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则哲:中国哲学的特色
一
中国古无“哲学”一词，但很早就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日本学者西周最早将西方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这与中国古代使用的“哲”字有关系。据学者考证，西周在1875年出版的《百一新论》中用“哲学”翻译philosophy，而“在津田进藤于1861年出版的《新理论》的附录中，西周翻译‘哲学’一词用的字是‘希贤学’或‘希哲学’，意思是追求贤人之学，或追求哲人之学”。由此看来，“哲学”译名的成立，先已经过类似佛教东传时那样的“连类”或“格义”的工夫，其中浸润了东方学人对于“哲学”的特殊理解。philosophy 在西方为“爱智之学”，中国的“哲”字即是“智”或“大智”之义（《尚书正义·皋陶谟》），而“哲人”乃指“贤智”之人（《尚书正义·伊训》），“希贤”出自周敦颐《通书》所谓“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将西方的“爱智”翻译为中文的“希哲”，从词组结构上说，比一个“哲”字更为合适。关键是中国古代没有“爱智”或“希哲”后面的那个“学”（学科），而且中国古人对“智”或“哲”的追
求亦与西方人有差异。这就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学人构建“中国哲学史”学科所遇到的困难。
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的学科，也就没有哲学的“形式上的系统”，所以“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上）》“绪论”中说，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此所谓“找出”，也仍不免要“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即找出“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这里首先是要立“中国哲学”之名，但金岳麟先生在冯著的“审查报告”中认为，这名称仍有“困难”，“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他举出写中国哲学史至少有两个根本态度：“一个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中国国学中之一种特别学问，与普遍哲学不必发生异同的程度问题；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根据前一种态度来写中国哲学史，恐怕不容易办到。”而胡适和冯友兰都是取第二种态度，即“以中国哲学史为在中国的哲学史。”虽然金先生对冯著有比较高的评价，但冯先生未必同意金先生
的观点。因为冯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所讲“性与天道”和“为学之方”的那部分内容“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所讲的宇宙论、人生论和方法论，既然是“约略相当于”，这里就有“异同的程度问题”，如果能讲出中国哲学之“异”，那它就不仅是“在中国的哲学史”，而且是“中国哲学的史”。
金先生在冯著的“审查报告”中还说：“现在的趋势，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这虽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据此，上述金先生所谓“普遍哲学”，实是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通的哲学”。冯著上册是1931年出版，上下全书是1934年出版。此书对张岱年先生写《中国哲学大纲》（1937年完成）有重要的影响。金先生对冯著提出的问题，是张著在“序论”中所要解决的。张先生说："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洋哲学，或认为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一种学问而非哲学；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则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作哲学了。不过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入此类者，都可叫作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
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张先生把“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西方哲学为“唯一的哲学范型”，第二种是“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只是此类的一个“特例”。这后一种看法也就是要避免“武断”地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遍哲学”。依后一种看法，中国古代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即使“在根本态度上”与西方不同，也仍可“名为哲学”。它与西方哲学同属“家族相似”的一类，而各是其中的“特例”。《中国哲学大纲》又名“中国哲学问题史”，它所讲的中国哲学问题不是“把欧洲的哲学问题当做普通的哲学问题”，而是讲“中国的哲学问题”。“序论”的第三节是讲“中国哲学之特色”，如“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等，这就是讲中国哲学之“异”，强调它是“中国哲学的史”。
有了哲学的“类名”与“特例”之分，“中国哲学”之名方可安立。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首讲“中国有没有哲学”，认为“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都有它的哲学；否则，它便不成其为文化体系”。他在《中国哲学十九讲》中首讲“中国哲学之特殊性问题”，而此问题的前提就是“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一定要普遍性、特殊性两面都讲，不能只讲一面”。这
也是要安立“中国哲学”之名，虽然它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质”或“特殊性”，但从“普遍性”上讲它仍堪当“哲学”之名。
二
近来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界又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我认为，从认识的深浅程度来说，此问题大约有三层含义：一是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二是用“中国哲学”来讲中国思想或儒学、经学是否有局限；三是已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写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按我的理解，最根本的是后一层含义。
关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这是中国哲学史界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不仅有“异”，而且有“相似点”。因为有“相似点”，所以才有“哲学”这个类名。“哲学”之名本身就与西方的philosophy 有一种“连类”的关系，如果中国之“哲”与西方之“智”完全不搭界，那么就只有philosophy，而没有“哲学”。我们现在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带有反对西方文化“话语霸权”的意味。有此意味，就不应把西方哲学当做“唯一的哲学范型”。更何况从事实上说，西方哲学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的发展，
为中西哲学提供了更多的“相似点”，甚至“在根本态度上”也有向东方靠近的倾向，中国古代有“哲学”当是无疑义的（除非固守philosophy的“话语霸权”，或对philosophy这个学科持有成见）。
关于用“中国哲学”来讲中国思想或儒学、经学是否有局限，我认为“局限”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建立之日起，就是把“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以哲学名之。既然是“某种”或“某部分”，它就不是整全地研究中国思想或儒学、经学。它是近现代以来“学科分化”的结果，这种分化既有消极的意义，也有积极的意义。
《庄子·天下》篇讲到先秦诸子之学从上古“道术”的分化："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徧，一曲之士也。……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中国上古时期的“道术”是学在王官、政学不分的，故它“无乎不在”（章
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春秋以降，学术下移、“道术”分裂，于是“儒墨名法，百家驰骛，各私己见，咸率己情，道术纷纭，更相倍谲”（成玄英《庄子疏·天下》），这未免有消极的意义，但若没有这样的分化，也就没有先秦诸子，没有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
孔门教法，设有四科，即：“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这四科也是一种分化，从颜渊与子游、子夏等等的高下之分，似也可看出分科的消极意义，但孔门弟子亦因有此分科而能各自发挥所长。
中国的历史书在《汉书·艺文志》中本属于“六艺略”的《春秋》类，至荀勖的《中经新簿》才逐渐形成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史学从经学中分出，未免消弱了“六艺”的主宰地位，或者说，消弱了“文、史、哲不分”的传统，但史学的蔚为大国，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无疑是件好事。
宋明理学受佛、道二教的影响，把儒家的“性与天道”思想极大地突显出来，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取出来，这对于先秦儒学和汉唐经学实也是
一种分化。明清之际的唐甄批评程朱之学“精内而遗外”（《潜书·有为》），“至于宋则儒大兴而实大裂，文学为一涂，事功为一涂；有能诵法孔孟之言者别为一涂，号之曰道学”（《潜书·劝学》）。顾炎武也批评宋明理学的弊端，“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孔门弟子不过四科，自宋以下为学者则有五科，曰‘语录科’”，“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这些批评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若无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学和汉唐经学的分化，哪里会有宋以后的儒学复兴？岂不仍是“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清儒有“汉宋之争”，而学问大致分为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科分化，当然有着不同于以往的“道术”、儒学和经学分化的背景，即它是在西方强势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戊戌变法之后，“废科举，兴新学”，由此开始了中国近现代的学科分化。对于这种学科分化的整体评价，已远远超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所讨论的范围。如果说，“‘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状况几乎可以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乱象’的一个注脚，也是促成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信仰或文化信念失落的一份添加剂”，那么这肯定是言之过重或有偏了。胡适、蔡元培、冯友兰、金岳麟、陈寅恪、熊十力、张岱年、任继愈、冯契、牟宗三等都为“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的工作绝不是促成而是力挽文化信念的失落。至于现代中国学术是否可以“乱象”概括之，或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克服“文化信念”的危机，这就不仅是“中国哲学”而且是整个中国现代学术的“合法性”问题了。
近现代的学科分化有其利亦有其弊，东西方学人倡导的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是补其弊的一种方式。对于“中国哲学”来说，问题当然比较复杂。这里又牵涉到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问题：如果中国古代既无哲学的“形式上的系统”，也无其“实质上的系统”，那么干脆就判断这个学科为“非法”。而事实是中国古代有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中国哲学”就是把这个系统从原有的子学、经学等等中“分化”出来，这种“分化”所带来的问题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问题。既然是某“部分”，它就“不该不徧”，是有局限的；充分认识到这种局限，是这个学科发展中的一个进步。欲弥补此局限，不是（也不可能）让“中国哲学”以及其他学科都回归那个“文、史、哲不分”的传统，而是各个学科更多地考虑彼
此之间的联系（用现象学的话语说，各个学科之间有着一种彼此搭界的“晕圈”）。除了开展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之外，那种比较“整全”的中国文化（包括“大文化”和“小文化”）、思想、儒学、经学、理学、道教、佛教等等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界也一直在进行。“部分与整体”的研究可以相互促进，“解释学的循环”说明了这一点。
这里还存在着一个“中国哲学”对于“整体”的研究是否构成限制或曲解的问题。如果“中国哲学”只不过是把西方哲学的“形式系统”和“实质系统”搬到中国来，那么“中国哲学”对于中国文化、思想、儒学、经学、理学等等的研究的确是构成了限制或曲解，是给它们“穿了一件不合身的外衣”。这里仍牵涉到中国古代有无“哲学”的问题，而更根本的问题是：已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是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写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
三
要回答以上问题，会涉及一些学术上的争论。比如，牟宗三先生批评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不但未曾探得骊珠，而且其言十九与中国传统学术不相应”。这种批评带有牟先生自己的哲学立场，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冯先生的“三
史”“六书”——应该说（当然这里会有争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写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牟先生认为，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学问”，它特重“主体性与内在道德性”，这当然也是应该肯定的。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的“自序”中说，他所注重的方法有四点，即“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关于第一点，他举例说：“如不知道中国哲学不作非实在的现象与在现象背后的实在之别，便不能了解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不知道中国大部分哲学家以天人合一为基本观点，则不会了解中国的人生论。”关于第三点，他强调：“求中国哲学系统，又最忌以西洋哲学的模式来套，而应常细心考察中国哲学之固有脉络。”用这样的方法写出的《中国哲学大纲》，当然也突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已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胜枚举，总的来说，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中国哲学的特色。因此，提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归根结底是希望在更大的程度上或在更恰切的方式上表达出中国哲学的特色。
中国哲学的特色是什么？或它的“实质上的系统”是什么？中国哲学史界对此已有许多解答。我认为，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最终应该落实到对
中国哲学的特色及其“实质上的系统”的继续深入探讨。
我近来有一浅见，即认为探讨中国哲学的特色及其“实质上的系统”，还应回到中文“哲”字的原点，也就是“知人则哲”。此语出自《尚书·皋陶谟》，是古之“道术”尚未分裂时的一句话，但春秋战国时期的“哲学的突破”仍保留了这个“基因”。《庄子·天下》篇把古之“道术”称为“内圣外王之道”，这在《尚书》的《尧典》和《皋陶谟》中有鲜明的体现。如《尧典》说帝尧：“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是讲帝尧的“内圣外王”。《皋陶谟》记述帝舜与皋陶、大禹讨论政务，皋陶说：“允迪厥德，谟明弼谐。……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这也是讲“内圣外王”。接下来，皋陶说：“在知人，在安民。”大禹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这是讲帝王除了正德修身之外，还要做到“知人”和“安民”。大禹说，知人则明智，能任用贤人；安民则有恩惠，人民便感怀之。在这里，“知人则哲”是古之“道术”（政学不分）的一部分，其所谓“知人”即一般所说“知人善任”的意思，还称不上是“哲学”思想。但《论语·颜渊》篇载：“樊迟问
仁，子曰：‘爱人。’问知（智），子曰：‘知人。’”孔子所谓“爱人”、“知人”已经是古之“道术”分裂之后儒家的哲学思想，此思想与“知人则哲，能官人”有联系。且看，“樊迟未达”，孔子指点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问孔子所说“何谓也”，子夏说：“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孔子的指点和子夏的解说，就是“知人则哲，能官人”的意思。皋陶和大禹所说的“安民”，在孔子的思想中则为“修己以安百姓”，这是“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的“圣”的境界。
孔子所谓“智”在“知人”，相当于说“知人则哲”（“哲”的字义就是“智”或“大智”，《史记·夏本纪》大禹所说“知人则哲”作“知人则智”）。但孔子所谓“知人”，其义不仅在于“能官人”（知人善任）；“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只是孔子对“知”的指点语，而非定义语。《论语·雍也》篇也载“樊迟问知”，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这仍是指点语。在《论语》中，“知”（智）与“仁”（及“勇”）并列，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等等。孔子所谓“仁者爱人”，
是对于“人”（类）的普遍之爱；其所谓“智”在“知人”，也是对于“人”（道）的普遍之知。孔子说：“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知”与“仁”应该是统一的。孔子又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仁”与“勇”也应该是统一的。故《中庸》云：“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在此“三达德”的思想中，已经包含着中国哲学“合知行”、“同真善”的特色。
儒家哲学是以“知人”为中心，以“爱人”为宗旨（所谓“孔子贵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贵”即最高的价值取向），但儒家哲学又不仅限于“知人”和“爱人”。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惑”是“知人”的境界（所谓“知者不惑”），其上还有“知天命”，这就不是“知人”所限了。《中庸》云：“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从“知”的范围来说，不仅是“知人”，而且是“知天”；从“知”的宗旨来说，“知天”亦是为了“知人”。《中庸》又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天道与人道有所不同，但通过人道的“诚之”或“思诚”（道德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其所要达到的境界是“天人合一”。孟子说：“知者无不
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忧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孟子·尽心上》）这里所谓“无不知”，当然是既“知天”也“知人”，但当务之急是“知人”，尤其是知人之“性善”；所谓“无不忧”，是要遍爱所有的人，但当务之急是“亲贤”，亦即“能官人”。从孟子对“尧舜之知”与“尧舜之仁”的表述中，我们仍能看到“知人则哲，能官人”的影响（这正表明“中国古代‘哲学的突破’是以‘王官之学’为其背景，而且‘突破’的方式又复极为温和”）。孟子又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就是由“爱人”进而达到“爱物”了。
《易传·系辞上》云：“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此话的意思与《中庸》所谓“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相仿。这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哲学架构，是儒家与道家在思想的互动中共同建构起来的。虽然儒道两家的价值取向有所不同（所谓“老聃贵柔，孔子贵仁”），他们对“天道”的认识也有所不同，但“推天道以明人事”是他们的共同哲学架构。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二十一章）庄子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庄子·大宗师》）这也体现了道家的“一天人”、“同真善”的思想特点。
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又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荀子·儒效》）。这是道家之“天道”与儒家之“人道”相综合或嫁接而产生的一种理论形态。《淮南子·人间训》云：“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则有以任于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则无以与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则无以与道游。”这也有“儒道互补”的思想特点。尽管儒道两家思想的综合、互补可以产生不同的理论形态，但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报任少卿书》）仍是共同的哲学架构。
司马迁论六家要旨云：“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史记·太史公自序》）即是说，六家的言路虽然有所不同，但“务为治”是相同的。他们都是为了人生的安顿、社会的治理而提出了各种学说，亦即在“究天人之际”的普遍模式中都是把“知人”、“为治”作为中心和宗旨。
汉代的儒学、经学大讲“天人感应”，而主张对神怪“曼云”的扬雄也说：“通天、地、人曰儒。”（《法言·君子》）魏晋玄学家申论儒家的“名教”本于道家的“自然”，何晏见到王弼的《老子注》后赞叹说：“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
（《世说新语·文学篇》）宋代的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这里的“学”虽然还不是“学科”之义，但宋明道学家对“哲学”的精神确实有一种自觉的追求。清代的戴震说：“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原善》卷上）戴震的宗旨是要追究“善”为何义，但“原善”必须讲明“天人之道”，此为儒家经书中的“大训”（大义）。职此之故，我认为，儒学、经学中作为“大训”的讲“天人之道”的那部分内容，就是儒家的哲学。统而言之，中国传统的哲学可称为“天人之学”。
从“知人则哲”发展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之“轴心时代”）的“哲学的突破”。中国哲学的“实质上的系统”，实也就是天论和人论以及如何“知天”“知人”的知论所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知人”是中心，“原善”（善即“爱人”）“为治”（治即“安民”）是宗旨；就此而言，“知人则哲”可谓中国哲学的特色，“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等是被这一认知和价值的取向所决定的。
余敦康先生在《夏商周三代宗教》一文中引用了金岳麟先生《论道》对印度思想中的“如如”、中国思想中的“道”、古希腊思想中的“逻各斯”的比较，然
后指出："中国哲学对由是而之焉的“道”的追求，使理智与情感两方面都受到了抑制，在世界文化体系中走的是一条中间的道路。这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在处理天人关系的问题上始终保持着一种必要的张力，既不像印度哲学那样完全取消天人界限，也不像希腊哲学那样使之截然二分，完全对立起来，而是合中有分，分中有合……所谓天人关系问题，也就是关于宇宙的本质以及人类处境本身的问题，这是世界上三大哲学系列的共性。至于这三大哲学系列所表现出的不同的个性，关键在于它们在处理天人关系的问题上选择了不同的逻辑理路。"
以上论述非常重要。须知，中国哲学是取了一条不同于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中道”，因此，中国哲学虽然“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等等，但知与行、天与人、真与善之间仍然是有“际”的张力的（“际”就是合中有分，分中有合）。又须知，宇宙论（天论）、人生论（人论）以及认识方法论（知论），即所谓“三分架构”，是中、西、印哲学的普遍架构，而不是将西方哲学的架构搬到中国来；中国哲学的特色是在这“三分架构”中选择了与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不同的“理路”，这个不同的“理路”可以说就是以“知人”为中心，以“原善”“为治”为宗旨。
在《诗经》和《尚书》中有“哲人”一词，是指“贤智”之人。孔子临终时慨叹而歌：“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临终把自己定位于“哲人”，然则孔子之学亦可称为“哲人之学”或“哲学”。
亚里士多德说，希腊哲学起于贵族生活之“闲暇”和对自然万物之“惊异”。与此不同的是，儒家哲学的创始人周游列国，“席不暇暖”，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易传·系辞下》亦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中国哲学是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对社会离乱、道德沦丧的“忧患”。中西哲学之缘起的宗教、社会环境和知识主体有所不同，二者对“爱智”或“希哲”的根本态度也就有所不同，这是可以理解的。
也许是因为“哲学”这一学科比其他学科充盈了更多的“自由”精神，所以在现代学科体制中，“哲学”至今难以“定义”。瑞士学者皮亚杰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写的一个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报告中，把探求“规律”的学科，如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等等，归于A组“正题法则”科学；把那些以重现和理解在时间的长河中展开的社会生活的全部画卷为己任的学科归于B组“人
文历史科学”；C组是具有“规范”意义的“法律科学”；“最后一组是极其难于分类的一组，即哲学学科，因为献身于这类学科的学者们对应归入这一名称之下的各分支的意义、范围、甚至统一性，意见颇不一致”。但他又说：唯一肯定的命题——因为各学派看来都同意这一点，是哲学以达到人类各种价值的总协调为己任，也就是说达到一种不仅考虑到已获得的认识和对这些认识的批评，而且还考虑到人类在其一切活动中的各种信念与价值的世界观。
从以上所说哲学的“己任”及其思想形态来说，中国的“天人之学”虽然在近现代经历着调整和转型，但堪当“哲学”之名是无疑义的。
近读伍晓明先生的《吾道一以贯之：重读孔子》，其中评述了法国哲学家莱维那斯（Lěvinas）对“哲学”的看法，即："他深刻批判了西方哲学历来将伦理问题从属于本体问题的传统，而致力于建立或者恢复伦理问题相对于本体问题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西方哲学传统的价值等级应该被颠倒过来：不是伦理问题应该从属于本体问题，而是本体问题应该基于伦理问题。这就是说，与另一个人的关系，与他者的关系，才是哲学所应该关注的最根本的问题。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哲学而非本体哲学才应该是第一哲学。"
目录 1. 谈谈你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的认识。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产生 与发展的历史。 以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整个中国哲学的历史演化过程为研究范围，以揭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基本任务。 首先，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体现着一般哲学史学科的总体特征；其次，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体现着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特质。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特定的自然环境，经历了自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塑造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质的思维方法和表达方式。这使得中国中国哲学具有自己特定的话语体系、基本范畴、问题意识和思维内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样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以其独特的方式回答了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以及有没有统一性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哲学基本问题主要体现在天与人、心与物、道与气（器）、形与神等关系的回答上，其主要内涵是如何获得关于天道和人道的认识以及如何表达这样的认识。 2. 你怎样认识中国哲学的精神气质？ （1）“天人合一”的整体自然观；（2）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致思路经；（3）“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4）阴阳相生的辩证法传统； （5）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6）以和为贵的和谐理念； 3. 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得智慧结晶，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 （1）有助于提高理论思维能力；（2）有助于提高精神境界；
（3）有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4. 怎样学习中国哲学史？ （1）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2）注重研读哲学经典文本； （3）注重全面学习和理解； （4）注重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第一章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 5. 为什么说中国先民的宗教信仰中包含了中国哲学的萌芽？宗教信仰是同两种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是灵魂观念；二是万物有灵的观念。在这两种观念的基础上，才产生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最后上升到神灵崇拜为核心内容的宗教信仰。透过先民的宗教信仰和“绝地天通”的两次宗教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于先民的宗教信仰中灵魂与人、灵魂与外部世界，以及神与人、神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是在对这些关系的思考中出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萌芽。第二章孔子的哲学 6. 概述孔子“仁”学的思想要旨。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具有特色和思想智慧的范畴之一。孔子在对“仁”的抽象和提升中对人进行了反思，奠定了儒家人学思想的基础。孔子在《左传》的基础上对“仁”作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抽象，把“仁”熔铸成为一个统摄诸多伦理条目的哲学概念。这主要表现在，用德来说明“仁”，认为修德是成仁的关键。 孔子对“仁”论的贡献还体现在他把“仁”和人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对人本身进行了哲学反思。用“仁”来规定人，认为“仁”与人具有直接同一性，从此出
2011年7月（总第282期） 法制与经济 FAZHIYUJINGJI NO.7，2011 (Cumulatively，NO.282) [摘要]近现代国家市民社会形成以后，要求的是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的市场经济，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和非市场化，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法律制度建设而言，至关重要的乃在于立法、司法、执法等。本文旨在针对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以便于使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路程走的更好。 [关键词]市民社会；法治现代化；普适性 一、中国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产生于西方文明，是人类智慧对法治建设的重大贡献。中国法治现代化亦在不断的建设和完善过程中，然而，由于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存在先天性的经验不足以及中国国情的影响和限制，存在了诸多的问题和阻碍，现就其原因进行浅析： 首先，经济发展水平的落后和非市场化，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公民的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法治现代化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了真正的“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起源于城市里的自由民，而城市里的自由民就是由商人阶层组成的新兴资产阶级。①原有的贵族和封建主为主导的社会被打散，取而代之的是由平等的人组成的，在商人之间的没有土地依附关系的一个自由民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 其次，计划经济强烈的行政命令性，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近现代国家市民社会形成以后，要求的是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的市场经济，而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现代法治社会的建构与实现，其基本前提就是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同步进行，而法治变革则贯穿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过程的始终。②离开了民主政治，所谓的现代法治不仅难以建立，而且即使从形式上建立了现代法治 模式，其在社会生活中也会出现扭曲、变形、走样甚至形同虚设的情形。没有民主政治作前提，法治从产生、运作到实施，整个过程便不可能做到科学化、合理化，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便不可能完全消除，依法办事原则便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同样，没有市场经济作基础，公民的平等、权利、自由等现代法律意识便无法培育，社会主体的个性便无法真正得到解放。中国古代儒学对等性人伦大多只停留于理想人格的局面，而至现代法治社会亦然绝不是也不可能仅靠法治变革就可以建立起来，它事实上是在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法治变革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具有强烈的阻碍性。 再次，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阻碍了法治现代化进程。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治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 “刑不上大夫，法不下庶民”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均阻碍了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进程。③虽然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最后，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西方国家主要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发展的计划也会毁于一旦。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 “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 —集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治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是合乎时宜并符合当代中国国情的。 二、浅谈法治现代化建设的解决办法 法治优于一人之治，实行法治现代化会成为治国安邦的手段，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理了几千年封建伦理社会洗礼的国家来说，实行法治固然会受到很大的阻碍，以下对于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解决方法提出几点建议：首先， “攘外先安内，师夷长技以自强”。就中国而言，现代化的法治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法律创制系统，使立法主体能够按照立法的权限和程序，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一般规律来制订相关法律。这种法律体系从形式上来看必须做到体系严 浅谈中国法治现代化之路 郭春生 （新疆大学研究生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158
第一节先秦诸子哲学概述 一、背景分析 参考书目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许倬云作品) 背景分析胡适先生说：“政治那样黑暗，社会那样纷乱，贫富那样不均，民生那样困苦。有了这种形势，自然会生出种种思想的反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P42） 1、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2、生产关系的变化 《春秋》鲁僖公四年（前656）“蔡溃。”《公羊传》云：“溃者何？下叛上也。” 《春秋》鲁文公六年（前624）“沈溃。”《左传》说：“凡民逃其上曰溃。” 《春秋》鲁僖公十九年（前641）“梁亡。”《公羊传》说：“鱼烂而亡”。 3、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礼法之争，由此产生了哲学上的天人之辩。 二、先秦诸子的思想先驱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是在“一部分较开明之思想”和“人之发现”中阐述的。所谓“开明”是在“开明之士，渐不信鬼神及所谓天道”。“人之发现”在“渐有人试与各种制度以人本主义（Hum a ni st ic）的解释”。以为各种制度皆人所设，且系为人而设。而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则是在第二章“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转变”的第五节“春秋时期意识形态方面 的斗争——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思想的初步发展，‘法’与‘礼’的斗争”中作了阐述。 而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则是专用一章的内容阐发春秋思想的先驱，不过，他用的是“春秋时期的思想”，而文中所体现出来以及作者着意去阐述的也是春秋初期思想上 的“新旧交替”的特点。（见p p118-119） 早在西周末期，就出现了对社会现实不满的思想和情绪。所有这些都成了春秋时期思想家们得以前进的最为基本的条件。 1、批判的天命神权观 （1）普遍的对“天”的怀疑。《诗经》中有“昊天不惠”、“昊天不平”等对“天”的公平性的怀疑和关心人间疾苦的怀疑。 （2）在神民关系上，出现了重民轻神的思想 随国大夫季梁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虢国大夫史嚚对祭神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3）在天人关系上，出现了天人相分的思想萌芽。 鲁僖公时，出现五陨、六鷁；宋、卫、陈、郑大火等现象。有人对此很是恐惧，以为是天对人的惩罚。
目录 1.谈谈你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的认识。 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 以中国历史上所产生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整个中国哲学的历史演化过程为研究范围，以揭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为基本任务。 首先，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体现着一般哲学史学科的总体特征； 其次，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体现着中国哲学认识和把握世界的特质。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特定的自然环境，经历了自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塑造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质的思维方法和表达方式。这使得中国中国哲学具有自己特定的话语体系、基本范畴、问题意识和思维内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同样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哲学以其独特的方式回答了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以及有没有统一性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哲学基本问题主要体现在天与人、心与物、道与气（器）、形与神等关系的回答上，其主要内涵是如何获得关于天道和人道的认识以及如何表达这样的认识。 2.你怎样认识中国哲学的精神气质？ （1）“天人合一”的整体自然观；（2）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致思路经；（3）“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4）阴阳相生的辩证法传统； （5）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6）以和为贵的和谐理念； 3.为什么要学习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得智慧结晶，是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1）有助于提高理论思维能力；（2）有助于提高精神境界； （3）有助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4.怎样学习中国哲学史？ （1）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2）注重研读哲学经典文本； （3）注重全面学习和理解； （4）注重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第一章中国古代哲学的诞生 5.为什么说中国先民的宗教信仰中包含了中国哲学的萌芽？ 宗教信仰是同两种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是灵魂观念；二是万物有灵的观念。在这两种观念的基础上，才产生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最后上升到神灵崇拜为核心内容的宗教信仰。 透过先民的宗教信仰和“绝地天通”的两次宗教改革，我们可以看到存在于先民的宗教信仰中灵魂与人、灵魂与外部世界，以及神与人、神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正是在对这些关系的思考中出现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萌芽。 第二章孔子的哲学 6.概述孔子“仁”学的思想要旨。 “仁”是孔子思想中最具有特色和思想智慧的范畴之一。孔子在对“仁”的抽象和提升中对人进行了反思，奠定了儒家人学思想的基础。孔子在《左传》的基础上对“仁”作了进一步的提升和抽象，把“仁”熔铸成为一个统摄诸多伦理条目的哲学概念。这主要表现在，用德来说明“仁”，认为修德是成仁的关键。
北大哲学系必读书目 有必读之书，有因研究之必要而参考之书。诸生以哲学为业，无论何种方向，课可以逃，以下诸书不可不读： 逻辑 何来《逻辑导论》（Hurley, A Concise Introduction to Logic） 哲学问题和当代争论 （建议读英文原著，有些翻译错误太多） 1.罗素《哲学问题》(Problems of Philosophy) 2.内格尔《无源之见》（Views from Nowhere） 3.克里切利《大陆哲学》（Simon Critchle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4.菲尔德曼《知识论》（R. Feldman, Epistemology） 5.莱恳《语言哲学》(William G. Lyc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6.泰勒《形而上学》（Metaphysics） 7.黑尔《心灵哲学》（John Heil, Philsophy of Mind） 8.布朗《现代政治哲学》（ A. Brown,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9.亨普尔《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1 0."德雷《历史哲学》（William Dray, Philosophy of History） 西方哲学史 1/ 3
1.门尔切特《伟大的对话——哲学的历史性导论》（Norman Melchert, The Great Conversation，此 2.罗素《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建议读英文原著，翻译错误太多。此书实为中国哲学 1.《周易》 2.《四书》 3.《老子》 4.《庄子》 5.《墨子》 6.《荀子》 7.《坛经》 8.《近思录》 9.《象山语录》 1 0."《阳明语录》 1 1."《<孟子>字义疏证》 中国哲学史 1.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3.韦政通《中国思想史》 2/ 3
浅析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与现实选择(一) 【论文关键词】现代化落后国家外源性现代化社会主义中国特色 【论文摘要】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作为借鉴，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实现现代化不仅是我国从近代以来就追求的主体目标，而且是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很早就曾根据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民族普遍交往的事实，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视角，科学地分析、预见了人类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说过一句名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罗荣渠在其《现代化新论》中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新中国建立后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现代化建设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深入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和教训，实事求是的总结一些历史经验，对于创造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社会理论及关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设想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马克思早已形成关于“现代”的科学概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把当时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代”一词并非是对当时时代的泛称，而是指一个特定的新的历史时代。马克思划分新时代的根据是生产方式的变化。他认为，从16世纪以来欧洲发生的社会巨变，导致了大工业的兴起，产生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它开创了世界历史，“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此，“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而这个不同于中世纪的“现代生产方式”所引起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的新时代，就是马克思著作中“现代”的含义。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过“现代化”一词，但他关于现代化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化过程，实质上是指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进而引起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过程，是新的文明出现的过程。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中心部分就是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在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当于“第二阶段”，对应的是商品经济形态。马克思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有历史必然性，又有历史暂时性。马克思在指出19世纪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与科学的力量的同时，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即“现代工业、科学与现代贫困、衰颓之间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指出，只有用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全社会占有和有计划的组织社会生产，才能真正实现社会整合，形成自由人联合体。②东西方社会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东方社会还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前现代社会。l9世纪50年代中期，马克思开始关注东方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断。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些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凭其自身的力量，是没有进行变革和现代化的手段，或制度上的推动力的。在l9世纪的历史条件下，亚洲摆脱闭关自守的国家建立现代工业的道路，只能是“西方化”或“欧洲化”的道路。 70年代到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从东方社会的历史特点和现实环境出发随着对俄国公社发
2018年人民大学中国哲学考研专业指导 一、专业介绍 1、研究方向 目前，各大院校与中国哲学专业相关的研究方向都略有不同的侧重点。以武汉大学为例，该专业研究方向主要有：01 先秦哲学02 秦汉哲学03 宋代哲学04 明清哲学05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06 儒家哲学07 道家哲学08 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与现代化09 中国哲学与日本文化。 2、培养目标 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必须具有扎实的哲学专业基础，具有中国哲学方面的系统知识，具有很好的国学功底，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阅读和辨析中、西哲学史料、并能通过中西对比分析，掌握中国哲学的特点和发展规律。 3、专业特色 中国传统哲学与伦理学联系密切，本体论、认识论同道德论相互渗透，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 4、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 初试科目： ①101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或202俄语或203日语或211法语或212德语 ③哲学基础 ④中国哲学史 同等学力加试科目：①西方哲学史②中国古代哲学 (注：以武汉大学为例，各院校在考试科目中有所不同) 5、课程设置 以上海师范大学为例，中国哲学专业主要必修课程有： (1)学位公共课：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自然辩证法、第一外国语、计算机应用 (2)学位基础课：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原著选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哲学专题研究、中国思维形态、儒学发展史、中国宗教史、中国美学史、专业外语、专题讲座 6、同属一级学科下的相近学科 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等。 二、推荐院校 中国哲学硕士全国招生的较强单位有：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开大学、苏州大学、安徽大学、中山大学等。 三、就业前景 目前就整个哲学就业来看，就业不是很理想，该专业毕业一般方向是做老师和专门研究，局限性很大，因为其涉及的内容思辨性较强，欠缺实用的理论知识。
经典哲学书籍推荐 哲学入门书：国外比较好的有《苏菲的世界》，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罗伯特middot;所罗门的《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等； 国内的比较好的有：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袁卫的《哲学家的故事》，吉林出版集团的文聘元的《你不可不读的西方哲学故事》等。 进阶：开始系统地读哲学史的著作。西方哲学推荐先读张志伟老师的《西方哲学十五讲》、张汝伦老师的《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再读凤凰出版社与江苏人民出版社合出的《西方哲学史middot;学术版》。中国哲学先看冯友兰先生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再看中山大学与武汉大学合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哲学史》，看哲学史的时候，可以结合地看原著选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中国哲学原著选读》。 深入：研读各位哲学家的原著， 西方哲学： 柏拉图：《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尼各马可伦理学》。奥古斯都：《忏悔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 洛克：《人类理解论》、《政府论》。斯宾诺莎：《人类理智新论》。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卢梭：《社会契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密尔：《论自由》。体谟：《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纯粹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原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尼采：《悲剧的诞生》、《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胡塞尔：《逻辑研究》、《现象学的观念》。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福柯：《词与物》、《知识考古学》。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约翰bull;罗尔斯《正义论》。等等。 中国哲学：《周易正义》、《论语集注》、《孟子正义》、《大学》、《中庸》、《老子道德经注校释》、《庄子集释》、《荀子校释》、《韩非子集解》、《淮南子集释》、《春秋繁露》、《王弼集校注》、《原道》、《周敦頣集》、《张子正蒙注》、《二程集》、《四书集注》、《朱子语类》、《传习录》、《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周山全书》等等。
浅议中国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结合1 浅议中国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结合 中国管理哲学博大精深, 它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世界知识智慧宝库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中国传统典籍所包含的管理的智慧、为人处世的智慧领导群能的智慧等，对现代的企业管理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一、儒家的管理哲学 儒家管理以教化为主，重礼乐、多种德性的建立及社会伦理的发展。仁、义、礼、智、信便是儒家所强调的五种德性。实际上，从儒家的观点来看，企业最终目标应是安定和乐，不应超出社会之外，更须立足人性之上，因为社会是基于人的感情关系而建立的。儒家哲学发挥协调和沟通的作用，须与道、法、兵、墨等家的配合，才能得到更完整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从“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出发，提出了“修己安人”的理论。目的要使整个社会组织的人都能达到各得其所，各有所安。 这就要求管理者首先管理好自己，培养好自己的仁义道德，然后再去管理别人，管理天下。从实践的方面来说，企业领导人、管理人要先建立多种德性之后再带动别人，一个合格的管理者，要做到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五种德性，就需要为人具有亲和力、处事公平、能做到自我节制、尊重别人，需要有技巧而艺术的处事态度，并且做到公私分明。如此，管理者在管理组织中，便达到了“修己”的目标。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渗透到管理体系中，使管理组织中的每个
人都能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所长，充分发挥每个人在组织中的作用，并且使组织中的每个人协同合作，相互协调，将个人的作用在组织的合力中发挥到最大。儒家的管理思想注重“人”本身，强调组织中个体的自我完善与个体在整体中的协同合作，因此，儒家的管理哲学与现代管理中“以人为本”的内在机制是一致的。 二、道家的管理哲学 管理的核心为决策，有了决策才有方向、目标，以原则组合知识、运用资料构成的决策才是正确的，可行的，有效的。决策者要具有知己知彼的能力，防患未然的水平，大公无私、高瞻远瞩的胸襟，才能做出客观的决策。中国的道家可以提供此基础。道家所强调的道即整体，包罗万象，千变万化，不限于一点或一端，人为主体若要了解道就要跳出狭窄的时空观，升华至整体，考虑到环境，甚至更大的时空变化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决策自然周延、客观而正确。 道家认为，决策必须有充足的依据，现代决策理论也主张科学决策，即通过历史数据、环境分析、合理预测等一系列决策程序进行的决策，才是科学的决策。这在财务决策中尤为明显，企业的财务决策，需要企业过去的经营数据为依据，再根据市场情况综合分析，从而做出投融资决策及经营决策。另外，道家强调整体及变化，对现代决策理论也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整体包括时间和空间上的整体，即企业的全面发展和持续经营。现代企业的快速发展，很多企业过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目光短浅，考虑问题缺乏长远目光，
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主要参考书目 221英语: 《全新版大学英语综合教程》(第1-4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222俄语: 《大学俄语(东方)》(第1-3册)，北京外国语大学、普希金俄语学院合编，1998年。 223日语: 《标准日本语》(初级)，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 224德语: 《德语速成》(第二版,上、下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 225法语: 《法语》 (第1-2册)，马晓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2年； 401经济学原理: 1.《政治经济学》(上册)朱方明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2.《当代西方经济学》李扬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3.《国际经济学》李天德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402经济学基础及应用: 《财政学》冯宗容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 《西方经济学》李扬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货币银行学》张红伟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403经济学原理: 《政治经济学》朱方明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当代西方经济学》李扬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中国城市地价论》杨继瑞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城市地产经济学》冯宗容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 405法学综合B: 包括刑法、民商法、诉讼法(刑诉民诉) 411人口理论基础:《人口社会学》胡伟略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414中国文学(含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 《中国文学》(四卷本)刘黎明等四川人民出版社； 《中国文学史》(三卷本)章培恒等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钱理群人民出版社；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思和复旦大学出版社 415现代汉语及古代汉语: 《现代汉语》(修订本)胡裕树上海教育出版社； 《现代汉语》黄伯荣等高等教育出版社； 《新编现代汉语》张斌复旦大学出版社；
https://www.doczj.com/doc/bb14409455.html, 中国哲学论文题目 一、最新中国哲学论文选题参考 1、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的基础 2、中国哲学的诠释问题——以仁为中心 3、“科玄论战”与20世纪中国哲学走向 4、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5、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 6、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关于“新中国哲学五十年”的一点思考 7、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下) 8、中国哲学的太极观念与太极拳 9、中国哲学: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 10、中国哲学大纲 11、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兼论道、儒、墨、法多元互补 12、中国哲学史新編 13、生的哲学——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 14、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15、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信念层面的对话(英文) 16、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如何可能 17、关于中国哲学生态观的几个问题 18、学术流派的本土建构——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一项重要使命 19、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成熟与特点刍议
https://www.doczj.com/doc/bb14409455.html, 20、中国哲学原论. 导论篇 二、中国哲学论文题目大全 1、一个虚假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中国哲学学科合法性问题"的解读 2、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和合学的使命 3、中国哲学史教程 4、中国哲学中的情感理性 5、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6、中国哲学的自主与自觉——论重写中国哲学史 7、何为中国哲学——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若干思考 8、"中国哲学史"写作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 9、21世纪中国哲学走向:诠释、整合与创新 10、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 11、当代中国哲学形态构建面临的时代问题与可能回答 12、论道与物的关系问题(下)——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 13、论道与物关系问题(上)——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条主线 14、论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理性的走向 15、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兼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及其所面临的困境 16、中国哲学还是中国思想——也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17、中国哲学中的“公私之辨” 18、论中国哲学发展的前景 19、中国管理哲学研究——从中国哲学的视角研究管理学
“哲学不是一门学问，而是一种思考的状态”—-周国平 为什么要学习哲学，学习哲学的意义又是什么？对于个问题，大哲学家康德的评价可谓是所有评价中最经典、最准确的：“哲学是哲学知识或来自概念的理性知识体系。就世界概念来说，哲学是关于人类理性的最后目的的科学。哲学是关于智慧–理性的立法者的学说··· ”。用后人所总结的一句更具概括性，和更为直白的话来说就是——“哲学乃万学之学”。所有知识都发源于哲学，所有知识都发展于哲学，所有发展出来的知识也都反向统一于哲学。这就是哲学的作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深爱君特意从网上搜寻了一份高质量的哲学推荐书单。这份书单涵盖了从入门到高阶各个阶段学习哲学的书籍，专业性很强，作者同时也给出了学习哲学的方法及注意事项，算得上是一份哲学终极书单。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希望那些对哲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从中找到哲学学习的方向。 这个书单的适用对象不区分文理科，原因是只求入门的读者大都可以看懂其所列出的初级书目，而想要看懂本书单内高阶书目的读者必须同时具备相当的人文与自然科学素养。 下面为你奉上这份哲学终极书单 【入门级/初级哲学书单】（至少完成80%） 1.《西方哲学史》，希尔贝克或《西方哲学史》，梯利或《西方 哲学简史》，赵敦华。不推荐罗素，主要因为偏见太多而且信息失真严重，最好买前两者，便于理解，主干明晰。 2.《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看了上述任何一本就必要 把它从头看到尾，当参考书。 3.《理想国》《斐多篇》，柏拉图 4.《形而上学》《范畴篇》，亚里士多德 5.《第一哲学沉思集》，笛卡尔
6.《人类理解论》，洛克 7.《伦理学》，斯宾诺莎 8.《纯粹理性批判》，康德。耐心通读，可以参考注解版。 9.《小逻辑》，黑格尔。耐心通读。 10.《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叔本华 11.《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尼采 12.《上帝新脑》，彭罗斯。作为现代物理、数学、信息论和心灵哲 学的启蒙。本书号称“科普”，但难度非科普著作所比。耐心通读。 13.《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余碧平 14.《中国哲学史》，冯友兰 15.《老子》《庄子》 16.《中庸》《大学》 17.《华严金狮子章校释》，法藏，中华书局版。所有注文都要看， 理清佛教和中土佛教基本思路；否则无意义。 18.《宋明理学教程》，陈来
青年与社会 2014年5月中 第14期总第560期 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诸多国家的文化中，各地区在历史、地理、环境方面差别巨大，但这个文化最初的来源却存在着惊人的一致性，它代表着—种人类的文化样式，在泛东亚文明中的核心便是儒的思想，要了解它，要追溯到我国那个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思想。 一、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思想体系 孔子思想的出发点和其一切活动，包括他的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的目的都是围绕周礼而展开的，要求人们“克己复礼”，补充以“仁”、“义”等道德观。至于天道自然、生产技艺方面的知识，孔子认为此乃“小人之事”，而非“君子之学”。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主张施行“仁政”，《孟子·告子上》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并提出：“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将“明人伦”作为其学习之终极目的，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至于天道物理因果运作之事，一些自然现象仅用来注释其政治观点。荀子“礼”、“法”并重，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要靠后天的“修身”“师法”来使人从善，在政治思想上，与孟子明显不同，荀子主张强化君权，但重视民的作用，《荀子·哀公》中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承认有自然规律，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观点，然而他也认为君子“之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即对大自然主要在利用而不探究其奥秘。孔、孟、荀及其他儒家学子，崇尚政治人伦之“礼义”，贬抑探索天地自然之“物理”和生产技艺这一点上是一脉相通的，从而构成了中国持续两千多年的“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的儒学传统。 老子主张“返朴归真”“无为而治”，在重视人的独立价值和人的精神层面的基础上，提出许多高度抽象的政治哲学原理。对自然物理运行提出一个“道”的解释：“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到底什么是“道”，只是含糊其词：“道可道，非常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并在此基础上要求否定其他一切知识和技巧，认为宇宙万物都是自然而然往前发展，是“无为自化”的，所以在政治上就提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庄子也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依然是持自然无为的思想，没有将对自然科学的探索予以足够重视。 墨子则强调：“用而不可，虽我亦将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主要以实用为标准，不可用的知识在墨家看来，在道德上已非善物。法家崇拜权力，商鞅的《商君书·农战篇》谓：“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要求全部铲除，实行“燔诗书、禁游学”等政策。韩非子则认为社会“五蠹”为文学、工商、技艺等文化人。由此可见春秋战国诸子学说大多鄙视自然学科知识，其核心内容是政治。 二、春秋战国诸子对仕途的态度及其政治诉求 这历史时期一般士人在经济上无独立地位，需要依附于掌握经济特权的君主或贵族大官僚，将所学服务于其政治，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其学生子夏则宣称：“学而优则仕”也便是学成安邦术货与帝王家 ，表明当时学习的目的就是做官帮助君主进行统治，所以学习知识就是学习治政的本领。孔子一生凭其学识在不断求宦任官。他的学生子路、子贡等人也都在各诸侯国为官。 除君主养士外，各诸侯国的有名的权势重臣也养士。著名的战国四君子均致客三千人以上，秦相吕不韦将这种厉害关系说的更透彻：耕田之利“十倍”，商人之利“百倍”，从政之利“无数”。于是由大商人参与政治投机，一变而为秦相。以此可推，那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在君主、官宦之家得以生存 ，而为其出谋划策，成为其忠实的臣属。纵横家的处世哲学是实务的，一切以取得成功达到目的为宗旨，法家商鞅进说秦孝公，连用霸道、帝道、王道诸说，以窥探统治者的口味。 三、春秋战国时期愚民的政治思想 春秋战国诸子由于其历史、地理诸方面的局限，只能对君主政治提出自己的各类解释，而在此局限中，多主张愚民。儒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有关主张无须赘引；老子的圣人之治，要求“常使民无知无欲”等一套理论。墨家同样认为，“贵智者”是天子诸侯大人，“贱愚者”是“民”，民只能俯首从命。法家则为统治，认为“民愚则易治也”，创造一套详尽的愚民政策。曾有学者指出：“战国时期虽被人们称之为‘百家争鸣’，但每一家都尚同，都不宽容其他家的存在。孔子念念不忘‘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说‘天下恶乎定?定于一’；法家力主焚书坑儒，‘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墨家赤裸裸地高叫‘尚同’，追求‘天下之义，尚于一人’；道家要求芸芸众生归于一个‘道’。这种百家争鸣的实质是百家邀宠继而消灭对手，诸子百家几乎都自认为已经找到了绝对真理，都对自己所持学说有高度自信，不容他人怀疑，以君主统治的安稳性作为其价值目标，大多认为君主统治下的社稷是第一位的，而个人存在的价值仅仅在于服从君主与社会的需要，基本忽视个人权利与人格尊严，这也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精神之一。 程裕贞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略》中说：“构成中国文化核心的东西，是历代人们的哲学思想和学说。他们对天地万物，对社会，对人生的各种思考和认识，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无穷智慧，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与品格。”但也有其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持有相应的怀疑和批判精神！ 参考文献 [1] 高正.诸子百家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 程裕贞著.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潘鹂（1987- ），女，云南昭通人，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助教，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浅谈中国哲学的发端 潘 鹂 （临沧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云南 临沧 657000） 【摘 要】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学子贤哲,创造出一系列五彩缤纷的理论学说,这些理论学说对我国社会政治思想、科技成就乃至文化传统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文章集中于其思想理论核心内容分析了造成我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原因，从而浅析了中国古代主流的哲学思想。 【关键词】诸子；哲学；思想；文化 2014. VOL. 560. NO. 14·363·
哲学系 初试参考书目： 1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李秀林、王于、李淮春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出版。 2 、《中国哲学简史》（ 295 页），冯友兰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北京－新世纪出版社， 2004 年版；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年版。 3 、赵敦华著：《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或其他西方哲学史教科书。 复试参考书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中国哲学专业：《新编中国哲学史》（古代部分），詹石窗主编，中国书店出版社， 2002 年版。 外国哲学专业：《现代西方哲学新编》，赵敦华，北大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2003 年第7 版。 逻辑学专业：《普通逻辑概论》，姜国文、潘世墨编著，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5 年出版。 伦理学专业：《伦理学原理》，王海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美学专业：《美学》，杨春时著，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宗教学专业：《中国宗教通论》，詹石窗、盖建民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年出版。 科学技术哲学专业：《自然辩证法概论》官鸣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1、任继愈版本《中国哲学史》（1—4）； 2、北大哲学教研室版本《中国哲学史》； 3、北大哲学教研室版本《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下卷）； 4、赵敦华版本《现代西方哲学新编》； 5、赵敦华版本《西方哲学简史》； 6、苗力田、李毓章版本《西方哲学史新编》； 7、刘放桐版本《新编现代西方哲学》； 8、罗素版本《西方哲学史》（上卷下卷）； 9、梯利版本《西方哲学史》； 10、黑格尔版本《哲学史讲演录》（1—4）；
中国哲学史的论文 推定中国哲学思想体系是复兴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前瞻性工作，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优秀，是否应该复兴，需要在哲学上给出证明。显然，由西方哲学终结的逻辑必然性所决定，要求中国哲学必须解决西方哲学难能解决的问题，为人类哲学开出新的思想理路。面对文化现状，中国哲学应当给出超越性的思想原理，给人类的文化发展提供一种崭新的历史进路。这是中国哲学应有的价值承诺。如果中国哲学不能履行这一价值承诺，那么，复兴中国文化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中国现代学术思想进路表明，中国哲学虽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非但未能履行上述价值承诺，而且没有完成能够被现代文化接受的理论建构，无论哲学的内容和形式，都无法回应西方哲学的挑战，虽然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其留下的问题，中国哲学却力所不及。所以，中国哲学在世界上没有取得现代地位，中国哲学的研究，任重而道远。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错综复杂，余以为，首要工作是中国哲学的正本清源。因此，本文提出正本清源之要点，以利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哲学研究的双重误区 近代以降，在西学东渐的基础上，中国文化开始了全盘西化的历史进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以西方哲学为坐标、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形式进行西化式推定，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思想理路。这种以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解读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从属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不但悖离了中国哲学的思想架构、内容和形式，而且歪曲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范畴，造成的结果是：
不能以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进行自在的哲学思辨，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内容和形式，无法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问题表明，西化式的哲学研究已经把中国哲学研究导入了思想和历史性的误区。 然而，出现西化式的研究误区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由下述原因所形成。因暴秦之火对文献的破坏，汉代重整经典由今古文之争所产生的误读，加之社会政治需要而进行的篡改，使之失落了春秋时期形成的优秀文化思想体系──代表形式是经孔子整理形成的六经文献，就哲学而言，成熟的思想体系是经孔子修纂的《周易》。经过二千余年之后，时至近现代，由汉代产生的文化误读、篡改和失落问题并没有得到正本清源，代表中国哲学的孔子思想体系已经被肢解的面目全非。所以，当西方以船坚炮利为代表的“进步”科学文化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作为西方“进步”的知识形式之一，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坐标、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思想理路，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思想方法解读中国哲学成为一种时尚。问题表明，学界没有认识汉代以来对中国哲学的误读、篡改和失落，反而把误读、篡改和失落的思想文献当作正确的“经典”加以接受，并对其进行西化式的解读，使之在误读、篡改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产生新的误读，从而使中国哲学非上加非。所以，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步入了失落和西化的双重误区。可见，中国哲学研究步入的双重误区，不仅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和思想原理，而且不能对误读、篡改和失落的中国文化进行正本清源。 汉代经学造成的误读、篡改和失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性误区。汉代修撰的经学文本和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化主体架构，使汉代以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