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五家七派
禅宗六祖惠能禅师把正法眼藏的如来慧命，传付给怀让和青原以后，禅宗的法派就从这二支发展起来.正应菩提达摩大师所预先嘱付的‘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偈语的道理。
南岳怀让禅师（西元677——744年），金州安康（今属陕西）人，俗姓杜。从嵩山来曹溪宝林寺参拜惠能禅师。六祖问曰：‘那里来’。答曰：‘嵩山来’。祖再曰：‘凭么物凭么来’？就是说这个东西那里来？答曰：‘唤作一物即不中’。祖师进一步问：‘还有修证也无？’答曰：‘修证即不无，可是染污即不得。’六祖当下就应许说：‘只此不染污是十方诸佛之所护念，汝即如是，我也如是’。六祖大师就把正法眼藏付与南岳怀让大师。怀师开悟以后，又到湖南衡阳南岳居住，在那里大阐宗风。
又青原行思禅师（西元？——740年）来参礼六祖，恭敬虔诚的问曰：‘当何所务不落阶级。’祖开示说：‘汝曾作什么来’。就是说汝来这里做什么呢？答曰：‘圣谛亦不为。’祖曰：‘落何阶级？’就是说，圣谛第一义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汝看究竟落什么阶级呢！答曰：‘圣谛尚不为，还有什么阶级’。六祖知道他是佛门法器，又传法印与青原行思。他从六祖会下得法之后，就到吉州青原山般若寺安住精修，弘扬禅宗。
南岳怀让禅师再传与马祖道一禅师（西元709——788年）.
临济宗: 马祖传百丈，百丈传黄檗，黄檗传临济义玄禅师，师住镇州沱河侧，这是临济宗。
沩仰宗: 百丈传灵佑禅师，师传潭州伪山，沩山传慧寂禅师，师住袁州仰山，这是沩仰宗。
青原行思禅师再传与石头希迁禅师（西元700——790年）。
曹洞宗: 石头传蔼山，蔼山传云岩，云岩传良介禅师，师传瑞州洞山，洞山传本寂禅师，住抚州曹山，这是曹洞宗。
云门宗: 石头传天皇，天皇传龙潭，龙潭传德山，德山传雪峰，雪峰传文偃禅师，师住韶州云门，这是云门宗。
法眼宗: 雪峰传玄沙，玄沙传罗汉，罗汉传文益禅师，师住金陵（南京）清凉院，南唐中主李璟谥师为法眼火禅师，这是法眼宗。
五家宗派的主要特点，天隐修祖概括为下面五句话：
临济是‘怒雷掩耳’
沩仰是‘光含秋月’
曹洞是‘万派朝宗’
云门是‘乾坤坐断’
法眼是‘千山独露’
这样看来五家在度生方便，随机接物的风格上，略有不同，而归根到底，同出一源，本无差别，这真是‘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圆瑛大师有
一首诗。揭示了曹溪门下的禅风。‘轰轰烈烈似雷霆，捧喝交驰不暂停，迫得顶门开正眼，相逢原是本来人。’此外临济宗的行棒喝。沩仰宗的示圆相。曹洞宗的传宝镜。云门宗的一字关。法眼宗的明六相等玄妙机锋，这里不再一一枚举，只要我们老老实实蓦直参去，自然会有破颜含笑的一天。
沩仰宗自从仰山禅师开始，只传到第四代。到了宋朝初期这个宗派，就已经不大闻名了。法眼宗，自从永明延寿大师以后，也只再传了二代，无人问津了。最兴盛的可算临济宗。自从临济义玄禅师的最初法脉长沙楚圆大师以后，又分传出二个法系，一是传与南昌黄龙山的慧南大师。一是传与宜春杨岐山的方会大师。这二位大师都是禅门的宗匠，大弘法化，力阐宗风，盛极一时。因此黄龙和杨岐二家又成为二个小宗派。这样连原来的五家宗派，曾有五家七派的说法。特别是临济宗法系的杨岐一派，最为兴盛。所以库房里有‘杨岐灯盏明千古’的佳话，流传至今；而临济一宗，真是灯灯续焰，源远流长。到现在中国有许多名山古刹，多属于这个法派。再说云门宗。在宋代初期净慈寺出了一个宗本禅师，此派也是非常旺盛。这个法统高僧大德人才很多，特别在中国北方更加得势。就是传承方面也比较长。到了南宋时期，这个宗才开始逐步地趋于衰微。最后就烟消云散了。曹洞宗这个法系本来是由洞山良介禅师与曹山本寂禅师，他们师徒两位联合创立，所以叫做曹洞宗。可是在南宋时代。才开始兴旺起来，道风远播，盛极一时。它对于法脉传承，是仅次于临济宗。（文章转载于中国佛教教育网）
禅宗与中国画：妙悟不在多言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汉代，禅宗，则始于南北朝。禅宗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突出人性自觉，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对中国传统绘画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绘画也以其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逐步成为中国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禅宗分为南北二宗，后以南宗为盛，南禅对中国画的影响尤深。受禅宗影响，在美术史上，中国画也有南北宗之谓。自盛唐始，禅风画韵相互交融，禅机画理交互渗透，产生了以唐朝王维、宋朝苏轼、清朝石涛等为代表的大批以禅入画的水墨文人画大师，逐步改写了盛行历朝历代的金碧青绿山水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国画自此便唱响了以黑白、水墨为语调的主旋律，由此也产生了“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虚静空灵”、“我师我心”、“师心自用”等禅画理念。 法道守一 中国画讲究“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强调人对现实生活的平常体验和对环境的心灵感悟，主张师心自用。南朝宗炳就提出了“应目会心”理论。“应目”是指观察物象，“会心”则是画家感应于物象后所产生的思想感情，亦即物我两化，情景交融，最后达到“万趣融其神思”。 中国画讲究意境。在意境的形成中，物象是基础。脱离了物象，情与意就无从抒发，心也无所寄托，也就产生不了达意之境。因为在意境中其心其情均消融在物象之中，并由此得到生发。在意境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情、是意，也即心神。所以画家笔下的精品力作往往能以一种洗炼含蓄的形式，给人以强烈的情感上的影响，其关键还是心境的真诚传达与回应。笔墨是中国画的根本。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是画家创造性表现客观物象的手段，它具有反映不同画家情感轨迹的特性。中国画以黑白为主色调，以笔墨为表现语言，其本身的根本性决定了其意象性的表现特点。这是因为融于画家笔下之境，绝非客观物象，而是心中之境。 中国画讲究传承。一是向古人学习，与古人交心；二是师徒间手传心授。但从真正意义上讲，是用“心”来传承艺术文化血脉。这要求画者习古而不能泥古，以“我心为法”，变通妙理。正如石涛所言“法于何立？立于一画。一画者，众有之本，万象之根。”其中“一画”并非指一幅画，而是禅宗所指明心见性。由于一切法不离心法，心能生万法，“一法藏万法，万法藏于一法，万法即一法，一法通万法，万法在一法中”(《法华经》语)。经中所指的“一”即为心。故石涛“一画之法”中的“一”指的是心。人若达到见性，即可达到一，其万法则在其中。要想达到心法之根本，则在于缘起，缘起性空，方可见性。人能见性，方得“一画之法”。此时之“一”，是随心所欲；此时之“法”，是大智慧。
云浮市禅宗六祖文化发展规划 （征求意见稿） 序言 禅宗六祖惠能(638-713)是中国佛教的一代宗师，我国宗教史上的一位杰出人物，中国禅宗的创始者，岭南文化一面鲜艳的旗帜，我市历史文化一张闪亮的名片。 更好地弘扬和利用、保护和发掘六祖文化,对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树立民族自信，振奋民族精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经济、文化、旅游等社会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我市充分利用禅宗六祖文化这一重要历史文化资源，相继举办了两届云浮新兴六祖文化节；创作了大型音乐剧《六祖惠能》在上海、广州等地演出；出版了《六祖惠能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六祖论坛》、《禅宗六祖故事》等书刊；六祖诞庙会申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举办舍利子出土宣传推介活动；将原集成镇、船岗镇合并改名为六祖镇；投入6亿多元资金，建设了惠能中学、六祖大道等等。这些举措，对打造我市六祖文化品牌，促进我市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同时也应看到，在现阶段，我市禅宗文化发展水平与全面建设小康目标，构建和谐社会，实施山区文化盛市战略还不够适应；六祖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还不够适应；六祖文化的创作在数量、质量、形式上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够适应；六祖文化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还不够强等等。面对新形势，我们要增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握有利于我市六祖文化的重要发展机遇，大力推动文化创新，促进我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重新挖掘、研究、开发、利用禅宗六祖文化的积极内涵，运用政府搭台、社会广泛参与的多形式、多元化文化发展战略，将禅宗六祖文化打造成全市乃至全省、全国的文化知名品牌，促进我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不断创新发展。 (二)基本原则 ——坚持树立勇于创新的文化发展观，不断深化对六祖文化发展的地位、方向、动力、思路、格局和目标的新认识，打破旧有的与六祖文化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障碍，
唐、五代十国钱币 唐因隋末恶钱泛滥，废五铢，行新钱。唐自武德四年行用“开元通宝”，至唐末仍在使用。钱文用元宝自此始。中间曾间杂铸行过年号钱“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建中通宝”，以“宝”为名的钱开始流行起来。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唐代的货币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以铢两重量命名的货币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通宝、元宝、重宝的“宝”字钱通行于市；白银货币在流通中的地位逐渐提高；大面额的飞钱（类似今天的银行汇票）出现，具有纸币的某些特征。 唐朝是我国历史又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唐钱的形状，没有什么更改，但是名称却有很大的变革。唐高祖废五铢钱，于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从此以后钱币就再不以重量命名了。除开元钱外，又铸年号钱，钱文也大多用隶书。这说明唐代钱制进入了一概新时代。 唐钱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它反映了中国文字书法的演变情形。唐朝流通的钱币有七八种之多。第一种是开元钱，第二种是乾封泉宝，这是正式的年号钱。这种钱运行一年就作废了，现在这些少量稀少的古币价值就越大。第三种是乾元钱，乾元钱流传下来的很多。第四种是顺天元宝和得壹元宝，这是安史之乱史思明铸造的。第五种是大历年间铸的大历元宝，制作不精，大历元宝一般钱径2.3厘米，重3克。大历元宝现在少见，价格在千元以上，建中年间铸的建中通宝，比大历钱还更加轻小，更加少见，因而每枚价格也在千元以上。于是有伪造者用开元钱，挖去开通，增补大历二字，用挖补过的钱币作模，翻
铸假币。假币四字不相称，由此即可判定。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铸行了一种新钱“开元通宝”。钱文为大书法家欧阳询所书，书法凝重端庄、结体严谨。“开元通宝”钱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货币史上最早的宝文钱，此后钱币不再以重量为名称，开始以纪年为主。开元钱当初规定每十文为一两，每文的重量为钱，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重量单位“钱”。使“两”以下的重量单位的十进制原则得以确立，促进了中国古代衡法的演进。开元钱的形制虽然比较统一，但因铸年长久，所以版式极多。 五代、十国钱币 五代是指北方大部地区，从朱温建后梁起，接连更替五个朝代，统称五代。 五代时铸钱不多，后梁、后唐两朝遗留极少。后晋、后汉、后周遗留较多。以后晋“天福元宝”最劣，后周“周通元宝”为最精。 十国十国是指唐亡至宋统一的五十四年间，与中原五代先后存在的割据国家，史称十国。 十国铸钱，多属减重大钱，兼用铅铁铸钱，质量低劣。南唐铸行钱币种族较多，大钱平钱都有，但大钱不多，铸工颇精。两蜀末铸大钱，在十国中币制较善。这一期间钱文变化颇多。 进入五代十国时期，政治上分裂政治上分裂割据五十四年，北方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改朝换代象走马灯一样；南方吴越、吴杨、前蜀、楚、南汉、闽、南平、后蜀、南唐、北汉地方性政权割
五家主流视频监控平台介绍与对比分析 目录 一、视频监控软件平台发展与趋势 (3) 1、第一代：孤岛式平台 (3) 2、第二代：联网型平台 (4) 3、第三代：运营级平台 (6) 4、第四代：面向智慧交通的云平台 (6) 二、"联网型"视频监控软件平台比对 (7) 1、视频监控软件平台厂家概况 (7) 2、主流厂商介绍 (8) 2.1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 2.2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 2.3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9) 2.4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2.5华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1) 3、比对分析 (11) 3.1专注领域 (11) 3.2地域倾向 (13) 3.3发展分化 (14) 4、平台软件介绍 (14) 4.1高新兴：C3M-Video2.0 视频综合管理平台 (14) 4.2大华：DSS-T综合监控管理平台-智能交通软件平台 (19) 4.3海康：iVMS-8600智能交通综合管控平台 (22) 4.4东方网力：PVG网络视频管理平台 (28) 4.5华平：AVCON监控平台软件 (30) 三、主流平台对交通业务的支持 (36) 四、平台软件比对分析 (40) 1、系统架构 (40) 2、可靠性 (41) 3、兼容性 (42) 4、扩展性 (43) 5、可管理性 (44) 五、对比总结以及选型建议 (45) 1、对比总结 (45) 2、选型建议 (46)
如何选择合适的交通视频监控平台 --五家主流视频监控平台介绍与对比分析 视频监控一直都是交通管理部门的重要业务组成部分，通过安装在主要道路、公交站场的摄像机，管理部门可以实时监控到现场的情况，对历史录像下载回放以还原事件的真实经过，对突发事件进行有效的应急指挥调度。因此，视频监控对保障交通通行、维护正常的交通秩序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视频监控的实时性和可溯性难以替代，在智能交通的规划和建设中，视频监控是高速公路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实际的运营中，传统的视频监控软件平台已难以跟上智能交通快速的发展要求，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1、由于各种原因，存在多个视频监控平台，平台与平台之间缺乏信息共享，数据孤立，难以充分发挥设备和系统的最大效用。 2、平台缺乏伸缩性，无法应对前端监控点的快速扩容。 3、平台缺乏开放性，平台之间无法级联，无法兼容不同品牌的前端设备。对一些新接入的设备（如车载视频）需重新开发。 4、平台多为通用版的产品，没有在智能交通的大框架下规划和设计，无法成为新建的智能交通系统中的一员。 由于先天的局限性，原有的视频监控平台只能由原厂家修修补补，勉强应对新业务的需求。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严重影响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了维系系统的稳定性，开发了一些所谓的性能检测系统等，这些系统又额外地增加了原系统的负荷，造成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周而复始，恶性循坏，最终导致整个系统轰然倒塌，业务停止，混乱不堪。 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用开放性、前瞻性的设计理念指导平台的规划，用高伸缩
經師與禪師 ——從解經學的立場看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龚雋 對於佛教信徒而言，他必須同時面對兩個問題。一是傳統遺留下來，並歷史地形成了“正統化”的聖典系統和價值；一是具有根源性的，聖典也一再倡導過的，道的內在和超越的根據—自心或自性。在信徒的心中，原則上講，這二者也是可以統一起來而看作不同的方便，如宗密就說“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諸祖相承，根本是佛親付，菩薩造論，始末唯弘佛經”。1這當然是很圓滿的理境，但落實到佛教經驗歷史的發展和生活世界的方面，問題卻變得有些複雜。作爲傳續聖人之言的“經法”和源於自性經驗的“心法”之間並不總是一致和協調的，而經常會造成一種緊張。佛法的鏡智是勝義現證，這是經師和禪師們都認可的前提，而對於苦無出世現量的人來說，佛法的護持便要有所因藉。於是，聖典在這一方便中就有了扶翼心法的價值和作用。經師的斟酌經義和禪師的“藉教悟宗”、“方便通經”，都是在這一大原則下來開展的。2正如歐陽竟無先生指出的“一信以往，次解次行，大有事在。”“隨順現證，趣向現證，臨入現證，學之序也。多聞熏習，熏此現證，如理尋思，思此現證，修斷轉依，依此現證三慧漸頓，學之事也。”3不過，對於聖典的意義，經師與禪師間仍然有不同傾向。如在經師看來，聖典既然是聖者心量的流出，因而它的至上性和規範性是不容懷疑的，所謂“依經立本”，4經教成了楷定一切法的標準。依經師的意見，一味自證，不軌於聖教，難免陷入暗證而不知邪正。所以他們“搜玄沒之 1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一，金陵刻經處本。 2 Heinrich Dumoulin認爲，大乘經典是禪宗“宗教形而上學的根基”。見其Zen Buddhism:A History,Vol.1,New York:1988,P41. 3歐陽竟無，“內學序”，《歐陽竟無內外學》，金陵刻經處本。 4慧遠，“大智度論抄序”，《出三藏記集》卷第十，中華書局1995年版。canon這個詞，在宗教系統中原來都涵有“權威”和“規範”的意義。見Ed.Mircea Elide,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vol.3,NewYork:1987,P62-69.
石霜楚圆这样一位在宋代禅宗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的禅师，学术界对他的事迹、禅法思想作专题研究或整理的成果，目前尚未见到。只是在宋代禅宗或宋代佛教史的研究专著或论文中，有简略的介绍。在专著方面，郭朋先生在其《宋元明清佛教思想》一书中，对楚圆的法系黄龙杨岐作了系统的介绍，而对楚圆本人却一笔带过。杜继文、魏道儒先生在其合著《中国禅宗通史》一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介绍善昭及黄龙派、杨岐派的情况，对楚圆仅作数语。吴立民先生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一书中，对楚圆不仅从履历上作了介绍，而且从“如来禅、祖师禅”、“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最后的公案”三方面对楚圆的禅法思想作了概括。洪修平先生在其《中国禅思想史纲》一书中，对宋代禅宗的介绍，主要放在黄龙杨岐二派，对楚圆的思想并未介绍。 麻天祥先生在其以宋元明清为主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一书中对楚圆承前启后的禅法思想也忽而未述。魏道儒先生在其《宋代禅宗文化》一书中对楚圆也未有足够的重视。顾吉辰在其《宋代佛教史稿》一书中对楚圆也一笔带过。 另外，日本学者孤峰智璨在其《中印禅宗史》一书中，只是对楚圆的简历作了简要的介绍。忽滑谷快天在其《中国禅学思想史》一书中，主要从楚圆的履历、交往、参访、禅风等方面，对楚圆的一生作了概略性的勾画。阿部肇一在其《中国禅宗史的研究》一节中，对楚圆的介绍几乎没有。高雄义坚在其《宋代佛教的研
究》一书中，作了“宋代禅宗的性格”的研究，对楚圆的研究也没有涉及。除了以上相关专著外，还有《宋代禅宗血脉考》等单篇论文，除了简要介绍楚圆的生平外，并未作深入的探讨。 总的说来，学术界在对宋代禅宗史或宋代佛教史相关的研究中，无论是专著或者是单篇论文，对楚圆研究的工作是十分有限的。以往的有关楚圆的研究著作，尚停留在简略的介绍上，至于对楚圆的生平、思想及影响作综合考察，以明确他在宋代禅宗史或宋代佛教史上发挥的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努力。
读《唐五代时期之成都》之札记 学术界对唐五代时期成都的研究成果还是相当可观，比如冯汉镛先生的《唐五代时来巴蜀的外国人》3、《唐五代的回族医人发微》4，刘扬忠先生的《五代西蜀词的地域文学特色》5和韩云波先生的《五代西蜀词题材处理的地域文化论析》6等等。但这些研究只侧重于某一方面，要全面把握唐五代时期之成都各个方面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显然是不够的。而严耕望先生的《唐五代时期之成都》，从成都在全国的政治军事地位、城郭与公署、坊市与四季集市、工业与商业、寺观与佛道两教、文学艺术与民风、都市户口数额略侧等七个方面对唐五代时期之成都做了一个详细的全面的论述，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空白。 《唐五代时期之成都》虽然以唐五代时期的成都为中心，全面介绍了成都的发展，但是为了使论文具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严耕望先生开篇先介绍“中古时代成都发展史概观”，以此来说明成都在全国的重要地位的形成历史，引出下文对唐五代时期之成都各个方面的论述。接着，严耕望先生从多方面详细考察当时成都的情况。 从成都府在全国政治军事上之地位来看，自安史之乱后，剑南节度“不仅限于西南边防，且于中央政府之拱卫亦有积极之作用”7。作者引用《新唐书》和卢求《成都记序》，举其著作《唐代交通图考》等书，论证唐都长安在外有强敌内有动乱的形式之
下仍能百数十年不动摇之原因，乃南恃剑南节度成都为支援、为退避之内室。 唐五代之成都有三市：东市、西市、南市，记载于《资治通鉴》与《锦里耆旧传》。此外，左思《蜀都赋》、韦庄《有伤灼灼》等作品也可以辅证作者的论述。在本节中，先生还详考了成都四季集市（春曰蚕市、夏曰扇市、秋曰药市、冬曰七宝市）的起源，成都集市游乐之盛可以看出成都集市之繁荣。 宗教方面，成都佛道兩教皆盛，最有力之考证是成都众多的名寺。严耕望先生从《益州名画录》等各种史料得出，成都“共凡五十七寺院”，“共二十一宫观”。除此寺庙道观之外，活跃在蜀地高僧之多及与佛道相关之民间风俗亦能看出兩教的兴盛。 地方民风，在生活上、文化各方面皆足表现。严耕望先生归纳出成都民风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宗教气氛之浓厚；二是蜀民荡于逸乐。唐代蜀中人文之盛从先生前文所举的众多文学作品中窥见一斑，作者认为：“唐末五代之词作家，亦大抵以南唐与西蜀为多，论最高成就，固当推南唐李后主，但人才之众，词风之盛，恐当转推西蜀，此赵崇祚所以有《花间集》之编集也8”。成都在绘画上也有很高的地位，“举天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9”，《益州名画录》之记载，便可见成都在绘画上的成就之高。 最后一点是严耕望先生对成都户口数额的一个略侧，先生认为正史地志所记的户口，与实际户口不相符合，除百姓为逃脱赋
钱财是五家共有的您知道吗一 1 不学佛的人就不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愚痴蒙昧变成自私自利。 2 学了佛佛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体诸佛菩萨与一切众生的真心本性是一个。 3 明白之后才知道原来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有密切的关系你的看法、想法、做法自然就不一样了。 4 你爱护自己就会爱护一切众生因为知道帮助一切众生就是帮助自己。 5 福报决定不是从自私自利来的。自私自利哪来的福报！你帮助人愈多福报就愈大。 6 换句话说福报是随着你的心量而来的你的心量愈大福就愈大。 7 世出世间佛的福报最大。为什么最大？佛的心量是“心包太虚量周沙界”他的福怎么会不大？
8 我们要想得大福报一定要学佛把心量拓开去关心一切众生特别是苦难的众生。 9 我们放眼看现前的世界这世界上有不少在受苦受难的众生；那么还有一些生活过得很惬意很自在的众生他们有没有难？同样在受难。 10 一个是身体受磨的苦难一个是在迷惑颠倒、造作罪业那也在遭难。 11 世间人哪个不遭难？除了很少数真正觉悟了的人觉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种人不遭难。除此之外可以说没有不遭难！ 12 诸佛菩萨、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富有”是福报福报不要享尽了。不会积德的人福报再多都有尽头的时候。什么时候尽？谁也说不定。 13 佛经上常说：“财为五家共有。”你要认为是你的就错了！ 14 哪五家？第一个是“水”大水来了统统淹没了。 15 第二个是“火”水火无情火会烧掉。 16 第三个是“官家”现在虽然是没有但是也不一定；从前你犯罪了抄家
财产充公没收了。 17 第四个是“盗贼”强盗小偷他都有分。 18 第五个是“败家子”防都没有办法提防的。 19 所以“财为五家共有”。财要怎样才能保全？说实实在在话世间人没有不想把自己的财富保全将来好好地受用不致于遭遇到贫困之苦。可是往往老天不从人愿用尽了心机还是保不住。 20 实在讲这是不听佛的教诲。佛教给我们的那真叫万全之计可是世间人相信的人少不相信的人多。 21 佛教给我们什么？把财散掉散财是你保财最妙的方法。你命里面有多少财富决定丢不掉的；你散掉过几天它就自己再来了。 22 你若不散不散就这么多而且丢掉之后就不会再来了。 23 这个散财叫“布施”多做社会慈善利益的好事这样去散的时候你的财都在没有丢掉！ 24 中国大陆财神财神的是谁？现在台湾人
废名（20世纪著名作家、学者） 废名（1901-1967），原名冯文炳，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家之一，曾为语丝社成员，师从周作人，在文学史上被视为“京派文学”的鼻祖。 1925年出版的《竹林的故事》是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其后，相继创作有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1932年）、《桥》（1926-1937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1947年）（后两部都未完成）以及短篇小说、散文、诗歌若干，且后三者皆有极高的造诣。 废名的小说以“散文化”闻名，将六朝文、唐诗、宋词以及现代派等观念熔于一炉，并加以实践，文辞简约幽深，兼具平淡朴讷和生辣奇僻之美。 生平年表编辑 1、1901年11月9日生在湖北黄梅，家境殷实自幼多病，童年受传统私塾教育，13岁入学黄梅八角亭初级师范学校。 2、1917年考入国立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接触新文学，被新诗迷住，立志“想把毕生的精力放在文学事业上面”。毕业后留在武昌一所小学任教，期间开始与周作人交往。 3、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英文班，开始发表诗和小说。在北大读书期间，广泛接触新文学人物，参加“浅草社”，投稿《语丝》。 4、1925年10月，废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 5、1927年，张作霖下令解散北大，改组京师大学堂，废名愤而退学，卜居西山，后任教成达中学。 6、1929年，废名在重新改组的北平大学北大学院英国文学系毕业，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任讲师。次年和冯至等创办《骆驼草》文学周刊并主持编务，共出刊26期。此后教书，写作，研究学问，抗日战争期间回黄梅县教小学，写就《阿赖耶识论》。 7、1946年由俞平伯推荐受聘北大国文系副教授。 8、1949年任北大国文系教授。 9、1952年调往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 10、1956年任中文系主任，先后被选为吉林省文联副主席，吉林第四届人
禅宗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08汉语国际教育金晶【内容摘要】禅宗作为佛教在中国发展衍生的本土宗派，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也是汉传佛教最主要的象征之一。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禅宗流传时间最长，且对中国文化和思想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试用辩证的眼光评析禅宗一千多年来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禅宗佛教中国文化 佛教自汉代进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到初唐，终于出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宗派——禅宗。所谓禅宗的“禅”字虽然由梵文“禅那”（dhyāna）音译而来，意为“静虑”、“思维修”、“定慧均等”，也就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但二者之间的意义有很大差别。“禅那”指经由精神的集中而进入有层次冥想的过程，是佛教一种基本的修行方法，被称为三无漏学之一，也是大乘六波罗密之一。但是中国的禅宗所追求的并不是这种特定的修行方法，而是证悟到本性的一种状态，是对本体的领悟，或对自性的参证；冥想和思索，反而会失去禅的精神。 禅宗相传始于南北朝来中国的僧人菩提达摩，他在佛祖释迦牟尼“人皆可以成佛”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人皆有佛性，透过各自修行，即可获启发而成佛”，后另一僧人道生再进一步提出“顿悟成佛”说。唐朝初期六祖惠能承袭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并将达摩的“修行”理念进一步整理，提出“心性本净，只要明心见性，即可顿悟成佛”的主张，禅宗初步形成系统和规模。唐朝中晚期禅宗开始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又从明朝中晚期开始逐渐衰落。其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意指透过自身实践，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最后达到真正认识自我，是佛教中国本土化的唯一宗派。五祖弘忍后分南宗、北宗两派。北宗主拂尘看净之渐修，南宗主张顿悟而即身成佛。 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因而从各方面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有积极意义的，也不乏消极影响。时至今日，即便禅宗作为佛学宗派已渐渐衰落，但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地位不可磨灭。 一、对佛教发展的影响 西汉末年，佛教最先由印度传入中国；东汉开始在封建统治阶层中开始流传。佛教宣扬“人死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言、不饮酒、慈悲为本、行善修道等教义。此时，佛教只是君王士大夫的新鲜消遣；连年战乱使普通民众生活于水生火热，日子过得朝不保夕，印度佛教的那些教义对他们没有实际的意义和实现的可能，因而在民间的流传度不高。 佛教的传播者意识到佛教要想在中国扎根发展，就必须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糅合。频繁的战乱，窘迫的生活，乱世中难以改变现实的无力感使得人民急需精神上的逃避和慰藉，宗教的普及便有了基数庞大的需求。而另一方面，统治者也渐渐意识到，他们手中的这一消遣可以用来作为巩固统治地位、麻痹人民的政治工具。内外因共同作用之下，佛教一枝独秀，乘势而起，成为维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禅宗的形成、发展及其在佛教史上的影响 摘要：禅宗脱胎于印度佛教中的禅学。禅宗在印度没有突破性的发展，但在传入中国之后，却形成了对中国文化影响巨大的佛教一大宗派——禅宗。中国的禅宗在它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吸取了天台、华严、净土诸宗中国化的成功经验, 它的中国化最彻底, 对佛教文化影响也最深远。 关键字：禅宗发展中国化影响 禅，在梵语中的意思是静虑，中国古代译为“思维修”，其涵义是将散乱的心念集中，进行冥想。据传，释迦牟尼在灵山说法，手拈一朵花一语不发，众人不解其意，唯有弟子摩诃迦叶会心微笑。释迦牟尼便把这“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佛法传给了他。这佛法便是禅宗的要义。摩诃迦叶被尊为禅宗的的开山鼻祖，“西天二十八祖”之首。虽只是传说但对我们去领会其内在佛理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印度禅学更注重于冥想，主张排除一切外在干扰，进行纯直觉的体验和内心反思。它还有坐禅修炼的方法，如“五大法门”、“四禅定”。印度禅学是印度佛教诸多修行方式之一，尚未形成完整的世界观和认识论的教派体系。 当佛教从发源地印度向中国传播时，中国已有丰富的文化积淀，随着文化的碰撞调合，它也会创新出属于自己的东西。佛教大量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传统文化正经历着变革。“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自西汉以来，社会各阶层曾极力推崇的儒学，正处于衰弱状态，文人开始追求玄学中返自然，无拘无束的生存方式。随着儒学礼教渐渐失势，玄学之风为文人创造比较开放的环境，也同时为佛教和禅学、般若学敞开了大门。如此儒、玄、佛三家在激烈的碰撞、调合
中也找到了契合点。于是到南北朝时代，中国文化中的玄学与印度佛学中的禅学极其自然地走到一起。禅宗获得了借以扎根的土壤，为后来禅宗在中国大地上变革、创新直到真正形成作了重要准备。 一种外来文化移植到另一个地方和当地文化接触时，可想而知它的影响是双方面的。印度佛教禅学在传入中国时，我们未知它的影响，但是作为印度佛学的一个部分，我们自然欣欣向之。禅宗能在中国植根、开花、结果自然是离不开印度禅学那样一个温床，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经历了三个阶段，才结成今天的硕果。 首先，印度式的“坐禅”时期，禅作为一种修行方法可追溯至古印度婆罗门教和其他外道的瑜珈功。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就曾修习四禅、四无定色, 并结合瑜珈等修持方法创建了佛教自己的禅法。最初, 它作为一种入定的方法, 并没有多少理论价值。随着原始佛教的不断演化发展, 原始禅法也分化成大乘禅法和小乘禅法, 它们都有各自理论体系的禅经。禅宗的最初形态——印度禅法也在同一时期随着禅经的译介传入中国。 从佛教在东汉末年传入至魏晋南北朝, 这是禅宗中国化历程中的第一个阶段。东汉灵帝建宁年间，安世高译出《大安般守意经》, 论述如何通过默数“入息”、“出息”使人心意集中, 从而进入禅定的方法和程序。这即是小乘禅法的数息观。西晋末年鸠摩罗什译出了《坐禅三昧经》介绍了大乘禅法一系的“五门禅”, 系统阐述了印度佛教的禅修方法。这一时期,译出的禅经大约有五十多部。大乘禅法、小乘禅法不分伯仲。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印度式的坐禅仍是主流的修持方法。它有严格的入定程序, 讲究禅师的言传身教。当时, 禅法作为一种时尚在北方很是流行。许多禅僧也因为打坐的工夫好而倍受尊敬。在一般人眼里坐禅具有神秘色彩, 有不可思议的作用。这一时期禅法的特点是坐禅的功能被无限夸大, 修持理论没有与中国文化相融合, 还有些
唐及五代时期河东地区的重要地位河东地区主要指今山西省。山西目前在国内是一个较为普通的中部省份，但在古代，尤其是唐及五代时期，在全国具有极高的地位。现就其重要性，我提出几方面的认识。 得天独厚的经济优势 盐是人民群众生活的必需品之一，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中，盐仅次于粮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盐的产销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有盐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隶度支。蒲州安邑、解县有池五，总曰两池，岁得盐万斛，以供京师。”从中不难看出，河东池盐在全国食盐生产中地位极高，且担负供应京师的重任。唐朝后期，战乱频仍，财政拮据，为弥补国用，盐铁收归官营。河东盐池产量高、行销广，质量好，上缴国家的盐利颇丰。唐代宗时，河东盐池每年税收达150万缗，约占国家盐利的四分之一，财政收入的12.5%。不言而喻，河东盐池价值非凡。 除盐池外，河东地区的矿产也极为丰富，主要是铜、铁、煤。唐高祖武德四年，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1]《通典·食货典》卷9记载：“按天宝中，诸州凡置九十九炉铸钱。绛州三十炉，扬、润、宣、鄂、蔚各十炉，益、邓、郴各五炉，洋州三炉，定州一炉。”众所周知，古代以铜铸钱，唐代不仅在并州（即河东）置钱监，而且绛州（属于河东）铸钱炉约占全国三分之一，可见河东地区铜矿丰富并被大量使用，河东地区可谓是
唐朝的铸币中心。河东地区的铁矿也甚为丰富，冶铁点分布广泛，所产铁器闻名全国。河东的煤炭资源也于隋唐时期普遍使用。 河东地区亦是隋唐重要的农业基地，尤其是晋南地区。晋南地区多盆地，地势平坦，降水充沛，人口密集，自古是北方重要的产粮区。且河东较江淮而言距隋唐都城长安距离近，漕运便利，是京师重要的粮食供给地，同时也是军粮的重要来源。据《通典·食货志》卷12记载，唐代正仓储量河东道列第二位，义仓储量河东道列第三位，由此可见唐代河东道粮食之丰富。 同时，河东地区的纺织业、造纸业、陶瓷业也很发达，对唐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 河东地区的政治地位在唐朝达到了顶峰。原因有三，一者，唐帝国的缔造者及开国重臣多出于河东。唐高祖李渊及其后继者太宗皇帝李世民于隋末起兵于晋阳，而后西平关中，南征北战，建大唐王朝。为李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初唐重臣，如尉迟敬德，为朔州善阳人；柴绍，晋州临汾人；武士彟，并州人。其余如裴寂、赵文恪、许世绪等皆为河东人氏。一代女皇武则天亦是并州文水人。唐玄宗李隆基在称帝之前在河东潞州任职。不难看出，唐代多位帝王大臣与河东有不解之缘。二者，河东地区经济优势较为明显，河东之池盐、铸铁、铸币、粮食在唐朝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三者，河东地区历来为军事要地，北御匈奴、突厥，南控两京，东镇河北，西带河朔，唐代在
中国禅宗思想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吴言生教授 这几天和各位法师、各位营员在柏林寺一起度过，我很有些感慨。首先是老法师以身作则，整个柏林寺法师们一个个如律如仪，僧宝庄严，使我们感受到了禅的真味。其次，我看到同学们经过这几天生活禅夏令营的锤炼，已与刚来的时候大不一样。很多人都差不多快脱胎换骨了，同学们很早就上殿，参加礼佛、读经、抄经、佛学讲座等活动，心灵、境界上均有所提高。再就是前来和同学们交流的法师与老师们，非常恪守职责，个个都是口吐莲花，大家听他们的讲课都会得到很大的受用。老师们已经把我要讲的题目都讲完了，我坐在这儿感到很茫然，该讲些什么成了问题。大家可能都知道野狐禅的故事，如果讲错了一句话就要五百世变成野狐身。我今天在这里肯定会有些不成熟甚至是荒谬的话，我担心我讲完后也变成野狐。但转念一想，哪怕是肤浅的东西，能给大家一些启发，也是好的。 我们这次很难得聚在一起，来参加夏令营，来吃赵州茶，来体验禅茶一味。我想，大家自从来到赵州、跨入柏林寺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吃赵州茶了。今天我把对禅宗、对赵州禅初步的看法贡献给大家，希望和大家一起交流。我想佛法是对那些最渴求、最需要的人讲的，而同学们已经是很解脱、很自在了，可能我在这里是画蛇添足或者是吃力不讨好。说得不好，我是用一种名相束缚了大家，大家记住一大堆名相，回去把自己束缚住了；说得好，就更麻烦了，又是用一种更高级的名相束缚了大家。所以， 1在座的各位同学、营员，下课后大家首先要做的是，把我今天所讲的统统忘掉！我讲的题目是禅宗思想体系及其现代意义，我简单地以本心、迷失、开悟、境界八个字来进行论述。本心论 禅宗的思想或佛教的千经万论，都是在说明我们原本具有善良、纯洁的心，禅宗的本心论就是解释本心的澄明、觉悟、圆满与超越的内涵。在、、大乘佛教经典里，对本心的阐述有《楞伽经》《大乘起信论》《金刚经》、、、、、、《心经》《楞严经》《维摩诘所说经》《华严经》《圆觉经》《涅盘经》等。大乘经典直接影响了禅宗的思想，禅宗思想的核心就是从佛教经典里来的。、 在《楞伽经》《大乘起信论》中，有关本心的基本观点是如来藏思想。，是指我们修行路途中的佛性、佛性种子，深深埋在生命的基因所谓“藏”里面，我们还没有来到这世上，我们就具有了佛性。《起信论》把心分成一心二门，从本体上看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的；《圆觉经》强调的是恢复每个人原本的圆满觉悟之心，即人人本有的清净本性。 《法华经》里有一则衣藏宝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穷人到他富有的亲戚家作客，亲戚请他吃饭，吃到一半，衙门来人叫亲戚去值班，这时穷人已喝醉了，亲戚临走前把一颗很珍贵的宝珠缝在他的衣服里。但他本人根本不知道，仍然像过去那样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和那个富有的亲戚碰面了，亲戚对他说，我在你衣服里缝的那颗宝珠你 2怎么还不拿出来用，还像过去那样贫困潦倒？于是穷人才知道有这么回事，打开衣服一看，果然有一颗无价的珍宝。《法华经》的这个故事，是用穷人来比喻我们凡夫，而富有的亲戚则是大智大觉的佛陀世尊，宝珠就是指我们每个人都有如来藏，都有澄明的自性，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所以依旧在外面流浪，捧着金碗讨饭吃。《涅盘经》里用毗尼宝藏和力士额珠作比喻。毗尼宝藏大家比较熟悉，力士额珠讲的是，大力士眉间镶嵌了一颗宝珠，有一次与人相扑时，两个人的头互相抵触，把宝珠顶进了皮肤里，力士的额头上就长了个脓疮，疼痛难忍，便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他，宝珠还在额头上的皮肤里，只不过是由于嗔恨心把宝珠顶进去了，实际上宝珠还没有丢失。这个比喻说明每个人在自性上都是非常干净、珍贵的，但由于我们的贪、嗔、痴三毒使我们原本纯净的佛性隐没，不能够显现出来。
隋唐五代时期考古 2015年度，隋唐五代时期考古各领域都有新发现和新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的考古简报、专刊报告、论文、论著等约150篇（部）。现谨按城市及建筑遗址、陵墓及墓葬、手工业遗存、墓志碑刻、石窟寺遗存、边疆民族与中外交流遗存、学术活动等几个方面，择要概括如下。一城市及建筑遗址河南省洛阳市隋东都回洛仓遗址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共清理出漕运渠道1条、道路4处、晚唐至五代时期墓葬11座。渠道位于回洛仓城管理区的南部，呈南北走向，渠道口宽25.5米、深6.5米~7米。道路均位于北部仓储区的北墙外，路宽4米、13米、19.5米、22米不等，宽路面车辙均稀少（《洛阳考古》2期）。江苏省扬州市唐扬州城遗址考古也取得了新进展，在蜀岗南缘城址西城墙的考古发掘中，明确了西城门以北主城壕的尺度及与主城墙的间距等问题（《考古》9期）。2015年度出版的《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则详细报道了4年间的发掘成果，对扬州蜀岗城址范围、唐罗城修建及沿革、蜀岗下城城门、扬州城城砖等问题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四川省成都市唐代益州城址获得了新发现，在通锦路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中，揭示出盛唐时期“净众寺”内的砖砌沟渠和人工池塘等园林式景观遗迹，出土了大量唐、五代时期建筑构
件及青羊宫窑、琉璃厂窑和邛窑等瓷器（国家文物局主编《2015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丁垚、张思锐等人在山西省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观察到大量很可能 属于唐时期风格的彩画遗存，与整个大殿一起，可视为长安佛寺建筑风格的代表（《文物》10期）。樊瑞平、刘友恒在对河北省正定县盛唐开元寺遗址保存的三门楼12残柱和一段 阑额进行拼对、测量和记录的基础上，对残存石柱上的文字(功德主的题名、经文)和线刻(佛像和供养人像）进行了初步研究，并依据有关资料对三门楼式样进行了初步复原（《文 物春秋》1期）。周源认为文献仅载洛阳含嘉仓有三座城门,因此学者们根据出土铭文砖而提出的“东门”说值得商榷，“东门”实指的是仓城“含嘉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期）；汪勃对唐扬州罗城墙调查发掘资料进行了梳理,认为天宝九 年（750）已建罗城，中唐时粗具规模，到晚唐乾符六年（879）时则进行了修缮（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庆贺徐光冀》）；李裕群 对山西省太原市蒙山开化寺遗址上的两尊铁佛像(坐佛和迦 叶弟子像)做了较细致的描述,就年代和佛像的名谓与禅法的 关系做了考证和讨论，进而认为铁佛的年代在唐高宗末至武周时期，迦叶弟子像应在初唐唐高宗至武周时期，佛像禅定手法可与开化寺崇尚禅法有关（《庆贺徐光冀》）；贺大龙的《长治唐五代建筑新考》（文物出版社）一书，通过对山西
明末清初五大家 编辑 明末清初五大师也称清初五大师，是指明末清初的五大学者，他们分别是：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1] 五位学者均参加过明朝末年的抗清战争，失败后均致力于学术。其中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隐居不仕，得以终老。方以智由于秘密策划反清活动，而卷入粤案中，被清政府抓获后不屈投水自尽。朱舜水抗清失败后，东渡日本，其学远播东瀛，终客死他乡。 目录 1简介 黄宗羲 顾炎武 方以智 王夫之 朱舜水 2著作 1简介 黄宗羲 黄宗羲（1610年9月24日—1695年8月12日）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鱼澄洞主、双瀑院长、古藏室史臣等，学者称梨洲先生。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或清初三大儒）；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2] 顾炎武 顾炎武（1613年—1682年），南直隶苏州府昆山人，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本名绛，字忠清；南都败后，因为仰慕文天祥学生王炎午的为人，所以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为亭林先生。明季诸生，青年时发愤为经世致用之学，并参加昆山抗清义军，败后漫游南北，曾十谒明陵，晚岁卒于曲沃。学问渊博，于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晚年治经重考证，开清代朴学风气。其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为主，合学与行、治学与经世为一。诗多伤时感事之作。[3-4] 方以智 方以智（1611—1671），明代著名哲学家、科学家。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鹿起、龙眠愚者等，汉族，安徽桐城人。崇祯13年进士，官检讨。弘光时为马士英、阮大铖中伤，逃往广东以卖药自给。永历时任左中允，遭诬劾。清兵入粤后，在梧州出家，法名弘智，发愤著述同时，秘密组织反清复明活动。康熙10年3月，因“粤难”被捕，十月，于押解途中自沉于江西万安惶恐滩殉国。学术上方以智家学渊源，博采众长，主张中西合璧，儒、释、道三教归一。一生著述400余万言，多有散佚，存世作品数十种，内容广博，文、史、哲、地、医药、物理，无所不包。[5] 王夫之 王夫之（16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汉族，衡州府城南王衙坪（今衡阳市雁峰区）人。世界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之一，为湖湘文化的精神源
三远：郭熙在《林泉高致》中总结山水画布局中的“高远”，“平远”，“深远”的方法。成为处理全景山水构图的基本程式。郭解释说：“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 大足石刻：是唐末宋初时期的宗教石刻，以佛教题材为主，是中国著名的古代艺术。其规模宏大，刻艺精湛，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在中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国外誉为神奇的东方艺术明珠 永乐宫壁画：北方道教艺术中成就最高的是山西永济的永乐宫道教建筑群和壁画。各殿的壁画装饰是在元中后期陆续完成的。永乐宫三大殿的壁画，都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是北方宗教壁画中最有艺术价值的经典内容（其中三清殿的《朝元图》出自当地著名画工之手。构图恢宏，气势非凡。它们的突出之处是整体性强，在各种前代样板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格局。画家的线条运用能力惊人，其圆浑流畅的长线组织，既表现了衣带飞舞飘逸的动感，又体现出浓烈的装饰效果。纯阳殿的《纯阳帝君神游显化之图》，在这一连环画形式的壁画中，全部故事都安排在山水的自然环境中，保持了一种统一的画面基调。它们生动多样地表现出当时人民生活的现实情景。重阳殿的壁画也是连环画形式。）。 《鹊华秋色图》：·赵孟頫为生活在吴兴的书画收藏家周密作的。在这幅纸本手卷上，突出地体现了画家借复古以开新的艺术理想和成就。·以家乡山水为题材创作，其文化内涵十分深厚。·这幅精心绘制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画家在选择风格语言时的独到之处，这样的复古，完全符合江南文人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从画面上看，有开阔的平远之景，远处鹊，华二山遥相对立，形态各异，别具风采；其墨色韵致更接近董源，多用干笔皴擦，但不作刚直方正的线条，因而圆浑又潇洒。其山石的皴法用披麻皴，富于变化，使细密流畅的线条愈显凝重含蓄之美。 ·这一作品在元代画史上影响深远，是赵孟頫周围的艺术家们看到了一种新的风格趋向。这样的复古，立意过人，因此和一般的临摹仿古有着本质的区别。·从中国古代绘画风格的发展史来看，画家在构图上充分现实了其掌握视觉空间的成熟技巧，而且在再现景物方面，达到了汉唐以来最完善的地步。中国古代的艺术家对于征服三维空间的问题，有自己的独特方案，赵孟頫由此开辟出纯粹主观写意的新境界。 《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表现汴梁现实生活的作品，在徽宗画院的人物画创作中最有历史价值。描绘了清明时分京城内外很有特点的生活画面。画卷分为三个大的段落：从郊外的景致开始，经过虹桥这个画面的高潮，转入城内。画上五百五十余人，包括了各色人等，体现出画家对生活的仔细观察和精准刻画。这类风俗题材，虽然前代画家都曾表现过，可是像张择端处理成如此丰富的场面，是前所未有的。 黄公望：江苏常熟人，字子久，后改号大痴。他的山水，融会了传统精华的许多方面，是真正开宗立派的代表。他是直接继承了赵孟頫生纸淡墨，简笔干皴画法并形成理论的第一个人。著有《写山水诀》。他的作品虽然也尝试了不同的画法，但却有一个统一的基调，这就是从江南董，巨两家演变出來的高逸的格调。这包括了“思”与“景”
浅析中国禅宗文化 禅宗，又称宗门，汉传佛教宗派之一，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也是汉传佛教最主要的象征之一。汉传佛教宗派多来自于印度，但唯独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是由中国独立发展出的三个本土佛教宗派。其中又以禅宗最具独特的性格。禅宗祖师会运用各种教学方法，以求达到这种境界，这又称开悟。其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意指透过自身实践，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最后达到真正认识自我。 中国禅宗，融会老庄思想的道家佛学，其实是中国人在佛经翻译过程中，文化渗透交融产生的结果。对于中国文化史产生过深远影响。 禅宗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其特点就是“明心见性 其中，粤北宗教文化为岭南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留下了众多的禅宗经典和语录著作。有《六祖法宝坛经》《云门匡真禅师广录》《死心悟新禅师语录》等等。其中六祖慧能的说法记录《六祖法宝坛经》，是中国佛教徒撰写的唯一一部佛教经典，是禅宗的基本经典。
慧能把达摩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理论相结合，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的禅宗理论。使慧能以后的禅更加符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广泛认同，从而吸引了众多的读书人投入到禅的怀抱，成为中国禅的支持者、发展者和传播者。以至于北宋时的宰相也不禁发出“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哀叹。 因此，禅宗对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影响很大。宋明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和王明阳主张，心外无物，的心学明显受到禅宗思想的熏陶。禅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尤为巨大。唐代诗人王维，贾岛，常建，和宋代苏轼的人都受过禅宗思想的影响。对明清小说影响也非常大的，最值得一提的是《西游记》。《西游记》是一部以佛教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包含着大量的禅宗思想。 对个人来说，禅宗思想要求我们：修心，禅宗把心抬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感恩的心，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还有平常心。 禅宗的产生是偶然的，他的发展却是必然的，每一个生命力的事物都是具有合理的内核的，都应该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存在，而即使变化，那其中合理的内核也不会变化，变的只是外在的躯壳。禅宗也一样，他在中国生根发芽了千余年，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人们会不知不觉中祈祷，会不知不觉中用到她特有的逻辑思维形式，这是历史发展所未能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