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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 以政治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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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 以政治为业

韦伯:以政治为业

我应诸位之邀所做的这篇演说,在某些方面注定会让你们感到失望。各位理所当然地期待我就一些当前的现实问题表明立场。但只有到最后,当提到政治活动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的意义这个问题时,我才会做一些纯形式的表态。人们对于自己的政治活动应当采取什么立场、赋予它什么内容这些问题,都不在今天这次演说的讨论之列。因为这些问题,同政治作为职业的含义,以及它能有什么含义这个一般性问题,并没有什么联系。现在让我们言归正传。

1.政治的定义

我们如何理解政治呢?这是个极为宽泛的概念,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都可纳入其中。人们谈论银行的通货政策,中央银行的贴现政策,工会的罢工政策,也谈论大城市和城镇的教育政策、某个志愿团体主持人的政策,甚至谈论一个精打细算的妻子试图支配其丈夫的政策。我们今晚的思考,当然不是建立在一个这样宽泛的概念上。我们打算只从一个政治团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的领导权、或该领导权的影响力这个角度,来理解政治。

但是,从社会学的观点看,什么是“政治”团体?什么是“国家”?按社会学的理解,国家是不能根据其目标来定义的。几乎没有什么任务。不被某些政治团体列为自己的工作,但是,也没有什么任务,能够说完全专属于以政治为目标组织起来的团体,在今天,这种团体是国家,历史地看,则是作为近代国家先驱的那些团体。从根本上说,站在社会学的角度给近代国家下定义,只能根据它—就像任何其他政治团体一样—所特有的手段,即暴力的使用。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一立陶夫斯克说:“一切国家皆以暴力为基础。”这当然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哪个社会制度理解暴力的用途,“国家”这个概念便也消失了,这时就会出现所谓的“无政府”—就这个词的特定含义说—状态。当然,暴力肯定不是国家的常规手段或唯一手段,谁也没有这样说;然而暴力却是国家特有的手段。今天,国家和暴力之间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在过去,各式各样的制度—从氏族社会起—都知道,暴力的使用是十分正常的。但今天我们却必须说,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请注意,“疆域”乃是国家的特征之一。现在的特点是,其他机构或个人被授予使用暴力的权利,只限于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国家被认为是暴力使用“权”的唯一来源。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

这同一般的说法基本相符。当某个问题被称为“政治”问题,某位内阁部长或官员被称为“政治”官员,或有个决定被称为“政治”决定时,其中便总有这样一层含义:在回答那个问题、做出那个决定,以及确定那个官员的活动范围方面,权力的分配、维持或转移中的各种利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些积极从事政治以追求权力的人,他们或者是为了以此作为达到某些理想或自私目标的手段,或者仅仅是“为权力而追求权力”,即享受权力带来的名望感。

就像历史上以往的制度一样,国家是一种人支配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由正当的(或被视为正当的)暴力手段来支持的。要让国家存在,被支配者就必须服从权力宣称它所具有的权威。人们什么时候服从,为什么服从?这种支配权有什么内在的理据和外在的手段?

2.支配权的类型

从原则上说,内在的理据—即基本的正当支配类型—有三。

首先,是“永恒的昨日”的权威,即通过源头渺不可及的古人的承认和人们的习于遵从,而被神圣化了的习俗的权威。昔日的家族长制和世袭君主所实行的,就是这种“传统的”支配。

还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个人神宠—我称之为“超凡魅力”—chrisma型的权威,它来自极端的个人献身精神,个人对救赎、对英雄业绩的信念,或其他一些个人领袖的素质。这种“超凡魅力型”的支配,由先知们实行,在政治领域,则是由推举产生的战争头领、靠民众直接认可而当政的统治者、伟大的群众煽动家或政党领袖所实行。

最后,是依靠“法制”,依靠对法律条款之有效性和客观性“功能”的信任而实行的支配;这些法律。则是以理性方式建立的规则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凡是合乎法规的职责履行,都可望得到服从。实行这种支配的,是近代的“国家官吏”,以及所有那些在这方面同他类似的权力拥有者。

不难理解,在现实中,服从是由极强烈的惧怕或希望决定的—惧怕魔法的力量或掌权者的报复,希望得到这个世界或来世的奖赏。除此之外,服从还取决于十分不同的原因。这一点我们马上就会谈到。然而,在为服从的“正当性”寻求答案时,我们遇到的就是这三种“纯粹”类型:“传统的”、“超凡魅力的”和“法制的”。

这些正当性概念和它们的内在理据,对于支配的结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现实中,当然很难找到这些正当性的纯粹类型。不过今天我们无法讨论纯粹类型极其繁杂的变种、转型和组合形式,这属于“一般国家学说”的话题。这里我们最为感兴趣的,是这些类型中的第二种:人们因服从纯属“领袖”个人的“超凡魅力”,而产生的效忠,由此形成的支配。因为天职这个概念的最高表现,正是根植于这个支配类型之中。

对先知、战争首领、公民大会或议会中所有伟大的煽动家身上超凡魅力秉赋的效忠,意味着领袖本人被认为是一位内心“受天职召唤”的领袖。人们服从他,不是因为传统或条律,而是因为对他怀有信仰.这位领袖如果不单纯是个狭隘虚荣、昙花一现的暴发户,他便是为他的事业而活着,“为他的工作不懈奋斗”。他的门徒、追随者、他个人的朋党所表现出的效忠,针对的是他本人,是他这个人所具有的素质。

超凡魅力型领袖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历史时期都曾出现。以往,这种索质最重要地表现在两类人物身上,一类是巫师和先知,一类是战争头领、帮派首脑和雇佣兵队长。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从城邦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自由“煽动家”这种类型的政洽领袖。就像城邦一样,这种煽动家是西方,尤其是地中海文化所特有的。此外,像议会党团领袖这种形式的政治领袖,滋生于宪政国家的土壤,而这种国家,也是西方的特产。

当然,这些“受天职召唤”的政治家—从“天职”一词最真切的含义说—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政治权力斗争中唯一决定性的人物。他们所能调动的辅助手段也具有很大的决定性意义。政治上居于支配地位的权力,如何来维持其支配呢?这个问题适用于一切类型的支配,因此也适用于所有形态的政治支配,无论它是传统的、法制的或是超凡魅力的。

对支配的经营要有持续的行政管理,这要求人的行为服从那些声称拥有正当权力的主人。另一方面,支配的经营需要通过这种服从,控制一些在既定情况下行使暴力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因此,支配的经营需要控制一批幕僚和物质的行政工具。

这批行政幕僚,外在地看代表着政治支配的组织。当然,就像任何组织一样,这个组织通过服从,而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正当性,同权力的拥有者联系在一起。此外还有两种借助于个人利益的手段:物质奖赏和社会荣誉。封臣的采邑、世袭制下僚属的傣禄、近代国家官员的薪金、骑士的荣誉、身份特权以及官员的荣誉等等,构成了他们各自的酬劳。担心失去这些酬劳,是僚属与掌权者结为一体的最后的和决定性的基础。在战争中,追随者有荣誉和战利品可得,煽动家的追随者则可“分赃”,即通过垄断官职,对被支配者进行盘剥,以及只有政治才能带来的好处和虚荣心的满足。这些报酬也都是来自一个超凡魅力领袖实行的支配。

正像经济组织一样,利用暴力来维持支配,需要某些物质手段。一切国家都可以这样进行分类:看它原则上是依靠那些个人拥有行政工具的僚属,还是依靠那些同行政工具“分离”的僚属。这种区分,同我们今天说资本主义企业中同物质生产资料“分离”的领薪雇员和无产阶级,有着同样的含义。对于僚属、官员或手下无论什么人的服从,掌权者要做到可以信赖。行政手段可以是钱财、建筑物、战争物资、车辆、马匹或其他什么东西.这里的问题是,掌权者是否亲自领导和组织行政工作,只将执行权委派给他的个人侍从、受雇官员或个人宠臣和亲信,他们都不是行政工具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他们本人无权使用物质的行政工具,而是要受主人的指挥。行政工具所有权的有无这种区别,存在于以往的一切行政组织之中。

有些政治团体,它的物质的行政工具,全部或部分由独立的行政僚属自主控制,可以称这些团体为“身份制的”团体。例如,封建团体中的封臣,自己掏腰包支付他封地内的行政和司法费用。他提供自己的装备和给养用于战争,他下一级的封臣也是如此。当然,这对领主的权力地位是有影响的,他所能依靠的,只是一种个人信任的关系,和这样一个事实:他拥有采邑,拥有社会荣誉方面的正当性,其来源则是上面的主人.

但是,从最早的政治形态以降,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领主亲自领导行政的情形。他让那些奴隶、家臣、随从、“得宠者”,以及

他拿自己库房的钱财供养的受俸牧师,对他产生人身依附,以求把行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力求用他自己的钱袋,用他家庭财产的岁入,支付各种费用;他努力建立起一支依附于他个人的军队,因为军队的装备和给养来自他的粮库、钱库和武库。在“身份制”团体中,领主在独立的“贵族阶层”的协助下进行统治,因此他要同他们分享他的支配权;亲自实施行政管理的领主,或是靠他的家族成员支持,或是靠平民的支持。这是些没有自身社会荣誉的无财产阶层,他们在物质上完全同他拴在一起,自己没有任何足以抗衡的力量。所有形式的家族长制和世袭制的支配,苏丹的独裁制以及官僚制国家,都属于这后一种类型。官僚制的国家制度尤其重要,其最理性化的发展,正是近代国家的特征。

3.近代国家和职业政治家的出现

近代国家的发展,无论在何处,都是由君主发动的。对于他周围那些自主的、“私人”

拥有执行权的人,那些有权拥有自己的行政、战争和金融工具,拥有一切可用作政治资本的人,为剥夺这些人铺平道路的,便是君主。这整个过程,同资本主义企业通过逐渐剥夺独立生产者而得到发展如出一辙。近代国家最后控制了进行政治组织的所有工具,实际上将它们全部集中在一个首脑的统治之下。没有哪一个官员,对于他所支出的钱,或他管理的房屋、仓库、工具和武器,拥有所有权。在当时的“国家”中,行政僚属(包括行政官员和工作人员)同行政组织的物质工具的“分离”—这是国家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终告完成。最具近代精神的发展便由此开始,我们亲眼看到,那些曾剥夺政治工具,因而也剥夺政治权力的人,也面对着被剥夺的企图。

至少从领袖已取得了合法的权威地位这个角度说,这场革命大有收获:这些领袖通过篡夺或选举,已经取得了对行政班子和物质资源机构的控制权。无论他们是否有权这样做,他们从被统治者那里推论出自己的正当性。在这个至少是表面上成功的基础上,他们是不是可以正确地抱着希望,在资本主义企业内实行剥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虽然同行政机构的管理有着深刻的相似性,两者所遵行的规律毕竟十分不同。

今天,我们不在这个问题上表明立场。我只为我们的思考做一些纯概念的的说明:近代国家是组织支配权的强制牲团体,它已经成功地做到了在一定疆域之内,将作为支配手段的暴力的正当使用权加以垄断。为了这一目的,国家将组织的物质工具集中到其领导人的手中,并且对以往有权支配这些工具的所有自主的身份制官员,实行了剥夺。如今,国家占据了他们的位置,处在最顶端。

这一政治剥夺过程取得的成功各有不同,但它出现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之中,由此出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职业政治家”,他们首先是出现在君主的臣僚之中。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同超凡魅力型的领袖不同,他们不打算自己成为主子,而是只想成为政治主子的臣僚。在剥夺的斗争中,他们站在君主一边为他所用,通过替君主料理政事,他们一方面挣得生活所需,另一方面也获得了理想的生活内容。我们又一次发现,只有在西方,才有这种也为君主之外的权力服务的职业政客。在过去,他们一直是君主最重要的权力工具和政治剥夺的工具。

在详细说明“职业政治家”之前,先让我们澄清一下他们从各方面呈现出的存在状态。同经济中的追求一样,政治即可以是一个人的副业,也可以是他的职业。人们可以作为“临时的”政治家参与政治,谋求对政治机构内部或它们之间的权力分配发挥影响。当我们投下我们的选票,或完成一次类似的意见表达,如在“政治”集会上鼓掌或抗议,或发表“政治”演说等等,这时我们都属于“临时”政治家。许多人同政治的全部关系仅限于此。所有那些党务工作者和志愿政治团体的领导,都将政治作为副业来从事,他们通常只在需要时才积极从政,对于他们来说,不管从物质上还是理想上,政治皆不是处在第一位的“他们的生命”。国家的咨询机构和类似的协商机构只在召集时才发挥作用,它们的成员也属于这种情况。属于同样情况的,还有我们国会议员中的一大部分人,他们只在开会期间才积极从政。过去,这个阶

层在身份团体中最为常见。所谓“身份集团”,是指有权拥有个人的军事手段的人,重要行政工具的拥有者,或个人特权的拥有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远远不是完全投身于政治服务,也不将它作为优先从事的工作,甚至只能说是偶尔为之。他们不过是利用自己的特权,谋求获得租金甚或利润上的好处。只有当他们这个平等阶层的上级领主特别要求他们时,他们才会积极参与政治团体的活动。有些辅助势力被君主所借助,用来建立一个唯命是从的政治组织,这时他们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宫廷外参事、在更早期的“库里亚”中开会的顾问,

以及君主的其他一些议事机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都属于这种性质的人。但是,这些把从政作为副业的临时性辅助性势力,自然不能令君主满足。他必然会尽力网罗一批助手,完全彻底地服务于他,于是便这项工作变成了他们的主业。逐渐出现的这种王朝政治组织的结构,甚至这种文化的整个形成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录为己用的人来自何处。

有些政治团体,它们的成员组成一个(所谓的)“自由”共同体,完全排除了君主的权力,或远离了君主权力的限制,专职政治家对于这样的团体也是必要的。它们是“自由”的,意思不是说它们摆脱了暴力的支配,而是说因传统而成为正当(大多数是靠宗教而神圣化),因而是一切权威唯一来源的君主权力已经消失。这种共同体的历史家园也存在于西方。它们的温床是作为政治组织的城市,这种城市里的政治形态,最早出现于地中海文化区。那么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以政治为主业的政治家是什么样子呢?

4.以政治为业的方式

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这种对照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人们通常是两者兼而为之,至少他有这样的想法,在实践中他也肯定会两者兼而为之。“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从这种内心的意义上,所有为事业而生存的忠诚之士,也依靠这一事业而生存。因此这里的区别所涉及的是事物十分基本的层面,即经济的层面。力求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是将政治作为职业,“靠”它吃饭,没有如此打算的人,则是“为”政治而活着。在私有财产制度的支配下,一个人要想从这种经济的角度看有能力“为”政治而活着,就必须存在一些琐细无足道的(如果各位愿意这样说的话)先决条件。在通常情况下,政治家不必在经济上依赖政治给他带来的收入。简单地说,这意味着政治家必须很富有,或者,他在生活中必须具有某种提供足够收人的个人地位。

至少在正常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战争首领的追随者,对正常的经济状况几乎毫不在意,其情形一如追随革命英雄的街头群众。这两种人的生计所系,都是战利品、掳夺物、没收品、捐献,或者依靠本质上同这些东西一样的行为:强行派发一些毫无价值的债券但这些现象必定是不正常的。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唯有一定数量的财富,才能使人达到经济独立的目的。不过单凭这一点还不够,职业政治家还必须有经济上的“闲暇”,这即是说,他的收入不必依靠他本人持续不断地将精力和头脑完全用于、或至少主要用于经济收益的经营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食利者才是完全具备“闲暇”条件的人。他因此是个完全的不劳而获者。他可以是往昔的领主,或今日收地租的大地主或贵族。在古代和中世纪,他们向奴隶或农奴收租,在近代,他们从股份、债券或类似来源获得红利—这些人就是食利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工人或—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企业家,特别是近代的大企业家,都不是经济上有闲暇的人。企业家显然被他的企业拴住,因此他不能有闲暇。考虑到农业的季节性特点,工业企业家同农业中的企业家相比,情况尤其如此。大体上说.企业家想找个什么人在企业中代表他,即便是暂时性的,也十分难以做到。他的闲暇机会,就像医生一样渺茫;他越是杰出和忙碌,他就越是不能得到闲暇。纯粹是出于组织方面的原因,律师想做到可干可不干就容易一些,因此律师在担当职业政治家的角色方面,占有不成比例甚至往往是主导性的地位。我们不想再继续这样的分类了,还是让我们对其中的若干门类做一澄清。

领导国家和政党的人,如果他们(从经济的角度讲)并不靠政治维生,而是全身心地为政治而生存,那就必然意味着,这个政治领导阶层是在“财阀统治”的原则下组成的。这当然不是说,这种财阀领导集团的存在,同时表示政治上处在支配地位的阶层不会试图“靠?,政治吃饭,因此这个居支配地位的阶层一般也不会利用政治支配权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这一点是无须怀疑的。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阶层,不曾多多少少“靠”政治活着。这里的意思仅仅是说,职业政治家不必直接为他的政治活动谋取酬劳,而这是没有资产的政治家绝对必须要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说,无财产的政治家从事政治,完全是或主要是为了追求私人的经济好处。我们无意说,他不会首先去考虑“工作”。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从一切经验来看,富人在其整个生活取向中,总有一个自觉或不自觉的基本立足点,即他对自己生存的经济“安全”的关切。有些阶层,因为没有资产,故同维护既定社会的经济秩序乃其利益所系的阶层毫不相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轻率而无节制的政治理想主义,即或不说完全,也是主要来自这一阶层。在非常的年代,因此也是革命性年代.情况尤其如此。以非财阀政治的方式吸收有兴趣的从政者,吸收领导层和迫随者,必定要同一个不言自明的先决条件挂钩:经营政治的人可以得到定期而可靠的收人。

政治可以是“名誉职务”,由那些通常所说的“独立的”人,即富人,特别是食利者来从事。或者,政治领导集团也可以向无财产的人开放,这时他们就必须能得到报酬.“依靠”政治吃饭的职业从政者,可以是纯粹的“食禄者”或领薪…官吏”,这种情况下从政者因为特别的服务而从收费和赏金获得收人—小费和贿赂只是这类收入中不定期的、正式说来非法的一类;或者他得到实物形式或货币薪水形式的固定收人,也可以两者兼而有之。他可以扮演一名“企业家”的角色,像雇佣兵队长、包租人和捐官者,或者像美国的党老大,他将自己的花销视为投资,然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获得收益。他也可以有固定的工资,像党报编辑、党的书记、近代的内阁部长或政治官员。在过去,典型的报酬有封建采邑、赠送地产和各种形式的律禄。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君主、获胜的征服者和成功的政党首脑的追随者所获得的报酬,则以赏金和律禄尤为典型。今天,对于忠心耿耿的服务者,党的领袖送给他们各种官职—党内职务、报社、合作社、健康保险机构以及国家的职位等等。一切党派斗争,既是为客观性目标的斗争,也是争夺官职授予权的斗争.

在德国,赞成地方分权和赞成中央集权的人,无论他们是在柏林、慕尼黑、卡尔斯鲁厄还是德累斯顿,他们之间的斗争焦点,都是由哪些势力来控制官职授予权.政党认为,在谋求官职上遭受挫折,要比反对它的客观性目标的行动更为严重。在法国,因政党政治而造成的外省长官易手,一贯被认为是比政府计划的改变更为严重的变化,也总是引起更大的震动,与此相比,后者几乎只是些无聊的繁言。有些政党,特别美国的政党,在因宪法解释引起的昔日冲突消失之后,已经变成了纯粹分封官职的政党,它们授人职务,根据猎取选票的需要修改自己的重要纲领。

近几年来,在西班牙,两大政党按照常规,自上而下操纵“选举”,以此为手段轮流执政,借此为其追随者提供官职。在西班牙各殖民地,在所谓的“选举”和所谓的“革命”中,利害枚关的总是国家这只面包篮子,胜利者要靠它来喂养自己。

在瑞士,各政党在它们之间按比例和平地分配官职,我们的一些“革命性”宪法草案,例如巴登宪法的第一个草案,试图将这种制度扩大到部长级职位。可见,国家和国家的官职,是被视为纯粹的猎取政治职务者提供官职的机构。夭主教中央党对这个草案最为热衷。在巴

登,作为党纲的一部分,这个政党主张按比例向党内派系分配官职,因此并不考虑各派系的成就大小。由于官僚化的普及造成官职数量越来越多,也由于这些官职代表着特别可靠的生活保障,使得这一趋向在所有政党中有愈演愈烈之势。对于政党的追随者,政党日益成为达到以此种方式提供官职这一目标的手段。

5.专业官吏的兴起

和这些状况相反,近代官吏团体已发展成一支高度素质化的专业劳动力,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后各有专长。近代官僚集团出于廉洁正派的考虑,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给这个团体造成致命的威胁。没有这种廉洁正派,甚至国家机构纯粹技术性的功能也会受到威胁.国家机构对于经济的重要性,一直在稳步上升,尤其是随着社会化的扩大,这种重要性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在美国,由于总统选举的结果,使得成千上万的官员大换班,甚至波及下层邮差,由此造成由猎取宫职的政客实行业余水平的行政管理,行政人员根本不知道专业的终身文官制为何物,不过这种业余行政方式,长期以来已被“文官改革法案”搞得千孔百疮。行政管理中纯粹技术性的、无法推诱的需要,一直在决定着这一发展。

在欧洲,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专业官员,经过五百年的逐渐发展而出现。意大利的城市和领地开其先河,君主国中的先行者,则是诺曼人征服者的国家。但是,迈出的决定性一步,却同君主的理财有关。从马克西米连皇帝的整伤朝政,我们可以了解到,在这个领域,即使面对极端紧迫的压力和土耳其人的统治,官吏要想废黝君主是多么难以成功.财政领域最难以承受那些一知半解的统治者—当时的统治者充其量不过是名骑士。战争技术的发展呼唤着专家和专业化的官吏,司法程序的细密化,也要求有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16世纪时,在较先进的国家,专业官吏在战争、财政和法律这三个领域取得了明确的胜利。就在君主专制主义凌驾于身份等级制度之上的同时,君主大权独揽的统治也逐步让位于专业官吏体制。正是这些官吏协助君主取得了对贵族等级的胜利。

和具备专业训练的官吏崛起的同时,“政治领袖”的发展也告实现,尽管这其中的转变远不是那么易于察觉。当然,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什么年代或什么地方,都存在着这种有实际决定权的君主顾问。在东方,为了使苏丹尽可能远离因施政成败而承担的个人责任,设置了“大宰相”这一典型的人物。在西方,马基雅维里时代的查理五世在位时,主要是受威尼斯使节所写的报告影响,外交首先变成了一种自觉培养的技艺。在专业外交官的圈子内,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阅读威尼斯使节的报告。擅长于这门技艺的人,主要是那些受过人文主义教育者,相互之间以内行知交相待,一如中国战国晚期的那些文人政客。对包括内政在内的整个政策从形式上进行统一指导的必要性,最终因形势所迫而出现,只能以宪政体制的发展为条件。当然,有些个人,如君主的顾问或事实上的领袖,一再出现于既往的历史中。但是,即便在最先进的国家,行政机构的组织最初是循着其他途径演进的。合议制的最高层行政机构已经出现。从理论上说,他们在君主本人的主持下开会,由君主做出决定,事实上这种形式却在逐渐退化,这种合议制导致了意见的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数票和少数票。除了官吏和最高权力机构外,君主还在身边网罗了一批纯粹的私人亲信—“阁僚”,对国务顾问或无论什么名称的最高国家机构的决议加以考虑之后,通过这些阁僚做出决定。君主日甚一日地落到业余政客的地步,他力求利用合议制和阁僚,从受专业训练的官吏难免会不断增加的工作重负解脱出来。但他仍尽力将最高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专业官吏和一人独裁统治之

间的这种潜在斗争,是无处不在的。直到议会和政党领袖的权力野心露面后,这种情况才发生了变化。十分不同的条件导致了极其相似的结果,尽管其中有些可想而知的差别。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王室手里依然握有实权,如德国这个特别突出的例子所示,君主的利益便会同官吏团体的利益结为一体,共同对抗议会及其权力要求。官吏也希望领导的位置,即大臣的职位,由自己人来把持,因此将这些职务立为官职升迁的目标。从君主这一方面看,他的利益所在,是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从各级忠诚的官吏中任命大臣。而这两派势力的共同利益,是希望看到政治领导以团结一致的方式对抗议会,因此也希望看到合议制被一个单一的内阁首脑所取代。进一步说,君主为了以纯粹形式的方式摆脱党争和党派攻击,他需要有个人来掩护他,为他承担恶人,也就是说,回答议会的质询和与政党进行谈判。这些利益向着同一个方向发挥作用:促使一个大臣出现,对官吏团体实行统一的领导。

有些地方,譬如在英国,议会获得了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权力,议会权力的发展甚至更有力地作用于国家机构的统一这个方向。在英国,“内阁”以议会中的唯一首脑作为其“领袖”,在该党控制着多数时,内阁便成了一个党的委员会。这种政党的权力不为正式的法律承认,但事实上,只有它具备政治上的决定权。官员的合议机构本身并不是实际统治权力的机关—政党才是这样的机关—因此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统治权之所在。执政党需要一个常设的组织,其成员只由它的实际领导人组成,这些人秘密地讨论各种事务,以便对内维护权力,对外能够从事重大的政治活动。所谓内阁,不过是这样一个组织而已。然而,在同公众的关系,特别是同议会成员的关系方面,政党需要有个对所有决定负责的领袖—内阁首脑。英国的制度已经以国会内阁制形式,为欧洲大陆所采纳。只有在美国和受美国影响的民主制中,才建立了相对于这种制度而言十分异样的制度。美国的制度,是将获胜政党中那位直接民选的领袖,放在官僚机构首脑的位置上,而这些官员全是由他任命,只有在预算和立法问题上,他才受制于“国会”的同意。

政治发展成为一种“经营”,要求在由近代政党发展出来的斗争方式方面,做到训练有素。政治的这一发展,决定了公共官员分为两类,这两类人虽然没有严格的界限,他们的区别却是十分明确的。这两类人的一方是行政官吏,一方是“政治”官吏。“政治”官吏,按这个词的真正含义,经常可以根据一个事实,从其外表上辨认出来:他们任何时候都可以被随意调动,他们可以被撒职,或至少被“暂时停职”。他们就像法国的外省长官或其他国家类似的官吏一样,同承担司法职能的官员的“独立性”形成鲜明对比,在英国,一旦议会多数发生变化,并使内阁也随之发生变化,有些按照固定的惯例退职的官员,他们也属于这个范畴。通常在他们中间还有一些人,其职责包括一般的“内政”管理。这些政治成分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在国内维持“法律和秩序”,因此也是维持现有权力关系的任务。在普鲁士,根据普特卡默的告示,这些官吏要想不受遗责,有义务“代表政府的政策”。他们也像法国的外省长官一样,被用作影响选举的官方工具。说到担任官职要求受过大学教育、专门的考试和专门的预备期,德国制度中的大多数“政治”官吏同其他国家相比,具备同等的资格。在德国,只有政治机构中的首脑,即大臣们,才不具备这种近代文官的专业特征。甚至在旧体制下,一个并未进过高等教育学府的人,也可出任普鲁士的教育大臣,而你若是想成为一名参事官,从原则上说,却必须以通过指定的考试作为基础。专家、训练有素的司长和参事官同他们各自的上司,例如同普督士教育部的阿尔多夫相比,对于各分支机构中真正的技术性问题,当然有着无比丰富的知识。结果,在所有日常事务提出的要求方面,各分支机构的领导要比部长们更有权力,这种情况并非没有一点道理。部长不过是那些政治权力大人物们的代表,他必须代表这些有权有势的政治团伙,他必须接受他手下的专业官员提出的措施,或是从政治方面对他们下达指导性命令。

在私有制经济的企业中,悄况也十分类似。真正的“主宰者”—聚集一堂的股东们,对生意经营所能发生的影响,就像受专业官员统治的“人民”一样微乎其徽。决定企业政策的人,也就是受银行控制的董事会,只下达指导性命令和选择经理人员,他们本身在技术上没有能力去领导企业。可见,革命国家目前的结构从原则上说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新鲜东西。它将凌驾于行政部门之上的权力,交到不折不扣的业余人士手里,他们利用对机关的控制权,只想把专业官员当做执行的头脑和手来使用。目前这种制度的困难还不在这里。不过我们所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困难,而是想搞明白,那些职业政治家,包括政治“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有什么典型的特征。他们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在不同的情况下,他们之间也大不相同。

我们已经知道,以往“职业政治家”是在君主同贵族等级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们为君主效力。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些职业政治家的主要类型。

6.职业政治家的来源

面对贵族等级,君主要从这个等级之外寻觅政治上可资利用的阶层。在这些阶层中,首先可以举出僧侣阶层。除了中世纪的基督教地区之外,这个阶层还存在于西印度、东印度、信奉佛教的中国和日本、信奉喇嘛教的蒙古。僧侣在技术上可资利用,是因为他们能识文断字;婆罗门、佛门僧人和喇嘛被引人宫廷,主教和教士被聘为施政顾问,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着眼于获得一支能读会写的行政力量,皇帝、君主和可汗们可以将他们用于同贵族集团的斗争。同反抗领主的封臣不同,僧侣,尤其是恪守独身的僧侣,他们处在正常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运行之外,不会出于私利或子孙的利益,被权力斗争所诱惑,僧侣由其身份所决定,同君主的行政管理工具是“分离”的。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文人,构成了第二个这样的阶层。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人们学习用拉丁语进行演讲,用希腊文作诗,目的是要成为君主的政治顾问,最理想的是成为一名谏臣。这是人文主义学派第一次勃兴的时代,是君主奖掖专业“诗学”的时代。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它对我们的教育制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但尚未产生更深一层的政治结果。东亚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的士大夫是—毋宁说从一开始就是—同我们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类似的人物:他是在远古语言的不朽经典方面训练有素并科考过关的文人。各位读一下李鸿章的日记便会发现,他最引为自豪的,就是自己的诗赋和出色的书法。这个阶层,利用取法乎中国古代而发展出来的一套规矩,决定着整个中国的命运。如果当年的人文主义者哪怕有少许机会得到类似的影响力,我们的命运也许会和中国差不多。

第三个阶层是宫廷贵族。在君主成功地剥夺了贵族作为一个等级的政治权力之后,他便把这些贵族拉进宫廷,让他们担任政治或外交方面的职务。我们的教育制度在17世纪的转变,就部分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作为职业政治家的宫廷贵族,取代人文主义学者,进人了君主臣僚的行列。

第四类为英格兰的制度所特有。在那里出现了一个由小贵族和城市食利者组成的显贵阶层,用术语来说,他们被称为“绅士”。英格兰的绅士所代表的这个阶层,君主最初是要争取他们以对抗那些贵族爵爷。君主赋予这个阶层拥有“自治”的职权,后来他本人又变得日益严重地依赖这些人。这个绅士集团,基于个人的社会权力的利益,不取报酬地接过了地方行政的全部职权,从而一直保持着对这些职权的占有。这个绅士阶层将英国从官僚化中拯救出

来,而这种官僚化的命运,欧洲大陆的所有国家皆未能幸免。

第五个阶层,即大学里训练出来的法律学家,为西方,尤其是欧洲大陆所特有,他们对这个大陆的整个政治结构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经罗马的官僚制国家改造后的罗马法,对后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再清楚不过地表现于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在何处,以促进理性化国家的发展为方向的政治革新,一概是由受过训练的法律学家所发动。这一现象也出现在英格兰,尽管在那里,法律学家庞大的全国性行会组织妨碍了对罗马法的接受。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区。都看不到与这一过程类似的现象。

在印度的弥曼萨学派中,理性的法律思维端倪俱在,伊斯兰教也不乏对古代法律思想的进一步培育,但所有这一切,都未能阻止理性的法律观念被神学的思维方式所淹没。首先是司法诉讼的程序,在印度和伊斯兰教中一直未能达到充分的理性化.仅仅是由于意大利的法律学家借用了古代罗马的法理学,才使得这种理性化得以在欧洲大陆出现。罗马的法理学,是一个从城邦国家上升至主宰世界地位的政治结构的产物—一个性质十分独特的产物。中世纪后期《学说汇编》的法律专家和教规专家,他们的“现代用法"中混杂着一些来自法律学家和基督教思想、后来被世俗化了的自然法学说。意大利的城市执法官、法国王室的法律学家(他们为皇权清除领主的统治建立了形式的手段)、主张主教会议至上论的教规学者和神学家(他们从自然法的角度思考问题)、欧洲大陆君主的宫廷法律学家和学院派法官、荷兰的自然法学教授和反抗王权者、英国王室和议会中的法律学家、法国高等法院里的穿袍贵族,最后还有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律师,这些人中间都存在着法律理性主义的伟大代表。

缺少这种法律的理性主义,绝对专制国家的兴起就像法国大革命一样,是难以想象的。各位如果浏览一下法国高等法院的谏议册,或16世纪至1789年法国三级会议的陈情书,你随处都可以看到法律学家的这种精神。如果你观察一下法国国民议会成员的职业构成,便可发现,尽管这些成员是按照平等参政权选举产生,其中却只有一位无产者、寥寥几名资产阶级实业家,和一大批各种各样的律师。没有这些人,激励着激进知识分子及其各种方案的特殊精神,便是难以想象的。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近代法律家和近代民主便水乳交融密不可分。从我们今天的含义看,作为一个独立身份阶层的律师。也是唯独在西方才存在。从中世纪开始,在诉讼理性化的影响下,他们从日耳曼形式主义的法律程序中的代辩人发展而来。

自政党兴起之后,律师在西方政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非偶然。通过政党来经营政治,就意味着通过利益集团来经营政治。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其中的含义。训练有素的律师,擅长为客户的利益做有效的辩护,在这方面,律师就像敌国宣传所显示出的优势一样,要优于任何“官吏”。他肯定能够利用逻辑上软弱无力的证据,为诉讼案件找到根据,从而打点官司,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案件是“证据虚弱的”。只是由于他技巧性地为案子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才使他得以获胜。不过,即使一个案子具备逻辑上有力的证据作为支持,也只有律师能够为其作成功的辩护。作为政治家的文官,由于辩护的“虚弱”,使一件各方面都有利的事情变成了“证据虚弱的”事情,这种情况真是屡见不鲜。这就是我们不得不经历的事情。实际上,如今的政治,极大程度上是在公众之中利用言辩和文字来操作的。增强文字的效果,恰好是适合于律师来做的工作,而不是完全适合文官的工作。文官不是煽动家,他的目标也不是变成煽动家。如果他试图变成煽动家,通常他也只能成为十分差劲的煽动家。

真正的官吏,就其适当职责而言,是不能投身于政治的,在评价我们的旧政权时,这一点至关重要。他的适当工作应是从事无党派立场的“行政管理”。这也适用于所谓“政治的”

行政官员,至少正式地说,就“国家之理由”—即维系着统治秩序存亡的利益—不容置疑而言,情况应是如此。他应当“无示好恶”地领导他的部门。因此,他应明确地不去做政治家—即领袖及其追随者—总要做和必须做的事,即从事战斗。

采取立场,充满激情—好恶分明—是政治家的本色,尤其是政治领袖的本色。他的行为所服膺的责任原则,同文官的原则截然不同,甚至正好相反。文官的荣誉所在,是他对于上司的命令,就像完全符合他本人的信念那样,能够忠实地加以执行。即使这命令在他看来有误,而在他履行了文官的申辩权后上司依然坚持命令时,他仍应忠实执行。没有这种最高意义上的道德纪律和自我否定,整个机构就会分崩离析。而政治领袖,即处在领导地位的政治家,他的荣誉恰恰在于,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要完全承担起个人责任,他无法、也不可以拒绝或转嫁这一责任。官员要具有高度的道德立场,他的这种素质,决定着他是个贫乏的政治家,尤其从这种说法的政治含义上讲,他是个不负贵任的政治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是道德地位很低的政治家,正如我们不幸在领导位置上一再看到的情况那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官僚统治” , 即便我们从成败的角度揭露这一体制在政治上不当,也丝毫无损于我们官吏队伍的荣誉。不过还是让我们重新回到政治人物的类型上来吧。

7.新闻工作的地位

自立宪国家出现以后,或更确切地说,从民主制度建立之时起,“煽动家”就一直是西方领袖式政治人物的典型。我们自然不会喜欢这个称呼,但我们不应因此而忘记,第一位被称为煽动家的人,并不是克里昂,而是伯里克利。在古代的民主制度中,官职的人选是由抽签来决定的。伯里克利并无官职,或者说是位居最高司令官这个唯一选举产生的官职,却领导着雅典公民的最高会议。近代的煽动家当然也利用演说,我们只须想想近代的候选人要做多少次演讲,即可知道演说的数量已多到极惊人的程度。不过,印刷文字有着更为持久的效果。如今煽动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那些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

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有关近代政治新闻机构的社会学都应单列一章。我今天的演说,对于这一领域即使粗加勾勒都是不可能的。不过这其中有若干事情同我们的话题有关,所以必须谈谈.新闻工作者同政治煽动家、同时也和律师(以及艺术家)有着相似的命运:他们缺乏固定的社会归属.至少欧洲大陆的情况是这样,而英国和普鲁士过去的情况有所不同.新闻工作者似乎属于一个践民等级,“社交界”总是根据他们中间品行最差者来评价他们。因此,关于新闻工作者和新闻职业,流传着一些极为怪诞的想法。许多人并不了解,在新闻工作中,一项真正出色的成就所需要的“才干”,同任何学术成就所必须的才能绝对不相上下。我们尤其应考虑到,新闻工作必须按要求随时交稿,我们也得考虑到,新闻工作者必须在显然是完全不同于学者的创作条件下,立刻产生影响。人们几乎从未认识到,同学者相比,新闻记者所承担的责任要大得多。如果按照平均水平,任何一位有荣誉意识的新闻工作者,他的责任感同学者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较学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已由战时的情况得到证明。人们对新闻记者的评价不高,是由于在这方面,人们对一些不负责任的新闻工作者的表现,以及由此造成的往往十分可怕的后果,总是念念不忘。如果说,一名合格的新闻工作者要比普通人更加谨言慎行,那是谁也不会相信的。但事实正是如此。同其他职业相比,新闻工作这一行包含着一种极强的诱惑力。今天,新闻工作又遇到了一些其他的特殊条件和环境。由于这些因素的作用,使得公众在看待新闻界时,习惯于采取一种鄙夷和可怜的心情交织在一起的态度。今晚,我们无法讨论该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所关心的,只是新闻工作者以政治为业的命运,以及他们取得政治领导地位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只有在社会民主党里,

新闻工作者有着比较有利的机会。不过在这个政党的内部,主编的位置主要仍属于党内官员的位置,尚不足以构成领袖地位的基础。

至于在资产阶级政党里,从整体上说,沿着这条路爬上政治权力地位的机会,较上一代人相比情况反而有所恶化。当然,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都需要新闻界的影响力,因此也需要和新闻界保持联系。但是,即使新闻界里产生了政党领袖,那也绝对属于例外,因此根本无须考虑。存在这种情况,是因为新闻工作者越来越“缺乏闲暇”,新闻工作的劳动强度和时效性日益强化,决定着这种“缺乏宽裕时间”的状况。如果为了生计,每天或者每周都必须写出文章,这不啻是给政治家戴上了脚镣。我就认识一些人,他们虽然具备领袖的气质和才干,却因工作所迫,在追求更高权力的过程中,身体,尤其是精神上遭受了永难愈合的挫伤。在旧政权统治的时代,新闻界同国家和政党中居支配地位的势力保持关系,新闻工作水平受到的伤害莫此为甚。不过这是个需要另做处理的问题。在我们的敌对国家中,情况并不是这样。然而即便在它们那里,以及在所有近代国家中,新闻工作者的政治影响力似乎每况愈下,而资本家式的报业大亨,如诺斯科里弗“爵士”之流,所获得的政治影响力却与日俱增.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资本主义的大型报业,主要控制着一些刊登“分类小广告”的“大众报纸”,故通常都是培养政治冷漠态度的典型。因为对它们来说,独立的政治立场并无任何好处,特别重要的是,若是坚持独立的政策,便不会从位居政治支配地位的势力那里,得到某些商业利益的照顾。在大战期间,曾大规模地利用广告业务对报业施加政治影响,这种作法如今似乎还会继续下去。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大报可以避开这种压力,但小报的处境就困难得多.新闻工作无论在其他方面具有什么吸引力,有多大程度的影响力,多大的活动范围,特别是负有多少政治责任,无论这一切情况如何,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环境下,新闻职业的生涯都不是政治领袖步步高升的正常渠道。新闻职业大概已失去这种作用,或者尚未具备这种作用,人们只能等着瞧了。放弃不署名原则是否会使这种情况有所改观,还很难说。有些新闻从业者—不是所有的人—主张放弃死板的不署名做法。从战时德国新闻界专门雇用一些人员和一贯具名发表意见的名流作家来“治理”报纸的做法中,我们所得出的体验却不幸显示,在一些较著名的事件中,并没有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出现了责任心必定有所加强的局面。姑不论党派倾向,有些报纸无异于恶名昭彰的街头传单,它们利用放弃不署名原则,争取扩大销路,而且大有斩获。这些煽情的出版商和新闻从业者得到了财富,但肯定没有赢得荣誉。我这里所说的话,丝毫没有反对促销原则的意思。这当然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不负责任的煽情也不是普遍现象。不过到目前为止,煽情从来不是通向真正的领袖地位,也不是通向负责任地经营政治的道路。情况会如何进一步发展,尚待观察。但是不论在什么环境下,新闻工作依然是职业政治活动的一条重要途径。它不是对什么人都适宜的途径,至少不适合那些性格懦弱的人,尤其是那些只能靠安定的位置维持内心平衡的人。如果说年轻学者的生涯是一场赌博,他至少还要受制于一些身份方面的固定规矩,使他不至于松懈,而新闻记者的生涯,不管从哪个方面说,都是一场彻底的赌博,他所处的条件,以一种其他情况下十分罕见的方式,考验着他内心的安定自信。职业生涯中经常遇到的艰辛,还不是最糟的事情。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他所面对的特殊困难,是他内心向他发出的要求。经常以貌似平起平坐的身份,出入于这个世界上权势人物的沙龙,大家往往是出于惧怕而对他奉承有加,但他心里始终明白,他身后的大门一关,主人十有八九会向客人们解释自己同这位“报界下流文人”打交道的原因,这实在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更不轻松的事情是,他必须迅速而令人信服地就这事或那事发表意见,对生活中可以想象到的一切问题,即出现…市场?需求的无论什么事,表明自已的态度,又不能变得极端肤浅,最重要的是,他不能因自我表白而丧失尊严,这会造成十分可悲的后果。有许多新闻记者变得丧失人性,毫无价值可言,这并不足怪。

使人感到吃惊的倒是,尽管有这种种情况,这个团体中居然仍有许多可敬的、真诚的人,这实在不是外人所能轻易想象的。

如果说,作为职业政治家类型之一的新闻从业者,是个历时较为久远的现象,那么党内官员却只是近几十年,甚至一部分是近几年才出现的。为了搞清楚这些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我们必须回过头来看看政党和党的组织。

8.政党的经营

凡是规模较大的政治团体,即是说,凡是任务的范围和规模超出了小的乡村区划、其掌权者以定期选举方式产生的政治团体,它对政治的经营,必须由那些有兴趣从事政治经营的人来做。这也就是说,只有数量相对较少的人首要的关心是政治生活,从而也对分享权力感兴趣,他们通过自愿加入的方式,为自己网罗一批追随者,推举自己或手下人作为候选人,广募财源,四处拉选票。很难想象,如果缺少这样的经营方式,在大的团体中选举如何能够运作得起来。在实践中,这意味着有投票权的公民分为政治上积极和政治上消极两种人。这种差别是以自愿的态度为基础,因此,依靠诸如义务投票制、“职业团体”代表制,或者其他明确或实际针对这种状况的措施和职业政客的操纵,并不能消除这一差别,积极的领袖和他们那些自由加入的追随者,是任何党派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要素。追随者,以及由他们带动的消极选民,是选举领导人所必须的。但是党派的结构各有不同。举例来说,中世纪城市中的“党派”,例如教皇党和皇帝党,纯粹是由私人亲信组成。如果考虑一下这些中世纪党派的不同情况,就会让人联想到布尔什维克党及其苏维埃。请看看《教皇党章程》吧,其中便有没收贵族等级(最初是指所有那些以骑士为职业并有资格拥有采邑的家族)财产的内容;再看看禁止担任官职和剥夺投票权的做法吧,还有地区间的党派会议、严密的军事组织和奸细的赏金等等。然后再来看看布尔什维克党,他们有经过严密筛选的军队,尤其是在俄罗斯,有密探组织,他们解除了“资产阶级?—包括企业家、商人、食利者、僧侣、沙皇后裔和警察—的武装,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当然还有没收财产的政策。

还有更为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可考虑一下,中世纪党派的军事组织纯粹是由骑士的军队组成,其组织基础是那些登记在册的封建领地,贵族几乎占据着所有重要的职位。在苏维埃这方面,它保留或毋宁说重新启用了高薪企业家、计件工资、泰勒制、军事和工厂纪律,以及寻求外国资本等等。因此,一言以蔽之,苏维埃不得不再次全盘接收布尔什维克曾当做资产阶级制度与之战斗的全部事物。为了让国家和经济维持正常运转,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此外,苏维埃也重新建立起了前“警备队”,作为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不过我们这里必须讨论的,不是这样的暴力组织,而是那些在选票的市场上,通过冷静和“和平的”运动,谋取权力的职业政治家。

从我们通常所说的含义上,最初的政党纯粹是指贵族的追随者,例如在英格兰就是如此.如果一名贵族,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改换党派,他的依附者也会随之改换。直到“改革法案”提出之前,大贵族以及—这一点同样非同小可一国王控制着有议会选举权的城镇。同这些大贵族党派相近的,是显贵的党派,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崛起,它们在四处涌现出来:在西方的典型知识分子阶层的精神领导之下,有财产和教养的圈子,划分成不同的党派,追随着这些知识分子。这些党派的形成,部分地基于阶级利益,部分地基于家庭传统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僧侣、教员、大学教授、律师、医生、药剂师、富农、制造商—英格兰所有那些自认为属于绅士阶层的人,最初是在十分地方性的政治俱乐部里偶尔组成团体。在骚动不安的

时期,小资产阶级提高了自己的声音,而无产阶级如果有位领袖的话,他们也会如此;这位领袖通常不是来自无产阶级内部。在这个阶段,尚不存在联系各个地方的全国性常设政党组织。只有议会代表形成了凝聚力。在推举候选人上,地方显贵起着决定性作用。竞选政纲的起因,部分地是候选人的竞选诉求,部分地是地方显贵的聚会,或者,也可以来自议会党团的决议。俱乐部领袖是一种业余工作—随一时之需而从事的荣誉性事业。

如果不存在俱乐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通常对政治的非正规经营,是由少数始终对政治有兴趣的人来从事的。只有新闻工作者是拿工资的职业政治家,只有对报纸的经营可算是不间断的政治活动。除了报纸之外,就只有议会的会期了。议会议员和议会内的党团领袖明白,如果他想采取什么行动,他需要转向哪些地方显贵。但是,只有在大城市里,依靠党员的适当捐赠、定期的聚会,以及由代表说明议会活动的公众大会,才有永久性党派团体的存在。政党只有在选举期才是活跃的。

议会议员所关心的,是地区之间在选举上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是受到广泛团体认可的、令人振奋的统一政纲,以及全国统一的动员。这种关心构成了使党的组织日趋严密的动力.不过党的机构仍然是一个显贵团体的性质并未因此改变。即使在包括中等城镇在内的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地方政党“亲信”的网络,情况依然如此.议会党团的一名成员,作为党的中央机构的领袖,同地方组织保持固定的联系。在中央机关之外,尚不存在领薪官员,地方组织仍然完全是由“德高望重的”的人来领导,其目的在于得到他们一直享有的敬重。由他们组成的议会外“显贵”,同那些有机会坐在议会中的政治显贵们一起发挥影响力。但是,由政党编辑的党内通讯,越来越多地为新闻界和地方会议提供着思想养料.党员的定期捐助已成为不可缺少,其中一部分必须用来支付总部的开支。

不算太久以前,德国的政党组织大多数仍处在这个发展阶段。在法国,至少部分地说,政党的发展依然是以第一阶段为主流,议会成员的组织还很不稳固。我们可以看到少数几个全国性的显贵人物,以及由候选人,或者由谋求具体官职的赞助人为他们设计的政纲。当然,这些党纲的制定,都或多或少考虑了国会议员的决议和对地方的适用性。这种体制只出现了局部的突破。专职政治家的数量仍然寥寥无几,主要是由当选议员、党总部的少数雇员和新闻工作者组成。在法国,这一体制中还包括那些已经拥有或此时此刻正在谋取“政治官职”的猎官者。从形式上看,政治仍然主要还是一项副业。有资格担任部长职务的议员数量十分有限,候选人由于位居显贵地位,情况亦复如此。

不过,同经营政治有间接的利害关系、尤其是关系到物质利益的人,数量却是很大的。一个部里的所有行政措施,特别是所有那些同人事安排有关的决定,在制定时,都会部分地考虑到它们对选举机会的影响。无论什么样的愿望,若要求其得到实现,都得通过地方议员从中斡旋。无论利弊得失,部长必须听命于议员,如果这议员属于部长的多数派,他就更得如此。因此每一个人都追求这样的影响力。一个议员单独控制着该官职的任命权,一般而言,也控制着他选区内的所有任命权。话又说回来,这位议员为了连选连任,也要同地方显要保持关系。

最先进的政党组织形式,同这种由显贵、首先是由议会议员统治的乡土气,形成了十分尖锐的对比。这些先进的政党形式,是民主制度和普选权的产儿,是拉拢和组织群众的必然产物,并发展出了极端一致的方向和最严格的纪律.显贵的统治和国会议员的操纵结束了。议会外的“职业”政治家将政党组织操于手中,他们或者作为“企业家”—实际上,美国的党老

大和英国的选举经纪人都是这样的人物—或者作为领取固定薪水的官员,来从事这项工作。在形式上,广泛的民主化出现了。议会党团不再制定权威的政纲,地方显贵也不再左右着候选人的推选。现在是由组织起来的党员大会推举候选人,选送参加上一级大会的代表。这样的会议很可能有好几层,直到党的全国性大会。权力自然会实际落入那些利用组织不停地处理工作的人手里。不然的话,权力就是握在组织的财政和人事必须依赖的人手里,例如梅塞纳斯式的人物,或相关人士组成的强大政治俱乐部(如坦曼尼厅)的主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们建立的这整个机构(盎格鲁一萨克逊国家的典型称谓是机关),或者不如说是领导这种机关的人,决定着国会议员的去留。他们所处的位置,使他们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施加自己的意志,这对于政党领袖的选择格外重要。现在,这个机关所追随的人变成了领袖,甚至凌驾于议会党团的首脑之上.换言之,这种机关的创立,标志着走民众路线的民主制度的到来。

党的追随者,首先是党内官员和党的企业家,当然期待着从领袖的胜利中,得到一些个人的报偿,如官职和其他的好处。他们期待着不仅从国会的个别议员,而且从领袖那里得到这些好处,这一点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他们希望,在党的选举期间,领袖的人格所发挥的煽动效果,会增加选票和选民的寄托,使他的权力得到加强,从而为其追随者扩大机会,获得他们希望得到的报酬。理想的状况是,他们所获得的满足,是因为在工作时怀着对一个人的个人忠诚,而不是仅仅为了平庸之辈组成的政党的抽象政纲。就这个方面而言,一切领袖的“超凡魅力”因素在政党制度中发挥着作用。

这种政党制度,虽然同那些为影响力而争执的地方显贵和国会议员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潜在冲突,却在十分不同的程度上获得了进展。这一情况,首先出现于美国的资产阶级政党,然后出现在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之中。只要一出现不存在公认领袖的情况,立刻就会遇到挫折;即使找到了领袖,也必须为了党内显贵的虚荣和私人利益,做出各种各样的让步。这架机器也可以被置于党内负责日常事务的官员统治之下.按照某些社会民主党人的看法,他们的党已经陷人了这种“官僚化”。但是,如果领袖有着强烈的煽动力、“官员们”会比较容易为这位领袖的人格所折服。官员的物质利益和理想,同党的权力效果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就要寄希望于领袖的感召力了。此外,从人的内心说,为一位领袖工作本身也比较容易获得满足感。正如资产阶级政党通常的情况所示,当显贵和官员一起控制着政党时,领袖的出现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显贵们在理想上要取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得依靠他们所占居的这些小主席或委员会成员的位置。他们厌恶煽动家这种新人,相信政党的“经验”(实际上这也确实相当重要)优于其他因素,从意识形态上担心党的传统受到破坏—所有这些因素决定着显贵们的行为。党内的所有传统势力,都可成为他们的依靠。特别是,不但乡村选民,而且小资产阶级选民,都是将眼光投向他们所熟悉的显贵的名字。他不信任自己不认识的人。不过,这个人一旦成功,他也会更加义无反顾地投向这个人一边。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重要的事例,考虑一下两种结构形态之间的斗争,特别是让我们来看看奥斯特罗果尔斯基所描述的直接诉诸民意认可这种形态的崛起。

9.英、美、德三国的政党

先来看看英国:在这里,直到1868年以前,政党组织几乎纯粹是显贵们的组织。例如,在农村,托利党从英国国教的教区牧师、学校主持,尤其是各郡的大地主那里寻求支持。辉格党则主要是从非国教教派的牧师(如果有这种牧师的话)、邮局总管、铁匠、裁缝和绳匠,也就是说,从这些手艺人中间寻求支持,因为他们能够通过经常同人聊天,散播政治影响。

在城市里,党派的划分,部分地是根据经济状况,郊分地是由于宗教,有时仅仅是因为家庭中世代相传的党派观点;不过显贵总是处在政治组织中流砥柱的位置。

首先是这些状况支撑着议会、组阁的政党和“领袖”,他或是内阁会议的主席,或是反对党的领袖。在这位领袖的身旁,是“议会督导”政党组织中最重要的职业政治家。官职的任命权就操在这些“议会督导”的手中,因此猎取官职者必须围着他转,由他同各选区的议员就这类事达成理解。职业政治家阶层在选区中开始逐渐形成。最初,对地方录用的经纪人是不付酬金的,他们所处的位置,大体上和我们的“政党亲信”差不多。但是在选区里,同他们一起还出现了一种资本主义企业家式的人物,即所谓的“选举经纪人”,在保证公正选举的英国现代立法的条件下,这种人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立法的目的,是要控制竞选运动的开支,它规定竞选者必须公开自己的竞选费用,以此来约束金钱的势力。因为在英国,竞选者除了饱受声嘶力竭之苦—这种情况在过去更甚于我们德国—还得消受掏空腰包的乐趣。选举经纪人让候选人付给他一笔总款,一般来说这位经纪人可从中得到不小的数目。在“领袖”和党内显贵之间,对于议会和国家权力的分配,英国的政党“领袖”一般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这种位置的基础,乃是迫于一个事实,即只有依靠他,才有可能制定出着眼全局、因而也是稳定的政治战略。不过,议会党团和党内显贵仍然具有相当可观的影响力。

旧式的党组织,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它一半是显贵的事务,一半是包含着领薪雇员的企业化经营。但是自从18年8以来,“考科斯会”制度开始发展起来,首先是在伯明翰的地方选举中,然后又扩展到全国。这种制度的诞生,是由一名非国教牧师同约瑟夫.张伯伦一起促成。选举权的民主化为这一发展提供了时机.为了赢得大众,就必须变成一个看上去像是民主团体的庞大机构。为了使组织工作不停地运转,为了把一切事务纳人严格的官僚化管理,必须在每一个城市选区建立起竞选团体。结果,这种地方竞选会中受雇的和领薪的官员数量大增,总的说来,选民中大约有十分之一的人都被组织进了这种地方竞选会.获选的党务代理互有推选权,也是政党政策的正式承担者。动力来自地方团体,他们首先是由那些对城市政治—最丰厚的物质机会总是来源于此—感兴趣的人组成。这些地方团体也是募捐的第一线。这种新出现的机构,不再受议会成员的领导,很快便同过去的掌权者、尤其是“议会督导”发生了冲突。在有地方利益的人士支持下,这些机构大获全胜,议会领袖不得不认输并同它达成妥协。结果是,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了少数几个人手里,发展到极端,则是集中到了位居全党顶端的一个人手里。随着格莱斯顿大权在握,这整个制度在自由党内出现。正是格莱斯顿“了不起的”煽动魅力、群众对其政策之道德本质的坚定信念,尤其是他们对他的人格所怀有的道德信任,使得这种机构如此迅捷地取得了对显贵的胜利。不久就变得十分明显,一种恺撒式的走民众路线的因素—选举战场上的独裁者—出现在政治大地上。l877年,“考科斯会”第一次在全国性选举中开展活动,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因为结果是迪斯雷利在达到其成就的颠峰时落选。早在1866年,这一机构已经完全取向于一个卡里斯玛型的人格,当爱尔兰自治(的问题出现时,整个机构从上到下,对于是否实际站在格莱斯顿的立场上,全都不表示怀疑。它遵照格氏的话,同他保持一致:他们说,不管格莱斯顿是对是错,我们跟着他走。这个机构因此背弃了它的缔造者—张伯伦。

这样的机构需要相当数量的人员,在英国,大约有2000人直接依靠政党政治谋生。当然,纯粹为了谋职,或因为同政治有利益关系而积极从事政治的人,数量还要多得多,在城市政治中尤其如此。除了经济机会外,对于考科斯会中能干的政治家,还有着满足个人虚荣

心的机会。当上一名“J.P.”甚至“M.P.”这种念头同最大的(也是正常的)野心自然没什么两样。这些人,只要能表明自己具有良好的教养,亦即属于“绅士”,便可达到自己的目的。最高的目标,特别是对于那些大的资金赞助者来说,当然是取得贵族的身份。党的财政大约有一半要依靠那些保持匿名的捐款者。

那么,整个这套体制有什么后果呢?今夭,除了少数内阁成员(和少数叛逆者)外,一般来说,议会议员不过是些守纪律的“遵命”先生。在我们这里,一名帝国国会的议员,通常至少还留心一下桌子上的私人来信,以此显示他在为国家的福扯而工作。在英国,连做做这种姿态的要求都没有。议会议员所必须做的,只有投票和不做叛党的事情。在议会督导召集他时,他必须到场,依照内阁或反对党领袖的命令行事。如果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使“考科斯会”处在他的绝对控制之下,这个机构便是个毫无原则的机构。这样,就会有一个凌驾于国会之上,直接诉诸民意的独裁者.他利用机构的手段,将群众聚集在自己身后,对于他来说,议会成员不过是他的追随者行列中的政治分赃客

罢了。

这种强有力的领袖是如何推举出来的?首先,是根据他们的能力推举出来的吗?除了在意志上够格—这在全世界都是决定性因素—之外,煽动性演说的能力尤其重要。自从科伯登之流诉诸理智、格莱斯顿掌握了仿佛是“让事实自己说话”的技巧以来,政治演说的特点便发生了变化。如今,纯粹煽情的手段经常得到运用,救世军在动员群众时,也曾利用这种手段,目前的状况,我们可以称之为“依靠群众情绪而建立的独裁”。但是,在英国议会中运作的高度发达的委员会制度,使得每一个打算分享领导权的政治家,都有可能、也不得不同委员会进行合作。近几十年来,每一个重要的大臣都具有受过这方面实际有效训练的背景。为委员会写报告、对各种设想做公开的评论,这些做法为此种训练、为选出真正的领袖和淘汰单纯的煽动家,提供了条件。

以上就是英国的情况。不过同美国的政党组织相比,那里的“考科斯会”就弱小多了。对于美国的政党来说,走民众路线的原则要早得多,也表现得特别充分。

按照华盛顿的理念,美国应成为一个由“绅士”管理的共和国。在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一位绅士也是一个地主,或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最初的情况就是如此。在组织政党之初,众议院的议员要求成为领袖,其情形恰如英国显贵统治的时代一样.党的组织十分松散,而且直到1824年一直如此。近代化的发展首先出现在某些社区,甚至在1820年代以前就建立了党的机关。但是,在杰克逊第一次当选总统-—作为西部农场主的候选人当选—之后,旧的传统便遭破坏。1840年之后不久,当国会几乎把全部权力都输给了全国性的政党机构,使得重要的国会议员如卡尔洪和韦伯斯特退出政治生活时,国会领袖担任党的正式领袖的局面终告结束。走民众路线的“机构”在美国如此早地发展起来,要归因于一个事实,即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一人独揽官职任免权的总统,是由平民选举产生.根据“权力分立”,的原则,他履行职权的行动几乎完全独立于国会。因此,作为竞选胜利的代价,官职俸禄中真正的分赃对象,在总统竞选中就已交代清楚了。通过杰克逊,“政党分肥制”被十分系统地提升为一项原则,其结果已如人知。

这种政党分肥制,即把联邦官职送给获胜竞选人的追随者,对于今日的政党形式,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不讲原则的政党相互作对,它们变成了纯粹的猎官组织,按拉选票的一时之需,制定着变换不定的政纲,它们改头换面的做法,其他国家庶有相近者,在程度上

却无一可与之媲美。这些政党彻头彻尾是为竞选运动—为总统宝座和各州州长的职位而战—设计的,因为这运动对于官职的任命权至关重要。政纲和竞选人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确定的,不受国会议员的干预.因此,候选人是从大会中产生,而大会代表是由十分民主的形式选出。这些代表是由另一些代表会议来确定,而这另一些代表则将他们所得到的权利,归功于“预选会”,即由该党的直接选民组成的会议。在预选会上,代表己经是以全国领袖候选人的名义选出。在各党内部,最激烈的斗争是发生在“提名”问题上。大约有30万到90万个官职的任命权握在总统的手里,他行使这些任命权,只需得到来自各州的参议员赞同即可。因此参议员也是有实权的政治家。比较而言,国会的众议员在政治上作用甚微,因为他已被取消了官职的任命权,也因为内阁成员仅仅是总统的助理,履行职责不必得到人民的信任。总统相对于每一个人、甚至对于国会来说,他的正当性是来自人民,这就是“权力分立”的一个结果。

在美国,以这种方式为基础的政党分肥制,所以有技术上的可能,是因为年轻的美国文化经受得住这种纯粹的业余管理模式。30万到40万名党徒,他们除了曾为党尽心效力之外,再无其他履行职务的资格,这种状况不产生大量的罪恶当然是不可能的。对举世无双的腐败和浪费仍示以宽容,也只有这个依然拥有无限经济机会的国家才能做到。

现在,在这种走民众路线的政党制度中,“党老大”成了画面上的大人物。党老大是何许人物?他是政治中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他按照自己的算计,自己承担风险,提供选票。他可以作为律师、酒店老板或类似场所的所有者,或者是作为放债收息的人,建立起自己的第一批客户。从这里他把线放长,直到能够控制一定数量的选票。在做到这一点后,他开始同附近的党老大建立关系,他用自己的热情和技巧.尤其是自己的判断力,去吸引那些先他一步事业有成的人物,然后开始向上爬。对于党的组织,党老大是不可缺少的,这组织就集中在他的手里。他提供基本的资金来源。他是如何得到这些钱的呢?不错,部分是来自捐款,尤其是从通过他和他的党而做了官的人那儿收取薪金提成。此外

还有各种贿赂和酬劳。那些打算触犯众多法律中的某条,又不想受到惩罚的人,也要得到党老大的默许,并得为此花钱,不然他就会遇到麻烦。但是仅凭这些,还不足以为政治事业积累必要的资本。党老大作为那些金融大亨的钱财的直接接受者,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这些人不放心把他们打算用于竞选目的的金钱,交给一名拿工资的党官,或交给必须把业务开支的帐目公开的任何人。对于为竞选提供资助的资本家来说,在理财方面审慎精明的党老大是天然的合适人选。典型的党老大都是绝对冷静的人。他不追求社会名望,在“体面的”社交圈里,这种“专业人士”是受到轻蔑的。他只追求权力,追求作为金钱来源的权力,但也为权力而追求权力。同英国的领袖相反,美国的党老大是在暗中工作,他的声音在公众中是听不到的;他向演讲者建议,必须以适当的方式说些什么,他本人则保持沉默。除了参议员的职务外,他不接受任何官职,此乃一条通则。因为根据宪法,参议员参与官职的任命,所以主要的党老大常常亲自坐镇这个机构。官职的分配,首先是根据为党效力的多少,但也时常发生卖官寮爵的事,个别官职还有固定的价码。因此存在着一种卖官裔爵的制度,在17和18世纪,包括教皇国在内的君主国,也常可看到这种制度。

这些党老大没有固定的政治“原则”,他的态度根本就无信念可言,他仅仅问:如何捞到选票?他往往是个没多少教养的人,但通常他的私生活既本分又无可挑剔。就他的政治道德而言,他自然要以政治行为的一般标准为准绳,就像在经济伦理的领域,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战时囤积期可能有的作为一样。作为“职业”政治家受到社交圈的轻蔑,党老大对于这种事并不介意。他本人并不担任联邦高层职务,他也不希望如此,这样做经常有些好处:如果

党老大相信,某些无党派的聪明人,因此也是显要人物,对号召选票有很大价值时,他便可将他们纳入候选人的行列。因此,与德国的情况不同,党内的同一批元老不会一再参加竞选。这些没有信念的政党的结构,同它们的受到社交界轻蔑的掌权者一起,帮助有能力的人获得总统职位,而这种人如果在我们这里,是不可能升上权力顶端的。当然,对于那些有可能危及其财源和权力的局外人,党老大要加以抵制。不过,在争取选民支持的竞争中,党老大也经常不得不委曲求全,接受那些反对腐败的候选人。

因此,那里存在着一种强大的资本主义政党机器,它被从上到下严密而彻底地组织起来,并得到一些极其稳定的俱乐部的支持。这些俱乐部,例如坦曼尼厅,就像骑士阶层一样。他们完全是通过政治支配,尤其是通过对城市的统治(这是最重要的分赃目标),为自己追求利润。正是美国这个“新大陆”的高度民主,使这种政党生活结构成为可能。然而,这两者的关系,又为这一结构的逐渐消亡提供了基础。美国已不再能够只靠业余政客来治理了。不过就在15年以前,当美国的工人被问到,他们为什么允许那些他们也自称瞧不起的人来治理自己时,他们的回答是:“我们更乐意让那些我们可以向他吐唾沫的人当官,而不想如你们的情况那样,让官员向我们吐睡沫。”这就是旧式的美

国“民主”观。不过即使在当时,社会主义者已经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而如今的局面也已变得不堪承受。业余水平的行政机构已无法令人满意。《文官改革法案》设立了越来越多享受年薪的终身官职。这项改革所采取的方式,使得受过大学教育、像我们的官员一样不易腐蚀又十分能干的官员,进人了官府。现在,甚至有10万个官职已不再是大选后分赃的对象。这些官职规定了为其拥有者提供年薪,根据考试获得的资格录取。可见,政党分肥制会逐渐衰落,党的领袖也有可能发生性质上的改变。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尚不知其变化的方向。

在德国,直到目前为止,基本而言,对政治经营有决定性作用的情况如下:

首先,议会一直软弱无力.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凡是具有领袖素质的人,都不会进入议会议员的行列。如果有人打算进入议会,在那里能有何作为呢?当总理府某个位置出现空缺时,有人会对行政长官说:“我的选区里有位非常能干的人适合担任此职。任用他吧!”行政长官或许会欣然同意。一位德国的议会议员,如果他具有权力的本能,他为满足这种本能所能做到的,不过如此而已。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还必须说明,训练有素的专业官员队伍在德国极为重要。这个因素决定了议会的软弱无能。我们的官员队伍举世无双。官员队伍的这种重要地位,又为另一个事实所加强:官员们不但要求取得官职,而且为自己谋求内阁中的职位。去年,在巴伐利亚的立法机关,当就引人议会制政府进行辩论时,有人便说,如果让议会成员担任内阁职务,有才干的人便不会再想当官了.正如英国的委员会辩论所示,文官的行政机构要千方百计地设法逃避这种控制。因为有这样的行政机构,使得议会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不可能在自己的圈子里训练出真正有才干的行政人员。

在德国,第三个因素是,同美国的情况相反,我们有一些在政治上很讲原则的政党,它们至少在主观上,要求其党员具有真诚的世界观。其中两个最重要的政党,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少数党,并且一直打算以少数党自居。在帝国时代,中央党的领导层从不讳言对议会民主制的反对,.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会继续处在少数党的地位,如果还像过去那样,通过向政府施压而为党内猎官者安排官位,将会面对极大的困难。社会民主党是个有原则的少数党.它也阻止引入议会制政府,原因是它不想因为参与现存的

资产阶级政治制度而站污自己。这两个党都不与议会制度合作,使得议会制政府不可能出现。

10.德国职业政治家的现状

那么,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在德国成为职业政治家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既无权力,也无责任,只能扮演显贵的次要角色。结果,他们的新鲜活力,一直是靠一种行会本能来激发,这在任何地方都很典型。在那些将一官半职视为生命的显贵圈子里,一个人如果同他们色彩不一,想爬进上层是不可能的。我可以举出这两个政党中许多人的名字,社会民主党也不例外,他们虽有领袖素质,也正是由于这些不能为显贵所容忍的素质,致使其政治生涯成了一场悲剧。我们的所有政党都经历了这一发展过程,变成了显贵们的行会。举例来说,倍倍尔无论智力如何平庸,仍可算是一位有胆识而性格纯洁的领袖。在群众眼里他所以是一名殉道者,他决不背叛信仰,乃是因为他身后有一批绝对追随他的群众。在党内,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他构成严重的挑战。他去世之后,这种领袖地位也随之结束,官僚的统治开始了。工会官员、党的书记和新闻工作者来到了上层。官僚队伍的本能支配着党,这是一支高度可敬的官员队伍,同其他国家相比,尤其是同往往十分腐败的美国工会官员相比,可以说是非凡地可敬。但是,我们刚才讨论过的官僚统治的后果,也开始出现在党内。

自从1880年以来,资产阶级政党已完全变成了显贵们的行会组织。当然,这些政党出于宣传的目的,必须不时求助于党外的知识界,这使得他们可以说:“我们有某某人某某人。”他们尽一切可能避免让这些人参与竞选,只有当事人坚持己意而无法避免的情况下,他才能够参加竞选。这种精神在议会里也占上风。我们的议会党团过去和现在都是行会组织。帝国议会中的每一次演说,都要事先完全得到党的批准。这从它们前所未闻的无聊乏昧的程度,即可明显看出。只有被指定发言的人才能张嘴。人们很难再找到同英国或法国(由于和英国相反的原因)的惯例形成如此强烈对比的例子了。

目前,由于这场大崩溃—习惯上称为革命—的缘故,大概某种转变正在悄然发生—仅仅是大概,并不确定。最初,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政党机构,首先是一些业余性的机构。这些机构常常是由各大学中的学生组成,他们对一位他们认为有领袖素质的人说:让我们来给你做必要的工作,干吧!其次是工商界的机构。若是有位被认为具备领袖素质的人,愿意展开宣传的人就会来到他身边,按每张选票的价码收费。如果诸位诚心问我,我认为这两种机构哪一个更可靠,从纯粹技术政治的角度说,我相信我会选择后者。不过,这两种机构都属于速生速灭的泡沫。现有的机构虽经自我改造,但仍在继续工作。这种现象只是一种征兆,说明只要有新的领袖,便会有新的机构涌现。但是,甚至比例代表制的技术特性也在阻止着它们的诞生。只有寥寥几个街头民众的独裁者昙花一现。只有街头独裁者的追随者能够进行纪律严明的组织:这些消失中的少数派的力量,也就在此了。

让我们假定,这一切都在改变.那么,在说了上面这些话之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走民众路线的政党领袖,会使他的追随者“失去灵魂”,可以说,他们的智力也会贫困化。一个机构要想发挥作用,成为一个美国意义上的机关,不受显要人物或固执己见的干扰,领袖的追随者就必须对他盲从。林肯所以能够当选,就是因为党组织有这种特点,就前面提到的格莱斯顿而言,“考科斯会”中的情况亦复如此.这不过是接受领袖引导所要付出的代价。不过,只能在这两者之间做一选择:或者是挟“机关”而治的领袖民主制,或者是无领袖的民主制,即职业政治家的统治,他们没有使命感,没有造就领袖人物的内在超凡魅力的个性,这意味着党内叛乱者所处的那种习惯上称为“派系统治”的局面。就目前而言,我们在德国只能

管理学经典韦伯的组织理论

管理学经典韦伯的组织理论(1911) 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韦伯与泰勒、法约尔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Model)的理论(即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将他与杜克海姆、马克思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韦伯行政组织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正是德国企业从小规模世袭管理,到大规模专业管理转变的关键时期,了解韦伯的思想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传统权力(Traditional Authority):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 *超凡权力(Charisma Authority):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 *法定权力(Legal Authority):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 对于传统权力,韦伯认为:人们对其服从是因为领袖人物占据着传统所支持的权力地位,同时,领袖人物也受着传统的制约。但是,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并不是以与个人无关的秩序为依据,而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而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他必须以不断的奇迹和英雄之举赢得追随者,超凡权力过于带有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不是依据规章制度,而是依据神秘的启示。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韦伯认为,只有法定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慎重的公正。原因在于:(1)管理的连续性使管理活动必须有秩序的进行。(2)以“能”为本的择人方式提供了理性基础。(3)领导者的权力并非无限,应受到约束。 有了适合于行政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Ideal Type),具有下列特征: l、组织中的人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是根据合法程序制定的,应有其明确目标,并靠着这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组织与规范成员的行为,以期有效地追求与达到组织的目标。 2、组织的结构是一层层控制的体系。在组织内,按照地位的高低规定成员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3、人与工作的关系。成员间的关系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 4、成员的选用与保障。每一职位根据其资格限制(资历或学历),按自由契约原则,经公开考试合格予以使用,务求人尽其才。

刘少杰《国外社会学理论》笔记和课后习题详解(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解论)【圣才出品】

第七章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解论 7.1 复习笔记 【知识框架】 【重点难点归纳】 一、学术背景 1.家庭和教育背景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出生于德国爱尔福特市,父亲是一位地方

行政官员,母亲是一位加尔文教信徒,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新教教徒。 韦伯在18岁那年考入海德堡大学,服军役后来又来到柏林大学继续学业,博士后毕业后留在柏林大学任教。1889年以博士论文《中世纪商业团体的历史》通过答辩并获博士学位。1891年,韦伯又写了博士后论文《罗马农业史》,获得了在柏林大学授课的资格,被聘请为柏林大学的法学讲师,1892年提升为副教授。 2.学术生涯 1895年,韦伯发表了就职演说《论民族国家和经济政策》,受到了学术界和政治界的广泛关注,1896年被聘为海德堡大学经济学教授,同时还兼任弗赖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这期间,韦伯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他不仅发表了许多有关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术论文,而且还热情地同各界学者开展广泛的交往,并且还在基督教团体中参与一些政治活动,韦伯逐渐成为德国学术界和政治界一位很有影响的青年学者。 1903年,韦伯同维尔纳·桑巴特和埃德加·雅费合作编辑德国主要学术刊物《社会科学文献》。1904年,韦伯应邀到美国讲学,1905年发表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被认为同在美国的这段经历有关。 3.主要著作 《用作文化科学逻辑性的批判性研究》、《新教各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俄国资产阶级民主形势》、《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关系》、《论广义社会学的某些范畴》、《(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的导言》、《儒教与道教》、《印度教和佛教》、《古代犹太教》、《论社会和经济学中价值哲学中立性的意义》、《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城市社会学研究》、《经济与社会》、《音乐理性及社会的基础》、《经济通史》、《国家社会学》等。 4.思想来源 对韦伯思想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文德尔班、李凯尔

马克斯·韦伯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韦伯《经济通史》导读

马克斯·韦伯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 —韦伯《经济通史》导读’ 伊拉.科恩(Ira ]. Cohen) 一、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和马克斯·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 众所周知,“在很多主要方面,韦伯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是一致的,"(Zeitlin,1981;129),因此,韦伯也被称作“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这种泛泛的比较既包含了正确的因素,也存在着某种歪曲.一方面,毫无疑问,韦伯深知为马克思及其后继者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另一方面,也必须指出,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总休观点,与马克思的著作并没有多少具体的联系。特别要说明的是,之所以说韦伯在很多方面赞同马克思对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描述,主要指韦伯接受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核心地位.马克思正是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社会剥削,从而解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尽管韦伯确实强调了雇用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但剩余价值理论并不是韦伯的现代资本主义概念的核心内容。说韦伯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马克思”,意思是说,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的前提是自山市场竞争。虽然自由市场在韦伯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他并不像亚当·斯密及其后继者那样,把市场的运作看作其现代资本主义描述的支点。 韦伯的著作清晰地表现出他所受到的来自斯密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概念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韦伯影响更紧密的一个来源是维尔纳·桑巴特,终其一生,韦伯对桑巴特的著作都是批判性地接受的。然而,韦伯与桑巴特的观点也有着巨大的差别(Roth,19716;239)。因此,似乎难以想象韦伯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的理论直接来源于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尽管在韦伯生活的年代,桑巴特的这本著作在德国学界广受赞誉。无论是对于理解韦伯在《经济通史》中的分析,还是为了更一般地引用韦伯的著作,作为当代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们衡量自身工作的一个经典性的基准,了解以下这个意义深远的理论问题会很有帮助:韦伯是怎样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的?为什么他会这么看?韦伯著作中的理性主题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首先认识到,韦伯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整体 看法,是受其主题兴趣的影响的,这种主题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远远地超出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而涵盖了整个西方文明。这些主题或“价值相关”的兴趣.不仅包含了西方世界的经济特性,还涵盖了其文化特征这并不奇怪。因为,对韦伯来说,经济、文化或者其他方面没有哪一个因素能单独推动历史的发展。相反,韦伯方法论的基础是 特殊经济动机~一(已经)不仅处处影响和改变满足文化的需求和偏好的模式,而且影响着其内容。即使在最主观的方面,也是如此.来自社会关系、建制和受物质利益制约的集团的间接影响,无一例外地扩展到文化的每个角落…经常是潜移默化的).一…另一方面,形成某一历史特定文化所有的活动和情景又影响着物质需要的形成和满足、利益集团的整体性及其实施的权力类型。这样它们就会再影响到“经济发展”过程(1949165-66) 韦伯的综合主题兴趣的最具一般性特征,与对空前地渗透到现代西方文明的所有制序((institutional orders)和文化生活方式中的某一特定理性有关。从韦伯学术著作的整体上来看,对他影响最深的是这种理性的渗透对西方文明中人的文化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影响。韦伯对这些生活方式的总休特征是这样概括的: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和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最主要是因为“世界的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我们时代命运便是,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们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验领域,或者遁入直接的或个人之问关系的友爱之中(1946c,155) 那么,韦伯所说作为现代西方世界特征的理性和理智到底是指什么?问题的核心与精确计算和抽象原理的技术手段用于达到相同的固定目的有关。照韦伯看来,这种形式理性成了

论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

论文关键词:目的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现代性 论文摘要:马克斯·韦伯主要从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阐述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他将合理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目的合理性,另一种是价值合理性。马克斯·韦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文化、社会以及人们头脑中价值合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后,价值合理性逐渐衰落,目的合理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马克思·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探讨现代性的重要资源之一。 马克斯·韦伯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是古典社会学家中第一个以合理性概念为工具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演进过程及其本质的理论家。他的合理性理论影响了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等几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曾坦言:“从理论的发展史来说,马克斯·韦伯是我理论的出发点。”…韦伯的合理性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韦伯描述了合理性的种种表现,阐明了合理性的概念,以合理性概念为解剖刀,对现代社会做出了精神文化特征上的诊断。 一、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 韦伯是一位著作等身、学识渊博的思想家,他一生兴趣广泛,在宗教、社会学、哲学、文化等领域的研究都颇有建树。回顾韦伯一生的学术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穷其心力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欧洲之外,“科学、艺术、国家以及经济都没有走上西方所特有的发展道路”。韦伯认为,这是因为西方特有一种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东方是没有的。韦伯列举了现代自然科学、面向市场的文学作品、科学的法律学说、现代国家机关、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等大量现象,来说明西方的理性主义。他将西方理性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概括为社会、文化以及个人三方面。 关于社会的理性化,哈贝马斯曾指出,韦伯从理性化的角度所描述的不仅是西方文化世俗化的过程,而且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的标志是,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形成的、功能上互相结合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韦伯把这个分化过程理解为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行政行为的制度化。”这就是说,社会的理性化体现在新的社会结构的两大系统即经济和行政中。资本主义经济的组织核心是资本主义企业。资本主义企业的营运,突出地体现了以理性为根本,这就是经济的合理性。资本主义企业是一种合理的组织。其特点表现为:经营活动与家庭相分离;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精于计算;形式上有效安排自由劳动力;技术上利用科学知识,这些都离不开理性的作用,都是理性化的表现。 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现代国家既相分离,在职能上又相互补充。国家的组织核心是合理的国家机关,其特征在于:依据一种集中的和稳定的税赋体系;控制一种集中领导的军事权力;垄断立法和法律权力;通过一种专职官员的形式组织行政管理。在国家机器的构成部分中,官僚体制最集中地表现出理性化的特点。行政理性化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官僚统治完全依照纯粹形式的法律制度而运行。充分发展的官僚制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非人格化的庞大机器,现代国家机制被限定为合理的管理行动。 在韦伯那里,所谓文化的理性化,是指世界的祛魅,也即是宗教世界观图景的消除和世俗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它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现代西方文化主要包括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西方出现的现代科学技术、自主的艺术以及以规范和普适性原则为核心的伦理学等。现代科学技术主要表现为:对待自然的客观化方法、数学的理论形态以及面对自然时的工具立场和经验方法等。韦伯认为,经验的科学技术知识使世界彻底祛魅。驱除巫魅只有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发展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自主的艺术也是现代文化的组成部分。现代艺术从传统的伦理和宗教关系中解脱出来,不再承担宗教、政治和道德教化功能,演变成为表达个人主观性的文化形式。西欧音乐中的调式体系、乐队建制和绘画中应用透视的技法等的创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韦伯首先立足于西方独特理性主义来审视理性官僚制,并通过西方现代官僚制与中国传统制的比较来加以说明。他倡导的官僚制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标准的的组织形态,他所谓的“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官僚制”确是最高的组织形式。他所倡导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专业化分工、等级制、对法理化规则的遵从以及非人格化等方面。 韦伯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合理的分工。工作的专业化便是这种高度明确分工的结果。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官僚制组织是一个等级实体,具有等级与权力一致的特征,形成官僚制中层级节制的权利体系,以保证在组织权力中政令畅通。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官僚组织通常要制定一整套规则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以保证整个组织管理工作的一致性和明确性,保证官僚制组织的合理性、合法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4.行程正规的决策文书。有利于下级组织及其成员明确任务权责及规范要求,加强控制,促进组织更加有效、更便捷的实现目标。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在实行官僚制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公务活动中不得掺杂个人情感、偏好等非理性因素,在组织成员之间的公务关系中存在的只是对事的关系而非对人的关系,不考虑任何私情关系。 6.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官僚制是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之上的,提高其服务数量和质量,从根本上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韦伯官僚组织理论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一、个人简介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为迪尔凯姆、齐美尔)。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任析林、弗莱堡及海德堡等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重要,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最为国内读者所知晓。 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完成并出版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况》,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1894年放弃名校柏林大学法学教授机会,反接受当时地位甚低的地方性大学弗莱堡大学聘请出任经济学教授。1896年转任海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1921年未完成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由遗孀玛丽安娜整理以《经济与社会》书名出版。 二、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现实(实践)基础 (一)政治与行政的分离。 第一,在实践方面,韦伯通过对德国市民阶级的分析,指出德国的市民阶级没有成熟到成为德国民的政治领导阶级,他们“有着情愿服从于官僚支配的心态,市民阶级的价值取向可以允许权力与文化政等问题被化约到技术层面,而政治可以被缩小到一个完全形式地维持国家存在的状况,不许有任何内容的实质目标——仅仅只是毫无信仰的日常照顾而已”。“政治厌倦症”、“非政治的精神”成为德国市民级的价值取向。因此这就为韦伯官僚制理论中政治与行政的分离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二,在理论方面,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两分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威尔发表于1887 年的《行政学研究》一文被称为是现代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起点,他本人也因此文而成为国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他在书中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当的工作。”为了政府成功有效地完成工作,威尔逊又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两分法原则,即把政制定与政策执行分开,“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领域的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远。”这种理论的建构就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因此,有人把韦伯的官僚制论模式称为韦伯—威尔逊模式。 (二)科学管理原理。 20 世纪初,泰罗所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以及构建的科学管理理论以巨大的声势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也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实验依据。科学管理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对事不对人的管理。这就剔除了管理者在管理中的价值影响,也为韦伯官僚制理论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区分奠定了基础。第二,制度和程序化的管理模式。泰罗的科学管理是建立在企业组织由小规模的手工场向大规模现代工厂转变的基础上的,因此,其管理模式是以制

韦伯和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比较

韦伯和涂尔干社会学方法论的比较 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它主要探讨的是有关社会学学科体系及基本假设的一般原理问题,包括研究的立场、方位、视角、基本观点以及解释社会现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与逻辑程序等。从社会学发展史来看,关于社会学方法论的讨论是从马克思·韦伯与史末勒等人的论战开始,他们引发了学术界对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论争;涂尔干和韦伯依据各自的理论背景和逻辑起点,继承和开拓了社会学研究中的两大方法论传统:实证社会学和理解社会学,并为后世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方法论基调,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对两人的方法论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比较。 涂尔干在其著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将社会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社会事实”或“社会现象”。他是这样给社会事实下的定义:“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按社会成员的结合关系的性质的不同,社会事实又可分为物质性社会事实和非物质性社会事实两大类。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强制性”、“普遍性”和“独立性”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韦伯的社会学被称作“理解的社会学”,他的社会学定义是“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对社会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根据这一定义,可见韦伯将人的社会行动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人们的社会行动都是有主观意向和动机的,这与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社会学研究首先要设法理解人们的社会行动。在这里,理解分为两种类型:“直观理解”和“解释性理解”。 从两人给出的社会学研究对象的差别着实可以看出两人所代表的不同理论传统之间的区别。涂尔干以社会事实为自己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相对于韦伯的人的社会行动而言,是宏观层面的。从这一点可以理解涂尔干理论中的社会是客观存在的,而韦伯则认为只有个体是真实存在的,只有研究人的社会行动,对其作出解释性理解。通晓其背后的意义,并最终作出因果性说明。这才是社会学研究的全过程。韦伯也因此把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两大任务。从两者对社会学研究对象界定上的区别,可以看出两大流派之间的差别。这两大学派自产生之时就存在着这样的对立。 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的主张是实证主义的。涂尔干实证主义社会学以客观性的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认为社会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都是受客观必然性支配,这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必然采用自然科学中研究自然现象的实证的方法,通过观察、实验、比较、检验等方法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及事物之间的联系。他提出了解释社会事

浅析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及其对现实的影响

论韦伯官僚制理论及其对现实的影响 政治与行政学院 2011级行政管理5班马梅 201103340533 摘要:马克思·韦伯所倡导的官僚制理论,从整体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理想型的组织设计状态。不得不承认,韦伯提出的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的理论在组织中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他强调的组织的劳动分工体系、调节成员关系和行为的规范秩序、对个人自利追求的激励和制裁体制不管是在发展经济还是在政府机制中都有重大意义;但是他有过分看重的层级节制体制、组织效率、职能权限划分、非人格化的追求等方面使他的理论又成为纸上谈兵。因此,在今天的组织中,我们不仅要借鉴韦伯官僚制理论中的优秀元素,又要把握好尺度,扬长避短,辩证的看待、辩证的借鉴、辩证的应用、辩证的发扬。 关键词:韦伯;官僚制;理性;现实意义 一、官僚制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政治背景 现代官僚制源起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19 世纪后半期,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扫除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普鲁士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全面瓦解了容克的经济基础——封建庄园。为此普鲁士王朝把重要的军官职位和政府官位赐给容克作为补偿。统一后,德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但是受到德国容克政权束缚,德国处在以旧的、家族为基础的企业制度向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过渡的阶段。随着社会发展,行政管理事务变得复杂繁多,工业社会意欲突破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传统的习俗、伦理及道德的束缚,而追求稳定的和有法律保障的制度形式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要求,行政管理日益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韦伯理性官僚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得到产生和发展的。 (二)社会经济背景 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促进了官僚制的产生与发展,官僚制作为一种稳定的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极大地迎合并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的需

1911年 韦伯的组织理论

1911年韦伯的组织理论 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韦伯与泰勒、法约尔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Model)的理论(即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将他与杜克海姆、马克思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韦伯行政组织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正是德国企业从小规模世袭管理,到大规模专业管理转变的关键时期,了解韦伯的思想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 *传统权力(Traditional Authority):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 *超凡权力(Charisma Authority):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 *法定权力(Legal Authority):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 对于传统权力,韦伯认为:人们对其服从是因为领袖人物占据着传统所支持的权力地位,同时,领袖人物也受着传统的制约。但是,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并不是以与个人无关的秩序为依据,而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而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他必须以不断的奇迹和英雄之举赢得追随者,超凡权力过于带有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不是依据规章制度,而是依据神秘的启示。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韦伯认为,只有法定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慎重的公正。原因在于:(1)管理的连续性使管理活动必须有秩序的进行。(2)以“能”为本的择人方式提供了理性基础。(3)领导者的权力并非无限,应受到约束。 有了适合于行政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Ideal Type),具有下列特征: l、组织中的人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是根据合法程序制定的,应有其明确目标,并靠着这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组织与规范成员的行为,以期有效地追求与达到

《现代社会学理论》精.doc

《现代社会学理论》 一、结构 见书P7——P15页 第二章行动:社会安排中的意义和动机(构建理论) 韦伯和齐美尔认为,社会是人类意图的产物。 1、韦伯:德国社会学家。是社会学的一位奠基性的人物,也是构建理论的奠基人。认为人总是积极主动地建构社会现实的行动者,其行动方式要看他们是以怎样的方式理解其行为的,以怎样的方式赋予行为以意义的。将社会行动体系分为四类:工具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情感行动和传统行动。对于非理性行为我们可以用直接性观察理解其行为的意义,而对于理性行为,我们以说明性理解其行为意义。对说明性理解要求在因果和意义两方面都必须是充分的。 2、齐美尔:德国社会学家,与韦伯同为建构主义经典理论的奠基人。认为社会的缘起在于其成员的心智中,考察的对象是个体的人及其境遇、行动。 3、符号互动理论:齐美尔影响了20世纪早期的美国社会学思想,最突出的是由芝加哥大学米德发展起来的符号互动论。符认为:社会是由代表心理过程的姿态和语言(符号)的交换构成的。 4、米德: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分支——符号互动论的奠基人。其符号互动论的核心概念是自我,人类在描述自我时,既用主我“I”也使用宾我“me”。主我是思考着行动着的主体,宾我me是主我I所思考的那个客体的自我,是自我的一个面相,是他人对自我凝视的一种表达,社会经由宾我me进入个体,并且同时被主我I所建构和重构。符号互动论者讨论的互动是主我与宾我之间的内在对话,社会期待与个体的要求和表达在其中进行协调。一个发达完整的自我意味着,人们能够比较确信,自己赋予一个符号的意义与他人所赋予的意义大体一致。 5、戈夫曼:符号互动论者,认为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主张一种拟剧视角,印象管理是其核心主张。其核心理论概念仍是自我。一是正式自我,它定位于社会情境中。正式自我是外在于人的,并寓于社会控制模型中,又是在与个人的关联中发挥作用的。第二是进行表演或印象管理的自我,这种自我是冲动的,情绪的和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也正是在正式自我和表演的自我之间不断协调的过程。 6、现象学:现象学受韦伯的影响较大,代表人物舒茨,现象学社会学关注的是行动者通过哪些方式,将感觉材料转变成各种类型化或心智图像来解释社会世界。 舒茨对韦伯行动的意义与行动的动机是同一的观点提出的质疑,将行为的动机分为两类,一是因果动机和目的动机。 7、常人方法学:想要用一种科学的方式将社会世界类型化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学家必须以与行动者的做事方式完全相同的方式来解释社会。代表人物,[美]加芬克尔,致力于对日常生活中例行性的平凡活动进行直接经验性的研究,认为这些活动的核心特质是反身性。 8、帕森斯:自愿行动。 9、哈贝马斯:把行动分为两个主要类型:沟通行动和策略行动,但主张这两种类型的行动都是理性的,可以被观察者理解的。沟通行动理性是为了平衡把理性行动仅看作目的性的或工具性行动的片面观点,沟通行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达成理解。 第三章理性:个人利益最大化 1、马歇尔:马歇尔体现了19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中,我们可以发现功利主义社会学思想的基础。马从需求、个人欲望或目标的角度入手来说明人的活动,并引入效用这个关键词来点明一个行动者可能追求的各种社会对象的相对价值。 2、帕累托:与马歇尔同时代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帕累托最优:成功的公共决策应该建立起一种个体效用的计算方法,应该明确地以全部人口的效用最大化作为目标。 3、交换理论:关注的焦点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的成本和收益。其核心假设是,人们会理性行动,争求价值最大化。 4、其他见书P95—96 第四章结构:决定经验的隐秘模式 1、弗洛伊德(略) 2、列维:原始的思维(略)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发表日期:2004-02-16 文章作者:许激 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 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理论(也译为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韦伯对组织管理理论的伟大贡献在于明确而系统地指出理想的组织应以合理合法权力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为此,韦伯首推官僚组织,官僚制在19世纪已盛行于欧洲。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 韦伯把人类行为规律性地服从于一套规则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他认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韦伯将社会所接受的权力分为三种:法定权力、传统权力和神授权力。它们应该建立在以下基础上: 合理基础——它是以一种对正规规则形式的“法律性”,以及对那些升上掌权地位者根据这些条例发布命令的权利的信任作为基础的(法定权力)。 传统基础——它是以一种对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对根据这些传 统行使权力者的地位合法性的既定信念作为基础的(传统权力)。 神授基础——它是以对某一个人的特殊的、超凡的神圣性、英雄行为或典范品格的信仰,以及对这个人所启示或发布的规范榜样或命令的信仰作为基础的(神授权力)。 韦伯认为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人们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是非理性的,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只有提供了慎重的公正的法定权力才能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 有了适合于官僚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具有下列特征: 1.组织中的成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是根据合法程序确定的,应有其明确目标,并靠着这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组织与规范成员的行为,以期有效地追求与达到组织的目标。 2.组织的结构是由上而下逐层控制的体系。在组织内,按照地位的高低规定成员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3.强调人与工作的关系,成员间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 4.成员的选用与保障:每一职位均根据其资格限制(资历或学历),按自由契约原则,经公开考试合格予以使用,务求人尽其才。 5.专业分工与技术训练:对成员进行合理分工并明确每人的工作范围及权责,并不断通过技术培训来提高工作效率。 6.成员的工资及升迁:按职位支付薪金,并建立奖惩与升迁制度,使成员安心工作,培养其事业心。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VIP专享】

第七章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理论 本章学习要点: ●理想类型的含义与作用 ●社会行动的含义与类型 ●理性的含义、类型与作用 ●权威的三种类型 ●科层制的主要特征 ●新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关系 教学重点和难点: 方法论;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理性化;科层制 课时安排:6学时 教学方法:讲授+讨论 教学内容: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著名的古典社会学三大家之一,被许多学者视为现代社会学最重要的奠基者,有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的称号。他对社会 学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在社会学众多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包括:社会学方法论、社会学基础理论、社会行动理论、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组组 社会学、宗教社会学、音乐社会学等。本章将简略介绍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社会行 动理论、理性化理论、政治社会学和宗教社会学的主要思想。 第一节生平简介(a Biographical sketch)P120-122 马克斯.韦伯1864年4月21日出生于德国图林根的爱尔福特市。韦伯的父亲是 一个法学博士,做过议员,是一名活跃的政治活动家。韦伯韵母亲出身在一个教育世家,对宗教具有虔诚的信仰。韦伯是家中的长子(他有多个弟妹,其中一个弟弟后来也成为著名的社会学家),虽然早熟,但体弱多病、孤僻、羞怯。他成长予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家庭,家中的常客包括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他们的高谈阔论给他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少年韦伯对历史和哲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14岁生日之前,他已写出两篇历史论文。1882年他进入海德堡大学,主要钻研法学,同时学习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和神学等方面的知识。1884年在服了一年兵役后,韦伯返回父母家中,并到柏林大学就读。他越来越能理解并认同母亲讲求禁欲的宗教价值观,而对追求享乐主义的专 横父亲越来越憎恨。1889年韦伯获得博士学位,1891年又以重要论文《罗马农业史》通过教师资格论文答辩,并于次年开始担任柏林大学的讲师,同时还兼任正式律师。 这期间,他拼命工作,著述颇丰。 1893年韦伯和他的一个堂外甥女玛丽·安妮(她后来成为德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曾任德国妇女联合会主席)结了婚,翌年他被任命为弗莱堡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并搬了家,终于从生活上摆脱了对心理上越来越厌恶的父亲的依赖。1896年韦伯又转到海德堡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在勤奋地从事学术研究之余,他还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发表各种有关时事问题的论文和文件并赢得很大的声誉。1897年韦伯和父亲大吵一场,激烈地谴责父亲专横、野蛮地对待母亲。一个月后,父亲去世。不久.怀有负 疚感的韦伯终于被精神压力和超负荷的工作击垮了,精神完全衰退,身体虚弱,精疲 力竭,阵歇性焦虑和持续的失眠,……韦伯夫人在回忆录中写到:“他任何事情都不

韦伯理论的现代性概述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b66913986.html, 韦伯理论的现代性概述 作者:岳胜 来源:《青年时代》2017年第34期 摘要:马克斯.韦伯认为,欧洲的近代发展,它的这条独特道路与文明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是解神秘化(祛魅、理性化或合理化)的过程。被韦伯称之为理性化的过程,即欧洲现代文明也涉及到一个转向:中世纪转向近代资本主义。其社会发展的意义论证,就不是在神圣的宗教话语之中去寻找其意义基础,而是解神秘化、理性化的过程中导致了三大价值领域的独立。 关键词:韦伯理论;理性化;现代性;概述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谈到了原来那种田园诗的、道德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在资本主义兴起以后)脱去了、消散了。马克思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利益关系、金钱关系、计算关系都很清楚。如同韦伯所理解的,理性化就是计算,没有宗教的色彩。按照韦伯所言,早在康德哲学那里,就为现代性的世俗化奠定了框架,并划分为三个方面:现代自然科学: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化,坚持理性的原则。面对自然灾害,人们不再愚昧地借助于上帝的力量加以解决,而是相信了经验自然科学。自律的艺术:自律的艺术解决的是人与内在之间的关系。在现代性之前,艺术非为艺术本身(非自律),通常充当宗教礼仪功能。艺术自律以后,强调了艺术就是艺术本身。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为自律的艺术进行了先验论证,并提出了关于美的概念,即美就是普遍令人愉快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后来,现代性艺术发展到唯美主义——为艺术而艺术。但在后来的欧洲艺术理论那里,则对此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这种观点认为,超现实主义的唯美主义失去了社会功能和社会批判功能。为此,先锋主义就重新强调打破原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体制,要求艺术要直接干预生活。比格尔在《先锋主义理论》中,讨论了欧洲唯美主义与先锋主义的冲突与争论。在今天看来,这在反传统、反宗教、反神秘主义的意义上讲,自律的艺术此观念是很可贵的、有价值的。放眼现实社会,是不能坚持做到为艺术而艺术的。 用一系列原理建立起来的道德与法律,处理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的秩序应建立在法律和现代的道德基础之上。在去神秘化以前,是以血缘的、权威的和各种各样的等级制度作为社会规范。韦伯也讨论了从古代至现代社会制度建构原则的三类型。表现为:第一种是传统的专制类型,专制通常联系到等级;第二种是偶像崇拜,人们服从的非权力本身,而是领袖的魅力,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秩序建基于非理性原则之上;韦伯认为,(理性化以后)建立在宪法基础上的宪政国家更合理。康德的三大批判就使得三个不同的价值领域区分开来(理性化表现为三个方面)结果即:“从而使我们能根据理论问题、审美问题或道德实践问题的各自内在逻辑来完成学习过程。”理论问题、审美问题和道德实践问题。在资本主义产生以后,三个方面遵循各自不同的内在逻辑原则,不可混淆。比如,自然科学中,科技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不能自然带来道德水准的提高。在哈贝马斯看来,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的批判矛头就直指工具理性这种规范基础。在批判工具理性的同时,马尔库塞与阿多诺晚年却走向

马克斯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

马克斯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 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大体可分为三部分——(一)理想的行政组织:韦伯理想的行政组织主要特点为,1、组织成员的一切活动,都必须遵守一定的程序,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组织目标;2、组织目标的实现,必须实行劳动分工;3、按等级制度形成一个指挥链; 4、在人员关系上,表现为一种非人格化的关系,换句话说,他们之间是一种指挥和服从的关系,这种关系由不同的职位和职位的高低来决定; 5、承担每个职位的人都需经过甄选,并经过考试和培训; 6、人员实行委任制,所有的管理人员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举的; 7、管理人员非组织所有者; 8、管理人员有固定的薪金,并且有明文规定的升迁制度和考核制度; 9、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组织中的法规和纪律,这些规则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适用于一切情况。韦伯认为,这种理想的行政组织是最符合理性原则的,其效率是最高的。 (二)韦伯对权力的分类:韦伯指出,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为基础的。他把权力划分为三大类,1、合理的法定权力;2、传统的权力;3、神授的权力。韦伯认为,在这三种权力当中只有合理和法定的权力是行政组织的基础,因为这种权力能保证管理的连续性和合理性,能按照人的才干来选拔人才,并按照法定的程序来行使权力。这是保证组织能够健康发展的最好的权力形式。 (三)理想的行政组织管理制度:韦伯认为,行政组织中除了最高领导外的每一个官员,都应按下列准则被任命和行使职能,1、他们在人身上是自由的;2、他们按明确规定的职务等级系列组织起来;3、每一职务都有明确规定的法律意义上的职权范围;4、职务是通过自由契约关系来承担的;5、候选人是以技术水平为依据挑选出来的,他们是被任命而非选举的;6、他们有固定的薪金报酬,绝大多数有权享受养老金,雇佣当局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有权解雇这些官员,但这些官员则始终有辞职的自由;7、这个工作是任职者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工作;8、它成为一种职业,有着一种按年资或成就或两者兼有之的升迁制度,升迁由上级的判断来决定;9、官员在完全同所管理财产的所有权无关的情况下工作,且不能滥用职权;10、他在行使职权时受到严格而系统的纪律约束和控制。

论韦伯的现代性思想

【社会学研究】 论韦伯的现代性思想Ξ 毕天云 (云南师范大学经济政法学院,云南昆明650092) [关键词] 韦伯;现代性;理性化;马克思;哈贝马斯 [摘 要] 本文分析了韦伯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和现代性的命运等思想,并将之与马克思、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了简要的比较,最后讨论了韦伯现代性思想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C91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02)06-0010-06 On the Weber’s modernity thoughts BI Tianyun (School of Economics,Politics and L aw,Y unnan Norm al U niversity,Kunming650092,China) K ey w ords: Weber;modernity;rationalization;Marx;Habermas Abstract: This article offer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Weber,s modernity thoughts,namely their basic fea2 tures,processes,and destination.It also attempts to compare them with those of Marx and Habermas, ending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significance of Weber’s modernity thoughts.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既是欧洲社会思想发展的结果,更是欧洲社会现代化的产物。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现代性不断孕育、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以现代社会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现代性问题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至于我们可以说,现代性问题是贯穿社会学发展的一根“红线”,现代性问题是社会学的中心主题。当今国际知名的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早在1971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一书中就指出:“马克思、涂尔干与韦伯的社会学观点,皆根植于他们对现代社会形式之基本结构与发展趋向的不同观念上。”[1]英国的另一位社会学家尼格尔?多德在199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与现代性》一书中,以“现代性”为主题线索,介绍和评析了“古典社会理论”、 “现代社会理论”和“后现代社会理论”中有代表性的15位社会学家的现代性思想。[2]韦 伯,作为古典社会学的三个大家之一,他的研究视野当然不可能(事实上也没有)“游离”于社会学的“中心主题”之外。特纳(Bryan S.Turner)认为:韦伯是“一位现代性理论家”,“理解韦伯对其事业的看法的最佳方式,是将其看作对现代性性质的孜孜探求。”[3]目前,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在学术界炒得沸沸扬扬,要理解和把握现代性的真谛,最好的途径之一就是“返回古典”,看看讨论现代性问题的“祖师爷”们“说过些什么”,后人从中能“得到些什么”,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韦伯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思想家,在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中,现代性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理解韦伯的现代性思想,首先要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韦伯晚于马克思46年出生,在他还是一个儿童的时候,马克思的理论已经在思想界和政治“场域”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克思主要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韦伯则主要生活于资  2002年11月 第34卷第6期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Nov.,2002 Vol.34No.6   Ξ[收稿日期]2002-09-06 [作者简介]毕天云(1968—),男,云南禄劝人,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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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简介 马克思·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主要著作《经济与社会》 《宗 教社会学论文集》《科学理论论文集》《社会科学方法论》。
第一节
一、
对社会的认识与社会学方法论的构建
社会行动和社会学定义
韦伯认为社会是由行动者组成的系统。 有着针对他人的主观意义的个人行 动被称为社会行动。 而只有具有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才是可以理解的才属 动被称为社会行动。 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但仅有理解是不够的,对社会行动的理解必须伴有 经验上的验证才是具有价值的。 这种经验上的验证是要寻找某一社会现象 背后的具体的因果关系,而不是探求具有普遍因果效率的规律。 由此,韦伯给出了他的社会学定义: “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动并通过理解对社会行动的 社会学是一门致力于 的科学。 过程和影响作出因果说明的科学。” 二、 理解
韦伯认为,社会行动的本质是其蕴含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那么研究社 会学的方法就不能借用自然科学中的实证方法,而只能是理解和说明。 理解的确定性基础:1,理性的理解方法(如根据已接受的思维模式推出 逻辑序列),具有高度的确定性。2,重新体验的方法,人们通过同情的 参与能恰当的把握行动发生的情感环境, 从而对别人的行动和动机进行有 效的把握。(如移情和艺术欣赏) 理解的操作类型:1,对主管意义的直接观察理解。即理解行为“是什么” 或“干什么”,以及理解逻辑命题。2,解释性理解,即通过理解理解行 动者的动机(“为什么”)来把握行动意义的理性理解过程。 三、 价值中立与理想类型(社会学研究中的客观性问题)
1,价值中立的概念 , 价值判断是价值中立的对立面, 应理解为是从伦理、 文化和哲学观点 价值判断是价值中立的对立面, 应理解为是从伦理、 中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即实践判断。 中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即实践判断。假如在研究过程中有价值判 断,科学就没有客观性,并且科学研究也无法解决价值判断的问题。所 科学就没有客观性,并且科学研究也无法解决价值判断的问题。 有客观性 以,价值中立就是要在研究过程中不作任何价值判断。 价值中立就是要在研究过程中不作任何价值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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