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孟儒学的仕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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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孟儒学的仕隐观

作者:贾志斌

来源:《文教资料》2011年第08期

摘要: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诸侯纷争,新兴士阶层崛起,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面对无道的社会现状,立志弘道的士阶层产生了仕与隐的矛盾,尤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最为典型。本文以《论语》和《孟子》中有关“士”的论述为依据,详细阐释了孔孟儒学中的仕隐观。

关键词:孔子孟子儒学“士” 仕隐

殷商周时期,“士”是社会等级中最低级的贵族。到春秋中后期,伴随着中国封建贵族政治的接近尾声和礼乐制度的迅速崩溃,“士”的处境开始发生了剧烈变化,逐步偏离了作为一个社会等级的概念,向“古代知识分子”过渡。时代赋予了“士”以新的内涵。在百家争鸣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对“士”提出了新的理解,认为“士”是道的承担者。儒家经典《论语》和《孟子》中就保存了大量关于“士”的论述,从中亦可窥见孔孟的仕隐情结。

一、仕隐矛盾的产生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诸侯纷争的时代。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篇》)处于这样一个无道的时代,新兴士阶层虽然有了相当程度上的人格自由,但也常常会出现君主倚仗权势欺压士人、以势压道的现象,因为在古代社会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余英时先生言:“在理论上,知识分子与君主之间的结合只能建立在‘道’的共同基础上面。”[1]这就是说,君尊道,是士与君结合的必要条件,否则现实中的士君关系就难以维持。面对无道的社会,士人是“仕”还是“隐”?作为“道”的坚决捍卫者和有强烈使命感的士人心中是极为矛盾的。这种矛盾在孔孟儒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篇》)又说:“以道事君,

不可则止。”(《论语·先进篇》)孟子也说:“仕非为贫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

耻也。”(《孟子·万章下》)可见,孔孟是把能否行道作为仕与隐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唯“道”是依。这样看来,士人出仕从政还是不仕而隐似乎不难抉择——“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篇》)。其实不然,依孔子言,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无道的时代。面对无道的天下,按照唯“道”是依的理论,士人应该不仕而隐。但是,孔子又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论语·微子篇》)意思是说,正因为天下无道,他才积极参与政治变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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