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的理想及其幻灭
——浅析《儒林外史》的家庭情结
【摘要】：《儒林外史》作为一部古典长篇小说，其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作品的特征之一就是其中体现了作者浓厚的家庭情结。本文从作家吴敬梓个人特殊的家族背景和身世经历入手，通过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孝悌”观念和魏晋风度对他的影响来探究家庭情结的成因。全文分析了《儒林外史》对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等多种家庭成员关系的表述，指出其中包括的吴敬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理想和进步的夫妻观。正是家庭清洁促使作者在书中用大量的笔墨写文人的家庭生活，使《儒林外史》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更加广泛和深入，与赋予作品更深厚的情感内涵。
【关键词】：吴敬梓《儒林外史》孝悌家庭理想
《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全面地反映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也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由于它的作者吴敬梓先生将高超的讽刺技巧运用于小说的描写当中，并采用一种客观而冷静的叙述方式，使这部作品成为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说到：“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其中指出了《儒林外史》的讽刺是“机锋所向，尤在士林”，然而，如果其机锋所向，仅在士林，《儒林外史》便不能取得如此之高的艺术成就，在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中引起共鸣。吴敬梓在创作小说的时候，没有把眼光单单停留举业道路上，而将笔墨深入到士子们的家庭生活中，全面地写出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并且把人物对待家庭的观念作为褒贬人物的一条重要准则，由小家庭的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写到大家族的利益纷争，兴衰演变进而引出世态炎凉、人心不古的现实……也正因为如此，《儒林外史》由一部单纯的讽刺小说变为一卷真正的“世情书”。书中所描写的人情直至今天仍令人唏嘘感叹，其中寄寓了作者吴敬梓的家庭情结，在这部以男性人物为中心的小说中主要表现为一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家庭理想和对和睦的家族关系的向往。这种家庭情结贯穿于作品的始终。奠定了整部作品的情感基调和价值取向，使《儒林外史》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在诙谐讽刺之外，蕴含了深厚而真挚的感情，打动了无数的读者。
本文试图从吴敬梓本人的特殊身世和经历出发，从创作思想、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以及夫妻关系各个方面探讨作者家庭情结的形成及其在《儒林外史》中的表现，以便更好地理解这部伟大作品取得巨大艺术成就，产生深远影响的奥秘，更好地体会它的丰富内涵。
（一）吴敬梓生平
小说的创作是一种及其复杂的思想活动，作者的创作思想和情感必然地受到自身生活经历的影响，许多学者在研究《儒林外史》的创作时，都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自传色彩浓厚的作品，人物的种种经历都有作者生活的烙印。与之前或同时代的其他长篇小说相比，《儒林外史》更多地着眼于家庭生活，体现出浓厚的家庭情结，这种创作倾向的形成，是由吴敬梓特殊的家族背景以及成长经历决定的。研究《儒林外史》中的家庭情结和家族理想，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吴敬梓的生平和他的特殊身世。
吴敬梓，安徽全椒人，出生于仕宦之家，他的祖上曾有过“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的辉煌，在吴敬梓的《移家赋》中有“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卮茜有千亩之荣，木奴有千头之庆。”的记载。另外，担任吴敬梓曾祖吴国龙会
试主考官的大学士李霨在《清礼科掌印给事中吴公墓表》中写到：（吴国龙）兄弟五人，登制科者四人。国鼎，公同榜进士；国缙，壬辰进士；国对，戊戌进士，官翰林侍读；公其季也……一门贵盛，乡里以为荣。[1]然而这样显赫的家世带给吴敬梓的不是衣食无忧的安逸，反而为后来的家变埋下了隐患。在全椒吴氏这个世家望族当中，吴敬梓的身份是比较特殊的，他的生父本来是吴雯延，但因为吴雯延的同族兄弟吴霖起没有子嗣，所以吴敬梓和他的姐姐被过继给吴霖起抚养。这样，吴敬梓在吴氏家族中就拥有了宗子和嗣子的双重身份。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是探花，先后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再加上他擅长书法“兼右军、送雪之长，碑版存者，士人多拓之”，声名更是显赫，其门下多有显达之士，如李光地等。从此，吴氏也才发达起来，占有大量的土地，房屋和奴仆，成为官僚地主家庭。到祖辈时，国龙的儿子吴晟是进士，吴昺是榜眼；国对的儿子吴旦是增生，考授州同知，吴毷也是增贡，考授州同知，吴昇则是举人。吴旦的儿子吴霖起是拔贡，吴毷的儿子吴雯延是秀才，功名最小。吴氏发家后，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问题就产生了，《移家赋》中所谓“君子之泽，斩于五世”描写的就是这样的状况。遗产的继承问题，终于在吴敬梓的生父和嗣父先后去世时爆发。《移家赋》中所谓“嗟早年之集蓼，托毁室于冤禽”可证（集蓼，见《诗·蓼莪》，谓父母皆亡；毁室，见《诗·鸱鸮》，谓弱者强凌）。此外，吴敬诗云：“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鸮恶声封狼贪”说明纠纷的性质在于争夺财产。[2]
在这场争夺中，吴敬梓处于所谓“弱肉”的地位，吴敬梓一方面是长房吴旦的独孙、吴霖起的独子，从宗法制度上讲，是遗产的当然继承人，可以多占利益。但他又是嗣子而非亲子，各房对这份遗产也都又染指之意。这种种关系，就使得有着双重身份的吴敬梓处在财产纠纷的旋涡中心，成为遗传争夺战的矛头所向。在这场纠纷中，叔伯和堂兄弟的步步紧逼，引起了吴敬梓的极大愤慨，他在《移家赋》中感慨“淳于恭之自箠不见，陈太邱之家法难寻”。据《后汉书·淳于恭传》，淳于恭之兄“崇卒，恭养幼孤，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儿渐而改过”。陈太邱指曾为太丘长的陈寔，据《后汉书·陈寔传》，“寔在乡间，平心率物。其有争讼，辄求判正，晓譬曲直，退无怨者。至乃叹曰：宁为刑法所加，不为陈君所短”。[3]吴敬梓在《移家赋》中引用这两个典故，来说明在遗产纷争当中，叔伯中没有一个能像淳于恭那样严格要求自己，教育子侄，也没有一个像陈太邱那样排难解纷、处事公正。叔伯和堂兄弟在遗产问题上的态度引起了吴敬梓极大的厌恶，也让他彻底看清了“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丑恶现实，终于在三十三岁时移家南京。
这样特殊的身世背景以及青年时代所经历的“兄弟参商，宗族诟谇”使吴敬梓对于家庭和家族的理解必然要比其他人更为深刻。这种深刻一方面包含了他对丑恶现实的深刻和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更有对理想的和睦家庭的深深向往。
（二）儒家传统与魏晋风度对吴敬梓思想的影响
一种家庭情结在《儒林外史》这样一部讽刺小说中要得到完整的表达，仅靠作者青少年时期的家庭背景和身世变迁是很难做到的。相比于自身的特殊经历，儒家正统思想与魏晋风度中的“孝悌”观念则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这种表达。在《儒林外史》研究的早期，人们就已经关注了吴敬梓对儒家传统思想的继承，认为“他是要以正统的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站脚点”，吴敬梓的许多朋友在提起他时也说他“好治经”，而孝悌之道正是儒家最重要的道德准则之一。出身科举世家的他，自幼接触了许多儒家经典，也受到了家庭环境的熏陶，《移家赋》中用“讲友孝于家庭，有传代之清节”来说明吴氏家族崇尚孝悌的传统，在这样的家庭氛围当中，儒家正统思想成为吴敬梓思想体系中的重要部分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思想在作品中有着多方面的反映：一、作者表达政治思想和美学理想时，有着以礼乐教化人民，以兵农治理国家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二、表达家庭理想时，尊崇孝悌之道，倡导互敬互爱、温馨融洽的家庭成员关系。
除了儒家正统思想，魏晋风度在吴敬梓的思想体系当中也占有重要位置。汉末社会动荡，到魏晋时期，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了，人们的思想稍稍得到了一些解放。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的魏晋名士“指礼法为礼俗，目纵诞以清高”，“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这些思想和做法，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而后更以竹林七贤为理想人物，经过晋以后历朝士大夫的崇奉和宣扬，魏晋风度便成为历代不愿循规蹈矩走封建正路的文人所企慕的一种风范。到了吴敬梓生活的清朝，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萌芽，文人的活动变得更加自由，视野更为开阔，思想更加活跃，勇于冲破封建束缚的才子加浪子式的人物屡屡出现，许多人如以唐寅为代表的“吴中四才子”，他们的思想性格和生活方式常常偏离封建纲常的轨道，其后还有徐渭和郑板桥等“狂人”不仅具有独特的创作个性和巨大的创作才能，而且都恃才傲物，藐视权贵，这些人都在新的时代里发展了魏晋风度。与郑板桥同时代的吴敬梓对于阮籍和嵇康等魏晋名士也是十分倾慕，他的好友程晋芳说：“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而吴敬梓在《移家赋》中也提到：常扪虱而自如，乃送鸿而高视。吊六代之英才，忽怆焉而殒涕！“扪虱自如”正是魏晋名士任真放诞，不拘常礼的特征行为。魏晋风度中崇尚超脱世俗，鄙弃功名，讲究纵心肆志，任性而为的特征在吴敬梓的生活和创作中都有明显的表现，程晋芳的《文木先生传》中提到吴敬梓“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即施，偕文士辈往还，饮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这样的行为使吴敬梓成为他人眼中的“浪子”，“乡里传为子弟戒”。在小说《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着力塑造的正面人物王冕和杜少卿等人，其性格和行为也有着魏晋风度的痕迹，表达了作者的理想。在魏晋的众多名士中，吴敬梓最仰慕的是阮籍，他的亲友在诗文中曾将他比作阮籍，如金两铭诗：“乌衣门第俱依旧，止见阮氏判北南。”他也常以阮籍自比：“阮籍之哭穷途，肆彼猖狂。”又有“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又有：“佯狂忆步兵。”等等，吴敬梓的“好酒而贫”，放荡不羁，藐视权贵的行为也与阮籍有相通之处。魏晋司马氏政权提倡以孝治天下，阮籍则是“性至孝”（《晋书·阮籍传》），这一点也魏晋风度中较为可取的一方面，吴敬梓继承了这种崇尚孝悌的传统并进一步发展了它，将这种观念反映在《儒林外史》的创作当中。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吴敬梓家庭情结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青少年时代的乌衣子弟生活到移家南京的家变经历作为背景，使吴敬梓饱尝了世态炎凉，同时家变的残酷现实也使他对那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理想家庭更加神往。另外，儒家正统思想中的孝悌观念以及魏晋风度当中的推崇孝道都极大影响了吴敬梓的亲情观和家庭观，使这两种观念成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表达于作品当中。两方面的作用使家庭情结在吴敬梓的思想中形成，并与之社会观相对照，共同展现在《儒林外史》的创作中，为这部讽刺小说添加了以情动人的元素。
（三）父慈子孝理想的表达
孝道是中国文化传统和道德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孝”也是儒家的重要道德规范之一，其主要内涵是养亲、尊亲。《尔雅·释训》云“善父母为孝”，这就不仅包括“养”而且包涵“尊”。孔子即云；“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又云：“夫孝，德之本也，孝之所由生也。”（《孝经》）开始的时候，孝只是“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中庸》），也可以说是“先意承志，谕父母之道”（《礼记·祭义》）。后来，逐渐成为一切道德的根本，所谓“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在《隆礼与崇孝——四论魏晋风尚对吴敬梓的影响》一文中，陈美林先生全面阐述了吴氏家族尊奉孝道的传统：吴敬梓十分重视孝道，无论在诗文作品中还是小说创作中都有强烈的表现和反映。这与他的科举世家有关，在《移家赋》中他曾夸许自己家族能“讲友孝于家庭，有传代之清节”。他的曾祖吴国对主持福建乡试时就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为题考士子。
族曾祖吴国龙主持山东乡试时，所出试题为《文行忠信论》。不仅如此，他们还身体力行，如其远祖吴谦事父母能“婉顺尽志”（康熙《全椒志·吴谦传》）；高祖吴沛因自己的生辰与父亲吴谦的忌辰是同一天，因而每逢自己生辰“哀不举觞，并不受诸子觞，终其生不改”（康熙《全椒志·吴沛传》）；其曾祖辈吴国鼎“事亲孝，一出于至诚，亲或有色不怿，即长跽伏地，不命不敢起”（康熙《全椒志·吴国鼎传》）；吴国器曾“豁股和药”以供父饮（康熙《全椒志·吴国器传》）；吴国龙也能“笃天伦，重名谊，奉亲孝”（康熙《全椒志·吴国龙传》）而曾祖吴国对同样“性笃孝，时时语其先人，辄呜咽下泣” （康熙《全椒志·吴国对传》）。祖父吴旦曾随父国对在京师做官，“父若寒，旦身温衾以俟睡，早起取父衣先衣之，俟温然后扶父起” （民国《全椒志·吴旦传》）。至于他的嗣父吴霖起同样也是一个“当捧檄之未决，念色养之堪娱” （《移家赋》）的孝子。而在《文木山房集》所收的诗词作品中，也很有一些感念先人的作品，如“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 （《遗园四首》）;如《过丛霄道院》乃为怀念“先君子读书其中”而作;又如因未选得一块佳域以安葬父母而深自谴责，“劬劳慈母，野屋荒棺抛露久，未卜牛眠，何日泷冈苦一阡” （《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并以功名无就，“总难酬罔极深恩矣” （《乳燕飞·甲寅除夕》），在在反映了他对先人的孝思。[4] 关于“父慈子孝”理想在《儒林外史》中的表述包含正反两个方面：一、对不孝和伪孝行为的批判二、对父慈子孝的推崇和赞美。由于《儒林外史》是以它的讽刺而著名的，对伪孝和不孝者的讽刺自然是作者批判不孝的重要方法。如第四回“荐亡斋和尚吃官司，打秋风乡绅遭横事”中描写范进的伪孝：
汤知县再三谦让，奉坐吃茶，同静斋叙了些阔别的话，又把范进的文章称赞了一番，问道：因何不去会试？”范进方才说道：“先母见背，遵制丁忧。”汤知县大惊，忙叫换去了吉服，拱进后堂，摆上酒来。席上燕窝、鸡、鸭，此外就是广东出的柔鱼、苦瓜，也做两碗。知县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银镶杯箸。范进退前缩后的不举杯箸，知县不解其故。静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知县忙叫换去，换了一个瓷杯，一双象牙箸来。范进又不肯举。静斋道：“这个箸也不用”随即换了一双白颜色竹子的来，方才罢了。知县疑惑他居丧如此尽礼，倘或不用荤酒，却是不曾备办。落后见他在燕窝碗里拣了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这一段“无一贬词，情伪毕露”的描写对范进的伪孝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在这之前，小说写范进治丧的排场用了许多笔墨，写他请阴阳先生写七单，僧人荐亡斋、做道场，请人写墓志等等，似乎委实是一个大孝子了。然而母亲“七七之期”刚过，他便忙与张静斋去打秋风，而在宴席上几度更换杯箸以示居丧之尽礼。最后，作者只用“在燕窝碗里拣了个大虾元子送在嘴里”这样一个小动作便把之前所有伪孝的铺排一举推翻。如果说作者在前面写范进受科举制度的毒害以至于中举发疯的情节还带有一些对人物的同情与怜悯的话，这里对范进的不孝行为则是彻底的批判。
另外，作者还把人物的不孝行为作为其人格堕落的重要象征来写，如写匡超人由一个淳朴诚实的青年堕落成一个无赖，就把他中八股功名之毒以前的敦孝悌到走上举业道路以后的抛弃父母，停妻再娶的转变作为显示人物道德堕落的重要标志。匡二原先也能恪守孝悌之道。当他流落杭州之际，对马纯上说及“在家有病”的父亲时，“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了下来”，十分伤心。“而今人情浇薄，读书的人，都不孝父母。”曾心里叹息：“有钱的不孝父母，像我这样的穷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真乃不平之事！”返抵家门，不禁欢呼：“娘！我回来了！”接着就“替娘作揖磕头”，又进了房里“叫一声:‘爹！儿子回来了！’上前磕了头”。一片孝心，出自纯真。父亲病体衰弱，大小便不能下床，他就设法让父亲“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自在地方便。他从饮食、医药方面精心护理，使得父亲的病渐渐有了好转。与此同时，他有扛起家中的烦恼，“三房里叔子”强买房子，他要父亲放心：“爹！这些事，都不要焦心……三房里来催，怕怎的！等我回他。”还细说杭州风光故事为父亲解闷，不但做到了养亲，还
能娱亲。他的哥哥不能尽孝，父亲也向他说起此事，但他仍然能恪守悌道，买了的荤菜，不但请父母先吃，而后更请哥哥一起吃了晚饭。总之，刚从杭州返家的匡超人，是一个诚实孝顺的农家子弟。作者描绘他这时候的言行，也饱含着赞赏。
但是，自从他登上科举之途以后，就将双亲抛诸脑后，父亲临终前嘱咐他“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婚姻上“万不可贪图富贵，攀高结贵”。但匡二此后的言行与此完全相悖。父亲死了，母亲在乡下，他却远走杭州，此后原有两次返乡的机会，但他终生未归，一生没有再与母亲相见。这一时期的匡超人在作者的笔下已经是一个吹牛撒谎，六亲不认的无赖了。
除了上述两个人物，吴敬梓还对其他一系列士子的不孝行为有所批评，如荀玫中举后“匿丧不报”，周司业、范通政身为人师，居然对他的“夺情保举”表示“可以酌量而行”。“热孝在身”的权勿用，“百日满过”即匆匆前往娄府应召，宴席之上口称“居丧不饮酒”却大用肴馔,还无耻地发表“五荤”的言论。正是对孝悌之道的推崇，才使吴敬梓对这些不孝士子的行径厌恶至极。
《儒林外史》在塑造人物时，除了写大批醉心举业的士子和一帮“斗方名士”之外，还塑造了一些代表了自己的志趣和道德取向的理想人物，在描写这些人物的言行时，作者把“孝行”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来写。全书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意，借名流隐括全文”中写到王冕七岁上死了父亲，母亲做些针线，供给他到村学堂里念了三年书，没奈何只好让他到间壁秦老爹家去放牛。以后，“或遇秦家煮些腌鱼、腊肉给他吃，他便拿了块荷叶包了来，递与母亲。”而后卖画“得了钱，买些好东西，孝敬母亲”，这些孝行与之后写到王冕不慕权势富贵，知县求他一画而不得情节相对照，突出了王冕人格的高贵，行孝事亲则是这种高贵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书中，作者另外大力赞扬的一个“敦孝悌”的理想人物就是杜少卿，这个人物历来被认为是“叠印着吴敬梓影子的重要人物，是灌注着作家全部人生感受的一个形象”。这个人物对待家庭的种种观念都寄托着吴敬梓的理想。在《儒林外史》中，杜少卿的孝行在他人看来已经到达迂腐和发痴的地步，借其堂兄杜慎卿的话说，就是：
我这兄弟有个毛病：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你将来先去会了王胡子，这奴才好酒，你买些酒与他吃，叫他在主子跟前说你是太老爷极喜欢的人，他就连三地给你银子用了。
假若借其仆王胡子的话来说，就是：“我家这位少爷也出奇！一个娄老爹，不过是太老爷的门客罢了，他即害了病，不过送他几两银子，打发他回去。为甚么养在家里当作祖宗看待，还一早一晚自己服侍？”其实，杜少卿所以举家迁至南京，也是遵从了娄老爹的“临去遗言”：“你眼里又没有官长，又没有本家，这本地方也难住。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业来。”足见，杜慎卿对杜少卿的耻笑，王胡子对杜少卿的埋怨，实际上句句都是吴敬梓对杜少卿的肯定和赞扬。
除上述两个人物之外，作者也通过其他正面人物的孝行来表达自己的崇孝理念，如写到郭孝子寻亲的细节，余特余持两兄弟的孝行等等。
《儒林外史》对父慈子孝理想的表达比较全面，不仅写了做子女的孝敬父母，也写到父母爱护子女，教育子女，对其人格形成有积极影响的事例。如第三十九回“萧云仙救难明月岭，平少保奏凯青枫城”提到了萧云仙、萧昊轩父子，父亲萧昊轩一向主张“为人以忠孝为本”，他对云仙的教诲也是本着这样的原则。青枫城事件发生后，他叫云仙到面前吩咐道：“我听得平少保出师，现驻松潘，征剿生番。少保与我有旧，你今前往投军，说出我的名姓，少保若肯留在帐下效力，你也可以借此报效朝廷，正是男子汉发奋又为之时。”当云仙表示“父亲年老，儿子不敢远离膝下。”时，萧昊轩则认为为国效力才是真孝，“你若是借口不肯前去，便是贪图安逸，在家恋着妻子，乃是不孝之子。”，其后云仙尽忠获咎，病中的萧昊轩
用自己毕生的积蓄为儿子了结此事，在临终前还不忘叮嘱云仙毋忘“为人以忠孝为本”。受乃父教育的云仙也着实是一位孝子，父亲病重，他衣不解带，伏伺十余日；父亲逝世，他尽哀尽礼，自己叹息道：“人说‘塞翁失马，未知是福是祸’。前日要不为追赔，断断也不能回家，父亲送终的事，也再不能亲自办。可见这番回家，也不叫做不幸。”萧昊轩父子的形象显示了吴敬梓关于“父慈”和“子孝”双方面的理想，而父慈子孝的父子关系也是建构理想家庭的基础，是吴敬梓家庭情结的中心思想之一。另外，鲍文卿和鲍廷玺这对父子间的感情也为作者所赞扬，鲍文卿对鲍廷玺的疼爱比亲生儿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反过来，借杜少卿之口夸奖廷玺“梨园中的人却有思念父亲孝敬母亲的念，这就可敬的很了。”由此可见，再作者看来，理想的家庭关系不一定要靠血缘来维系，靠的是“父慈子孝”的道德规范的约束。
《儒林外史》是一部着力描写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作品，纵观全书，吴敬梓已然把是否尊崇“孝道”作为臧否人物的主要标准，无论是褒是贬，其中都寄寓着作者真挚的感情和鲜明的道德取向。把士子们对待父母与他们对待功名的态度，与他们的品行放在并列的位置来写，反映出吴敬梓对家庭的重视，他浓厚的家庭情结在这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四）兄友弟恭的理想及其破灭
从《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一直到《儒林外史》，我国大多数的古典长篇小说都选择以男性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在众多的男性人物居多的长篇小说中，《儒林外史》有着自己的一个显著特征：塑造了兄弟组合的群像，并把兄弟间的关系的描写作为反映士子人格和社会风气的主要渠道之一。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轴心和主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是其重要内容。作为五伦之一，兄弟关系缘于紧密的血缘纽带。《诗经·小雅·棠棣》中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便是借棠棣之花萼相依来比喻兄弟间的亲密关系。《仪礼·丧服传》则将兄弟喻为手足，即“昆弟四体也。”《颜氏家训》则认为兄弟是“分形连气之人”。商代实行的兄终弟及制度，则是这种紧密血缘关系的最好体现。在家庭中，兄弟虽为同辈关系，但出生时间兄先弟后的不同，导致了长幼有序。这种长幼次序原则被认为“如天之四时”，“自然不可易也”。因而，兄与弟的行为规范有着明显的差异。与长幼有序原则相对应，儒家认为和谐的兄弟关系应该时兄友弟悌。正如贾谊《道术》云：“兄敬爱弟谓之友，反友为虐，弟敬爱兄谓之悌，反悌为敖。”现实生活中的友悌是一种良性的兄弟关系，相反则是恶性的兄弟关系。“友”强调兄对弟的关爱，“悌”强调弟对兄的恭敬，即“为人兄者，宽裕以海；为人弟者，比顺以敬”。[5]这种兄弟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友爱关系。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兄弟群像栩栩如生的刻画和鞭辟入里的解剖中，透露出他对宗法社会的道德核心——孝悌观念的体察和反思。孝悌观念作为传统道德的核心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但是吴敬梓的经历却使他看清了孝悌观念掩饰下的宗法社会的真相。在《儒林外史》中，作者只写了少数几对兄友弟恭的理想人物，其中倪廷珠千里寻弟的事迹使全书较为感人的一笔，叙述倪廷珠因早年家贫被卖在“他州外府”，自己苦读而挣得秀才身份，二十余岁起就在各地坐馆游幕，直到五十岁时才得到巡抚姬大人的赏识，每年“束脩一千两银子”。近日跟随姬大人赴苏州履新之际，派人持着“红纸帖子”在南京水西门一带寻找乃弟廷玺，帖子上写道：水西门鲍文卿老爹家过继的儿子鲍廷玺，本名倪廷玺，乃父亲倪霜峰第六子，是我的同胞的兄弟。我叫倪廷珠。找着是我的兄弟，就同他到公馆里来相会。要紧！要紧！
帖子中透露出迫切寻找胞弟的深厚情谊。乃至兄弟相见之初，各自迸发出“你便是我六兄弟”、“你便是我大哥哥”的呼唤，继而又“抱头大哭”，“说着又哭，哭了又说”，饱含着无限辛酸，夹杂着由衷庆幸。尤其是廷珠对乃弟说，拟将“历年节省的几两银子，拿出来弄一所房子，将来把你嫂子也从京里接到南京来，和兄弟一家一计的过日子”，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正如天一夹评所云：“读之而不下泪者，木石也”。
作者在书中大力赞誉的一对“饱学之士”余特余持兄弟也是友悌兄弟的典型，余特余持的友悌行为是被放在五河县“礼仪廉耻一总都灭绝了”的恶俗环境中进行描写的。他们“守着祖宗的家训，闭户读书，不讲这些隔壁帐的势利”，显示出处污泥不染、不与世沉浮的高洁品性，以致吴敬梓由衷赞叹“余家弟兄两个，品行文章是从古没有的”。这从吴敬梓对他们的取名也可看出来，所谓“特”指特立独行，“持”指保持操守。[6]对他们的友悌除了总写两兄弟一床睡觉、相携赴席、共同寻地葬亲、节孝入祠外，还分写其友悌行为。余持之恪尽悌道在为兄长顶罪一事上得到充分展现。当余特到无为州抽丰筹钱葬亲牵连进一场私和人命的官司时，弟弟余持顶缸受罪，帮兄长度过难关。余特之“友”则主要体现在邀弟弟同赴徽州府学训导任，余持体谅他日用不足，不愿同去，他则说：“我们老弟兄相聚得一日是一日”，“只要弟兄两个多聚几时，那有饭吃没饭吃，也且再商量。”友爱心声，发自肺腑。余特余持的相互友爱、休戚与共，完全符合传统友悌特征。
虽然吴敬梓用饱含感情的笔墨去深情赞颂了那些“兄友弟恭”的真君子，然而再现实当中，作者看到的或者经历到的更多的是“兄弟参商”的现实，那些兄弟虐敖的行为，作者也给予了无情的贬斥和鞭挞。严贡生与严监生是同胞兄弟，“却在两个宅里住”，已经分炊，各自成家立业。他们二人之间毫无兄友弟恭的情谊，只有尔虞我诈的心机，大哥在时刻觊觎弟弟的家产，这无疑是作者切身感受的反映，在《儒林外史》中刻画这样一对形象，倾泻了他对手足相残的憎恶。严贡生初次返乡，刚卸下行李，弟妇命人捧着端盒、毡包过来拜送。至于弟弟的病和亡故的情况，他一句未问，“打开看了，见是两套簇新的衣服和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立刻“满心欢喜”；又细问浑家，知道“五个生狼一般的儿子”也得了些“别敬”，这些衣服是给自己的，方才“换了孝巾”出去，在弟弟灵前干“干号了几声”，丝毫不见手足之情、悲戚之感。而更交代“祖茔葬不得，要另寻地”，无异于把弟弟从家族中剔除了。第二次返乡更侵吞了二房财产，兄弟虐敖在这里已经到达了极致。
与二严兄弟有密切关系的另一对兄弟王德王仁也是作者用以揭露士林败类丝毫不讲同胞情谊的典型。
同时，吴氏也略写了其他兄弟的虐敖行为：匡叔逼匡太公搬房，以少凌长；施二因未中进士而归罪风水，强迁祖坟与兄长施御史反目等等，对这些不友不悌的兄弟，吴氏或冷嘲热讽、或直接予以指斥。
杜慎卿、杜少卿这对堂兄弟之间的关系，颇为耐人寻味。别的兄弟组合，无论关系好坏，总会碰面，而杜家两兄弟出场时间很长，活动范围也都在南京，可两人从未谋面，兄弟关系何以冷淡到如此地步？虽然作者没有明确的表示，但是其兄弟关系是否融洽，读者自可以窥见了。
身受儒家正统道德观约束的吴敬梓体认了传统兄弟伦理观念中的合理成分，对兄友弟恭的兄弟关系有着深深的向往，但现实中的吴敬梓却经历了“兄弟参商，宗族诟谇”，也正因为如此，他对兄弟伦理关系的思索也比他人更为深刻，对兄弟群体的描写无论意在褒贬，其中倾注的感情都尤其真挚。这样的写作倾向又是吴敬梓家庭情结在作品中又一个明显的流露。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实面前，作者也不得不承认理想“友悌”关系的幻灭，这又在一定程度上为《儒林外史》这样一部讽刺小说蒙上了悲剧色彩。
（五）进步的夫妻观及其表达
吴敬梓的家庭情结在《儒林外史》中的表现除了涉及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之外，还写到了家庭成员间的另外一种重要关系——夫妻关系。与之前的两部分的描写相比，这部分虽然着墨不多，却让我们看到吴敬梓的进步思想，使他摆脱了成为封建道德的传声筒的尴尬，真正地表达出自己对家庭的新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在民主思想深入人心的今天仍然能够引起读
者的共鸣。
被人看做是叠印着吴敬梓影子的人物杜少卿，是小说肯定的奇人。当季苇萧劝他另娶一位标致的佳人，好及时行乐，他表示反对，他对妻子的尊重，与风流好色的季苇萧、杜慎卿等形成了对比。书中其他正面形象如虞育德、庄绍光等虞没有纳妾。
封建伦理道德压抑人性，使夫妻关系也刻板、僵化，因而古典小说很少描写夫妻的日常生活、情感表现，刘备、诸葛亮、宋江均是如此。《儒林外史》却在杜少卿、庄绍光的家庭生活中，表现出人道主义思想，挑战了封建道德。
杜少卿尊重自我、爱护妻子，认为夫妻间应平等和谐，虽为才子，却不纵情声色，而且“唯妻命是从”。刚到南京，妻子提出要到外面看风景：
杜少卿道：“这个使得。”当下叫了几乘轿子，约姚奶奶做陪客，两三个家人婆娘都坐了轿子跟着……这一日杜少卿大醉了，竟携着娘子的手，出了园门，一手拿着金杯，大笑着，在清凉山岗子上走了一里多路。背后三四个妇女嘻嘻笑笑跟着，两边的人看得目眩神摇，不敢仰视。
作者对杜少卿持赞许态度，表明女人与男人应有同等的地位，同样的生活，她们不是附属品，这种夫妻关系才是真实的、人道的。爱护、陪伴妻子，成了他不入仕途的重要原因，一个在别人眼中“三十多岁的老嫂子”，在他眼中却是“姣且好也”，既不歧视，也不居高临下，反而细心呵护，敬重有加，杜少卿确实知情重义的好丈夫。[7]
贤人庄绍光与杜少卿一样看到世风颓败，官场污浊，他拒绝了朝廷的征辟，也不喜欢与官绅打交道，连夜与娘子搬到皇帝所赐的玄武湖居住，夫妻每日凭栏看水，和谐融洽：闲着无事，又斟酌一樽酒，把杜少卿作的《诗说》，叫娘子坐在旁边，念与她听。念到有趣时，吃一大杯，彼此大笑。庄征君在湖中着实自在。
这种情投意合、远离世俗的夫妻生活，是以往古典小说里很难看到的。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到，作者大力颂扬的真儒明贤无不在对待夫妻关系的问题上表现出民主、进步的倾向，这一点在讲求三纲五常的封建时代显的尤为珍贵。
（六）乌衣世家子弟的家族情结
虽然吴敬梓的家族到了他父亲这一代就已经没落了，吴敬梓本人又遭受了家变的打击，但这些并没有影响作者作为乌衣世家子弟的自豪感，在《儒林外史》一书中，作者通过有关人物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一种作为世家子弟的优越感。作者通过有关人物毫不掩饰自己乌衣世家的优越感。郭铁笔夸赞杜府“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门生故吏,天下都散满了。督府司道,在外头做,不计其数。就是管家们出去,也是个七品散官”(三十回) 。杜慎卿对鲍廷玺说:“我家共七大房,这做礼部尚书的太老爷是我五房的,七房的太老爷是中过状元的,后来一位大老爷,做江西赣州府知府。”(三十一回)有学者指出虞华轩的心态实际上就是作者心态的真实投影 ,而作者是这么介绍虞华轩的家世的:“他曾祖是尚书,祖是翰林,父是太守,真正是个大家。”自豪之情,油然纸上。
但是,乌衣世家毕竟没落了,所以作者对乌衣世家的旧人旧物倾注了特别的感情。杜慎卿告诉鲍廷玺:“我这兄弟有个毛病: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三十一回)杜少卿善待韦四太爷就是因为韦四太爷“同他家做赣州府太老爷自小同学拜盟”。当韦四太爷的拜盟兄弟庄耀江对杜少卿说起“尊大人少时,无人不敬仰是当代第一位贤公子”时,杜少卿对这位表叔油然添了几分敬意。娄太爷是他父亲的管家,“真可谓古之君子了”(三十一回) ;他便把生病的娄太爷养在家里当作祖宗看待,一早一晚服侍,娄太爷死后又以晚辈之礼加以安葬。就连他做大老官也体现了这种心理:他认为黄大的房子是自己父亲在世时给买的所以修房子的钱理该由他出;他送张俊民的儿子冒籍参加考试是觉得“这凤阳府的考棚是我家先太爷出钱盖的”自己“要送个人去考谁敢不依”(三十二回) 。
作者对世家旧物的描写是充满着自豪感的。娄府书房之雅致,焚香之讲究,竟让“鲁编修觉飘飘然有凌云之思”。虞家曾祖尚书公所得武英殿御赐料丝灯六十余年犹然崭新,余大先生赞叹不已:“故家乔木,果然不差,我县里没有第二副。”国公府的瞻园更见气派:“这亭子却是先国公在世时造的,全是白铜铸成,内中烧了煤火,所以这般温暖。外边怎么有这样的所在! ”“那几百树梅花都悬了羊角灯,磊磊落落,点将起来,就如千盏明珠,高下照耀,越掩映着那梅花枝干横斜可爱! ”(五十三回)杜家花园一望无际,更见大家气派:“那花园一进朝东的三间,左边一个楼,殿元公的赐书楼,楼前一个大院落,一座牡丹台,一座芍药台。两树极大的桂花,正开的好。合面又是三间敞榭,横头朝南三间书房后,一个大荷花池。池上搭了一条桥。过去又是三间密屋,乃杜少卿自己读书之处。”(三十一回)世家子弟的优越情感受到了来自现实的刺激,作者的切肤之痛体现为对功名富贵场中的“爆发户”的极度蔑视极度鄙薄。这种心态体现为杜少卿的“又有一个毛病:不喜欢人在他跟前说人做官说人有钱”(三十一回) 。汪盐商请杜少卿陪县主,杜少卿一口回绝:“你要做这样热闹事,不会请县里爆发的举人、进士陪,我那得工夫替人陪官?”“不要说先曾祖、先祖,就是先君在日,这样知县不知见过多少。”“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况我家今日请客,煨的有七斤重的老鸭,寻出来的九年半的陈酒。汪家没有这样好东西吃。”(三十一回)由此足见杜少卿世家子弟的优越感以及对爆发户的鄙薄之情。作者还通过扬州名士表达了自己对商人的看法。辛东之、金寓刘对扬州呆子极尽鄙薄之能事,季苇萧扬州六精的高论更见刻薄:“他轿里坐的是债精,抬轿的是牛精,跟轿的是屁精,看门的是谎精,家里藏着的是妖精,这是五精了。而今时作,这些盐商头上戴的是方巾,中间定是一个水晶桔子。”(二十八回)“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 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来叫我写起字来”季遐年这么大骂施御史的孙子,其所体现出来的狂狷态度恐怕就是作者自己的真实心态。[8]
当然在对世家子弟的描写，作者也有客观的批评，如写到“已故中堂之子，现任通政之弟的娄三、娄四公子，他们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一肚子牢骚不平”转而想效仿信陵君养士以图青史留名，他们的求士态度颇有“周公吐脯”的风范，其意不可谓不诚。但作者偏偏让他们遇到的竟是杨执中、权无用、张铁臂之类的骗子无赖，上演了“名士大宴莺脰湖，侠客虚设人头会”的闹剧，最后二娄“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自此闭门整理家务”。虽然作者对他们的行为有所批评和讽刺，但这种讽刺与讽刺那些儒林败类和斗方名士时的辛辣明显不同，在这里作者对二娄的遭遇和娄府的没落带有惋惜和同情，也从一个侧面曲折地反映了作者对豪门望族的眷恋之情，与其乌衣世家子弟的自豪感相辅相成。
以高超的讽刺艺术著称于世的古典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其讽刺不仅止于士林，更深入到士子们的家庭生活，通过他们的家庭成员关系的处理来反映问题，士林人物的家庭观观成为作者用以反映士林人物心灵的一面镜子，是任务灵魂高尚与否的标准。这样的写法与《儒林外史》之前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男性中心小说较为单纯地描写军阀混乱或农民起义相比是一种很大的突破。这样的突破首先出现在吴敬梓笔下归因于作者独特的身世背景和人生经历，也得益于儒家正统思想及魏晋风度等思潮的影响，这两方面的作用使吴敬梓形成了浓厚的家庭情结，这种家庭情结的主要内容就是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温馨和睦的理想家庭的向往，在《儒林外史》中，更通过对科场中人不孝不悌的丑恶面目穷形尽相的揭露和鞭挞来表达作者的爱之深与恨之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吴敬梓的家庭情结之深厚。另外，文中还通过一些理想人物对待夫妻关系的态度，表明了作者进步的夫妻观。主要的表达使吴敬梓的家庭观念冲破了封建道德的束缚，对作家的个人身份以及他所处的时代都是一种超越。这种家庭情结在《儒林外史》一书中的流露是广泛的，作者从小家庭成员间的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夫妻关系写到封建家族之间的族兄弟关系、姻亲关系等等，为我们
全面地展示了封建时代文人们的生活状态，并由此旁及了许多世情世相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儒林士人的精神世界，无论褒扬或者贬斥都蕴含了作者深沉而真挚的感情。研究吴敬梓的家庭情结，使我们看到了“无一贬词”的冷静叙述背后的，饱含着感情的、有血有肉的吴敬梓，了解到他那不同于普通封建文人的家庭观、社会观和人生观，他的思想中的民主和进步倾向。而《儒林外史》这部奇书也正因为这样的家庭情结的融入而成为一部真正的“世情书”，拥有了讽刺之外的更多情感内涵，成就了它情理交织的、恒久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2]朱一玄.儒林外史研究资料汇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3]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吴敬梓身世三考》陈美林
[4]陈美林. 隆礼与崇孝——四论魏晋风尚对吴敬梓的影响[J]文学遗产,2003(04).
[5]陈美林. “兄友弟恭”的理想与“兄弟参商”的现实——《儒林外史》兄弟群像所体
现的士人性格与命运[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4,(02)
[6] 陈美林.《儒林外史》人物论[M].北京:中华书局,1998.
[7]王菊艳.试论《儒林外史》进步的妇女观[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05).
[8] 郑红翠, 吴光正. 《儒林外史》的末世情怀与自况情结[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5,(02)
The brotherly harmony, the proper family relationships ideal and vanishes the
-- brief analysis "The Scholars" family complex
【Abstract】："Scholars" as a classic novel,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contemporary works is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which reflects the author's strong family feeling. From writer Wu Jingzi personal family background and special start with background experience, through the Confucian ideology of "Xiaoti" concept of the Wei, Jin and his demeanor on the impact of family feeling to find the causes. The full text of the "Scholar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ther and son, brother, husband and wife and other family members of the interpretations, including that of Wu Jingzi "Fucizixiao, Xiongyoudigong" family ideals and progress of the husband and wife . It is home to clean the author in his book with a lot of ink to write the literati of family life, "Scholars" to reflect the social life of more extensive and in-depth, and to work more profound emotional connotations.
【Key word】：Wu Jingzi "The Scholars" the filial piety family is ideal