难以令人理解的是,同样是出资不到位,为何达到最低资本限额的可以仅在差额内承担责任(即负有限责任),而没有达到最低限额却需承担无限责任。责任如此悬殊,其根据究竟何在?50万元人民币和49万元人民币难道真的就应该有这么大的差距?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资本最低限额制度的担保功能必然随着资本流通速度的加快而弱化,而资本最低限额缺席恰恰反映出了“公司法的强行性和公司法上各主体的自主性的矛盾,公司法的调整的整齐划一的需要与社会经济生活变动不居的矛盾”,这就要求我们“从理想与现实之中找一结合点”。此外,对公司资本三原则保障功能的过于信赖,可能也是导致忽视债权人保障其他机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
此,笔者认为,即便是想发挥公司法的“治理”功能也需要对资本三原则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作全面反思。
任何一项理论及制度的诞生都有其相应的社会背景和现实基础。但在人类历史上也绝没有任何一项制度可以不随时代的变化而不作出相应的调整。随着资本理性投资功能的增强和担保功能的削弱,资本三原则的原有功能和地位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尤其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三原则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如何使我国的公司资本制度顺应新时代的需要,使其更贴近现实、更富理性,同样是摆在我们理论界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认为,公司法的“治乱功能”固然不能削弱,但其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应该加强。走出立法观念上的误区,为经济发展创设开放的空间,恐怕将是我国公司法的一个永远的课题
公司资本三原则的理论检讨
作者: 谷爱平
发布日期: 2005-10-28 此文章被点击: 1361 次
--------------------------------------------------------------------------------
公司资本三原则的理论检讨
内容提要：资本三原则素来被法学理论界认为是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的经典原则之一，无论是德国公司法还是法国公司法之相关规定，资本三原则一直是公司资本制度设计之圭皋。自其产生以来，一直在关于公司资本制度规范的设计中处于枢纽地位，其对于健全公司财务、保障公司债权人利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制度的不断创新，资本的理性投资功能增强，担保功能锐减，资本三原则理论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日渐显现，其在债权人保障机制体系中的核心保障功能地位已经发生动摇。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资本三原则进行重新审视，以使得我国新得公司法所构筑得资本制度及其规范能够顺应时代发展得啊要求。
关键词：公司法 资本三原则
“资本三原则”即资本确定原则、资本维持原则、资本不变原则是德国学者对公司法相关规则的抽象概括,并为人们沿用下来的。其素来被我国公司法学者视为大陆法系国家公司法的三项经典原则。资本三原则虽为学者归纳整理的名词,但三原则所涵盖的条文自公司设立开始,对公司资金之筹措、累积及运用各方面均有深远影响。所以,向为公司法学者奉为公司资本制度设计之圭皋,并对我国公司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该原则自提出以来,公司法律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它不可能完全在原有意义上保持下来。诸如在高新技术日新月异、高科技企业异军突起、金融工具设计多样化的今天,公司资本三原则所赖以存在的时代背景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公
司资本三原则是否能适应时代快速集资、弹性设计之需要,能否真正发挥其所谓的债权人债权保障功能,不能不令人心存疑问。对资本三原则的不当理解和错误定位恐怕是导致我国公司资本制度不尽人意的根本原因之一。基于此,笔者希冀借我国公司法全面修订之机,对传统的公司资本三原则理论架构的时代背景、逻辑基础、功能定位等作全面检视。
一、公司资本三原则简介
公司法本身并无“资本三原则”一词,而系学者将具有共同法理的条文归纳综合而成,认为它是“由公司法所确立的在公司设立、营运以及管理的整个过程中,为确保公司资本的真实、安全而必须遵循的基本的法律准则”,专指传统公司法所确认的资本确定、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等三项最为重要的资本立法原则。[1]所谓资本确定原则是指公司设立时应在章程中载明公司的资本总额,并由发起人认足或募足,否则公司不能成立,其目的在于强调资产保守鉴价,杜绝资本虚增灌水,确保股东出资的到位;资本维持原则指公司在存续过程中,应当保持与其资本额相当的财产,其主旨在于以具体的财产充实抽象资本,防止公司资本遭到股东或管理者的无谓侵蚀;资本不变原则指公司资本总额一经确定,非依法定程序,不得任意变更。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资本确定、资本维持和资本不变是公司立法必须坚持的三项基本原则,它们相互关联、互为依存,共同组成公司资本的法律保障和约束机制,并贯穿于公司法律制度的始终。
公司资本制度作为公司法的支撑性制度之一，是公司立法的基石，是公司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它贯穿于公司设立运营和终止的全过程。公司资本制度与公司治理制度共同架构了公司法制度群的主干，共同服务于公司法目标能否得以效率化的实现。狭义上的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公司资本形成、维持和退出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广义上的公司资本制度则是围绕股东的股权投资而形成的关于公司资本运营的一系列规则和制度链的配套体系。无论是公司资本制度抑或公司治理制度，均致力于“融合法律、规范及公司运作，协助公司获得资金及人力资源，以增加股东财富，从而发挥公司组织的兴利与防弊的双重功能”。一国公司资本制度的优劣，可以推动商业，也可以阻碍商业；可以鼓励企业竞争，也可以抑制企业竞争；可以促进增加就业，也可以减少就业，可以营造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也可以打造一个充满风险而令人却步的投资环境。总之，公司资本制度的安排，直接决定着一国的公司法是否现代化，决定着一国的经济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
在公司法上，公司资本具有其特定含义
。它是指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而应具有的最低限度的自有财产额，并且公司日常应保持相当于其金额就是公司资本。公司资本不包括借贷资金。公司资本仅是指公司已经或可能从其成员而非债权人处获得的金钱。公司从其债权人处获得的资金有时也被称作借贷资本，但严格说来，这种说法不正确。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典型的资合公司，“资合性”意味着公司对外只以其自有资本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而股东则只以出资为限承受公司经营损失。对于股份公司来说，谁是股东是无所谓的，这是因为股东的流动性很大，股东大多以投机股票买卖为主，而对公司长远经营并不十分关心。所以公司必须具有一定规模的自有资本，而且该资本必须保持稳定，否则必然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在公司经营期间，公司的资本亦构成对外信誉的重要基础，它“为公司的债权人提供了预防风险的救生板，为公司信用提供了安全垫”。因此各国公司法均要求公司设立时确定一定数量的资本，该资本原则上是公司发行股份价格的总额。
资本确定原则，指公司在设立时，必须在章程中对公司的资本总额作出明确规定，并须由股东全部认足，否则公司不能成立。其优点是保证公司资本的真实可靠，防止公司设立中的欺诈和投机行为。这一原则表明：公司资本总额不是在公司成立后根据实际需要确定的，而是在公司成立之前由发起人凭其主观预测而定的。因而就可能产生两种情况：一是预测过高，造成所定的资本总额不易尽快或按时认足，从而影响公司的设立；而且易造成因公司营运过程中的资本沉淀、积压闲置而导致公司资本利用率降低，进而影响公司利润率的提高。二是预测过低，造成公司在未来经营中如需增加资本时，又要经过繁琐的增资程序。
资本维持原则，又称资本充实原则，指公司在存续过程中，应经常保持与其资本额相当的财产的原则。其立法目的是为了防止公司资本的实质减少，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为了避免股东对公司盈利的过度分配，确保公司业务活动的正常进行。
资本不变原则，是指公司的资本额一经确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的原则。这里所谓不变，并非资本的绝对不可改变。资本不变原则是为了防止公司任意减少资本，造成公司清偿能力的降低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或公司任意增加资本，使股东承担过多的风险，损害了股东的利益。
二、我国现行公司资本三原则制度研究
与两大法系主要国家相比较,我国《公司法》对公司资本的规定具有两方面的特点:首先,在总体上不采用授权资本制或折衷授权资本制,而是从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