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瓦拉不可能活在今天
作者：范泓更新时间：2004-1-31 11:32:00 来源：作者惠寄【字号: 大中小】浏览1次
——“无语斋”读书笔记之二
如今，知道切·格瓦拉的人确实不会太多，而为之着迷和颠狂的人恐怕更是寥寥，这就是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的不同。尽管萨特曾在一篇讲话中说此人“不仅是知识分子，而且也是他那一时代的十全十美人物”，可这位睿智的哲学家还是把格瓦拉限定在了“他那一时代”里，至于后来的人怎么看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在中国，从一开始，格瓦拉似乎就不属于我们那个时代“英雄”的象征。长期以来，他的“游击中心论”一直被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冒险行动”的。不过，这是三十年前的定论，今天或许可以重新认识一番。我所读到的有关格瓦拉的书只有两本，都是文革间作为批判参考书籍而“内部发行”的。一本是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的格瓦拉传记，是一个名叫丹尼尔·詹姆斯的美国记者写的，计34万字；另一本是三联书店于1971年出版的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有卡斯特罗亲自撰写的“必要的序言”。这两本书都是我几年前从旧书摊上觅得的，当时觉得世界上还有如此狂热的职业“革命家”，也就买下了，只有几元钱。书摊小老板或许觉得这样的书已上摊多日而无人问津，能卖几个就是几个了。但他现在做梦也不会想到（我也没想到），就是这个“格瓦拉”在五月的京城一夜之间人气飙升，不仅有人将他搬上了舞台，将他与“鲁迅精神”相提并论，标榜成“二十世纪的一种精神”，或者干脆就是“革命”的代名词，这多少让人有点匪夷所思。
溽暑的八月之夜，读“格瓦拉”未免热上加热。原因之一，就是现在民间一些人对格瓦拉的认识与政府当时的看法相去甚远，从思想的自由来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其中某些观念是否与什么思潮相暗合，确实难见庐山真面目。不过，我以为这个几十年前坚持以“革命游击斗争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求解放的基本行动方式”（卡斯特罗语）而闻名一时的人物，只是共产国际运动中一个坚定
而又极端的范例而已，并不具备更为普遍的意义。对中国人来说，格瓦拉不存在所谓“平反昭雪”之类的问题。在地理上，他首先是一个外国人；在目标上，他是为拉丁美洲人民的解放斗争而献身的；在时间上，又是在六十年代，那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若将这些因素相加，我相信格瓦拉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深入人心”，一如那时少年的我，既知道菲德尔·卡斯特罗，知道金日成，知道胡志明，也知道恩维尔·霍查，就是不知道格瓦拉这个人。现在既然旧话重提，且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也许与现实中人的某种境况和心态有关，但“格瓦拉”给当下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所带来的一种“不协调”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像我这样五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对所谓“暴力革命”就有自己的看法，更何况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所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惨痛教训，至今让人不寒而栗。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提倡“和平、理性、合作、发展”的世界里，让人们再去接受一个只把“自己看作是这个革命的一名战士，而毫不关心自己是否能活到革命成功”（卡斯特罗语）的过去时人物，未免与人类的理性目标有点背道而驰。
格瓦拉是古巴革命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但他却是地道的阿根廷人。1956年，他二十七岁那年，在墨西哥行医时得遇刚刚释放出狱不久的卡斯特罗兄弟。在一个寒夜里，他与卡斯特罗有过一次长谈之后，从此“成了一个未来的远征战士”（切自语）。格瓦拉出身贵族，其母的家系可追溯到西班牙大公。他的母亲漂亮迷人，年轻时“不断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贵族公子追求”，她却瞧不起这些人身上的花花公子习气和拘谨的个性，她故意破坏一个又一个习俗，加入争取女权的运动，她属于首都“第一批剪短发、自己签支票、自己开汽车”的太太小姐之列。格瓦拉两岁时第一次发哮喘，从此落下终生的痛疾。许多时候，父母都以为他会因此而“闷死”，又是咳嗽又是吐沫……整整两年，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无济于事。最后为了他，全家人不得不搬到科尔多瓦省的中部山区，那里的“空气清新、干燥”，对治疗哮喘有效。由于不能上学，格瓦拉由母亲教授文化，除应该教授的之外，贵族出身的母亲还教他的“法语和法国文化”，母子之间从此有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可以说，格瓦拉“实际上就是母亲的杰作”。母亲对一切——生活、政治、阿根廷、整个人
类都有自己明确的看法，这一些都过早地灌输给了这个不时受到哮喘而折磨的孩子。因此，“未来的切·格瓦拉痛恨上层阶级，痛恨资产阶级”决非偶然，父亲说他“从小就有领袖气魄”，大学同班同学也曾这样描述过他：“留着小平头，五官端正，一对灵活的黑眼睛在通常病态的面容上显得神采奕奕。……是个严肃的青年，过于少年老成、早熟……”（乔治·杜博伊《我的朋友切》）而在他参加古巴革命之前，格瓦拉就已阅读了家中所有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十四岁时读弗洛伊德，后来喜欢波特莱尔，还有聂鲁达。
不可否认，切的贵族血统和特殊教育，与其说使他具备了一定的“领袖”素质，不如说更像一个诗人。若干年后，他即使在玻利维亚作战，也在不断地写诗；同时又继承了其母身上的叛逆精神，在他未来的诸多“革命冒险”行动中，人们或许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合情合理的解释。十九岁那年，格瓦拉进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就读，他挑选的是医学院，这也许与他的哮喘病有关。在医学院期间，为了避免为庇隆政权服役，他故意洗冷水浴，使哮喘病再次发作，巧妙地逃过了那一关。在政治态度上，格瓦拉始终与母亲一致。他母亲曾面对亲庇隆派的游行队伍高呼反对口号，被带进了警察局。庇隆是在1946年2月24日以空前的多数而当选阿根廷立宪总统的，但他却遭到了国内左派的深恶痛绝。因为庇隆在过去“狠狠地打败过右派，也狠狠地打败了左派”。实际上，庇隆政治主张的最大特点就是：走一条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的“中间道路”，有人因此称他是“第三世界”这一理想的先驱人物，而战后许多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后来的切·格瓦拉也曾是这一理想的追随者，可见他当时之所以反对庇隆完全是鉴于母亲的态度。格瓦拉身为古巴革命领导人后，对这位被废黜的前领导人的党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这种态度上的转变，说明他与庇隆主义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格瓦拉对苏联没有好感，对美国更是憎恨不已，这个态度一直坚持到他于1967年10月在玻利维亚尤罗山峡被俘并遭处决，恐怕都没有任何改变。
病疾并没有让切·格瓦拉变成一个懦弱无能的人。他在日记中不止一次提及“跟哮喘作战”，但他在精神上所面对的更大压力，则是许多人在指责他的激进的“冒险主义”。1965年4月，格瓦拉曾给双亲写过一封诀别信，自比“唐·吉诃德”，依然“相信武装斗争是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唯一途径”，并承认自己就是一个冒险家，“只不过是另一种类型的，是一个为宣扬真理而不惜捐躯的冒险家”。在这封信中，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能会死去，“也许结局就是这样”，而后来的结局也真的是这样。关于他的死，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美国和阿根廷方面都闪烁其词，古巴政府则长时间保持沉默。玻利维亚领导人想方设法隐瞒格瓦拉的死亡真相，甚至拒绝了格瓦拉的弟弟要求见到哥哥尸体的请求。不过，一场将格瓦拉“奉若神明”的运动很快在哈瓦那开始了，总导演就是他的战友卡斯特罗。实际上，古巴革命成功后不久，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兄弟之间的矛盾已日趋明朗化。格瓦拉任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期间，由于推行了一套不切合实际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在几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差不多所有的企业都实行了国有化，结果导致了严重的经济紊乱、通货膨胀和物资匮乏，古巴“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没有鸡蛋吃的日子”，格瓦拉在后来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工业化计划”已失败。1965年，格瓦拉在古巴政权中的地位出现了动摇，有相当一部分人试图将他逐出权力中心。尤其是克里姆林宫方面，他们把对格瓦拉的不满通知了卡斯特罗，但卡斯特罗在表面上依然把他当成是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同年七月下旬，格瓦拉的工业部长一职已被他人所取代；到了十月，卡斯特罗终于在向全国的一次无线电广播中宣读了所谓格瓦拉的一封信，在信中格瓦拉出人意料地宣布“我正式放弃我在党内的领导职位，我的部长职务，我的少校军衔，我的古巴国籍”，这意味着卡斯特罗已决心将他清除出权力的最高层，这个阿根廷的“倔强的浪子”（切自语）在古巴的所有梦想至此全部破灭。
应当说，格瓦拉与卡斯特罗的最后决裂，是导致他在玻利维亚遭到武装部队围攻并处死的一个直接原因,有人甚至怀疑是卡斯特罗“故意出卖了他”，尽管卡氏本人不会承认这一点。格瓦拉最后在古巴无法生存下去，加上他始终信奉“输出革命”的政策，最后选择了玻利维亚作为武装斗争
的又一战场。然而，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山区进行的一系列游击战，非但没有使那里变成“第二个越南”，而他企图使“美帝国主义” 也在那里无休无止地陷下去的计划也化为泡影。玻利维亚武装部队总司令曾向记者描述过切·格瓦拉临死前讲的一句话：“我是切·格瓦拉，我失败了”，有人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卡斯特罗本人却相信“这就是切的一贯口吻”。格瓦拉就这样在玻利维亚山区孤军奋战了十一个月，因无法坚持更长的时间，终于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死时只有三十九岁。可他本人并不想“找寻这样的结局”，但“这又是势所难免的”，在给父母的信中格瓦拉这样写道，他一切都很清楚。
格瓦拉的失败固然可以看成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若从更深的层面上去认识，还应当看到他的失败实际上是一种理念的失败，在意识形态上，格瓦拉在本质上与托洛斯基很相近，都是所谓“不断革命”的鼓吹者，他的背包里始终有托洛斯基的著作。格瓦拉是典型的极端理想主义者，而且崇尚暴力，就其个人的魅力来说，他有点像德国古代传说中的那个“花衣吹笛人”，竟迷住了整整一队人莫名其妙地向死亡进军。三十年代，托洛斯基关注中国革命，而到了六十年代，格瓦拉关注的是非洲革命。格瓦拉崇拜毛泽东，可毛泽东生前对他始终无动于衷，所以他的死在中国官方媒体中反应平淡，包括前苏联、波兰、东德、朝鲜、越南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对他不感兴趣，他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中不懂事而又不守规矩的孩子，从不听人的劝告，他的“英勇”被人看成是一种盲动，他在“玻利维亚的冒险从头至尾都是荒唐得无与伦比”，因此有“半个世界对他根本不理不睬”。而在另半个世界，尤其是在法、德、美三国，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包括新左派和一些改头换面的老左派（当然也有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一夜之间掀起了一场不可理喻的造神运动，他们宣告“世上诞生了一个新的英雄”，他们打出“切活着”的标语，在街头与警察发生冲突，波恩的青年甚至在玻利维亚大使馆里埋放炸弹……在他们看来，格瓦拉“生得英勇，死得也英勇”，他存心放弃安逸的生活以历尽人间苦难，而世界上又有多少人能像他这样“纯粹为理想而生、为理想而死呢”？固然，格瓦拉作为一个人，坚守信念，勇于献身，有着让人激动不已的一面，同时又有着生
性胆大、冷酷无情，让人难以置信的另一面，卡斯特罗等人夺取政权后，在哈瓦那，当人们在街头弹冠相庆时，格瓦拉却在到处搜捕反对他们的敌人，“这些人在草草设立的革命法庭上匆匆受审，然后就被押往刑墙”，据反卡斯特罗的流亡者估计“有七千八百七十六人由革命法庭命令枪毙，另有九千二百四十五人未经任审讯就被处死”（《国际新闻公报》第六册，第754号，1967年12月27日），而格瓦拉在玻利维亚被捕后只承认有一千五百人被处以“刑墙”。当时古巴人口约在六百五十万，斯大林在进行大清洗时苏联的人口约在一亿七千万，若以百分比计，格瓦拉所谓“正义就是复仇”的决心并不亚于斯大林。
加缪对所谓的“革命”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任何革命“首先是一种政治，一种意识形态。鉴于它的功能，它不能避免恐怖和对现实施行暴力”。革命对现实“施行暴力”，就是对所有的“敌人”绝不手软，毫不留情，置那些人于死地而不得有半点宽容。八十多年前，俄国1917年大革命时期，大规模地镇压异端，最后连国王、沙皇及其家人都要统统处死，这种“革命”的复仇本性可见一端。就一个国家来说，对现实“施暴”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固然不可低估（如文革），但同样，对“法律”的肆意扭曲和践踏，却可能是一种更大的、更潜在的危险。古巴宪法是禁止在和平时期施行死刑的，可在卡斯特罗看来，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使“正义得到伸张”。而在格瓦拉那里，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一种考虑，因为他亲眼目睹了危地马拉革命的失败，即保卫革命政权不能依靠政府军，“必须如何考虑消灭那些压迫我们的军队”（格瓦拉《游击战》）这就是导致格瓦拉最终走向冷酷“刑墙”的一种逻辑，而他性格中那种“冷静而出奇的胆大”往往则成了“暴力”的象征。
一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总是由那个是时代所决定的。二战后世界版图重新划分，基本上以“两大阵营”为主，不论生活在哪一阵营里的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都有不满。革命总是一个宏大的叙事方式，其间的复杂性几乎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式，但非暴力的改良手段毕竟成了人类理性最终的选择。格瓦拉的革命生涯还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就是“总是试图在别人的国家里闹革
命”，但对他自己祖国的命运——当时庇隆政权的独裁专制却始终不闻不问，这又作何解释呢？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领袖能在自己国土之外的地方实现伟大的宏愿，这一点，格瓦拉的母亲比他看得更清楚，她写信给这个长子说：“是的，你将永远是异乡人，这似乎是你命中注定的了。”古巴革命之所以成功，并不取决于格瓦拉，因为在他之上还有一个真正的古巴人，这就是卡斯特罗。一个缺少应有民族基础的领袖简直就是一事无成，所以格瓦拉命中注定要失败，而他的最大悲剧，就在于“崇尚暴力革命”的非理性色彩。至于格瓦拉的“个人魅力”，不同的人则可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但绝不能成为我们以此“用不满情绪打造聚光灯”（郝建语）的理由，也不能成为“叫卖红旗下的蛋”(洪小兵语)的理由。“格瓦拉主义”与今天的世界风马牛不相及，大凡有点思想的人，不可能因为他的“个人魅力”而丧失自己的判断力。在今天的中国，我们需要更加理性、公平、民主的政治与经济方面的改革，需要一个和平的生存环境，需要哈维尔式的坚定而又智慧的人物，但绝不是格瓦拉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