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政府外交与巴列维国王的倒台
胡 莹
(广东商学院政治与教育学院,广州 510320)
摘要:1978年初伊斯兰革命兴起,美国的反应滞后,直至11月初才确定了应对危机的政策。由于政府内部存在巨大分歧,美国无法确立明确一致的危机处理政策。而得不到明确指示的巴列维国王只能坐以待毙。美国在处理伊朗问题时的失误包括:对伊斯兰革命反应滞后,造成了战略被动;政府内部分歧重重,决策混乱;对伊斯兰革命缺乏正确的认识。
关 键 词:伊斯兰革命;卡特政府;外交;巴列维王朝;伊朗
中图分类号:D737.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924(2009)10-0114-05
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巴列维王朝在伊斯兰革命洪流中的突然坍塌是该世纪的重大事件。对于巴列维王朝覆灭的根源,国内已有不少学者著文分析。但这些分析大多着重于从伊朗国内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进行分析,鲜有涉及外部因素。本文以卡特政府处理对伊朗危机的政策为视角,分析巴列维王朝覆灭的外部根源。
1 卡特政府对伊朗危机的处理
自1978年初伊朗爆发危机,到1979年2月中旬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力量完全接管军队和政权,在这一年多的时期内,美国对伊朗危机的处理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1 危机之初的反应。1977年10月底,被巴列维国王驱逐的什叶派领袖霍梅尼的儿子神秘死亡,人们普遍怀疑这是秘密警察萨瓦克派遣的特工所害,由此引发了国内的抗议活动。1978年1月9日在伊朗的宗教中心库姆警察向示威者开枪,造成约70人死亡、400人受伤的 库姆惨案 。 库姆惨案 激起人民对王权暴行的愤慨,霍梅尼号召举行更多的示威游行。根据伊斯兰传统,人死后第40天要举行悼念活动。1978年2月18日, 库姆惨案 发生后的第40天,12个城市爆发了反国王的示威。在大不里士,示威者被军队打死100多人,同时有600多人受伤。40天后,又有大批城市发生骚乱,这种每隔40天的悼念活动一次又一次动员了群众,参加者越来越多,宗教情绪越来越强烈,巴列维国王已经坐在火山口上。
伊朗出现的危机完全出乎卡特政府预料。在 库姆惨案 发生的十天之前,卡特总统在德黑兰演说时把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称作是多事地区的 稳定之岛 [1]723。卡特对伊朗的政策基本延续了前任共和党政府的做法,即把伊朗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支柱,扶持伊朗成为区域强国。在卡特执政的第一年,美伊关系发展顺利。只是在出售武器问题上,一些政府官员及国会议员提出巴列维国王在国内的人权记录不佳,不能向其出售武器。但卡特从美伊战略关系大局出发,仍坚持了尼克松政府以来向伊朗出售先进武器的政策。
在 大不里士惨案 发生后,美国驻大不里士
第23卷 第10期Vol.23 No.10
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
Journal of C hongq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2009年10月
Oct.2009
收稿日期:2009-05-25
作者简介:胡莹(1965 ),女,江西靖安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研究。
领事馆向国内报告了有关情况,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到1978年夏末,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向华盛顿报告了伊朗发生的严重暴力冲突,这引起了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兹比格纽 布热津斯基的关注。由于国务卿万斯此时忙于美苏战略武器谈判和阿以中东会谈,布热津斯基成为华盛顿处理伊朗问题的日常指挥官,他开始要求情报机关提供更多的情报分析[2]。9月初,伊朗激进的反动派号召总罢工,7日晚,在德黑兰出现了严重的暴力冲突,又有多名示威群众被军队打死,几百人受伤。这个被称为 黑色星期五 的事件终于引起了卡特政府的关注,在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建议之下,正在戴维营的卡特总统给国王打了一个电话,表示了对国王的支持。卡特重申了美国与伊朗之间的亲密友谊和伊朗与西方联盟的重要性。他希望伊朗的暴力事件不久可以结束,伊朗的政治自由化运动得以继续[1]725。
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危机,10月24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处理危机的第一份备忘录。这份文件总结回顾了最近在伊朗发生的事件,认为巴列维国王的统治岌岌可危。备忘录提出军队并不能解决伊朗面临的问题,只能激发更强烈的反抗。美国应该坚定地反对由军队接管伊朗。最后它建议国王迅速进行政治改革,给予反对派更多的自由,而美国也应该逐步开始与包括霍梅尼在内的反对派接触[3]59。国务院将这份报告交给了布热津斯基,由于布热津斯基的看法与国务院的报告完全不同,他将这个报告搁置一边。
9月7日,巴列维国王宣布在部分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法,同时他又下令释放了一些被关押的政治犯。但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4]。伊朗的局势越来越动荡,国王希望从美国寻求援助。10月24日和31日巴列维国王两次召见美国大使沙利文和英国大使帕森斯。沙利文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11月1日给华盛顿发出电报,要求给予指示。这是沙利文第一次向华盛顿发出政策指示请求,而他的这封电报导致布热津斯基召开了一次专门讨论伊朗危机的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
1.2 毫无保留地支持国王 。11月2日,布热津斯基在白宫的情报室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别协调委员会会议,讨论给予沙利文的指示。这是伊朗爆发社会动乱以来第一次讨论伊朗危机的高层会议。会议在用何种方式处理危机问题上出现了根本分歧,布热津斯基主张用武力镇压反对派,建立军政府以恢复秩序;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中央情报局局长特纳等人主张与反对派妥协,通过建立联合政府平息社会不满。在无法取得共识的情况下,会议将这两种意见综合在同一个决议中。决议强调了必须通过果断的行动恢复国王的权威,美国不坚持要求国王成立联合政府。这反应了布热津斯基的强硬主张。但同时决议表示美国也不坚持要求成立军政府,并希望国王在权威得到恢复后继续推进政治的自由化。这又体现了克里斯托弗的自由理念[5]417。只有在全力支持巴列维国王这点上大家没有异议。因此全力支持国王渡过危机成为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美国政府处理伊朗危机的基本方针。
但对于巴列维国王来说,美国表示的此种全力支持态度并不能让他感到满意。他召见沙利文就是因为在成立联合政府或军政府之间犹豫不决,美国却偏偏没有在这个他最迫切想知道的问题上表明立场。而且让事情变得更糟的是,11月2日会议妥协调和的结果是使政策存在明显歧义,执行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阐释。
11月3日,布热津斯基在请求总统授权后,跟国王通了电话,向他介绍了前日会议确立的三原则。他说国王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既要采取某些总的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姿态,又要采取一些具体行动来显示有效的权威。 为了增强国王用武力解决危机的信心,布热津斯基强调 形势十分危急,单纯让步很可能造成更富有爆炸性的局面。 [5]418国王把布热津斯基的这个表示作为对其军事行动的支持。第二天,他在与沙利文会面时,希望从沙利文那里再次确认这种支持。但沙利文回答说他没有得到任何建议国王采取哪种行动的指示[6]。在同一天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万斯表示 我们完全支持国王恢复秩序的努力和继续自由化的进程 [1]726。这说明美国认为进一步的政治自由化与恢复秩序同样重要,而且希望国王在没有造成大范围流血的情况下恢复秩序[7]329。美国政策的歧义使国王左右为难,结果他只好继续执行原先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11月6日,巴列维国王宣布成立军政府,由爱资哈里将军任首相,但这个军政府却有一半的成员是文官。它在宣布实行军事管制的同时,又许诺进行民主改革,并将贪污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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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前首相胡韦达和萨瓦克领导人尼马托拉哈逮捕入狱。军政府成立后,反对派的力量稍有收敛,街头暴力事件逐渐减少。当反对派发现军政府的政策仍是胡萝卜加大棒后,到11月底,罢工和游行又开始多起来。
穆罕默德 礼萨 巴列维生性懦弱,他虽然贪恋专制权力,却又怯于在危机时亲自动用铁腕。1953年当他的王权受到摩萨台领导的民族民主势力威胁时,他依靠美英情报机关策划的政变而保住了孔雀宝座。在这次危机中,他在武力镇压和民主和解之间犹豫不决,本希冀美国给予明确的指示和支持。但美国在危机爆发以来,除表示对国王的绝对支持之外并没有明确国王应走哪条路。华盛顿决策层的分歧造成的模棱两可使他无法下定决心,始终徘徊于妥协和镇压之间,执行着自相矛盾的政策。在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中,领导人的犹豫不决和自相矛盾无异于是政治上的自杀。结果,反对派越来越激进,国王越来越众叛亲离。到12月中下旬,美国政府的强硬派和自由派的分歧还在继续,但他们都对国王越来越失望,11月初确立的 毫无保留地支持国王 原则受到越来越多的人质疑。
1.3 舍车政策。最早对 毫无保留地支持国王 原则提出公开挑战的是沙利文大使。11月9日沙利文向华盛顿发出一封名为 想人所不敢想之事 的电报。在电报中,沙利文对国王被迫去位后的情况做了预测。他认为如果让国王和大部分高级军官出国,伊朗的宗教领导人将和亲西方的军队中的少壮派达成谅解。霍梅尼回国后可能将扮演一种类似 甘地 的角色,产生一个温和的亲西方的政府[3]82。此时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主流思想是全力支持国王,沙利文的报告被束之高阁。
11月底,在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的建议下,卡特总统任命乔治 鲍尔对伊朗情况进行独立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12月11日,鲍尔完成了一份名为 伊朗危机的问题和含义 的备忘录。鲍尔提出伊朗的君主制在最近几周的事件中不可挽回地被破坏了。他认为军事镇压注定要失败并有将伊朗变成另一个黎巴嫩的危险。鲍尔建议国王将全部权力转移给一个代表人民的 知名人士会议 政府[8]253。12日,特别协调委员会召开会议,大家对鲍尔的建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布热津斯基激烈反对下,卡特否决了鲍尔的报告。卡特向鲍尔表示,他喜欢这个建议,但不能采纳它,因为他不会去告诉另一国的元首该做些什么。
巴列维国王很快知道了美国决策高层的有关讨论,生性多疑的他于12月底向沙利文试探,问美国是否认为他应该离开伊朗。沙利文说他没有得到有关这个问题的指示,但他又说他肯定国王将在美国受到欢迎[3]127。在与沙利文谈话后国王宣布决定建立由民族阵线领导人沙普尔 巴赫蒂亚尔组织新政府。1979年1月2日,巴赫蒂亚尔接受了国王的建议,但前提条件是国王必须离开伊朗。沙利文将这个消息传回了国内。
沙利文11月9日的电报向卡特政府的外交决策者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否应该放弃对国王的支持。1979年1月3日卡特了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主张政治解决的一派认为国王在伊朗不利于建立和解政府,万斯和特纳表示为了 增加巴赫蒂亚尔获得成功的机会 ,国王必须离开。而主张武力解决的一派对国王在危机中的软弱表现失望,布热津斯基认为国王 已经成为采取任何果断行动的障碍 [5]434。这样与会者在同意国王离开伊朗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毕竟遭其人民唾弃的国王已无法保护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美国希望通过丢车政策谋求建立一个温和政府,以继续保持对伊朗的影响。而对国王来说,他之所以同意出走,在潜意识中可能对美国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相信美国会使1953年政变重演,在恢复秩序后将权力再转交给他或者王储礼萨 巴列维。
1月4日美国政府特遣代表休伊塞将军抵达德黑兰,他的任务是保持军队的团结,支持巴赫蒂亚尔政府。如果巴赫蒂亚尔政府倒台,休伊塞应鼓励伊朗高级将领发动政变,接管政权。由于伊朗的动乱愈演愈烈,布热津斯基认为是执行武力解决方案的时候了。1月18日,布热津斯基给总统写了一份长备忘录,敦促实施武力解决方案。但对于布热津斯基的主张除了国防部副部长邓肯和能源部长施莱辛格支持外,其他人均表示反对。布热津斯基深感自己 孤掌难鸣 [5]435。
就在布热津斯基为执行武力解决方案头疼不已之时,沙利文在如何对待霍梅尼的问题上与白宫产生摩擦。自从11月9日的电报从以来,沙利文一直坚持主张与霍梅尼进行接触。由于担心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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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联系可能损害国王的地位,卡特一直没有同意。1月中旬卡特终于同意在巴黎与霍梅尼进行间接谈判。沙利文对这种安排非常不满,发出电文提出公开的批评。沙利文的行动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混乱。卡特质疑沙利文是否在忠实地执行华盛顿的指示,甚至打算解除沙利文的职务。在万斯的劝说下卡特取消了这一念头,不过他对驻伊使馆的工作能力产生了怀疑。
由于卡特对沙利文失去了信心,白宫越来越依赖于休伊塞。休伊塞是美国驻欧洲部队的副司令,20世纪60年代末到过伊朗,与伊朗军队的将领有密切的关系。但休伊塞并不了解伊朗,更不熟悉伊朗的政治状况,他自己承认直到1978年4月之前他从没听过霍梅尼的名字[8]254。休伊塞到伊朗后对军队状况非常乐观。在访问了一些军事基地后他认为国王的离开没有损害军队的团结和忠诚。沙利文却不这样看。沙利文认为伊朗军队正在迅速瓦解,失去了影响伊朗政局的能力[3]145。相比刚刚到达德黑兰的休伊塞,在德黑兰任职两年的沙利文的报告更能反映伊朗严酷的现实。甚至伊朗的反对派都知道,休伊塞仅与伊朗高层将领接触,对伊朗 知之甚少 [8]256。不过白宫却宁愿相信休伊塞,一厢情愿地将最后的希望维系在伊朗军方身上。2月1日,霍梅尼回到伊朗并建立了以巴尔甘扎为首的政府,两个政府并存的时间只维持了十天,2月11日巴赫蒂亚尔逃往国外,被卡特政府寄以厚望的伊朗军方未做抵抗即被解散,4月1日 伊斯兰共和国 宣布成立,巴列维王朝被彻底推翻。
2 卡特政府处理伊朗危机存在的问题
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美国就丢失了在海湾地区的一个重要盟友和战略支柱,这是卡特政府外交上的最重大的失败。从卡特政府处理伊朗危机的过程看,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2.1 美国情报部门对伊斯兰革命反应滞后,对伊斯兰革命的性质缺乏正确的认识。美国情报界在伊朗有大量的资源,却没有对伊朗发生的风暴及时提出警示。直到1978年8月,中央情报局在其年中报告中还宣布 伊朗没有处于革命甚至前革命的状态 。9月28日,国防部情报局甚至报告说 国王有望在未来十年中积极地维护其权力。 [9]92美国驻伊大使馆的情报工作稍好一些。在 库姆惨案 后,美国大使馆向华盛顿发出了警示性电报,此后它又陆续发回了一些伊朗动乱的情报,但这些报告由于缺乏深层次的分析而被华盛顿忽略。因为毕竟中央情报局才是美国情报的主要来源,国务院的情报部门必须要有铁定的事实和中肯的分析才能推翻它的结论。而且,沙利文在伊朗出现动乱后仍回国休长假,这一举动自然削弱了大使馆提供的情报的说服力。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情报机关对这场伊斯兰革命缺乏正确的分析和认识。长期以来,驻德黑兰的情报部门仅注意维系与巴列维王朝及伊朗上层社会的联系,对伊朗的下层社会知之甚少,对原教旨主义的认识更微乎其微。沙利文在1977年夏到伊朗上任之前对伊朗了解不多,使馆中只有极少数人能讲波斯语或了解伊朗的文化习俗,有过在伊朗工作经历的人也很少。美国与伊朗的接触主要集中于宫廷、军队、警察和受西方教育的精英,忽视了与巴扎商人和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接触[3]70。伊朗革命后,情报部门开始与伊朗反对派接触。但他们主要接触的不是什叶派宗教领袖,而是以民族阵线为代表的民族民主运动者,并寄希望于他们建立温和的亲西方政府。他们不知道经过1953年的政变和萨瓦克长年的严酷镇压,民族阵线已经失去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能力。美国政府内部还有许多人对霍梅尼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在1979年1月中旬召开的由华盛顿各有关机关高级职员参加的会议上,与会者还一致认为霍梅尼不构成巨大的威胁,他们甚至认为霍梅尼不会对国王留下的体制做出很大的改变,在霍梅尼领导下的伊朗将比过去更稳定[3]138。而沙利文在巴赫蒂亚尔政府被推翻后仍认为在霍梅尼的影响下,伊朗可能疏远美国,却不至于对美国抱有敌意。对一场革命的终极目标如此知之甚少,美国政策的被动也就不足为奇。
2.2 政府内部分歧重重,决策混乱。综观卡特政府有关伊朗危机的决策过程,政府的主要外交智囊在用何种方式解决伊朗危机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虽然他们在11月确立的 毫无保留地支持国王 和1月初确立的 舍弃国王 政策上达成过短暂的一致,但根本分歧的存在使这种政策的一致很快被执行中的歧义所取代。其中最主要的分歧是布热津斯基主张的武力解决和万斯主张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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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之间的分歧。
布热津斯基赞同哈佛大学著名的革命史专家克兰 布林顿的理论。布林顿在其代表作 革命的解剖学 一书中指出,当国家未能运用强制政策时,革命的机会就会增加。在一场暴力动乱中间采取自由的政策只能鼓励反动派要求更多,并最终注定体制的死亡。在危机期间,布热津斯基始终主张武力解决,甚至不惜策划一场秘密军事政变。
布热津斯基信奉赤裸武力的政策与万斯的思想大相径庭。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家,万斯认为诉诸武力通常会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使情形急转直下,使国家难以达到自己的目标。他的传记作者大卫 麦克兰写道: 万斯的行为准则一目了然:借助外交手段,避免直接对抗。 [10]有的研究者认为正是万斯在关键时刻的干预,才使布热津斯基的武力解决方案屡遭挫败[9]109。
围绕着武力解决和政治妥协这个问题,蒙代尔(副总统)、布朗(国防部长)、特纳(中央情报局局长)、布卢门撒尔(财政部长)、施莱辛格(能源部长)等个人及其部门都牵涉其中。到危机后期,沙利文对白宫政策公开批评和他与休伊塞关于伊朗军方和巴赫蒂亚尔政府互相矛盾的判断,使卡特政府的决策混乱扩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决策者间的矛盾和分歧的另一个后果是各部门各行其是,互相牵制。许多人批评布热津斯基在处理伊朗危机时自行其是,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不惜排斥异己,破坏正常外交决策程序。卡特的一位知己说布热津斯基 从不接受最后的失败或一项他不喜欢的决策。 在遭遇失败后,他会像猎犬一样向万斯发动进攻。鲍尔对布热津斯基的官僚作风感到吃惊: 他随心所欲地自行其是,召见外国大使,通过国务院之外的渠道与外国要员通话或通电报,为了与国务院竞争成为美国政策的发言人甚至雇佣自己的新闻顾问。 [8]249布热津斯基这种压制异己的做法降低了政府决策的选择范围和对危机的反应处理能力。更为糟糕的是,决策者的分歧造成执行过程中的各行其是,使决策时达成的一致意见在执行时出现歧义。由于华盛顿发出的信息混乱不清,巴列维国王和军队领导人始终对美国的意图困惑不解,最后坐以待毙。3 结束语
自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发动政变扶持巴列维国王以来,伊朗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完全倒向美国而丧失了自主性,这不仅激起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伊朗人民的不满,成为霍梅尼革命的一个重要起因;而且形成了巴列维国王对美国政府的过度依赖,每当国内出现危机之时,他总是坐等美国的支持。卡特政府在伊朗危机中表现出的混乱和矛盾使国王不知该如何行为,坐失良机。危机之初,美国没有及时敦促国王与世俗和宗教的温和势力实行政治和解,错过了与反对派妥协的机会。危机当中,美国暧昧的表态使国王始终不能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动用铁碗手段恢复秩序。伴随着卡特政府在处理伊朗危机问题上出现的一个个失误,巴列维王朝的统治也一步步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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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烈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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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国外交史及练习题 一.近代中国的外交 1.清政府：四次侵略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使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北洋军阀政府：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华盛顿会议签署《九国公约》再一次损害中国的主权 3.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侵华奉行妥协退让政策 近代中国屈辱外交的原因：①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独立②当时中国综合国力弱，弱国无外交 二．新中国的外交 外交政策：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的外交 ⑴国际形势：冷战时期，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敌视、孤立、封锁、包 围. ⑵成就： ①建国第一年同17个国家建交，为恢复经济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②积极参与国际活动： （1）1953年，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
（2）1954年，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度、缅甸，三国总理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影响：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3）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印度尼西亚）。影响：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的亚非首脑会议。中国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促进了会议的圆满成功，也促进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团结与合作。形成“万隆精神”。 影响：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理解和信任，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2.70年代的外交 ⑴国际形势：美苏争霸，苏攻美守 ⑵成就： ①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日益重 要的作用。 ②1972年中日建交。 ③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表明美国孤立中国的失败和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 交的胜利。 ④70年代初国际上掀起与中国建交的热潮。 3、改革开放后 ⑴国际形势：两极格局解体，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大主题 ⑵成就： ①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这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的成功
民国初年，军阀争权夺利，政治混乱不堪，从1912年至1928年，17年间，北洋政府换了47届内阁，长不过两三年，短的只有一天。 1912年1月至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临时宪法，南京为临时首都。2月12日，在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等大臣的劝说下，宣统帝溥仪的母亲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为一大中华民国”；至此，中华民国正式取代与继承大清帝国。1912年4月孙中山辞职，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首都迁至北京；此后至1928年间称为“北洋时期”，该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也称为“北洋政府”。代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的即是北洋政府。北洋时期的中华民国国旗为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国歌为取自尚书大传虞舜篇的《卿云歌》，其中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北洋政府 1912～1928年由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华民国政府的通称。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3月10日在北京就职，又逼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标志着民国史上北洋政府统治的开始。北洋政府对外依靠帝国主义支持，对内主要代表国内封建势力，以北洋军队为统治支柱，镇压人民，排斥异己，在全国建立起军事化的统治。北洋政府与北洋军阀各个派系的兴衰关系很密切，以时间划分，大致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四个阶段。 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1916）袁世凯上台后，临时政府进行改组，唐绍仪首任内阁总理，不少北洋官僚入阁。袁世凯为了清除革命势力，逼迫主张调和南北矛盾的唐绍仪辞职，换其亲信赵秉钧组成御用内阁。《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袁并无约束力。但此时政治形势仍具有明显的过渡色彩，其主要表现是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得以保留，国会中同盟会员居多数，南方多数省政权也掌握在同盟会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有与北洋派一争高下的实力。1912～1913年上半年，由于两大政治势力的对峙，形成了民国史上一个短暂的特殊时代。政党林立，舆论活跃，全国大小党派团体上百个，报刊几百家，表现出难得的资产阶级民主气氛。众多政党中，最重要的是以同盟会为主体改组的国民党，以前清立宪派旧官僚为支柱的进步党。国民党领导人希望通过和平方法建立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发展实业，具有进步意义。但他们在理论上的主张脱离了以土地问题为核心的广大农民的现实需要，行动上组织松散，缺乏强有力的行动手段，对袁的野心也认识不足。相反，袁世凯暗中集聚力量，文武并用，扩军备战，寻求列强财政支持，实力雄厚。1913年初，大选揭晓，国民党获胜，袁立即摘下和平假面具，指使暴徒暗杀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挑起战争。革命党人意见纷纭，仓促中在7月发动二次革命，终因不敌早有准备的北洋军而失败。这是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次重大挫折。
巴黎和会与北洋政府的外交成就 来源：凤凰网历史作者：马钟鸰 “五四运动”的对立面：“卖国”的北洋政府 一说起五四运动，人们立刻就会想到那个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年代，并且很快联想到五四运动的起因——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即中国代表团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如此丧权辱国的消息传回国后，立刻被国人视之为国耻，当即便引发了学生们的抗议游行。五四运动的性质无疑是爱国运动，期间提出的著名口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更是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了人奋发图强的爱国热忱。既然五四运动被人们视为由学生发起，由工人扩大的爱国反帝运动，那么它自然就有斗争的“对立面”；在我们的教课书中，这个“对立面”非常清楚，即“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口号所涉及的“争国权和惩国贼”。我们所学的历史课程告诉我们：“争国权”无疑意指“巴黎和会上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惩国贼”往小了说是指因秉承北洋政府意志与日本交换“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使“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的驻日公使章宗祥，以及参与对日借款事宜而被学生们烧了自家私宅的“卖国贼”曹汝霖等人；往大了说，则是指躲在这些小“卖国贼”们的北洋政府。”——背后操纵全局，想要把山东的权益出卖给日本的大“卖国贼我们的教科书还告诉我们，正是由于广大学生、工人的爱国举动，使得软弱无能的“卖国”北洋政府倍感压力，最后迫于来自国内的各方压力，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随着近年来一些涉及巴黎和会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播出，又浮光掠影地给人们展示了有别于教科书或者说我们传统印象的巴黎和会以及和会上中国政府的比如巴黎和会之前中国从民间到政府对和会上中国外交必然取得重大外交努力。． 突破的巨大期望与信心，以及巴黎和会上以顾维钧为代表人物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面对列强，与日本据理力争的史实，还有章宗祥、曹汝霖等“卖国贼”面对日本人……和爱国学生，两头受气、委屈求全的细节描写当看完了这些区别于教科书的历史场景再现的人们立刻产生了许多疑问：对于中国来，说巴黎和会的最终结局是什么？中国代表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之后，中国得到了什么，又为此失去了什么，如传统说法一样，如此行事的结果真的一场外交胜利？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突出表现仅仅是爱国的外交官员们在全国民众的支持之后进行的个人的外交努力？那个被后世之人视为对外软弱，对内强硬的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期间又做了什么，它真的是“卖国”政府？巴黎和会上中国除拒绝签约之外，是否还取得了什么实质上的外交成就？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简单的常识：任何外交活动都是依据当事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展开的，而外交政策的制定又是政府的工作。这就是说北洋政府所制定的外交政策指导着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外交活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种种表现始终秉承着北洋政府的意志。那么，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政策又是什么，它是如何指导代表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外交姿态 [摘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外交上开始改变传统的被动局面,专门设立了情报司。情报司主要负责搜集国外资料以及对外宣传和接洽等工作,在中国与外国交涉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情报司的设立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以积极主动的外交姿态处理对外事务。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情报司;外交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国际地位不断衰落,中华民国建立也未能阻止这一下滑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契机,中国作为战胜国,在战后的一些国际会议上,世界开始听到中国政府的声音,但收到的效果微乎其微。在战后各国重新分配利益时,中国不但没有取得应有的权利,反而处于被宰割的地位,德国在华权益被日本强行取得。这使中国政府意识到,在外交方面必须从以前的被动承受外来压力转变为主动出击,才能扭转外交颓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大力调整国家机构设置,开展一系列的主动外交,特别是情报司的设立标志着中国政府以全新的姿态来处理与其他各国的关系,中国的外交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 1 情报司的设立 蒋介石定都南京以后,原来在广州运行的那一套外交机构不能满足外交需求,迫切需要进行外交机构的改革。南京国民政府“于1927年7月5日重订组织法,扩大机构,部长下面置次长二人,分设秘书处及政务、总务二司。同年11月增设参事厅,置参事2~4人;政务、总务二司则增改为第一司至第三司。第一司执掌政务事宜,第二司执掌总务事宜,第三司执掌情报事宜”,对外交机构进行调整。1928年2月又进行了一次调整,设置的总务处和第一至三司,第一司执掌国际范围事务,包括通商、国籍等事务;第二司执掌亚洲各国及苏联的事务;第三司执掌欧美各国事务。这一次调整开始以地域为各司工作划分的依据,这也是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外交部组织原则,说明了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在组织原则上与国际接轨。 “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于是宣布结束军政实行训政,新建立的政府参照孙中山提出的“建国大纲”实行五院制,外交部隶属行政院。此次对外交部的机构又进行了一次调整与完善,在1928年12月11日重新颁布《外交部组织法》规定外交部包括“一、总务司;二、国际司;三、亚洲司;四、欧美司;五、情报司”。其中情报司的设置是一个突出事件,将搜集情报和对外宣传接洽等工作专门设置一个机构来执行,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机构走向成熟。
中国近代外交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几乎与世隔绝,对周边国家的交往则建立在“宗藩制度”上,即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周边国家乃至更远的属国必须向清朝皇帝纳贡,并接受清朝册封,清廷则需为属国平饵内乱、外患,但在一般情况下不干涉属国的内政。然而,进入近代,随着西方的迅速崛起和中国的日趋衰退,形势为之大变,中国成了饱受列强欺凌的半殖民地国家。 自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起,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欧美列强和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蓄意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外交事件和国际争端,从而使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对外交涉活动十分频繁。在历次对外交涉活动中,由于中国积贫积弱,缺乏强大的国力作支撑,因而大多未能摆脱屈辱退让的局面,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不平等条约。在对外交涉活动中,尽管也出现了许多有民族气节的民族精英,但外交成效却微乎其微,成功的先例少之又少。 一、两次鸦片战争到晚清时期 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夺取了众多的在华权益，还迫使清朝进一步改变了传统外交体制和外交礼仪惯例，我们不得不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外交开始出现近代外交制度的雏形。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西方文化也开始逐渐传入中国。在此影响下，中国思想界也相应地逐渐发生变化。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近代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也一步步地深化。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商战”，就是这种认识不断深化的具体体现。与西方有关的事务在60 年代以前大体上称为“夷务”，在70 年代、80 年代称为“洋务”和“西学”，在90 年代则大体上称为“新学”。从“夷务”到“新学”的演变，不仅反映了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态度的变化，而且折射出他们外交观念的演进和更新。 二、北洋政府时期 北洋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与过渡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特殊 的地位。这是一个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不断加剧的时代，也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背景下由一个传统农业社会逐步向近代化工业社会迈进的时代。北洋政府正是在新旧冲突并存、中西撞击与交融的历史背景下取代清王朝而建立起来的。这种承上启下的历史大背景决定了这个政府的内政外交方针既延续了晚清时期的特点，同时也具有半资本主义的性质。北洋政府前期的外交基本上是延续了清政府的“以夷制夷”对外策略，特别是想通过承认、维护列强在华的各项即得利益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即“维持外交”。由于当时中国在国际上孤立无援国内派系斗争激烈，北洋政府外交的首要目的就是通过承认列强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来换得列强的承认，其特征就是将统治者的军阀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1912 年3 月10 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就曾向列强发出秘密照会提出若能获得支持便以大总统对外宣言的形式声明：“所有前清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之后，北洋政府得到了各国的承认。 值得一提的是辛亥革命给中国外交观念带来了一次革命，孙中山提出了共和国、民族主义、主权平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先进思想。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绝对是全新的理念并形成了系统的外交思想体系，虽然在实践中没有实施的机会而未能引导中国外交走上新的道路，但却在中国人民心中撒下民主的种子。
第23课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与外交 南洋中学丁晓文[教学目标] 1．知道“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宁汉合流”、“皇姑屯事件”、“东北易帜”、“币制改革”、“改订新约运动”的时间和大体内容。通过串联、整合有关史实，了解1927-1928年中国各个政权的分合演化。 2．联系22课所学内容，分析讨论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通过对“东北易帜”内容的简要介绍理解其对时局所产生的影响。阅读材料，了解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和“改订新约运动”的社会背景和影响，进而讨论如何正确评价国民政府既镇压革命，又改革内政外交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举措。 3．国共共同领导的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的大革命，从根本上冲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却由于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反动派的叛变，最终失败。从1928年到1935年，国民党进行的内政外交改革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但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经济上尤为明显，而真正的国运转折则出现在抗战以后。 [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促进政治统一、币制改革和改订新约运动等举措的历史作用。 难点：如何正确评价国民政府既镇压革命，又改革内政外交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举措。 说明： 1．从“宁汉合流”到“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但却 为“九一八事变”埋下伏笔。统一后的国民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推行了一些变革。币制 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形成；改订新约虽然没有使中国成为真正 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毕竟收回了一些主权，在经济上也有显著的效果。而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迫使共产党人总结经验教训，在失去城市后最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 革命道路。这一系列过程对中国今后的发展走向影响深远，故以此作为重点。 2．受传统评价体系和情感因素的影响，学生往往会片面关注国民政府镇压革命的残 酷性而忽视其内政外交上的改革举措对于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作用。币制改革基本实现了中 国货币的现代化，而改订新约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自主地位，但基于特定的历 史背景，中国在当时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如何引导学生肯定其功绩又了 解其局限性，同时不忘其对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动政策，需要培养学生拥有多元化
分数：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师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课程作业 题目：《晚清外交制度研究》 年级：2008级 专业：历史学 姓名：王冰洁 学号：20083830120 时间：2010年12月21日
晚清外交制度研究 【摘要】外交，是指一国与他国之间的交往。外交制度，是为适应外交形势和规范外交行为而设立的制度，包括外交机构、外交方式、外交礼仪等方面的制度。外交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制度的沿革，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1840年，外国侵略者的大炮轰开了封建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开始了近代意义的外交活动。随后，总理衙门和外务部的设立，使晚清的外交制度逐渐完善化、系统化。晚清的外交，一方面带有屈辱性，但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走向了借鉴和吸收西方及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道路。 【关键词】晚清外交总理衙门外务部 【正文】外交制度，简单来说，就是保障一个国家外交活动顺利进行的各种制度。具体来说，包括外交机构、外交使节制度与领事制度、外交官人事制度。中国的近代外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封建统治者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也开始被动的处理一些涉外事务。要想了解中国晚清的外交制度，就不得不谈及清朝前期的外交。 一、传统外交制度略述 1840年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始终保持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宗藩”关系，中国传统的涉外制度是“朝贡”和“理藩”制度。统治者“夷夏”观念浓厚，不屑于同属国或朝贡国进行平等的来往，中国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活动的需要，因而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机构中，也不需要有专职外交机构，对外事务均由礼部和理藩院兼管。礼部大体上掌理同东部和南部国家的事务，理藩院则大致经办同北部和西部国家的事务。清政府和西方国家的交往，仅保持着通商关系，没有经常性的政治交往，只在广州一地特设“十三行”来管理对外贸易，特别是和西方的贸易。因此在中央政权的体制中没有专理同这些国家事务的机构，也都划归礼部和理藩院分管。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还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外交制度，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也没有一批专职的官员，而只有一些分散于各机构的部门，职责也比较混杂，外交在这一时期是无足轻重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和盲目自大的政策，把外国视为“蛮夷之国”、“藩属之邦”，自己则以“天朝上国”自居，这也难怪有人说，当时的中国“无所谓外交，理藩而已”。 二、鸦片战争后到总理衙门设立之前的外交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清王朝传统的外交体系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为了应付和西方列强频繁的外交交涉，清政府除了派遣“钦差大臣”去全权处理外交事务外，还专门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此职因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而设立，设置于1844年，，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五口通商大臣”实际上负责着五处口岸的对外事务，是一个兼有外交权力的职务。同时，西方列强也在五口岸委派领事，建领事馆。五口通商大臣的职位和职责在性质上已与礼部和理藩院不同，其职位同西方国家派往中国总管五口岸的公使相对等。清政府设置这个职位，反映出外交体制改变的端倪，但又说明清政府不甘于失败，内心里的“蛮夷”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把涉外事务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 然而，西方列强并不满足于五口通商，在“修约”要求未满足后，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避难，以奕 为首的留守官员，于1860年设立“抚夷局”，专管对英、法、俄、美等国的外交事
在中国近代史上，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时期。抗战的胜利，无疑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的结果，也是与世界反法西斯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中国抗战也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抗战与战时外交也有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战争是外交成功的基本保证，没有不屈不挠的抗战就没有外交的成就；同时，外交上的努力与成功也为坚持抗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战时中国的外交是抗日战争这部伟大史诗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有许多辉煌的篇章。抗战之初，中国政府即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国联会议和九国公约会议，把中日冲突诉诸国际社会，争取各国的同情及有利害关系各国的支持；中国利用与德国二三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关系，使德国维持了半年多的中立；同时中国极力发展与苏联的关系，使苏联从1938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前成为中国军火的主要供应者；中国也努力推动美、英（尤其是美国）政策发生积极转变，反对两国对日妥协的倾向，使两国逐步确立起制日援华政策，为以后的盟国关系奠定了基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坚持抗战四年半之后，与美、英、苏一起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宣言》；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进行谈判，废除了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两国的在华特权，以后又与别国签订了相关条约，一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终于崩溃；1943年10月中国代表签字于四大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奠定了未来联合国的初步基础；12月中、美、英三国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群岛都将归还中国，中国人民收复失地的神圣使命、中国的领土完整得到了庄严的国际保证；1944年9、10月，中国代表参加了筹建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1945年4至6月，中国与美、英、苏三大国一起发起了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得到了长远的保障。 战时中国外交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它既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各国的实际需要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同时，由于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弱国，就其综合国力而言与当时的其他三个大国不能同日而语，其他国家也还没有真正以平等态度对待中国，因此在战时外交中仍然留有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不论是成就还是欠缺，它们作为历史现象都有产生的背景和原因。这里只想就影响中国战时外交的若干主要因素作些简要分析。 （一） 中国全民族的抗战是影响中国外交的最根本因素。 回头去看，中国抗战爆发时的国际形势是相当险恶的。面对德、意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猖獗，欧洲弥漫着绥靖主义。1936年意大利灭亡阿比西尼亚。意大利的侵略没有受到国际社会应有的谴责和反对，反而得到英、法实际的纵容。而当德国于1936年3月公然宣布废除《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派兵进入莱茵非军事区时，英、法除了发出抗议照会外，对于羽毛未丰的希特勒居然不敢作出任何实际的反应。1937年5月张伯伦就任英国首相，英国绥靖思潮更加发展，张伯伦认为：“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是非常脆弱的，如果我们遭受日本的武力攻击，在初期我们是无论如何无法进行防卫的。”因此，英国政府认定，避免在远东的敌对行动是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1）a〕。
北洋政府法律制度 一、制宪 （一）1913《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天坛宪草》 1.背景 二次倒袁失败，宋教仁被刺，善后大借款以及宪法委员会几名成员被捕杀，使国民党人占有优势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认为袁即将实行专制独裁，民国危在旦夕，而以军事手段无法取胜，故要利用国会尽快制定宪法，以维护民国的民主共和体制，用合法手段约束袁，进行法律倒袁。 2.内容 体现了企图以法律对袁进行限制的要求。 （1）继续肯定责任内阁制，对总统权力进行了较多的限制。国务员赞襄总统，对众议院负责；总统发布命令及国务文书须国务员副署。 （2）继续扩大国会权力。规定国会不仅有立法权，还有弹劾乃至审判被弹劾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员的权力。 （3）对严格限制总统的任期，规定总统任期5年，只可连选连任一次。 部分规定有所倒退，体现国会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政见和力量的对比。 （1）总统有紧急命令权； （2）政府有紧急财政处分权； （3）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体。 3.结果 一心独裁的袁无法容忍，公开宣布草案谬点甚多，借二次革命之机，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导致议会所剩议员不足半数，国会解散，《天坛宪草》未及审议通过、正式颁布。 （二）1915《中华民国约法》即《袁记约法》 1.背景 国会解散后，袁为以形式上合法的手段达到独裁的目的，清除《临时约法》的妨碍，组建约法会议作为增修约法案的立法机关，修改约法，扩大总统权力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约法会议一经成立，袁即向其提出增修约法案，内容如下： （1）外交大权归总统，宣战、媾和、缔约，无须参议院同意； （2）总统制定官制，任用国务员、驻外大使、公使，无须参议院同意； （3）采用总统制； （4）宪法由国会以外的国民会议制定，起草权由总统和参议院行使，公布权由总统行使。 （5）公民权的褫夺与恢复，由总统行使。 （6）总统有紧急命令权和紧急处分财产权。 约法会议接到议案后即制定出了“新约法”，废除了《临时约法》。 2.内容 形式上保留与民主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条文，实际上确认袁的独裁专制统治，极大扩张
北洋政府 北洋政府时期是指1912年-1928年，这个时期是充满争议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化的转型期。北洋派在这段时间里政治格局占优势地位，因而得名。 虽然说北洋政府时期是军阀混战的时期，有很多方面原因，从根本上看是革命的后果，三权分立就是要经历这一腐败的时期但是要靠民主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断净化，二是军阀为了本身的私利而争夺。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 其可堪称最接近民主的政府，北洋政府时期也是思想最自由的时期，而他第一个骄人的成绩就是外交成就。他并没有让官僚担任从事外交而是大胆选用欧美留学，深知国际法律的年轻人担纲外交事务，如为外交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顾维钧，这也体现了袁世凯的善于用人。也正是这些外交人才的努力才使中国赶快摆脱弱国外交颓势，更具开放性。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国对外蒙古领土完整作出重要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北洋政府成为中国收回主权时代的开端。 北洋政府最大成就当属思想解放。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大师都出自于这个时期，就连国共两党的精英都出自这一时期，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遍地英雄下夕烟”，正是描述这个时代的特征。民主氛围为思想自由提供保障，极大推动了新民主运动的发展。高举“民主”“科学”两大旗帜，出现百家争鸣局面，涌现一帮人才如蔡元培，李大钊等。舆论环境相对的宽松，存在着大量的独立媒体，国民自由空间的扩大，为社会精英和广大人才的参加公共事业创造了条件。并且当时的结社自由是中国大陆有史以来最充分的时期，可以充分表达意见，成为中国数千年来第一次高度民主时期。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经济领域。北洋政府时期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要得益于当时的经济政策的开放性，建立了市场经济。袁世凯请了张謇等一批经验丰富的企业家管理中国经济实现了财政平衡，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因此从不夸张的角度来说，中国近代化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北洋政府很好得完成了中国从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型。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的外交策略 摘要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逐渐接受西方近代殖民外交机制，在被迫接受西方侵略事实同时接受西方近代国际公法观念，和戎外交和平解决中外问题，同时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以夷制夷”，虽说有一定效用，但总的来说这段时期的外交是妥协屈辱的。 关键词 洋务运动；国家公法；和戎；以夷制夷 “合地球东南西溯九万里，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清朝被迫放弃传统的宗藩体制融入世界殖民主义体系当中。为维持清朝统治，阻止列强新的攫取、侵犯而又维持中外和平局面对内进行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对外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外交策略。本文就洋务运动期间的清朝所采取的一系列维护和局之策进行简单分析。 一、逐渐接受西方近代国际法意识，据理力争 逐步接受西方近代外交观念以及国际意识。 首先是对传统天下观的改变。随着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传入，国内出现不少重新认识世界和评价中国在整个世界中的地位的言论，尤以洋务派为代表。王韬提到“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的思想，实际上否定了中国文化至上的传统“夷夏”观。封建外交思想的藩篱逐渐被打破，近代的国际意识逐步萌生。 其次是西方国际法的应用，在新的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的冲击下，国内逐渐接受了更多的近代西方外交观念，最明显的是接受万国公法作为处理国际间关系的准则，产生国家主权观念和争取国家主权平等的思想。清廷内部不少官僚尤其是洋务派开始认识到西方列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性质的的条约，痛切地揭露了这些条约对中国的危害。奕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就曾声称“凡条约所不载者，彼即多方要挟，无不以理坚拒”。 第三，洋务派主张自立――培养外交人才。洋务派代表之一奕提议：“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坚苦贞定，且历之永久之心，人人皆洞悉底蕴，力是讲求，为实在可以自立之计，为实在能御外患之计，庶几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而后便提出了练兵、简器、设厂、筹响、用人、持久等六项，促使政府开始重视外交，致力于培养外交人才。1862年6月开办了“同文馆”，设英、法、俄文三个班，随后又增加了算学、天文、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等课程。不仅培养了科学技术人才，还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从同文馆毕业的学生中有二十八人后来做了驻外公使一级的外交官。从此清政府的外交有了起色。虽然这一时期清政府的外交以妥协为主，但毕竟开始接受西方近代国际法观念，表现出对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的体认，或多或少维护了部分利益。 二、和戎妥协，适当备战 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中国被迫放弃闭关自治，清政府内部许多官员开始思考中西两种不同体制，洋务派代表奕、李鸿章等主张“外须和戎”，而顽固派等企图以刀剑抵挡西方枪炮，最终经过争辩，清廷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接受了洋务派主张。但是在和戎的背后，也相应作出备战，取得一些积极效果。 洋务派主要代表人物李鸿章等曾说过：“夫南宋以后，士大夫不甚知兵，无事则矜愤言战，一败则懦言和，浮议喧嚣，终至覆灭。……虚骄务名者恒败，坚忍多略者恒胜”，建议忍辱以维持和局。当然这种和平外交并不等同于屈辱投降，一定程度上取得一定效果，为国内变法图强创造暂时稳定的国际环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忽略了资本主义殖民掠夺的本性，对西方列强谋求经济扩张和政治控制的危害性估计不足，从近代争取民族独立斗争角度分析，这无疑是一种妥协软弱的思想。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两大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面对19世纪中后期一个矛盾的时期，这种方针注定失败。
收稿日期:2008-10-16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0规划项目/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0(批准号:07I04);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0规划项目/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国联的外交政策研究0(批准号:08B44) 作者简介:洪岚(1965-),女,浙江杭州人,历史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4期No .4,2009 J OURNAL OF SO UT H C H I NA NORMAL UNIVER SI TY (S OC I AL SC I ENCE ED I TIO N ) 2009年8月 Aug .,2009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1937-1941) 洪 岚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摘 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不顾英、法、美等列强国家的阻挠,坚持将日本侵华的事实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按照5国联盟约6有关规定对日本实施集体制裁,敦促国联通过有利于中国的决议案和报告书。此后,南京政府加强与国联的防疫合作,积极推动各国贯彻国联决议精神、制定和实施/援华制日0的具体措施,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实际援助。 关键词:卢沟桥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国联外交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09)04-0081-06 国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0为宗旨的普遍性国际组织。5国联盟约6宣称 尊重并保持所有会员国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主张通过国际仲裁和平解决争端,实行制裁、裁军和集体安全保障制度。中国是国联创始会员国之一,1931-1941年间,南京政府利用国联这一国际政治舞台,不断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争取国际社会援华制日。学界以往对南京政府国联外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九一八0事变不抵抗与依赖国联的政策,1 本文拟着重分析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国联外交的演变及其意义。 一、排除阻力向国联提出申诉 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蒋介石即下定/不求战、必应战0的抗战决心。o 南京政府在外交上沿着两条路径分别展开活动:一是谋求与日本和平协商解决事变;一是准备向国联提出申诉,要求对日本实施集体制裁。南京政府外交部授意顾维钧、郭泰祺、蒋廷 黻、王正廷、程天放等驻外使节,分别与法、英、俄、美、德等国商谈中国准备向国联提出申诉问题,但是 各国的态度令人失望。苏联愿意促成中国向国联申诉,但认为/此事关键在于英国0;德国外交部长钮莱特含糊其词,表示/德国政府必抱定平允态度0;法国政府认为欧洲大局未定,国联也无能为力,中国当援引/九国公约0使国联与美国一致进行为宜;英国外交部长艾登表示:中国向国联申诉,自无不可,但是国联太不健全,申诉国联亦于事无补。 ? 1937年7月12、21日,艾登两次警告日本驻华大使吉田茂,表示英国不希望事态进一步恶化。但是,英国政府也不愿意对日采取强硬政策,认为/这是关系到生死的问题。如果招致日本永远的仇恨,那么,在德国采取行动时,日本就会抓住机会进行报复,这将使得下一代英国人都将付出代价0。?英国首相张伯伦声称:/想象不出在欧洲形势如此严重的时候,还有什么比在此时向日本寻衅更带有自杀性质。如果我国卷入远东冲突,那么独裁国家就可能抵抗不住在东欧或在西班牙采取行动的诱惑。0 ?美国的外交方针显然是避免卷入中日纷争。 ?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指出,美国政府在涉及中日关系事务的行动上转移了重心,从前是努力节制日本使 81
第23课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和外交 七宝中学龙敏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1）知道“四一二”政变、“东北易帜”等南京政府建立和统一的系列事件及相关影响。（2）理解和知道国民政府改革币制的原因、内容和对中国经济的积极影响。知道改订新约的内容和影响。 （3）通过了解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的方式、建立后的内政和外交，理解尽管南京政府在经济改革和外交上富有成效，但不能改变南京政府是中央集权的大地主大官僚统治的本质，终究无法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 2.过程与方法： （1）通过图片、表格和材料的分析，引导学生获得汲取信息并给予客观分析的能力；（2）学生初步掌握通过政府、经济、外交政策，考察政权性质的方法。 （3）在对南京政府的评价过程中，学生掌握用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的方法。 3．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1）学生通过张学良“东北易帜”，产生中国人有爱国传统、爱国是民族希望的情感。（2）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重点与难点] 1.重点：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内政外交。 2.难点：南京政府的性质是中央集权的大地主大官僚统治。 说明： 南京政府的性质是通本课“南京政府的内政与外交”、通上一单元“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与下一单元“中国的土地革命与抗日救亡运动”的主线、同时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这一教材主线，因此是本课的灵魂。围绕这个核心，把重点放在历史史实“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和内政外交”中，难点则是通过对历史史实的分析、学生能把握南京政府的性质。[教学设计] （一）导入新课 依据地图：
南京 武汉北 京 叙述：国共第一次合作后中，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北伐，北伐形势乐观。从珠江流域打到 长江流域。1927年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至武汉。随着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工农运动的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威胁到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１９２７年３月，在南京，帝国主义直接出兵镇压革命。 蒋介石害怕帝国主义的干涉会导致北伐的失败，同时为筹集资金，加紧同帝国主义、封 建买办阶级勾结，密谋举行反革命政变。 （二）教学过程 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和统一 1.“四一二”政变 放映短片“四·一二”政变 【问题】通过观看记录片依次回答： （1） 蒋介石发动政变所依靠的力量是？ （2） 打击镇压的对象是？ （3） 代表哪些阶层的利益？ （4） “政变”改变了谁的政治目标？因此叛变革命的原因是？（政治目标不同，达成目 标的方式不同） （意图：学生从层层深入的小问题中开始理解南京政权的性质） 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下，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 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南京国民政府。 “四一二”政变，使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2.武汉国民政府的态度
北洋政府的法律制度 【学习建议】： 北洋政府的法律活动主要集中在制定宪法和援引清末法律方面。三部宪法和《暂行新刑律》是我们学习本章应掌握的重点。在司法制度上，“县知事兼理法院”是其主要特点。 【本章知识点】 1．北洋政府各时期制订的宪法和宪法性法律。 2．北洋时期立宪的特点。 3．北洋时期主要的立法活动。 4．北洋时期司法制度的特点。 第一节北洋政府的立宪骗局 【基本内容】： 一、“天坛宪草”。在北洋袁世凯统治时期，以国民党为主的国会和袁世凯之间的斗争是当时的主要政治矛盾。其结果是，意在限制袁世凯权力的“天坛宪草”虽被制定出来，但国会被袁世凯解散，“宪草”成为一纸空文。 二、《中华民国约法》。袁世凯独揽大权后，开始炮制《约法》。他组建“约法会议”，提出七条约法大纲，使最后制定出来的《约法》彻底否定了《临时约法》所规定的民主共和制度，而代之以个人独裁。 三、《中华民国宪法》。北洋政府在直系军阀统治时期，曹锟以贿选的方式当上了大总统，炮制出了《中华民国宪法》，其内容较为民主，在国权和地方制度上，要求国家统一和地方自治，但其“贿选宪法”的名声，暴露出北洋军阀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 【概念辨析】： 1．《天坛宪草》 1913年4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成立，开始宪法的起草工作。宪法起草完毕后提交国会审议，由于当时国会已经被袁世凯解散，此宪法草案未能通过法定程序成为正式宪法。因宪法的起草工作是在天坛祈年殿进行的，所以，这部宪法草案被称之为《天坛宪草》。 《天坛宪草》11章113条。它确立了责任内阁制，将总统置于虚位，强化国会对内阁的控制。《宪草》还规定了独立于行政机构之外的审计制，明确了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由不同部门分别行使的权力分立体制。 《天坛宪草》是在以国民党占多数的国会与袁世凯争夺国家政治权利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制定的。国民党试图用宪法来约束袁世凯的权力，保护辛亥革命的成果，保卫共和制度。《天坛宪草》渗透着民主精神，对共和政体、民主政治作了详细规定，它成为以后历次制宪活动的基本依据。 2．《中华民国约法》 1914年5月，袁世凯颁布、实施《中华民国约法》，确立起独裁政治。作为近代宪法，《约法》虽然保留了“主权在民”等与共和政体相适应的有关条款，并规定了与《临时约法》相同的人民的权力和义务，也确立了三权分立体制，但它仍然是对民主共和政治的背叛。这表现在它极大的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使之凌驾于三权之上，“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内阁制被废除，改行总统制。《约法》虚化了对总统权力的制约。在选举方式上，使总统终身制成为可能。
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民外交 一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外交运动兴起的背景 自从英美等殖民者的足迹踏上这片已在历史的长河里洗礼了五千年的神舟大地开始，这片土地上渐渐地发生的变化，而使之一步一步更加接近世界。外交，已经是一个国家最基本的职能之一。而中国外交运动的蓬勃发展时期，便是北洋政府时期。 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两点： 内部因素。“清末新政”关于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措施，培养了高素质的外交人才，之后大部分便形成了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如顾维钧，他早年受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学，这为其以后从事废约外交活动做了充分的知识储备。 而且，日益加重的侵略压迫，使国内民族主义意识觉醒，并迅速而壮大地活动起来。中国民族主义在北洋政府时期体现为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捍卫民族生存，而其最迫切者则为解除中华民族所遭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求得独立、自由和发展的空间。 外部因素。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已使国内上下有志之士达到了容忍极限，他们迫切地需要找寻除战争以外的其他路径，以摆脱这种困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于结束，恰恰给了中国一次机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国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帝国主义阵营发生了松动，这为中国争取平等与自主的斗争创造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二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外交运动的概况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大规模的国民外交运动贯穿了其整个统治时期，外交运动作为直接的政治参与的手段，它可以满足国民参与政治的愿望，增强国民的主人翁责任感，促进国民对政治权威的认同，有利于形成政治服从与政治权威方面的平衡与一致，是强化政治权威的政治地位所不可缺少的。 关于北洋政府时期的国民外交的阶段划分，根据不同的参照，可以有不同的分法。比如，以国共合作为分界点，可分为国共合作前的国民外交运动和国共合作以后的国民外交活动。以下，我们以从民国建立开始，依据五四运动及国共合作为分界点，直至南京政府建立来划分，来了解一下，各个时期阶段的内容。 第一阶段(1912一1919年)——民国建立到五四运动之前 这一阶段的国民外交运动包括抵制二十一条、反对参战、反对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运动，其中抵制二十一条运动是第一阶段的高潮。 第二阶段(1919一1924年)——五四运动到国共合作之前 这阶段包括五四运动、华盛顿会议时期民众运动和收回旅顺、大连日租借地、收回威海卫英租借地及反对“金法郎案”运动等，这阶段开始于一个高潮(五四运动)，到华盛顿会议时期再次形成国民外交运动的高潮。 第三阶段(1924一1927年)——从国共合作建立到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为止其中包括五拼运动、收回汉口、九英租界的民众运动、大沽口事件引发的“反日倒段”运动等，五拼运动是这一阶段的高潮。 三“外交系”及其“外交救国”思想
《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出版 《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首发作者：本报记者杜羽《光明日报》（2016年04月11日09版）本报北京4月10日电（记者杜羽）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科研课题《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日前在京首发。该书共十卷1000余万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主编、中华书局出版。这是学界首次对民国时期外交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王建朗介绍，《汇编》收录的史料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各类已刊专题档案资料集、政府公报、外交公报、报纸杂志报道、当事人日记、回忆录及未刊档案文献；二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各类外交档案，总量在200万字以上，其中有大量档案为首次公开发表；三是大量翻译各国已刊外交文件集及未刊档案，如《美国外交文件》《英国外交文件》《法国外交文件》《德国外交文件》《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日本外交文书》，以及收藏于英国、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各相关档案馆的档案文献。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院校的多位学者表示，《汇编》选录、选译的大批量未刊档案和各国外交文件，将有力推动中华民国史和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发展，为当代中国外交事业进步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中华民国时期 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以下简称《汇编》）全面系统 地搜集了涉及民国外交的档案和史料，分期分类编纂，内容涵盖民国各个历史时期，旨在全面反映民国外交的发展过程。文献资料集有多种编法，各有其利弊。《汇编》的编选方法 应该是属于吃力而不一定讨好的那种。编者将从各方面努力搜寻来的史料精心挑选后，按照专题分节编排，并在前面加上简要的导读说明。这种编法对编者来说颇费些功夫，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方便读者。读者可以在一个专题下集中阅读相关史料，而不必再去辛苦地爬梳整理。《汇编》分为 十卷，基本以历史发展的时间为序来编排。各卷之间的时间分段，并不具有严格的历史分期意义，只是为了方便展现历史发展的过程罢了。在我看来，如要将《汇编》分为6卷、8卷或12卷，皆未尝不可。重要的是，任何一种分断必须有它可以言说的逻辑依据。《汇编》各卷依次展现了民国政府 在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汇编》第一卷收录了 自辛亥革命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即1911年—1918年间的外交史料。民国初年，中国外交仍处于困境之中。民初政府继承了晚清的外交格局，这个外交格局是民国政府不得不面对、不得不继承的。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还是北京政府，都宣示承认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当然，这两种承认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