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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沉浮_百年来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建构_王丰龙

范式沉浮_百年来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建构_王丰龙
范式沉浮_百年来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建构_王丰龙

2012 Vol.27, No.1

国际城市规划75

Ups and Downs of Paradigms: A Review and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Planning Theory System in the

Latest Century

范式沉浮——百年来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建构

文章编号:1673-9493(2012)01-0075-09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城市规划更多地是一门应用性学科,似乎不需要什么理论,遑论理论体系。但是,详细考察之后并非如此。一方面,作为一门社会性学科,规划的认知和取向没有唯一的“真理”,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视角和结论[1],这就需要对规划知识的形成过程和背景有所了解;另一方面,规划涉及到规划政策的制定和改造方案的推行,这就需要理论的指引和对合法性的反思,否则容易出现“引驴效应”①。因此,“安排”或“科学”都不能完整地涵盖规划的全部含义,而必须同时关注社会背景、参与过程和正义基础。弗里德曼(Friedmann )[2]、希利(Healey )[3]、泰勒(Taylor )[4]和张京祥[5]等人都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探索。但是,必须看到,这些探索还需要继续——前两者的总结对规划的社会背景和历史进程缺乏系统阐述,而后两者则较少涉及目前最新的沟通式规划等规划理论。目前规划理论的论文也缺少一个明确的主线或完整的框架,或是在关注规划过程的同时忽略了规划的本体,或是基于“后现代”这类不太明确的界定②。因此,有必要对当前的规划理论进行更系统清晰的梳理。由于目前中国的规划理论主要引自西方,故本文试图从

摘要: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范式的角度对近百年来西方城市规划的思想演变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认为:(1)当代西方的规划思想深深根植于“现代性”的启蒙传统中,理性始终是西方规划理论演变背后的“内核”和“原动力”;(2)近百年来西方规划理论范式围绕“理性”大体经历了四次重大的转变,笔者分别将其命名为“经验理性范式”、“工具理性范式”、“价值理性范式”和“沟通理性范式”;(3)规划理论范式的演变是革命性与连续性、稳定性与“创造性破坏”的辩证统一。规划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也具有多种创新的可能性;具有跨越性质变,也有渐进性的“连结谱”和跨期的思想“再现”。最后笔者试图基于上述结论对西方未来的城市规划理论发展方向加以展望,并对中国目前的城市规划理论发展提出了一点看法。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evolution of the paradigms of western planning theory in the latest 100 year, which conclusions that: (1)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planning thoughts are deeply rooted in "modernity" from the enlightenment tradition, and rationality is always the "core" and "origin" in 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planning theory; (2) In the past 100 years paradigm of western planning around "ration" experiences four major changes, which can be named as "empirical rationality paradigm", "tool rationality paradigm", "value rationality paradigm" and "communicative rational paradigm"; (3) The evolution of the paradigms is revolutionary, continuous, stable and constructive destructive. It has deep background and thick thought foundation, which also has a possibility of various innovations. Furthermore, there are not only outstanding jumps, but also some planning also incremental “continuums ” and recurrences of previous thoughts in the progresses of planning theory. Finally the authors try to foresee the future of the western urban planning theories; some suggestions of Chinese current change of urban planning theory are also put forward.

关键词:理性;经验;工具;价值;沟通;创造性破坏

Keywords: Rationality; Empirical; Tool; Value; Communicative; Creative Destruction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40701041),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作者:王丰龙,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硕士,香港浸会大学博士生。w ?dragon@https://www.doczj.com/doc/be1702355.html, , 刘云刚,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陈倩敏,硕士,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许艳艳,硕士,佛山市禅城区张槎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① 在抓驴的时候一般会拿一个玉米,在驴向前探够玉米的时候向后退,直到将其抓住或引至驴圈。驴在每一次都是选择向前迈一步更有利(否则

没有可能吃到玉米),但是却得到更坏的结果。

② 笔者认为,现代与后现代不仅难以明确划分,而且其核心是密切关联的,“后”本身亦随时代而变,容易在未来出现“后后”。

王丰龙 刘云刚 陈倩敏 许艳艳

Wang Fenglong, Liu Yungang, Chen Qianmin, Xu Yan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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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城市规划

76 ① 历史的四个要素就是“时、空、史、论”,只有包含了“论”(思想)才能真正把握事物发展演变的脉络,理清思想的内在秩序(葛兆光,

2004),找到理解现在预知未来的钥匙,而这才是历史研究的更重要的目的;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参见:Collingwood R G. the idea of histor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 张文杰,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或“现代史”(参见:克罗齐, 安斯利. 历史学理论与实际[M]. 傅任敢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西方的规划理论入手,对规划的定义和范式进行梳理,以期为理解城市规划的演变和当前的规划问题提供借鉴。

1 西方城市规划定义的演变

一个学科的定义涵盖了其基本的要义,因而对其定义的追踪能够更快地了解一个学科的发展。随着社会和城市发展,西方城市规划的定义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城市规划的解释为:

“城市规划与改建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安排好城市形体——如城市中的建筑、街道、公园、公用事业等的各种要求,更重要的在于实现社会与经济目标”

。美国国家资源委员会指出,城市规划是“一门科学、一种艺术、一种政策活动,它设计并指导空间的和谐发展,以满足社会和经济的需要”

。这两种定义都包含了不同时期城市规划的关注重点,但从西方城市的发展历程来看,某一时期的规划定义往往侧重于其中的某一方面,其演变与历史背景和理论批判密切相关。

二战后,由于经济恢复和战后重建的需要,规划的定义主要集中在物质空间层面的描述,认为“规划是一种物质空间形态的规划与设计行为”

,城市设计是城镇规划的核心,是表达城市土地使用和空间形态结构的“终极蓝图”[4]。其内涵即城市规划是一种“技术”行为,这种行为本身不带有政治性。在这一定义下,当时的很多规划师具有建筑师背景,很多城市规划论文也集中在对城市设计的论述,如1953年出版的作为城镇规划标准教科书的《城镇设计》中,规划理论主要集中在制定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和探讨创造何种城市环境。

1950年代西方出现了对规划性质的质疑以及对物质空间规划重点的争议,人们开始对规划的涵义有了新的诠释。布赖恩·麦克罗林(Brian McLoughlin )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对先前的理论进行了修正,指出城市规划就是“从系统角度出发,对城市及区域范围进行分析和控制”[6]。此后,更多的城市规划学者开始强调规划的人本主义方面,规划成为一项政策评估活动。如诺顿·朗(Norton Long )提出了规划的政治属性:

“规划就是政策”——问题不是规划是否会反映政治,而是它将反映谁的政治[7]。保罗·达维多夫(Paul Davidoff )强调规划的价值属性,提出“规划是一个过程”[8],并把公众参与机制正式引入法定规划中。1977年,国际现代建筑师大会发表《马丘比丘宪章》

,正式摒弃了功能理性主义的思想基石,宣扬社会文化论的基本思想,城市规划的发展转向对公共部门规划所面临主要问题的讨论。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核心从一种系统性控制转为一种规范性、政治性

的活动,规划定义也从物质空间的设计过渡到兼顾社会文化方面。

1980年代开始,伴随着哲学和社会学中的沟通理论和结构化理论的出现,规划也成为一个承载着沟通道德规范的“沟通过程”[9]。在此基础上,大量的规划理论学者开始关注规划的制度方面和面对权力的对话,规划师的角色从倡导者转变为沟通和谈判者,对规划的定义亦相应地有所调整。张庭伟指出“规划是基于特定社会、在特定需求下,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之间的一种制度安排”[10];福里斯特(Forester )指出“规划是一个高度复杂并充满冲突的政治过程”[11],其本质是用以改变或者维护世界的社会行动和干预行动;弗里德曼(Friedmann )则认为规划理论的主要任

务之一是“把其他领域的知识和能力转化为规划师语言”

[12]

;希利(Healey )将规划定义为“一种管治(governance )的途径”[13]。

纵观这些定义,可以发现规划经历了从“设计”到“分析”再到“政策”和“沟通”的转变,体现了其关注重点的不断转变。那么,在这些纷繁多样的定义背后,到底有没有不变的规律?又有何变化的原因?它对当前规划的认识和发展有何启发?为此,笔者试图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思想史、范式的角度对规划变迁加以梳理和解释。

2 近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的范式变迁

2.1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流派的泛滥

伴随着后现代思潮对多元化的包容和推崇,目前,西方的社会学以及附着于其上的城市规划理论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

“结构化”(structuration )与“建构主义”(constructionalism )、“尺度化”(scaling )与“全球地方化”(glocalization )等新鲜词汇不断冲击着中国规划学者的眼球。于是,很多规划理论学者开始对西方的规划思潮、范式或流派加以引进、介绍、比较和总结[5, 14-16],这对于中国规划学者了解西方规划理论动态、借鉴西方规划思想极具帮助。但是,一方面,目前西方规划理论的多元化和语言学转向使得很多讨论成为辩证化的语言游戏;另一方面,“人们离社会现象越远,才能对其认识得越清楚”[5]。这就要求中国城市规划学者深入了解西方规划理论变迁和争论背后深层的历史、社会和哲学基础,唯有如此才能超越简单的事件史而展现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内核,从而抓住历史研究的真谛①,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舶来”的理论,进而有所创新和超越。而“范式”概念则提供了描述这种变迁的一个重要工具——

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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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一划分过于笼统,如耶夫塔克(参见:Yiftachel O. Towards a new typology of urban planning[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1989.)。

着眼于“变迁”而又强调其思想“内核”

。因此,笔者希望从范式入手,重新审视西方现代的城市规划思想,整合规划理论的体系。

2.2 何为“范式”?

库恩(Kuhn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了一种与传统认识论不同的科学发展模式[17]——“长期的常态科学—科学危机—短暂的非常态科学—新的常态科学”

,即科学发展由一连串以非连续性方式相接的阶段所组成。这种阶段的变化就是“范式竞争”

、“范式确立”、“范式动摇”和“范式转移”的过程,

“科学革命”则是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范式变迁”

(paradigm shift ),这一过程是“格式塔转变”而非累积性的过程。库恩的“范式”主要用于表达一种“公认的范例或模式”

、一种“由某一科学共同体成员共有的信仰、价值、技术等构成的科学成就整体”

。拉卡托斯(Lakatos )在对波普尔(Popper )和库恩的观点加以整合的基础上,将逻辑主义成分与历史(相对)主义成分进行了平衡,将科学哲学从历史演变扩展到思想框架演变的范畴[18]。他认为,科学哲学思想框架的核心概念是“科学研究纲领”,由“硬核”(hard core )、“保护带”(protective belt )和“反面/正面启示法”

(negative/positive heuristic )三个部分组成,三者相互衔接,但可变性和对研究纲领的决定作用不同。

但是,范式概念更多地用于科学史的演变,它描述了新认识对旧认识的取代(或推翻或囊括)

,而社会学科中往往并非如此。正如克拉瓦尔对地理学思想史演变的总结[19],规划中的理论范式并非演替的关系,而往往是循着某些核心经验发展出的不同观点[20],不同观点之间并非针锋相对而只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如对于中国古代发展史,有人总结出“王朝经历300年就会更迭”的现象,还有人总结出天下“分久必和,和久必分”的规律——两者分别是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缩影。但是,很难评估哪个更正确或对我们的认识更重要,因为两个结论来自不同的方法(描述和抽象),而对人类认识的增长都至关重要。因此,笔者所引入的“范式”更多地指某一时期最新的理论热点,它是当时的主流,但是并没有完全取代之前的认识,往往是对新需求的回应或对老问题的更深入理解。

2.3 近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的主要范式及其“内核”

2.3.1 当前对西方规划范式的总结

最早在空间规划理论领域使用范式转变描述的是加洛韦(Galloway )和马海尼(Mahayni, 1977)

。随后,赫德森(Hudson, 1979)、希利等(Healey et al., 1979)、弗里德曼(Friedmann, 1987)、英尼斯(Innes, 1995)、泰勒(Taylor, 1998)

、桑德尔科克(Sandercock, 1998)、法吕迪(Faludi, 1999)

、法因斯坦(Fainstein, 2000; 2005)等都对近50年西方城市规划的主要思想和理论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多种理论的划分。笔者认为,目前取得基本共识的有以下两种划分方式:

(1)规划关注点从设计传统、理性规划向沟通规划的转变[21-23],规划师的角色从“技术专家”

(technical expert )向“沟通者”(communicator )的转变;(2)规划理论包括规划中的理论(TIP )和规划的理论(TOP )①,前者即在规划中运用的理论,又称为实质(Substantive )规划理论[24],后者即规划本身的理论[25, 26],又称为过程理论(PPT );前者相当于对规划理论的历史的划分,后者相当于对规划理论的逻辑或本体的划分。

其中,对规划的“实体—程序”的划分最为基础,几乎所有的规划理论的关注重点都必然包含“什么是好的城市规划(what )

”和“如何达到规划目的、应该怎么做(how )”两个方面。如栾峰[27]提出的支撑城市规划一般性理论的三个核心内涵——质量良好的城市环境的构成元素、最有可能实现这样城市环境的条件以及作为条件之一的城市规划应该怎么办——就可以归纳为这一划分,即前者对应于规划实体而后两者则对应于规划程序。当然,这一归纳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方面有些过于笼统,另一方面则遗漏了对规划本身的正义性(for whom )和合法性(why, who )的评判,即弗里德曼所提出的“关于(about )规划的理论”

。2.3.2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内核——“理性”

理性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最大的遗产,也是“现代性”和“科学”以及“实证主义”的核心。所谓“理性”,指的是“唯能运用原理于经验过程,同时经验充分证明使用此等原理为正当者”[14]。康德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即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韦伯也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祛魅的过程。正是这种作为启蒙时代产物的现代主义规划原则,产生了主张理性和客观的规划传统[28],使西方城市规划理论充斥着理性的光辉——“原则上说,所有的规划都是理性的”[29],规划即理性对非理性的掌控(曼海姆)

,“理性主义思想贯穿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论发展的始终”[30]。鉴于此,笔者将近百年来的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归纳为四大围绕理性的范式——“经验理性范式”、“工具理性范式”、“价值理性范式”和“交往理性范式”

(图1)。王丰龙 刘云刚 陈倩敏 许艳艳 范式沉浮——百年来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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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城市规划

78 图1 近百年来西方城市规划的理论思想体系

① 由韦伯最先提出,这里对这一概念加以借用和发展。

2.3.3 以理性为基础的规划理论范式内涵

尽管理性伴随于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始终,但是,理性的内涵和应用的外延都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理论的变迁而不断改变。古典理性认为理性的典范是数学和演绎逻辑,这种源于柏拉图的哲学对阿尔贝蒂影响至深,而后者的著作被认为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的手册[19];牛顿则认为观察和理性可以同时使用,从而使对理性的解析从单纯的唯理论走向了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综合,这构成了1910年到1945年间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根基。二战后,理性思想主要考察主体自身的行为是否合乎逻辑,出现了“形式理性/工具理性”的概念,并分别与实用主义和博弈论结合,衍生出“实用理性”和“策略理性”[15]。1970年代后,理性不再仅关注主体(个体或群体内部)行为的合理性,而发展出“有限理性”和“交往理性”两支修正性的流派,并基于批判理论与辩论理论,探讨主体间陈述与沟通的合理性。同时,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对政治思想的冲击,理性融入了激进的思潮和后现代的讨论,形成了评判正义性和合法性的“价值理性”①

2.3.3.1 经验理性范式(1945年前)

柏拉图认为,真相源自心的直觉且可以透过简单的集合图形来表示,这一认识随后得到了边沁的功效主义的补充和修正,进而构成了启蒙运动后规划原则的哲学基础。斯特伦格伦[31]指出,启蒙的规划原则包括“理性的”

、“乌托邦”、“唯意志论”和“集体福扯”四个维度。其中,理性与“乌托邦”相互结合,形成了以建筑师为主体的规划权威对理想的城市“蓝图”的描绘,通过把一些理想化概念和价值观托

付于某一想象中的设计,藉以阐明理想家的社会愿景,规划师的角色主要是设计者(designer ) 和系统分析员(systems analyst )

。一方面,这些理论带有很强的空想主义色彩和英雄主义(Heroism )色彩,主要基于规划师的价值观和个人经验,构成了规划的“理想主义”传统;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规划主要注重物质环境和空间实体的组织形式,而忽略价值承载(value-laden )与政治内涵,忽略方案在经济和法律上的可行性[32];同时规划以设计为核心,重视技术和建筑风格,认为城市规划就是放大到城市尺度的物质环境设计,是建筑学的扩展,认为城市规划应该为城市土地使用和空间形态的构架提供精细的、有终极状态(end-state )意义的统领规划(master plans )或详细蓝图(detailed blueprints )成果。

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思潮包括社会乌托邦传统(Social Utopian )

、极权主义传统(Authoritarianism Tradition )和技术乌托邦主义(Technocratic Utopian )

,分别以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威廉·利弗的日光港、朗方的华盛顿规划、格里芬的堪培拉规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

、保罗·索列里的巨型城市摩天楼设想、卡尼尔的工业城和丹下健三的“新陈代谢派”等为代表。另外, 丹尼尔·伯恩海姆和爱德华兹基于“城市美化运动”的“芝加哥规划”

(Plan of Chicago, 1909)和帕特里克·阿伯克隆比的“城镇与区域规划(1933)”也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二战的结束以及伴随其后的城市重建以及计量革命则将规划理论推向一个新的方向。2.3.3.2 工具理性范式(1945—1960年代)

康德曾经提出,城市总体规划的三大原则分别是综合性、清晰推理和一般性,这构成了战后近20年主流城市规划思想

哲学/社会学理论

主要人物主体设计专家权威式规范

美化空间实体专家,权威

权威,乌托邦与设计理性,系统与渐进开发,激进与倡导沟通,对话与权力经验理性范式

工具理性范式

价值理性范式

交往理性范式

政府咨询

引导人,代言人

沟通者,协调者

系统-程序权力-活力主体-程序效率解放与增长公平与可持续实证式规范倡导式规范沟通式规范分析专家利益相关者公共对话理性主义,

系统论,实证主义I Kant, P Gedded,

H A Simon, J M Keynes

新马克思主义,

新自由主义,正义论K Marx, D Harvey, F A Hayek, J Rawls

结构化理论,话语权,后实证主义

J Habermas, A Giddens, M Fucault

理想主义,

现代性,实体空间M Webber, Plato, K Mannheim,T More

方法

目的本体

范式内涵

规划范式

思想流派关键词

社会背景

时间轴

角色与方式

主要人物

蓝图,风格工业化与萧条

理性,实施重建与计量革命

激进,倡导批判与新自由主义

行动,制度信息化与后现代

E Howard, Le Cobusier,P Abercrombie, L Keeble,

C Lindblom, M Meyerson,B Mcloughlin, A Faludi S Fainstein, O Etzioni,B Flyvbjerg, P Davidoff J Forester, J Innes,P Healey, l Sandercock

1910年代-19451945-1960年代196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

规划研究

的基础。受1950年代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学科计量革命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这一时期大量的规划师都相信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存在规律性,这些规律通过理性原则可被认知,并且这些规律和知识可以被用来指导行为实践,形成一套普适的、理性的行为模式。这一思想构成了工具理性范式的核心,基于这一范式,形成了规划的理性观[33, 34],并相应出现了理性综合规划[35]、系统规划论[36]和程序规划理论[25]。“理性”规划的目的是效益最大化——“理性”与“效率”几乎同义,同时认为目的和手段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而通过理性分析可找出相应达到理想城市状态的手段[37];城市被当成可被规划工具处理的单一、综合、整体的物质实体[38]。该理论创建于社会价值体系或需求较为明确的条件下,由决策者向规划师提供目标和问题,或规划师替民众或决策者分析疑难问题,再由规划师对影响因子进行排序并评估方案的有效性,进而选取效用最大的方案。它是一种典型的手段—目标思维方式,表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英国1968年规划法中的结构规划(structure plan)即体现了这一理论,它以设定计划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各种备选方案为重点。

20世纪60年代末的系统规划开始对发展过程进行监测、分析和干预。其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盖迪斯(Geddes)的“调查—分析—规划”思想,主要由布赖恩·麦克罗林和乔治·查德威克(George Chadwick)提出。其关键是规划的本体(substantive),即规划活动的目标和规划行为本身产生的后果,同时也视城市规划为一种社会管理过程[39]。“理性”、“综合”、“科学的方法”、“对国家引导之未来的信心”、“对规划师知晓何为大众福祉即公共利益之能力的信心”和“政治中立”是这一规划模式的六大支柱。作为理论过渡的、以法吕迪(Faludi)为代表的程序规划理论则将规划看作生成结果的最佳方式,其以最优化为核心并运用成本—效益分析和规划资产负债表来衡量其效用[40]。该理论关注的是规划活动的过程或程序,即规划的本身(TOP)。其产生与两个时代背景有关——政府在管理和决策过程中更加注重多方合作,新的科学信念认为决策过程同样可以应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因此该理论部分基于决策理论。与之类似的,还有查尔斯·林德布尔姆(Charles E. Lindblom)的渐进主义规划(incremental planning)。

总之,战后(1948—1968年)是西方城市规划的“黄金20年”[32],城市规划理论由先前主要以建筑理论为基础转向以区位理论和综合分析为基础,随后奠定在对决策过程的分析的基础上。规划师认为通过理性规划模型可以制定“最佳规划”,其背后有很强的社会改良思想和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认为可以通过理性的理解和相应的控制行动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规划重点关注应该创造什么样的城市环境(系统)以及如何实现相应规划方案(程序),并形成了四个广为接受的价值观原则:乌托邦综合(Utopian comprehensiveness)的方式、反城市美学思想(anti-urban aestheticism)、功能分区和“一致认同”的假设[41]。

2.3.3.3 价值理性范式(1960—1980年代)

与西方的理性相伴随的是对价值判断的反思——“对权力本质、公民职责和权利基础的审思是西方规范思想的根源”[19]。因此,伴随着雅各布斯对城市规划成果享用主体的批判性反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起,理性规划开始遭到质疑,规划理论逐渐从工具理性范式转向对价值理性的探索。一方面,很多规划学者开始对原有的规划范式加以修正,产生了渐进式“综合审视”(mixed scanning)理论(Lindblom)、混合扫描理论(Etzioni)和对战略规划的修正,希望通过滚动地调整规划来适应变化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大量城市规划理论研究转向规划的程序,产生了交互式规划(transactive planning)和协商规划(negotiative planning)等;同时,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规划理论开始关注规划的利益主体和参与主体,出现了规划的公众参与阶梯理论[42]、分析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规划或激进规划(radical planning) [30, 43]、社会规划和倡导规划(advocacy planning) [8]、平等规划(equity planning) [44]和行动规划模型[45]。

对理性规划理论的修正主要基于西蒙(Simon)的“有限理性”,但很大程度上仍表现出对工具理性的信仰,故受到了关于其“合理性(预测能力)”和“合法性”的质疑;对程序和利益的关注是这一范式的核心,规划师开始将研究的重点引向对规划者角色和责任以及规划的价值观等方面的讨论(如倡导规划),并将规划放入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将规划视为民主的政策过程,并赋予其社会改革作用(如激进规划)。

伴随着1980年代西方的经济低迷和福利政策危机、“撒切尔—里根主义”的兴起以及1970年代末的新右派(New Right)运动,城市规划理论中也相应出现了新自由主义学派。一方面,规划处于危机之中,需要通过技术、不受约束的企业、宣传和镇压或重新回到公民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来解决(Friedmann);另一方面,尽管撒切尔政府并没有根本性地改变城市规划体系,却要求城市规划更加积极地响应市场的发展要求,进而产生了规划的政体理论(regime theory)①和规制理论(regulation theory)。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关注城

①政体理论的中心是如何在吸引投资促进经济和让广大市民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利益之间找到平衡,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斯通(C. Stone)、洛根(J.

Logan)、莫洛特(H. Moloteh)等,后两者主要提出了“增长机器”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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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① 泰勒提出了规划的社会学理论—哲学问题的划分,前者以经验实证为基础,后者以意识形态与规范为基础(参见:Taylor N. Planning theory

and the philosophy of planning[J]. Urban Studies, 1980, 17(2): 159-172.)。② 以罗蒂(R. Rorty )、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 )、威廉姆·詹姆斯(William James )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 )等为代表。

市的复苏和再开发(redevelopment programs )以及在更广的阶级视野内讨论社会公平,试图在集权和分权、政府力和市场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取得平衡[16]。在这一思潮的基础上,1980年代以来在西方规划理论界逐步兴起多种以解决实际问题或某种特定目标为核心的导向型理论,如问题导向(problem-centred )

、目标导向(object-centred )和竞争力导向(competition-oriented )等。导向型规划也涉及到公众利益的确定和社会公正问题,因此也属于价值理性范式。2.3.3.4 沟通理性范式(1990年代至今)

1980年代后,市场力日益强大且一体化程度加深,社会日益碎片化并部分取代了政府的决策权力,市民社会日益成熟并产生了一种民主参与式规划理想的激励(Taylor, 1998)

,人们对规划实施或行动问题日益关注[45-47]。在这一背景下,西方规划界在哈贝马斯(Habermas )的“交往行为”理论、吉登斯(Giddens )的“结构化”理论以及福柯的“话语权”理论等最新的社会哲学①进展的基础上,转而寻求社会合作之路,希望在多方共识的基础上找到一种通过辩证和对话达到社会改良的方式。在福里斯特[48, 49]、弗里德曼[50]、赛杰[51]、英尼斯[23, 52, 53]、希利[55]和法鲁迪[54, 55]等人的引领下,西方规划理论出现了“沟通转向”[56],逐步建立起沟通规划的基本框架,规划师的角色也转变为不同利益群体间关于规划议题评判的协调者(facilitator )

。其中,福里斯特[48]在哈贝马斯的沟通行为理论和新实用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批判实用主义的“沟通伦理”(communicative ethics ),试图通过沟通、论辩和“倾听”共同学习和营造出实际的共识。他指出,

“规划是为了人民”而同时又受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现实”的制约,因此规划师需要努力沟通权力层与公众层,促进弱势群体的参与,揭露扭曲的沟通和错误信息等。希利则借鉴哈贝马斯与吉登斯的理论构建了协作规划理论,对“制度”给予特别关注,认为规划是“一种管治(governance )的途径”

,而协作规划是一条能通往“共享空间内之共存”的道路,进而需要一种新的管治形式和组织基础(制度)

。英尼斯提出了评价沟通规划的7条原则,并认为沟通实践中的信息通过嵌入理解、实践和制度之中发挥影响,信息产生和共识达成的过程是关键。

2.4 西方规划理论范式演变的总结

如前所述,规划范式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它的演变既包含革命性的转向,更具有补充性的修正和连续性的逻

辑。这种连续性一方面表现为多元的、尺度化的“连结谱”(continumm ),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某种二元对立的思潮的交互性主导——类似计量经济学中很多经济活动的“均值回复”现象。同时,规划范式既包含一些具有决定性的、较稳定的“内核”,也有一些维护“内核”的“保护带”;前者根植于深厚的社会现实和思想背景,因而较为稳定并引领后者的发展,而后者则不断遭受大量现实问题的攻击,从而包含了能够对“内核”产生“创造性破坏”的可能。

2.4.1 理论体系的现实性与深厚性

一般来说,每一种规划理论范式背后都有深厚的社会背

景和宽广的哲学根基。如“田园城市”[57]

和“城市美化运动”

都是为解决20世纪初西方工业城市快速和放纵的(Laissez-faire )城市化政策所产生的肮脏、不公平等问题而提出的社会改良方案;类似地,为应对1930年代西方经济的萧条和满足战争及战后重建的迫切需求,在国家干预[58]等理论基础上和“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 )[59]背景下,规划师获得了集权的地位。从这一意义上,新的规划理论实际上是对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情势的一种应对。另一方面,由于规划本身没有内生性(endogenous )的理论[60, 61],需要借鉴政治学[35]、公共管理和社会学的学说,因此规划理论的演变与时代的社会思想[62]、社会语境[63]和哲学理论有密切联系。如1960年代前的规划是在空想主义和理性主义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因而在理性和实证主义 (Positivism )之外包含了大量的社会改良思想与人文关怀;而社会冲突理论及批判理论则成为1960年代后城市规划中社会公平、社会合作等规划思想的理论基础;1980年代以后在新人文主义、后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pragmatism ②)等后现代哲学的基础上,规划更崇尚差异和强调多元化利益群体间的社会公正以及广泛参与的市民社会思想,形成了一种非/后欧几里得的形式[64]和“为了包容的斗争”与“围绕社会整体目标的合作”的逻辑。这些社会现实和思想背景既赋予规划理论相对稳定的发展根基以及十分顽固的结构性保护机制,也使得规划理论必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新观点、新思潮的涌现而相应地不断演进,从而形成了不同范式之间革命性与连续性、统一性与多元性的共存。

2.4.2 范式演变的革命性与连续性

综观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变迁,可以发现其关注重点从空间实体逐步转变到编制程序,从结构“模式”转变到社会

规划研究

2012 Vol.27, No.1

国际城市规划81

① 曼海姆提倡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将系统化的社会科学知识与技术灌输到集体事务的管理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中,从而赋予了专家在一些公众代

表的指导下进行规划的权力而又不破坏自由(Fainstein, 2005)。他对普遍主义(universalism )的批判动摇了那些假设过去的经历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简单再现的预测和价值中立立场的合法性(1936),从而为程序规划和渐进式规划奠定了思想基础。

“规则”,其哲学根基也从更多地接近柏拉图的几何美学转变为更接近莫尔的乌托邦社会[20];而规划方法则从权威主义逐步走向平等主义,规划者的角色也从专家过渡到协调者,其间经历了从工具理性到沟通理性的巨大变革,具有理论演变的非线性特征[10, 22, 32]。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跳跃的背后仍旧保持着高度的连续性,很多思潮和流派在不同范式中有“再现”的现象。如从规划的两个最基本划分看,经验、工具理性范式都关注物质空间形态和规划实体,工具理性范式中的渐进主义和程序规划则已经开始涉及规划的过程,规划理论对这两个要素的交替侧重并非突变;再如规划理论中的另一对基本的哲学划分——“实证—规范”的相互主导,前者侧重分析性、效率和求真,这多体现在“权威式规范”和“实证性规范”中,而后者侧重规范性、公平和求好,这更多地表现在“倡导性规范”和“沟通性规范”中;而1970年代的新城市主义运动则提供了具体的例证。

因此,规划理论范式的演变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创造性破坏”

(creative destruction )[65],范式变迁存在着“稳定—破坏”的辩证法,而不是截然相反,很多时候新范式的演进方向就包含在“外围的”思想对其“保护带”的冲击中。例如,曼海姆[66]的“理性对非理性的支配”的规划观①、格迪斯的区域规划思想[32]都包含了战后的理性综合规划的要素;同样,工具理论范式时期的参与阶梯和倡导式规划更成为了价值和沟通理性范式的前奏,1970年代的交互规划理论和协商规划理论也是后期的沟通规划理论和协作规划理论的前奏。正是这些某一时期不太主流的规划理论孕育了下一时期的主流范式。

2.4.3 理论体系的多元性与统一性

由于规划理论根植于社会背景和哲学思想中,因此往往不同理论之间体现为不同视角之间的补充,而不是同一视角的对立,范式之间没有表现为达尔文主义式的进化性替代,而更多地表现为生态系统般的动态平衡,这表现为超越二元性的多元的“连结谱”

。尽管二元论传统植根于人类的哲学思想中[67],但是仍旧存在着大量的“中间型”和相互转化的可能性。正如吉登斯(1984)提出的“结构的二元性”,有关规划程序的理论[63]既包括自上而下(top-down )的结构主义方法和自下而上(bottom-up )的解释性理解,也包括调和上述两种方法的中间类型(如沟通理论);规划的目的也不仅是“效率—公平”的二元对立,还包括“增长”和“环境”等;同样,规划的导向也不仅仅是“问题—目标”

(或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的二分法,还包括“机会”、“资源”等其他导向。

理论间的统一性则表现在新范式大多未颠覆原来的主流范式,而往往是对其进行批判性修正,从而更适合时代的要求。同“后现代”理论更多的只是一种对现代主义的修正、发展或演进而非断裂一样,沟通理性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先前的价值反思和工具理性的终结,而是原有理性在新维度上的重新开始。哈贝马斯提出的“沟通语用学”

(communicative pragmatics )旨在通过批判以重建(而非消灭)近代的理性概念,即从个人化的、以主体(subjectivity )为中心的理性转向主体间(inter-subjectivity )的交流所形成的理性,从而维持内部批判的民主力量,去抗拒“单一向度”原则的潜在支配[68]。但是,他在试图打破工具理性经科学武装的知识霸权和支配权力的同时,仍旧试图通过一种新的理性来重新设计社会——若没有一些理性观念,就无法走出原教旨主义和虚无主义。为了共同“在世界中行动”而进行有效的辩论和对话,必须依赖于推理过程中充满活力的批判——理性仍然是保证沟通的可理解性、诚恳度、合法性和真实性的重要基础[69]。

3 结论与讨论

3.1 主要结论

笔者在前人理论著作的基础上,借鉴范式概念总结和整理了百年来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体系和要点,试图从历史和逻辑两个角度反思规划理论的演变规律,前者强调按时间序列的背景、事件和主要观点,而后者更强调逻辑的连贯性。经过笔者的归纳和比较,大体得到以下基本结论:

(1)当代西方的规划思想深深根植于“现代性”的启蒙传统中,它将人们从宗教信仰的知识暴政与专制君主的政治暴政中解放出来,理性始终是西方规划理论演变背后的“内核”和“原动力”

。(2)近百年来西方规划理论范式围绕“理性”大体经历了四次重大的转变,笔者分别将其命名为“经验理性范式”、“工具理性范式”、“价值理性范式”和“沟通理性范式”。

(3)规划理论范式的演变是革命性与连续性、多元性与稳定性的辩证统一。规划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也具有多种创新的可能性;具有跨越性质变,也有渐进性的“连结谱”和跨期的思想“再现”。

王丰龙 刘云刚 陈倩敏 许艳艳 范式沉浮——百年来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体系的建构

3.2 预测与借鉴

解读历史的意义在于更好地认识发展的规律并指导当代的实践,因此,笔者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试图就当前中西方规划理论的发展方向提出一点自己的观点。

3.2.1 西方规划理论可能的发展方向

目前西方主流的沟通规划理论根植于后现代的社会和哲学背景,试图用差异对抗理性的总体化,用合作来达到一致的行动[70-72]。它反对实证主义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系统化和普遍化,而更倾向于在后实证主义语境下利用语言的“生成意义”(making meanings),认为规划不是在寻求揭示现实,而是为我们所理解的实用性目标而服务,故倾向于一种实用主义的准则——视规划的基础为解决问题并使事情发生[11]。但是,这种理论需要严格的“理想的言谈情境”,并不可避免地受到权力和政治经济结构以及空间形式的巨大影响,社会权力本身就包括控制和引导沟通的能力,而这难以仅仅通过对话加以改变[73]。另一方面,当前的全球经济动荡必然会对规划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笔者认为,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在未来将会加强有关国家干预下的城市经济复苏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会偏向于空间实体的组织和隐喻的概念[74, 75]以及经济发展政策;另一方面,随着对沟通规划批判的深入和新马克思主义等理论对哈贝马斯及吉登斯等人的哲学理论的冲击,规划理论会从程序偏向具体的目标,如激进视角下对公正城市的建设[76]、制度主义视角下对社会网络、关系的研究[77],甚至回溯到1960年代后的社会运动和新马克思主义者等的批判[78-80]。

3.2.2 对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借鉴

随着国内社会的发展和西方规划思想的引入,中国的确也出现了一些规划转向的迹象,如2006年颁布实施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体现了城市规划编制主体的多元化及城市规划的性质由技术文件转为公共政策的变化。笔者认为,这种转向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而在未来的城市规划改革过程中,仍旧要加强对公民尤其是利益相关者的赋权,加强规划政策的监督和落实。同时,国内的城市规划需要适当转变其唯“GDP取向”等新自由主义转向[16],关注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弱势群体的赋权,防止因社会规划和人文精神的长期滞后而对城市经济发展带来“赫胥黎之桶效应”[81]。

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在整体层面上显然存在着理论破碎[82]和落后的局面,并且以技术标准替代价值判断的方式仍然占据着显著的地位[16]。如何弥补规划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空缺,如何发展适合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值得我们从西方的理论演变规律中得到启发。我们不应该套用西方的具体政策,但应该学习西方政策设计及运作的机理,据此机理来设计中国城市自己的政策,并广泛吸纳城市史、城市社会学、地理学和经济学中的规划本体理论和政治科学、法律、决策理论中的规划程序理论[83],形成能够连接实践、社会理论和哲学思想的规划理论框架。

本文是在提交给2010年6月于广州召开的首届“南粤地理研究生论坛”会议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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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城市规划83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

城市规划思想史纲总结表格 时间背景城市生活形态规划思想 公元前12世纪------公元前8世纪:荷马文化时期1.古希腊文化孕育成 长的阶段。 2.公元前六 世纪波斯 侵入亚欧, 造成名族 的迁徙和 融合。 1.城邦的社会基础是公民。 2.对城市的定义:是一个为着自身美好的生活而 保持很小规模的社区,社区的规模和范围应当 使其中的居民既有节制而又能自由自在的享受 轻松地生活。 3.许多希腊城市都以方格网划分街坊,贫富住户 混居在同一街区,仅在用地大小与住宅质量上 有所区别。

4.对于小规模的城市,基本上不可能存在具有很大政治权利的宗教。 5.雅典卫城不是膜拜的禁地,更是市民公共活动的中心。 6.广场最后变成了希腊城市中最重要的、最富活力的中心。 1.唯物主义的认识观,“原子论”、“宇宙数学结构”等。 2.人文主义的思想,从“自然哲学”的研究到 探求人的“社会哲学”是古希腊哲学思想路 线的自然引申。 3.理性思辨的逻辑思维。古希腊的哲学源于人们对自然的思考,努力去发现各种规律。 4.公正平等的政体意念。社会公正的意念被置于政体建设的中心位置。 5.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所设计的城市是按照“社会几何学家”的理想理念设计的,即圆 形加放射。 6.不追求平面视图上的平整,而是乐于顺应各

种复杂的地形已构成活泼多变的城市。 7.希波丹姆式遵循古希腊哲理,探求几何与数 的和谐,强调棋盘式路网,城市公共中心明 确规整,代表城市:米利都城。但是这种模 式也给城市生活的活力以及城市的进一步发 展带来了桎梏。 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5世纪:古风文化时期 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古典文化时期1.雅典联合各个城邦 与波斯军 队展开决 战,在希波 战争中获 胜。 2.建造了雅 典卫城。 公元前4世纪末------公元前2世纪:希腊化时期1.伯罗奔尼撒战争造 成希腊城

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演变与启示

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演变与启示城市规划由物质空间而始,最终是服务于人的。西方在百年城镇化进程中,规划理论也同样经过了百年思考与创新;中国的城镇化用三十年走过了西方百年的路,所做的甚多,沉心静思则相对较少。 在中国城市缓速、提质、增效的背景下,不妨回顾一下西方城市规划的发展道路,以史为鉴,集思以助远行。 从田园城到和谐城 为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国提出两大战略思想: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是发展理念和政策目标,也是不断实践的过程,与现代城市规划所秉承的理想主义、理性主义与实用主义[1](仇保兴,2005)完全吻合。“五个统筹”的核心在城市[2](仇保兴,2006),和谐城市是落实这两大战略思想的重要载体,也为当前和今后的中国城市规划发展注入“以人为本,环境友好”的美好城市愿景、科学理性的新精神以及规划实践的新方式。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与实践,西方城市规划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正处

于向城市社会快速转变的中国,要自我完善、后发超越,就需要对之进行了解。 1890年,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Garden City),这标志着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奠定了现代城市规划100多年来建设美好城市的发展基调与奋斗目标[3](吴志强,1999)。国内已有不同学者对西方城市规划理论进行了整理、引荐与分析(吴志强,2000;周岚,2001;方澜等,2002;仇保兴,2003;王凯,2003;李强等,2004;张京祥,2005;曹康顾朝林,2005;曹康吴丽娅,2005;丁宇,2005;左慧敏,2005;李健宁越敏,2006)[4-15],以求为中国城市规划的理论建设与工作实践等提供借鉴与启迪,在此不予细数。 从田园城到和谐城,是一次“新的升华”,本文冀望从城市规划的功能取向这一视角切入,在和谐城市的目标导引与政策语境下,通过对西方百年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梳理,探寻中国城市规划当前和今后可以有何作为、如何才能有所作为。 城市规划功能取向:为人?为地? 为人?为地?是张庭伟教授在其《21世纪的城市规划:从美国看中国》[16]一文提出的一对问题。文中,他将规划师在过去一百年中的实践,归纳为两个基本方向:第一,改善城市的用地布局和物质环境,即改善对“地”的使用。第二,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城市社会的素质,即改善“人”的状况。 他以美国城市规划发展的例证分析。最后指出,这场为“人”还是为“地”的争论,仍在继续,并将被带入21世纪,这关乎规划师的社会职责和社会使命的讨论。 城市规划学科研究的对象是城市,城市具有物质性和社会性[17]。在此,笔者将张庭伟教授所提的“人”,界定为具有自主意识的社会群体, 具有社会与

西方翻译理论

一.The North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早期北美翻译学派) Development: ①The North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 began to study the human’s brain function in the translation . ②It also put forward the nature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translation ③It purposed many questions about epistemology which made a difference in the translation study and practice. ④It also doubt the standard of translation evaluation. ⑤The scholars in NATW subverted many traditional translation school and expressive form. ⑥It believed that translation is a kind of literary criticism. While opening up new perspectives, the general approach as practiced in the North American Translation Workshop might be characterized by a theoretical naive and subjective methodologies that tend to reinforce whatever theoretical values individual translators hold. 1.I. A. Richards Richards is a critic, linguist, poet, founder of New Criticism. He is often labeled as the father of the New Criticism, largely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his first two books of critical theory, Th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Practical Criticism. Richards’s initial premises remain intact: he still believed that the field consists of texts containing a primary body of experience that readers could discern; with the proper training, a consensus could be reached regarding what that experience might be. Richards’s aims were threefold: (1) to introduce a new kind of documentation in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culture; (2) to provide a new technique for individuals to discover for themselves what they think about poetry; (3) to discover new educational methods. 2. Ezra Pound Ezra Pound’s theory of translation focused upon the precise rendering of details, of individual words and of single or even fragmented images; Pound’s theoretical writing fall into two periods: an early imagist phase that, while departing from traditional forms of logic, still occasionally contained abstract concepts and impressions; and a second late imagist or vorticist phase that was based on words in action and luminous details; Pound's emphasis was less on the "meaning" of the translated text or even on the meaning of specific words. Instead, he emphasized the rhythm, diction, and movement of words; Pound supposes that we can have a creative translation besides literal translation and free translation.

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

工业革命至二战前城市规划发展史纲 空想社会主义的探索 空想社会主义的城市“乌托邦”: 19世纪初,欧文和傅里叶 欧文:把城市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范畴和生产生活环境进行研究,l817年提出了“新协和村” 方案。人口为300—2000人(以800~1200人为最好),耕地每人0.4公顷。中间设公用厨房、食堂、幼儿园、小学会场、图书馆等,周围为住宅,附近有用机器生产的工场与手工作坊。村外有耕地、牧场及果林。全村的产品集小于公共仓库,统一分配,财产公布。 傅立叶:1829年发表了《工业与社会的新世界》。主张以法朗吉为单位,由1500—2000人组成公社,以社会大生产替代家庭小生产,。通过组织公共生活,以减少家务劳动。他把400个家庭(1620人)集小在一座巨大的建筑中,名为法兰斯泰尔,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基层组织。 --------------------------------------------------------------------------- 近代人文主义规划思想 1.霍华德与社会(田园)城市思想 1898年十月,《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之路》 1902年,《明日的田园城市》,三个基本方面:社会、经济地理和城市建设。 城乡结合体,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但不应超过这一程度;四周要有永久性农业地带围绕,城市的土地归公众所有,由委员会受托管理。 a.在城市规划指导思想上,提出关心人民利益的宗旨,这是城市规划思想立足点的根本转换。 b.针对工业社会中城市出现的严峻复杂的社会与环境问题,摆脱乐就城市论城市的狭隘观念,从城乡结合的角度将其作为一个体系来解决。 c.设想乐一种先驱性的模式,一种比较完整的规划思想与实践体系,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及其发展都起到了重要启蒙作用。 d.首先在城市规划中进行社会研究的先河,以改良社会为城市规划的目标导向,将物质规划与社会规划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3.盖迪斯的综合规划思想 1904年发表《城市学:社会学的具体运用》的演讲 1919年《生物学和它的社会意义:一个植物学家对世界的看法》 观点: 重视人对城市的多样化要求,强调公众参与和必需把城市变成一个活的有机体。他还创造了“城市科学” 这一术语,力求在实际的和可能的适用和美的意义上发挥每个地方的最大作用。 《进化中的城市》:把规划建立在研究客观现实的基础之上,周密分析地域环境的潜力和限度对于居住地布局形式与地方经济体系的影响关系,强调把自然地区作为规划的基本构架。 历史贡献: 1.城市研究的综合馆:首创了区域规划的综合研究,这使他成为西方城市科学走向综合的奠基人。 2.深切的人文关怀观:提出以人文地理学提供规划的基础。 3. 勤奋务实的实践观:工业的集聚和经济规模的扩大,已经造成一些地区的城市发展

中西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比较分析

中西城市规划设计之比较分析 摘要:城市发展受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很大。中西方由于文化、哲学思想不同,导致了城市规划思想的差异,进而造成了城市形态的不同。本文从文化方面比较了中西古代规划思想和当代城市形态的差异,并分析了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 城市规划思想 城市形态 比较 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1、儒家礼制规划思想 礼制规划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末年齐人著的 《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周礼》的“营国制度”深刻影响着 中国历代的城市尤其是都城的规划,提出了都城规 划布局的理想模式,奠定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基 本轮廓(图1)。同时,从《周礼》的“营国制度” 中,也可以看出“择中而立”、“居中为尊”等礼 制思想在城市规划上的反映。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 想与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有很大关联。 在战国以前,诸子百家争鸣,并没有统一的政治哲 学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 家思想就成为当时封建统治的理论准则。儒家思想 强调重礼、崇孝、尚文。在重礼的倡导下,一切建筑 活动都要受礼制的约束。无论是都城规划、宫殿庙宇 还是百姓住宅都讲究对称、均齐、规矩、等级。在崇 孝的主张下,儒家提倡尊敬长辈、敬祀祖先,形成了 中国的大家庭制度,营造了以礼为纲的传统合院式住 宅布局(二合、三合、四合院(图2)等),并成为我 国古代各类建筑组合方式的缩影——如宫殿、王府、 衙署、庙宇、祠堂、会馆、书院及其它建筑。乃至村 镇、城市的布局等。 2、天人合一和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对天人关系的一种观点,强调“天道”(自然法则)与“人为”的合一。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表现在城市规划上,其突出特点就 图1 明代北京城复原图 图2 中国传统四合院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评述及代表人物(详)

翻译学必读 1语文和诠释学派 二十世纪之前的翻译理论被纽马克(1981)称为翻译研究的‘前语言学时期’,人们围绕‘word-for-word’和‘sense-for-sense’展开激烈的讨论,核心是‘忠实’,‘神似’和‘真理’。典型的代表有John Dryden, Tytler等,而Barnard, Steiner等人则是在他们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2语言学派 Jacobson(1959)提出意义对等的问题,随后的二十多当年,学界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奈达(1969)采取了转换语法模式,运用“科学(奈达语)”的方法来分析他翻译《圣经》过程中的意义处理问题。奈达提出的形式对等说、动态对等说和等效原则都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受众一方。纽马克信奉的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即重视翻译中的语义和交际方面。 3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批评话语分析functional discourse analysis功能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话语分析理论 Discourse Analysis for Interpreters翻译专业演说分析 Pragmatics &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positive discourse analysis积极话语分析 rhetorical or discourse analysis语篇分析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语用学Mediated discourse analysis中介话语分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作为应用语言学领域的一个分支,话语分析经历了产生和发展壮大的过程,其理论背景来自M.K.Halliday(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今天,话语分析的方法已经逐步运用到翻译研究中。House(1997)提出的翻译质量模型就是基于韩礼德的理论,他吸收了其中的语域分析方法;Baker(1992) 则为培养译员提供了话语分析和语用分析的范本;Hatim 和Mason(1997)将语域研究拓展到语用和符号学角度 4目的学派 目的学派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德国兴起,是从静态的语言学、语言类型学中剥离出来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有,Reiss,Vermmer,Nord 等。Reiss(1971,1988,2000)强调的是文本层面的对等,主张文本的类型和翻译策略结合起来;Holz-Manttari(1984)则认为在翻译过程是一个交际、互动的过程,涉及各种各样的角色。Vermmer(2000)继承并发展了Reiss的观点。 5文化学派the Culture School Even-Zohar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将文学翻译视为文化的,文学的和历史的过程或系统。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指的是更加注重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翻译研究。其中,Lefevere (1992)逐渐从系统理论转向文化学研究,将翻译看作‘重写’的过程,审视围绕着翻译文本的意识形态冲突等课题。Simon(1996) 和一些女权主义者则重点研究文化学研究中的女性意识。后殖民主义文化学方向的代表人物是Bassnett和Trivedi (1999),他们认为,无论在殖民化的过程中还是在被殖民的社会,翻译都十分活跃。文化学派的研究有着各自的研究任务和各自的侧重点,丰富了翻译研究的内容。 6解构学派 本雅明本人不属于解构学派,但他的著作《译者的任务》通常被看作解构学派对翻译研究的缘起和根据。本雅明率先指出,翻译不可能与原作相等,因为翻译过程已经改变了原作,况且,没有蜕变,也就不会产生‘后起的生命’。本雅明认为,译者的任务不是在目标语中复制原文,而是颠覆原语的体系,把潜藏于原文的精神内容表达出来。德里达则更进一步,在他的著作《巴别通天塔》中,翻译被看作一个不断解构和建构的过程。学界认为德里达将翻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两大转向 三大突破 1)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西方翻译研究开始从一般层面上的对两种语言转换的技术问题 的研究,也即从“怎么译”的问题,深入到了对翻译行为本身的深层探究。提出了语音、语法、语义等一系列的等值问题。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等值论等研究,虽然有它的局限,但它对翻译所作的微观分析,无疑使人们对翻译的过程和目标,看得更加清楚了,更加透彻了。 2)当代西方的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把目光投射到了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它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的忠实与否之类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了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注意到了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还注意到了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3)当代翻译研究的最大突破还表现在把翻译放到一个宏大的文化语境中去审视。研究者开始

关注翻译研究中语言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因素。他们一方面认识到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另一方面又看到了翻译研究这门学科的多学科形式,注意到它不仅与语言学,而且还与文艺学、哲学甚至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翻译研究最终关注的当然还是文本在跨文化交际和传递中所涉及的一系列文化问题,诸如文化误读、信息增添、信息失落等。 两大转向 1)语言学派的转向 2)从文化层面来审视翻译的转向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 语言学派理论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出现了一批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结构理论、转换生成理论、功能理论、话语理论、信息论等理论的学者,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是当代西方翻译史上名副其实的翻译理论家,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雅 可布逊(Roman Jakobsor)尤金?奈达(Eugen A. Nida )卡特福特(J.C. Catford )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 从严格意义上而言,是这批学者对翻译问题的学术探讨,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史上的理 论层面。

中外城市规划思想的相互影响

中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相互影响 【摘要】:中西方因在文化和传统上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城市规划思想,自成体系。当代社会高速发展,全球化发展迅速,中西方联系越来越紧密,城市规划思想也在相互影响中向着更加自然和和谐方面发展。本文主要研究中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的互相影响。 【关键词】:中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发展影响 现代经济发展的今天,我国主要城市规划思想多受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城市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及现代工业技术的推波助澜,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是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等思想。 英国社会改革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是一种城市建设和社会改革理论,倡议建立一种兼具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田园城市,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重要的社会改良学说,田园城市理论的诞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时代背景,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学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市政改革运动普遍开展,大量吸收西方最新的市政体制和城市规划建设思想,成为这一改革运动的重要理论来源。田园城市理论引入中国,希冀改善每况愈下的城市生活环境,防止中国的城市建设重蹈西方城市过去因“激进进展”而出现的种种问题的覆辙,打破城市与乡村两者发展相互隔离的状态,实现二者的平衡发展,此外,还可应对新的战争形势下城市防空的需要。中国提出了详细的田园城市理论的实施计划。然而,他们的实施计划只是在片断式解读和简单套用霍华德田园城市模式的

基础之上,对其物质技术形态和西方其他一些市政改革潮流成果进行拼筹的结果。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霍华德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社会城市”的社会改革思想。中国为保证城市发展沿着科学健康的道路进行,强调分散主义原则和对城市进行功能的分区规划,开始注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平衡协调发展,反对城市繁荣发达、乡村破败落后的畸形发展状态,注重城市里公园、广场等公共活动场所的规划建设,等等。 在欧美先进的市政理论对中国市政改革运动的“合力”作用下,田园城市理论在民国时期城市规划建设实践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局部片段式的“田园城市”印迹,主要体现在民国时期主要城市的规划建设方案的制定、新村建设、城市公园等公共场所的开辟等方面。就总体影响而言,一是城市新区的规划,这与霍华德避开日益膨胀的伦敦市区,在郊区进行莱切沃斯和韦林两座田园城市的建设做法如出一辙;二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的城市规划多主张分散主义,这又显然与田园城市理论及源于田园城市理论的卫星城市、有机疏散、邻里单位等分散主义的规划理论密切相关。而民国时期各地所进行的“新村建设”和城市“模范住宅区”建设、城市绿地系统的详细规划和布置及其取得的一定成效,则是时人对田园城市模式进行了局部解读和仿效的结果。 当前,人类社会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之后,开始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果作总结和反思,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据弃自然、毁坏自然,将人与自然本应和谐的关系推向了反面,并尝到了由此而带来的种种“恶果”,如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缺乏自然情调等等。然而,人毕竟是人,有主观能动性,能自我调控自己,世界各国围绕“人与环境”这一命题采取了种种对策。19世纪末,美国“城市美化运动”,英国“田园城市”的思潮,所有的这一切都反

二战前后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流变

一、西方主要规划理论概述 1、系统规划理论 系统规划理论由布瑞·麦克劳林(Brain Mcloughlin)和乔治·查德威克(GeorgeChadwoick)于1960年代提出;该理论将城市与区域看作相互作用的综合体,而规划作为系统分析、控制的一种形式,必然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和变化性,规划师的任务就是找到办法,并分类、预测这些变化,以便控制它们。在具体实践中,系统方法通过大量的模型来工作,模型的建构是基于城市是一个“封闭系统”。 系统方法对规划的评价通常有三种: 投资-效益分析(cost-benefit)、规划平衡表(a planning balance sheet)和目标实现程度分析(goals-achievement matrix)。 系统规划理论在后来的发展中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首先,城市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其次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科学的”规划是一个海市蜃楼,科学和规划是非常不同的事业,科学家寻求对事物的观察、描述和解释,规划师正相反,他们的意图是改变他们面对的一切。 2、理性规划理论 理性规划理论是战后西方规划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其代表人物是安德鲁斯·法卢迪(Andreas Faludi),其代表作是1973年出版的《规划原理》(Planningtheory,1973)。 理性规划理论的提出,相对于过去对规划的理解基于“作为设计的规划”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强调“科学的”和“客观的”方法去认识和规划城市。理性规划理论认为规划由一系列理性的、循序渐进的程度(过程)组成,而政府和规划者是价值中立的公众利益代表者。理性规划理论对英国乃至整个西方规划的影响很大,英国目前的规划体制和技术在相当程度上是这一理论的产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规划也不断受到质疑:

西方城市规划理论进程(doc 15页)

西方城市规划理论进程(doc 15页)

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进程 2010年11月27日

目录 一、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城市规划理论 (1) 1空想社会主义的城市 (1) 2田园城市 (1) 3工业城市 (1) 4带形城市 (1) 5保护自然、建设绿地与园林系统 (1) 二、20世纪二次世界大战前理论 (1) 1、1916年纽约区划法规 (1) 2、田园城市、城郊居住区与盖迪斯 (1) 3、盖迪斯对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的贡献 1 4、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 (1) 5 、未来主义城市 (1) 6、格里芬的堪培拉规划 (1) 7、勒.柯布西耶的“明日的城市” (1) 8、居住组群与街坊建设 (1) 9、卫星城理论 (1) 10、雷德伯恩体系 (1) 11、邻里单位 (1) 12、划区 (1) 13、雅典宪章 (1) 14、广亩城市 (1)

15、带状与指状发展城市 (1) 三、战后40年代 (1) 1、大伦敦规划 (1) 2、哈罗新城 (1) 3、勒.柯布西耶的居住单位 (1) 四、20世纪50年代 (1) 1、城市化和郊区化运动 (1) 2、英国第二代新城 (1) 3、新建大城市 (1) 4、中心地学说和增长极核理论 (1) 五:20世纪60年代以来 (1) 1、大城市连绵区 (1) 2、反磁力吸引体系 (1) 3、英国第三代新城 (1) 4、马丘比丘宪章 (1) 百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进程

一、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城市规划理论 18、19世纪之交,是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新的生产方法和交通通讯工具的产生导致了城市迅速增长,城市成为矛盾的焦点,促使了某些统治阶级、社会开明人士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尝试新的理和进行新的实践。著名的有空想社会主义的城市、田园城市(Garden City),工业城市(Industrial City)和带形城市(Linear City)的理论等。 1空想社会主义的城市 背景: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工厂代替手工作坊是的资本主义剥削严重。 内容: 早期:托马斯. 摩尔(Thomas Moore) 的乌托邦(Utopia) (及乌有之乡、理想 之国)安德雷亚的基 督教之城,康博内拉 的太阳之城。

浅谈中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演变进程及相互关系

浅谈中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演变进程及相互关系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建设从无到有,经历了各种思想的变化和改革。中西方因在文化和传统上的差别,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城市规划思想,自成一家。当代社会高速发展,全球化和城市化发展迅速,中西方联系越来越紧密,城市规划思想也在相互影响中向着更加自然和和谐的方面发展,促进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中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发展关系 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 (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在这一阶段奴隶社会发展历程中。城市作为王权与神权相统一的代表在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辩证观。规划中的原始生态主义开始萌芽。城市规划也体现了这样一种哲学思想朴素的“天圆地方”人地观,引导规划中的方格网城市形态的形成,而“王城居中”、“中轴对称”反映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权力至上的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此时最有代表性的规划思想是《周礼·考工记》中的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周礼》提倡的礼制思想强烈的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及其思想理论,随着历代礼制的不断强化,皇帝尊崇地位升高,祭祀仪式繁复,统治管理机构增加,起在城市规划上必须按主次就位布局;礼制的序列在空间布局上更趋复杂化,这样在客观上必须要有相应的诸如对称、规整、轴线等布局手法才能适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提倡尊卑有序、主次分明的儒家思想,明确的指出了以天子为中心的统治思想,正符合统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统一的意图。显见《周礼》推崇根据宗法血缘和政治要求,行宗法分区,不仅在等级分区、规模大小的划分方面有着严谨的礼制制度,还用明确的尺度操作方法来加以实施,用宗法与政治相结合的方法强化王权的尊严。实际上,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主轴就是遵循礼制的思想。中国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的王权主义时代,儒家稳固的文化统治维持着城市规划“天人合一”理念的恒定。城市的各项建设主要为统治者及其权力集团服务,城市格局表现为中轴对称、王城居中都城具有极高的首位度。在此同时传统的城市商贸业随着手工业日渐繁荣城市中的集市开始兴起。从唐长安的“东市”、“西市”至北宋汴梁繁荣的街市的形成与发展都说明了城市规划在潜意识中开始关注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需求,潜在地体现了规划的“人本主义”思想。 到了西汉的武帝时代,开始“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家提倡的礼制思想最有利于巩固皇权统治。礼制的核心思想是社会等级和宗法关系,《周礼·考工记》的城市形制正是礼制思想的体现。从此,封建礼制思想开始了对中国长达3000年左右的统治。从曹魏邺城、唐长安城到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周礼·考工记》的城市形制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影响得到了越来越完整的体现。与此同时,以管子和老子为代表的自然观对中国古代城市形制的影响也是长期并存的。许多古代城市格局表现出利用自然而不完全循规蹈矩。特别是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位于通航交会处、水早路交通交会点的城市的布局开始冲破礼制约束,如汴梁、临安等。 (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典型格局 1、唐长安城

西方翻译理论简介

西方翻译理论简介 中西译论因其不同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语言文化习惯形成了彼此相异的译论体系。西方翻译理论有着严格的方法论、精确的理论描述、细腻和定性定量的分析。战后西方翻译研究更是欣欣向荣,翻译流派异彩纷呈,翻译大家层出不穷,翻译思想、翻译方法、研究角度日新月异。译介和引进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成果,加强中西译论的交流与对话,无疑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大有裨益。 正如奈达所说,翻译理论应“兼容并包,利用多种手段来解决翻译中的种种难题”。积极地了解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沿革、现状与发展趋势,打破翻译研究的地域、学科、流派的限制,形成跨学科综合、多元互补的研究格局,汲取一切译论研究成果,这无论对初涉译事的后生或对有相当经验的译者应该说都不无裨益。 西方翻译理论也包括古典译论、现代译论、当代译论,尤其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更是流派林立,如美国翻译培训派:策德内斯:创立培训班的前提、里查兹:翻译的理论基础、庞德:细节翻译理论、威尔:翻译的矛盾;翻译科学派:乔姆斯基:语言的“内在”结构、奈达:翻译中的生成语法、威尔斯:翻译的科学、德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趋势;早期翻译研究派: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利维.米科和波波维奇、霍姆斯、勒非弗尔、布罗克与巴斯奈特;多元体系派:传统语言学和文学界限的瓦解、通加诺夫:文学的演变、佐哈尔:系统内部文学的联系、图里:目标系统;解构主义派:福科:解构原文、海德格尔:重新认识命名、德里达:系统的解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的影响、解构与创译。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大家包括奈达(三个发展阶段、对等概念、逆转换理论)、卡特福德(翻译的语言学、翻译的界定与分类、翻译等值的条件与可译性)、威尔斯(翻译是一门科学、翻译是交际过程、翻译方法的定义与分类、文本类型与翻译原则)、纽马克(语义结构、翻译原则、文本类型与翻译方法)、斯坦纳(翻译是理解的过程、语言的可译性、翻译的步骤)、巴尔胡达罗夫(翻译的定义及实质、翻译理论的定位、语义与翻译、翻译的层次)、费道罗夫、v.科米萨罗夫的翻译理论、穆南(语言与意义、“世界映象”理论与可译性、意义交流与翻译、可译性与限度)、塞莱丝柯维奇和法国释意理论(释意的基本问题、翻译程序与评价标准、释意理论与翻译教学)。另外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也典型地体现在后殖民主义与女性主义及其它以“解构为方法论”,以及以对“权力话语”的关注为重点的各种翻译理论,代表性的译论家有西门、巴巴拉.哥达德、凯特.米勒特、艾德里安.里奇、玛丽.艾尔曼、桑德拉.吉尔伯特、苏桑.格巴与埃莱娜.西苏、罗宾逊、巴斯奈特、特里弗蒂、韦努蒂、尼南贾纳、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根茨乐、玛丽亚.提莫志克、本雅明、德里达、保尔.德曼、欧阳桢、Luise Von Flotow, Denison Norman, Graham Joseph F, Van Gorp Hendrik, Asad Talal, Brisset Annie, De Lotbinière-Harwood Susanne, Cheyfitz Eric, Chamberlain Lori, Spivack Gayatri Chakravorty, Niranjana Tejaswini, Mehrez Samia, Jacquemond Richard, Rafael Vicente L., Williams Patrick, Laura Chrisman, Vieira Else Ribeiro Pires, Sengupta Mahasweta, Lambert José, Franco Aixelā J avi er, Von Flotow Luise, Kathleen Davis. 李文革在《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中将西方的翻译理论划分为三个阶段:语言学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和解构主义阶段,比较简洁地概括了西方译论的整体发展历程。与此同时,他又从类型上对翻译的文艺学派语言学派、翻译研究学派、翻译阐释学派、翻译的解构主义学派,美国翻译培训班学派、法国释意理论派等八个派别进行了逐一论证,分析和研究。具体来说,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包括:20世纪以前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如俄国翻译的文艺学派、前苏联翻译的文艺学派,以及20世纪西方翻译的文艺学派。 翻译的语言学派包括布拉格学派与雅可布逊、伦敦学派与卡特福德和纽马克、美国结构学派与奎因、交际理论与奈达和威尔斯、德国功能派与诺德、前苏联的语言学派与费道罗可和巴尔胡达罗夫。翻译研究学派则包括早期翻译研究学派与霍姆斯、多元系统学派与埃文——佐哈尔、描写学派与图里、文化学派与勒弗维尔和巴斯奈特、综合学派与斯奈尔——霍恩比、女权主义、“食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翻译的阐释学派包括两种翻译途径与施莱尔马赫、阐释学翻译模式与斯坦纳、阐释学理解观与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翻译的解构主义流派包括“异延”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德里夫、“纯语言”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与本亚明、解构主义翻译策略与韦努蒂。美国翻译培训班学派包括翻译培训班的理论基础与理查兹、细节翻译理论与庞德、翻译的矛盾观与威尔。法国释意理论派则包括释意理论的基本问题、翻译程序与翻译评价标准、释意理论与翻译教学 西方翻译理论的渊源表现在三大模式探究,两千多年的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史是霍拉斯等人开创的。霍拉斯(Horace)拒绝绝对的忠实和对等。西塞罗(Cicero)认为译者“不应以僵化的理念为原则来指导翻译中的模仿”。杰罗姆(Jerome)代替了意义“独尊的”单元翻译观,进入了西方古典译论的鼎盛时期。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所创立的诠释派对意义求本溯源,反对对<圣经>的神权论教条主义解释。 研究西方翻译理论就应该研究它的梗概、变迁和发展,并从历史的角度对西方翻译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陈述了自己意见,既吸收当代国内外的有关研究成果,力求突出重点,对西方翻译领域各历史时期尤其是对20世纪以来领域的代表人物、代表译作、思想流派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等加以叙述与评论,对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相互间的促进、演变和发展过程,作了深入浅出的剖析和讨论,对于翻译思想和理论发展的性质及方向,又阐述了自己的基本认识和见解

中西方城市规划理论

城市规划:对一定时期内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工业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具体安排和实施管理。城市规划区:是指城市、镇和村庄的建成区以及因城乡建设和发展需要,必须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规划区的具体范围由有关人民政府在组织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中,根据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划定。 城市性质:指一个城市在全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所担负的任务和作用,在城市网络中的分工和主要职能。 城市规模:指城市人口、用地、建筑、公共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等规模的综合。 城市规模:是指以城市人口总量和城市用地总量所表示的城市的大小,包括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两个方面。 用地规模: 用地性质:是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各类用地所规定的使用用途。用地性质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对土地的实际使用用途,如绿地、广场等;而是附属于土地上的构筑物的使用用途,如商业用地、居住用地等。大部分用地的使用性质需要通过土地上的附属建构筑物的用途来体现。 城市用地:是城市规划区范围内赋予一定用途与功能的土地的统称。是用于城市建设和满足城市机能运转的所需要的土地。 城市化S型曲线:起步阶段,生产水平力尚低,城镇化的速度较缓慢,较长时间才能达到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0%左右;加速阶段,当城镇化超过30%的时候,进入了快速提升阶段,由于经济实力明显增加,城镇化的速度加快,在不长的时期内,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60%或以上;稳定阶段: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以及基本完成,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转化为城市人口。随着城市中国内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一部分工业人口又转向第三产业。 【中国城市规划理论】 1.春秋战国时期:《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2.战国时期:各国都城开始向多种城市规划布局模式发展,如吴国国都阖闾城被规划成水乡城市,水网密布,交通便利,排水通畅;齐国临淄城根据自然地形布局,南北向取直,东西向沿河道蜿蜒曲折,防洪排涝设施精巧实用,并与防御功能完美结合;赵国的国都充分考虑北方的特点,高台建设,壮丽的视觉效果与城市的防御功能相得彰益。 3.三国时期:曹魏邺城的规划布局已经采用了城市功能分区的布局方法。邺城的规划继承了战国时期以宫城为中心的规划思想,功能分区明确,结构严谨,城市交通干道轴线与城门对齐,道路分级明确。邺城的规划布局对以后的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4.隋初:大兴城(长安)汲取了曹魏邺城的经验并有所发展,除了城市空间规划的严谨外,还规划了城市建设的时序:先建城墙,后辟干道,再造居民的坊里。 5.宋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宋代开始,中国城市建设中延绵了千年的里坊制度逐渐被废除,在北宋中叶的开封城中开始出现了开放的街巷制度。 6.元朝:元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全部按照城市规划修建的都城——大都。其城市布局更强调中轴线对称,在几何中心建中心阁,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周礼?考工记》上记载的王城的空间布局制度。 【西方古代城市规划理论】 1.古希腊城邦时期:提出了城市建设的希波丹姆模式,以方格网的道路系统为骨架,以城市广场为中心,反映了古希腊时期的市民民主文化。 2.古罗马时期:古罗马营寨城的规划思想深受军事控制目的影响,平面呈方形或者长方形,中间十字形街道,通向东南西北四个城门,交点附近为露天剧场或斗兽场与官邸建筑群形成的中心广场。 【西方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 1.现代城市规划的理论渊源?:包括1)由托马斯?莫尔提出的空想主义的乌托邦;2)康帕内拉提出的“太阳城”方案;3)罗伯特?欧文提出的“新协和村”;4)傅立叶提出的理想社会。 2.田园城市理论: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的理论,希望彻底改良资本主义的城市形式。他认为,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式由于城市吸引人口的“磁性”所致,如果把这些磁性进行有意识的移植和控制,城市就不会盲目膨胀。一个田园城市的人口有30000人,占地404.7公顷。城市外围有202 3.4公顷的土地为永久性绿地,供农牧产业用。城市部分由一系列同心圆组成,有6条大道由圆心放射出去,中央是一个占地20公顷的公园,沿公园可建公共建筑物,公建的外围是一圈占地58公顷的公园,公园外圈是一些商店和商品展览馆,再外一圈为住宅,再外面为宽128m的林荫道,大道当中为学校、儿童游戏场及教堂,大道另一面又是一圈花园住宅。 3.卫星城镇的理论:20世纪初,大城市的额恶性膨胀,使如何控制及疏散大城市人口成为突出的问题。昂温与1922年以“田园城市”为基础,提出在大城市的外围建立卫星城市以疏散人口控制大城市规模的理论。同时期美国的惠依顿也提出在大城市周围用绿地包围以限制其发展,在绿地之外建立卫星城镇,设有工业企业,和大城市保持一定联系。1912-1920年,巴黎意图在距离16km的范围内建立28座居住城市,这些城市除居住建筑外没有生活服务设施,一般称这种城镇为“卧城”。1918年伊利尔?沙里宁主张在赫尔辛基附近建立一些半独立城镇,这些城镇除居住建筑外还设有一定数量的工厂企业和服务设施,使得一部分居民就地工作。二战后英国人在伦敦外围建立了多个独立的卫星城镇,这些卫星城有必要的生活服务设施和一定的工业。 4.现代建筑运动对城市规划的影响与《雅典宪章》:法国人勒?柯布西耶认为大城市主要的问题是城市中心人口密度过大,现有道路系统无法满足机动交通的要求,城市中绿地空地太少,日照通风、游憩运动条件太差。他主张提高城市中心区的建筑高度,向高层发展,增加人口密度,组织分层的立体交通,增加街道宽度及建筑的间距,增加空地、绿地,增加居民与绿地的直接联系。同时期,美国人赖特却呼吁城市回到过去的年代,依靠电话和小汽车的力量,将大城市分散,使得家庭与家庭之间有足够的距离,通过减少接触来保持家庭内部的稳定。与1933年制定的《雅典宪章》指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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